院里一个公费出国的名额给了范晓敏，这不是院领导定下来的，也不是我能够改变的，我给她多少分，那名额都是她的。老师们给了高分，院领导的工作就好做一点；给了低分，他们就有点难堪。但怎么难堪，也不会改变最后的结果。我忽然想起那麓城几个重点中学的校长有权力推荐几个学生直升清华北大，这实在是一件无法叫人放心的事情，无法放心。唉，既然不能改变最后的结果，我又何必让金书记他们难堪呢？跟领导过不去，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这个道理傻瓜都懂。
我捏着笔在那份试卷上转来转去，像一只苍鹰在草原上空反复盘旋。我在虚空中画出了好几个不同的分数，最终觉得落下去还是太沉重，就把笔扔下了。说起来吧，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总不能说学历史就是为了让学生知道几个历史典故吧！可如果当老师的当领导的都把事情这么做起来，要学生怎么去有正确的价值观？他们傻吗？没眼睛没头脑，不会看不会想吗？这样想着，我觉得自己很失败，心里像被一只无形的拳头猛击了一下。赵平平在床上催我睡觉，我躺下去，忍不住把事情告诉了她。
赵平平说：“这样的事你还拿来折磨自己，那不是发癫？当然听领导的吧！”我说：“那我还听不听圣人的呢？”她说：“圣人给你发工资评职称，你就听他们的。”我说：“你这么功利，那我也讲点功利。范晓敏的状态谁都知道。现在的学生可精呢，眼睛都睁得圆溜溜的。让她补了平时成绩，我已经甩了自己一个耳光，难道我再甩自己一个更大的耳光吗？我自己都听到了那啪的一响了，我也怕痛呢。不要说学生看我是伪君子，我自己看自己都是伪君子。我心里真的承受不了呢，凭什么要我为了别人的乌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她说：“别的老师也承受了，偏你就不能承受？”
她这样一说，我的心理压力又小了一些，说：“那我猜想别的老师不见得个个都给了她高分。”她说：“人家评了教授副教授了，承受能力也强点吧。”这让我想起蒙天舒关于评职称的那些话，觉得这个脸是丢定了。不但脸丢定了，这一年的课也白上了，谁还会相信聂老师慷慨激昂地说的那些话？那些话真的是真话，可这事情也真的是事情，怎么才捏到一起？唉，知行合一，合不拢啊。
我又想起公费这件事，说：“平平你看你为了一个小学老师的编制，奋斗了七八年还没解决，可人家天上的馅饼都要不偏不倚砸在她怀里，这公平吗？对那些成绩更好的同学也不公平。要她是自费，我给她打一百分，毫不犹豫！”赵平平说：“我不能跟别人拼爹，我就认了。公平不是我想要就要得到的，我也认了。我不认我还活不活？拿头去撞墙？捡石头砸天？我不想惹自己生气。”又说，“我唯一担心的是，照现在的形势，我的安安都不知道前景在哪里啊，她有爹可拼？”我说：“我的女儿还要拼爹？她将来肯定是最优秀的。”她说：“你不优秀吗？不努力吗？你不像姓范的有爹可拼，又不像姓蒙的有导师可拼，还不是这个样子？难道安安将来读了一个博士，再读一个天士？人家还是个女孩子呢！”
这话甩在地上叮叮当当地响，让我心里发虚。我说：“一代肯定胜过一代的。”觉得自己的话像踩在棉花上说的。赵平平说：“你就骗自己吧，”她把安安的脸拨过来让我看，“骗到最后，都是骗了她。”看着女儿的脸，我觉得心里简直就要发疯，想象着自己手执一把砍刀行走在深山之中，见着什么就一路砍过去，为的是开辟一条生存的道路。我感受到了心中的那匹饥饿的狼，它龇着牙以那种不顾一切的姿态向前冲去。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必须用绳子套住它，否则它就要吃人了。我想到了那些贪官，这是我最痛恨的，可现在也有了一点理解，至少我知道了他们心中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第二天上午，我坐在书桌前把那份试卷又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想找出一个给高分的理由。看来看去自己的头脑也乱了，不知道上面写了些什么。最后我不再看试卷，反正给多少分跟试卷已经没有什么关系。我开始写了个八十分，涂掉，改成九十，又涂掉，最后给了八十六分，在改动的分数旁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个分数没有给其他同学很大的伤害，也不至于让他们来戳我的背脊。金书记他们不会满意，可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我发信息把这个结果告诉了金书记，说明已经是照顾了，不能给一个超高的分数，那样会引起学生议论，对我不利，对院里也不利，万一有同学在网上发帖子怎么办？我等着金书记的回信，到了下午也没有回。我不知道他是接受了呢，还是很不高兴？这让我非常不安。想想这件事真的做得窝囊，金书记不高兴，蒙天舒不高兴，范晓敏不高兴，连我自己也不高兴。还算对得起那些学生，可是他们谁也不知道。也说不定还有学生看了这个分数会在心中看轻了我，范晓敏平时成绩没有的，怎么忽然又有了？她一个学期没上几次课怎么还考了个中上成绩？既然如此，还不如讨好一头，当然是强势那一头，学生算个啥？难道谁傻些，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可真的把范晓敏的成绩提到最前面去吧，我实在又做不出，那我以后就不要再说那些圣人之言了，说了也是个让学生在心中鄙夷的笑话。我去了学校想找金书记解释一下，我不说公平，说公平等于在骂领导，难道他就不想给学生一个公平？我置领导于何地？不说公平我说自己怕学生骂总可以吧，说不要刺激那几个成绩最好的学生给校长信箱写信，那也可以吧？这也是为领导着想呢！唉，我心里想的是公平，可是我就是不能说。走到他办公室门口，我伸手去敲门，犹豫着又缩了回来，一狠心就走开了，去教务办把成绩登记表交给了小陈。
34
学校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开始，我申报了副教授。在全院大会上龚院长说，历史学院今年只有一个副教授名额。我心里盘算一下，觉得大概是轮不到自己的。过几天龚院长又说，他到人事处反复要求，又增添了一个名额。这样我就填表报了，反正也不抱多大希望。
填了表看看自己的材料也还可以，博士论文赶在暑假前出版了，这就有了一本著作，上半年申报了一个教育厅的课题，虽然没有资助，是自筹经费，那也算一个省级课题。论文有《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那一篇，加上读博时发表的那几篇，也还拿得出手。交材料的时候，我在小陈那里看到前面已经有两个人交了，就问她今年有几个人报副高？她说三个。我说：“看一下他们的材料啊！”就从牛皮纸的文件袋中把材料抽出来看了，觉得自己的材料比别人也不差，就萌生了一点希望，像初春树枝上的一丝嫩芽。
材料交上去了，刘教授提醒我说：“你得打听一下哪些人是评委，要拜托一下，投票前的评议，没有几个人帮你说话，形不成氛围和共识，那是不行的。”我说：“我到哪里去打听？人事处的人会告诉我吗？”他说：“要打听总是打听得到的。”我说：“打听到了对我也没有用，难道我提一网兜水果去评委家敲门？”他说：“现在谁还要水果哦！”我说：“那送点什么好呢？”他说：“送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水果。”我说：“那就更没有用了，我总不能提着烟酒去敲门吧，更不能怀揣信封去吧。这事我也听说过，没想过会轮到我自己。”他笑了说：“跟我一样倔。别人做了什么，我觉得也没什么，要我自己做，我就趴下了。我这个教授当年是报了五年才报成的。难道你也准备个几年抗战，让评委觉得再不评都对不起你了，太委屈你了，放你过去？”我也笑了说：“到了那一天，这就是我最大的优势。”
十月底结果出来了，我没有评上，这是早就预料到的结果。我以为自己会很平静，得到一个预想的结果，有什么可沮丧的呢？可真正有了结果，心里还是非常难受，有一种嫩芽被一只陌生而粗暴的手摘掉的感觉，痛。我似乎这才明白了自己，心里是多么希望有一个意外之喜啊！说旷达吧，写在书上是多么豪迈，现实中的展开又是多么艰难。
我想有一个意外之喜，也不是凭空的念想。上报的三个人之中，我的材料跟向老师差不多，可比杨老师还是明显好些。杨老师是龚院长的弟子，龚院长去人事处争来一个名额，就是为他争的。这我知道，可学校评委有十多个人，我抱有幻想，就是希望他们看着材料投票。这样的奇迹没有出现，这让我体会到，刘教授说评议时能有人说话，是多么重要。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材料占有明显的优势，甚至绝对的优势，才会有点希望。忽然又觉得高校还是个好地方，无论如何，材料还是绕不过去的。怎么说也有一个东西摆在那里，硬邦邦的几条。如果在机关，没有几个硬指标，好坏都在别人嘴上，那我就更没有戏了。
虽然早就跟赵平平吹过风了，当我真正把这个结果告诉她时，心里还是很内疚的。我跟她说的时候脸上挤出几丝笑意，似乎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她一边哄孩子，一边似听非听地听着，说：“跟不跟我讲没有关系，我也没有什么想法了。我的想法就是安安，你跟她讲清楚就好了。”我脸上那几丝笑瞬间就变成了哭，嘴里“嘿嘿”地敷衍着，感觉着自己脸上的表情很怪异，也不知这是笑呢还是哭。
幸好到年底学校涨工资了。卢校长说向年轻老师倾斜，我们增加的数额跟教授差不多。这样我对卢校长有了好感。我对赵平平说：“你看看工资卡上是不是有多的钱进来了，应该多了有那么多呢。”她说：“就算真的有那么多，那是很多吗？当然买纸尿裤还是够了。”我说：“这是国家政策向知识分子倾斜，懂吗？知识分子，懂吗？”她说：“有那么得意吗？又不是你一个人涨了。”又说，“这年头知识要变现，那才叫知识。一堆观念装在竹篾箩筐里，烧火都煮不熟一餐饭。”我摇头说：“天哪，这是一个文科大学生说的话呢。”她说：“我的话是接地气的，悬着，浮着，飘着，飞着，抵不上一罐惠氏奶粉。”又抱着安安，“是吧，是吧？”一根指头在她脸上摸了一下。安安甜甜地笑了，赵平平说：“你看她都说是的。”
接下来一年，我把职称当作核心目标来追求。像我这样的人，材料跟别人差不多，那肯定是没有戏的，一定要强，明显地强，那才有可能。我想让材料强些，是不想求人。千方百计地搞到评委名单，然后上门去拜托，搞得跟江湖似的，那不是我愿意做的事情。大学也江湖了，那还叫大学吗？
可是我想把材料搞得丰富一点，这本身又是一件要求人的事。评个课题，没人为你说话，那就评不上；发篇论文，没人为你操心，那也发不出。可是别人凭什么要为你说话，为你操心？面对这样的局面，我真的有些灰心了。可想起蒙天舒，我就不能灰心。他几乎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了，再过两年就要评教授了，而我呢？我呢？想起安安，我也不能灰心。眼前这条路，就是展现在我眼前唯一可走的路，不然就无路可走了，那怎么对得起她？我是个男人，我躲到哪里去？无处可躲。这唯一的道路，再多荆棘，再怎么陡峭，那也得往上爬啊！我感到了心酸，委屈，可这心酸委屈只能细细嚼碎了，用力咽到肚子里去，连赵平平也不能说。一个男人，向自己的女人倾诉委屈，那就太可悲了。
我把博士论文反复看了，在其中又挖出一个题目。本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一点修补拿去发表，忽然又觉得思维大有进展，干脆就重写了，反复打磨，打印出来觉得赏心悦目，就投到上海一家一级刊物去了。没有多久就收到了编辑回信，说论文很好，可他们刊物一般只发有高级职称的人的文章，刊物到年终要统计的。总之是发表不了。说起来编辑也算负责任，居然回了一封信，还这么快。平时都是等三个月，没有消息就自行处理的。我想着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没有一级刊物的文章，学校不给评高级职称；可没有高级职称，一级刊物不发你的文章。这要到哪里去讲道理？不知道。
我又把文章寄给了《探讨月刊》。这刊物本来是我看不上的，每期发一百多篇文章，目录都是几页，收几千一篇的版面费。可它是C刊，只有发表在C刊上的文章，学院才在年终时算作成果统计。编辑很快就打了电话来，说文章很好，马上可以发表，但要收八千的版面费。见我犹豫了，又说，“版面费你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回来，你在别的刊物发文章，只要摘引了《探讨月刊》的论文，就奖一千块钱一条。摘引率是我们的生命线。”我说：“问题是要把你们文章的段落插到我的文章中去，不一定能够插得进呢。”他说：“所以你要动脑筋。”又说，“还告诉你一个办法。实在插不进去，在注释里写上就行了。”我说：“那不是个空城计？”他说：“统计摘引率的人只看注释，不会翻到论文里去核对的。你放心！”我说：“好，好的。”过几天他又来电话催我交版面费，我说：“好，好的。”他说：“要快点，我们的版面很紧张呢，等着评职称的人很多。”我说：“好，好的。”觉得没交那几千块钱，有点对不起他。他催了几次，就不再来电话，我如释重负。
尽管有点舍不得，无奈之中我把文章送到学报毕老师那里去了。过几天他告诉我，考虑发表，但是要等，教授的文章还在那里排着长队。我恳求他在八月份的第四期之前发出来，不然就赶不上评职称了。他说尽量争取。我读博士的时候发表文章还没有这么艰难，才三四年，形势就大变了。
文章在第三期就发表了。我想着怎么感谢毕老师才好，赵平平说：“他抽烟吗？”我说：“好像是抽的。”她说：“那就送烟，送烟是最好的。”我说：“那太俗了吧？”她说：“你不俗你买套四库全书送给他，看你买得起不？看他一辈子又会翻那么一次不？人家往哪里放啊！”我想想也是，世上的事哪有那么优雅？就买了两条烟送给他。这是事后的感谢，真心的，没有交易在里面，我心里没有纠结。送去时毕老师对面的办公桌还有一个人。我接过毕老师给我的几本学报，在桌子下打开装烟的塑料袋示意了一下。他瞟了一眼，仍然跟我说话。他没有拒绝，我安心了，心中很感激。
出来了我忽然意识到，这虽然是事后的感谢，也是真心的，可还是不能说真的就那么纯粹，有点为下次发表文章埋下伏笔的意味在里面。幸亏我开始没有这么想，不然哪有勇气提着塑料袋走进那扇门。一个人吧，有时候也得把心里的想法对自己也掩盖起来，然后才能像个君子那样，平静地走到别人跟前去。
九月份开学，蒙天舒对我说：“致远你不错啊，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了。”我没听懂，追问之下才知道是说学报那篇文章。这真的是意外之喜，等于是发表了一篇一级刊物文章。毕老师打电话过来，连声说“谢谢”，说：“聂教授以后还有什么好文章，一定要支持我的工作，优先考虑本校的学报！”我把转载的文章找来看了，对远在千里之外那个不知名的编辑充满感激，对学术也多了一点亲近感。成长如此艰难，几乎寸步难行，我总算又迈出了一步。
出版的那本博士论文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像泥牛入海。我送给院资料室两本，校图书馆教师阅览室两本。送的时候动了一点心思，前面两页叠起一角折了印记，如果有人读了，肯定就会把折着的一角展开，至少会把重叠的折印分开。过了几个月，我去校图书馆找到那两本书，折印没有人动过，心中一冷。再到院资料室看了，也是如此，心中就更冷了。这书本院本校都没有人看，我还能指望远方不知道的什么角落有人看吗？没有人看，那出版了又有什么意义？难道真的就是为了报职称填表时那一栏不要空着？以前总觉得自己的委屈总有一天能够在学术上得到舒解，又怎么舒解？这让我心中有了太大的疑惑。花几年时间写了这本书，又花三万元出版了，竟是这个命运，那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赵平平说，这一切都是稻粮谋，用时下的话说，是混碗饭吃，其他幻想不能有。这个结论我不愿承认，可也无法反驳。
35
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为评副教授做准备。说起来吧，这也只是指甲那么大的一件事。好几次我剪指甲的时候，看着剪下来的指甲一弹一飞，就不见了，想着，就这么一丁点大的事。可是，这么一丁点，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前进方向了。不从这个方向前进，又能从哪里前进呢？有时觉得，男人的事业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父母望子成龙又是一个多么迫切的愿望，努力二十年，真的到了跟前，就是这么一丁点。
一丁点是一丁点，可还真不能小看了它。小看了它，不拼命努力，那就没有。努力又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我努力了一年，进展也就那么一小步，发表了两篇文章。想申请一个层次高点的课题，不可能；获个奖，更不可能；找个好点的刊物发表文章，那就跟中彩差不多，难难难。学术是年轻人进步的阶梯，可学术资源已经被各个圈子中的大腕们所垄断，像我这样的人想往中心突进，难难难。要突进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那得去跟掌握资源的人套近乎，这对我来说更是难难难。唯一容易一点的就是出书，可那是要钱的事啊。几万块钱出本书，对我来说还是难难难。
这些事对我难，对有些人不难，比如蒙天舒。蒙天舒是那种有人罩着的人，那就是他的导师童校长。童校长全面安排他的前程，发表文章，申报项目，评各种奖项，以至安排位子等等，都帮得上忙。童校长是副校长，活动能力超强，手里资源多。可资源再多也是有限的，不可能把每个弟子都照应到。能够得到全面安排的，那大概就是他选定的接班人了。校长有一天要下台的，要退休的，到那天就要靠接班人来贯彻自己的意志，安排自己的方方面面。不考虑这件事，退休了就彻底出局了。一个人参与了一辈子，参与已经成为本能，忽然就无处参与，这个世界不需要自己了，那是怎样一种心情？心灵无处寄托，自尊也无处安放，难道真的要他去寄情山水？
传说邓副校长是个老实人，在位时没有安排接班人，退休了就真的退休了，到处都插不进去。给自己找了件事做，就是参加退休职工的门球队。可他打得不那么好，比赛时哪边都不想要他。有次他加入的那一队因他发挥不好输了，球友生气说：“这么近都打不进去，蠢得死！以前当校长是怎么当的？”以后他连门球也不打了，整天在家看电视剧，身体很快就垮了。
对童校长来说，接班人是提前十几年就要考虑的事情。有迹象表明，蒙天舒就是他选定的接班人了。也许只是其中之一，童校长还在观察，可蒙天舒成为最重要的人选的迹象是越来越明显了。有传言说，十年后历史学院是蒙天舒当家。我看童校长志不止此。历史学院将来由他的弟子当家，这没有什么悬念；其中还有人去学校职能部门主政，这也没有什么悬念。唯一有悬念的是，会不会有人去校一级的岗位。他的弟子之间也有竞争，有没有人胜出，谁能胜出，现在还看不出来。龚院长呢，他手中的资源就有限了，也许能把弟子推上副教授的位子，就是他能力的极限。省里评奖，他自己还不一定能走在前列，更谈不上照应弟子。
像我这种样，没人照应的，导师就是个普通教授，在圈子里话语权有限，自身发篇权威刊物文章都千难万难，怎还能照应弟子？张维曾问我，是否考虑去北京或者什么地方，找个有资源的导师读个博士后，不为别的，就为前程有人托起。再怎么样，至少也可以在名刊发表几篇论文。这事我跟赵平平说过，她马上就同意了，说：“你又算不上学霸，这年头你靠自己的力量怎么挣扎得出来？父母没办法选择，拼不了爹，那是命，导师也没有办法选择吗？爹拼不了，导师还可以拼命拼一拼啊！”我说：“动机严重不纯，怎么好意思？”她说：“你就不会说崇拜他的学问？人家学问本来就比你好。”又说，“要么你就近水楼台跟童校长读得了。”我说：“我才不会去做蒙天舒的师弟呢。”她说：“人家原来是当老师的，学生进步快，当博导了，他去考学生的博士都有，你的脸皮不要那么薄。”我说：“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实在是太差了。”她说：“那你就这样待着吧。”也不再劝我。这让我对她有了感激，她对我还是有理解有宽容的。又想起宝钗和湘云劝宝玉往仕途经济的路上走，宝玉说这是“混账话”，今天赵平平拿这些话来劝我，我并没觉得有那么“混账”，还很有道理。自己还没有宝玉那么潇洒呢。
真的就这么待着，那是不行的，这不是潇洒。我还得通过自己的努力进步。说是为了钱多一点，改善家里的生活吧，那也是的，更重要的那是为了自尊。一个男人，自尊就是他的命。自尊不能说要自尊就有自尊了，那得靠实际的东西撑着。蒙天舒副教授已经评了三年，按程序要五年才能报正教授，可他今年都放出口风要破格报正教授了。同班同学，又在一个单位，职称差一级已经非常难堪，如果差两级，那真的让我要把头往尿桶里扎了。班上的老同学会怎么想？当年你聂致远的成绩不是比蒙天舒好一大截吗，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万一有人发起同学聚会，那我怎么前去？这样想着，我都要惊出一身汗来。
人事处今年给我院下的指标是正副教授各一人。院里有四个年轻老师申报副教授，形势很严峻。我把另外几个老师的科研成果在心里仔细衡量了，自己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看来我出点成果不容易，别人也不容易。另外两个男老师，小蒋和小彭，今年应该是来挂个号的，属打酱油的性质。真正来跟我竞争的，那就是古代史教研室的汪燕燕。要说成果吧，我也不担心，她差得远，太远。汪燕燕比我早进来一年，这几年她生孩子带孩子去了，成果很少。可她是童校长的弟子，蒙天舒的师妹，有了这层关系，我就不能不担心。
说起来吧，材料摆在那里，白纸黑字，评委总不会睁着眼睛说瞎话吧？可发生过的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事还少吗？真到了利益面前，那真正起作用的就不是材料了。范晓敏怎么公派出的国？蒙天舒又怎么评的优博？背景是清清楚楚摆在那里的，有眼的人都看得到。可是再担心我也没有办法，童校长如果一定要顶汪燕燕，他不参加评审也能够找到代言人，可又有谁会为我代言呢？没人代言就只能寄希望于公正了，学校十几个评委，难道都会昧了良心说话吗？我没有办法，只能一赌。其实也不是赌，是听天由命罢了。
谁知汪燕燕晚上给我打电话来了，问我说话方便不？妻子在家不？我说方便，妻子在另一间房。她说：“聂博，今天是请你帮个忙来了，我想你人这么好，会答应我的啦。”我说：“一个院的老师，能帮的忙一定帮。”她说：“知道你是这么仗义的人，有男人的豪爽，历史学院有这种仗义和豪爽的人不多啦。”
这话听着，我觉得自己是江湖上的一个什么人物。她告诉我说，人事处正在草拟一份文件，从明年起，评职称就要几个硬条件了，比如一级刊物的文章。她说：“这么高的条件，我怎么能达到？对你来说那是一碟豆腐，豆腐一碟，我们女人，家庭拖累，怎么跟你们男人比，就更不能跟你比了，历史学院有几个能跟你比？你是历史学院的后起之秀，才华横溢，人杰地灵，鹤立鸡群。”我说：“那你有什么想法呢？”她说：“我的想法就是今年能评上就好了。”我说：“那你评啊！”心想难道她想要我退出？那不可能吧？她说：“你知道啦，只有一个名额。”我说：“那你有什么想法呢？”她说：“我的想法你也知道啦。”难道她真的那么想？那不可能吧！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她说：“真的不知道？那不可能吧！”我还是有点疑惑，她真那么想，不可能吧！
汪燕燕绕着弯把意思表达了，真的就是那个意思。我说：“燕燕，我知道你不容易，可别人也不容易呢！男人还要点脸做人呢！”她说：“你吃亏就吃一年，明年是铁定的。我吃亏就吃一辈子了。我评了这个职称，以后就再不想了。你帮我一次，我一辈子都感谢你的，一辈子！”我真的非常愤怒，要别人帮忙，有这样要的吗？我说：“我不像你，有人帮的。”她马上说：“你是人呀！”我笑了说：“哦哦，我是人，我知道了，我是个人。”她也笑了说：“我的意思是，你是能帮我的那个人。”我说：“你要你导师去人事处多要一个名额就行了。”她说：“我也不想要童老板为难的！这么多校领导，开饭都要开两桌，都去要一个名额，那就玩不下去了。”看来她还不是童校长铁定要罩着的人。她说个没完没了，有点纠缠的意味了。我干脆说：“别的忙我可以帮，这个忙我帮不了，我老婆会骂我呢！你要你老板帮得了。”就把电话挂了。
我刚把手机放进口袋里，汪燕燕电话又来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她说：“致远吔，人家是个女生呢，你这个豪情万丈的男人，又这么仗义，有口皆碑，你就不能帮助一个女生一次吗？人家会铭记在心，感恩终生呢。”这声音嗲嗲的，不是她平时说话的风格。我说：“燕燕，我老婆也是个女生，我女儿也是个女生，我帮了你，我怎么帮她们呢？”她说：“致远吔，孔老夫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你是君子，要成人之美呢。”我说：“找个别的事成行不行呢？我成了你，我老婆会骂我呢。”她说：“致远吔，你那么听你老婆的话吗？你就不会说自己没评上？”我已经极端愤怒，天下竟有人敢对别人提这样的要求！面对这么自我的人，我忽然有了勇气，根本不必跟她讲客气。我说：“这个不行，不行，不行。”就挂了电话。再打过来，不接；发信，不回，我做好人可以，但是不能做傻瓜啊！
那几天汪燕燕不断给我打电话，发信息。出于礼貌，十次来电我接一次，十条信息我回一条。这样过了几天，突然就安静了。这安静让我很不适应，也很不踏实。这天下午我在学院门口碰见小蒋，他正从外面进来，说：“致远，下课了？”我说：“刚下课。”我觉得奇怪，他怎么会知道我今天下午有课？他说：“吃饭没有？去学生食堂吃个饭去！”
这个邀请有点意外，我感到他是特意在这里等我的，有话要说。难道又来一个要我退让的？我们往食堂走，他说：“你要小心汪燕燕，她在外面说你呢。”我说：“我这个人还有什么好给别人说的吗？再说也不值得让人说啊！”他说：“她说得很难听呢。”我说：“我这样的人还有人来咬？那她也要能找到下口的地方吧！”就把前几天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我们在球场边停下，看学生踢球。小蒋说：“一个人自恋吧，可以理解，可像她这样自恋那就不可理解了。”又说，“她说你搞的那些学术那叫什么学术？垃圾！是她说的。说你的学术相当于一个中等水平的本科生，是她说的。还说都是花钱买来的，是她说的。”我说：“我不花钱出版社会给我出书吗？她的博士论文不也出了书吗？没花钱？”小蒋说：“她真的没花几个钱，她那本书没有正式书号，套用了北岳文艺出版社的书号，自己印刷的，可能就印了几十本评职称用。你出书花了三四万吧，她应该就是三四千。”我吃一惊说：“还有这样的事？这样的人怎么还有勇气在外面咬我？”
我们去食堂，小蒋帮我刷卡打了饭菜。吃着饭小蒋说：“告诉你这些事，我也有点小自私在里面。我就希望致远你今年评上，我这号的，明年才有一点空间。明年几条几条硬指标下来了，硬碰硬，汪燕燕她碰得过谁？今年把你留下，她上去了，那我这号没什么出息的，明年还不能有想法。”他建议我给学校写封信，把汪燕燕的著作是非正式出版物的事情反映上去。我说：“那不好吧？”又说，“万一是正式出版的呢？”他说：“这个你不要担心，绝对可靠。”我说：“那她不恨我一辈子？”他说：“致远，好人不能这样做。你可以匿名写信，也可以用随便哪个老师的名字写，就用齐教授陶教授的名字也可以吧！那可就是实名呢，让组织上去查，一查就漏底。要说恨，你不揭她，她就不恨你吗？除非你不参评。”
回到家我把事情跟赵平平说了。我以为她会生气，谁知她眯眼望着我“嘿嘿”地笑。我说：“碰上了这样的人，你还笑得出来。”她说：“我又没笑别人，我笑你。你是好人呢，就行行好吧！”又笑。我也笑了一下说：“你都这样说，那我就让她一年。”也笑。她把茶几一拍说：“放屁！”我说：“故意放个屁给你闻的，受不了吧？”她说：“臭，臭臭。”我说：“再说臭臭，我放个屁枪毙你。”她说：“我这一两年给你煮甜酒煮牛奶煮汤圆煮豆浆就不说了，这算什么？什么也不算。可你不会又让安安失望吧？”
36
今年四个人报副高，只有一个名额。按惯例学校要求院里排一个序报上去，为的是减轻学校评委们的压力。怎么排序由院教授委员会定。按说我应该相信这些教授，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可汪燕燕是童校长的弟子，如果童校长逐一给他们打电话呢？那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得罪我总比得罪童校长心里轻松点吧。小蒋又告诉我说，汪燕燕已经逐个上门拜访那些教授。这让我危机感陡然上升。上升之后又回过头想，她这样做表现了她内心的焦虑，那么童校长应该是没有下决心为她办成这件事。童校长虽然是个副校长，对别人的议论还是有顾忌的，到关键时刻才会出手。
这样想着我宽心了一点，像划着小船从急流险滩进入了平缓的大江。宽心之后又觉得这宽心没有充分理由，说真的我应该相信那些教授，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也都是很好的人。可是我也不能保证他们在双重压力之下，不会做出违心的选择啊。我觉得自己真的非常危险，很可能又吃个哑巴亏，到头来连个倾诉的地方都没有。你在院里倾诉，你等于打那些教授的脸。到家里倾诉呢？那简直是找骂。
我想起小蒋告诉我的那件事，就到院资料室去找汪燕燕的那本书，有一次我在书架上看到过。如果真是非正式出版的，逼急了我，我也可能把这事抖落了出来，我得有个准备。走进阅览室我心里很痛苦，都是几个读书人，怎么要这样兵戎相见？搞学术不应该搞到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地步。可是，真的没有别的选择，资源就那么多，少数牛人已经占了大头，剩下的大家都拼了命去争，你不争你就没有。
我找了很久没找到那本书，这让我更加恐慌。难道有人借走了？那不太可能，谁会借这样的书？应该是汪燕燕自己拿走了，她已经在防着这件事了。我问管理员李灿云大姐，是不是见过这样一本书？她马上说：“前两天汪老师借走了。”从汪燕燕的卡片袋里把卡片抽给我看，说：“咦，还是汪老师自己写的呢？是我们这个汪燕燕吗？”我说：“大概肯定是吧，也可能绝对不是。”
出了门我垂着头走在林荫道下，想着别人下了这么大的功夫，我真的有些绝望了。要是就我自己吧，我也就算了。可一想起平平和安安，我心里就绞得痛，我多么想让她们过上平平安安的日子啊！还有蒙天舒，他都报正教授了，这也让我心里绞得痛。我把嘴唇咬得快要滴血，这样来平衡心中的那个痛。我似乎感到湿乎乎的嘴唇有点咸味，就掏出手绢在嘴唇上按了一下，没有血，那湿湿的并不是血。我又用力咬着下唇，再按一下，还是没有血。我对自己说：“也好，不然又吃个哑巴亏。”我四下张望，看着周围没人，自己也很意外地，抬起头，把嘴歪着，“哈哈哈哈”地笑了。
小蒋跟我打电话，告诉我过两天院教授委员会就要讨论排序的问题了，问我采取了什么步骤没有？我说：“我又能采取什么步骤？刚才去资料室找那本书也没有找到。”他说：“这件事你就信我的吧，这么大的事我敢去诬陷一个人？我这有一本，我送给你吧！”我觉得跟他见面有点不好，好像搞地下活动似的，就说：“你什么时候放我信箱，我过去拿。”
过了半个小时他又打电话来说，书已经放信箱了，又说，“汪燕燕在外面怎么说你，你知道吗？”我说：“知道，她说我的学术不算学术。也许我的学术真不算学术，但是比她的学术还是要学术一点吧。在历史学院，长了一双眼睛的人都看得懂的。”他说：“哎哟！致远，有些文章那么烂，也发表在那么高档的刊物上，编辑看不懂吗？这是懂不懂的问题吗？还有，你知道她在外面怎么说你？她说你是小人呢。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之。她用孔子的话来说你，你没有成她的美，你就是那个反之。”我说：“前几天她还说我是君子呢，怎么突然又成了小人？说得好啊，给我勇气去回她的死信呗。如今小人都有勇气说别人是小人了。”
我到信箱拿到那本书，塞到衬衫里，溜到教研室，翻开来仔细研究。这真的不像一本正式出版的书，哪里不像，我也说不出来。我想着是不是要打个电话到北岳文艺出版社去，就说要买几十本做教材，请他们帮着印证一下。想着打了又怎么样？真是非正式出版的，我能去揭她？她不过也就是想省几万块钱罢了，也可怜呢。又想着打了总比不打好，到了关键时刻，自己还有一张牌可打。
正犹豫着，龚院长打电话来，要我去一趟。进了办公室龚院长说：“小聂，你对今年评职称有什么想法？”我说：“尽量争取评上吧。”他说：“谁都想尽量评上，名额只有一个。”他伸出右手食指晃了晃，“一个。”又晃了晃。我说：“那就看材料呗，都是专家，谁看不懂材料呢？只要瞟一眼心中就有数了。”他说：“材料是你的好一些，但是现在有一种说法，资历也要兼顾一下。”我说：“汪老师资历比我多一年，但是学校的文件说了兼顾资历的问题没有？没有。”他说：“其实我是支持你的，但是你也知道，历史学院的事情也不是我这个院长说了就算数的。”我说：“谁那么有能耐，他多搞个名额给她，我不说什么。”他说：“今年的名额已经公布了，我们学院伸手，每个学院都要伸手，校长就当不成了，人事处长也当不成了。”我说：“那就只能看材料。有些人的材料，拿是拿到桌面上来了，那也可能有水分在里面。”他笑了一下，“可能，很可能。但是讨论的时候谁会说呢？皇帝的新衣，有人说吗？”
看来龚院长也知道那本书有问题，但不好说。我说：“不要说有水分，就算没有水分，那也是我的材料好一点点吧，何况那一点点是一点点吗？”他也不说那一点点是多少，摇摇头说：“我这个院长跟别的院长不一样，特别难当。”他能跟我说得这么明显，也是向我交底了。我体会到了，这些年来，他也是在走钢丝，不容易。我说：“学院的事，院长该拍板就要拍板。”他笑了说：“有这么容易，历史学院早就跨越式发展了。从我心里来说，有些局面我也还想控制一下。”又说，“比如你的事。”我说：“那我还是希望龚院长能控制一下。”他说：“那也要我能控制得了啊！有些话我在院务会上都不好讲，我讲了，马上就有人汇报上去了。教授委员会开会也是一样的。我今天叫你来，就是希望你自己有个坚定的态度，让教授们都知道，如果把你牺牲了做人情，那是不行的。”我说：“我怎么让他们都知道呢？”他说：“别人是怎么去怎么的，那你也就怎么去怎么，不然还能怎么去怎么？”我说：“知道了。”又叹气说，“要我那么去怎么，好为难啊！”他说：“活着就是件为难的事。”又说，“就这两天了。票投完了，排序就定了，复议那是不可能的。”我说：“知道了。”就出来了。
龚院长暗示我去跟教授们沟通一下，这让我很为难。可是汪燕燕已经做了这个工作，我如果不做，他们的情感天平往那边倾斜一点，我就没希望了。吃了亏我如果不嚷嚷，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嚷嚷呢，人家有个现成的理由在那里，资历。我如果真的被牺牲了，还真的不能嚷嚷，那不是让那些教授们丢脸吗？那下次就更成问题了。
可是我怎么去沟通呢？也学汪燕燕提点什么上门？或者送个购物卡什么的？这些事情，别人做了我没做，那大家的情感就站到别人那边去了。说真的我还是愿意相信那些教授，他们大多数都教过我的，都是很好的人，也有水平，材料的好坏看得懂。可如果万一呢，万一呢，万一呢？我被自己提出来的这个“万一”难住了。
正犹豫着，小蒋又来电话，问我拿到那本书没有？我说拿到了。他说：“那你赶快行动啊！”我说：“万一是正式出版的呢？”他说：“你怎么这么不相信人呢？没把握我会乱说？”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他说：“院里知道的人好多，可还是要有个人把真相提到桌面上来啊！上不上桌面，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不上桌面人人知道也不是个事，一定要上了桌面才算个事。”我说：“我这就打个电话去出版社澄清一下。”他说：“最后一天了，哥！快下班了，哥！”我收了线，又马上把电话打到太原，问114要了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电话，再打过去，没有人接，再打，还是没人接。
我几乎彻夜失眠了，趴在床上不动，听见赵平平确实睡着了，才敢轻轻翻个身。好几次我想把她叫醒商量一下对策，又觉得毫无意义，她会说什么，怎么说，我都知道。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我起来了，等着到上班时间去打那个电话。赵平平去了学校，我又打电话到出版社去，没人接，再打，还是没人接。一直到九点多，有人接了。我说要买那本书做教材，要几十本，请她查下还有货没有，要得急。那边说尽快去查，要我下午打电话去问结果。我想着下午教授委员会就开会了，说：“我十一点再打电话来问行吗？”她答应了。十一点我再打电话过去，又没人接。一直打到十二点，都没人接。
我在心里恨着自己，这个信息早就知道，为什么要拖到今天？我有点绝望，非常绝望，觉得自己又一次被牺牲已成定局，翻盘是不可能的。只怪自己太相信自己的材料了。材料是死的，投票的人是活的，你说自己的材料好又有什么用？就像论文是死的，编辑是活的，你说自己的论文好他就给你发了吗？又想到小蒋说得那么肯定，龚院长都暗示了，我就用赵平平的手机把情况发给那些教授们，又怎么样？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事情非常容易，我把内容写好，要致高去转发也行啊！拿起手机我又犹豫了，万一小蒋的信息不准确呢？那我不是诬陷？就算准确，对同事下这么重的杀手，我也非常痛苦。我想着今年实在不行就算了，就等明年，不就是晚一年吗？
中午一点多，小蒋打电话来，问我把汪燕燕的事揭出来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怎么不揭出来，不揭你就危险了。”我说：“万一不是那么回事呢？就算是那么回事，那她受的打击也太大了。”他说：“那就算了。”就收了线，过一分钟又打过来说：“我跟你说过什么没有？我什么都没跟你说过，是不是？”我说：“是的，是的。”他说：“那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是的，是的。”到了四点多钟，龚院长发信息来说，你排第一。我想，这怎么可能？天上就算有馅饼掉，也不会砸在我怀中啊！心里对那些教授充满了感激，觉得对世事不必那么悲观，对人性也不必那么悲观。
过了一两个星期，学校开评了。我听说汪燕燕又在校评委那里活动，心里又紧张起来。她的意志这么坚强，这么执着，这么不辞劳苦又这么拉得下面子，她不赢那难道还是我赢？学校的评委跟院里的还不一样，他们不是历史专业的，对材料不可能看得那么清楚，因此情绪的成分就更大些。汪燕燕把他们逐个都拜到了，我呢？谁都不认识，我不输那难道还是她输？不让老实人吃亏，那让谁吃亏呢？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没有办法，要我也像汪燕燕那样去奔走，我实在是做不出来。我停在原地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宣判，希望结果再一次证明对世事和人性都不必那么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