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53 年 12 月 17 日，苏联检察院宣布，贝利亚及其同伙的案卷已经准备 就绪，他们的案件将由苏联最高法院的特设法庭审理。按照 1934 年
12 月 1 日的法令，被告不得当堂提出抗议或任何形式的上诉，判决应当立即执行。 贝利亚曾依据这一法令，使许多无辜善良的人无法申辩，含冤而死。如
今终于轮到了他，这可真是自食其果。 特设法庭的庭长由科涅夫元帅担任，法庭成员包括一些著名的军队领导
人和各部委领导人，其中有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尼·米·什维尔尼科， 莫斯卡连科和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兹亚金。全部审判工作持续了整整六天，
但审判记录从未公开发表。
贝利亚的罪行尽管足以被定罪和处以死刑，但与其所作所为有关的党中 央主席团其他成员的问题则不宜公开披露。对贝利亚的罪行调查愈深入，触
及他人，尤其是目前在位者的问题就愈多。因此，中央不允许将审查结果公 之于众。
报刊上关于审讯和判决贝利亚及其同案犯的报道极为简略。只是在市和 区一级的党组织会议上宣读了有关审判过程的较为详尽的材料。然而，全国
的反应却十分强烈。贝利亚被处决一事使劳改营的千百万囚犯受到震动。斯 大林的逝世已经在这里燃起了获释的希望。对“医生案件”的重新审查和贝
利亚之死更加助长了这种情绪。劳改营的管理人员变得和善了，制度也有所 松动：宿舍窗户上的铁栏杆被拆除了；特种劳改营的犯人可以同家人见面。
苏联检察院收到的要求平反的申诉书堆积如山。对这些申诉，尤其是直 接受害于贝利亚的受害者的申诉，不能不予受理。根据中央主席团的决定，
总检察长开始对“列宁格勒案件”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使库兹涅佐夫、沃兹 涅先斯基等 2000 多人恢复了名誉。随着“列宁格勒案件”调查工作向纵深发
展，再想掩盖马林科夫在这一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已是不可能了。危险笼罩在
马林科夫的头上。
1953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了第 5 次会议。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 最后一夭的会议上做了总结性的报告。这是自斯大林以来苏联领导人第一次
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施政纲领。
马林科夫在报告中提出了一项“迫切任务”，即要在两三年内大大增加 供应给人民的食品和制成品，大大增加供应给居民的各种消费品。马林科夫
回顾了苏联工业发展的历史，指出苏联共产党是以发展重工业来开始国家工 业化的。经过 1／4 世纪的努力，终于解决了发展重工业的任务，使苏联拥有
了强大的、技术上完备的重工业。在工业总产量中，生产资料的产量 1953 年已占 70％。马林科夫认为，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机会以发展重工业那样
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现在，为了保证更迅速地提高人民的物质 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能够、也必须用一切方法来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马
林科夫接着说，政府和党中央认为，必须大大增加发展轻工业、食品工业和 发展农业的投资，广泛地吸收机器制造工业和其他重工业企业来增加消费品
的生产。为了确保人民消费品生产的急速提高，必须确保向人民提供粮食、 向轻工业提供原料的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谈到这里，马林科夫承
认农业方面的问题还很多。不少集体农庄、甚至整个地区的农业处于无人过 问的状态；集体农庄的实物和现金收入很少；畜牧业发展不顺利；马铃薯和
蔬菜方面生产落后。马林科夫认为要从组织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巩固集体农 庄，以便生产充足的粮食和生产充足的轻工业原料。为了提高农业生产，马
林科夫提出，政府将采取以下措施：提高肉类、奶类、羊毛、马铃薯、蔬菜 的收购价格；高价收购农民完成义务交售以外的剩余农副产品；降低农民个
人副业义务交售的标准；降低农业税额；国家预算拨款提高农业机械化和电 气化水平，增加矿质肥料的生产。1953 年，国家给农业的拨款增加到 520 亿
卢布。
马林科夫在发言中还提出要进一步扩大贸易，增加商品量。他说，社会 主义制度下的贸易，现在是、而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社会主义成
员中消费品分配的主要形式，是借以满足劳动人民个人日益增长的需要的主 要形式。因此，他提出要增加消费品生产，开辟供应市场商品的其他来源，
利用贸易机关在经济中的杠杆作用。
同时，他还提出要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改善医疗设施，扩大学校和儿童 福利机关网等。
马林科夫在苏联人民面前展示出一幅崭新的图画，要改变斯大林时期发 展经济的传统方针，要调整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以增加投资、
改变政策、发展贸易等办法迅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 水平。
过了一个月，苏共中央召开了九月全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进 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报告的前提同马林科夫在 8 月份苏联最 高苏维埃第 5
次会议上的报告完全一致，就是在今后两三年内大大增加对全 体居民的食品供应，同时保证把全体农民的物质福利提高到更高水平。赫鲁
晓夫对苏联农业状况的估计也一样。他同样指出，农业生产水平低和许多重 要部门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国家把主要的力量和资金用于扩大重工
业，当时没有可能保证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同时迅速发展。他认为，农 业落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业领导工作中的缺点，许多农业部门违反了
物质利益原则，违反了劳动组合章程，对农业机械拖拉机站的设备利用得不 好，党；苏维埃和农业机关领导不力。他提出的改进农业的措施更具体一些。
但是，赫鲁晓夫在对待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关系上与马林科夫稍有不同。 他的提法是：“在现阶段，最迫切和最重要的国民经济任务是：在继续大力
发展工业的同时，求得农业所有部门的迅速高涨。”
此后，9 月 26 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增加马铃薯和 蔬菜生产和采购量的措施》的决定；10 月 1 日，发布了《进一步改进机械拖
拉机站工作措施》的决定；10 月 31 日，发布了《关于扩大日用品生产和改 进日用品质量》的决议；11 月 1 日，发布了《关于扩大食品生产和改进食品
质量》的决议。这些决定和决议是对马林科夫演说和赫鲁晓夫报告的具体化 和进一步落实的措施。当时，人们看不出政府和党的领导人之间有什么分歧。
11 月 6 日，伏罗希洛夫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 36 周年的大会上作了报告。 他首先强调了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 5 次会议上的演说的精神。他指
出，根据这一主旨，党和政府通过了若干决议，保证日用品产量的迅速增加， 农业进一步的大力发展，苏维埃贸易的改善，销售量的增加等。他还说，这
些决议标志着苏维埃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第二天，布尔加宁在红场阅兵
式上的演说也重复了这一意思。1954 年元旦，马林科夫在答美国新闻社记者 问时，祝愿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在新的一年得到加强。他认为，“在 1954
年内，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是存在着有利条件的”。伏罗希洛夫的新年 祝词仍然把最高苏维埃第 5 次会议和中央九月全会通过的决议相提并论，说
它们的精神是“关心人民的福利和幸福”。
这时，贝利亚案件已审理完毕，贝利亚于 1953 年 12 月 23 日被处决。因
“列宁格勒案件”而受牵连的人被平反后，平反者关于监狱、劳改营中的生 活，以及对审讯时的回忆，在舆论方面已构成了对马林科夫声誉的威胁。
1954 年 1 月 12 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举行最高苏维埃选举的命 令。13 日，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就此事发表了一篇社论，只提九月全会的
决议，而没有提最高苏维埃第 5 次会议，而且强调党的中心工作有两个：一 方面尽力使国家的经济基础——重工业得到发展并推向前进，一方面要在两
三年内迅速提高农业各部门的生产，向居民大量供应食品和工业品。接着， 在 1 月 21 日纪念列宁逝世 30 周年的大会上，中央书记处书记波斯帕洛夫作
报告时开始强调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他说，只有重工业才能为轻工业和农 业的发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可能。
第二天，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封名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 径》的信。赫鲁晓夫在信的一开头就批评了马林科夫在联共（布）19 次代表
大会工作总结报告中关于苏联谷物问题已经彻底解决的说法，说它“不完全 符合国家粮食供应的实际情况”。他说，1940 年国家收购粮食 22．25 亿普
特，1953 年只收购到 18．5 亿普特。赫鲁晓夫在信中提出，增产粮食的一个 重要的、而且完全现实的来源，就是今后几年内在哈萨克斯但、西伯利亚、
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北高加索的一部分地区开垦熟荒地和生荒地。据他计算，
1954—1955 年有可能在新垦区把粮食播种面积扩大 1300 万公顷，若每公顷 生产 11—12 公担粮食，就可多收获 8—9
亿普特粮食，使国家的粮食总收获 量达到 72 亿普特，就可以满足国民经济的需求。国家从多收获的粮食中通过 收购、实物交付、采购可以得到 5—6
亿普特。这些粮食国家平均每公担花费
68 卢布，而出售每公担是 150 卢布，这样就可以使国家收入 260—280 亿卢 布。实行这一措施所需要的基本投资为 55—60
亿卢布，一年之内就可以收回 投资。
赫鲁晓夫的垦荒计划独辟蹊径，既能立即增产粮食，又让农停止缴纳“贡 税”，赢得了国内苦于长期缴纳“贡税”的集体农庄庄员的拥护，得到一大 批干部的支持。
1954 年 2 月 23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扩大 苏联的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报告》。赫鲁晓夫的报告除了重述
1 月 22 日信中所写的内容以外，还着重指出垦荒的意义。他说：“开垦荒地 的计划是一件辉煌的事业。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按其规模及其对全国的意义
来说，可与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完成的最伟大的事业相媲美。”
3 月 2 日，苏共中央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决议。为保证开垦荒地计 划的实现，1954 年将把 12 万台拖拉机、1 万台联合收割机、相当数量的其他
农业机械运到新垦区。为了鼓励近 10 万名技术工人和驾驶员去新垦区，中央 还出台了有吸引力的物质待遇：去垦荒地的人一次发给相当于三个月工资的
补助金；旅费报销，工资增加 15％；在新播种的土地上，凡产量超过单位面 积计划规定的收获量，30％作为额外报酬；每出售 100 卢布谷物，全苏消费
合作社就必须供应价值 50 卢布的计划商品，等等。 大规模开垦荒地并不是赫鲁晓夫心血来潮所作出的决定。他在苏联大“粮
仓”乌克兰生活与工作的经历，他因农业的丰收和歉收所经历的荣辱，对他 是刻骨铭心的。1949 年，他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主管农业工作期间，已了
解到国家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的实际产量之间的差距。他明白，如果以提高 农产品义务交售指标、加重农民负担的办法来增加粮食征购量，将会引起农
村的不安定，并使农业生产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他曾采用合并小农庄、建 设农业城、改善农民生活设施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结果受到了
斯大林的斥责。实践也表明此路不通。不过，失败的实践也为他寻求解决农 业问题积累了经验。开垦荒地是赫鲁晓夫经过调查研究、比较了各种措施的
利弊之后作出的决定。
马林科夫坚决反对垦荒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他的理由是：垦荒会使哈萨 克斯坦的新地变成一洼灰土；花那么多基本建设投资去冒这种风险是不值得
的。他动员卡冈诺维奇一起来阻止这一计划的实行。原赫鲁晓夫的上司、一 直提携和帮助他的卡冈诺维奇，甚至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拒绝把钱和物资调 拨到新垦区去。
马林科夫了解农业生产的落后，但是只想用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农业投 资的办法来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不愿大动，不愿改变农民为工业化缴纳“贡
税”的基本体制结构。因此，对于农业和从事地方工作的干部来说，马林科 夫的计划远没有赫鲁晓夫的垦荒计划有吸引力。斯大林时代形成的固定体制
是党指挥政府，当赫鲁晓夫以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以党中央决议的形式 开展垦荒运动时，马林科夫只能消极对抗。这种消极对抗策略使马林科夫陷
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他的计划不能兑现，落得说大话的罪名；不支持垦荒工 作，又落得对抗中央决议的罪名。马林科夫的处境实在不妙。
主席团和中央委员的大多数成员之所以支持垦荒计划，是因这一计划能 继续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西方国家正积极援助西德，
接收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关系紧张起来。在 斯大林领导的 30 年中，苏联国内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观念，优先发展重工业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规律。谁要是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并试图改变，很容易 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是企图削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有意危害国家的国防。 从 3 月
6—13 日，主席团的成员在各个选民区的选民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 大多是在强调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意义。布尔加宁说：“重工业是我们国民经
济的领导力量，它为一切国民经济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并保证我们武装力 量的加强。”莫洛托夫说：“我们都记得列宁的遗训，重工业是繁荣国民经
济的基础，是国防的基础。”伏罗希洛夫也随声附和：“我们将继续发展我 们的重工业，使它愈益完备，因为它是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赫
鲁晓夫在答英国贝尔纳教授问时讲得更明确：“我知道，国外有人说，农业 方面的新措施意味着苏联的整个经济政策有了根本的改变。这种说法是不符
合事实的。我们并没有放松对工业发展的注意，我们并没有因为农业而牺牲 工业。工业部门将继续根据拟订的计划发展。在将来，主要注意力还是放在 重工业上。”
由于传统观念的惯性力量，也由于赫鲁晓夫掌握党的中央委员会，国家 的大政方针都必须由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决定，赫鲁晓夫的报告一般来说也是
党的决议的基础。马林科夫所提出的“迫切任务”自然就成为靠后的、不迫
切的了。 鉴于农业政策上的教训，马林科夫为了改变自己不利的状况，在工业方
针上组织了防御性反击。1954 年，经济学硕士叶·卡西莫夫斯基在莫斯科财 经学院作了题为《论社会生产两个部类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的报告。另一
名经济学硕士德·库兹涅佐夫发表了《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在社会主义扩 大再生产进程中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专题论文。经济学硕士普·穆斯齐斯
拉夫斯基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几个理论问 题》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都阐述了这样的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
的目的是人和人们的需要，生产是为了消费。既然人和人们的需要是社会主 义社会的生产目的，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和重工业，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
会生产方式的规律。只有在苏维埃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即苏联还处在落后 阶段时，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才是必要的。这些文章认为，在过去的年月，
党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现在是把重心转移到发展轻工业、发展日用品生产 上来的时候了。穆斯齐斯拉夫斯基在文中明确地提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
费品生产的发展比例应当彻底改变，应确定新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
但是，马林科夫要求既遵守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方针，又增加消费品生 产。马林科夫试图在斯大林工业化理论的框架内寻找增加消费品生产的途 径，这是十分困难的。
1954 年 4 月 20—27 日，第四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 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通过了苏联部长会议的新名单。马林科夫仍
然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6 月苏共中央全会以后，苏联领导人的排列次序 发生了变化。过去马林科夫总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则是按姓的第一个字母的
顺序排列。这样一来，马林科夫在党中央主席团内成为平等的一员，已失去 了最高领导的地位。
事实上，1954 年是赫鲁晓夫的影响大为扩张，而马林科夫却遭受极大困 难的一年。由赫鲁晓夫倡导并由他亲自抓的垦荒运动在全国搞得热火朝天，
马林科夫直接管辖的全国工业生产却受到很大的冲击。在 4 月 26 日的最高苏 维埃会议上，马林科夫在讲话中不得不承认：“若干部在某些重要项目上没
有完成计划，其中有钢铁工业部、石油工业部、运输和重型机器制造工业部、 木材工业部等。许多部的基本建设计划完成得不好 ”
1955 年 1 月 5 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告诫地方党委不要“机械地对 待党和国家的决议”，“各种类型的吹牛大王，喜欢吹嘘自己的成就”，“没
有研究技术进步中的棘手问题”。
社论的发表，表明马林科夫的去职只是时间问题了。1 月 24 日，《真理 报》主编谢皮洛夫发表署名文章说：“试问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生产、重工业生产为什么不应该高速度地发展呢？为 什么生产资料的生产不能比消费品工业生产的速度快些呢？”谢皮洛夫称马
林科夫宣传的观点“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下降曲线论”。文章认为：“只 有在全面发展和重工业继续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保障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以及
农业各部门的持续发展，保障国民经济的不断高涨。这一原则，即使是现在，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不容置疑的。”谢皮洛夫不指名地称马林科夫为
“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分子”，说改变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比例 关系是“可怜又可笑”的。赫鲁晓夫也不留余地地指责马林科夫，说“口红
不能代替车床”，说马林科夫的错误政策减缓了工业的发展，“只是使人们
可以在街上搞到一块巧克力糖”。
1955 年 1 月 25 日，苏共中央召开了讨论增加畜牧业产品生产的全会。 赫鲁晓夫在会上作报告说，有些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上糊涂
了，这些人企图证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阶段，发展重工业就要让位 于发展轻工业。赫鲁晓夫声色俱厉他说：“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是对党的诽谤。这是右倾的复活，当年李可夫和 布哈林那一伙人就曾宣传过这种观点。”这段火药味很浓的话显然是指向马 林科夫的。进入
1955 年之后，对马林科夫的批评和指责不断加码，马林科夫 的政治地位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敏感的西方开始纷纷议论赫鲁晓夫同马林科夫之间的分歧。2 月 5 日， 美国记者赫斯特和史密斯采访了赫鲁晓夫，问他对此有何看法。赫鲁晓夫闪
烁其词地回答说：“这些报纸可能在把他们的愿望当做事实看待。”史密斯 进一步问：“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自己有权利引用赫鲁晓夫的话？”赫鲁晓夫
回答说：“这在于你们自己。”赫鲁晓夫这是在向全世界放风，他们的议论 并非捕风捉影。三天后，也就是 2 月 8 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期间举行
的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联席会议上，联盟院主席亚·沃尔科夫宣 布，两院联席会议收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关于请求解除他的苏联
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申请书。马林科夫在辞呈中说：“我清楚地看到，由 于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以及没有在部里或其他经济机关中直接管理过国民
经济的某些部门，我在执行部长会议主席这个复杂和责任重大的职务时产生 了不好的影响。
现在，当苏联共产党和我国劳动人民正在集中力量争取急速提高农 业的时候，我特别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过失对农业中存在的不能令人满意的
状况应负有责任，因为在这以前好几年中，我一直负责监督和领导中央农业 机关的工作。苏联共产党在它的中央委员会的创议和领导下，已经制订并且
正在实行若干重大措施来克服农业中的落后状况。在农业税方面的改革无疑 是重要措施之一 现在，大家知道，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创议和领
导下，已经制定了关于克服农业中落后状况并以最快速度发展农业的总纲 领。这个纲领是以下面这一唯一正确的原则为依据的：继续尽力发展重工业，
并且只有实现这一点；才能为一切必需消费品生产的真正高涨创造必要的条 件。”
马林科夫在辞呈中承担了导致农业落后的责任，几次把提高农业的新措 施归功于党中央委员会的倡议和领导。马林科夫的辞呈宣布了马林科夫 1953 年 8
月所提出的新纲领的失败和赫鲁晓夫的胜利。
其实，马林科夫去职的原因除了工农业政策上的失败之外，还有政治上 的原因。作为斯大林的接班人，他必然要维护斯大林的偶像地位。马林科夫
已经看到，干部和群众由于肃反运动和遭受迫害，积怨极深，因而他强调增 强社会主义法制；但是，他自己背的历史包袱实在太重了。1937 年，他曾和
叶若夫一起主持过白俄罗斯的肃反工作；他还曾主管过亚美尼亚的肃反工 作。1954 年 12 月 14 日，赫鲁晓夫提出为“列宁格勒案件”的受害者平反昭
雪，并且逮捕和枪毙了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阿巴库莫夫。对“列宁格勒案件” 的复查证实，马林科夫曾同贝利亚一起制造“列宁格勒案件”的假材料。赫
鲁晓夫指责马林科夫在制造“列宁格勒案件”中负有责任，使得本来威望就 不高的马林科夫更加威信扫地，在主席团中形成一种孤家寡人的局面，处处
退守。而赫鲁晓夫与他形成鲜明对照，处处表现得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紧 迫不舍。在这种形势下，马林科夫只好辞职。
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接受马林科夫的辞呈，解除他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的职务，任命他为苏联电站部部长、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接着，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一致通过决议，任命布尔 加宁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任命朱可夫为苏联国防部部长。至此，第二个“三
头政治”宣告结束。赫鲁晓夫如今成了由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朱可夫三人 组成的第三个“三头政治”的领头人。
2 月 8 日，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国际局势和苏联政 府的外交政策》的报告。莫洛托夫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 10 年了，10
年来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莫洛托夫在报告中强调：美国 的侵略政策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莫洛托夫反对改善苏南关系，他说这方面
同样也取决于南斯拉夫，希望南斯拉夫改变立场。赫鲁晓夫对他的讲话表示 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莫洛托夫在外交政策上的指导思想依然是保守的。
这事还得从 1947 年说起。当年 9 月，苏联作为召集人，与欧洲八国共产 党、工人党在波兰举行会议，宣布成立“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南
斯拉夫对苏联在兄弟国家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惟我独尊的大国主义十分不 满。1948 年 1 月，苏联通知南斯拉夫派代表团赴莫斯科会谈。南共总书记铁
托借口有病没有前往，派自己的副手卡德尔率代表团出席。会谈期间，斯大 林对南斯拉夫横加指责，并要求卡德尔在苏联事先拟订好的一项条约上签
字，该条约保证南斯拉夫就所有外交政策问题同苏联进行协商。3 月 1 日， 南共中央开会，听取了从莫斯科归来的代表团的汇报，回顾了与苏联的关系，
决定不理睬斯大林的有关指示。
18 天后，苏联通知南斯拉夫，苏联将立即从南撤走全部苏联顾问和军事 教官。铁托当即写信给莫洛托夫，对苏联的行动表示“痛心和惊奇”，要求
说明这一行动的背景和根据。此后，苏联连续几次来信，对甫进行了一系列 更为严厉的指责，说南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微不足道的”，南是由于苏军的
援助才得到解放的。苏联要求南共同意把这一分歧提交到共产党情报局，遭 到南的拒绝。6 月 28 日，共产党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第三次会议，通
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情况》的决议，谴责南共在国内外政策中执行 了一条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路线，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情报 局。
南共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后，苏联和东欧各国随之断绝了与南的一切 贸易关系。南斯拉夫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不得不向西方国家谋求援助。这又
成为铁托“把自己出卖给资本主义”的证据。1949 年 11 月情报局第 4 次会 议通过了《由刽子手和间谍控制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把南共领导人
说成是帝国主义间谍、法西斯匪帮、杀人凶犯，这大大伤害了南共领导人和 广大共产党员的感情。苏南僵局一直持续到斯大林逝世。
斯大林逝世后，铁托对改善苏南关系采取了比较积极和友善的态度。1953 年 4 月，铁托就苏联外交政策评论说：“我认为，他们战后的国际政策已把
他们推到一个死胡同里了，他们只要考虑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在不断增 长，就能够从死胡同里找到一条出路 如果有一天他们承认对我们国家犯
过错误的话，我们南斯拉夫将会感到满意，甚至非常高兴。我们在等待他们。” 当年 5 月，苏联同南斯拉夫恢复了外交关系。
莫洛托夫在 1955 年 2 月的讲话中曾就苏南关系评论说：“我们并不认为 在苏南关系方面已经大功告成，但是，我们相信在这方面也要看南斯拉夫的
态度。在最近几年里，南斯拉夫显然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头几年里所走的道路。”铁托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说：“去年年底以前，
东欧国家停止了反南斯拉夫的宣传 但奇怪的是几乎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即在正常化问题上，人们在各种会议上，在党员和一般
老百姓面前尽力把我们描绘成依然是他们指控我们的那种情况，不过我们总 算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正在努力纠正自己的错误。莫
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报告中提到南斯拉夫时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与 上述说法倒是相符合的。这是企图在他们人民面前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这
是对我们的又一次损害。”苏联各家报纸一开始不加评论地报道了铁托的讲 话，几天后才发表了一个温和的评论，而且引述了莫洛托夫的上述言论。苏
联党中央的这一态度，一褒一贬已跃然纸上。
早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就提议成立了一个研究南斯拉夫问题的 委员会。委员会中既有党务工作者也有学者，他们的任务是分析该国的政治
和社会经济体制，以判定它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经济学家、《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也是该委员会委员之一。他的结论是：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赫鲁晓夫原来对南斯拉夫的认识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他认为，南斯 拉夫的经济完全附属于美国垄断资本。在那里，私人银行和工业私有制已经
恢复，更不用说个人经营的农业了。赫鲁晓夫对此从未怀疑过，因为这是斯 大林对他说的。斯大林当时对赫鲁晓夫说：“只要我动动小指头，铁托就完
了。”然而，当时斯大林不只动了小指头，而且开动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及 宣传机器，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仍然岿然不动。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结论一经得出，赫鲁晓夫就认为斯大林据以 在两国间制造争论的基础就不再有效，反对同南斯拉夫和解的论点也就站不
住脚了。赫鲁晓夫决定同南斯拉夫共产党重建联系，恢复友好关系。考虑到 其他兄弟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都曾卷入苏共同南共的争论，因
此，必须先向他们通报一下，征得他们同意之后才能同铁托接触。在与其他 共产党和工人党取得一致后，赫鲁晓夫决定派代表团出访。解铃还是系铃人。
是苏共主动断绝了同南共的往来，是苏共首先攻击南共的，因此苏共就应该 主动去结束分裂，赫鲁晓夫是这样考虑的。
5 月 13 日，苏联和南斯拉夫就两国最高级代表团会晤达成协议。苏联方 面的代表团成员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外交部 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和苏联外贸部长普·库米金。赫鲁晓夫没有让外交部长
莫洛托夫参加，一方面怕引起南斯拉夫方面的不快，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对 他确实另有想法和安排。
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是：共和国总统铁托，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 尔、兰科维奇、富克曼诺维奇—泰波，外交部长波波维奇和外交部副部长韦·米 丘诺维奇等。
5 月 26 日，苏联代表团来到贝尔格莱德，受到了一个外国代表团应有的 礼遇，但是，看不到有任何兄弟般的感情，气氛拘谨。赫鲁晓夫被邀请讲话。
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表示决心要消除破坏苏南关系的一切障碍。但是，他却把
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归咎于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说他们起了挑拨离间的作 用。铁托对于他的话不以为然，对他说：“你看，我们用不着把你的讲话翻
译出来，在场的人都懂俄语。”赫鲁晓夫理解铁托的意思，他是对苏联人的 保留态度不满。在离开机场时，赫鲁晓夫感到担心，如果这次访问失败，国
内反对同南斯拉夫恢复关系的势力会再度活跃起来。
会谈开始后，赫鲁晓夫又将肃反扩大化和错误对待南斯拉夫和所有外国 共产党人的责任推到贝利亚身上。对此，铁托和其他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
只不过以讥讽的神情笑了笑。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斯大林应当对两党之间的 分裂负全部责任。但是赫鲁晓夫出于谨慎，只是说对此种说法还没有心理准 备。
6 月 2 日，赫鲁晓夫同铁托达成了协议，双方发表了《贝尔格莱德宣言》， 表示要在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
展合作关系。宣言还说：“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形式不同是各国人民自身的 事。”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承认。长达七年之久的苏联和南斯拉
夫之间的冲突暂告结束。
在与南斯拉夫和解之后，赫鲁晓夫的外事活动明显增多。与斯大林不同， 赫鲁晓夫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是和平共处。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
就是在莫斯科周围保持一天 24 小时的防空警戒。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对赫鲁 晓夫等人说：“你们看吧，我死后帝国主义国家会把你们当成小鸡一样地拧
断脖子。”
斯大林总是在国内接见外国代表团，很少主动到国外访问。斯大林集党 政军权于一身，斯大林去世后，外交方面的活动对新领导是个挑战。马林科
夫辞职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在赫鲁晓夫的影响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和调整， 赫鲁晓夫代替莫洛托夫跻身于国际舞台。从南斯拉夫回国后，赫鲁晓夫就着 手准备 7
月份在日内瓦举行的四国首脑会议。
7 月 18—21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自 1945 年波茨坦会议以来的第一次四 大国巨头聚会。苏联方面的代表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莫洛托夫
尽管也参加了，但只是作为外长和其他三国外长一起为首脑会议做程序性的 准备。美国方面出席会议的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英国是艾登和麦克米伦，
法国方面的代表是富尔和比内。
出席这次会议令赫鲁晓夫非常得意。这是他与艾森豪威尔的第二次见 面。上次见面是战争刚刚结束、莫斯科举行庆祝会时，他和艾森豪威尔在列
宁墓的俭阅台上碰面。当时艾森豪威尔是将军，而他是乌克兰的党政领导。
10 年后，在第三国，他们各自作为自己国家的代表在一起举行会谈，成为平 起平坐的对手。想当年，艾森豪威尔是位世界知名的将军，而他赫鲁晓夫在
国际上还没有什么名气。如今艾森豪威尔是美国总统，而他是苏共中央委员 会的第一书记，实际上的苏联最高领导，两者间已没有什么差距了。美中不
足的是，他的气派还是无法与这些西方元首相比。他们的飞机都是四个引擎 的，而赫鲁晓夫乘坐的却是一架极普通的双引擎的伊柳辛式飞机，实在有失 体面。
会议上讨论了四个问题：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裁军问题和发展东 西方接触问题。结果一个问题也没达成协议，只给四个外长发了一个联合指
示。但对赫鲁晓夫来说，这次会议却开始了他同大国首脑之间的直接接触和 对话，为他以后的外交活动打下了基础。临行时，赫鲁晓夫接受了英国首相
文登对他的邀请：在适当的时候，“光临”英伦三岛。
9 月 9—13 日，赫鲁晓夫又出席了苏联与德意志联邦两国政府间的会谈。 赫鲁晓夫强烈的领袖欲给德国总理阿登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本是阿登纳
与布尔加宁之间的会谈，赫鲁晓夫却向阿登纳保证，在建交后一个月内提前 释放 9626 名德国战俘，从而促成了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
1955 年 11 月 18 日到 12 月 18 日，赫鲁晓夫又同布尔加宁访问了印度、 缅甸和阿富汗三国。
赫鲁晓夫已完全代替了莫洛托夫，陪同布尔加宁在五大洲四大洋上空飞 来飞去。莫洛托夫的去职只是时间问题。
莫洛托夫在 2 月份的讲话中曾说到“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 础”，赫鲁晓夫抓住这句话不放，迫使他做出公开检讨。1955 年 10 月，莫
洛托夫不得不在第 14 次《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承认错误。他在给编 辑部的信上说：“我认为，1955 年 2 月 8
日我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的苏 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说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
因为从这一说法中可以得出结论，在苏联建成的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 这种说法之所以在政治上有害，就在于它造成了思想问题上的混乱，同党关
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决议相矛盾，使人们对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 社会主义社会发生怀疑。”莫洛托夫在世人面前承认了自己是个“蹩脚的理
论家”。这是下台的前兆。
1956 年 6 月 1 日，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问莫斯科。在铁托夫妇到达莫斯 科前，苏联塔斯社宣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
主席莫洛托夫辞去苏联外交部长职务的请求。《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升任 新外长。
莫洛托夫终于丢掉了外长的职务。这是继贝利亚垮台、马林科夫辞职之 后，赫鲁晓夫在取得最高领导权道路上的又一胜利。莫洛托夫自 1939 年担任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以来，除几年短暂的间断外，从事外交工作将近 15 年，其 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他在外事工作中习惯于传统的思想方
法。时代变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已明显发生了变化，然而莫洛托夫却还停留 在斯大林时期，显然这是令赫鲁晓夫无法容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