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说得很含糊，又很明确。由我把事情说破，冯教授松了一口气，说：“那不好吧？”我说：“也没有那么不好吧。”他说：“那不好吧，你的新娘子还在麓城等你呢。”我说：“有个机会我也想赚点钱呢。”他说：“那不好吧。”他这样说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往深里说，我不做声。他也不做声，半天自言自语说：“那不好吧。”我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打破僵局，就说：“高考阅卷我参加过两三次，其实冤死了一些人，应该去争取一个公平。”他马上说：“是冤了不少人，多少年我都是核心小组的，抽查发现错误多得很，那也没有办法，难道为几个人把十几万份卷子全部重看一遍？”我说：“所以要争取一个公平，不吃亏。”他说：“我今年要回避，就不参加了，要拜托你们了。”我说：“几位师兄师姐肯定都要参加。”掐指算了一下，“才四个人，不一定碰得到。”他说：“吴教授的弟子不能找。”我说：“那是的，吴教授平常就有点怪怪的。”我说了几个人的名字，他说：“那随你去安排。”又说，“尽量找男生，当小组联络员，取卷送卷可把卷子翻检一下，看有没有漏评的。”我说：“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就是那份卷呢？”他说：“再说，再说。”又说，“这个事不要勉强，也不能勉强。实在不行，明年就有重点大学的自主招生了，京华大学有这个资格。本校子弟应该照顾一下吧？那样只要过了一本线，就可以录取了。京华大学的分数线，历年来都比一本线要高出四五十分呢！实在不行，就晚这一年。二本学校，放放他说了他是不会去的。”我说：“那还是尽量在今年解决。”
从冯教授家出来我很高兴，平时没帮他搞研究，总有一点歉意，现在总算有机会帮导师做点什么了。快到宿舍我又有点不安，一个人成功了，那肯定会有另一个人要付出代价。说反正不认识，不知是谁，不关自己的事吧，那也是欺骗自己，总有一个人会付出代价。人家也不容易呢。回过头又想，毕竟不知道牺牲了谁，知不知道毕竟还是不一样的。想来想去想不清，干脆就不想。到最后我也搞不清，自己是想碰到那份卷子呢，还是不想碰到？
阅卷之前我把该做的事都做了。想着这件事本来应该是高我两届的师兄张维来做，冯教授交给了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跟张维说这事的时候，我把卷子的特点说了两遍。张维说：“是不是那几个人就由我去说，然后向老板汇报？”我还想着，虽然是师兄弟，又是老师的事，说起来还是有点为难。他愿去说，那就正好。我说：“那好，那就正好。”
古院长是这次阅卷的总负责人，兼核心组的组长。在动员会上他强调了为国选才的重大意义，强调了纪律和公平。试评开始了，秘书小贾悄悄对我说：“核心组的意思，子弟的卷子碰到了还是照顾一下，这个意思我们院里内部掌握，外面来的老师不要说。”卷子改到一半时还没有消息，我想着冯教授在急，我也很急。到第六天张维来找我，凑在我耳边说：“解决了。”我悄声说：“你发现的？”心中有一种失望。他看不出地下巴点了一下。我说：“是不是跟老板讲一声？”他说：“已经。”我心中轻松了，为放放感到高兴，大海捞针居然捞到了。高兴之后又有点遗憾，如果是自己发现的那就更好了。转念又觉得，这样也好，我能当个局外人就更好了。
暑假在家我想打电话，问放放总分多少，上一本线没有？想了想还是没问。八月初接到师母的电话，问我房子装修没有？平平有喜了没有？最后告诉我，放放已经被人民大学商学院录取了。我说：“高兴，高兴！为放放高兴，也为您和冯老师高兴。”
9
跟我同宿舍的郁明是吴教授的弟子。吴教授多年来只招女弟子，还得有个长相，圈内的人都知道他对“养眼”要求甚高。这一年终于招了个男的，就是郁明。私下有人说是吴太太发飙了，也有人说郁明是有特别背景的人。
郁明的确很特别。他是北京人，很少住在宿舍。他不像我整天泡在书中，把学术看得重似泰山。他见我经常找与曹雪芹有关的书来看，说：“数清楚曹雪芹有几根头发有什么用？在知识经济时代，最要紧的就是把知识变成生产力。”我说：“我本来对学问没什么兴趣了，在里面泡了一年多，觉得很温馨，又上瘾了。除了身体，最重要的就是学问了。钱我也很喜欢，那还是排在后面。身体排最前面，那是没办法的，没有它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也看书，都是古玩字画钱币鉴别方面的。我说：“你那么喜欢古玩，还这么辛苦来读博士干什么？”他说：“哪个圈子内没几个博士，我顶着博士帽进去，那就是这个了，”跷起大拇指，“权威。生产力大大的，多多的。学问不变成生产力那就没有意义了。”我说：“应该说学问都变成生产力，那就没有意义了。”他说：“那拿文凭找工作评职称那也是生产力，不然京华大学一个学生都没有了。我现在出席那些鉴定会，还只能给别人提篮子，弄点小菜钱。有张文凭就不一样了。还不是为了混碗饭吃。”我说：“一定要说混饭吃，那我也得在这里混，别的地方混不出存在的感觉。”他说：“现如今还有你这么想的人，奇葩呢。”又说，“要我安心做那些死学问，除非政府给我的工资翻十倍。十倍我都懒得搞。”事实上他的确也很有钱，开一辆奥迪车在校园里跑，车上的女孩子也经常换人。
知识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人也可能选择另一种生活，这个我懂。可学问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信仰，我再怎么穷，怎么想钱，学问也是我心中的泰山。郁明的话我不能接受，可也没法反驳，不要文凭我会来京华大学吗？有一天我跟他说：“什么时候也带我去看看那些字画瓷器？”他说：“你也有想法？唉，这一行是今天有一口就吃一口，明天没那一口就吃空气。你还是搞你的学问稳当。”
这期开学他在宿舍住了几天，说：“平时我不在这里，你要提高宿舍的利用率，也要提高自己的利用率，不要浪费资源。”我说：“我又没开奥迪，请人家吃餐饭是可以的，最好还是在食堂吃。”他笑了说：“那不会有人来，哪怕你是博士。”又说，“你老板的儿子考上了人大商学院你知道不？”我说：“好像听说了一点点。”他说：“他跟我们老板的女儿高中是一个年级的，不是重点班，成绩差一个档次，怎么也考上了人大？”我说：“可能是临场发挥好吧。”他说：“没听说过他临场发挥怎么好过。”见我不接话又说，“跟我老板的女儿考到一起去了，有点什么怪啊。”我猜他听到了一点什么，也可能是吴教授要他来问，就装糊涂说：“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嘿嘿嘿。你不知道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有哪点怪。”他笑了说：“你不知道，嘿嘿嘿嘿。”本来我还想求他带我去看看那些古玩的，这样一来，就只能算了。
这天我在宿舍看王阳明的《传习录》，郁明进来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说：“你记性蛮好的。”他说：“这是我唯一能背的四句。”又说，“这种书你真的能安下心来看？佩服，佩服。如今这世界上还真有把学问当回事的人。”我说：“我又不能鉴定字画，难道叫我整天看天花板？”他说：“有个创造生产力的机会，别人找我，我想让给你可能更好。”是山东一个搞印染的企业家愿出四万块钱请人写一部传记。我说：“怎么写一本传记才四万？还是企业家呢。”他说：“那你自己写本书，出版社还要收你三万呢。”我说：“能实事求是地写吗？”他说：“传记哪有那么实事求是的，何况是企业家的传记。”又说，“你觉得为难，那这单生意就给别人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谁叫我们住在一起，那不是缘分？”我说：“看着那生产力的面子，拍马屁昧了良心那拍也拍了，我不署名，署你的名。”他马上挥着双手说，“不敢掠人之美。那你就取个笔名。你同意了他安排你去青岛采访几天，预付两万。”
去了青岛一趟，回来心里很憋气。郑老板出的是六万，郁明轻轻一掐，就掐走两万。杀熟啊，下得了手啊，有这么容易赚钱的吗？想赌气不写，实在也赌不得这口气，房子还等装修呢，明年还想要孩子呢。何况郑老板人也热情，奋斗精神也还是有的。我在那台破电脑上工作了两个月，采访来的那些真真假假的材料无限膨胀，二十万字就出来了，书名是《从一个人看一种精神——郑天明传》。校对打印稿时觉得还真像那么回事，我自己都搞不清哪是真的哪是假的。连我都搞不清，世界上就没有人搞得清了，包括郑老板本人。郑老板说：“看了你的书，我突然发现自己是个多么好的人啊！”这让我有一种恐慌，我看了那么多历史著作，是不是看到了历史的真相？我的天啊，幸亏我不是司马迁，哦，应该说幸亏司马迁不是我。如果反正没有真相，人一辈子，有必要那么认真吗？唉，不必认真，好好活着是真的。这样的想法让我对自己感到陌生。
年底的一天，郁明兴冲冲对我说：“又有一单，做不做？东北一个老板要写家族史，从他爷爷一路写下来，半个多世纪。这一次老板壮实些，这个数。”张开左手拇指食指比画了一个“八”。看到那个手势我心里就“怦怦”地跳，说：“可以啊。”又说，“你怎么舍得给我？”他说：“郑老板传记的打印稿他看了，很满意，点名要你。我上次拿了点中介费，这次还拿那么一点点，大头绝对是你的。有个行规在里面，我不拿点做个样子也不好。”我说：“嗯嗯。”他说：“上次两个月进四万，这次效率会高点。行的话你们签份合同。”我说：“写个这屁还签什么合同？上次没签也很好。”他说：“签了要他预付四万，你带回去过年，那不好些？”这次要写的是在鞍山开铁矿的孟老板，还开着炼钢厂。
元旦前我去了鞍山。孟老板请我吃饭，喝的是茅台。我说：“我喝不了酒。”他马上叫司机兼秘书许小姐去车里拿拉菲红酒，自己也陪我喝红酒，说：“我小时候读书被‘文革’耽误了，没有墨水，我最崇拜的就是有墨水的人。聂老师是博士，我就更崇拜了。”许小姐说：“咱们老板上学不多，读书还是读得多的。”孟老板说：“过几年公司规模更大了，我也想做一做企业文化，聂博士如果看得起，就来公司帮帮我，把这个事搞起来，各方面肯定比别的地方要好！”我有点飘飘然了，说：“承孟老板高看！”孟老板说：“也不是高看，水平是摆在这里的，咱们没文化，谁有文化咱们还是看得懂的。”许小姐说：“咱们老板是尊重知识的典范。尊重知识绝不像有些官员停在嘴上。”孟老板说：“聂博士把那么多书吃进肚子里，有儒雅之风，咱想学那也学不来啊！”
孟老板忙，请我吃了两次饭，把我交给小许。孟老板五大三粗，小许却是一米七的个子，水葱似的，走路带风。每次车停了孟老板坐着不动，等小许下了车过去开门。我心里想，大老板真的是大老板，太有艳福了。小许开了奔驰车带我去看矿山，说：“咱们老板爷爷手里就开着了，后来是国家的了，前年咱们老板把它买回来了。”回到市里说：“别看这么热闹，这里原来是郊区，咱们老板爷爷的铁厂就在这里。”
晚上在宾馆我翻看小许给我的一大堆资料，发现了一个问题，孟老板爷爷当年的公司叫“满洲制铁”，三十年代初开始，跟日本人合作了十多年。过了两天小许来看我，说：“中午咱们老板在银水宾馆请你，这就是鞍山最好的地方了。咱们把合同签了，预付款也付了，下午我送你去车站，软卧票买好了。”她见我不做声就问：“聂老师还有什么要求？”我说：“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她笑了说：“北京二外。”我说：“那也是个知识分子。这些资料你看过没有？”她说：“知道一点。”我说：“三十年代满洲制铁那几年怎么写？”她很平静地说：“当年日本人对中国商人实行怀柔政策，让他们继续做生意，咱们老板他爷爷总不能把头往铜墙铁壁上撞吧。这个问题交给你去解决，反正是跟日本人斗争了那么多年的。”我说：“铁是能制造枪炮的啊！”她说：“咱们老板相信聂博士的智慧。”我说：“满洲制铁那么大的名气，历史资料上都有的。”她说：“你写出来就是历史资料，别的历史资料没有人去看。”又说，“历史博士写出来的不是历史，那还要什么才是历史呢？”
我伸手把那些资料翻了一下，说：“这些材料是谁整理的？”小许说：“辽宁大学的一个教授。”我说：“他怎么不写？”她说：“他是东北人，不方便。”我马上对那个教授有了好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往钱眼里钻。我说：“这些材料你们老板看过没有？”她捂了嘴笑一笑说：“他没上过大学。”又说，“有些内容他知道，我也知道。”我说：“都知道为什么还要拿给我看呢？”她说：“你反正会查到，咱们老板想把问题放在前面解决，不要签了合同，又来讨论这些问题，那大家都没意思，是不是？”又说，“可以做一点技术处理。”我说：“你们老板很自信啊。”她说：“因为他是老板，大老板。咱们老板说，历史是由强者来写的。”
小许的口吻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一种挫伤，说：“你觉得司马迁是强者吗？”她说：“这个名字怎么有点耳熟？他是哪个朝代的皇帝？”我说：“你的意思是你们老板他要办的事都能办成？”她说：“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事实本身。你说现在还有大老板办不到的事吗？我是说，大老板。”我拍一拍材料说：“这些东西都在这里了，我能把历史改了吗？”她说：“历史是一块铁？是一块铁也可以把它熔化了重新铸造，要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熔化，重新铸造。咱们老板就是干这个的，你们也是干这个的。你写出来就是历史，所以要投入这么多，请聂老师这样有权威的人来写。”
见我不做声，小许说：“可以再加一点辛苦费。”伸出左手食指，“给你一个整数，其中一半今天就可以带走。这是老板主动提出来的，他自己没什么知识，但非常尊重知识，也尊重有知识的人，这种尊重不像有些人停在嘴上。”我说：“这已经是一个有震撼力的数字了。”她说：“因为有难度，才有这个数字，咱们老板他又不傻。”又说，“没有奇迹发生。”我笑了说：“许小姐的工资很可以吧？”她说：“当然可以，也可以说很可以，是一般工人的这么多倍。”她双手比画了一下，我没看懂。她说：“您怎么知道我很可以？”我说：“因为你这么有光彩，”笑了笑，“没有奇迹发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她笑了说：“是的，是的，我又不傻。”我说：“你对自己有很深的理解。”她说：“是的，是的，这是女孩的本能。我还是可以的，这我自己知道。”又说，“你这个人看起来很文雅，其实很厉害的。”我说：“这正是我对你的感觉。”她说：“是的，是的，跟咱们老板学的。这我自己知道。”又说，“聂老师，我们今天需要一个结论，希望您能支持小许的工作。”我说：“让我想想。”她说：“那我去楼下等，半小时后打您的电话。”非常优雅地退了出去，在门口竖起食指示意，“小许希望得到这份合同的是您，又希望您能支持我的工作，给小许一个面子，让小许在咱们老板那里有个面子。”露出洁白的牙，朝我微微一笑。
小许去了，我坐在椅子上发呆，呆了好一会才意识到必须马上有一个结论。这么多钱，是我一辈子没见过的，也已经跟赵平平讲了，她已经都做安排了。我不写也会有人写，又不必署真名，怕什么？许小姐又要我给她个面子，这么漂亮的女孩，自己也实在很愿意让她高兴。如果不是牵扯到那段历史，怎么吹怎么捧，也昧了良心吹了捧了。唉，既然是吹是捧，那还管它怎么吹捧？按照蒙天舒屁股中心的观点，钱是我聂致远得到就行了，这就是意义；按照郁明的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观点，自己的知识要变成钱，这才是意义。
我掏出手机给许小姐发信息，信息写好了我呼吸急促起来，胸口感到一种压迫。突然想起辽宁大学那位老师，他真的是可钦佩啊！比起来自己就是人渣了。我写了，孟老板看了会说，看了你的书，我突然发现我爷爷是个多么好的人啊！我把信息改了说，我恐怕写不好。不等自己犹豫，就发了出去。发出之后是如释重负的轻松，可马上又想起赵平平，怎么交代？十万块钱没有了，也像剜去了身上什么地方的一块肉。小许那么漂亮的女孩，也让她失望了。想起她刚才的微笑，觉得特别对不起她。这样想着心情又沉重起来，有点希望小许上楼来劝我。这时小许的信息来了：咱们老板说，那就不为难你了，这么为难你也写不好。
我若有所失地躺在床上。电话响了，我抓起电话，想着应该是许小姐打来的，一听是服务台，说已经十二点了，问我还续不续房。我马上下楼到服务台办退房手续，说：“不是说会续半天吗？”服务台小姐说：“金山矿业那边已经结账了，要续还得办个手续。”我心里骂了一声：“妈的，做得出，那么优雅的小姐她真的做得出。”办了退房手续我在大厅的沙发上坐了一会，希望着小许会把那张火车票送来。又想起前两天喝酒，自己都喝飘了，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简直是羞耻。等了一会突然省悟了，是自己太天真。“太现实了，太现实了。”我嚅动嘴唇唠叨着，搭车去火车站。一路上我不停看手机，希望着小许会来电话，或者发信息过来。到了火车站，收到了许小姐的信息：“聂老师，这都是老板的意思，我只能执行。您买到车票了吗？”我回信说：“买到了，谢谢惦记。”排了一个小时的队，买到一张站票，在候车室等了七个多小时，又铺张报纸在车厢连接处坐了十个小时，回到了北京。
10
回到学校我快冻僵了，人行道上的冰棱被踩得嘎嘎地响。冰棱硌着我的脚，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忽然变成了一种憎恨。我把冰棱用力踩了几脚，根本就踩不碎，倒是自己的脚痛得受不了。我飞起脚把那几块冰棱踢到路边去，嘴里嚷嚷着：“踩你老子踩不动，踢你老子也踢不动？”推开宿舍门郁明在房里，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郁明说：“才回来？”他这一问我知道许小姐把事情告诉他了，他没算到我排队买票和候车用去了近十个小时。他说：“车上挺辛苦的啊！”我说：“也不辛苦，我就躺在那里睡了一觉。”他说：“那我先跟朋友谈点事。”
他们在谈一幅画的真伪，那幅画很小，两个巴掌大，是齐白石画的两只虾。郁明说：“这画肯定是有点年头了，不是这几年的，是不是齐白石他本人的笔迹，不敢说，两只虾，谁画不是画？”那人说：“这么生动，好像要跳出纸面来了，除了白石老人，谁画得出？”郁明说：“谁画得出？我拿两张给你看看？”不知从哪里找出两张画，也是虾子，“这是白石后人画的，他老人家的儿子孙子弟子，还有儿子孙子弟子的儿子孙子弟子，一大堆人都在画，你看这几只虾是不是也要跳出来了？一千块一张，你拿去，你要不要？”那人说：“看这纸的成色，一看就是这几年的货。”郁明说：“所以一千块钱一张。画第一是看作者，第二才是看画。《清明上河图》，张择端原画，十亿你买得到不？现在谁画一幅，也一样生动，十万有人要吗？”那人说：“反正就是齐白石的。”又说，“至少你也不能说不是白石老人的真迹。这样好不好，你在这证书上签个字，鉴定费我增加一倍，两千。”郁明说：“三千，我这是拿自己的名声在赌。如果我确定这是赝品，三万我也不能赌，郁明现在的名声不止三万呢，不是前两年了。”那人说：“您是博士，您是博士，那就三千。”付了三千，郁明签了字。那人小心翼翼地把画夹好，放进提包走了。
我在旁边看得咋舌说：“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好赚的钱，两个字，三千块！”伸出指头比画。他说：“比搞学问好点，跟当官不能比，那真的不能比。”我说：“那是齐白石的虾吗？”他说：“我还真不知道，如果不是，那就是几十年前的高仿品。”我说：“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好赚的钱，两个字，三千块！”他说：“你的钱也很好赚，你怎么不赚了？”我说：“一部家族史，工作量太大了，会耽误我写论文的。”他叹息一声说：“没必要吧，你不写也会有人写，还写得更像那么回事。有什么意义呢？”我说：“小许跟你联系了？”他说：“本来就是我找她的老板，拍了胸脯的。”我很歉疚地说：“唉，我害你了。”他说：“孟老板对字画有兴趣，在搞投资，是我们一个顾主，所以我直接介绍给你。没想到你还是个特别认真的人，唉，有什么意义呢？又没有人发奖状。钱它到底是钱啊！那数字睡在自己存折上跟睡别人存折上，那感觉不是一回事啊。”我说：“是的，我这个人没有用。”他说：“我还得另外找人呢。”我说：“我害你了，我这个人真的没有用。”
在火车上我就想给赵平平发信息，把事情告诉她。让她空喜一场，特别对不起她。越是这么想就越不敢发，好像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开始不那么急着去报喜表功就好了，还不是想让她高兴一下？又犹豫了一天，想打个电话把事情说得清楚点，按了号码觉得还是发信息好，电话是面对面，报个喜那是非常合适的，不好的事，还是躲在信息里比较好。
信息发出去了，解释了原因。我坐在床边等她打电话过来批判自己，心里很紧地揪着，仿佛是一根铁麻花拧在那里。虽然我也解释了，可我想她不会听我的解释，她整天想着的是钱、钱、钱。这不怪她，是生活的压力太大了，到处都需要钱来缓解。过了好久还没动静，我有些失望，批判早晚要来，还不如早点来，我也早点过关。我在头脑中搜索所有的词汇来批评自己，像一个侦察兵搜索在阴暗处潜藏的敌人，“没有用”，“意志不坚强”，“瞻前顾后”，等等。到了中午她的信息来了：你在哪里？我想难道她没收到我的信息？就回信说在宿舍。她说，回来了就好。这叫我找不着北了，说，收到我那条信息没有？她说，收到了。我说，那你还不批评我？她说，为什么要批评你，你有你的想法，不想做的事就不做呗，何况是这种事。我心中一下就松弛了。不仅是松弛，还有感动，这个老婆还是找得好，要得。
元旦过了我想着下个学期论文开题的事，记起了张维师兄上个学期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题目是《明清之际士大夫风骨及其思想渊源》，对自己有点启发，想去复印一份看看。推开他的宿舍门没有人，我就坐在桌前等。桌上电脑开着，我随意一瞥，竟是写孟老板的，刚开了头，题目是《从一个家族看一个民族的崛起之路》。我吃了一惊，马上掩了门出去。在楼下正碰见张维，躲避不及，就迎上去说：“这么冷你还往外面跑，死劲敲门宿舍里也没人。”他说：“打印论文去了，下期开学就答辩了。”我说：“就搞完了？快枪手。”他推开门进去，第一个动作就是把电脑关了。我停在门边说：“你出去没锁门的？早知道我也进来暖和一下，害我在外面冻了半天。有贼呢，电脑什么的一拎就走了，太大意了。”他说：“我就是这样一个粗枝大叶的人，什么事情都懒得去细想。人干吗活那么累？到最后反正是一场空，时间之中张维两个字都留不下来。我是不是心态有点老了？”我说：“没觉得你心态老，你心态跟你的脸一样，小伙子一样的，哪看得出是三十出头的人？有什么保养诀窍？交代！”他高兴地笑了说：“诀窍就是万事不上心，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这话把人生写死火了。想通了心里就轻松了。”我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俗，陷到名利场里不可自拔，境界上不去。向你学习，向你学习！”借了开题报告就出来了。
回到宿舍郁明正在打电脑。我把开题报告塞进被子里，说：“早就想问你，总是忘了，孟老板那事后来找到人没有？”他转过头来说：“后悔了吧！怎么会找不到人？别说找人写个东西，要找个推磨的鬼也找得到呢。”我说：“还是你推荐的？”他说：“后悔了吧！哗啦啦的红票票飞到别人存折上去了。这就是这事唯一不同的结果。有些想法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就想不通呢？得开窍呢！”又说，“肯定还是我推荐的，我得把这个关系维持住。那个人你不认识。我下次再给你介绍生意，一定优先你！”
那几天我惘然若失，哗啦啦的红票票像闪电一样在自己眼前一晃，却飞到别人口袋里去了，这叫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有些想法其实是没有意义的，郁明这话让我有很强的挫折感。有什么意义？自己不愿意做，这是理由，心灵的理由，唯一的理由。别的理由？没有。这算个理由吗？我把自己问住了。
寒假之前我整天想着的一件事就是钱、钱、钱。没有办法不想，一个男人，总不能空着手回去过年。房子买了快一年，还空在那里没有装修。自己家里，平平家里，过年总要有个交代，今年本来还打算要孩子，不得不推迟了。上次那四万元的稿费，已经被平平存了定期，声明了是装修的钱，过年不能动。我此时的心情，跟农民工此时的心情是一样的，过年回家要有个交代。以前觉得他们很遥远，现在觉得很近，很理解他们。
整天想着一件事，灵魂会出窍。这天突然来了灵感，曹雪芹不是卖画为生很多年吗？那么多画总会留下几张吧！万一在门头村搜罗到一张两张，那就了不得了。想到这里我特别兴奋，站起来在房间走了几个来回，恨不得马上出发。房门后面有张镜子，据说还是冯教授的开门弟子周一凡留下来的。我每次走到镜子前，就对着它扮出一个聪明的鬼脸。郁明那么聪明的人，又在圈子里混，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我凑在窗前看看天色已晚，还飘着大雪。我看着雪花飘啊飘的，闭了眼觉得不是飘着白色的雪花，而是漫天的红色钞票，飘啊飘飘飘啊都向我飘了过来。
那一晚我根本睡不着，想着万一找到一张两张曹雪芹的字画，那可不是齐白石可相比的！忽又想到曹雪芹将《红楼梦》增删五次，脂砚斋也誊抄评阅五次。最后一次评阅是“己卯冬夜”，离曹雪芹壬午除夕逝世有三年。前面八十回增删五次，已有定本，后面几十回却没有写完，那怎么可能？一定有大量的手稿散失了。万一运气照应，被我找到一张，那就伟大了，这伟大那就不是钱可以丈量的了。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起来了，第一次感到天亮竟是这么艰难的一件事情，今天的太阳怎么像只蜗牛？我等了一会，希望有个晴天，可天空仍然是阴沉沉的。我想着是不是等天晴了再去，可心里实在等不得，就戴好帽子、手套、口罩，骑单车出了校门。
刚出门单车蹭在冰棱上，摔了一跤。爬起来还想骑，感觉天太冷了，可能已经到了零下十几度，就把单车送回去，打算搭车去。我回宿舍在地图上查好路线，乘地铁来到西直门，转乘360路公交车，路上折腾一两个小时，到了门头村。下了车我找不到印象中的门头村，以为下错站了，看看站牌的确没错，问一个卖烤红薯的老人，他说：“这就是的。”我说：“村子呢？”他往右边一指，“往里面。”我一看是一条柏油马路。我买个烤红薯，就往里面走。
一年多没来，情况已经大变，到处是建房的工地。村头的那棵老槐树还在，可是树枝已经颓败。我抬头望着，又用指甲掐一掐树皮，想知道它是否还活着，没有生命的迹象。我问旁边一个小卖部的女老板：“这棵树怎么了？我上次来还是好好的。”她说：“被人下药了，有人要盖房子，园林局不让砍，就下药了，晚上用开水灌进去的。”我说：“下的什么药？”她说：“毒药，白色的粉末，谁知道什么药？”我说：“谁下的？”她说：“那还不是老板？”我说：“你怎么知道有人用开水烫它？”她说：“那都是夜里做的，谁也没看见。树根那里雪没有了，那能不是开水！它就不该生在那里，挡人家发财了。这还是去年冬天的事，到春天，败了。”我说：“有人说这棵树有点来头，我就是从北京过来看它的。”她说：“来头？没听说，这树来头没有，有年头，我打小就看它立在这。唉，挺可怜的。”我叹息几声，想着赵教授要是知道了，会怎样地心痛啊！
我走过去抚摸老槐树，继续往前走，走了好远才看见几处老房子。我敲开一扇门，一个中年女人把门打开一条缝，打量着我问：“找谁？”我说：“我是美术学院的，想买几张老一点的字画，回去学习一下。”她说：“没有。”把门关了。我又走了几十米，找到一处最破旧的房子，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一位大爷，很面善的。我高兴了，说：“大爷，我从西山下来，冻坏了，能不能讨口热水？”他说：“可以可以。”把我让了进去。我捂着杯子说：“手冻僵了，这么一捂又有知觉了。”他把炭火往我这边推点说：“把身子也暖和暖和。”我说：“大爷，您这房子也有点年头了吧？”他说：“可不，我结婚我爹给我盖的，快有五十年了。”我有点失望说：“你们这里最老的房子有几百年的吗？”他说：“那哪有？都盖新房了，政府正征地搞开发呢，盖的新房也要扒掉。我这就是最老的了，我儿子早想盖新房，政府不让盖了，盖了政府赔得多不是？”我看他家衣柜是老式的，说：“这衣柜有几代人了吧？”他说：“可不是？好几代人了，那时毛主席还没进北京城呢。”我说：“你家里有老一点的字画没有？我多花点钱买几张回去学习学习，说不定您家上辈塞在衣柜什么地方，您都不知道！”他说：“有啊，可我不卖！我们不缺钱，你是不是看我家房子破？”我心中一喜，要他把最旧的给我看看，他往墙上一指说：“就那，还是我结婚那年贴上去的，都多少年了！”我一看是张毛主席像。我说：“不错不错！还有更旧一点的吗？小一点也行，没有画，字也行。”他说：“那就没有了，最久的就是这张。”我说：“大爷，能不能跟您打听一个人？”他说：“行啊，我住这里都多少年了。”我说：“这个人姓曹，叫曹雪芹。”他想了想说：“不认识，我们这一带是正黄旗，姓张的多，姓白的也有，就是没有姓曹的，他爹叫什么名字？”我说：“他爹，那应该也姓曹吧。”
告别出来我决定不问了。异想天开，天它偏就不开，天没有错，错的是我，真的是想偏头了。天已经晴朗，阳光明晃晃地照在雪地上，发出耀眼的光。这时风更大了，在耳边嗡嗡地响。我冷得发抖，把双手袖在羽绒服袖筒里，又把帽子的拉链拉紧，缩了肩在风中行走。我想着这么冷的天，当年曹雪芹是怎么过来的，可有一件棉袄一盆炭火？我想象着他坐在茅草房里，用冻得红肿的手，握着一管毛笔，在描绘从前的繁华。这个才华横溢的人，其实有很多道路通向富贵，至少是衣食无忧。他姑姑嫁给了镶红旗王子讷尔苏，他在北京城穷困潦倒之时，也是他动笔写《红楼梦》之时，讷尔苏的儿子，他的亲表兄福彭正当着议政大臣，他为什么不前去拜谒，要求施以援手？他为什么不去考科举以图复兴家族当年的荣华富贵？退一万步，他为什么不以自己的才华去当个豪门清客，以保衣食无忧？这些问题，实在比人们讨论了多少年的那些问题更加重要，如他的亲生父亲是谁？他生于何年又卒于何年？他只要对生活稍作让步，把内心的原则软化一下，就会机会多多。他为什么要对生活说不？为什么？
曹雪芹太骄傲了，内心也太强大了。他是生活在别处的人，世俗的眼光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从北京城来到西山脚下，远离了朋友和习惯的生活，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太穷困，在京城再也生活不下去。他有那么多机会，都放弃了，来到西山这寂寥的一隅。他唯一的儿子在贫困中病死，几个月后，他也在贫困悲伤中逝去。他选择了背向主流社会，背向荣华富贵，背向人们所仰慕和渴求的一切。他改变了世界吗？没有。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吗？也没有。既然没有，他的选择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心灵的理由。唉，心灵的理由是不是能够成为充分的理由呢？清高和骄傲摧毁了他的现实生活，却成就了他的历史形象。这其实也是中国所有文化名人的共同选择和共同命运，孔子、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都是如此。我是聂致远，我不是他们。这让我感到惭愧，却也感到幸运。
我为曹雪芹感到不平和痛心。这么贫窘而寂寞的一生，一个伟大心灵唯一的一生。他的清高和骄傲没有得到任何现世回报，就那样无声无息地，一个伟大的生命消逝了。我忽然想起，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花了几千万英镑的婚礼，如果当年曹雪芹能有万分之一，他的命运就改变了。还有上个月，山西一个煤老板和那个女明星的婚礼也花了几千万。如果当年曹雪芹有万分之一，他的命运也改变了。如果曹雪芹能有钱给儿子治病，他儿子就不会死；他儿子不死，他也不会死那么早，还不到五十岁啊……我在寒风中流下了泪水，冰冷的脸上感到了一线温热，马上就被吹冷了，那一线温热就变成了一线刺痛。
11
寒假是买座位票回麓城的。赵平平几次发信息来要我买卧铺，我还是买了座位票，有点跟自己赌气的意思。一个男人，近而立之年还立不起来，还有什么资格奢侈？出站的时候老远就看见一个影子在外面跳，知道那就是赵平平。我也想跳，可背了一大包书，跳不起来。见到她我说：“我还以为是只青蛙跳跳跳呢。”她挽着我的胳膊在我肩上闻了下说：“臭的，聂臭臭。”又说，“今晚你睡觉之前不洗澡好不好？”我拉拉自己的衣袖闻一下说：“真的是臭的，火车上那么挤把我熏臭了。不洗澡把你也熏臭呀！”她说：“我想要你留点臭气在被子上，你走了我用力吸吸被子上的臭气，就好像你还在我身边一样。”我笑了说：“没听说哪个女人这么喜欢汗臭气。”她说：“那要看是谁的臭气。”
我们去乘公交车。我抬头找二路车的站台，她却带我上了四路车。我说：“改线路了？”她说：“我们先去看看我们的新房子好不好？”我说：“我现在不想看房子，我想看你。”她说：“那也要先看房子。它就像我的崽，我过一两个星期要去看一次。在麓城我都有套房子了，我呢，房子呢，有时候自己都有点不相信。”
对那套房子我没有那么深的感情，说实话还很别扭，它的存在是我的屈辱。可这屈辱我不但不能反抗，连表达出来都不行。再怎么说，房子在那里，是我们家的，我不能说这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如果没有呢？不敢想。既然如此，就充不起男子汉。明知心中有个伤口，也只能对自己装着没感觉，装久了这装的也许就成为了真的。赵平平很兴奋地说：“怎么装修，买什么家具，怎么摆放，每一个细节我都想好了。去了这么多次了，能不想好吗？只等……”她看着我的脸色，就停住了，好一会还是忍不住说：“只等装修好了，我们就可以要孩子了，生一个小臭臭。”我说：“能不能过两年？这两年我要写博士论文，那是开玩笑的？没精力，没时间装修，也没精力和时间赚钱装修。”她说：“过两年？你以为两年是一段很短的时间？过两年我都快三十岁了，你呢？三十多了。我不想等那么久。我就是想住我自己的房子，生我自己的崽。我住学校宿舍四五年了，想去方便都不方便，住得要吐了。我就只有这点小小的愿望，每天我就想着这件事。”我说：“能不能什么时候你也朝天空望一眼，想想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无关的事情？还是个大学生呢，不算个知识分子！”她说：“我从来没吹嘘过自己算个知识分子。”又说，“天空望几眼望多少眼，那你只管尽情地望，地上的路你先走好。地上的路走不好，还摔到坑里爬不上来，那你怎么望？”我没做声，她说得也很实在。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曹雪芹。地上那么多路可以走，他怎么就不走呢？唉，我是俗人。
寒假完了我急着回学校准备论文开题。赵平平说：“火车票我去买，不相信你。”我说：“我自己去，你别管闲事。”她说：“也要让我对你有点信心吧！坐票？”又说，“你开题完了回来指挥装修，你那四万我一分没动，再把我家那点存款的蔸子挖出来，这一年我又存了六千块钱，我自己工资存的。我都不敢跟你说我有点钱，我自己的钱存的。我这一年酸奶都没吃过一杯，你知道我最喜欢吃酸奶的。”我说：“神经鬼呢，少坐一次卧铺能吃多少酸奶！”她说：“你才神经鬼！少吃几次酸奶就可坐卧铺了。”我说：“真的你真的是神经鬼。”声音有点哽咽。这个女人，酸奶不舍得吃一杯，却一定要给我买卧铺，我不能对不起她，不能让她失望，我有责任，我得赚点钱。唉，也不知道自己景仰的那些人是怎么面对父母妻儿的。他们是神，我是一个人。没有办法，我是一个人。这既是分野，也是理由。
在回学校的火车上碰见了蒙天舒。那时快进北京站，我们这节车厢的厕所已经锁了，我赶快去另一节车厢，回来时看见一个人正费力地从行李架上搬下一个纸箱，我上去搭一把手，不想是他。他说：“呵呵，是致远哦。”我说：“你也去北京？”他说：“我也来北京。”我说：“什么东西这么沉呢？”他说：“是有点东西。”我说：“等会我把书包拿过来，帮你抬一下？”他说：“你忙，我自己就行，一个人就行了。你的东西也沉。”我说：“我就一个书包，几本书。”他说：“我自己行，行的，一个人就行的。”我说：“那好。”心想，难道他带了个女孩出来玩？扫了一眼，下铺坐了两个女孩，神态很悠闲。
到了北京站我故意最后下车，慢慢地走，让蒙天舒先出站。到了出站口他竟在等我。我说：“你等谁，有车接啊？”他说：“我们这小萝卜头会有车接？在等你呢！要不我还是先去你们京华大学，有几个地方要跑呢。”上了出租车他抢着坐到前面买单。我问他跑什么，他说：“跑个项目。”又说，“童老板要我跑的，他现在当副校长了。”我说：“坐了电梯啊。”他说：“能力强呗。”童教授能力是强，学术能力强，公关能力更强，全国的学术圈子都打通了，自己也就成了那圈子中的一员，论文已经达到写一篇发一篇的程度，所有重要刊物的编辑都是他的朋友。我说：“你的潜能也不弱啊！”他说：“那怎么敢比？差得远得远呢。”也不知他是指学术还是社交。我说：“坐在家里搞学问就成了大师，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冯老板书生一个，我看他要在权威刊物发篇文章那就难了。”他说：“如今是做活学问的时代。死学问做着做着就把自己做死了，还不知是怎么死的。”又说，“所以我要跑一跑。也不能空着一双手跑吧？那纸箱里是麓山特酿。”我说：“名酒呢。”他说：“还是应该买茅台的，实在太贵了，我那点工资拿不起。”我说：“神呢，童老板要你跑，要你掏钱？”他笑几声说：“跑那是童老板要我跑的，事情跟我有点关系。”这话说得含糊，我试探着说：“跟你有什么关系？谁叫你跑就叫谁出血。”他说：“那还是我出，这几滴血该我出的。”
到了京华大学，蒙天舒说：“要不我把东西放你那里？我下午到你们吴教授那里跑一趟，晚上去华北师大。”到了我的宿舍，他说：“要不你下午陪我去吴教授家？你知道他住哪里吗？我有份材料要他评审一下。”我说：“那肯定知道，我们几个同学去拜过年呢。”我带他去食堂吃了中饭，他倚在郁明床上休息了一会，说：“两点多了，要不我们现在就去？”看他提着烟酒，我说：“吴教授不抽烟的，酒也不怎么喝。”他说：“那送什么？只有烟酒通行天下，别的东西抱起一大堆，值啥？”又说，“其实烟酒也过时了，还不如直接点，想买什么他自己去买就是。”到了吴教授家楼下，我说：“你提着烟啊酒的，我就不上去了，怕吴教授不高兴。”
从吴教授家出来，蒙天舒说：“心里有点不安。”我说：“好话也说了，东西也送了，从麓城跑到北京，诚意也有了，够了。”他说：“说实话我申报了个优秀博士论文，评审委员的名单我也搞到手了，是童老板帮我搞到的呢。还不是想求各位大师支持一下？每个人送了两千材料审阅费，实在是太少了，很不安心。”我说：“评审费不是部里给吗？”他说：“那才多少？”我说：“你一个月工资有两千没有？没有。送了两千还不安？人家大教授没那么神呢。”他说：“那我还是不安，他们是名家，看事情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既然跑了就要跑到位，这半吊子的，就可能白白地劳民伤财了。我想在你这里扯几千块钱，把下面的工作做好点，心里踏实点。”又说，“回去就寄给你，我知道这是你的生活费，回去第一件事就是去银行取钱，去邮局寄钱。学校在搞集资建房，我钱都借好了，看来是集不成了，只好等下一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