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展”一来，“女作家”又得开始斗坚挺；坚挺，代表年轻，就算年近花甲，还是年年去挺胸，以为书堆里，也有一片不老地。美，就是在不同的年纪，有跟那个年纪相应的样子，做跟那个年纪相应的事；年高，德昭，那叫美，叫雍容。
也有上了年纪，不扮小飞侠，却找个小飞侠来“永葆青春”的；那是另一种恶性综合征。
听广播，有中学老师诱奸女学生，一天，老师驾车接女学生下课，遇上老婆开车穷追，老师不肯面对“老”和为人“师”的事实，他踩尽油门，想逃；两部车，在情欲的公路上飞驰，终于，轰！三个人受伤送院，没有人不治。后来，老师回到恶妻身边，把女学生拱手让给一个同事，没多久，女学生就怀孕，还跟老师的同事结了婚，据说，婚后很快乐。
这件事，反映了一些“老师”对年轻的眷恋，尤其对年轻女学生肉体的眷恋；他们不穿童装，没有童心，他们道貌岸然，外观百分之一百成熟；他们不是小飞侠，他们在课堂里走来走去，机会一来，却会撕破小飞侠的衣服，上下其手，逼她们变成大人。
老老实实学中文
要学好一种语文，很难，几乎要穷毕生之力；有些人，天资聪敏，长于书香门第，家学既厚，中文学好了，又有缘放洋留学，或者因公在外地字海词林里经年浸淫，英文，也讲得顶呱呱；人各有命，我们只有钦羡的份儿；然而，这种能人，始终不多。
要大学生中英文俱佳，是荒谬的，不切实际的。
我们要跟日本人沟通，下了班，去学日文；要跟法国人沟通，去学法文；沟通，源于“需要”，也许需要学会看日本菜牌，也许需要跟法国妞儿交流。学英文，也是为了不同的“需要”。
如果把教英语私营化，因应需要，各人到不同机构去学习，市场调节，可以创造多少就业机会？省下多少公帑？有目的，自愿去进修，效果会比“被逼学习”逊色？
人人会讲英语，社会才有竞争力？人民才得到尊重？别妄想了，菲律宾很多人会讲流利英语，为什么大家不把菲佣奉为上宾？
我的英语水平只足够讲粗话骂鬼，法语水平刚可以订桌子吃法国蜗牛，一直活得好，半点不自卑；曾经半月内三入英国，过移民局柜台，同行朋友貌美，每回得表演流利对答半小时，移民官认为会讲英文的中国美女，都是去做鸡的。
问来意，我只一句话：“Shopping and sightseeing.”再问，就回一声：“Pardon？”然后，继续“Pardon Pardon Pardon？”我去消费，还会说一句英语，身为移民官，竟不能让访客明白他问什么，有羞耻心的，都垂头摆手，不阻我“购物和观光”的雅兴。
英文讲得比菲佣好，不会就变了上等人。回头是岸，老老实实，先学好中文，再去扮鬼，看着，会顺眼些。
死相观察员
“身份”，我一直认为，是天赐的，譬如说，在老母面前，我是儿子；在弟妹面前，我是哥哥；在大官面前，我是小民；在宠物面前，我是饲主；上学，我是学生；开店，我是老板；到餐厅去，我是顾客……“身份”，因时，因地，因人，变化万端，本来不必强求，不必挂齿。
然而，人家迈进门来，递上名片，有双面印的，有折合式，有风琴式的；字，密麻麻，都是会长、理事、监事、常务委员会主席……“钟先生原来是作家啊！”理事甲细心，看到我陈列的几十种书。“写了这么多书，我怎么都没看过？”会长乙眼高，看不到自己的孤陋。“是我不好，没出有声书，照顾文盲。”这么说，当然开罪人。
写作，蜗角虚名；卖石，蝇头微利；几十年过去，所得，就这“虚”、“微”两字，人，越来越自卑了；没有一个，或者一百几十个响当当的头衔，以后，我还怎么活？忽然有悟：高名难得，厚利难求，但要“身份”，又有何难？
过去，寒舍临海，惊涛与微澜，观察了好多年，何妨自封“前海港常任监察员”？在澳门荷兰园天天吸废气，可以美其名为“民间废气义务测试员”。我狂躁，贪睡，听说，也算是精神病，学术点说，是“临床精神病被研究专家”。小店门前，时有道友霸占树下长椅死睡，臭气熏天，我驱赶这白粉道人，就是“扫毒”，就是“偶发性扫毒委员会荣誉会长暨常务委员”。
在松山买了屋，居高临下，能看到西洋坟场、圣味基教堂、史料馆和广场，无事临窗，就是“古物古迹监察员”。每天下午，在店里摆开茶局，牛饮良朋送来的佳茗，更创出“黄狗射尿”这一门斟茶奇技，自称“原创茶艺家”，厚脸，绝不变红。我有个小学学长教耆英写大字，按理说，我就是“老人书法班导师学弟”……有人出了猫影集，从此有了“身份”，成为“野猫生活记录员”；我受了启发，每逢打扁蟑螂，遇死状古怪，富地方色彩的，即拍下娱宾，假以时日，我就是“曱甴死相观察员”；稍有心得，是“观察家”了。决定把头衔通统印在名片上，做一个有“身份”的人，自我感觉，太良好了！
在密室里放毒
“钟先生，我喜欢你的诗；然而，有一次跟老师提起你，他说你在八十年代是很可以的；不过，到了九十年代，就没什么好东西了；而且，你的名声，在盐叔文学界很不好……”这样的电邮和来信读多了，有点气，想解释一下：我名声不好，是因为我把盐叔的老婆五花大绑，强奸了；意犹未尽，连来做架梁的，也每人踢几脚，抽几鞭；他们受辱了，自然含恨放毒。
“盐叔文学界”是什么东西？脚踏实地，为糊口奔波的正常人不明白，我就简单解释一下：那是一小撮盐叔和一小撮盐婶叙集的场合；这种场合，一般是个密室；他们在密室里唱酬，勾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颂赞之声在四墙回响，外头听不见，但闷在密室内，盐叔盐婶但觉对方大名震耳欲聋，大得听完要见耳科医生。
过去，我不懂事，谑称为“寒夜取暖派”；寒夜，叔婶相拥取暖，还值得同情；为了取暖，不断伸手向政府要钱买炭，也可以谅解；然而，他们纠党营私，攻击密室外的“俗人”，就不可恕。
所谓的盐叔文学，几乎可以说，就是“密室文学”；盐叔文学界，就是社会蛀虫们的“密室制毒界”。盐叔盐婶非常势利，身上烙满符号，例如，“巴黎”和“布拉格”等于高贵，“深圳”、“珠海”等于庸俗；“同人刊物”等于高贵，畅销刊物又等于庸俗；所以，艺展局资助，行销数十份，有一两份在大学图书馆暗角发霉的诗刊最高贵，在报纸风月版刊载的小说就最庸俗。他们有病，认为文学的“贵”和“贱”，不在其质，在乎发表的地方。
“制毒界”有马脸毒物，不甘毒气闷在密室，教大学，开“写作”课，广纳信徒。读友中毒头痕，问：“什么叫‘非功利性写作’？”一言以蔽之：非功利性写作，就是无共鸣性写作，无共鸣，就无好坏，就没有人能揭发这帮狗娘养的盐叔盐婶有多坏。
唉，我话说得这么明白，声名，还会好么？
回忆里，草色常青
听“The Brothers Four”演唱会。
会展三号展馆很大，满座了，上万人；歌者老了，也许一开始，就这么老。那年，我十五六岁，香港还有冬天，上夜学，下课经过南昌街，灯火阑珊，人车寥落，Where have all the soldiers gone？Gone to grave-yards every one……寒风里，小店传来歌声。
夜深，就那爿唱片店和两三家粥面铺营业。
那年头，家里没唱机，请店东把黑胶唱片录到录音带上，磁带盒没有肖像，只抄了歌名；去学吉他，会弹唱几首容易的，记得还学会了读五线谱，懂几段独奏。
似乎什么都忘掉了，就只有那些温柔的旋律还记着。
我十五六岁那年，四兄弟，也许就是这个样子；四个人，难得都健在；歌也老了，老了的歌变得醇了；平和，宁静，仍旧诉说着战争的荒谬和荒凉；这是我鲜有地认同的，其中一种“美国精神”；如果反战，算是美国精神的话。
四兄弟，四十多年唇亡齿寒的手足情，到了台上，才由拉大提琴的“长辈”简述各人名字身世；想知道得多一点，“场刊”宣传的，却是不相干的酒楼优惠乳猪全包宴。
听众有了些年纪，都内敛，难得没一管荧光棒在歌声中浮动。
一九六零年，这四兄弟就开始演唱；一九六零年，我还没出生；听说，在白宫，他们为四任总统唱过歌，经历过变迁，感动过千万人。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grass was green and grain was yellow.Try to remember……尝试回忆，回忆，总是比现实醉人。
再见大冰箱
雪柜，或者说电冰箱，内冷外热，像躲在厨房的怨妇，不管是饱是饿，总在暗夜里长嗟，或者短叹。
电影里，常有这样的画面：女主角夜半醒来，赤条条走到厨房，拉开雪柜，柜里头一盏灯把她的裸体烙在银幕上，若隐若现，就看到一点点，越发撩人绮思。
当然，更常见的，是那惨白的纤维门打开，赫然出现一个人头，或者一袋袋尸肉。看过一出戏，因为天气燠热，陋室没空调，女主角竟打开雪柜门，睡在溢出来的寒雾里；这算是藏尸以外，比较新鲜的用法。
香港旧居的NEC雪柜坏了，坏得也离奇，苦寒四五日，忽然不冻了，过了两天，待冰淇淋全化了，食物全坏了，又运作如常；常态维持四五日，问题又来，周再复始；掌握了雪柜的发病规律，勉强能用。
那年犯太岁，太岁专门破坏电器，雪柜失控前，已换掉电脑和洗衣机。
一直渴望有座很大的雪柜，雪柜里，塞满爱吃的东西；实在每次到超市大采购，回家填充那冰冷的箱子，心头，总也让短暂的幸福感填塞。
人生，但求丰衣足食；雪柜爆满，最能体会这“足食”二字。
后来，旅居澳门，置了大雪柜；但搁了好多天，还是懒得接上电源；周围超市都卖熟食，路过，捎一两道小菜回家，根本不必烧饭储粮；而且，出门满眼食店，进店满桌佳肴，有几家，还通宵营业，吃不完。
曾经，在客厅置了台望远镜看海景，猪朋从新口岸登陆，来电通告座驾色样，沿海行，过大桥，沿途兽行，尽收眼帘；我当时热爱澳门，总觉得有责任监察狼纵；然而，这望远镜的最大作用，原来还是用来叫外卖。
方圆一两公里，食店门前都贴了号码，肉眼看不见，但用望远镜管窥，按号码摇个电话，水蟹粥、乌鱼汤、葡国鸡陆逐送来。冰箱，决定改为贮物柜，放杂志；不必倚靠大雪柜的日子，原来才是大好的日子。
奴才作者
报刊业“拖风”严重，一般罔顾作者温饱，会计部门也苟且疏怠，向来贱视作者权利。
然而，拖风穷吹，恶行日烈，作者，还真该付上一点责任。有一堆人，从来不当写专栏是一门专业，甚至，不当是一种职业，按时拉撒的，是工余，茶余，饭余的应酬文字；又或者，正业是公关先生、公关小姐和公关公司的主持人，专栏，是用来发放消息，向客户交代的；这种“公关作者”，跟老板互有默契：“你让我写专栏，已经有不共戴天之恩，就是分文不付，奴才一家，存殁均感。”既然都是公关稿，拖欠稿费是人情，不付是道理；做“作者”的，吃了人家茶礼，难道还好意思向办报的追数？
有一种，第一志愿是当作家，但求有一个发表园地，钱，是第二志愿，“我满足了你的第一志愿，是义；你还跟我锱铢计较？你这个写字的，怎么未见其利，先忘其义？”老板这么问，你，能不哑然？
还有一种，不喜欢写作，但喜欢“作家”这个身份，他（大多数是“她”）随便乱写，报刊随便乱登；“作家”这个头衔，是他的化妆品，他根本不需要稿费去买别的化妆品。作者不把写作当职业，老板当然也不当这是职业；既然不是职业，何必还给你付酬？这是不专业的“作者”对这个行业的戕害。
然而，老板不尊重作家，祸源，还因为有这样的“传统”：文人，不应该计较金钱，更不应该贪钱。年深日久，异象，更彰显了：追稿费的，自觉理亏，脸红心跳；拖稿费的，睡得稳，吃得安然。
我是一个绝对贪钱的人，我写作，是为了稿费，像你上班，是为了薪酬；偶有编辑来邀稿，问：“你有没有兴趣为我们写稿？”对不起，我消耗宝贵脑汁给你写字，为你留客，不是为了“兴趣”的。
毛姆的启示
“应不应该把写作当职业？甚至，当事业？”爱写作的朋友问。
不敢做主，一句话把人送入歧途，说不定害苦这准作者全家。
这天，读到一个故事，讲英国作家毛姆“成名”前的苦难生活：“做作家的最初十年，一年赚不到五百美元，只好不停跟贫穷搏斗。”六十年代以前，年入五百美元，其实不少；不少作家和“贫穷搏斗”的年资，远比他长。
毛姆进过伦敦医校，为了取得医师资格，他到附近的贫民街做过三星期的产科医生助手，除了窥探女人阴私，也留意路人行止；见闻，成了第一本小说的材料。小说有点回响，毛姆就弃医从文；而且，经济迅速陷入困境；因为接二连三推出的作品，都不畅销。
“我实在愚不可及，竟然舍弃从医这条路；如果晚上写作，白天照常行医，就不必穷得要吃西北风。”他很懊悔；毕竟，当了医生，女读者对“大国手”的“形象”有幻想，有寄望，下笔扮扮天真，显显爱心，大家感动了，就掏腰包买书，“医生作家”，活得可够畅美的。
毛姆对爱写作的朋友，应该有点启示；当然，做医生一定要称职，要专心，剖开人家肚皮，脑袋却想着怎样取悦米饭读者，就不是病人之福；大概也没有病人，希望由一个作家来替自己锯头开脑。
不幸当了作家，书不好卖，出版社又算死草不花钱宣传，可以如何？
毛姆在伦敦大小报章，付款登广告：“本人乃年轻百万富翁，爱运动和音乐，有教养兼性情温和，希望跟毛姆小说笔下女主角一样的美丽女人结婚。”广告刊出数天，毛姆全部著作，销售一空。
动动脑筋，让自己先变成“百万富翁”吧；女人为了钱，是会去看看书的。
手痕之误
蠢人，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蠢钝，固执，反应慢，学习能力低，偶有能自知，甚至能自嘲的，尚算可爱，我总觉得：自己属于这一类。另一种，他不觉得自己蠢，他从来聪明过人，屈居低位，不是因为天赋和能力，是因为时运未够高，是因为蠢人组成的世界，还没能领受他的聪明；这种聪明，早有专名，那就是：自作聪明。
自作聪明，是奇蠢而不自知其蠢，是蠢到上心口，蠢到看的人，遇上的人，冤气都要卡在喉头。
写作人，遇到自作聪明的编辑或者校对，深受其害，饱受其苦，是家常事。碰上一个典型案例，我在某饮食杂志写一家咖啡室，写咖啡室里的黄老板：“中秋节，去吃午饭，听黄老板问食客：‘大家去赏月，为什么不去赏日？’问得人无言。”重点在“赏月”和“赏日”这一问，这一问，带出这位黄老板的童心；短文写人物，得靠一两句对白点出性格，突出形象；我们写作的，就靠这一两笔与别不同，托砵乞食，或者扬名立万。
很不幸，黄老板遇上自作聪明的校对，他觉得老板不应该这么问，他要问得平庸，问得大路，问得要合乎他这位校对的心意，他不必去查证，决定以“月”换“日”，易一字，改成：“大家去赏月，为什么不去赏月？”黄老板这天晚上，只好随大队，去赏月了；他不必再对人世间的异象生疑：“为什么不赏日？”日，化育万物，难道不值得看一看？赏一赏？
作者、编辑和校对，本来是合作关系；合作，建基于尊重；校对，为什么就是不会尊重人？别告诉我这是“手民之误”，你不是执字粒的“手民”，你没有这种专长；我用电邮传稿，也没有潦草这回事；自作聪明的校对，你，这是手痕之误。
手的故事
看电视，男人意外失一臂，医生锯下死人一条前肢，移植到他身上；手术很成功，十多年来，男人和那只死人手相处融洽，比不少夫妻还要和谐。
死人手的来源，本来保密；然而，有一天，男人发现这只移植到身上的手，是一个杀人犯的；这只手，杀了很多人。“你有什么感想？”记者问男人。“我不管这只手以前做过什么，如今它是我的手，我只关心它今后会做什么事。”男人说。
这么说，好像他爱上了一个风尘女子，因为相爱，他们结婚了，难舍难离；忽然，有人来讥讽：“你这个妻子，人尽可夫。”他明白：过去，他管不了，他只着眼未来；没有一段关系，是无缺的。
这个“移植”故事，有共通的情，所以教人感动。
忽发奇想：这只死人手如果爱掐人脖子，不受控制，怎么办？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男人摸进睡房，新婚妻子赤条条躺在床上；然而，男人没有性欲，只有杀意。死人手变得很有力，掐住妻子喉头；另一只手要援救，可惜太软弱，男人眼巴巴看着“凶手”捏破爱人咽喉。
他悲痛欲绝，欲哭无泪；因为恨，男人砍下这只手，为妻子复仇；因为余恨未消，他继续追查“手的主人”身世。
最后，他发现杀人犯原来不是男人，她是一个醋坛子，生前充满妒意，心狠手辣，总为嫉妒而害人；男人爱这只手，这只手，也慢慢爱上关怀它的男人；男人用这只手摸老婆，手很难过，难过得要再一次行凶；故事这样发展，也有共通的情，只是有点教人吃惊。
不是请，是叫！
读方学雕散文《叫与请》，提到文学家夏衍临终，痛苦难熬，秘书说：“我去叫大夫。”正要推门外出，夏衍忽然睁开眼，艰难地说：“不是叫，是请。”说完，昏迷过去，就没再醒来。
“不是叫，是请。”于是，成了夏老的遗言；情节是真是假，不必深究。“叫”与“请”，一字之差，也真是“差天共地”。某日，打电话找人，人不在，秘书代接，我大概心情不好，掷下一句：“叫某某给我电话。”秘书，当然不会有话直传，对某某说：“钟先生叫你回电！”但搁下话筒，就觉得自己没修养，欠道行；我向来说“请”，但忙中一“叫”，竟露了底，让人顺藤摸瓜，最终，发现我仍旧是一个恶徒和莽汉。
不断责怪，也不断告诫自己：“要谨言慎行！”一个“叫”字，让人窥破自己嚣张，目中无人，不知道平等为何物，不值得。
这个“请”字，要用，必须用得真心，用得恰当。立法会开会，窝囊废用不三不四的比喻蒙神骗鬼，忽然有人抗议：“废除恶法！”主席就会高喊：“请他们出去！”这个“请”，分明是“叫”，是“赶”，已经没有“请”涵蕴的礼和敬。
颠倒字义，用得妙到毫巅的，该是台湾的璩美凤。某年，她在电视上接受主持人“质询”，对于恶毒的指控，她劈头总有这么一句：“我好高兴某某这样说我……”竟然把一个“高兴”当“痛恨”来用，这样一个女人，不简单的。
文学家为文，求的是“精确”；律己以严，律文更严。但政客和艺人，行蛊惑，走精面，讲的不是修养得来的“圆通”，是“畸变”。畸变容易，“请他们出去！”问题就解决了。天网恢恢，夏老泉下知道竟有人这样滥用文字，夜半，大概仍得亲临大小主席床边，掐着他们脖子，无奈把遗言反过来再说一遍：“不是请，是叫！”
小声点好么？
一天里，遇上三台人肉扩音器。
入夜，约了猪朋饭叙，搭公车，车上，有台人肉扩音器，声如丧钟当当响，全程不停嘴；乘客掩耳怒视，他照样响当当。同伴下车，掉一物，人肉扩音器发出超高频震音：“死狗，你丢了东西！”
死狗戳在站头，指手画脚，扩音器隔着玻璃瞎叫嚷；车长受惊，不开车，一车厢的人，几乎让噪音烦死。
“搞出版社？这里谁会看书？人人吃屎拉饭，及早打消念头，北上求生吧。”猪朋泼冷水；他泼我不倒，但嗓音庞沛，震撼饭馆，食客想到自己正在吃屎，将要拉饭，尽皆失色。
猪朋声大，自知扰人，常觉有憾；他的声带，构造异常，输出的声音，就只有“巨响”和“耳语”两种。搭小巴，乘客死睡，他一说话，全车惊醒。“小声点。”提醒他。“对对对。”他再说话，就咕噜咕噜向人耳朵喷气，变了大舌头；先天缺陷，怪不得他，只盼早日发明“人用灭声器”，出门套在嘴上，减低惊人声浪。
吃夜宵，茶餐厅里，有台人肉扩音器，更讨厌，竟视食店如家中大厅，高谈房事，连老婆如何偷汉，照样公诸同好。这种人，有精神病。
头痛，仍想起多年前，在地铁车厢遇一异人，异人伤风，每打喷嚏，身边老伴就一脸尴尬，因为那声音，不像人声，像枪声。砰！砰！砰砰！人人以为发生枪战。武侠小说有“狮子吼”神功，闻着心胆俱裂；现实里，让那种“喷嚏”直冲耳鼓，肯定七孔流血。
女孩久居地下室
丈夫不忠，妻子自杀，但自杀之前，总先把子女杀掉；甚至，有打完通宵麻将，输光了钱，回家烧炭，把稚子一起带入鬼门关的。这些人，他们要死，却拿孩子陪葬，大概觉得孩子是他们的私产；他们不认为那是独立的生命，本身就有生存，而且生存得好的权利；这些杀人者唯一的“良好动机”，是：不想孩子留在人世间受苦。
荒谬！不想孩子受苦，就不要贪图一时之快，拼命播种，不断“造”人。生而不养，养而不教，甚至不养就杀，算什么？
看看那些为植物人辛苦半生，不厌不弃的父母，就益显那些随便杀子自杀凶徒的可耻。电视节目《V邮件》，报道台湾有位叫曹庆的老先生，不辞劳苦，不问回报，为了让植物人活得好一点，有尊严一点，耗费了大半生的心力；终于，在数以百计沉睡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醒过来了；这个苏醒的生命，泪流满面，充满感恩。
曹庆在瘦田瘠土上播种，当人们都放弃了，他仍旧执著；这才是真正的人，怀有大爱的人。
元代末年有这么一件事：至正二十七年，张士诚被朱元璋消灭，钱鹤皋散尽家财，只想到起兵为张士诚报仇。钱鹤皋有个女儿叫钱莲仙，十八岁，才貌双全，人见人爱，钱鹤皋担心她无依无靠会遇上灾祸，受恶棍色魔、狗官鼠吏摧残，基于同样的“良好动机”，他在地下建了一座石头房子，囤积三年的粮食，让女儿住在里面；实际上，是将女儿活埋了。
钱鹤皋对女儿说：“三年之内，我打败朱元璋，攻下南京，就接你出去。”没多久，他兵败被杀，这莲仙，就只好在地下石室过日子，孤独无告，彷徨无助，一天，两天，三天……
如果有一天，你挖地挖到她，她一定会向你哭诉：“我父亲是个大乌龟，他不应该这样削夺别人的生命！”
要人权，也要猫权
读者来看大白灿，以为这只猫是店员，总守在门前迎客。
开店，曾把阿灿安置在阁楼，他聋，但嗅到人味，会跑到楼梯探望，不管来客是光临，还是光顾，一概“喵呜哇！喵呜哇！”地破口大骂，骂走了人，仍旧盘成一个大毛球，在安乐椅上死睡。
我是一九九九年收养这头小畜生的，一直当他是人，他也当自己是人；阿灿要做一个四条腿走路的长毛人，没有不妥；不妥的是：他要有人权，也要有猫权。
我在店里摆了一盆文竹，十块钱买的，本来不是什么宝物，但要种出那么一点生动的……气韵，不容易，细心浇灌，绿茸茸的细叶上，终于叠起了一蓬蓬青翠，远看如烟似雾，近观，秀美如青鸟的羽毛，搁在老旧的茶几上，真是雅得要命，雅得见者心惊。阿灿，对这种观赏植物，有自己的看法，有他作为一只猫的看法：他认为那些新叶，是用来吃的。
乘我不察，他就从阁楼跳下来，把葱翠的吃掉，留下一堆老叶，伴着一盅茶叶。
我暴跳如雷，他一脸轻蔑，“喵呜哇！喵呜哇！”连发恶声，走开了；等新叶长出来，又悄悄去吃。
这是怎么回事？除了吃，就不能有一点“文化生活”？要吃文竹，我可以买，那起码比“猫草”便宜；但我这一盆，是用来点缀这家店的，没有了这一蓬新绿，我这家店，就死气沉沉，就没有生意，“你到底明不明白什么叫生意？”我问这只聋猫；他聪明，知道在我清醒的时候扮乖，乘我熟睡作怪；不靠嗅觉，他可以从一罐罐的五香肉丁里，认出自己心爱的猫罐头，可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品味”，叫“情趣”。
“你继续作恶，我就将你人道毁灭。”自从知道澳门有个地方专门替人处决猫狗，我就心安理得，从容面对挑战。
悲情动物
读者爱看
“读者爱看”，就有“新闻价值”？不敢苟同。
且不说这“读者爱看”是真的爱看，还是报刊编辑忖测的爱看，这样的推论，本身就很有问题；比方说，我是“读者”，我“爱看”娱乐版编辑洗澡，很明显，这就很有“新闻价值”，很值得这个编辑把自己的美态或丑态拍下来，捎回编辑部，当头条。
好了，这时候，你会说：“编辑没有名气，有名气才会有‘读者爱看’，才想知道这个名人的一切，包括她怎样洗澡。”于是，针孔摄录机，就可以悄悄伸入这个“名人”的浴室，不惜一切，要拍到一个光屁股。
因为“读者爱看”，这个“光屁股”，才有“新闻价值”。
因为“读者爱看”，报刊老板和编辑的权力，可以无限膨胀；只要财力雄厚，可以派上百人包围你的房子，用所有高科技器材对付你；不是为了发掘什么“真相”；不是为了揭发什么政治丑闻，纯粹因为“读者爱看”这个名人用什么样的厕纸，“读者爱看”这个名人有没有良好的大便习惯。
最不堪的实例是：记者，在舞会里专门偷拍女人裙上的经血；编辑，专文推介这几点著名的秽迹。
只要界定为“读者爱看”，就可以不惜一切挖掘；于是，读者，给一点点丑化了，没有人再会尊重这种报刊的读者；因为，读厕纸人的，最关心的“文字”，只是裙子上那几点血。
大家都在合力羞辱自己。
说氹仔
我最早的一个家在氹仔，春天，官也街都是燕子掠地飞；那年头，“氹仔”，好配合那样的乡土情味。“氹”，按《中华新字典》说，同凼，即塘。氹仔，就是小池塘，是水洼；洼藏水，水为财，添个仔字，谦虚点，是好的；然而，电脑时代来了，问题，也衔尾来了。
键入仓颉码弓山水，就“函”和“弢”跳出来；常用的中文软件，竟都没有这一个“氹”字！另装“不常用字软件”，或者“造字”，问题算解决了；但只是我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发电邮，人家没这种设备，出来还是一堆怪码。
读周刊，竟有把“氹仔”刊成“（乙水）仔”的；排版员临急南水北调，水在乙外，大家虽能意会，但水去，则塘干，不是吉兆。电脑程式的设计员，原来都是独眼乌龟，都忽视、甚至歧视氹仔人，半点没为氹仔日增的文书往还设想。
氹仔，作为地名，不能说有问题；起码，问题没蛇口和江门那么大。我到蛇口，总觉得会让蛇吞噬；江门没去过，不想去，但每回听说江门要搞清洁运动，就喷饭；遇天气女郎报告：“江门，二十八度……”就觉得她搞错了；医生说，正常温度，该是三十七。
氹仔，意为水洼，有了歧义，书写和言传，就可能闹笑话；大雨过后，氹仔烂地多氹仔，氹仔映出浮动白云，正也反映氹仔和氹仔人悠闲的特性；但很不幸，一个氹仔深不见底，氹仔人误踏氹仔过溺，氹仔消防车急驰氹仔施援，无奈氹仔人脱离氹仔前受惊过度，从此，再分不出氹仔和氹仔……
当然，这是我杞人忧天，但古语有云：“氹仔浸蛟龙。”如果你大名蛟龙，比方说，叫戴蛟龙，到了氹仔，难免就会浑身不自在，终日觉得湿淋淋。过江龙日多，要创业，不妨来卖抽湿机，或者开干洗店。
我不是说文学该有一套特定的语言，但写乡土，宜用清淡文字，像遇上无污染海鲜，清蒸，才是上算；写城市，城市浮华，精致，但腐坏多杂质，不妨用沸油煎烹，通篇璀璨浮华，才跟火烧火燎一座欲望城相匹配。
“氹仔”这个词，是属于乡上的；氹仔旁边，该点缀吃草的牛；但氹仔没有牛，有赌场，当铺，还有白俄女子、台湾商人和大陆嫖客，交流频繁，氹仔，凸显不出这“国际性”。
澳门多山多水，本来是乡土；但乡土，经年修饰，会“雅化”为“园林”，园林的雅致和文学的雅致，是分不开的。我写过一部叫《雪狼湖》的小说，背景，主要是氹仔的嘉谟公园，改编成音乐剧，张学友演的胡狼，就是嘉谟公园的花王。
嘉谟公园红树林前那几幢葡式华屋，曾搬到香港、北京和新加坡的舞台，不过，在小说里，我从没提过“氹仔”二字；不是这两个字丢人，这两个字很好，只是跟“园林的雅致”和“文学的雅致”格格不入；这乡土的方枘，实难周旋于园林的圆凿之中；于是，刻意让地域模糊；但越模糊，心头越有憾。
我怎么可以让张学友在红馆舞台，对林忆莲大呼：“阿雪，我会在氹仔等你！不管多少年，我都会在氹仔等你！”不怕这话滑稽，就怕宁静雪误解，反问他：“哪一个氹仔？你知道，澳门一下雨就水浸街，到处都是氹仔，你要我到哪一个氹仔去找你？你湿淋淋，我怎么爱你？”
我们又不是白纹伊蚊，怎么可以在水氹里海誓山盟？
悲情动物
学长蔡传兴说了一个动物故事：北方有大雁南迁，途中，雁小姐让射雕的误中，受伤坠地。她大难不死，让一户庄稼人治好收养了。雁在农家和鸡豕共食，不出一年，已肥硕如火鸡。翌年，庄稼人发现园中多了一只雄雁，竟然是南迁的雁先生循原路来寻觅爱侣。雁先生不嫌旧爱走样，要再效比翼；就可惜，雁小姐身如铅铁，已飞不起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雁公心碎。”庄稼人，只能为这一段悲情，黯然落泪。
龙华老板何明德，也说了一个动物故事：“过去，我经常到水塘去钓白花鲈；钓鲈鱼，要钓一对；不然，剩下的那一条，没几天就死。”德哥临风缅怀。他曾经钓了一尾公鲈，两三天后再去，鱼群闻声而遁，就一条鲈鱼直朝他游过来，吃了饵，从容赴义；水族有情，公鱼死了，母鱼就不想独活。
我也有一个动物故事，早说过了，再简述，好和雁情鲈爱相映照。住公屋的时候，家里有天来了一只金钱龟；一层楼几十户，户户是没掩门的鸡笼；这龟，让人从国内掳来，却不知是哪一户的逃龟。家母用塑料大桶把龟养了，第二天，竟看到桶旁伏着一龟，体形较小，该是龟公。龟公龟婆，看不见，却原来互有感应。两龟共患难，龟婆逃亡路上失散了，龟公竟甘心潜入陋屋，爬到阳台水桶畔，等人逮捕。我们不会养龟，水浊不换，死了公的，母的一月不食；后来，悲伤大概平伏了，孤苦的龟婆活下来，活了十余年，今犹健在，日常唯散散步，聊遣愁怀而已。动物有情，情，深得教人惶愧。
有空多读书
一晃眼，原来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查先生正在“牛津”游学，春节了，我们在他《明报》董事长办公室上班的，传了一首打油诗给他，是讨红包的。查先生回了一首诗，我记心不好，最后几句，好像是：“你地班马骝，办事勤且快，利是一定来。”年中，查先生“学成”回来了，头一件事，就是过来派利是，时值六月，我们做马骝的，竟然接到压岁钱。
十七岁，我就追随查先生和董桥先生做事，做过不同职位，包括查先生的中文秘书，好多读者对“金庸小说”的情节有意见，查先生都重视，我就整理了让他看；秘书要写信，写不好，查先生亲自改，这样习文，不是太多人能有的福缘。《明报》易手，我不打工了，游手好闲，也没再见过查先生。我当然知道怎么去联系，心里惦挂，就是不肯惊动人；年前，有作家协会邀查先生演讲，我知道地点，就回香港去跟他握握手，说声：保重。
在凤凰卫视的新闻频道看到查先生，这回是“剑桥”了，好像是得了荣誉博士，查先生披着饰了红缎的黑袍，跟世上顶尖的学问家走在一起，校园，绿油油的，他在园里漫步的画面，好优雅，好美丽。查先生告诉记者，那袭黑袍，是要有大成就的人才佩穿的，他自己，是名不副实，还得用功，得努力去做研究……查先生的虚怀，是境界，是典范，高不可攀，也平易近人。
二零零五年八月四日，艳阳高照，吹火风。这天，“蔡澜美食城”开幕，蔡先生忙坏了，四点多，开幕式一完，还得把查先生和查太太护送到我的“石头店”。
感谢蔡澜先生，我终于可以在店里给查先生奉上几杯清茶，可以再侍候查先生一会儿，说到底，要不是他的容忍和庇荫，我十七岁以后那十六年岁月，一定会遇上更多的蹇滞。“有空多读书。”查先生嘱咐。知道了，我提早与世无争，查先生“花间补读未完书”的意境，我是向往的；店里有个小阁楼，访客日稀，以后就是小书房。查先生来看看我就回香港，我不会说什么，送到门外，还是请他保重，劝他：“多休息，刚光惦着读书。”
下一盘文字棋
用电脑写小说，有点像捉围棋，白屏上每一个黑字，都是棋子，每走一步，都得计算；计算，是写作的乐趣，却也有举棋不定的时候。譬如说，一个女孩，才十六岁，就要病死，但怎样死，才恰当？才有戏剧性？才可以顺势带出下一步？
死法一：男主角尾生守在病房门外，因为困累，在长椅上瞌睡着了，梦中，他跟女孩在回转木马上团团转，忽然回头，女孩不见了，就是在那一刻，她离开了人世。
死法二：女孩要求换一个房间，她对尾生说：“我上次住的房间，可以看到窗外的鸢尾花。”他知道花已经凋谢，还是去找人为她换房，待他回来，女孩却在那个没有花香的房间离开了。
死法三：尾生买来一盏桌灯，是送她的生日礼物。“怎么都是扁的？”他发现病房用的，都是扁口插座；桌灯，却连着圆脚插头，那是方枘周旋于圆凿，始终配不上对。“你稍等，我去借个万能插座就回来。”尾生保证：“这灯亮起来，可美呢。”他转身要出去，但女孩小声叫住他。“怎么了？”他问。“谢谢你。”她的笑容化开了，溶了，在黑暗里，就留下跟消毒药水分不开的幽甜气味。
“我们不供应电器，也不鼓励家属带来电器；不过，”值班护士告诉尾生：医院大堂有小卖部，可能有他要的东西。小卖部，出售零食和护理用品，连玫瑰花都有，而且，服务周到：“你要插座，我们可以代订，过两三天就有。”店员说。尾生百般无奈，忽然一阵凉风，原来过道上有台电风扇朝他不住摇头，电扇旁长椅上，就一个老头歪着打呼噜，他心生一计，到小卖部买了剪刀和药水胶布，蹑手蹑脚走近长椅，拔掉电扇插头，铰断电线，没等老头热死，走到候诊室把电风扇的插头接到桌灯上，就回到二楼病房。女孩侧卧着，脸朝垂着厚帘的窗户，尾生以为她只是睡着了，没喊醒她；他点了灯，那个阴冷的房间，就有了颜色，有了暖意……
最终，选择了“死法三”；在小说里，人的生死，都可以选择。
一室中国气
过去，感冒咳嗽都吃西医的丸药；这一回，全盘中国化，吃梨膏糖止咳，晨昏翻热浓酽的药汤驱寒散热，味苦，就来一包久违了的陈皮梅。陈皮梅，真像一个老女人的名字；难得仍旧一样酸，一样甜，一样叫人回味。
洋人病了吃西药，我，中国人嘛，中国人有中国心、中国肠和中国胃，当然宜配中国汤；一碗浓汤，用中国碗盛着，搁在明式花梨木案上，旁边配一方中国石，几条中国草，趁胡琴奏到哀恸处，来几声中国咳，我的天，窗外海棠花影里，再点缀几个穿蓝布长衫的女学生，简直就以为五四运动又要来了。
国难当前，迷糊间，几乎就要披一袭中山装，抱病赶上女学生，一起瞎叫嚷：“打倒美国佬，打倒万恶帝国主义！”
西药霸气，像美国佬，坏的杀，好的也杀；大家体质不同，洋鬼子不知道什么叫“热毒”；但唐人吃了西药，一时不死，热毒也积聚，医好小感冒，留下大祸根。
吃了中药，汗也有苦茶味，换一床织锦中国被，昏灯下最宜读《红楼》和《聊斋》，这时候，如果还有几声冷雨，才真算病得入形入格，有声有色。年纪大了，越发思慕中国的风物；或者，由风物构成的“中国”；中国味的东西，就怕那种柳州大棺材，闻到那种“香”味，就发噩梦。
中国人就是死了，也没霸气的洋人会享受，洋人的棺材，既豪华又舒适，让人觉得那一条条的洋命，也远比中国命来得矜贵。药汤凉了，汤里有白芷、连翘、板蓝根、荆芥、不患……想着，山花野草都在摇曳，一碗汤，竟苦涩地，把人带到神农走过的山上去了。
“症”字害人
“症”字可怕；因为这个字，连接上不同的词，就变成不同的病。
我狂躁，大家习以为常，不当一回事；然而，一旦有人为这狂躁缀上“症”字，问题就大了，就得去看急诊了。
抑郁，人皆有之，吃一颗巧克力，去旅行，开始另一段恋爱，抓着无良老板的头，飨以膝撞……抑郁，就没有了；但抑郁积众，成了“抑郁症”，“手尾”就长了。
“很遗憾，你患了‘抑郁症’。”医生神色凝重；得了“症”的人，更抑郁了。
然而，狂躁到哪一个程度，才算“狂躁症”？抑郁到哪一个阶段，才算“抑郁症”？
天晓得，最好请教家庭医生；当你请教医生，很明显，你已用行动证明：事情，已发展成“症”。
“症”字可怕，就容易受人利用，例如，肥胖，脂肪多，你本来不当一回事，减肥公司为“肥胖”续一个“症”字，宣扬“肥胖症”的祸患，你这个身罹重“症”的人，就开始坐立不安，除了付费去“医治”，无路可逃。
肥胖，肥达二百磅算“症”，一百九十磅，算不算？日本那些相扑手，为什么不住医院，反而去竞技？大家看末期肥胖症病人比武，不变态？
在店里跟来客聊天，聊得喉咙发炎，我总觉得是害了“聊天症”；为了治疗恶疾，我继续聊天，就盼大家聊完了，买一两件东西帮补医药费。我向来爱钱，开了店，还添了一个“爱钱症”；这症，最难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