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树下
也只是一个故事，有什么寓意？大家一起琢磨。
某年某月，某一个地方，某一株木棉树下，蹲着一个人；这个人，衣履鲜洁，头发梳得蜡亮。“你在干什么？”途人问。“等开饭。”他答。没多久，一条大黄狗来了，拉了一堆屎。这个人，抓起狗粪就吃，吃得好有感情，吃得好回味。吃粪人每天来，照例蹲在树下等那条大黄狗的恩赐；途人见了，都瞠目结舌，掩鼻窜逃。
吃粪人，原来是个富人，生意做得好大，向来有人巴结，转眼间，还在那个小地方成了名。寻常人遇吃粪人，见他张口说话，初时惶然退避，习惯了，不觉其臭；甚至，竟有人受到感染，大着胆子，陪他蹲在那棵木棉树下吃屎。“你果然有品味，像我一样有品味！”资深吃粪人夸奖后辈，到底同声同气，后辈备受信任，提携，忽然飞黄腾达。“狗粪，说不定，没有大家想像的难啃。”就这样，多了第三、第四……个吃粪人。
吃粪人，以几何级数递增，若干年后，已成党成派，结成“食屎大联盟”。因为吃狗粪的，多是头脸人物，有些，还是专业人员，学贯中西；坚持不吃的，有一些，开始动摇，夜半惊醒，时有疑问：“难道是我们太拘泥，太固执？没足够的聪明去接受、去认同这堆新鲜的‘价值’？”他们变得沉默，有人试吃，有人沮丧得迁离这个已经由“吃粪阶级”管治的城镇。
“吃粪”，渐渐成为身份的象征，那株曾经有人尊称为英雄树的木棉，因为是第一个吃粪人等大便的圣地，早就成为吃粪阶级的图腾。然后，为了维护阶级利益，有吃粪人提出：“我们得成立一个委员会，谁要吃屎，得通过审批；不合格的，不具备‘吃粪权’。”建议虽好，但谁有权“审批”？吃粪量大的，认为吃粪量小的投机；吃粪期长的，觉得吃粪期短的僭犯。争逐不休，恶臭弥漫。这年春天，木棉仍旧红艳艳地开了花，万木凋零，唯有这一株树，屹立如故。
什么是“优雅”？
“什么是‘优雅’？怎么样才算‘优雅’？”读友问。我，性凶暴，由我来谈优雅，好别扭；但既问之，则答之；答得不好，幸勿见怪。优雅，当然不是着名牌，学仪态，扮高贵这样的门面功夫，这只是优雅的皮毛；穿戴，称身整洁，视乎场合调节，就够了。
优雅，是修养，是好习惯，有诸内而形诸外；比方说，守时，就比不守时优雅；满身臭汗，气喘如牛冲进华堂：“对……对不起！又塞车。”一席十数人，衣冠楚楚，瞪着你这一个蓬头垢面“大忙人”，虽然满口“唔紧要”，但你去吃饭，变了接受宽恕，还能够优雅？
有权，滥用；或者无权，还是乱用，就不及有权慎用，甚或不用优雅。《辛德勒的名单》好像有这样的情节：狂徒用机关枪瞄准集中营里一个小孩，想打烂他。旁人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杀他，因为我有权杀他。”狂徒要体现权力。“你可以宽恕他，你也有宽恕的权力。”旁人，其实是圣人，懂得怎样理顺野猪的硬毛，救人一命。
土包和土豪都爱特权，有权用尽；然而，你什么时候发现这种“权贵”优雅？
老实，又比不老实优雅。不老实，见人，目光闪烁；行文，造作矫情，为了私利，可以蒙神骗鬼，昧着良心说话；七个破盖，要盖八个马桶，东奔西走，欲盖弥彰，私欲的臭气熏人欲呕，当然不能优雅。
有一技之长，真材实料，当然，也比虚张声势的窝囊废优雅。
优雅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但不动如山；是有权慎用，有势擅蓄，有能而不乱露；是能进，也能退，能享荣贵，也能知丑知辱知道鞠躬下台。
终极的优雅，是从容，从容面对生死成败，泰山崩于前，还是走到山脚去看看有没有人需要援手；优雅是择善固执，身体力行；当然不是像我这样，说说算数。
什么叫“雍容”？
人，要活得雍容，不容易。
当然不是脖子围只死貂鼠，身上披块狐狸皮，银簪金钿挂了一头，就叫做雍容；那叫浮华，叫堆砌。
十二个陌生人同桌吃饭，十二个交换名片，不忘各附一句，譬如：“请多多关照！我是做保险的。你今天有手有脚，明天未必有眼有鼻，什么时候找我做份保单？”
或者：“请多多关照！我是卖防盗器材的。府上装了我们公司的产品，贼人来了，只能偷你老婆。噢，哈哈哈！说笑而已，你老婆，谁会偷？”
或者：“请多多关照！我是卖大补回魂丹的。拿我这名片到总店买满十盒，九折，包送货。”
又或者，有更恶心的：“请多多关照！我是卖文的。再过几天，拙作《论雍容》就要出版了。请大家做做好心，施舍个发财钱，买三两本，让小的换一口饭吃，大恩大德，没齿难忘……”
人人有一个“多多关照”，到底自己不吃，一家八口可不能挨饿，大包袱里有小包袱，一个个搭到背上，步步维艰，都活得张皇；不能都怨造物弄人，家计会早提醒你：做人要有计划。
剩下那一个，他没有请人关照，他礼貌地收下名片，尽可能聆听别人有什么要被“关照”，他说：“希望我对你们有点用。”这才是雍容。
有诸内，形诸外，那是人之常情；人到无求，反过来，变成有诸外，藏诸内，精光内敛，那就是雍容。雍容的人，未必都财雄势大；财雄势大，还一脸贪相，只求“天下为私”，就很恶心。
贪婪，是雍容之敌；我不雍容，我要钱不要命。
什么人最需要爱情？
“在爱情的战场上，唯一的制胜之道，就是逃跑。”这是拿破仑说的；话是这么说，可惜，就连说这话的人，即使能避开横飞的子弹，还是眼巴巴望着一个个肉弹炸下来，浆血淋漓死在“爱情战场”上。
万劫不复，我们还是需要“爱情”；然而，问题是：什么人“最”需要爱情？
一个正常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爱情有不同程度的渴求；年纪轻，血气方刚，浑身都是欲火，要扑熄这团火，自然发狂发癫，去找“爱情”；“爱情”，这时候，是灭火器，扑熄了这场火，三分钟过后，欲火仍旧高烧，于是，通衢陋巷，满眼都是焦头烂额，在浓烟浊雾里，摸索灭火器的“急性爱情狂”。
奇怪的是，有些人，到了中年，位高权重责任大，甚或行将就木，本来该“从心所欲不逾矩”，怎么心田脑海，镇日里还是火烧火燎？要四出征逐，享受“爱情”的滋味？一时三刻得不到“靓妹”的爱慕，就痰多咳嗽声音哑，头重脚轻周身痕，这究竟是什么回事？
一生离不开“恋爱”，总在追求别人“爱慕”的人，可以说，是“最”需要爱情的人。
这么需要爱情，大概也离不开两个原因：一、欠缺了某些东西；二、要证明某些东西。例如，欠缺自信，欠缺其他嗜好，欠缺“爱情”以外的寄托；例如，要证明魅力仍在，魄力仍在，甚至生殖力仍在。
为什么死到临头，还要耗费残余精力去“证明”？想不通，大概连这些“终生爱情狂”自己也搞不明白。“我们需要爱情，不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爱需要付出，是因为我们爱自己，自己爱自己爱得不够，就发动很多人来爱自己。”朋友这么说；也许是这样吧，爱情，原来是一场要争取群众支持的街头运动。
女魔头
睡前翻书，读到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信，窗外，风萧萧，雨飘飘，夜半读泉下人的情书，有点荒唐，也有点感动。
从文先生说：“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
第一次的凑巧错过了，我们总希望还有第二次，总以为第二次，就一定做得更好，不会平白留下遗憾；可惜，年华逝去，也只能“安慰”自己，为走过桥，看过云，喝过酒而庆幸；但这样的庆幸，到底透着一点苍凉。
我也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可惜那时候，我自己没有在“最好的年龄”；我最好的年龄，在今天。这就是我们说的“时机”，两个人，没有在最适当的时机相遇，然后相爱。
人，活久了，就有惶愧，有唏嘘，有太多错过了的凑巧，怨当时太冲动，也怨昔日没有行动。睡着了，难得没有梦。醒来屋暗，用遥控开了电视照明，客居的地方，电视能接收好多频道，有一个“新朝日”台，晚上不断播放剪得零碎的色情片段，都是要人打电话去听叫春的。“好想咻咻，好久没有咻咻啦！”女孩满口淫声；“咻咻”是什么意思？还要问台湾人。
早上播女子摔跤，明知道拳脚是彩排过的，但表现凶残，动作利落，竟然也有可观。睡眼看女子殴斗，看一会，就神清气爽，别有一番体会：虽然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女人，的确，还是应当为自己庆幸，庆幸到底还是条光棍，迄今没遇上这种用大腿夹人脖子的女魔头，负伤去结婚。
大师的下场
编了本《灿语录》，搁在店里送人，文中有教人怎样“取悦”自卑猫的，方法，只有三个：一、忆述你过去活得怎样悲惨；二、表现你目前活得怎样悲惨；三、保证你将来活得一样悲惨。
没有这“三悲惨”，不坚持这“三悲惨”，不管是自卑人，还是自卑猫，你对他再好，终有一天，他会视你为仇寇。你的上进，你的成就，对他，都是嘲谴；如果你稍有疏忽，一句话说直了，他末期自卑症发作，就会有连串的，诡秘而无情的畸行施于你身。
自卑，绝对是一种病，一种长期病，或者该说，长期大病；大病的人，其病在“大”：自视为大师，但夜半惊醒，又怕人看穿他小得可怜。他一边攀附，找更大的长期自卑大师提携，助阵；一边划地为牢，严防真正有才能的人来“评赏”；现实世界，是自卑症病人的私家病院；你要去读他的书，看他的书，请记住：你是去探病。
对病人，不宜“清心直说”，只能礼貌地，恭谨地，来一句：“今天气息很好啊！有进展啊！外面那些人，都没你强壮啊！”自卑病人，要的，就是强而壮；不是能治好顽疾的特效药。
“你这种画，是效颦之作，没前途。”好心说了实话，就没了一个末期病患“朋友”。
“你写的这种诗，像水蛇春，人家读完会气促，多读，会哮喘发作，为免残害读者，请学会用标点符号。”再说，马上多了一个仇人。
这种“画家”和这种“诗人”遇上了，同病相怜，初时，简直如鱼得水；然后，他们就会喜滋滋去开什么手稿展、诗画会、多媒体朗诵会……然后，发现来的，只是主办单位的职员和奉命来拍照的传媒人员；台上“讲者”三人，台下“听众”两个；照片刊在报纸上，好丢人，他们更自卑了。
“曲高和寡，人来得少，证明大师你曲高。”这么说，“大师”就视你为同路人，下回探病，不必捎一瓶利宾纳去了。
一场动人的凭吊
一个肥肥白白的朋友失恋了，大家幸灾乐祸，很高兴。
朋友本来不肥不白，大概不能面对又小又黑的自己，要隐姓埋名改形象；其实，失恋，人之常情，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一辈子没失过恋的人，绝无仅有；就算有，也不见得是什么值得庆幸的事；大闺男，就从没有失过恋。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是废话，也是至理。
不管你相不相信，时间，真的有如洗洁精，有如漂白水，就算你坚持不忘记，笔录自认为荡气回肠的细节，放大扭曲痴缠的照片，过了数月，过了几年，那锥心的痛，还是渐渐的，淡了；再过数月，再过几年，旧事，就仿佛成了别人的故事，听来的传闻；如果你还会翻看那些一字一泪的情书，你会感到，正在偷看别人的糗事。
如果你有过两次以上的失恋，又没有为那些早变成“遗物”的定情信物，例如，围巾、音乐盒、哈罗吉蒂等分类，编年，写明送赠人名字，可能还会来个张冠李戴，捞乱骨头，让时间冲刷得白白净净的失恋人，面对一抽屉杂物，只有三分惆怅，七分欷歔。
时间，除了像洗洁精和漂白水，有时候，也反过来，成为冲晒软片的显影剂，本来不清晰的，在时间的药液里泡上若干时日，头脑里不明白的，变明白了：“当年以为佳人负我，原来是我变态畸邪，负了佳人！”
因缘成熟，也说不定能看到昔日把你推向爱情深渊，让你在醋海垂死挣扎的人，有怎么样的下场。回望，只能叹息：“当年狠狠伤害我，到底得到什么？为的，又是什么？”
在时间的漂白剂和显影液里，没有所谓的胜利者，活得好，就是对岁月和情怀一场动人的凭吊。
一个痴人在说梦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做梦，但做了一半，醒了，再睡，那个未竟的梦却继续发展，没完没了？
文艺点说，那叫续梦，叫重圆旧梦；现实里，或者说，梦乡里，这种事，时有发生。
早上做了个好梦，梦中跟想见的人相见，巧笑倩兮，美不胜收，忽然，楼上失常户以轮椅辗地，天花飔飔响，人就醒了。月来学佛，脾气好，没冲上去捣死他们一家，抱枕再睡，竟然回到一样的场景，像置身长白山天池，又像游泳池，确切点说，是天池变成了游泳池，入暮，池畔还烧起篝火；原来在梦乡里，时间还是会流逝的，梦就是能续，已是一片晚景；更美，也更凄凉。
楼上失常户仍旧轮椅辗地，剁肉饼，跑步，人又醒了。真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这种自私的动物，杀多少，尘世才得安宁？
续梦，形式不一，梦断了，再睡即续，该最常见，毕竟记忆犹新；如果梦，算是“记隐”的话。
有一种：今天做了一半，明天，或者后天续完，连续两三天做同一个梦，直到梦残。
还有一种，最离奇，每隔一段时日，做一段，像肥皂剧，梦中有梦中天地，梦中人物，根本是另一个空间的另一个世界，总让人觉得有一天长睡不醒，就会到那个色彩沉暗一点的境界去落户。这种种断断续续的梦，我都做过，现实和梦幻，有时候，我觉得好模糊：现实太巧合，太戏剧化，梦赶不上，落后了，反而更像现实；虚有如实，实更像虚，虚实之间，日子转眼过去。
有人说，睡觉浪费时间，但梦中有梦中的时间，像去度假，度假能不能说浪费时间？我们能不能把“时间”塞进小猪扑满？积谷能防饥，积时，能不能防老？清醒的人多赚，还是常光顾美梦便利店的人有盈余？有时间，就花时间思考时间；因为有时间思考时间，于是有了心得，于是根据这样的心得，写一部关于时间的书；这样思考时间，还算不算浪费时间？因为一个梦，想到梦外之喜，梦外之悲；原来梦是沃土，我们都把根伸进去汲取养分；汲得多了，就变成痴人。
“电话车”和“电脑床”
新款电饭煲，竟然强调可以用来焗蛋糕；电饭煲焗蛋糕，电烤炉还有什么用？手提电话，已经可以拿来拍照，我也有个疑问：“照相机还有什么用？”某小孩吃了某种奶粉，电视广告说：“三岁就可以计小学二年级的数。”我更迷惑了，不能不问：“孩子三岁就计了二年级的数，到了二年级，计什么？让他计三年级，或者中学三年级的数？”这个孩子，是不是很赶时间？我们，是不是很赶时间？电饭煲焗蛋糕的时候，能不能同时煮饭？电话拍照的时候，可不可以同时煲粥？
我绝不抗拒多功能产物，其实，我就好想要一部可以变成房车的电话，一句：“马上到。”挂了线，电话就变高变大，真皮座位升起来，方向盘冒出来，四个轮子贴着地，最好核能推进，卫星导航，键入食店名称，不仅马上到，还自动到。有本事就发明这样的“电话车”；不然，去研制一台可以变成大床的手提电脑，锂电最少能用三年，床面冬暖夏凉，四面都是立体声，躺在超大屏幕上，想游泳，按一字，被窝里就碧波荡漾，阳光遍照；要看电影，按二字，有过期的《英雄》和《人间道》；睡前，要看病态教徒惩治妓女无删剪真人骚，按三字……
已经有在屋里撞来撞去，自动吸尘的机器，好像叫“吸尘机械人”，什么时候，再发明“洗碗机械人”、“洗厕所机械人”、“拖地机械人”、“换床单机械人”和“煮饭烧菜机械人”？如果家务都由“机械人”代劳，会不会一屋挤满“人”？
如果撞来撞去，都是无血无肉的“人”，最终，是不是也该发明一个为我们度身订造，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这个人，可以跟我们同生共死，同吃同睡，可以一起逛商场，也可以一起上战场；然而，这种终极的成功产品，该到哪里去买？哪里去找？人生，原来那样无奈！于是，我们继续研制各种无厘头电器，明天，说不定就有一盏灯，可以用来切苹果，批雪梨。
“无中生有”大法
“脑海里空空如也，却要交出文章，怎么办？”小学生和大作家关心的，竟是同一个问题。
人脑，当然最好等于电脑，过目不忘，一个脑袋能盛得下一家图书馆，这时候，就算没题材，没所谓的“灵感”，也可以哔哔哔哔吐出来一堆资料，一串年份。
这种脑袋，可不是人人能有的，怎样修炼“无中生有”大法？就最值得研究。
最方便，当然是借助幻想，譬如说，幻想你的男朋友忽然变了一只大公猪，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大公猪会做什么？你会跟他说什么？
“说好了明天去日本，你变了一只猪，怎么能上飞机？就算上了飞机，护照上没贴个猪头，怎么入境？”于是，你万分苦恼，越想越深入，越想越悲哀，一篇人和猪相恋的文章，就这样产生了。
佛说：空有不二。意思就是：“空”和“有”，不是对立的，是相辅相成的同一件事情；因为总得先有“空”的状态，才能“有”；例如，你要“有”东西，首先要弄来一个“空”的袋子；袋子如果满了，不空了，就不能载东西了。
当你感到“空空如也”，恭喜你，你很“空”，就等于你有无限的可能，你是一个只载了空气的大布袋，是一个无底深潭，是一条半年没吃东西的大鳄，是一辆没有载人的大巴士，天地间万事万物，俯拾即是；总之，你想怎样，就怎样。
“无中生有”大法怎么具体施展？
唉，我不是正在“施展”给你看吗？
“思考”方法
有一种“思考方法”，很奇怪，比方说，有一个男人，吃了你这块粉嫩的上肉，不旋踵，又去吃别的红肉或者白肉，甚至黑肉；东窗事发，男人热爱偷吃，偷吃还不抹嘴的习性暴露，你好难过，觉得所托非人，平白让他吃尽甜头；然而，你最后还是原谅他，为他开脱，理由是：“他是一个浪子。”或者，更严重一点：“他天生就是一个浪子。”
似乎，只要给当事人或者犯事人一个“恰当”的名词，一个“身份”，他就可以被饶恕；因为他的“身份”，例如，浪子，足以“肩负”相应的罪行。如果“浪子”或者有“浪子特质”的人是个讲师，是个长发披肩的露宿者，这些人，碰巧喜欢摄影、绘画，或者文学；“喜欢”就够了，不一定要有才情，有天分；他被饶恕的理由更堂皇了，大家会说：“没办法，他是一个艺术家。”
好多年前，有一个“诗人”带着两个老婆迁到外国一座岛上，日长无事，“诗人”用斧头砍死老婆，自杀了。因为他的诗写得朦胧，诗评家读了，自我感觉良好，他砍老婆，忽然就多了好多学术上的理由；其实，那是两回事。
他诗写得好，是个“诗人”，这是“身份甲”；他当老婆是老柴，傻笑着劈柴，是个“神经佬”，这是“身份乙”；作为一个神经佬，他跟普天下的神经佬，包括青山医院的神经佬，没有分别；他的罪行，也不应该因为他有另一个“身份”而格外“高贵”。
我们优秀的香港警察抓到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贼，移送法院，你认为辩护律师，会不会这么说：他打劫银行，抢金饰手表，遇上追捕，当然应该反抗；警察职责所在，应该开枪；我的当事人既然有枪，当然也应该还击；警匪驳火，途人，当然会有伤亡；大家忠于职责，各有明确身份。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杀人拒捕，作奸犯科，全因为他是一个“匪徒”，他天生就是“匪徒”，而且是公认的“匪徒”，根据一般的“思考方法”，尤其女人常用的“思考方法”，法官大人，你应该判我的当事人，也就是这个“匪徒”无罪。
对催人岁月的抗议
女为悦己者容，为嚼牡丹的牛，也容。
吃饱饭，恶徒只想到剔牙；淑女，都拿出补妆的匣子，用唇膏和画笔涂嘴；一张嘴，两片唇，涂得姹紫嫣红，五色缤纷；涂完脂，抹过粉，对镜撮嘴发出啧啧声，满意了，华灯下，果然焕发多几分杀死人的妩媚。
米兰·昆德拉《无知》有一段字字到肉的情节：一个女孩，为了“破碎的爱情”，为了一连串“莫须有”的原因，决定寻死；她和同学们到山里一家小旅馆宿营，事前，她偷了母亲五颗安眠药。
当同学们睡规定要睡的午觉，她走上山路，走向山脊，零下十度，天，好蓝。她吞了安眠药，没多久，睡意来了，“她知道，结束的时刻到了，太阳在她的头顶，明明灿灿，明明灿灿……”这时候，她做了一件少男少女很有共鸣的事：从袋子里拿出一面镜子，拿到面前，端详着，她是那样的美丽，她不想丢下这样的美丽，“她为了自己的美丽而感动，为了撼动她的美丽、扭曲她美丽的这股感情而感动”；她，忽然怜悯那即将消逝的美丽；然而，睡意更深了……
幸运地，女孩让人找到了，冻伤的手指能保住，但左耳变黑了，要切除，她的美丽，在手术刀下，被迫打了折扣。“这一切，竟然和她的预期背道而驰！”她想把未来废除，要美丽变成永远，偏偏失去了一只嫩滑的左耳！
昆德拉这个老头，对女孩们爱美爱得要死的“深层心理结构”，挖苦，也挖得够深的。文学，真正的严肃文学，就是有这种痛苦的洞察；作者把目标人物和人物身上的瑕疵放大，置于灯下人前；我们看了，会心微笑；然后，泣不成声。
我们都是从那样的美丽和青春走过来的；为猪唇，不，为朱唇抹彩，对岁月的无情蚕食，说到底，只是一次抗议，一种徒然，一份无奈。
画中人
十九岁那年，他在理发店一边让人剃头，一边看杂志；杂志，其实是拍卖行印发的图集，那些中国人画的油画下面，都有个底价。
编号66那一幅，画的是一个长发女孩，女孩眼睛乌亮，因为只画了大半边的脸，鼻子在暗影里翘得更秀气，嘴唇好饱满好红润；女孩在那个让颜料黏牢的世界回头，柔光，就投在她那张脸和从黑连衣裙的长袖里伸出来的一只手掌上。“这书能不能让我带走？”他问理发师；那时候，满头烦恼丝，总算暂时理顺。回家，他把那幅题为《北京姑娘》的图画裁好了，镶在镜框里悬在睡房墙上。他的这个房间，甚至他的人生，似乎都缺乏一个“重心”或者一个“主题”，那幅画挂在床前灯下，她的回眸，在孤寂中凝固，喜怒哀乐，从此，仿佛都以她的黑眼珠为轴心向八方辐射。
他爱上了这幅画；而且，爱上了画中的女孩。
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爱，爱一个人和爱一个人的倒影，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但那年头，他太年轻，以为是同一回事。
那幅画在香港和大陆的美术馆展览过；展览过的画，大概到了拍卖行，更能卖个好价钱。半月后，他按图集所标示的时地找到拍卖会场，登记了身份资料，领了个牌子，他就坐到前排，等候竞投目标画作。
“两万？两万五！三万！有没有人出多过三万？四万！四万……”拍卖员吆喝着。他心跳得好快，呼吸困难；然而，牌子举了一次，他就恼恨自己收入微薄，耗尽积蓄，仍旧不是那些商贾的敌手。“为什么就要跟我争夺？我爱这幅画，但他们只会把她，把这幅画买下来再卖出去。”他瞪着那个最终以八万五千元投得画作的平头胖子，瞪着他离座办理确认手续；当那幅《北京姑娘》让人搬到猩红的绒帘后，他感到好失落，想哭。
然后，他鼓起勇气走过去向那个胖子要电话号码，他说：“过……过两三年，我一定用双倍价钱，跟你要回这幅画。”
两三年，转眼过去，他还是没攒够钱跟平头胖子买画；他每天望着睡房里缩小了的复制品，对画中女孩，总感到莫名的歉疚；他在酒店当门童，辛勤干活，终于晋升为高级门童；他迎人送人，却最怕人；下了班，只想赶回家跟画中人说话。
然后，又两三年过去。他攒到了十万元，暗想，不景气，画主或许可以减价。“董事长不在了。”接电话的人说；胖子早就过劳猝死，接掌职务的，是他儿子。那幅画，还挂在会客室，谁愿意付钱，都可以相让。“敝公司什么都卖，包括女职员。”对方说得认真。
他终于把原画“迎娶”回家，他好满足，好快乐，头几个晚上，他几乎不肯阖眼，只靠在床头和画中的北京姑娘相对。“那一刻，她在想什么？会不会想到有一天跟我这样的一个男人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他觉得，她命中注定是属于他的，就像他命中注定要接受她永恒的垂顾。
时光流逝，打从他在理发店遇上这幅画算起，十载，匆匆过去。
他曾经跟一个女同事约会，但他从没带她回家，他觉得家里早就有一个人在等他。然后，他们分手，女孩都认为他是侏罗纪鸭嘴龙拉出来的一只闷蛋，热情，始终不能把这只蛋煮熟。
二零零二年春天，天天是雨天。他看到一个女人和一个中年男人步进酒店；这种事，平均每天发生一百八十次，十年来，发生了六十五万七千次；但只有这一次，他心潮涌动，他觉得女人很眼熟，那张端丽的脸，跟那六十五万个跟男人到酒店幽会的女人，是那样的不同。他们总是下午来，晚饭前一起外出；第六日傍晚，他们进了酒店，在他下班前还没有出来。第七天早晨，雨仍旧下着。男人退了房间，驱车直趋白云机场。
女人下午来，他替她开门，很自然地跟她说：“他走了。”“不可能。他说好了今天要跟我办手续，然后……一块到台湾去。”女人不相信，觉得骗她的，是这个含情看她的眼前人。
她坐在大堂一张明式红木椅上，呆望着镀金屏风前一盆兰花，大概悲哀藏得好深，脸上根本不露形迹。他一直站在大门旁看她，才二十五六的人，却有说不出的风韵。要下班了，他换了衣服出来，女人刚好站起来要走，他仍旧为她开门，问她：“要不要为你叫一辆车？”她点点头，计程车迟迟没来，她问他：“你知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看到海？”好远，他说，但他知道。他怕她想不开寻死，冒昧说：“我陪你去。”那是一个很坏的终结和一个不错的开始，他们就在那一个细雨黄昏开始相爱。
“我总觉得在很久以前，就认识你了。”他说；她早就听过同样的话，不再感动，但接受他的好意；她明白该降低要求。她从北京到广州三年，生活，半点不容易。“女人都希望过上安稳的日子，你可以给我这样的日子吗？”有一天，她问他。“我会努力。”他说。努力并不足够，她知道；然而，她可以免费和他睡一次，为了报答他的真诚。
他邀她回家，这是他第一次带女人回家。她毫不犹豫就答应，她说：“那是我一直想去看看的地方。”那夜，她换上浴袍，走进他的睡房，就看到那幅《北京姑娘》；十年前，在北京，她十六岁，一个三十六岁的画家看中她，而且把他深郁的感情化为颜色；她的青春，在那幅油画里凝固，远比在真实人生恒久。这个把她邀到睡房里来的人，根本没想到画中人会让红尘磨蚀。
“那就是我！”她好想这样告诉他，他为她“最美好的一面”付出得太多；然而，或许因为爱，又或许，因为自私，她没有说，只是温柔地问他：“你有没有发现画中人有点像我？”他如梦初醒，原来就因为“像”她，他迷上了她。
半年后，女人离开了他，他们的人生有不同的方向。她一直没告诉他画中人的故事；她知道，他最终会忘记她，却仍旧会深深爱着她好多年前那瞬间的回眸；她苦涩地笑了，让人永远爱着，毕竟，是幸福的。
那永恒的回眸
在专栏里写了个《画中人》故事；故事，半真半假，有感而作。
二零零二年六月，在广州住了三天，头一天晚上，到酒店隔壁的浴足馆“洗脚”；一双脚，用沸腾药汤氽成半熟，再指捏肘撞，飨以凤眼拳，人，反而舒服受用。我向来冷酷，不爱与人搭讪，招呼我的女孩也不多话；忍痛看她，那张脸，细致端丽，这样的女孩，该在奥林匹斯山的湖边照影，长发垂到湖里，都化为水仙花；怎么说，都不该在这种地方为人洗脚。
“店什么时候关门？”我问。“凌晨两点钟。”她说，最怕客人关门前光顾，害她不能回家。“下回，我凌晨一点五十五分来。”我吓唬她；她用眼神示意：她会恨我，一辈子恨我。
翌日，暴雨惊雷，我晚饭后就去；见了我，她很高兴。“你喜不喜欢画画？”她问。“我不画画，我来拍照。”的确，因为天气坏，无事可为。“看杂志啊。”她递给我印刷品。“杂志有什么好看？”我出门不看书，也不看杂志。“好看的。”她去取茶水，我翻“杂志”。
那其实是九五年广州春季拍卖会的“中国油画”图集，有一幅《北京姑娘》，九二年高强画的，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过；九三年，油画送来香港展览，当时，如果我看到这幅《北京姑娘》，我一定会把原作买下来，一定会为画中女孩意乱神迷。“画中人有点像你。”我对为我挝腿的女孩说。“是我啊。”她笑得很满足，她说，那时候，她才十六岁。
“能不能裁下来送我？”我问得自然。“拿去好了。”她答得慷慨。夺去她的“杂志”，才发觉书页早翻得黄旧；毫无疑问，这是她最感自豪的一件事，是她最美好岁月的凭证；一个女人最宝贵的东西，怎么就拱手送我？“可能她有一千本，见人就送。”小黑明说。真是一个恶俗的土人。然而，我还真希望她仍保留一册，让自己十年前那永恒的回顾，化为今日的抚慰。
树上掉下来一个和尚
变态朱铄的大棍
文学奖，多少像抽奖，某年，诺贝尔大抽奖抽中了印裔作家奈保尔，打算买一两本他的书看看；这个人有种，够老实，能老实面对自己的欲求和欠憾，写出来的东西，就不可能太坏。
奈保尔感谢妓女在他失意的时候提供慰藉，他不避俗世冷眼，坚持众生平等，坚持“平视”；平视最难，我们活在仰观和俯瞰之中，见高拜，见低踩，有多少人能直视人？把人当人？不鼓励嫖妓，因为不卫生；傍晚，乘车经过上海街，总见妓女穿了袒胸露脐贴身薄衣，在车缝人堆里逡巡，厚涂脂粉，神色，肤肉还是一样苍白；不希望人当娼，因为嫖客不一定都是会感恩的诺奖候选人，因为天气凉了，恶政，更比北风凛冽。
世上有很多时运不济的人，这些人，不一定依照我们的期望或者“理想模式”而存活；但人，总得给别人一条活路。清乾隆时，平阳县令朱铄任职期间，最爱用特制的厚枷和大棍，对犯人施以重刑。他最爱审理奸情，对男女床笫细节如痴如醉；有一次，他审问一名妓女，如常命令衙役脱光她衣服杖责，兴到，更让人用杖头捅入妓女接客的地方。“看你以后怎么干活！”朱铄得意洋洋，命衙役把妓女流出来的鲜血，涂在抓来的嫖客脸上，绑到衙前示众。朱铄表面上痛恨妓女，看起来是借毒刑煞住当地嫖风；然而，真正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变态淫虐，他自己最明白不过。
妓女不能干活，难道都去写作？都去教大学？暗夜里，街头有很多翻垃圾箱的猫；我们不喜欢这些猫，却不能，也不应该赶尽杀绝。朱铄为人不齿，但香港，最多像朱铄这样的“有道之士”；为了“平衡”意见，传媒最爱请他们亮相，邀他们撰文，让无心之物，成为社会的良心。
奈保尔千万别来访，来了，肯定难逃这一批变态朱铄的大棍。
艺术与环境
闲来，我爱踢“艺术家”要害，堵“艺术家”财路，难免犯众怒，习惯了；但只破不立，到底不好，这就给艺展局提提意见，说说该怎样花钱，才花得不冤枉。
事实证明，用公帑培育“成熟”了，而且熟得烂掉了的“艺术家”，效果不彰，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效果；比方说，政府给我一千万，限我三年之内，写一部精致的作品，可以，我敢保证，艺展局这回终于找对人了，写得不好，原银加利息奉还。然而，这部精致作品，我在“市场”上赚了钱，退休了，还是会写的；没写成就死，那是命。你艺展局来资助我，我问心有愧，总觉得这笔钱，捐给公益金，受惠的穷苦人更多。
资助人写书，行不通；但钱，可以用来鼓励人读书；只要培育出较多有品味有要求的读者，好作品就会有市场，写作精致文学的艺术家，就能够糊口，就可以得到应有的尊重。乐观点看，这些从小就培育的读者，因为品味高雅，判断力强，如果坚毅进取，头脑里，又有足够的艺术细胞，也容易成为一流的艺术家，为人类留下宝贵的文化资产。
百年树人，资助，最好从小孩上幼稚园就开始；毕竟，要读者能欣赏一个句子，即使只是“一群白羊在绿茵上”这个简单的句子，如果这个“读者”到了三十岁，还没见过真正的“绿茵”和“白羊”，只想到旅游特辑里，电视艺员在羊群里厮闹的片段，他对这个句子，就难有共鸣，也不感到有什么情趣。
绿茵，让孩子感到该爱护自然；白羊，让孩子萌生同情心；绿和白，动和静的对比，让孩子不自觉地培养出审美能力和诗情。
爱护自然、同情心和审美能力，是一个艺术家的根本；政府要推广艺术，培养艺术家，给小孩一片绿茵，几只羊；这样的开销，是省不得的。
“我看到石堤、浅滩、落日，潮正退，海水贴在黄泥上……无边的平旷丰润，千千万万泥色的花鱼从膏腴的泥土里钻出来又钻进去，在土穴里排卵，受精，成形生长，又和泥土羼在一起，静静增加土壤的厚度……”二十四岁那年，我在台湾《联合文学》发表了第一篇叫《花鱼》的小说；写的，是澳门路环岛的“泥土”；这片“泥土”是我的“老本”，让我可以“吃”到今天，而不必依靠政府的资助。
“土壤”或者“环境”，绝对影响文学艺术家的气质和品味；气质和品味，会形成作品的格调。学语言，要事半功倍，最好从小就学，还得有个“环境”；学艺术，何尝不然？
长远来说，政府要扶植艺术，就得营造这个“环境”；艺术和自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分割不得；一边摧毁自然景观，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要重铺适宜艺术滋长的土壤，是荒谬的；但这种荒谬，是现实，只好面对现实，知其不可而为，以期百年后，下一代，或者下一代的下一代，不那么浅陋和恶俗。
事实上，我们渐渐看得见那些知其不可而为的有心人；如今，就希望习惯分肥的“艺术家”行行好，按捺贪婪和私欲，让政府把资源用在教育上，在学校里，在课堂外，撒一把栽培文化艺术的泥土；虽然“泥土”不可能“平旷丰润”；但起码，多了厚了，即使缺乏天然营养，是化学泥，也总比不播种，不施肥强多了。
教育，是长期的；今天的文学艺术家，有一些，不谙市场运作规律，刚愎自用，可能等不到“优质读者”成熟，就饿得反肚，或者愤而上吊；政府，也不能今年花钱，等看百年后的成效。
扶植艺术，我只说文学艺术，要在短期内见成绩，要有点“现眼报”，方法是有的。
听说，艺展局就打算改变拨款策略：当判头，让出版社提交计划，判头按这计划精粗优劣，再决定批多少钱，或批不批钱；想法，的确是进步了。
出版社和出版人的诚意和能力，“产品”，可以证明，比要评定谁是真正艺术家，较有客观标准；出版社向来面对市场，也较有推广经验，避免精致作品变成昂贵的填海物料。
出版社要为艺术播种，比方说，要在一年内，出版一套十种“乱棍狂殴大食懒文学系列”，这系列作品很有价值，但比较“小众”，判头认为计划可行，以合约形式拨款，时限到了，就去验货。编得好，推广有声有色，读者有弹有赞；下回，出版社再来要钱，再谨慎审批。
充头货编出一堆狗屁不通的笑话，一摞人见人怕的“严肃垃圾”，或者时限到了，仍旧声沉影寂，出版社像座搁咸鱼的义庄；下回，就不要批钱，不但不批钱，还公布名称，严令索还公帑；意图欺诈，借善政敛财的，逮住“出版人”，不妨移送大陆枪决，以儆效尤。
艺展局除了当个好判头，当然，还可以主动些，研究有什么类别的文学艺术品，是市场上缺乏的，或者根本让浊流淹没，在水底挣扎，就要灭绝的，再跟有诚意和能力的出版人协商，找出救活，或者保护这些“文学大熊猫”的方法。
请妥善投入资源，让蛇虫鼠蚁以外的珍稀生物，也有个小小的繁衍空间。
兽非兽，人非人
天气冷，会替大白灿穿衣。猫习惯了这身穿戴，临镜自照，大概也认同镜中这个越来越像人的自己，要为它脱衣理毛，它竟然长喵抗议。猫毛裘晾在太阳下，猫总是守在旁边，瞟瞟大衣，瞟瞟人，分明在说：“怎么还不替我穿回衣服？这样一身毛，实在丢人！”
大概不常见面，声大夹恶的聋猫反而显得热情，每夜要陪人睡，睡得很甜；人起来，猫也起来；玩乐憩息，竟追随人的步伐节奏。忽然明白一件事：这些年，我把猫当人来养，猫就把自己当人来活；于是，猫性日少，人性和人的积习渐多；能再活几年，恐怕这大白灿就会用两条腿走路，用八达通卡搭公共汽车了。
我把聋猫阿灿当人，它于是活得像人；同样地，这些年，聋猫阿灿也会把我当猫；我让一只猫长期看成是猫，会不会多少也当自己是猫，活得越来越有猫性？越来越认同猫的世界，远离人的生活？
庄生晓梦迷蝴蝶，庄生不知道自己是梦见蝴蝶的庄生，还是蝴蝶在梦里当上了庄生，梦里庄生再梦见庄生化为蝴蝶……说得玄了，远了。
“你的确越来越没有人性。”猪朋说得老实。
然而，少了人性，多了猫性，甚或佛性和神性，也不算太坏吧？物我两忘，花开的时候，我和花一起盛开；树倒下来的时候，我也成了断桩；能感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化与我为一，那是很高的禅境；我辈平常人，能感人所感，已经不容易，遑论感草木鸟兽之所感，跟宇宙同呼吸。
未能物我两忘，退一步，低半级，大概就是我如今能有的体会：“物我拒分，人兽懒辨。”我看猫是人，猫看人是猫；西边有一个专做坏事的好人，东边有一头专做好事的禽兽；我不觉人好，不感兽坏；活得越含糊，也就是活得越清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