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帮帮贺小佳。我以前的研究生，毕业两年了还在社会上做一份临时工作的有好几个，都不好意思跟我联系，教师节春节也没个问讯，我也非常理解。我帮不上忙，也没有去多想。可是贺小佳我还是想帮帮她。校领导我说不上话，学工部的部长们也不认识，我能够求的只有蒙天舒。蒙天舒副院长当了两年，又调到研究生院当副院长了。说起来还是个副处级，可工作面向全校，分量就不一样。一个教授能做成一件什么事吗？一个处长就完全不同了。人人都说，副校长的位置在向他招手，只是时间问题。童校长下了决心培养他当接班人，那他是很可能接这个班的。他什么条件都已具备，童校长主持的教育部社科重大项目参与了，排名第二，好几个资格比他老的教授都排在他后面，国家一般项目早就拿到了，论文在权威刊物发表了几篇，还获得了省里的社科一等奖。这是许多老教授争取了一辈子都没争取到的。什么叫做要风有风要雨有雨？
为自己的事，不是被逼到绝境我不愿求人。教授报了两年，没有去找人，当然也就没有报上。一个实质性的利益，发表论文也好，拿国家项目也好，评职称评奖也好，在关键时刻没人说话，那是得不到的，不可能。这个道理我懂，一旦自己面对，那越是懂得就越有心理障碍，就像小偷，他走在人丛中，没打算下手也斜着眼睛东张西望。可这次帮贺小佳去求人，我没有很大的心理障碍，甚至有点理直气壮的意思。为什么别的研究生我都没管，这次为什么要管？我不能给自己一个解释。可越是不想解释就越是要有一个解释，就像一个有强迫症的精神病患者。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对贺小佳有点私情，这点私情像阿拉斯加的深海鱼类，一百年一万年都不会浮出水面。
蒙天舒听了我的请求，沉吟好一会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我说：“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是一件小事我就不会来求你了，我自己报教授我求过谁没有？”他说：“几年前这可能是一件小事。今天那形势就不同了，硬是不同了。这两年招聘学生辅导员，我都去做了评委，不知今年还会叫我去不？都是名校来的研究生，一个个的口才，那叫一个了得。今年形势特别严峻呢，童老板一个研究生也报了名。”我说：“孙乐乐，我知道，那历史学院不能招两个吗？”他说：“历史学院招两个，别的学院领导招呼了的，外面特别优秀的，那往哪里摆？摆不平，”他用力摇摇头，“摆不平。哪怕只是一个学生辅导员吧，那也正经是个岗位，没有一个过硬的人说一句过硬的话，那也是不行的。说白了吧，名额不够分呢。”我说：“所以求你这个过硬的人说一句过硬的话呀！说不够分，好事永远不够分。在权威刊物发文章，那名额够分？评国家项目，名额够分？评职称评奖，名额够分？正因为不够分，所以求你帮忙去抢个名额，分是分不到贺小佳头上来的，只能抢、抢、抢，抢。”
这样说着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些话居然从我口中说出来了。这让我感到了一种羞愧，想着不是为我自己，羞愧之情一闪就过去了。看看蒙天舒并没有半点惊异，就更加安心了。这样想算是人之常情，也是对现实的正常反应吧。“唉。”我叹息了一声。蒙天舒也叹息一声：“唉。”又说，“今年如果没有孙乐乐，事情可能好办一些，她是我的嫡亲师妹呢。”我突然想到，可不是吗？虽然隔了十几年，都还是童校长的弟子呢。想要他把贺小佳放到孙乐乐前面去顶，那不可能。我说：“如今你在学校有话语权了，顶两个也顶得起。”他说：“你太抬举我了，顶一个我还要以童老板的名义去顶呢。”又说，“我尽量吧。”
这个拜托不太靠谱，我不想跟贺小佳说。可她来谈论文的时候，我舌头一滑，还是说出来了。说了之后我很后悔，让她去抱有一个没有希望的希望，也是一种残忍。自己为什么那么想把这件事说出来？有见不得人的心情在里面啊！我是老师，我有家有口的，这点心情只能深埋再深埋，就像加勒比海盗在荒岛上把黄金珠宝深埋再深埋。我说：“要不你给蒙老师打个电话，请他吃个饭吧！”她很为难说：“算了，师傅，这个电话我真的打不了。”我说：“那我帮你打试试。”她没说话。她去了，我坐在那里犹豫很久，一狠心还是给蒙天舒打了电话。蒙天舒说：“这个饭我真的不敢吃。学生请我，我不敢说是鸿门宴，可我真的是不敢吃。”我知道贺小佳的事基本没戏了，不，肯定是没戏了，可我不敢跟她说。让她去撞撞运气吧。我知道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没有运气可撞，稍微好一点的位子，都被拼这个拼那个的人拼掉了，轮不到像贺小佳这样没有资本拼的人。说起来吧，现在已经没有世袭制度了，可睁开眼看看，世袭已经悄然形成铜墙铁壁。一个人他如果不是自己超级优秀，他真的很难突破这铜墙铁壁。这样想着，我忽然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是自己手中有权多好啊！为了贺小佳，为了安安，也为了自己。
贺小佳的事情最后还是没有搞成。她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是淡漠的神情，好像在说别人的事情。我想找出什么话来安慰她，她抢在我前面说：“我知道现在没有给我这样的女孩留下什么空间，我早就知道了这个事实，现在更是接受了。我心痛的是让我爸爸妈妈失望了，他们还以为自己的女儿是名校的研究生，前程远大呢，哪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岗位有这么难？”她一下没忍住，抽泣了一声，马上捂紧了嘴，把头低了下来。
我感到了心痛，非常心痛，想着自己如果有权，该多么好啊！她抬起头，顺势用手擦了一下眼睛，笑一笑说：“对不起，师傅。”看到她的泪痕，我感到了心痛，非常心痛，说：“再看看有没有别的机会？”觉得自己的话是那么苍白。她说：“要说机会，也不是没有，现在就有一个男人想帮助我。”我说：“结了婚的男人？”她说：“是的。”我说：“很有钱？”她说：“是的。”我没有马上就跳起来反对，觉得自己简直就没有那么充分的理由反对。我说：“那是个什么人呢？搞建筑的包工头？”她说：“可能还要神气点吧，是省路桥公司的一个什么经理，国家一投就是几十上百亿呢。他说我跟他走，就帮我去注册一个公司，他们施工用的涂料生意全给我去做，只要三年，我这一辈子都不用想事了。”我说：“那你……？”她笑了说：“师傅，那你看呢？”我说：“你应该不会。”她说：“是不会。”我也笑了说：“那你是个好女孩。”她也笑了笑，有种可怜楚楚的意味。她这一笑，我忽然感到了心中有一种荡漾，身上也有一种荡漾。我觉得自己有点卑鄙，赶紧说：“那我要张一鹏给你想想办法。”就跟她讨论这种选择的可行性。我知道自己是想用这种讨论把那种卑鄙掩盖起来。
我要张一鹏给贺小佳找个好点的工作，他一口答应了说：“我有个朋友是个老板，公司也有那么大，正急着找人呢。”我说：“是你师妹呢，想办法找个好点的岗位。”他说：“老板放心，不会差到哪里去的。”贺小佳听说是去私营公司，有点犹豫，我说：“你那辅导员的情结不要太强了，别的工作也可以试一试。”她听我的还是同意去试试。过几天我问她，去了没有？她说：“去了。”我说：“成了没有？”她说：“没成。”又说，“接待我的人说，是给老板当助理，待遇很好，只是要经常出差的，还说他们老板比较开放。这个老板到底想找个什么人？这钱我不想要。”我说：“那我要张一鹏给你找个好点的老板。”
晚上我收到贺小佳的一条信息，她说：你站立的地方，便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我想回信说，社会应该给像你这样的女孩们一个空间，让你们有坚持下去的理由。我没有回信。又过了一个月，贺小佳发信息来告诉我，她在河西的培德中学找到了一个教师岗位，是校聘的。她没有说自己对这份工作的感受。我想起了赵平平，在心里叹息了一声，还是有点勉强地回信表示了祝贺。
49
评职称一年比一年难了。前些年学校还放得比较松，多评几个教授，就显得学校实力强大。这几年向北大清华学习，严格限制教授人数，提高了评审的标准。积压下来要报副教授的讲师，越来越多，要报教授的副教授也越来越多。教授我已经报了两年，似乎离目标越来越远了。卢校长在大会上说，从明年起，获得国家社科项目将成为报教授的必须条件。这使今年的形势更加紧张，谁都想搭上政策的末班车。
这天我在院门口碰见了陶教授，他四十多岁，是老副教授了。前几年他都没报，似乎甘于副教授终老了。我说：“今年还是报一个吧，从明年起就更难了。”这样说了，我又怕他想着我说得虚伪，谁还愿意多几个竞争对手吗？连我自己忽然也省悟到，这话有点探口气的意思，又说，“我说真的呢。”他笑了说：“你说真的我还是想着你是说真的，别人我就要想一想了。”我也笑了说：“没想到你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啊。”他说：“看了这么多年，还看不懂一个人吗？”又说，“一个人他老说是真的，那说真的他真的难得有出头之日。”我说：“谢谢教导。”又说，“我报个名也是想积累一点同情分，报个五年八年，让别人觉得再不轮到，也不太好了吧。”他说：“你不错你这几年还发了几篇像样的文章，我都不知道哪里去发，也不想出那么多钱付版面费。”我想解释是师兄帮了忙，不是钱买来的，又怕他找我推荐文章，就含糊说：“我也没那么多钱。”他说：“我就不报了，没那个心情。我现在焦虑的是儿子的事，据说高考要改革了，除了语数外，其他科目放到学校考，成绩带入高考总分。儿子还有两年高考，成绩怎么办？以前有家长委员会，专门负责跟老师沟通，后来不让搞了。现在又活动起来，要我也加入一个，地下运作，大家凑钱去跟各科老师沟通，说是要为子女争一个公平。我正为这种事头疼呢。我想做个好人啊，可是我做不成这个好人啊！儿女的事，谁敢去赌？”我说：“这是谁坐在云中想出的办法？真的是云计算啊！”他说：“我这一阵子想着这件事，职称没心情报了。你今年要争取评上呢，不评上可能永远都评不上了，国家项目，你搞得到吗？”
申报国家社科项目，也是件令我心痛的事。我已经连续申报了六年，有两年通过了通讯评审，都在终评会上被打下来了。前年社科处郝处长告诉我，我的申报材料上会了，要我去找评委拜托拜托，把评委的名单都告诉了我，嘱咐我说，名单是通过内部关系搞来的，可不能外传。我把名单放在书桌上，看着发呆。名字都认识，可没有一个有交情的，求得上吗？去求蒙天舒疏通疏通吧，也开不了那个口。再说，搭信求官，那求得到吗？可是机会实在难得，以后过不了通讯评审上不了会，那怎么办？
我给大师兄打了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大师兄说：“我可以帮你去说说，但现在就可以告诉你，那基本上是没用的。每个评委夹袋里都是一大叠名单，那不是师兄弟，就是自己的学生，还有铁杆关系户。大家交换支持，名额分光了还不够，怎么可能轮到一个临时来打招呼的人？前几年还有几条撞上大运的漏网之鱼，现在这张网已经织得天衣无缝了。”我说：“照你这意思，我硬是搞不成这件事了。”他说：“基本上大概可以这么说。”又说，“不过你的材料硬是让人眼睛一亮，观点的创新性硬是出类拔萃，那撞破这张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那你得有别人压都压不住的优势。”我说：“那怎么可能呢，我？以前我多少还有点把学术当作精神寄托的心情，现在真的有点灰心了。”他说：“不是你一个人才有这样的心情。唉，环境对学术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又说，“你也不要灰心，要向你那个姓蒙的同学学习学习，把各方面关系建立起来，早建立早主动，一辈子不建立，一辈子都没有主动。”我说：“我又没当官，手里没一点资源，我拿什么东西建立呢？”他说：“你不建立关系，关键时刻他凭什么帮你说话呢？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没人说话那是不行的，你看各个单位的重点学科，一般都在校长院长的那个专业。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是结合在一起的。”我说：“我就希望他们凭学术呢，我的材料报六年了，千锤百炼了，前期成果也有那么多。”他说：“凭学术，那你得有压倒性优势才行哦！再说一大堆材料，谁来得及认真看呢？还是得进人家的夹袋才行。唉，你不是我师弟，是别人我都不愿说这些话，说起来吧，这样的话不应该由我来讲。”
大师兄后来帮我说没说话，我不知道。没有评上是真的。我打算这么一直报下去，上会五次六次，也会有个同情分吧。唉，把希望寄托于别人的同情，是多么可怜啊！想一想申报材料，为什么一定要上会？通讯评审就是最终的结果，不行吗？分高者得，虽然也难说公平，总会有些人连通讯评委的名单都知道，不知道也会在所属的学术圈子里广泛招呼，总会撞到几个，可那也比现在这样公平。
想到从明年起，评教授就要国家项目，我还是非常焦虑。国家项目又岂是我力所能及？那样就可能一辈子评不上了。这样想着我还是报了材料，报了之后知道历史学院今年有五个人报了，只有一个名额。五个人中有三个是历年积压下来的，除了我，另外两个，这几年都没什么成果了，也是来积累个同情分的意思。还有两个新报的就不一样了，一个是童校长的弟子肖忠祥，一个是龚院长的弟子孟子云，历史学院的少壮派，都是副教授评了五年，刚获得申报的资格。要说成果吧，我也不比谁弱，可能还强一点，可看这局面我不敢抱有希望，有点局外人看风景的意思。人事处搞资格审查，五个人都过了。开评的前几天，有消息传来，童校长由省里派到中央党校学习三个月，而评委抽签，龚院长抽上了。本来大家都认为，一定是童校长弟子评上，这一来又有了变数。
我把情况告诉赵平平。她说：“是不是这样你就有点机会了。古人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你说不定就那个渔翁。”我说：“没想过，不敢想。”她说：“你今年不挣扎一下，到明年不是一盘死棋？”我说：“怎么挣扎？我去求童校长？求龚院长？他们连自己的弟子也不一定罩得住！别的学院的人，我又不认识，认识也没有用，这是认识就能解决问题的问题吗？”她说：“认识不解决问题，总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不是有个熟人在人事处吗？你把评委名单探到手了，多少个评委，你准备多少份材料，我准备多少个信封。这不叫折腰，这叫公关。行政管理学院还有个公关专业呢。”我笑了说：“往脸上贴金你倒是很会贴的。”又说，“这么大方就割肉了，这是你吗？”她说：“事情来了，我什么时候怕痛舍不得下刀子？那要看什么事。”我说：“搞不得，人家都是知识分子，那东西太扎眼了。”她说：“审你的材料不辛苦吗？辛苦了不该有点辛苦费吗？你觉得信封扎眼，我们换成智能手机，苹果的。”我说：“这个老婆对我真的就有那么好哩，血不是一滴滴出，一杯杯出。”她笑了说：“我不是对你好，你别自作多情！我主要是为了安安，她爸爸当个教授，将来一定要拼爹，她勉强还有点东西拿出来拼，不然你叫她拿什么去跟别人拼？不拼吧，沦落街头她还不至于，在社会底层那是大局已定。想到这一点，我真的有做坏事的勇气了，心情是早就有了。你看现在，哪件好一点点的事，是孩子自己拼出来的？”我说：“你说的话我也不反驳，但是我读博的时候，我导师说过一句话，十多年了我还记得，你比别人优秀一大截，你还怕不公平吗？别人他能压得住你？大师兄也说，只要出类拔萃，什么网你也能够撞破。安安我们好好培养她不就得了？”
赵平平冷笑一声：“你是做爹的，不要对孩子这么残酷，要她去优秀一大截，为什么你不优秀自己一大截？她能不能优秀出这一大截我不敢说，就是能吧，我也不想逼她那么去做。她这么小，不要把她往死里逼，要逼你逼一下你自己。我想要安安做个平凡人，可是也得让她有个平凡的幸福。”我说：“你那个平凡其实不平凡，你那个平凡的幸福其实在天上。你自己没个平凡的幸福？可还是天天觉得不幸。我们安安能够保证自己那一份平凡的幸福就可以了，优秀一大截，我也没想过。”她说：“我安安保证她自己还不可以，难道还要她保证你这个当爹的？脚痒手搔得到，手痒脚搔得到吗？”又说，“要优秀一大截你先优秀个榜样让我和安安看看，现在评教授就是个机会吧。说来说去，还是要你把材料备好了，登门拜访，一家一家。我陪你去，我把眼泪准备好了，我一个一个哭给他们看。我真的哭得出，泪水蓄在泪囊中都这么多年了，那眼泪不是假的，要多少，流多久，都有！不是假的。”她鼻子一抽，泪水就奔出来了。
我觉得有点对不起赵平平，也对不起女儿。我曾经承诺过要给她想要的生活，我没有做到。多少次她说，蒙天舒家的韩佳换宝马了，高娟娟去马尔代夫旅行了，还有单位同事的女儿进贵族学校了。她把这些微信点开了给我看，说：“你看看马尔代夫的风景吧，看看韩佳开着宝马笑得有多甜吧，看看贵族学校的气派吧！人啊人，不去比还觉得自己蛮幸福，一比就掉进冰窖里了。”我看了没什么感觉，就像一个人有红烧肉吃已经很满足了，人家吃海鲜，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那还有住别墅的呢，还有开宾利的呢，还有为儿女在美国买了房的呢，比得完吗？何必跟自己过不去？欲望无边无际，就意味着痛苦无边无际。苏东坡当年在京城当大学士，说贬就贬到黄州惠州海南岛去了，那是什么境地？他也没失去旷达，他老婆也没抱怨什么。赵平平抱怨多了，我发了几次脾气，告诉她抱怨了也没有用，改变不了什么。可这一次，也的确到了关键时刻，说生死攸关也不过分，我是不是要改变一次？就一次。
我想了几天，结论是算了。认识不认识，揣部苹果去拜访，实在是做不出。别人不接受，我难受；接受了，我更难受。那一扇扇的门，实在没勇气去敲啊。赵平平说：“我的东西准备好了，你准备好没有？”我说：“你要我准备什么？”她说：“材料啊，还有心情，对你来说主要是心情。”我说：“心情？我能准备好我十几二十年前就准备好了。”她叹口气：“那我们家怎么办呢？”我说：“我们家衣食住行不少一样，实在想买辆车，不说买宝马，买个普通点的车，也不是那么买不起，今年就买，行吧？房子换套大的也不是一定换不了，今年不买车，先换房，行吧？女人的心不能太大了。”她说：“你别说衣食住行吧，都是衣食住行，那一样吗？一条牛仔裤，几十的有，几千的也有，那一样吗？宝马跟力帆，那一样吗？”我说：“肯定不一样。为了那点不一样，把自己变个不一样的人，那有乐趣吗？”她摇摇头说：“唉，算了。说起来我也不是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人，也理解你。我自己吧，我的美好时光都那么过去了，现在反而过不去？我自己只要有韩剧看，又在电脑上玩一下抢地主，再玩一下微信，就觉得日子也过得去了。我就是觉得安安太委屈了。”我说：“看韩剧也成了人生寄托，你也是个脑残粉啊！”她说：“人家愿意残，你怎么样？”我举起右手挥动着，说：“我自豪，我骄傲，我是脑残粉！”又伸出两根指头比画着胜利的手势，“吔！”
我没有觉得安安有那么委屈。比起自己小时候，她已经是太幸福了。这让我有了一种安心。真的像赵平平设想的那样，把所有的幸福堆在她身上，那不害了她才怪。我把这个道理讲给赵平平听，并举了前几天在网上看到的一个事例，一个儿子十八岁了还要父母帮他洗脸，结果成了一个废物。她说：“世界上这么想的爹只有你一个，这么巧，让我安安撞上了。唉，我知道这事让你为难，那就算了。拜托阿弥陀佛，让你撞个好运吧！”
评审的那几天有很多传言，说是童校长本人虽然不在，他已经布置好了，有别的学院的评委力挺肖忠祥。可龚院长也不示弱，坚决要评孟子云。卢校长作为评委会主任，说出话来句句都在原则上，可就是没有个方向，这似乎证实了他跟童校长有裂痕的传言。龚院长毕竟在现场，又是本专业的，别人不好多说，卢校长的态度又难以捉摸，这使孟子云的行情看涨。最后又有传言，童校长从北京给几个评委打了电话，局面又有些僵持了。这些传言我甲耳朵进乙耳朵出，反正不关我的事。
投票那天我听说大家都在橙楼外面等结果，忍不住我也去了，看见很多人站在门前，孟子云和肖忠祥都在。孟子云朝我点点头，我也点点头，都不说什么。这样最好。说别的事吧，显得矫情，说投票吧，又怎么说？肖忠祥说：“聂教授也来了？”我忽然很惭愧，似乎自己不该抱有希望，更不该来。我说：“我打酱油哩。”他笑了说：“可不能这么说！”显得很有自信。
等到中午十二点，还没有消息。人群中有人说已经投票了，在计票，又有人说还在逐个讨论，文科只有七个名额，怎么也摆不平。等到一点钟，我饿得有点发晕，准备走了，忽然大门开了，龚院长第一个走出来。孟子云马上抢上去问结果，龚院长说：“我不知道！”气冲冲走了。孟子云呆在那里，傻了似的。肖忠祥脸上有了喜色，竭力忍着。这时耳边有人对我说：“致远，你评上了！”我说：“不要取笑！”觉得这话有点熟，不知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又说，“别开玩笑！”他说：“评谁都不好，不和谐，卢校长就推了你，说到底你的材料还是扎实一些。”我有点晕眩，觉得不可能，抬头望了望天，觉得更加晕眩了。这怎么可能？犹豫着我掏出手机给赵平平打电话，说：“我可能评上了。”她说：“评上什么了？”我说：“还不是那个教授。”她说：“真的？你没骗我吧？”我说：“这样的事是开玩笑的事吗？”她在那头“哇”的一声哭了，哽咽着说：“我飞天了！臭臭，我飞天了！”
我忽然听见有人号啕大哭，一看是孟子云。我想是不是要过去安慰他，正犹豫着，又有一堆人围到一处，有人告诉我是肖忠祥昏倒过去了。我从人丛中一看，果然是肖忠祥倒在地上。我马上掏出手机，打了120的急救电话。一会校医院的医生来了，120救护车也来了。我帮助医生把肖忠祥抬上救护车，准备上车护送他去三医院。忽然感到有人把我用力往下一拉，是肖忠祥的妻子，愤怒地望着我。我嚷着：“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呆在那里，看着救护车鸣笛远去。
50
评上了教授，对我是意外之喜。可因为这个意外之喜，有人痛哭，又有人昏倒，这让我感到不安。我告诉自己，我没有欠谁的，我的确也没欠谁的，可我还是感到不安。一件更让我不安的事，就是大家都认为我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与卢校长有了沟通。有天有个老师说自己有件要紧的事，想跟学校主要领导汇报一下，主要领导是谁，非常含糊却又非常明确。他不说明，我也就不好点穿，只好说：“我也没有跟什么特殊人物打过什么特殊的交道。”这是实话，可他不信。他也不说不信，只是笑眯眯望着你，嘴里“嘿嘿嘿嘿”地发出不明确的声音。我也不解释，由别人怎么去想。有一天跟蒙天舒说着话，他忽然说：“致远想不到你还是通天的人呢！”“通天”让我一下想到北京，那才是天，忽然明白了，说：“卢校长我不敢说没见到过，没说过一句话是真的。”他 “嘿嘿嘿嘿”地笑。我说：“你都在职能部门搞这么久了，谁通天谁不通天你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混的？”他说：“所以啰，所以啰，有朝一日。”我说：“所以我想通也通不了的，你翘一翘脚指头想也想得出来。”他说：“就是想不出，所以才……是吧。”我笑一笑，不再为自己洗刷，越刷越黑。
这天下楼出了学院大门，有个中年妇女走过来问我：“您是聂教授吗？”我说：“我姓聂。”她说：“那么您就是聂致远教授了？”我说：“我是聂致远。”她说：“省里这次评职称，你是评委，想请你帮帮我呀！”我记起评了教授后填过一张什么表，进了一个什么评委库，自己都忘了。我说：“我不是评委，我没接到通知，你的信息搞错了。”她怔了一下说：“可能通知还没来吧。明天就开评了。”我要走开，她说：“聂教授一定帮我说句话呀！”递给我一张纸条，写着她的名字，姓高，是华阳地区一个职业学院的老师。我把纸条塞进口袋说：“好的，好的。”她跟在我后面走，说着自己的情况，副教授申报三次了，条件越来越高了，最后的机会了，一定要帮帮他们这样的弱势群体。我说：“好的，好的。”加快了步伐。她说：“能不能请聂教授吃个便饭呢？”我说：“我不是评委，你真的找错人了。”她说：“就吃个便饭吧！”我想起了“大便饭”还是“小便饭”的段子，就笑了一下，说：“便饭……我真的不是评委，你相信我，饭真的是不能吃的。就算我真的是评委，这个饭我能去吃吗？”
她飞快地拿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中，我本能地一下握住了，捏捏知道是一沓钱，估计是一万，说：“你犯错误了。”她笑了说：“现如今这叫什么错误？我就花这一点，人家还花好几万呢。”我说：“这是一点？你们工资那么高？”她说：“就是不高呢，高我就不急着评这个职称了。”我说：“不高你还说这是一点？弱势群体？”我把信封递给她，“拿回去吧！”她不肯接，说：“一点点，真的只有一点点，本来应该……”我笑了说：“应该几万？你犯错误了，我不是评委。”她说：“犯错误那也交个朋友。”我说：“朋友是这样交的？你什么时候这样交到过朋友？朋友！你不要我就放地上了。”做了放地上的动作。她眼泪一下流了出来，说：“聂教授，就帮了这个忙吧！”抽泣着，掏出手帕擦着眼睛。她哭着说：“我求你发个善心收下吧，真的没有办法呢，不找几个人帮着说几句话，就被别人顶出来了，我已经被顶出来三次了，真的没办法呢，我求你啊！”泪水不停地流出来。我说：“信封拿去，你相信世界上有好人吧？”她说：“那你也相信世界上有好人，评上评不上，我绝对不会拿这个说事！”我说：“不是说事不说事的问题。你一定要相信世界上有好人。”她说：“大家都说评这个职称要花六万块钱，我把它花出去了，我心里就安了。”我说：“你多少钱一个月？”她说：“那也还是有三千呢。”我说：“三千一个月就肯花六万来评个职称？”她说：“不评怎么办，不评永远是个中级。”苦着脸望着我说：“我求求你了，求你了！实在没评上我不怪你。”我有点生气了说：“你怎么这么不相信人？”她说：“就是太相信人了，才三年了还没有评上呢。”我说：“万一我去了，我说万一，我会帮你说句话，但你要把这个信封拿走，你不拿走我绝对不会帮你说半句话。”她说：“真的啊，是真的吗？真的？”我说：“说了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好人。”
下午四点多钟，我真的接到了省教育厅的通知，让我第二天上午九点去京园宾馆报到，参加省里的职称评审。通知我的人说：“这事不要到外面去说，这是纪律，也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工作不受干扰。评委是刚刚抽签出来的，名单是保密的。”我笑一声说：“你们的保密工作真得做好啊！”
文史系列参加副教授评审的评委是五个人，组长是麓城大学文学院院长。地区来的评委只有一个，是平川学院的副校长。参评的是四十七个人，要淘汰二十一个。开始我还认真看材料，文章一篇篇翻开来读。读了几篇就麻木了，根本就不记得哪篇文章是谁写的，水平如何，脑袋就像一片草地被一群野马踩了一通，遍地都是乱七八糟的马蹄印，哪里还会知道哪个脚印是哪匹马的。我说：“脑袋都糊涂了！怪不得大家向名刊投稿要找熟人，编辑他一天收几十篇稿件，脑袋都是晕的，哪里分得清谁好谁坏？有些好稿流失了，也不怪编辑。”组长说：“早几年我也是你这样看，现在有经验了，看看文章是什么级别的刊物发的就差不多了。”我找到高老师的材料，觉得还是不错的，怎么几年都评不上？看了一天，总的感觉是水平普遍不行，根本就不能跟麓城师大和麓城大学那几个重点大学比。我说：“谁要想评个职称混个日子，千万不要去什么重点大学，在这里能评个教授的，到我们那里恐怕副教授的毛都抓不到一根。”那副校长说：“那欢迎聂教授来平川学院，房子一套分给你，科研启动经费二十万，安排家属。”我说：“你们在麓城，我真的会去，别的都放在后面，安排家属真的让我心动。”
材料看了两天，对谁在哪家刊物发了什么文章，还是有了个印象，文章怎么样，那只有天知道。组长要每个人把自己觉得应该考虑的人提出来。那副校长说：“不瞒各位兄弟，我是带了任务来的，我们学院这次报了五个，请各位兄弟高抬贵手，不然兄弟我回去怎么交代？”组长也说，自己有个当年的研究生这次也报了，如果不是太差，也请照顾一下。麓城师大文学院的章教授说：“既然说到照顾，我也有三几个拜托了的，如果能照应一下，那请大家帮忙，不好交代呢。”组长说：“人情社会，大家都有难处。我们在原则的范围内考虑一下。”我说：“进入评审都是经过了人事部门资格审查的，都在原则范围之内。”组长说：“就是呢，为难呢。聂教授有什么人选没有？”我说：“我没有。可能是我第一次当评委，别人还没反应过来吧。”我想着既然有人给我送信封，会不会有人也给他们送呢？左看右看，也不太像。大家把非评不可的几个人的材料放一边，算是定了。又把水平太差的几个人的材料放另一边，算是淘汰了。有个人被淘汰了，又被章教授把材料捞了回来，放在中间，说：“她的材料还是可以的，暂时不判死刑，算个死缓吧。”
到最后还有几个定不下来，高老师也在其中。对她我也没有那么强的使命感，行就行，实在不行，那也没办法。还剩下七个，要淘汰三个。组长说：“上面催交名单了，实在定不下我们投票。痛苦呢，痛苦呢。”他感到痛苦，真的算有良心。我们这里笔那么一转弯，就是别人一辈子的命运。我说：“有什么那么痛苦，谁的材料硬点就评谁，反正也是韭菜地里拔麦子。”组长望了那副校长说：“那我们就拔？实在不行就票决。”副校长说：“我还有两个人在里面，我好不容易挤……好不容易进来当个评委还没搞定，兄弟我回去交代不了呢，各位弟兄帮帮忙。”章教授说：“说到帮忙，各位也帮帮我，死缓的那个材料也不是那么过不去，就放一条生路给她。”
大家又把材料反复看。副校长要把高老师拿出去，我说：“这个人的材料不是第一也是第二，把她拿出去太不人道了。”组长说：“是不是你什么人？是就考虑一下。”我说：“那就算是的吧，不过我真的跟她没有任何关系。”又淘汰两个，还要一个。副校长几次提出要淘汰高老师，章教授开始还犹豫，后来看看自己想保的那个有危险，也同意了。我说：“这个人的材料你跟其他几个比比，怎么比怎么强。不行呢。”副校长又提出把材料最好的那个淘汰，组长说：“这个人正经还在扬州大学学报发了篇文章，能保还是要尽量保。”又把五个人的材料拿来翻看，按标准非把副校长的熟人踢出去不可。他说：“平川学院五个评上四个，那一个兄弟我怎么跟他说？痛苦呢。”再次提出把高老师踢出去。我说：“你保了五个，我保一个还不行吗？”组长翻看着材料说：“有办法了。”告诉我们说，扬州大学学报那篇论文不是正刊发表的，是增刊。大家看了那本刊物，在目录上方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写了“增刊”两字。他说：“那就解决了？”副校长说：“解决了解决了！”章教授说：“解决了！”我说：“就算是增刊，那也还不算最差的。”组长说：“说绝对公正，我们也没那个水平，”他转向副校长，“是吧？”副校长连连点头说：“那是，谁也不是神仙。我们大家都是人，是吧！谁叫我们是人，是人就甩不脱那个人情。”组长说：“就这样吧。明年我不来搞这个事了，痛苦呢，痛苦呢！”
51
一不小心，大学毕业就二十年了。看清了过去的二十年，就不难想象今后的二十年，那时候应该已经退休了。一辈子就是如此而已，不会有奇迹发生。
大学毕业已经二十年，这件事我自己没有想起，是许小花的电话提醒我的。她说，在国庆长周末要组织全班大聚会，凌子豪认捐十万，蒙天舒负责组织，具体事情我和她经办。我觉得她倒是很会找人的，一个有钱，一个有权。我说：“找蒙天舒人倒是找对了，如今他在学校也是一个人物了，不要说提供各种条件，童校长他都请得动，还有孟书记。”
四月底郝处长打电话来说，我今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又入围了，马上就要上会，还有童校长领衔申报的国家重大项目也上会了。他把有关评委的名单告诉我，要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我看了评委的名单非常地泄气，名字都是知道的，没一个有什么关系，大师兄今年也不在其中。有些人为了建立关系，一年几次出去开会，没有经费，自己掏钱也去。去了就紧紧跟在大人物后面，哪怕拉不上实质性关系，那也混个脸熟，关键的事情来了，总还搭得上线。可这不是我的风格，我实在是不能那样勉强自己。我对郝处长说：“这个我没办法沟通，搭不上线啊！”他说：“搭不上线那也要想一切办法搭上线，能够上会，那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不要浪费了。评到一个项目，国家给十八万，学校按一比一配套，你说这是个什么概念？上会是多么难的一件事，不要浪费了。”我说：“给别人也许就没浪费。”他说：“你也要支持我的工作吧！我们这么大个学校，如果还赶不上下面的学校，脸往哪里放？校长的压力大，我的压力也大呢！”他告诉我，麓城大学已经派了人去北京了，我们学校法学院的院长也准备去北京，机票都订好了。他要我去找蒙天舒，说：“他会有办法的，他总是能够找到办法。”
我没有去找蒙天舒。要有人帮你在评审会上说话，这不是一件小事，托个人捎句话，这点情分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照应的人太多，早就做足了功夫的人也太多，不可能照应到我这里来。何况他们自己也报了重大项目，一个单位怎么可能在同一领域评上两个？赵平平知道了很不高兴，说：“三十多万呢，你一年工资才几万？”我不想勉强自己，可我不能这么说。我说：“正因为利益太大了，所以临时抱佛脚是抱不来的，这个道理你应该懂的。”她说：“这个道理你懂你平时怎么不烧香？”又说，“你都评上教授了，我也懒得着急了。以前逼一下你，那是没有办法，现在，由你吧！”我抱拳说：“拜谢开恩。”又说，“这样体谅的老婆被我找到了，我没烧过香啊，怎么会有这样好的运气？”
唉，道理我是懂的，可一旦自己面对，我就没有办法了。这样说了，这样想了，我心里其实还是抱有一种侥幸，希望会上有人以选题和材料为依据，为我说几句话，毕竟我申报材料是一锤子一锤子砸了几年砸出来的。没有这点希望我就不会报了，虽然我也知道，这希望是多么渺茫，多么渺茫。一个人他不抱幻想他就没有希望，他抱有幻想他就总是失望。
蒙天舒打电话来说：“致远听说你也上会了？”我说：“我上会那是假的，你们上会了那是真的。”他说：“那不一定，也可能都是真的。”又说，“准备马上去北京跑一趟，童老板不方便，把线索都理好了，要我出马，我想是不是带你跑一趟？正好你也上会了。”我说：“现如今光着两只足跑那是空跑，你看这个跑吧，除了要足，还要有包包。”我说着，手指凌空写了个“跑”字。他说：“这个你不用管，都有安排。”
第二天我们买了软卧票去北京。蒙天舒去洗手间，示意我看着他的提包。他去了我捏了捏提包，里面有内容，一沓一沓的，还很丰富。蒙天舒回来了，我说：“是不是送点礼品好些，不要害人家犯错误，人家能当上评委也不容易。”他说：“现在谁还要东西？最早的时候送麓山的橘子，送英雄牌依金笔，约好到立交桥下去见面；后来送烟酒，再后来送电脑、苹果手机。现在你送这些人家还是个负担。人家是什么人？会少这个？要与时俱进嘛。”又说，“人家给你审材料不是很辛苦吗？辛苦了，收点辛苦费那是应该的，不要往腐败上面想。”我说：“现如今当个学术权威比当官还好，当官收了东西那是腐败，是高风险职业。当权威收了，那是尊重知识。”
到了北京，蒙天舒给评委打电话，都是关机。打听了才知道，评委已经住进了京西宾馆，评审过程封闭式管理，评委的手机都收上去了。蒙天舒说：“今年的动作怎么这么快？”我感到了欣慰，这至少把一部分动作慢的人挡在门外了。蒙天舒再打电话，居然有个评委的电话通了。蒙天舒说：“张教授，我是麓城师大的小蒙呢，刚刚到了北京，童校长嘱咐我，一定要特地来看看您，身体还安康吧！在外地？那我在北京专门等您吧，您这一两天就会回吧？四天？四天那我也等呀！哦，哦，哦，那就再见啊！”收了线他说：“社科处的情报工作做得不行啊！张教授他今年不是评委。”我说：“你要再见那也慢点再见，再见那么快，太那个什么了点，还要不要下回？”他说：“他今年就到年龄了，他自己说的。”我说：“张教授是老实人，要是我，先来个含糊其辞，把你的内容收了再说。”他说：“人家是教授呢，讲诚信呢，知识分子呢。”他给童校长打电话，打完电话说：“老板说还是挨家去拜访，把材料送过去。”我说：“人都进宾馆了，材料送去谁看呢？”他说：“你送到他手上他就会看吗？能那么翻一下算是最负责任的。评委的手机被收上去了，这年头谁没有两部手机？没两部手机就没办法跟外面联系？不可能几天不跟外面联系吧？东西送到家里就等于送给本人了。”我们把材料整理了一下，把有内容的小信封塞到了大信封里。
到第一个评委家我陪蒙天舒进去了。没说几句话，把装材料的大信封丢在沙发上就出来了。评委的夫人不接材料，望都不望一眼，似乎没看见，嘴里说：“好的，我想办法跟我们家里的联系。”本来我还想把自己的材料也丢一份在旁边，见蒙天舒一句不提，就想着自己还想往里面挤，非常勉强，就没拿出来。出来蒙天舒说：“怎么你把自己的事忘记了？”我说：“你们的事是大事，我的事就不来打岔了。”他说：“那也是大事。”我说：“里面没内容，丢在那里也没有用。”到第二家我说：“我就不上去了。”蒙天舒说：“那你的事……要不你把材料给我带上去？”我说：“本来就是搭信求官的事，还能求到两个官吗？人家老婆在电话里都讲不清。”蒙天舒说：“那……那就争取明年，重点突击。”我心里好想笑，谁会把我当重点去突击？口里说：“突击就不突击了，看哪年能碰个运气？”
事情两天就做完了。材料都送了出去，也有几家当场看了，打架一样，把小信封退了回来。看得出评委出去之前交代了的。这让蒙天舒很不安心，说：“领导会说我不会做事呢。”我说：“还不知道其他人看到了会不会退呢。”他说：“我们这么诚心，应该会给个面子吧？都是老板的朋友呢。”预订的回程火车票还要等两天。蒙天舒说：“闲着也是闲着，下雨天打孩子，那也得打，是吧？我去拜访几个人。”我说：“你的时间总是有效时间，我就待在宾馆看看球赛算了。”他去了我想，他的时间果然从来就是有效益的，没效益的事，比如学生辩论赛当评委等等，那是我这种人的事，他从不沾边。
在宾馆待着快到中午，我看电视看得憋闷，就下楼去走走，想顺便在哪里吃碗饺子。我在春天的阳光下慢慢地走，穿过天安门，看见国旗在广场上空飘。来到王府井大街，想了想，没发现自己想买什么东西，就去看汽车站的路牌，想着是不是到哪个景点去玩一下？我忽然在一块去西山的车的路牌上看见了“门头村”三个字，觉得有点眼熟，马上就恍然大悟。我等公交车开过来，马上跳了上去，车上人不多，还有座位。我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街景纷纷攘攘，一晃而过，一晃而过。几十年的往事都涌上心头，纷纷攘攘，一晃而过，一晃而过。我忽然一阵心酸，眼泪都涌出来了，又感到没有什么伤心的理由，就闭了眼用力把眼泪压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