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前致高回来了，手里提着几条鱼，用草绳串着。还有一块猪肉，大概有十来斤。我说：“湖里钓的？”他说：“都承包了，哪里有得钓？别人打上来的。”把鱼扔在地上，“过年吃几条鱼还要买！”我说：“吃鱼不买那还去抢啊！”他说：“有的人有人送呢。”把鱼从地上提起来，扬得高高的，“那就不是送这几条了！送这几条人家当你是骂他！”又把那块肉提起来，“别人家杀翻一头猪过年，分这一块给我。”我说：“要钱不？”他说：“要不要钱你看那个人是谁就知道了。是我呢，不要钱，他怕我没吃得吗？”
致高小我三岁，在县里读了师范，在镇上教小学，有六七年了。他说：“老兄啊，我教书这么教下去也不是个事，能不能想办法到镇上搞个事？”我说：“你就是不珍惜，有个编还不知足，你嫂子211本科毕业，六七年了还搞不到一个编呢！”他说：“不是个事呢，一辈就这么窝掉了。急得很！急得很！不动一动，明年后年过年吃几条鱼，那还是要买！”他双手在衣服口袋晃了晃，“掏钱买！”我指着地上的鱼说：“这几个钱，我来买行吗？”他说：“真的是几条鱼的事？事多得很呢！你看家里的房子，什么样子了！谁会嫁到这里来做媳妇？歪瓜裂枣！”我说：“那么功利的女孩你要她干什么？那会是个害呢！”他笑一声说：“老兄，你莫跟我讲大道理，那是空的！歪瓜裂枣你也不想要呢！做噩梦来！要不你要嫂子给我说一个？有她那个样子就心满意足了。”我说：“你们学校就没有几个好女孩？女孩最重要的就是心里干净。”他轻轻笑几声说：“身体干净不干净我都不能去想了，还想心里干净？刚从师范毕业的女老师，有呢！不歪不裂枣的，有呢！她怎么看得上我？”志高左手食指在鼻了上点了几下，“我？人家都想到县上找呢，谁愿待在这个鱼尾巴上一辈子？人家心大着呢。”我说：“心那么大的人心里怎么会干净？那样的人你找了，你一辈子脱不了身。”他说：“现在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我找不找她，而是她找不找我。明知她跟男朋友睡几年了又崩掉了，想着她掉价了吧，会低调了吧？麻着胆子放个气球去试一下，嗬，调子没低半点，说是家里不同意。心里干净点的有啊，歪的裂的，我不想要啊，做噩梦呢。”我说：“那你也不要怪别人现实，你自己就这么现实。”他说：“我半点都不怪，不但不怪，还超级理解，所以说想到镇上搞个事。”我说：“在镇政府当个办事员工资高些？应该差不多吧！”他说：“理论上差不多，实际含金量那是天堂地狱，”他一根指头往上戳了几下，又往下戳了几下，“天堂地狱。谁都想上天堂。”
我知道致高说的都是真实，这个真实不是我可以改变的，就不再说话。沉默了一会，致高眼睛望着别处，自言自语说：“急得很，急得很！”我说：“急得很急得很，那个熊样！改变现状你要想办法。”他说：“那要找人呢，哪里还有第二个办法？我那点墨水又考不上研究生。范岗不是你同学吗？他如今是镇办公室主任，你带我去他家拜个年吧！”
范岗是我高中同学，他爸爸当年是鱼尾镇的镇长。读高二时，范岗爸爸调到县农业局当局长，他就跟着去县里读书了。那年高考没考上本科，在麓城商业学校读了个大专，回到华源，到教育局当了个干事。早几年他爸爸提了副县长，他就到鱼尾镇的镇政府当了办公室主任。我说：“范岗算个什么人物？镇长才是个科长，他也就是个股长，”我伸出左手小指头，拇指顶在指尖下，“你去拜他的码头？”他说：“股长在你们麓城是一根鸡毛，在鱼尾镇那硬是一条令箭。再说他这个股长后面有人罩着的，到鱼尾镇来下基层贴个金，前途那不是镇长打得住的。拜码头，那没办法啊！急得很呢，”捏着拳头一下一下砸着头，额上青筋都暴了起来，“狠呢，狠呢！”
我看着他心里也急，说：“我是从来不求人的，那我明天发信给他拜个年，他不回信那就算了，回了信我带你去他家拜个年。”他说：“要得，要得，你发信息要亲热点，把当年同学之情叙得动感情点。”我说：“我跟他就同学了一年，记他是记得的，特别的感情那是没有的。他爸爸不是镇长我们可能还会走得近一点。”他说：“你就是不注重养人脉，人家去县委党校学习，三分养文化，七分养人脉，将来都是用得上的。”
大年三十中午我给范岗发了一条信息，到下午四点多还没回信。我心里很别扭，想着，人一阔脸就变吗？他也没怎么阔呢！我还是个博士呢！又想着是信息太多，把我那条淹没了。吃团年饭前致高回来了，问我信息发了没有？我说发了，还没回信。他说：“怎么发的？”我说：“老同学啊，祝新年快乐。”他说：“不行呢。”我说：“那怎么才行，要我叙旧，我真的叙不起来，做不出啊。”他说：“第一要叙一叙当年的同学之情，你总记得当年的一两件事来！最重要的是要听说他高升了，同学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我想，大家感到骄傲的应该是我，怎么是他？我说：“一个股长，谁会为他骄傲？”他说：“你别把红薯不当水果，人家后面好歹也拖了个‘长’来！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搞个教研组长，那是一场恶战呢！”
我按致高的意思又发了一条信息，回信很快就来了，真的说了同学大家感到骄傲的应该是我。致高说：“说了要提他高升的事吧，谁都有个痒痒肉，你搔不着，他怎么兴奋得起来？”又要我接着发信息，把这条线索拉紧。我把手机送给他说：“起鸡皮疙瘩的话你尽管去说，那些屁话我说不出来。”致高说：“要得，要得。”喜滋滋地伸出双手把手机接了过去，坐在那里搞了半天。妈妈喊他去厨房洗菜，他一动不动说：“来了，来了！”又说，“人家有正经事！”
开饭了他把手机还给我说：“约好初三你到他家去。”我说：“我初二就要走了呢！”他说：“你初三直接从县城走好吗？我背着你的大包小包送到车站。”赵平平着急说：“我们初二真的要走呢，我家里晚饭都做好了。”致高说：“好漂亮的嫂子！就送给致高一个人情吧！”扬手用力打着自己的脸，“就给没面子的致高一个面子吧。好漂亮的嫂子！这么漂亮的嫂子！”
初三上午，我和致高进城去给范岗拜年，赵平平懒得去，就到车站等我。路过商场，致高说：“进去一下。”出来时双手捧着两条芙蓉王烟。我一看是软包装的，说：“一千几呢，你发癫吧！够过年杀个猪了！奶奶还躺在床上没钱送医院呢！”他说：“你以为我钱包胀得慌？怕他没吃的？没办法呢！”我说：“我真的不想去了，我发个信息给他，你自己去。”他嘻皮笑脸说：“帮忙帮到岸吧。”把烟举了举，“看鞋都打湿了，不过对岸去？”
到了范岗家门口我说：“别扭得要死！”致高敲了门，把我推到前面，我又去推他，正推搡着门开了，范岗说：“博士来了！我这个房子进来过省人大副秘书长、县委书记、县长，还没进来过博士呢！”我说：“这是我老弟，致高，在鱼尾镇丰渔小学教书。”范岗说：“我们当年就是那个学校毕业的！”在门口换了鞋，致高把头晃悠一圈，朝我望一眼。我知道他在示意我这客厅很大，豪华，装着不懂。
致高把烟放在茶几上，用力拍得一响。范岗点点头表示看见了，往房里叫道：“英姿，泡茶！”又解释说，“保姆回去过年去了。”他老婆出来泡茶，是个美女。致高又望我一眼，我还是装着不懂。我说：“好多年没看到你了！”就没有话说了。致高说：“我哥昨天在家里说，说范主任读书的时候就与众不同。”这些屁话他说出来，既含糊，又到位，怎么致高也这么会说话。说了几句当年的事，范岗就开始说自己的政绩、自己的抱负，说一句致高就点一下头，偶尔插一句说：“我哥昨天在家里说，早就看得出范主任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范岗说：“那是将来的事，总应该一代比一代强。”致高说：“范主任的爸爸他老人家是个副县长，我们已经是仰望云端了，范主任将来更要强上去的，现在才露出一个尖尖角呢！”范岗说：“又有个尖尖角要露一下了，级别问题很快就会解决。”致高身体前趋说：“要提镇长了？那是鱼尾镇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和福气啊！我哥昨天还在家里说，范主任在我们那小地方当个主任，那是太屈才了！”范岗说：“一步步来，可能要副镇长过渡一下。”
俩人又说起鱼尾镇的人事纠葛，我在一旁发呆插不进话。我掏出手机看时间，如此三次。范岗说：“博士还有事要忙吧？”送我们到门口又说，“你老弟脑筋活，是个人才！”致高说：“有机会帮范主任打个下手，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望。”范岗说：“知道，知道，知道。”又转向我说：“知道，知道。”出了门致高说：“老兄，他说知道，你顺势下楼说声拜托就好了，好话不要你的钱，不割你的肉，不要那么舍不得。”我没有理致高，自己往车站去了。
21
开学了，按院里的安排，我给一年级的学生上“中国思想史”这门课。三个班合上，其中就有我当班导师的那个班。我教了两年中学，给大学生上课还是第一次，有点紧张。这个年级有一半学生高考志愿都没填历史学院，而是填的商学院法学院文学院等等，由于填了服从分配，录到历史学院来了。上过课的老师说，他们的专业思想还不稳定。第一次课我打算谈谈学这门课的意义，跟他们对一下话，下次再正式讲课。我想起当年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题发表演讲，听者感动流涕，心中就升腾起一股豪迈之情。我不敢说让学生如醉如痴，感动流涕，但把他们思想吸引过来的力量还是有的吧！让他们爱上这个专业，我就成功了。如果他们能够认同我的想法，我就更加成功了。我骑着单车往教室去的时候，就怀有这样一种使命感。
进了教室，我看着学生们的神态，和我前几年教的中学生差不多嘛，紧张感一下子就飘走了。黑板上是上一节课老师留下的板书，不知是物理还是化学的方程式。我望了望黑板，想等有学生上来擦去，竟然没人上来。我想他们还太年轻，不懂得形体语言和眼神，这样也好，单纯，不世故。我拿起黑板刷想擦去，灵机一动，就留了下来。
铃声响了，我做了自我介绍，然后指着黑板问学生说：“这是物理还是化学？”“化——学！”他们齐声回答，跟中学生的神态一样。我觉得他们非常可爱，就更加有信心了，说：“想一想学历史专业真的好啊，读一读《史记》《资治通鉴》，四大名著，那就是学习，学习的过程就是享受的过程，”摊开双手，晃晃头，“享受。享受思想的深度，美感的滋润，享受。如果是学物理化学，看看这些符号，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头大？”我双手捂着头，往两边分开，在肩膀上举着，“我一看头就大了。这么大，”再分开，“这么大，爆炸。”我笑了起来，好些同学也跟着我笑了起来。他们一笑我就有了自信，说：“人家学习这么枯燥，将来工作又那么枯燥，可能还有化学辐射，人家多拿点钱，那也是应该的，那点钱我宁可不拿，”把身子往前倾了一下，“你们想拿吗？”大家都不说话。我点了一个同学的名，说：“马滨，你想拿吗？”马滨站起来四周张望了一下，缩了脖子说：“有点想。”学生中爆发出一阵大笑。我也笑了，指头点了点示意他坐下，说：“很好，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比说违心的话好得多。”我又点了一个女同学的名，她说：“我跟马滨有点一样。”学生们又大笑起来。
等他们笑完了，我说：“其实聂老师也不恨钱，钱拿在手中也是有感觉的，跟你们一样。但聂老师不会为了那点感觉，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不管是不应该做的事，还是没有兴趣的事。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自己的事业结合起来，那人生的幸福就有了一半了。”接下来我按计划讲了学习中国思想史的意义，古人是怎么思考宇宙和时间、社会和人生的，他们的智慧达到了怎样的深度，这对我们现代人又会有怎样的启迪。快下课了我说：“对这些思想的探索者，聂老师是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出了仁者爱人这样伟大的思想，跟现代的普世价值人道主义能够天衣无缝地对接，让人钦佩！还有屈原，他不把现世的荣华富贵看成最高的人生价值，宁赴湘流，葬身鱼腹，也不向小人妥协，不以人格做交换。人格和原则不但高于富贵，也高于生命，用自己的生命为中华文化树立了一个伟大的精神标杆，这是他比作为一个文学家留给后人的更珍贵的遗产。”我还想讲曹雪芹，这时下课铃响了，我抓紧时间说：“屈原在《离骚》中想象自己奔向太阳，奔向光明，豪迈地说，来，吾导夫先路！那就让我们把他当作精神上的先导者，跟着他奔向光明，奔向太阳！”我伸出右手食指，往讲台下一指，“同学们，你们能够树立起这样的信念吗？”下面的同学齐声回答：“能——够！”
课间的时候我待在教师休息室。本来我想留在讲台上，等着学生来与自己交流一下，可又想安静一下，想一想怎么把下一堂课讲得更好。反正一二节课与三四节之间有二十分钟，到那时再与他们交流不迟。我用茶几上的一次性纸杯泡了一杯茶，热水瓶的水不烫，茶叶没有泡开，喝下去我还是感到一股暖流顺着喉咙滑下去，在胸口化开，充溢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温润的舒适。这时我放弃了把下一节课要讲的内容再梳理一遍的想法，反正是跟学生对话，交流，我非常自信，自己能够从容面对。对面的墙上是一幅中国地图，我从沙发上站起来，在地图上找到了华源县，再找鱼尾镇，却没有了。掏出手机看看离上课还有两分钟，就往教室走去，飞快地把那些早已准备好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打算在跟学生交流时脱口而出，也让他们知道，聂老师这个博士，可不是只有一个头衔。
我踩着铃声进了教室，在我的右脚踏上讲台的那一瞬间，铃声断了，好像是被我踩断了似的。我看见一个女生堵住另一个女生的耳朵在讲小话，就用力咳了一声。声音被扩音设备放大，就有了一种威严感，两个女生的头迅速分开了。我说：“这节课想跟同学们谈谈心，大家就当聂老师是自己的一个朋友，对于学习，对于专业，对于这门课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和建议，都可以敞开心扉说出来。既然是跟朋友交心，就要诚恳，说心里想说的话。”
我以为大家会抢着说话，可我等了半分钟，还没有一个人发言，这沉默让我感到了难堪的压力。我说：“大家都没什么想法？”就望了范晓敏一眼。范晓敏举手说：“我讲几句。我觉得中国思想史这门课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让我们了解古人是怎么思考宇宙，思考人生，他们的智慧达到了怎样的深度，这对我们现代的人又有着怎样的启迪。总之是非常重要的。”我说：“很好，如果能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就更好。还有谁？”又没有人举手了。我承受不了这种局面，就点名说：“马滨，你平时不是很能说吗？你说一下。”
马滨站起来，咧嘴四处环顾了一下，大家都哄笑起来。他说：“老师，我能够说真话吗？”又是一阵哄笑。我说：“难道你以前跟老师说的都是假话？”他说：“有一个问题我入校想到现在，想了半年还没想好。学了这些到底有什么用呢？”我说：“这些是指哪些？是聂老师这门课，还是整个历史专业？”他说：“都是。”我说：“聂老师上堂课讲了那么多你听了没有？”他说：“听了。学习中国思想史的意义，就是要了解古人是怎么思考宇宙和时间、社会和人生、他们的智慧……”“哈哈哈哈……”全教室的同学都笑了起来，那两个讲小话的女生笑着笑着都搂到一起去了。我也笑了说：“如果是考试你倒是可以答一百分。那你觉得到底要怎样有用才算有用呢？”他嘴唇嚅动了几下说：“老师，我能够说真话吗？”我说：“是不是聂老师总是教育你说假话？”他说：“聂老师没有……我家里是农村的，我爹我娘希望我将来多……多赚……多赚一点……那个。”教室里沸腾起来，女同学耸着鼻子学着马滨带乡下口音的话，“那个，那个。”我让大家笑了一会，示意大家安静，说：“你是填了服从分配到历史学院来的吧？”他说：“是的。”我说：“你原来报了哪几个志愿？”他说：“商学院，法学院。”我示意他坐下，说：“那个……并不是坏东西，聂老师也希望多一点……那个。”几个女生捂着嘴“哧哧”地笑。我说：“笑什么，难道你不喜欢那个？”她们把手放下，笑出声来。
等大家笑完了，我说：“我们都生活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大家都感觉到了市场的诱惑和压力。我们进行的现代化事业，就是要大家都多一点……那个，”我双手做了个数钞票的手势，“那个。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承认人的欲望的合理性，追求那个的合理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型话语，它如水银泻地，以自身的逻辑即功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统摄了我们的价值观，对精神的价值发出了严峻的挑战……”讲了半节课我发现自己讲得太多，一直在讲市场的力量，简直就是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要转回来已经有点困难。这不是我想讲的，我也不明白自己的话为什么不知不觉就失控了。省悟到这一点，我又把话题往回讲，讲到我们是人，不只是一具肉身，应该为精神价值保留一席之地；我们又是知识分子，不能把现世的自我绝对化；我们还是学历史的知识分子，更应该以先贤们为伟大的精神先导。还没有展开，下课铃就响了。
我把讲义放进包里准备离开，几个同学走过来说：“聂老师，大家觉得今天的课很好。”我询问地望着他们说：“有那么好吗？我觉得你们没有被我说服。”一个同学说：“不一定说服了才是好，最重要的是实话实说。”我说：“难道有人要你们不实话实说。”他们互相望望，抿着嘴笑，一个说：“要考试！”另一个说：“总不能把自己天天想钱写在试卷上吧，还想及格不？”我说：“你们有什么想法，下次课还可以说，聂老师不怕你们说得过分，只怕你们不掏心窝子说话，小小年纪就把官话套话都学会了。”
出了教室我有点沮丧，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没有说服这些学生，我太自信了。虽说这是社会大环境决定的，我还是有点沮丧。想起“奔向太阳”的豪迈，觉得太夸张了点。也许我本来就不应该抱有说服他们的想法，既然我都说不服赵平平，怎么可以设想说服学生。我太自信，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也许，我不应该设想一种道理比市场更厉害，比生活经验更有说服力。也许，我不能希望每个人都是司马迁曹雪芹的追随者，包括我自己。也许，我不能追求这么高的目标。但是我也不会放弃，为了职业的自尊，我都不会放弃，我在讲台上讲的话，我自己得相信。不放弃也许不能征服那些学生，但至少还有一种文化记忆，这是复活的种子。如果放弃，那不但丧失了职业自尊，连记忆都没有了。为了这点理由，我得做一个悲情的坚守者，在这个小小的阵地上坚守下去。
22
张维从广州打电话给我说：“今年的中国思想史年会由我们岭南大学主办，我在搞会务，怎么没见到你的名字？”我说：“我不知道这件事呢。”他说：“怎么会？秘书组寄了几份邀请函到你们麓城师大，没给你一张？这里有你们院里老师的与会回执，一个姓蒙的老师。”我说：“哦，蒙天舒吧，他没给我那个什么函。”他说：“你问他要，他那还有。”我说：“可能人家不想给我。”他说：“那我马上特快寄给你，你拿去请款吧！”我说：“我们麓城师大那么穷，没有这笔开支。学校给我几万块科研启动金，我还没舍得用，准备留着出博士论文呢。会务费多少？”他说：“才一千二，包出去旅游三天。”我说：“有点多，路费住宿七七八八堆在一起，没三四千下不来。我那点钱这么抖几下就抖光了，博士论文拿什么出？”他说：“学弟，你是办大事的人，窝在家里怎么办大事？这次名家会来一大堆呢，名刊的编辑也一大堆，你平时哪里去见这么多人？机会啊！”我说：“那我就去请点钱吧。”
过了两天我收到了张维寄来的邀请函。我想，找谁签字批点钱才好，就跟蒙天舒说：“天舒，今年学科年会在岭南大学搞，你去不去？”他说：“我还在犹豫呢，几个人凑一起，吃餐饭，胡侃几句，打几个哈哈，也只有那么多意思。”我说：“我倒是收到了一张会议通知，找谁批点经费？那么多老师出去开会，都是用自己的钱吗？”他双手摊开往怀里一收，说：“我是用自己钱，别人用谁的钱，我不知道。”我笑了说：“哦哦，忘记了，你是有钱的人，几十万呢。”他说：“你以为那点钱是我一个人在花？”
我坐在教研室，把邀请函摊在桌子上看了很久，心里“去，不去；去，不去”，折腾了几十个来回。三千块钱不多，对我来说就有点多，舍不得。忽然记起上学期蒙天舒找我在发票和飞机票上签字，那是他暑假去新疆开会用掉的钱，报账要三个人签字，有好几千块。当时他无意透漏了这笔钱是龚院长批的。
这样想着，我下决心去找龚院长。龚院长把会议通知仔细看看，又仔细看看，我站在那里，汗一下就冒出来了，背上感到了一片湿热。龚院长说：“我们院里，哪有钱啊，开会都是自己有项目经费就去开。”我说：“就三千块钱呢，院长，就三千。”他说：“三千块钱多不多，那要看哪个学院，理工科学院那肯定是不多。学校不是给了你四万科研启动费吗？”我觉得没希望了，说：“是的，是的。”感到有些羞愧，自己有钱，还来问院里要钱，太自私了。
我打算走了，又想起了蒙天舒，就说：“蒙老师他暑假出去开会也用了院里的钱呢。”他说：“没有吧？没有。批没批钱我还不知道吗？”我一身的汗都暴出来了，挣扎着说：“他去新疆开会，还是飞机来去呢。”他说：“那他，他，你，你……我记不清了。这样吧，你们一个教研室的，我就一视同仁，批你三千。别的老师那里就不要说了，都来了我可受不了。”
我问蒙天舒哪天去广州，想着如果住一间房，就可以省几百块钱住宿费。他说：“我得提前两天去，顺便去看看一个亲戚，火车票早就买好了。你呢？”我说：“我肯定是报到那天去吧，早去一天又要我多花几百块宾馆钱。”
去白云宾馆报到那天，我在电梯口见到了蒙天舒，他正提着一个旅行箱送一位老先生去房间。我正想热情地招呼一声，他抢先点了点头示意一下，也不说话。见他这么默然，我只好把喉咙里的话咽了下去，也点点头。
不一会张维到房间来找我，寒暄一会说：“你们院里来的那个蒙老师，在我们这里当志愿者都有两三天了，去机场火车站接人都好几趟了。”我说：“他不会什么人都去接吧？”他说：“他去接的都是名教授名刊编辑，我们院里搞接待的都要生气了，难道我们接待不周全，要你来插一手？他吧，女的送一个头饰，男的送几包好烟，摆平了。现在都成了我们接待组的核心成员了。只是接待组的人谁都要接待，他只接待名人，一般的人不拢边。这两天在这里上蹿下跳的，比谁都忙。刚才就在送《历史评论》主编罗天渺回房间。”我说：“怪不得见了我他不做声，就眨巴眨巴眼，可能是不想让我也认识罗天渺。那些名教授名编辑又不是一般的人，就读不懂他？”他说：“懂啊，你我都懂，他们不懂？可谁又会拒绝别人对自己的殷勤呢？”我叹气说：“这年头要成功，真的要把人性的弱点利用到极致。我怎么就没这个勇气？仔细想想，自己也不比谁傻。”他说：“我暑假到乌鲁木齐开会看见他，上个月我们院里有人到沈阳开会也看见他，这人是空中飞人，一年到头在外面赶场子，关系网先编起来，再慢慢地织紧织密，前途不可限量啊！你得学啊！”我说：“我这人没有用，真的没有用。”他说：“说没用那是没有用的，那真的是没有用的。谁规定了他天生有用，你天生没有用？你老是跟自己说没有用，真的就没有用了，不然怎么说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战胜不了自己，几年就被边缘化了，再也没机会挽回局面了，你以为生活会永远提供机会？下午我们一起去拜访一下罗天渺吧？”我说：“我们这些小青年一进门，人家就知道你是为了发文章套近乎来了，挺那个什么的。等吃饭的时候我们找个机会坐他旁边，那自然一些。”他说：“你还是不能战胜那个最大的敌人。”
晚上我和张维去拜见吴教授，他房间里总是有人，信息联系了好几次，十一点过后，吴教授才发信息来叫我们过去。进了房间我说：“吴老师连接见弟子的时间都没有了。”张维说：“这是学术权威的历史命运。”吴教授说：“哈哈，有几个人明年要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希望我支持一下。”又说，“他们也不能上来就谈项目吧，就坐久了点。小聂明年报个项目吗？如果过了通讯评审，到终评委这里来了，我应该支持一下的。”我说：“国家项目我真的还不敢想，只想把博士论文精华再精华一下，在核心刊物上发两篇有点模样的论文，积累一点前期成果，那才敢报。”吴教授说：“那我也可以推荐一下。”我说：“这样的想法我都不敢跟吴教授提呢。”张维说：“吴教授推荐的论文，对刊物来说就是最高指示。”吴教授说：“指示不敢说，也就是个十之八九。”
我想着自己的导师冯教授都从来不敢承诺推荐论文，他老待在家搞学问，那个学问怎么搞得起来。时代变了，你不与时俱进，就会边缘化，而边缘化的结果，就是一无所有。又说了会话，张维说：“老师太累了，早点休息。”吴教授要我们各自提一盒茶叶回去，说：“他们送的，都是好东西，可我也不能都带上飞机吧。”提起一盒看商标，“金骏眉，这净重才六十克，算下来要一万多块钱一斤呢。”我吓一跳说：“我还没吃过一百一斤的茶叶呢，吴教授您留着自己吃吧。”他说：“我有，我有。”张维说：“吴教授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不然他不高兴。”
出了门我把茶叶提到眼前晃了晃说：“金骏眉，一万多一斤！张维说：”你注意了吴教授茶几上的烟没有？软中华，六七百块钱一条呢。“我说：”我一个月工资还不够他抽烟。学术权威，太刺激了。“张维说：”你们那个蒙老师很有这个潜质，将来的天下不是他们的，那还会是谁的呢？“
进了电梯刚上一层楼，电梯停了，有两个女孩进来，短裙、低胸薄毛衣，毛衣的边缘正好从胸部的尖尖头边掠过，胸的整个轮廓都出来了。张维朝我挤眼一笑说：“真理。”我说：“局部的真理。”两人对视笑了一笑。张维问道：“小姐，上几楼？”伸手准备按电梯的按钮。两个女孩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哈哈哈哈！”一个说：“先生怎么知道我们是小姐？经验很丰富的嘛！”另一个说：“很能读懂我们嘛！先生上几楼我们就上几楼。”我和张维赶紧用力摇头。一个说：“两位帅哥照顾一下生意嘛。我们都很温柔的。”另一个说：“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两位帅哥不愿享受一下超级爽的服务吗？爽歪歪。”张维说：“这样不太好吧。”我说：“为什么不去劳动？要劳动致富。”两个女孩互相望一眼，爆发出一阵大笑：“我们的劳动就不是劳动？”
这时电梯到了她们要去的那层楼，电梯门开了一下，被她们摁住关门按钮，说：“我们不漂亮吗？”摆了个姿势。另一个说：“不性感吗？”也摆了个姿势，身子向我靠近了一些，胸几乎要顶到我的胸前。我双脚踮起来，靠紧壁站着，说：“这样不太好吧。我要叫警察了。”两个女孩哈哈大笑：“警察，他要叫警察，他还是男人呢。”松了按钮，走出电梯，其中一个在电梯门关上的一瞬间展开身体，孔雀开屏似的做了个姿势，抛过来一个飞吻，说：“土鳖。”等电梯门重新关上，我和张维对望一眼，互相指着对方，同时说：“土鳖，土鳖！”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
23
我躺在床上，想起张维说的“边缘化”的话，胸口被插了一刀似的痛。做学问也可能被边缘化，我以前也模糊地想过这个问题，现在陡然清晰了，感到了形势严峻。一篇论文，一部著作，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圈子里的人都看得出，这眼神谁都有。那杆秤在人们心里，一分一毫都是清清楚楚的。认真做学问，写出了好文章，别人想挡住我前进的道路，让我边缘化，那怎么可能？这是多年来支撑着我努力的信念。
可是现在，这种信念发生了危机。同样一篇论文，发表在权威刊物上是发，发表在一般刊物上也是发，论文还是那篇论文，发表的地方不同，它的分量相差那就太大了。我总是想着好论文肯定会发表在好刊物上，看来不是那么回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在这里，关系是那么重要，太重要，比论文的质量更重要。总之眼神已经不是那种眼神，标准也不是那个标准，一切都失范了。没有关系，论文就难上权威刊物，也获不了奖，争不到项目，评不上职称，长不了工资，也就没有学术的尊严。我总不能对别人说，自己发表在那些不起眼的刊物上的论文是多么有水平吧。对学术水平的鉴定已经完全交给了编辑，我跟他连一面之交都没有，那论文投过去扫一眼都来不及，就淹没到浩如烟海的来稿中去了。这样想着，我决定这几天还是要接触一下那几个名刊的编辑，至少跟他们混个脸熟，以后投稿也有个说话的台阶，至少把我的稿子扫那么一眼。
快天亮时我才睡着，不一会就被手机闹钟惊醒了。我想着早点去餐厅等着，找个机会坐在罗天渺旁边吃早餐。还有别的几个名刊编辑，我连脸都不熟，打算上午开会时好好记住那几张脸。到了餐厅，还没几个人，服务员问我要用餐券，我就退了回来，到外面走走。过一会再去餐厅，人已经多了起来。我眼光扫了一圈，发现罗天渺还没有来，就放了心，拿了油条豆浆，在靠近门口的一张桌边坐下，眼睛瞟着门口。我看见蒙天舒进来了，却在那里晃着，就指着早点示意了一下，他点点头，还是那么晃着。
一会罗天渺进来了，我端着碟子起身想等他取了早点，就坐到他身边去，看见蒙天舒跟他打招呼，又挨着他身后拿早点。我忽然发现罗天渺前面那小伙子也在跟他说话，我想，应该是偶然站在那里的吧？罗天渺取早点时，蒙天舒和那小伙子一前一后夹着他，他拿水果就拿水果，拿豆浆就拿豆浆。等罗天渺向桌边走去，我就朝他走去，那小伙子身子朝我这边一站，把我和罗天渺隔开，顺势在罗天渺身边坐下，另一边就是蒙天舒。我只好装着是来找蒙天舒说话的，问他住哪个房间，就离开了。心想，这两个人把罗天渺挟持了似的，也不知他自己意识到了没有。
上午是开幕式，主持者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编汪寅。这名字非常熟悉，早两年通过冯教授的推荐在他那发过一篇论文。以后又直接寄过两次稿子给他，就没有消息了。我盯着台上，心里盘算着散会时在门口等着他，跟紧，一直陪他去自助餐厅。台上的主题报告我都没认真听，心里想着中午跟汪寅说几句什么话，才能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想来想去竟想不出这几句话。“学界泰斗”“如雷贯耳”，这样的话说不出口，“久仰大名”“非常敬佩”这话没有分量。我觉得自己真的是才情枯涩，没有出息那是理所当然。又恨自己事先怎么没做充分准备，把他们最近的文章找来看看，作为一个话题，一个切入口。散会时汪寅走到门口，已经有好几个人拥簇着他了。他们在说话，我也不能那么横插进去，只好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丛中，在门边叹口气，摇了摇头。
那两天我都没有机会跟罗天渺和汪寅两位老师说上话，想找一个很自然的机会，那根本不可能，要削尖脑袋去找机会，抢位置似的，我实在也做不出。散会了，第二天会议组织去罗浮山旅游。头天晚上我想着是不是把那盒茶叶给汪寅送去，这么好的茶叶，也不是我消受得了的。到了他房间门口，侧耳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就离开了。如此三次，后面两次有人就守在门口等，我只好装着路过，从楼道走过去。十一点钟再去时，门口已经亮了“请勿打扰”的灯。我在门边叹口气，摇了摇头。
第二天早饭后在宾馆门口等车，我看见那几个大人物身边都有人占位，就干脆放宽了心，不再做前去亲近的努力。蒙天舒帮罗天渺拉着行李箱过来，另一边还有一个中年人。车来了，两人帮罗天渺把行李送到车旁，都说：“我来，我来！”每人拉着拉杆的一边，都不松手。看着两个男人拖着那个小箱子，我有一种滑稽的感觉，抿着嘴笑了。到车边两个人抬着行李箱，塞进了旅游车的行李箱。两人放行李时，罗天渺走到车门口，蒙天舒不等行李放好，就追了过去。
车门口已经有个年轻人等着，等罗天渺上了车，身子一侧，把蒙天舒挡住了。蒙天舒还想挤过去，那年轻人双臂张开，把他挡住，上了车就顺势就坐在罗天渺旁边。上车还有这么激烈的竞争，不仔细观察，真的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上车看见蒙天舒坐在后面，阴沉着脸。我笑嘻嘻地招呼他，他“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住在山上的宾馆。晚饭后汪寅和罗天渺几个人在山间小道上散步，蒙天舒和几个人左右陪着。早上的那个中年人跟在后面，几次想找机会插进去，都没成功。后来蒙天舒恼火了，并不回头，就知道那中年人紧跟在后面了，一边侧了脸跟罗天渺说话，一边在身后一下一下挥动着胳膊，示意那中年人离远一点，那胳膊似乎在一声一声地说：“滚开！滚开！”那个中年人站住了，望着蒙天舒的背影，横眉冷对。我走过去说：“罗主编呢？我想跟他说说论文的事呢。”他往前面一指，怒气冲冲说：“你狠一些，你去说，看你去说！”我故作惊异地望着他，他连忙说：“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你，你，你去说也说不上。什么人啊！”手往前面一指，“说他们呢，什么人啊！”
很晚了张维到我房间来，进门说：“我们学校花了几十万办个会，这钱有一半是为你们那个蒙老师花的。我们搭了这个平台，在台上跳舞跳得最欢的就是他。我没有说他不好的意思，应该向他学习。君子不言利，那是古代的君子，现在是市场经济，适者生存。我看他很快就会在《历史评论》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上发文章了，国家社科项目也快了，正教授也是捏着指头数日子的事了。”我说：“从理论上来说，真的应该向他学习，不学的话，那就看着人家在聚光灯下跳舞，自己可能连在旁边伴奏的机会都没有。事情看都是看得清的，谁傻？就是做不出那个样子啊！”他说：“做不出就替别人伴奏吧，那有点惨，所以做不出也得强迫自己去做。要主动出击，出击！”他右手握拳往前一击，又一击，“像李白那样躲进终南山，想等皇帝公主来发现自己，那是古代的故事。”我说：“怎么强迫啊！不强迫自己吧，也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给自己找个理由，说来说去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心里不愿意。除了这个理由，难道还会有人来说你的好？无人见证。”他说：“开个会吧，这是学术活动，开着开着就变味了，学术这两个字变成形容词了，活动才是主语。”我说：“像我这样不会搞学术活动的人，将来恐怕真的只能当个伴奏的人了。”又说，“我想着自己拼命把学问搞好，难道真的就出不了头？我还是抱有一点希望，不然就太没有希望了。不但我没希望，连学术也没有希望了。”他说：“还是理想主义，害怕真实。那除非你真的把自己搞成了冯友兰郭沫若。”我说：“我还是抱有一点希望，这是对学术的一点信念。如果这点希望都没有，那我可能真的就真的没希望了，完全彻底。”他说：“这个完全彻底真的可能是完全彻底呢，可能还要把可能这两个字去掉。”
两人盯着电视看了一会，他忽然问：“现在经济情况怎么样呢？”我想说“糟透了”，又想要点面子，就说：“一般。”又补充说，“太一般了。”他说：“想不想赚点钱？”说到赚钱我心里亮了一下，想象着有一堆红票子堆在眼前。又想起早几天赵平平告诉我她又怀孕了，当时她的眼神带着一种询问，让我想到了自己承诺的那三万块钱。我说：“麓城不比广州，没有钱遍地打滚。”他说：“那是想象中的广州。”又说，“有件事本来不想跟你讲的，犹豫这两天还是讲了吧。我今年在省教育厅申请到了一个重点课题，关于广州这个城市的文化发展史，有五万块钱。最近我这个人心态很浮躁，沉不下心来写。能不能就请你帮个忙写了这本书，经费全部归你，五万！书归我去出，要赞助是我的事，稿费也全部归你。我也就挂个名，把课题结了。”又说，“有的是人想接这趟活，我不相信他们，怕写出来不像个东西，把我的名声败坏了。”我笑一笑说：“你就那么信得过我？”他说：“那当然，我们是属于那种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的。”
这个建议我本能地非常抵触，用自己的才情去帮别人写书，这让我的自尊心难以接受。可想到赵平平，还有那五万块钱，心里又犹豫了。我实在是太需要这笔钱了。我忽然对雪里送炭这个成语产生了有体温的感受，五万块钱，红红的一堆，那是冬天里的一盆炭火啊！我说：“五万块钱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呢，不过广州这个城市我真的很生疏，没有情感体验恐怕写不好。”他说：“材料我那里一大堆，你搞个文化史的构架把它填进去就可以了。”我说：“让我想两天吧。”
那两天我在山上没心情看风景，也不再去想怎么与那些名刊主编接近。我把张维的建议在心中反复思考。为了几万块钱写本书，这事我以前也做过，这一次却特别地别扭。如果是一个老板请我写传记，那我挑明了奔钱去的，一场交易两相情愿，自尊心并不感到难堪。可这次要以学问的名义，学问也能拿来交易，这让我很难接受，觉得辱没了学问，也辱没了自己的职业。
有人告诉我，张维最近搞到了一个更大的项目，就是为哪个市的市长写传记，有三十万。看来他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奔大头去了。这让我心里更堵得难受。可是，钱啊，钱啊，诱人又逼人的钱啊！有了这笔钱，生孩子前前后后的问题就都解决了。你说这钱是个老鼠屁，老鼠屁都不值，那是不行的。我没有这种豪迈，真的有，那也是矫情。可是我最后还是下了决心不接这一趟活儿，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心灵的抗拒，不愿意。这不是理由，可又是最充分的理由。为了这个理由，也许我得做好准备，接受那样的命运，不但没有在聚光灯下跳舞的可能，连伴奏的机会都没有。
第二天就要下山了。下午张维问我想好没有？我说：“回去跟家里商量一下。”他说：“好的，好的。”气氛有点尴尬，他就叫着别人的名字，跑到前面去了。
我独自在山路上走着，忽然发现小溪对面的悬崖上有一朵耀眼的花，红硕地开着，孤独地开着。我跨过小溪，抬起头看那朵花。这是一株无名的花，矮矮的，生长在岩石的缝隙之中，只有一朵花，在这深山独自绽放。它就是它自己，它为自己绽放，并不在意是否有人欣赏。它开得这么饱满、这么鲜活，内敛孤傲，无意向世界宣示。我踮着脚，轻轻摸了摸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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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麓城，我推开家门，赵平平正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眼睛望着门口，好像已经望了很久一样。看见了我，她还是那么端坐着，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我说：“你怎么了？”她说：“我怎么了？”又说，“我等你啊！”我说：“我没有觉得自己有那么珍贵。”她说：“我不等你我又去等谁？”又说，“辛苦了这么几天，也有点收获没有？”我说：“有收获啊，看到了一些人，也看到了一些事。”她说：“什么人，什么事？你说具体点好不好？”我说：“要说具体也没有什么事。你那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她说：“就是实际的事，掉在地上砰砰响的。”我说：“一百块钱掉在地上它不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