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又重新公示了，把另一个同学从三等提到了二等。看了公示我心里想：“这件事就这样完了吗？”暗暗希望着那个写信的同学再次写信，可等了几天，没有一点动静。我有点遗憾，甚至心里冒上一个念头，是不是自己匿名去写那封信？这念头一晃就过去了。见了金书记我问：“没事了吧？”他说：“我们处理的事，老是有事那还得了？”我说：“那好，那好，那样就好，就好。”这话说得勉强，就像大学班上的女同学八年不见，见了就说她越来越年轻了，越来越漂亮有气质了，总之是好好好。唉，这事堵压在心里，我感觉着一点都不好。
17
那一段时间我心里总不是滋味，有什么东西郁积在那里。我开始没有理它，想着是情绪波动，过几天就好了，这样的情况以前也发生过。后来发现这一次是不同的。意识到这种不同时，那种郁积已经变得非常瓷实，像悬在胸口的一个铁球。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着在自己身上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赵平平流产的事早就过去了，评班干部评助学金更是很小的事情，何况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想是这几天下了雨，让自己的情绪有点阴郁。后来太阳出来了，明晃晃地挂在天上。我想着这一来心情会好起来了，可一天望那太阳好几次，那瓷实的球一点都没有化解。这让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低了头对着自己的心说：“你发癫呀！”
这天我提了几只塑料壶到麓山去打泉水。人很多，我把壶放在那里排队，然后往山上走一走。阳光很好，枫叶已经泛红，空气中弥散着枯叶的气息。我沿着小溪往上走，忽然看见一个老头拿把镰刀在砍山坡下的小树。我站住了说：“你砍树干什么？要爱护森林！”他抬起头往上望着我说：“关你什么事，我砍着好玩。”我说：“你不砍柴，又不做拐杖，你砍它们干什么，这些小树？”他说：“我告诉你是砍着玩，关你什么事？”我气愤了说：“这是麓山公园呢，人人都有责任爱护呢，你这样砍它们，它也痛呢。”他又用力砍断一棵小树，说：“到底关你什么事，这是你家的吗？砍痛了你吗？”把镰刀往上一扬，“臭知识分子！”隔着有几米远，可我还是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要不得，要不得！”边说边往山上走，越走越快。我有点担心他会追上来，边走边听后面有没有脚步声，想回头看一看，但骄傲使我忍住了。“要不得，要不得！”走远了，我的声音越来越大。到小路的岔路口我停下来，回头已经看不见那个人了。我掏出手机想报110，按了号又犹豫了，这点小事警察怎么会来，何况地址也讲不清楚。
在路口喘了一会，我记起水壶还排在那里呢，就想往下走。刚走几步，想起那个人镰刀一举的样子，就收住了脚，回到岔路口，从另一条小路绕下去。我心里有着一种屈辱和羞愧，明明是他不对，怎么我还怕他？又往下走了一段，心里的憋屈更加明显起来，唉，自己连一棵小树都保护不了。不但一棵小树保护不了，一个班干部的公正选举，一份助学金如实评定也无法坚持。这都是世界上最小最小的事情了，可连这最小最小的事情都做不好。我原来想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总得跟街边炸油条卖衣服的人有点不同吧？能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做。也就是说，自己的存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不愿承认这个事实，可是，不论我如何不愿承认，这个事实都存在着，多么真实，就像阳光下的枫树存在着一样真实。我抬头望着那些枫树，树叶有淡黄，有粉红，也有深绿，在风中轻轻晃动，阴影在晃动中不停地跳跃。
到了接泉水的地方，我看见那老头也在。他已经接好水，正在把一根树干衬在小扁担上，用红色的塑料绳绑紧。估计是那扁担开裂了，他砍棵树加固一下。看到这些我又有点原谅他，只是你真的需要，看准一棵砍了就算了，还那么东一棵西一棵地砍倒了选择，太不心疼那些树了。我想走过去接水，知道他也不会真的砍我一刀。这样想着就往那边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觉得哪怕是互相横一眼，也挺没意思的，又觉得这可能是给自己的胆怯找的一个借口，真正担心的，还是那把镰刀。意识到这一点，我感到自尊心遭到了挑战，明明是他不对，怎么还是我怕他呢？没有这个道理。我强迫自己往前走，还差十几米时迟疑了一下，朝那老头望了一眼。他已经绑好了扁担，正准备把水担起来，是两个塑料大桶。我走了过去，斜了眼瞟着他，怕他有什么动作。他把水担起来，望了我一眼，没有半点反应，那把镰刀还抓在扶着麻绳的手上。哦，他根本就认不出我了。我放心了，看着他往山下走去，那吃力的背影让我还有了一点同情。不一会他已消失在树丛之中。
我站在那里，心里又有了一点遗憾，刚刚发生了冲突，他怎么就不认识我了呢？又想到历史总是容易被遗忘，这种遗忘抹平着好人和坏人的界限，真能让人失去做个好人的信心。又想到如果没有《红楼梦》，谁会知道有个曹雪芹在清高和清贫中潦倒一生呢？时间真的太残酷了。我接了泉水回到家里，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我对自己说，你想得太多了。但我还是没有办法对自己掩饰心中那种幻灭的感觉。
那几天我心情沉重，心里坠着的铁球移不开，可自己就是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晚上总是睡不安稳，隔一会就要翻一下身。赵平平说：“你最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就是有点睡不着。”就不敢再动，怕惊扰了她。过了好久，我实在忍不住了，正想挪一下身子，赵平平倒先翻了个身，我说：“你怎么还没有睡着？都半夜了。”她说：“我等着你翻身，等了这么久你怎么还不翻呢？害得我等啊等啊等等等的。还不来，还不来，我自己倒是憋不住了。”我说：“这床要换了，轻轻动一下就吱吱叫。这次你安心睡，我保证不动了。”她说：“你别保证，你保证了我更加紧张。”我说：“那我不保证，你安心睡，我肯定不会再翻身了。”拍了拍她的胳膊，搂了她一下，转了身子去睡。
这样躺了一会，越是不敢翻身就越是想翻身。忍了一会，翻个身的愿望更加明显，觉得世界上什么幸福都无所谓，睡觉能自由翻身，那才是幸福的极致。想起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在幸福之中，怎么就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尖了耳朵去听赵平平的鼻息声，想知道她睡着了没有，听了一会听不出来，翻个身的愿望却更加地强烈起来。怪不得穷人发财了，就叫做“翻身”。突然赵平平说：“你那么想翻身，你就翻一下啦。”我马上翻动了一下说：“舒服，舒服，地球上怎么还有这么舒服的事情？”她说：“你翻了这一下，我的思想包袱就放下来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有睡着？我没动啊，我真的一动没动。”她说：“我在你身边都睡有几年了，我这个都不知道？那我就枉睡这几年了。”我说：“我真的没动，崽骗你。”她说：“要你动了我才知道？你耳朵在想什么我都知道。”我笑了说：“我想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她说：“男人还能想什么？那还不是把哪个女学生瞧进眼里去了。我知道她们比我年轻，但肯定没有我这么不聪明。”我说：“谁说你不聪明？”她说：“我不聪明，我就是不聪明，蠢、傻、痴。”我说：“你对自己评价这么低，真的让我很受伤，难道我聂致远找个老婆真差成这样？”她把身子贴紧了我说：“真的受伤了，臭臭？我蠢我傻都是因为我痴呢！”
我把身子来回翻了几下，说：“这一次翻够了，你可以安心睡了。”赵平平说：“你这几天到底有什么心事呢？”我说：“没有心事。”她说：“不会真的是被班上的哪个女生触动了吧？”我说：“人家都是十八岁刚进校，我怎么下得了手？”她说：“那你的意思是十九岁就能下手了？”又说，“到底有什么心事？”我说：“我在想，我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用呢？”
说完我就后悔了，一个男人，怎么能这样跟自己的女人说话？伤自尊了。一瞬间我明白了这些天心里为什么这么压抑，沉重，那是因为自己对世界的无力感而产生的。这些天来，我都对自己掩盖着这个结论，不愿正视，不敢正视，在逃避中维护着可怜的自尊。现在不经意地说出来了，让自己克服了那一道心理屏障，就感到了轻松。我说：“真的我这个人怎么就这么没有用呢？”幸亏是在半晚，夜遮盖了一切，赵平平看不见我的表情。赵平平说：“难道你今天才知道自己不是个英雄？我早就知道了，你刚去读博士我就知道了。”我说：“谢谢你的理解。还谈什么英雄，苍蝇屎那么一点事都搞不定。”就把选班干部和评助学金的事说了，前几天打水时发生的事也说了。她说：“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吓得我！你读博真的读傻了呀，你？是个臭臭还是个傻傻啊，你？自寻烦恼！春虫虫。关你什么事？天下那么多事你管得着吗？”我说：“有些事总得有人管。事情来了，都抽身站在干岸上以求自保，那这个世界还有公平公正？”她说：“你那么想管事，你就把我的编制这件事管一下。你的公正之心也分给我一点。”我说：“真还管不了，我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用呢？”说着我心里抽搐了一下，太对不起自己的女人了。她说：“我知道你管不了，我没要求过你。我的意思是，这件事你都能放下，那还有什么事放不下来？一个班干部的事值得你半夜在床上烙饼吗？”她这么一说，我心里轻松了一点，说：“那也是啊，我有什么资格去心忧天下？”她说：“你就是太把自己看成一个博士了，那只是一个饭碗。”我说：“是的是的，我不能设想自己能够改变别人对世界的想法。”她说：“更不能改变别人对世界的做法。”这话让我听得心痛，但我知道这是实话。我说：“你想得这么透彻，你怎么给小朋友上思想品德课？”她说：“我上得很好啊，我还是优秀老师呢。难道我跟他们说，赵老师教你们几年了还没有编制，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心里想的是想的，嘴里讲的是讲的，那是两样的。”我说：“这世上每个人都在演自己那个角色吗？”
这天晚上我以为自己会更难入睡，可第二天早上起来才想起，昨晚怎么那么快就睡着了呢？怪事啊，怪事怪事。
18
赵平平说我傻，这不是第一次了，可以前我都没放在心上想过。女人的话你不能认真，女孩的话就更不能认真。她的心就那么宽，视野也就那么宽，能把鼻子前那点东西看清楚就不错了，就像你不能要求一个高度近视的人一览众山小。我体谅她，也就原谅了她。我不可能跟一个出门一定要描眉擦粉的女人去谈什么天下国家的事情，哪怕她也是学历史的。因此，当她说我傻时，我都不想跟她争辩，不屑于。要说傻，从孔子屈原到曹雪芹，谁不傻呢？也许赵平平觉得把日子过好了就是人生目标，可我觉得这个目标不能成立；如果能成立，岳飞算什么？还不如秦桧呢。
可这一次她这么说，虽然也是随口说出来的，却让我感到了触动。既然对世界是如此无力，我为什么不退守个人的生存空间呢？也许，我跟万古千秋有关系，跟天下国家也有关系，但那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关系，如果我当它没有，那就没有。可眼前的日子，你当它没有，那还是有。那一寸一寸的鲜活生动，你想躲也躲不开。生活伸出无数双手向你要钱，交按揭，交水费，交电费，交话费，买小菜，买豆腐，买肉，买衣服，买手纸……你往哪里躲？明年打算要孩子了，赵平平要我准备三万块钱，我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呢！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在市场之中，一个人的世俗化是多么合情合理啊。
如果我不是个知识分子，我就把很多想法放下来了。什么意义啊，责任啊，天下千秋啊，都与我无关，盯紧眼下的生活就可以了。这样看来，街边卖大饼的大叔是幸福的，把大饼卖出去就是意义；扫街的阿姨也是幸福的，把这条街扫净了就是责任。我把课上好，把工资领回来，既是意义，又是责任。也许我唯一的痛苦，就是要对学生讲更深的意义、更大的责任。如果我不想当个骗子，我得承认这种意义和责任的真实存在，何况我也感到了这种真实存在。这既是意义的渴望，也是内心的真实。以生存的理由把这种渴望的真实扼杀掉了，那我就对不起司马迁，对不起曹雪芹，对不起无数在某个历史瞬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坚守者。
这些想法我都没有跟赵平平说，说了她会笑我自寻烦恼。她体验到的真实和我是不一样的。可我又不能当鸵鸟，把头埋进沙滩。你刚埋进去，银行提醒按揭的信息就来了，你说自己在考虑天下大事，需要缓交，那可能吗？于是赵平平的真实也就是我的真实。我不能骗自己，也没法骗自己。这样想起来，曹雪芹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字字看来皆是血，那真的字字是血，血，血，血啊血。
也许我真的应该用赵平平那样的眼光去看世界，那没有什么不对。可我不能。这一点都不是矫情，也不是虚伪，一个人没有必要对自己矫情和虚伪。但是我一点展开的空间都没有，而现实生活对我却是步步紧逼。三万块钱还没着落，还有太多的事要钱去打发，这让我有很强的挫败感。犹豫了几天我决定暂时向生活妥协，也只能妥协。自我生存这么现实，现实到像阳台的棱角，坚硬、冰冷、粗糙，我没有办法设想它的温和柔软。我就生活在这里，在当下，而不是别处。我把这种妥协当作潜伏，关云长在曹营还隐忍潜伏了那么久呢。有朝一日我还是要东山再起的。这样想着，我又怀疑自己是在欺骗自己，给自己的自尊心找台阶。有朝一日，我真的不敢说，它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这样想着我调整了自己的生活。学生宿舍我原来每个星期都会去的，没事也去，跟学生说说话，有时到食堂楼上的餐厅小聚一下。我的想法，自己影响几个人还是可能的。我希望他们对专业有一种信念，对公正也有起码的信念。如果一个文科大学生都没有这点信念，那又还能指望谁能有这点信念？我跟他们提及最多的人就是司马迁，有时背诵《报任安书》中的几段话，似乎是随口而出的，却是我的精心安排。有一次我说到司马迁虽遭腐刑，“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纵使如此而不移其志，“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几个学生听了都很动容，说：“聂老师，想不到几千年前会有这样伟大的人。”我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因为他是人。”
过几天有个男生写了读这篇文章的心得给我看，这让我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我很想他们能跟自己一样，对司马迁这样的人有一种崇拜，不但把他当作学业导师，也当作精神导师。一个历史专业的学生，如果这点崇拜都没有，那他这一生都不可能有最起码的信念。可有时我又非常怀疑这种努力，如果连我自己都要被市场裹挟着走，又怎能改变他们的想法呢？
好几个星期我没有去找学生。有几个学生试探着发信息来询问我是否很忙，我就回信息问他们有什么事？这让我有点愧疚，有点不安，一瞬间也就过去了。别的班导师曾对我说，补助这么一点工作量，我怎么能投入那么多？以前我觉得一个老师不应该这么想，现在感到这么想也能理解。这是市场时代的思维方式，做什么事都要算一算投入和产出，算一算性价比。我理解了别人，就解放了自己。
我眼前几件要做的事情，一是赵平平的编制问题，二是怎么筹得三万块钱，三是发表论文为评副教授做准备。还有其他一大堆的事。赵平平下个月就要考试了，催促我去找关系。她一说到这个话题，我脑袋就要爆炸。我拖延说：“等你笔试过了线再去找吧，万一没过线，我不白找了？”说真的她如果笔试没过线，我心里虽然会很懊恼，可也会轻松一点。她说：“你不想找你就别找，我前面都考过四次了，第五次会考不过吗？”我说：“我说的是万一，万一，什么事都有个万一。”她说：“万一我考过了，就来不及了。找人那不得拐几个弯？笔试到面试一个多月，成绩出来就只有十几天了，你又不是大人物，你怎么来得及？”
她说得太有道理，我根本就无处退缩，在生存的底线面前，实在是退无可退。我说：“以后我们的崽生在厅长家里就好了。”她说：“那还是你的崽不呢？”我说：“那也是的啊，看来我得去谋个厅长干干。”她说：“就别说厅长吧，那不是你这号人能想的事。一个小学老师的编制搞不定，当厅长？”我空洞地说：“那不见得，那不见得，我这号人不见得是你想象的那号人。”她说：“你是哪号人我们就不讨论了，怎么讨论也不能把这号人变成那号人。现在的关键是怎么去找人。”
找到能解决问题的人，这是最关键的事情，又是最痛苦的事情。怎么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又怎么搭上关系，再怎么让他帮自己说话？对我来说，这就像两万五千里长征，要过湘江，过大渡河，四渡赤水，再过雪山草地。赵平平说：“书上有个六人定律，你想要认识任何一个人，最多搭桥六次，肯定可以达到目标。”我说：“那我们搭桥去认识徐省长。找谁搭桥？你在学校系统都这么多年了，你应该认识他们。”她说：“徐省长刘市长我认识，电视里看到过，陈区长我也认识，听过他的报告，这三个人讲的话甩在墙上能打个洞。可他们怎么会为我甩出这句话来？”我说：“你们区教育局的万局长不是来你们学校视察过吗？你不认识？你认识了我就跟你去她家拜个码头。”她说：“她说起来只是个科级哦，到我们学校来我边都拢不上，只能远远看一眼。凭着这一眼的关系她会给你一个编制？你以为编制是什么东西！”
编制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那不言而喻就是好东西，那不用想。可这个好东西硬是把一个学校的老师分成了几等，有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在这个小学当个上等人，这是赵平平一辈子最高的理想，但这跟搭天梯摘月亮有同样的难度。我跟赵平平讨论了几天，就是找不到那架去摘月亮的天梯。我鼓足勇气去问院里几个关系好点的老师，你有什么人在白沙区政府和教育局当个什么没有？都说没有。再问，你认识的什么人，那个人认识的什么人在那里当个什么人物没有？还是没有。开始问的时候是羞愧万分，问多了那羞愧感也就麻木了。既然是求人，那就是求人，不可能昂首挺胸趾高气扬地求。李白当年就是昂首挺胸去求人的，求了一辈子也没求着。
这天在院资料室碰见蒙天舒，他在翻看杂志。我想，是不是也问一问他？心里实在抵触，就取一份报纸坐下来看着，犹豫着，一边又把报纸移开一点窥视他走了没有。过一会他出了门，我把报纸往桌上一放，追上他，把事情说了。说的时候我心里很抗拒，双脚在原地交叉移动。蒙天舒说：“麓城的好多人我都不认识，但是总会有我认识的人认识。”我急忙说：“你认识的那个人他认识谁呢？”我希望他说认识陈区长或者万局长。他说：“白沙区教育局的赵局长，副局长啊，我是认识的。”我说：“他是你的铁哥们吧！铁哥们，你的铁哥们。”他说：“他是我老板的师弟。前几年出了本散文，请我老板写序，我老板怎么会干这毛细的事？就叫我写了，以老板的名义发的。”我马上说：“那你们关系还是有这么铁，你请他出来吃个饭？今天晚上，我安排一下。”他说：“现在要请别人出来吃个饭，那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我老板出面，那是灵的，可他怎么会管毛细的事情？”我有点泄气说：“人家是校长，怎么可能为我出场？你直接请请试试吧，说不定你请就请动了。”他说：“那我下午给你一个信。”我希望他马上就打电话，说：“现在打吧，现在，帮个忙吧。”他把手机按了一通说：“没存他的电话号，还得回家找名片。”
下午蒙天舒打电话过来说：“赵局长他不肯来吃饭，他说这事情太大了，他搞不定，不敢赴这鸿门宴。”我说：“你再请一请吧，老同学，关键时刻，帮帮忙啦。”我不由自主地捧着手机作了个揖，“帮帮忙。”他说：“除非叫我老板出面。我也不敢为这点事去惊动他，给他出难题的人太多了。你以为坐在那个位置上是件好轻松的事？”如果一定要惊动童校长，我也没信心了，站在大人物面前我都自觉气馁，哪还敢惊动他？
我要蒙天舒把赵局长的手机号码给我。他说：“他会骂我呢。”过一会还是发给我了。晚上我把事情告诉了赵平平，她说：“一个电话号码有什么用？我又不是找不到他的号码。我又白高兴一场了，我的脑细胞经不起这个折腾呢。”我把心一横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晚上我陪你去赵局长家，一个重点大学本科生，教书都六七年了，要个编制很过分吗？是谁过分？”她说：“我们学校七八年的还有呢，谁要都不过分，就是要不到。哭过的那不止我一个人，前年还有一个扬言要自杀的，结果呢，合同一到期就把她踢出去了。这样的人，哪个单位敢留她？”我说：“你一定不去，那我一个人去，我这一辈子膝关节就软这一回。”她犹豫了一下说：“那我还是陪你去吧。”
19
下了决心要去，怎么去又成了问题，空一双手去，那还不如不去。赵平平说：“那就送钱。”我一听心就虚了，说：“那太直接了吧，那简直就是……简直……简直就是不好。”她说：“有哪点不好，现在都是这样操作的。难道你说一声拜托，那就拜托到了？”我说：“真的送钱啊，你打算送多少呢？”她说：“钱多少是跟着事情大小来的，这么大一个事，你不可能下毛毛雨吧，要下就下一场倾盆大雨。”
我心里憋屈得很，想往后退缩，想一想这件事实在也没有退缩的余地。我说：“倾盆大雨那是多大的雨呢？”她说：“那肯定要往万字上走才叫倾盆大雨吧。”我说：“你那就不是送礼了，是行贿了。”她说：“这点耳屎钱能叫做行贿？你也太小看行贿了。这是送礼，辛苦费。要说行贿，那多少才不是行贿呢？九千九就不是？”我说：“我不能做这个事。”她说：“你是什么伟大人物你不能做，你一辈子不求人，一辈子就被压在五指山下，不怕你才高八斗气吞霄汉七十二变。”
我垂了头坐在床上，心中刺刺刺地痛。我双手抓着床单，有着一发力撕成两半的冲动，那才痛快呢。我低了头望着地上。赵平平说：“你倒是说句话啊，老望着地上干什么，地上没有钱，更没有编制。”我直起身子说：“我不想说。”她说：“我说错了吗？要说错了，那就是不该把这个事实说出来，至少是不该对你说出来。”我说：“我也没说不求人，但还是不能那样去求，超出限度了。”她说：“超出什么限度？谁规定的？”我说：“做人的限度，我自己规定的。”她一根指头颤动地指着我说：“聂致远啊聂致远，你可以用几根绳子把自己绑起来，可是我要活啊！”
赵平平的话说得我心痛，我说：“是啊是啊，你要活啊，那我们还是送吧，不送钱行不行呢？送钱实在太那个什么了。”我突然有了点灵感说，“你不是班主任吗？请赵局长到你们班讲一堂德育课，你就把那一万块钱给他做讲课费，这样大家都说得过去了，我们院里要搞个什么事，就是这样操作的。”她说：“万一没搞成，那一万钱他真当作讲课费收了，你不吐血？”我说：“没有那么坏的人吧，你们的局长，教育局长。”她说：“一万块钱，那是我的肉呢，我血淋淋割出去要保证搞成，没有把握，我舍不得割，血淋淋呢。送到他家里，讲明的就是做这个事的。”我说：“那还是送点东西的好。”
我们争辩了一会，赵平平最后还是听了我的，送点东西。送什么东西又为了难，赵平平说：“烦不烦呢，东西不也是钱？还是送钱的好。我说：”那不一样。感觉着就很不一样。“她说：”骗自己。“我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朋友说，送钱是最简单的，其次就是烟了。烟价格透明，他不抽他可以去礼品回收店退掉，那也是钱。酒和茶叶就没有那么方便了，酒折价很大，茶叶更大。
第二天，我花了四千多块钱买了六条中华烟。买的时候跟老板说明是送人的，没送出手，他得按九五折收回。老板只答应九折，争了半天我说：“那我到别家看看。”他马上就同意了九五折，在每条烟上都做了暗记。我说：“难道我还会换掉你的？”他说：“看看你这个人还是像个君子，可有时候君子也会做小人的勾当。”听了这话我心里跳了一下，难道他知道了我想去干啥？
晚上去了赵局长家，在楼下为谁按门铃又跟赵平平争了半天，都不想按。最后还是我按了，说：“谁按的人家又不知道，这还要往后退。”上了楼赵局长家的门已经开了，我隐约闻到房中有一丝烟气，茶几上烟灰缸里有烟蒂，就安心了许多。赵平平说：“局长，没汇报就找上门来了，主要是担心你不肯接见！”赵局长说：“我不是局长，万局长才是局长。你姓赵，我也姓赵。”我把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的烟放在茶几上，说：“赵局长，今天太对不起了，就这么来了。”赵局长说：“是小赵编制的事吧？”我说：“赵局长，真的聪明。”
刚说出口就恨不得抽自己一个耳光，他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是我能说聪明的吗？赵平平马上说：“咱们那点小想法，赵局长还能不知道？”赵局长说：“你们的愿望我特别理解啊，特别理解。”他的口气让我心里一抽，说：“赵局长，您看平平重点大学本科，在白沙小学教书都六七年了，还评过优秀教师，笔试也过了四次了，就是这个面试，赵局长您不挺一下，那永远也过不了啊！”赵局长说：“跟你们说实话，编制的事找我，那没有找对人。区里每年这几十个编制，别看是小学老师的岗位，那也有太多的人在惦记。谁不想留在麓城？这都是万局长亲自把关，她一年手中要接几百张条子，不能说没有一张是可以随便打发的，那大部分都得交代一声。她也为难呢。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条子上的那些人都笔试不过线，那还有几个特别要紧的人还要保证他笔试过线的。各方面怎么交代，这是她一年最重要的工作。”赵平平说：“我只知道形势严峻，没想到形势还有这么严峻，一个小学老师，就争成这样？那我还考不考呢？”赵局长说：“跟你们说真的，就算我自己的女儿来考，我会提出来，那还不敢拍胸脯说肯定有编制，条子是从大人物那里来的，我一个副局长，太渺小了。”
他说得这么严峻，我感到很绝望，挣扎着说：“赵平平她为这件事哭都不知哭过多少次了，为了这次考试，早几个月还做了流产，一个孩子都这么放弃了。”我这么一说，赵平平就抽泣起来。赵局长把纸巾推到她跟前，示意着抽了一下，叹着气说：“我也想照顾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能力有限，你相信我这不是推托，能力有限！要不你们去找万局长？陈区长？他们说一句话，那分量就不同了。”我说：“我们这样的人，怎么找得上？”他说：“你不是博士吗？有同学没有？学生的家长也行，小赵你们班的学生家长有得力的没有？要把情况仔细摸一摸啊！”我说：“没有啊，要不请赵局长往万局长那里推荐一下？”他说：“局长她焦头烂额，到那几天手机都不敢开，我还敢给她添乱？再说我的话能比那些有来头的条子更管用吗？”难堪地沉默了一会，赵平平说：“不知道试卷是谁出的，是不是会漏题啊！”赵局长说：“试题是从外省出过来的，应该不会吧，有专人保管呢。”赵平平说：“就是担心这个专人呢。”赵局长说：“不会，应该不会的吧。”
话说到这里，就再也说不下去。望着茶几上那个黑塑料袋，我觉得现在唯一能够做的事，就是怎么把它拯救出去。我望着赵平平，眼睛往茶几上一瞟。她并不随着我的眼神把目光投向茶几。我发现赵局长似乎在观察自己，就把目光转向别处，心里想着反正没说里面有什么东西，也没说是送给他的，出门的时候老着脸，装着随意地拿在手中提着，也是个办法。到底是四千多块钱，快够我两个月的工资了。
赵平平站起来说：“赵局长，没想到这件事有这么难，连你都为难，那我也就只能蒙在被子里想一想了。”赵局长说：“你相信我，能够说上话，我一定帮你说，你相信我。”这话听上去很诚恳，可又很空洞，就像一个不太会游泳的人，踮起脚也没踩到河底。我也站了起来，似乎是随意地，把身子靠近茶几，感到那玻璃在日光灯下泛着炫目的光。就在我要弯下身子去捞住那个塑料袋的时候，赵平平伸过手来，拉住了我那只准备出击的手，说：“我们走了，打扰赵局长。”
走到门口我感到身后簌簌地响了一下，似乎是那塑料袋有了动静，忍住了没回头看。出了门转身想再说声“谢谢”，赵局长很随意地把那袋子递到我手中，说：“请你们相信我。”赵平平马上从我手中把袋子抢过去，塞给赵局长说：“赵局长，知道您抽烟的，这是别人送给我们的一点烟，我们不抽烟，拿着也浪费了。”赵局长说：“搞不得，搞不得！”赵平平说：“跟那件事没有关系，请您帮个忙收下，不然我们拿着也不好处理，他又是个不抽烟的！”赵局长说：“你这样就是不相信我。”赵平平把袋子往赵局长手中塞，说：“拿都拿来了。帮个忙吧！”赵局长双手举上去说：“心领了，心领了！你实在想表示一下，哪天我帮你做了点什么你再表示吧。”赵平平还要说，赵局长把手指放在唇上示意了一下，又指了指对面的人家，再挥一挥巴掌，把门轻轻关上了。
也许是赵局长刚才那个动作给了我们一种暗示，下楼时我们摸黑着，没有摁亮楼道的灯。黑暗中我们都不说话，我去牵赵平平的手，她甩开了。出了楼道，听见铁门在身后一响，我松一口气地说：“幸亏还把这几条烟带回来了，我不那么望一下，他可能还以为我们送点什么小东西，忘都忘了。”赵平平说：“你别跟我说这几条烟好不好，老是望着它，你也敢望。拿进去了，又拿出来了，有这么丢脸的吗？”我说：“丢脸不丢脸，几千块钱呢，两个月工资呢，两个月！那个面子是我们要得起的吗？”赵平平说：“人家送掉半个家，没有结果那就是没有结果，那咬断舌子也不能吐出来，要把那血舌子生吞下去。”我说：“你觉得自己能有那么豪迈吗？”她说：“所以我说丢脸。”又说：活条命好难啊，天下真有这么难的事啊。“我说：”谁都不容易。“她说：”不，那要看这个谁是哪个谁，是我这个谁那肯定是不容易的，换了一个谁，她怎么活怎么有。也难怪有些女孩，她们顾不了那么多，她们……“顿了一下，”那些女人，那些……“又顿一下，叹口气说，”活条命真的不容易啊！“我心中刺地痛了一下，没有说话。两人默默回到家里。
赵平平打算不考了，说：“考了也是白考，绝对的。”我说：“考了有两个结果，不考就只有一个结果。万一呢？”她犹豫了两天，说：“已经复习这么久了，就去碰碰你说的那个万一吧。”复习时拿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来问我，如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放的是什么歌曲？荷兰的首都是什么城市？我告诉了她，她说：“要是把你的脑袋借我用几天就好了。”我双手捧了头往前一推说：“拿去！”又说，“你一个小学老师，要知道那么多干什么？”她说：“我要活啊！”
十一月底考试了，成绩公布出来，赵平平考了第五名。我说：“招十一个语文老师，你第五名，就算面试一般，那也打不下去了吧！”她说：“有人存心要打你，那没有打不下去的。他也不必打你，把别人提上去就行了，反正不会有戏的。”说这样说，她还是花四千块钱去参加了一个面试培训班，上课的是市教育局教科所的老师。那个曾扬言不给编制就要自杀的老师找到赵平平说，面试评委的名单，她都知道，给她八万块钱去活动，包面试通过，如不通过全部退还。赵平平动心了，回来对我说：“八万块钱，搞成了我划得来，搞不成我也不吃亏。”我一听头就炸了说：“又是钱又是钱，都是些什么人啊！”赵平平说：“你不要感情用事，恨也好骂也好，都没有意义。没有钱办不成事是真的。事情来了，你跟别人说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都没有用，只有票子这个子才是真正管用的子。”
我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像被一只恶毒的手扼住了喉咙。我想反击她，在头脑中快速搜索，可就是找不到有绝杀力量的话来。这让我觉得沮丧，这几年的博士是怎么读的！现实那么强有力地存在着，这不是几句什么话就能战胜的，就像一个人不可能用手捉住天上飞过来的导弹。我说：“票子是有那么伟大，但它还不是最伟大的，有些东西比它更伟大些，至少对我来说如此。我也想活得更好一点点，但不想因此做个小人。”她望着我叹一口气说：“你这个人不结婚可能更好一些。”幽怨地笑了一笑。我一下又没了勇气说：“八万块钱，第一我们没有，第二这是个骗局。她看你考了第五名，有过的可能，她拿你八万块钱，什么也不做，你上了她纯得八万，你没上她退给你，还可以得几十块钱利息。我是说她还要点脸，会退给你。”赵平平蹙着眉想了一会说：“真的啊，我怎么就没想到？有些人是专门杀熟的，不是熟人还杀不到呢。那就算了。谁叫我没有那八万块钱呢。”我说：“你就凭自己的力量去碰碰运气吧！”她说：“买彩票可以碰碰运气，这是有运气碰的事吗？”
面试赵平平没有通过，十九个人过线，取十一个，她的总分排在十二，比前一名差零点一分。她说：“我早就说了这不是有运气碰的事情！我等了这么多年，想等那些人把关系户搞完，现在看来是永远搞不完的，我太理想主义了。”又嘟嘟囔囔地抱怨自己面试时哪几句话没有说好。我说：“你知道自己没有运气可碰，你抱怨自己干什么？”她说：“也是的啊，我凭什么要抱怨自己？”又叹气说：“要是我准备得更充分些就好了。”我说：“如果我说这个结果是有人精心设计的，你相信吗？零点一分。”她说：“有可能。”又说，“那是一定的。”我说：“那你还抱怨自己？这棵菜就不是给你这条虫吃的，这个坑也不是给你这个萝卜栽的，你没吃到没栽进去那是理所当然，你骂自己干什么？”她低了头说：“这个世界，要我怎么骂它才好！”又说，“真的除了骂自己，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骂谁！”
就在我们放弃了一切希望的时候，赵局长打电话来了，告诉赵平平说，国家的编制没争取到，区聘的编制经他力争，争取到了。赵平平说：“我就知道天不会绝我。以后至少那些区聘的老师在我面前就不能那样牛屎了，叫我做件什么事，像叫狗子一样，那就不行了。”又说，“我们还是买几条烟去看看赵局长吧，真的好人呢！不说感谢，那也要图下回吧！”
20
学院在公共平台上发信息来，通知我去开会。去了我才知道要放寒假了，开全院大会总结一个学期的工作。这让我有点恐慌，寒假要回鱼尾镇过年，我已经一年没回去了，可我还没有存下一点钱呢。想起这半年来，每个月都领了工资，可就两千块钱，怎么省着花，那也是流水落花地去了。一直想着下个月可以省出一点，到了月底又把这计划再往后推一个月。推到期末，那已经退到墙角了。看来我得到赵平平那里去讨点钱了。可她手中的钱满了一千就存进银行，誓死不肯动用，说：“存折上那点钱就好比是我怀的胎，要拿出来，那就要做个剖腹产。”
散了会，办公室洪主任通知大家去领超工作量酬金，我这个学期一直在备课，一节课没上，更谈不上超工作量。看见大家堆在那里，我不好意思过去看看，就下了楼。就这么回去了吧，心里又抱着幻想，万一还有点钱呢？我在学院门口来回溜着，眼睛瞥着门口，看有多少老师出来了，准备走得差不多了，我再上去看看。
过了半个多小时，想着还有好些老师没出来，可再不进去，就要下班了。下了决心，我回到行政办，那里还有两个老师在签名。我就装着看墙上的世界地图，耳朵搜索着那边的动静。人都走了，我瞟见洪主任埋头在那里按计算器，我咳嗽一声，他没有理我。这让我感到失望，想着他是故意不理我，理了我他也难堪。我又用力咳了一声，自己也不明白地，就唱起了“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洪主任看到我了说：“小聂，这里还有你的钱呢，两千。”我心中一喜，说：“我没工作量也有钱吗？”他说：“每个人保底两千。”我说：“那我吃劳保了。”就过去签名。签名时看见蒙天舒的名下是两万二，心一下就沉下去了。
回到家我把钱给赵平平，她说：“咦，还有两千啊。我以为真的没有呢。”我说：“那这个月的工资我只上交一半行吗？那一半让我跟三姑六舅拜个年。我奶奶种菜闪了腰，还躺在床上，送县里的医院送不起，只能在镇上的卫生院挂水。我真的有点不敢回去了。”她说：“那你那一半工资都别给我了，这年肥是过，瘦也是过。只是谁都是想过肥年的。”我说：“平平，委屈你了。”
过年前两天我带赵平平回鱼尾镇。本来按她的意思只待一天，然后去她家过年。我说：“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家，能不能过了年再走？”做了几天的思想工作，她答应了。我说：“又委屈你了。”她说：“我们这样的人，委屈惯了，不委屈反而不自在。就像什么小说中有个什么人，请他坐下，他说站惯了。老想着委屈了委屈了，还活不活？”
在长途汽车上我心里很不安，口袋里只有两千块钱，那场面怎么应付得过来？恐怕只能厚着脸皮意思一下算了。鱼尾镇的风俗，那是人情大过天，意思一下，真的非常不好意思，所以得厚着脸皮。唉，反正是要厚着脸皮的，为什么不学蒙天舒厚着脸皮去搞钱呢？我把自己给问住了。
远远看到家里那幢老房子，我心里没有欣喜，只有怯意。忽然想到陶渊明辞官归故里，归去来兮，载欣载奔，有点不理解。没了官一家人就没了生计，他怎么那样高兴？
爸爸坐在门口晒太阳，就坐在爷爷当年坐的那个位置，神态跟爷爷当年差不多，头往左边偏着，细眯着眼，活脱脱是二十多年前场景的翻版。见到他赵平平叫了声“爹”，我说：“我们这里都叫爸爸。”她还是叫了声：“爹。”妈妈闻声出来了，她又叫了声：“娘。”我说：“我们这里都叫妈妈。”她又叫了声：“娘。”我妈倒是听懂了，喜得双手在胸前一阵拍打。
我进屋去看奶奶，走到门边看见房间里立着七八个人，妈妈说这是奶奶的教友，他们在为奶奶做祈祷，愿上帝保佑她早日康复。我停在门口说：“祈祷能康复，还要医生干什么！”这时他们祈祷完了，我走了进去，看见是几个老人，都还认识。奶奶躺在床上，想支起身子，说：“老大回来了？”我跑过去扶住说：“您躺好，别动别动！”奶奶对那几个人说：“我家老大最有出息，”双手跷起大拇指伸到眼前，“读书就像喝蛋汤一样，哗啦哗啦就读进去了，读到北京去了，北京！还是个波士呢。”李家姨奶奶说：“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小时候吵得很，那一年我送干娘上山打鞭，他还来抢呢！看现在都讨媳妇了。”孙家姨公公说：“那个波士是个什么官，比镇长大些不？”我说：“博士呢，那不是官呢，读书读得多就读成博士了。”他说：“不当官那干什么要那么用力读？”我说：“我是教书的，在省里教书。”李家姨奶奶说：“他是谦虚呢，谦虚！”
那些教友在胸前画着十字，口中念念有词去了。我说：“奶奶，您老人家怎么信这些，不管用的。我明天带你去县里医院看看！”她说：“哪有那么些闲钱作践！他们给我念经，念得我好些了，没那么痛了。”我说：“祈祷是不管用的，不管用！你别说钱的事，明天搞个车送到县里去，我来安排。”赵平平在旁边瞟我一眼，我马上说：“要不就到镇上医院住几天。”奶奶说：“不去，他们念经已经念好些了。”又说，“我要在家里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