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十四年过去，爸爸终于绷不住了，在我面前放肆地流泪，这十四年他去大学看过我，我工作后他去长沙看过我，也来北京看过我，但从未提起过心里的这个疙瘩。
我握住他的手，好想对他说：“爸，我错了。”
但我握住他的手，侧低着头，说出来的话却是：“爸，别哭了，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父母和孩子对事物的看法千差万别，是因为骨子里都有一根折也折不断的钢筋立在那儿。
后来，我再去学校和大学生们交流，每当有同学不能理解父母对他们的教育时，我都会想起自己的故事。
你不好了，他们会失落，他们会用尽全力保护你。
你好了，他们也会失落，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已经保护不了你了。
无论我们好不好，他们都会失落，我们从孩子变成了自己掌握命运的人，不再如当年一样任何事都会依附于他们。这种失落，也许只有到我们成为父母的那一天才会理解。
——写给我最爱的爸爸。
2013 年春节，爸爸说过完年就要去新疆做援疆的医学志愿者。我一听极力反对，他从16 岁开始便在药房抓药，一直工作到63 岁才退休，我是希望他能好好地享受退休后的生活，不必那么紧张和辛苦。他说多年前他曾被单位外派过去支援，他答应过他们，一旦他退休就会回去帮忙。我看着妈妈，妈妈却说：“你爸爸也闲不下来，让他去吧，趁还能动多帮助一些人。我也会没事就过去陪他的，你放心好了。”
我前脚回到北京工作，爸爸后脚就到了吐鲁番地区的县城医院。他换了手机号，给我发信息：我这里天气很好，不用担心，你自己注意身体。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学医的原因，所以他一定要趁自己还能折腾的时候，尽量多折腾，也不枉他做了一辈子的医生吧。
我为有他这样的爸爸骄傲，就像多年前那么多人羡慕我有一个随时可以看病问诊的爸爸。我也要做一个让他骄傲而不担心的儿子才行。
2014.3.12
尾声
董娘从武汉回来带回了很多东西。
在工体的岳麓，她说每次回北京，父母送她的时候他们都会哭。父亲知道她要送东西给同事，特意买了真空包装的特产帮她整理好放在箱子里。父母甚至为了在超市给她买什么牌子的特产而争得面红耳赤。
她在MSN 上说：“辣酱的感觉怎么样？
我爸爸专门出去买的。”
我想起我从家里回北京，带着爸爸帮我系上的纸箱子。经过千里迢迢的路程，他们的脸也迅速变得模糊，我站在北京的客厅里，竟然有不想拆开箱子的念头，不想破坏爸爸帮我弄好的包装。然后坐在沙发上，端详着, 端详着，也会微微地叹口气。
昨天还坐在一起聊各自的生活，今天脸孔就迅速地变得模糊。
我突然想起秋微姐曾对我说：“当你无法确定自己现阶段要做什么的时候，那就对父母孝顺，那是唯一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做错的一件事情。”
就在2014 年5 月13 日， 书稿付印前，我把这段记录发给董娘。她哭了，她说爸爸去年走了，现在再也没有人为她做这种事了。她说虽然有时候亲人的爱给人压力，但没有压力的爱就像人在外太空，也没有氧气。
曾以为永远也走不出的细节，最终还是会置身事外。虽说时间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实质上它并没有解决问题，它只是帮我们把一些问题变得不那么重要。相信时间，也要相信自己的自愈力。
20出头的时候，拖着行李到一个大城市，出了火车站就觉得自己被自己扔进了茫茫大海里，随波逐流没有方向。后来终于熬到可以自己买房的时候，我在家乡买了27层的住宅。不是因为喜欢高，而是突然想浮上水面透口气。
年纪渐长，便莫名偏爱这张照片。也许回忆和影子一样，会随着夕阳的变化，越拉越长，最后在伸手都无法触及的尽头，彻底被黑暗吞噬。
有一片这样的海，一扇能如此推开的窗，一身被晒得爽朗的肤色，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能陪我一起分享一切的人。很多人，有了一切却没有那个人。很多人，有了那个人，却为了追求一片海，最后丢掉了那个人。海平线，是回忆的分岔口。
现世孤独
当对事情感到绝望时，你可以放弃对他人的信任，可以放弃外界对自己的评价，可以放弃对结果的企盼，唯独不能放弃的是内心的平静。只有回归平静，甘于寂寞，不怕枯燥，才能重新听回自己的心跳声。无论你未来身处混沌还是迷途，保持自在安宁是破除任何困局的最大武器。
看不清未来，就把握好现在
有一种孤独是你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想法，却遭到众人的嘲笑。一条只有自己笃定相信的路，只有你一个行色匆匆的路人，不用在意他们的看法，因为你会在未来的路口等着曾经嘲笑你的人。
在北野武的《坏孩子的天空》里，有一个片段一直忘不掉。
立交桥上飞快转动的单车，少年一前一后，向风中冲刺。打完群架后的逃离，阿木问阿胜：“我们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吗？”阿胜盯着远方，花了几秒，看到了尽头，回答：“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纵使生命很长，只有一头一尾，但一个人真正的人生却是从你想使劲的那一天开始的。不必担心错过了就没有机会，我们会有很多开始人生的机会的，因为我们必然会一次比一次更清醒地顿悟。
从没有人搭理的高中时光，到无人熟知的大学校园，每个人都在生命的长河里畅游，各有各的姿势，各有各的道具。你看看自己倒霉蛋的长相，一副皮囊站在岸边显得寒碜，于是决定憋长长的一口气扎到水底一路向前。不想被人看到你仰头呼吸的狼狈模样，只想别人看到你从终点钻出来，想看到他们流露出的震惊感。
这样的潜水，没有教程，没有方向，内心一次又一次喊着：“快不行了，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
就在死灰色与无意识的边境，你的手触到坚硬的那道终点墙，如重生般地仰头，大口呼吸，回望来路，还来不及骄傲，满眼就充盈了因可怜自己而流下的感触。
20 岁出头的时候，我做梦都希望被人肯定，于是小说一本又一本地写，文章一篇又一篇地投，那些带着希望之光的努力，在宇宙的长河里，似乎连漂浮的痕迹都没有，便被黑洞吞噬。从外界得不到肯定，于是把所有的心情一字一字写在日记里，十年过去，两百万字的心情里承载着不为人知的隐秘。重新阅读过去，才发现那是青春。
30 岁之前，鲜有人能了解——人生惨败并不意味着结束。
于是年轻的时候，你一次又一次与否定你的人，否定你的事实去对抗。你忘记了你本来的弱点，你只记得有人怀疑你的目光。你忘记了你还有别的出路，却水泥般站在不属于自己的路上与来者对抗。
直到某一天，你突然醒悟“原来自己怎样努力也不行，原来这本就不属于自己”时，你突然觉得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一直辛苦在对抗的并不是别人，而是倔强的自己。
认输，是为了节省生命的时间，也是为了让我们把目光从不值得的地方转移到值得停留的那些景象里。
哦，人生惨败并不意味着结束啊。它只是一个倒霉的开始，又或者是上坡之前必经的低谷。对于十七八岁少年的你，二十五六岁青年的你，抑或是三十出头中青年的你，你在你的每个年纪不是都曾遇见过，那些沉重得几乎令你抬不起头的困扰吗？奇妙的却是，你后来发现，只要那时你没有放弃，便没有人敢像裁判一样掏出红牌罚你下场，全场都会等你跑完全程，最后一个冲过终点也不难看，观众反而会因为这种“不要脸”的坚韧而起立鼓掌——只要不中途放弃，就值得获取掌声。
二十来岁的我们看不清未来的时候，常会觉得自己在稀薄湿冷的空气中难以呼吸。找不到新鲜的氧气，又没有可取暖的伴侣，一片混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有人停步不前，懒得前行。还有人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告诉自己再忍一时、再进一尺，把眼前的空气吸得一干二净，憋成猪肝脸死了也值。
21 岁大学毕业，你进入电视台工作。那时同期应聘进栏目组的大学生有近十位，工种类似，但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只有你和另一位男同事每天工作时间近15个小时，而其他人6个小时都不到。
你当时第一反应就是“不公平”，觉得自己是个傻缺。你以为自己的雅典娜女神，时时刻刻都需要帮别人和自己去维护和平与正义，可看清现实之后，你才发现自己连美少女战士都不是。你觉得“社会不公平”——同样是大学生，为什么你们就一直加班、拍摄、编辑、写策划，而其他人却那么清闲。后来你对和你一样辛苦的男同事抱怨，企图在寒冷之中获得一些温暖的共鸣：“他们把我们俩当猪吗？为什么吃苦的都是我们，大家拿的工资还一样多？”
男同事看了你一眼，说：“他们才是猪。你想想，工作就只有那么多，拿一天50 个小时的工作量来算，咱俩就做了30 个小时，剩下那么多人只做20 个小时的工作，每个人才三四个小时。假使工作是升级打怪积累经验的话，我们俩比他们先获得更多的经验值不说，当我们犯了100 个行业错误的时候，他们或许才犯了不到10 个，年纪越大犯错误被原谅的可能性就越低，我们是抢了人家的机会，我们怎么可能会是二百五呢？”
从那一刻起，你就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你告诉自己：大多数人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一辈子，大多数人也不会在同一个岗位做一辈子，我们所有的累积都是为了给人生最后的那个位置打一个稳定的根基，所以每个获取经验的机会都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所有人工作时间都一样，工作质量拼的就是纯粹的智商和情商，你看了看自己在镜子中的样子——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男一号的气质啊，不在后天努力，就只能成为这出人生剧中的路人甲乙丙丁了。
一个人未来能去哪，不是靠想象，而是靠今天你都干了什么、干得怎样。
大学里，你就读于中文系，正因为不知道未来能去哪，所以只能强迫自己每天埋头写一些东西，写得不好就当练字，写得不错就当写给同学看的消遣读物，如果被夸奖了，就找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投稿。
一开始投稿次次落空，心里几乎快要放弃。宿舍的同学每每都看见你寄信，却从未见到过你发表，付出没有得到回报你能接受，但你不能接受的是——付出没有得到回报然后被同学们嘲笑。
就像小学的时候，你想学普通话，刚跟同学们说一两句，就会被同学用方言嘲笑回来。初中也是，高中也是，导致你的普通话至今蹩脚。学习普通话的愿望一直落空，落空不是你当时没有能力，而是你当时怕被同学嘲笑。
人就是很贱的一种生物。当你能承认自己不好、自己失败的时候，你就不再害怕外界的评价了。于是失败这件事自然而然就成为你生命中的一种常态，不再满怀希望，失望也就随之越来越少。
这样的好处在于，一旦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有了一种撞大运的心情。这种心情比“终于得到了一些回报”更有幸福感。
就像你习惯了投稿失败一样，你后来也对发表文章麻木了。直到大四毕业的时候，大家都要写求职简历了，你才把所有发表过的文章找出来，大大小小居然有一百多篇，而很多同学大学四年一篇文章都没有发表过。
不能说你后来的面试成功与这有关，但从现在的角度看来，起码那些文章代表了你曾为此付出了很多时间、很多努力，也得到了一些结果——这多多少少证明了你是一个能吃苦，且能脚踏实地熬上几年的人。
高木直子说：“我无法预见自己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但我会继续珍惜每一份小小的惊喜与感动，努力活出一个真实的我。”是啊，如果为了一个未知的明天而放弃已知的今天，丢失的不仅是当下的快乐，还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啊。
后来，你进入传媒行业，一晃就过了十年。传媒业每天飞速发展，你负责光线传媒的电视业务。当时各种媒体鼓吹电视已死，作为电视人，你焦虑得很——你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何方？是转行做电影，还是自己创业？外人看你胸有成竹的样子，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那是乱得一塌糊涂。
后来电视行业中出现了《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最强大脑》等一系列引发数亿人热议的节目，电视未死！扬眉吐气的同时，你作为电视人，不得不更加焦虑——你不知道自己的杀手锏在哪里？每天预测行业发展，寻找模式节目，你在日新月异的日子里忙得鸡飞狗跳，忙了一大圈，各种新的合作方式也不见得可行，几十个模式节目也在自我的推断中光荣牺牲，然后你才回过神来：如果做节目的基本手工活丧失，再高级的项目也拯救不了你。至今，你心里仍不明白自己应该走向哪里，但你早已清楚，只要走好当下的每一步，就一定能到达未来你想到达的那个地方。
这些年，你用文字将过往一一细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用针脚做备注，拿心事以起承。发现曾经不确定的事情，如今终于有了一个好结果。曾经一直回避的事情，如今也能直面接纳了。
给自己一些时间，一切终会有答案。
既然看不清未来，何不把握好现在。拽在手中的，始终会跟着你跑不掉，放飞于空中的，一不留神，便不知飘向何方。曾经迷茫，如今释怀开阔。当下迷茫，却对未来笃定希望。
这其中，便是时间和物是人非的成长。
以这十几年的心事作分享，你我共勉。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无须羡慕，不需鸡血，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推敲，我们自会拥有最有安全感的人生。
生活是为什么，你是答案
有一种孤独是对现实的结果无能为力，对重复的失败无法自拔，于是尝试一次又一次去追问为什么。凡事没有答案的日子都是孤独的，但有了这样静寂的孤独，才有可能找到答案。
有些日子，只记得事，因事想人。有些日子，却记得人，因人而记事。
比如在记人的那些日子里，我记得你说“我不”时的决绝，记得你说“好吧”时的妥协，记得你说“可以”时的踌躇，记得你说“再见”时的不舍，一层一层，像大学校园里清洁工人来不及打扫的落叶，踩上去有厚实的质感，却也像是迷宫，层层都是我们对未来的迷惘。
好像每个跳跃的日子里，都有一个“为什么我要这样”的问题如鲠在喉。
为什么我要加班呢？
为什么领导讨厌我呢？
为什么我要读这所大学呢？
为什么我要住这间宿舍呢？
为什么我控制不了现在的生活呢？
为什么我不能让某些人喜欢我呢？
为什么每一个人过得都比自己快乐呢？
为什么我要对不喜欢的人强颜欢笑呢？
为什么呢？
不是每个人都能在那样的日子里找到答案，生有时是为了答案而活，活有时却是为了某个理由而生。但好在，只要你沉下来，能被人看到，自然就会有人告诉你答案。
刚进电视台参加工作的我，什么事都很积极，抱着怕被开除的心态，别的记者每天做一条娱乐新闻，我会努力做三条。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偶尔向同事抱怨。直到他那个“打怪升级”理论彻底给我洗脑。
至今，只要有任何觉得自己做得太多而别人干得太少的时候，想想他曾告诉我的那句话，心里就舒服多了。成长过程中会出现很多不如意，归根到底都是因为和别人相比。不看别人，只看自己是否有获得，那么幸福感每天都是满满的。
从中文系毕业，不懂新闻，做出来的东西只有一个原则——自己感不感兴趣。
大多数孩子都觉得自己很特别，其实在外人看来他们都一样。而从事传媒的孩子却恰恰相反，每个人都想做出令全行业人士为之膜拜的作品，一个比一个自我，却打心底里认为自己能代表所有的观众，比如我。
那时我做出来的自以为特有水准的新闻，除了几位相同年纪的同事表示理解之外，其他很多前辈都不明白我的理念是什么。制片人小曦哥说：“你做出来的东西只有你自己理解，但理解和懂不是一个概念，等到你真正懂的时候，你就能做出好的娱乐新闻了。”
我就在这条“自己理解”和“真正懂”的路上跌跌撞撞着，有时候也会想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做这一行。
有一天，我从外面拍摄回来，办公室里只有台领导和小曦哥两个人。我很清楚地听到台领导说：“刘同根本就做不好电视，干脆让他走人吧。”我顿时就傻了，热血上头，嗡地一下就炸了。原来这种自我的做派，早就让领导看不下去了，我到处跟人去解释，别人觉得不懂就是做得不好，干吗要去解释呢？而自己也蠢到家了，自信心爆棚，觉得每个人都能忍受自己，直到对方亮出刀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玩笑开大了。
我站在办公室门外，不敢踏进去，也许进去就真正要离开这个行业了，过了好久，我站在那没动。里面的谈话也静止了，突然我听见小曦哥说：“我觉得刘同挺好的，他能够一个人坐在家里熬一个月写15 万字的小说，一天十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他能坚持，也有想法，他肯定会明白的。”他甚至都没有在最后加上一句：请再给他三个月时间的期限。
好像在他的眼里，我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娱乐记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刚参加工作的我，面对全新的人群，不知道自己有何不可替代的本事，过得颤颤巍巍，于是总想着整些幺蛾子的创意去突出自己，小曦哥这么一说，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真正的优点——坚持，不妥协，可以为了一件事情死扛到底。发挥真正的优点，比另辟蹊径更为重要。
后来我成为北漂族，融入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工资和自己播出的新闻数量挂钩。我刚从湖南台过来，做娱乐新闻有一个习惯，就是在画面上加各种效果的字幕，于是某天晚上我把娱乐新闻编辑好，把包装提纲也写好后放在一起，等着第二天一早审片。
到了第二天审片时，我发现并没有我的新闻，去询问时，后期编辑拿着我的包装提纲对责编说：“这个人是不是新来的，懂不懂规矩？
三分钟新闻十几个特效字幕，他当这是做综艺节目呢？以后他的新闻我全都不包，爱找谁找谁！”
我特别想不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有人在别人面前批评我时，我总是恰好在场……“这个人是不是新来的？”“他懂不懂规矩？”“以后他的新闻我全都不包，爱找谁找谁！”每句话都让我难过。
一名新的北漂，因为不知道融入环境，也不清楚未来在哪里，迎头就被质问是不是新来的，是不是不懂规矩，然后因为新来和不懂规矩把自己的前程给毁了，找不到后期编辑帮我包装，更重要的是，自己白天努力做的新闻根本不能被播出，也就没有工作量，连活都活不下去。
我尝试让自己挤出笑脸对后期编辑说：“对不起，是我不懂规矩，我以后不会了。”也许他会对我挥挥手说下不为例，可我鼓起勇气看着他的时候，他连正眼都不想看我。
人可以因为委屈，而作践自己。但不能为了生存，而放弃原则——我在心里闪过这个念头之后，转身走出后期机房，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而是回到工位上沉默，想着自己如何考上中文系，如何努力进了湖南台，如何与父母告别来到北京，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好惨，惨就哭吧，哭了确实会觉得舒服一点。
当时节目部的总监卓玛站在我旁边看我哭了半分钟之后，说：“好了，哭好了是吧，跟我进去。”
我跟在她的后面进了后期机房，机房里除了有后期编辑之外还多了一位后期主管。卓玛问清楚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然后把一本小说放在了桌子上，对后期人员说：“以后刘同的包装提纲必须要给我完成，哪怕他当天晚上给你一本小说，第二天你也要给我包完，要不你就别干了。”
我站在她的身后看不清她的表情，不知道是微笑着说的，还是严肃着说的，其实那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只知道我在北京最无助的时刻，卓玛站了出来，用她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给我答案，让我知道自己无须为工作而妥协自己的态度。也让我意识到，对于一个北漂的新人，最重要的不是简单的安慰或者鼓励，而是在他们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时候和他们站在一起。站在一起，比说什么、做什么都来得重要。
时间往前回放几年。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泾渭分明的青春，像鸡尾酒，被一路上记得住又记不住的调酒师把弄在手中，晃动晃动，透过玻璃，最终能看得到清晰的走向。
21 岁，我参加电视台的面试。主考官问我平时看不看电视。我说不看。他说为什么不看。我说学校根本没有电视。他说总得看过一两个节目吧。我说那倒是。他问比如。我说比如新闻联播。他问新闻联播的优点是什么。我说我看得不多，如果非得说新闻联播优点的话，那就是播出很准时，每天都是7 点播出，很多人拿它来对时。后来我就面试成功了。可惜这位老师我再未见到过，想感谢他也没有机会。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渐渐忘记了他的长相和名字，只记得他用录取的方式告知我：你有一副有趣的脑子，请珍惜。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他让我保持着自己的思维方式一直到今天。
一些人对我们做了一些事，有人只当是日常生活中的无心之举，有人却能读出一个轮回的历史。一些温暖，能让你在自己身上发光发热，传给他人。一些伤害，也能让你亮出胳膊，提醒自己何谓底线。
那时年纪小，不知道如何表达心中的感激，只能用记日记的方式留存，等到多年之后的某一天，装作淡定地说，你知道吗？那时你对我真好。说者有心，听者却早已忘记。也许对方根本没有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歌颂的事，也许这对于他们来说只道是平常，也许你并没有及时答谢，以至于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只这么对过你一人。
我们常问为什么，沉下来，看一切，我们就是答案。
如果一辈子只能重复某一天
有一种孤独是极力挣脱随波逐流的自己，尝试做一些不合群的举动，一开始总会被人误解，经过这样的孤独，才有真正与别人不一样的底气。
“如果一辈子永远重复某一天，你愿意吗？”那时我还在读高一，来实习的男老师也不过是20 岁出头，第一堂课问了我们这个问题。
“如果这一天，可以让我自己选择，我愿意。”他看着我，微笑着鼓励我继续说下去。
“我会选择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天，永远过下去，这样一辈子该有多好啊。”
全班都笑了，老师也笑了。老师招招手示意我坐下，接着对我说：
“某一天，你再问自己一次这个问题，如果答案有所改变的话，就证明你开始不再为了生活而生活，而是为了自己而生活。”
这个场景连带着这个问题，一起埋在了我16 岁的日子里。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开始了梦想的传媒生活。工作之前，每次在电视里看到有趣的节目、有观点的新闻、胸有成竹的主持人，我就会默默地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和他们成为朋友啊？好希望以后能够从事那样的行业。后来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传媒行业，才发现好看的新闻似乎永远不是自己能够做出来的。
没有知名的采访对象，也没有劲爆的独家新闻，每天主编只是告诉我第二天有怎样的娱乐新闻发布会，有哪些人参加，我要做几分钟新闻。
于是提前一天约司机、摄像，第二天一早借磁带，上午赶到发布会现场，在主办方那儿签到，领200 块钱的车马费，然后在观众席上坐两个小时，等着媒体的群访时间，每家记者问一两个问题后，散场。
拿着主办方给的新闻通稿，花一个小时编辑一条新闻，播出。就这样，一天娱乐记者的工作结束。
刚开始还会积极争取第一个提问，后来一想，反正其他家媒体记者也会提问，被访者也会回答，我就直接用他们的采访算了。
刚开始还会交代摄像一定要拍摄什么镜头，后来约不到摄像也没关系，反正其他媒体的记者都会在，大不了就直接去问他们拷一份现场的素材。
后来，连待都懒得待，签了到，领了车马费就走人。反正一条主办方希望的娱乐新闻，无非就是拿着他们的通稿，加上雷同的画面，直接播出就行。就像很多公关公司的同仁说的那样：“任何节目、任何记者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大的区别，都是宣传工具罢了，唯一的不同可能是各个媒体的强势弱势罢了。”
当我听到这样的评价时，愣了好一会儿。我想起高中那几年为电视做的几场白日梦，想起大学那几年为进入娱乐传媒所做的努力，先去电台实习，再去报社实习，最后再去电视台实习。一切的努力都是希望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工作，但却没有想到，那么多年的努力最后却被各种各样大同小异的发布会改造成“宣传工具罢了”六个字。
我把这样的疑惑告诉了当时的节目制片人小溪哥，他问：“你的昨天与今天有区别吗？你觉得你的今天和明天会有区别吗？”
我仔细想了想，摇摇头。
他继续问我：“如果你未来想在这个行业中出头的话，你觉得要具备什么条件？”
“待的时间比别人更长？资历比其他人更老？”当我说出这样的答案时，浑身不寒而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把人生翻盘的决定权完完全全交给了时间。
小溪哥看着我，笑了笑，“如果你自己每天都没有进步，只是在等待被人垂青或机遇的话，十年后的你与今天也没有区别。你们唯一的区别，就是你老了十岁，与思考诀别的日子更长了一些而已。”
我突然想起高中的实习老师问我的那个问题“如果一辈子永远重复某一天，你愿意吗？”那时我的回答是愿意，因为我愿意永远重复某一天的幸福。而现在我却疑惑了，无论快乐、难过，都不是简单的形状，都有别样的状态，如若沉溺于某一刻，无论是重复每一天的枯燥，还是重复每一天的幸福，对于人生而言，人的一辈子也仅仅只活了一天啊。
后来，我几乎再也不去这样的发布会了，而是自己报选题给制片人，做全省各个节目的幕后花絮。我开始去找各种关系邀约来湖南做宣传的艺人，哪怕是所有媒体都到场的娱乐事件，我也希望自己能做出不一样的新闻来。因为这种不一样，让我受到过表扬，也受到过批评，甚至因为这种不一样，节目差一点误播，但现在回想起来，和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比真的变得不太一样了。采访不到省级选秀的冠军，我就去还原他的生活环境；无法破解世界级魔术师的实景大魔术，我就通过慢镜头的方式破解他发布会上表演的小魔术，直至今日。
有人对我说：“刘同，你太不安于现状了，太好动了，不然你早就变得不一样了。”我不置可否，但每个人的人生只能自己负责，别人的意见顶多只是参考而已。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能重复同样的一天，那该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事情吧。
柔软是一种力量
有一种孤独是想笑却不能笑，想哭却不能哭，总有一个声音在耳边提醒着你：要克制，要坚强，要让他们觉得你不一样。你做到了，旁人投来艳羡和赞许的目光，你微微笑，微微发颤，微微地有一种只有自己知道的孤独感。
32 岁过了几个月，照例开每周一集团领导会参加的例会。
每周例会都会审一档公司的节目，那天刚好轮到审《中国娱乐报道》。《中国娱乐报道》是中国寿命最长的娱乐资讯节目，很多同事包括我都是看着它长大的。从2011 年开始，国外模式节目风行中国电视业，资讯节目就像白米饭一样，不咸不淡，让观众根本提不起兴趣。
看着同类型的兄弟节目一个又一个被叫停，我们还能在这样的市场上扛多久，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无论寿命还有多长，我们一定不能让它死得难看。
对照了很多国家的娱乐资讯节目之后，我们决定对节目进行一点改变——所有外采的记者必须要提问，如果是发布会，我们的记者必须要第一个提问，而且所有的提问不是问完就结束了，而是要根据被访者的回答多来几个回合。真相都是越问越明，随意一句就能搪塞的不叫采访，只能称为提了一个问。
在这个行业中，我们看过太多雷同的娱乐新闻，提问者问得凌乱，被访者答得官方。而我们要做到的是，把问题问得中立，不伤害艺人，但又让观众能通过我们了解到事情的真相，这是《中国娱乐报道》需要呈现的状态。
在这样的要求之下，有记者采访小S 代言时问：“请问你每一次代言都了解过产品吗？”小S 回答：“我当然都会有了解。”记者再问：“如果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你会对此负责吗？”说话一向泼辣直接的小S突然变得有点语塞。大概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小S 代言自己丈夫的胖达人面包，宣称纯天然的产品里被查出含有人工香精。现在再回头看之前的采访，你会发现每一个问题都有追问的必要。
韩庚要参演《变形金刚》的续集，所有人都在揣测韩庚的英文水平怎么样。记者问：“韩庚，你现在的英文水平怎么样？”韩庚回答：“在练习，现在练得还行，到时要跟导演和编剧对一对。”记者接着用英文问：“能不能随便和我们分享几句里面的经典台词？”韩庚笑着对记者说：“你是要考我英文吗？你再说一遍我听下。”记者重复了一遍：“Can you share some of the lines from the movie with us ？”韩庚想了想，笑着对记者说：“你就放过我吧。”
这条新闻我很喜欢，我喜欢记者之前的准备，也喜欢韩庚的回答，有时候我们过于追求的答案其实并不如想象中精彩，反而有趣的提问、得体的态度，哪怕记者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回答，会让整个新闻变得更有意思。
所以老板在提出审《中国娱乐报道》的时候，我是充满信心的。
半个小时的节目很快过去，老板的脸色变得很难看。看完之后，说了一句：“再这么做下去，节目就可以直接停了。”
我有点不知好歹地接了一句：“我觉得还行啊。”
我说的“还行”是指新闻中记者们的表现，而他认为的“很差”只是节目的包装以及主持人的表达方式。
老板突然就爆发了，用力拍着桌子对我说：“放屁！你睁着眼说什么瞎话，这能叫还行吗？老派的主持，难看的包装，连背景音乐都没有，什么叫还行？”
32 岁的我。在全公司各个部门领导的众目睽睽之下，被老板骂了一句“放屁”。当时我的心噔地就提了起来，换作更年轻的时候，我应该会泪奔着跑出会场吧。
我不紧不慢，尽可能用平缓的声音回答：“我说的‘还行’是指记者们的表现，而不是节目的包装。我说的是节目的内容，只要把节目的内容改对了，其他的都好改。”
来来回回和大老板交涉了几个回合，竭尽全力想让他明白我的意思。
这时二老板说：“我能理解记者们的努力，在所有资讯节目雷同的时期，人的不同才是最大的不同。把人培养起来，就不愁节目改变不了。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后期包装一定要紧跟节目内容，不然观众同样会认为节目一塌糊涂。”
我看着她，点点头，深深地在心里吐了一口气。
我一点都不害怕与大老板争吵，在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这方面，我具备天然的胆量。可被二老板这么一说，我的脑子里嗡地一下积满了水。趁所有人讨论别的话题时，我立刻低下了头，眼泪唰地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止也止不住。一边流泪，一边脑子清醒地问自己——为什么会哭？
也许，面对严寒，我们早已能够集气成冰，化冰为剑，胜利之后，蒸发得利落又无踪迹。可面对理解时，这些利器全化为水，流淌全身，需要排解。
2013 年年初的时候，我还负责了一档求真类节目的制作。节目内容一句话便能说清——某某网络传言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中国，求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么是当事人不配合，要么是检测机关不配合，所以有的时候为了得到准确的答案，我们的记者不得不采取偷拍的方式。
大染是记者组的同事，之前她是一档娱乐节目的主编，大概是因为娱乐节目无法满足她内心真正的新闻梦，又或许是躺在抽屉底下的记者证从未派上过用场，大染就跟领导提出要进求真类节目做一名普通的记者。
做娱乐节目时，她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无论遇到多大的麻烦，只要你问她发生什么事了，她的第一反应都是：“没事没事，我们可以解决。”大染害怕领导对自己的节目插手太多，不知道是怕麻烦领导，还是怕领导发现更多的问题，但既然能够解决问题，大染似乎是一个挺有能力的主编。
调到这个求真类节目之后，大染几乎就没在节目组待过完整的一天，每天都带着摄像师出去拍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做了几个轰动的案例，比如免费旅行的陷阱，比如高血压治疗仪的骗局。
就在一切似乎越来越顺手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一位同事慌张地跑进办公室说：“糟糕，大染偷拍伪劣化妆品分销商，好像被对方发现了，她在电话那头大叫了一声，电话就再也没人接了。”
因为担心对方会对大染和摄像师做出过激的行为，于是有同事从她的电脑里调出采访计划，有同事从她最后发回来的地图定位找到具体的地址，由于大染调查的是某个品牌，而她留下的地址是一个非常大的化妆品批发市场的地址，要在几万平方米的大市场里找到一家小门店，决非易事。
所有同事，包括公司领导动用了各种关系进行营救。后来当警察找到制假地点的时候，大染带去的摄像师已在争抢录像磁带的时候被制假商贩叫来的人打伤，而大染则像刘胡兰一样用临危不惧的气魄一直在对抗制假商贩。对方问：“你们是哪里的？”大染怕给组里添麻烦，死都不说，反问道：“如果你们没做亏心事，何必在乎我们是哪来的？”
从下午三点一直折腾到大半夜。被抢的手机也拿回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大染一直特坚强，对方叫了很多人，抢机器，抢手机，不停地威胁大染，她始终保持淡定，后来做笔录，指认打人者时也很淡定。直到当地公安局长赶来，对她说：“是节目组让我来接你们的”，她转身便流出了眼泪，她说那时才真正感觉到什么叫胸口插进了一把温柔的匕首。
这些年，见惯了彼此伤害，也曾经被亲近的人抓住七寸反击，总以为受的伤够多了，就不会再跌倒了。现实却是为了每一次的投入而付出了更隐秘的自己，于是又换来一批更新的伤口。
一个人的坚强不是看他外壳有多硬，而是看他的伤疤有多深。
最终，我们把自己磨砺成不害怕任何伤害，却开始害怕一种创可贴式的关怀。
有时，柔软或许比强大更具力量吧。
对得起自己的名字
有一种孤独是读书的时候，最怕老师点到自己的名字，但比被点到名字更为在意的是，老师念错自己的名字。被念错名字的时候，大家哧哧地笑，那一刻感觉很寂寥。
办公区坐了很多90 后的新同事，每天眉头紧锁，思绪万千。你偶尔喊一声他们的名字，他们反应时间不会超过0.01 秒，并且伴着朝气蓬勃的洪亮声线大声回应：“到！怎么了？”
一两次还好，但当每一次都能吓到我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问：
“你们是知道我要叫你们吗？我喊你们还没结束呢，你们就回答我了，要么就是你们有预知能力，要么就是你们工作太不认真了。”
小同事们红着脸尴尬地说自己今后一定会注意，转眼第二天，仍是这样。我只能叹口气哀求他们：“你们能不能放松一点啊，搞得我也很紧张呢。”
2013 年最后一天，同事们在一家位于二层阁楼的小餐馆聚餐。菜没吃多少，酒早已十几杯下肚。手机收到几条新同事的短信，有人说：
“同哥，谢谢你，最近的工作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你总说我有时兴奋过头，精神不集中，其实我是怕没能够及时回应你的需求，让你失望，所以才一直观察你在做什么。”
喝了点酒的我坐在座位上，看着手机里的短信，又抬头看着眼前热热闹闹的敬酒场面。突然就想到了2003 年，刚毕业的自己，好像对于别人的肯定也是如此在意的吧。
2003 年，我刚毕业那会儿，精神高度紧张，感觉自己进入社会的那一刻，整个人便变得毫无重量感，陌生人给我投来一秒的目光都能让自己镇定。
在办公室里，虽然手里做着自己的事，心里也像新同事一样惦记着所有人的情绪，一旦有人喊到我的名字，就会像弹簧一样站起来，大声说：“到！我在这里，需要我做什么吗？”
他们说我像打了鸡血，每天都像跳大神一样兴高采烈。听起来，有点像个神经病，那时我和小同事一样，希望有人在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让他们等太久的时间，也不希望他们把我的名字当成一个语气助词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我很爱看一部叫《希瑞》的少女动画片。
每次有人大喊一声“希瑞”的时候，她就会举起一把剑，立刻变身成女神的样子，就没有她搞不定的事。无论动画片的情节有多曲折困苦，只要一喊希瑞的名字，就意味着本集要圆满地结束了。
少年时的我，觉得名字就是咒语，念到时就必须显得不太一样。
只是可惜成绩一贯不好，每次被老师喊到名字，我多数时候都是低着头，犯了罪似的，不敢让人看到自己的脸。工作之后，我听到名字便迎风而上，终于克服了多年的心理障碍。
对自己的名字保持高度的警惕，似乎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刚玩QQ 的时候，取的名字都是“蓝天Sky”、“白云Rain”、“海豚恋人”、“梧桐叶”什么的，把自己投射到一个想象中的形象里，在网络上扮演另外一个人。初识的网友说：“你怎么回事，怎么完全搞不明白你？”一旦别人这样评价，我就贱兮兮地觉得自己真棒！让人摸不透！好像让人摸不透是一个人最大的成功，但幼稚的我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一个人连朋友都没有几个，还整天演戏让人摸不透，演给谁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