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在流放中度过的——先是在南方的摩尔达维亚、基什尼奥夫和敖德 萨，后来在普斯科夫附近他自己的庄园里。想想看，在所有的时间里他一直
在进行创作。当然，尼古拉一世要普希金创作，但是还要他颂扬君主和支持 君主政体。”接着，他又解释说：“不是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在斯大林时代
都受到压迫。例如，伏罗希洛夫曾狂热地表扬画家格拉西莫夫，原因是格拉 西莫夫在他的画中颂扬过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还有一个宠爱的作曲家，
他经常为伏罗希洛夫唱赞歌，这就是波克拉斯，他现在仍然很受尊重。看来 是他谱写了关于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的骑兵部队功勋的歌曲。有一个专门名
词可用来刻画诸如格拉西莫夫和波克拉斯这样的艺术家：他们都是宫廷画家 和宫廷音乐家。有权势的人总是把这样一批艺术家供奉在自己周围，赐给他
们官府的恩宠——更不必说物质待遇了。有些得到斯大林恩惠的知识分子却 落得个悲惨的结局，法捷耶夫就是一例。他是个有卓越才能的作家，他的《青
年近卫军》是不朽的作品。可是，法捷耶夫经常在作家协会颂扬斯大林，自 认为是斯大林的代言人，甚至为被控犯罪的人捏造伪证。后来斯大林死了几
年以后，包括许多作家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在内的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的 事实揭露了出来，这些人根本不是歹徒或人民的敌人。法捷耶夫对此不能理
解，他也不能理解对斯大林的罪恶的揭露。他知道他已走到了尽头，于是自 杀了。”
接着，赫鲁晓夫的口气一变，回到正题上来，他说：“如果我们每一位 作家和艺术家都从其活动应该巩固而不是削弱共产主义阵地这种观念出发，
那就好了。那时，他们就会对自己的创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更多地检验自己 的活动，这样社会舆论就没有必要批判思想不健康的作品了。”他说，今后
的文学作品不允许以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活动为主题，原因是驾驭这方面的材 料总会出现偏差。“而整个意识形态工作，每部文艺作品都要为党和人民的
利益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
最后，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讲话：“显然，我们的过错还是在于没有及时 发现艺术界某些不健康的现象，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这类现象的蔓
延。对所有这些领域都应进行整顿。”
不久，官方正式的禁令便出台了。 解冻潮流因苏共中央一纸禁令而被阻止了。但这一潮流并未在苏联消
失，它由外露转入地下，从此开始形成难以控制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潜流。
第 十 五 章
问 题 成 堆
赫鲁晓夫在这一时期不仅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失和，而且也同科技界 知识分子发生龃龉。
这天，赫鲁晓夫与苏联核科学家座谈。在座的有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氢 弹之父”——萨哈罗夫。会上，赫鲁晓夫向科学家们宣布：苏联准备进行新
的一轮核试验，这些试验将会为苏联解决德国问题提供支持。萨哈罗夫对此 很有看法。从 1957 年起，萨哈罗夫就开始注意由核武器试验产生的放射性物
质污染大气的问题，并因这一问题所负的责任而深感不安。每一次核武器试 验，无论是在美国、苏联、英国、还是法国进行，都要涉及几千万吨 TNT 当
量的核爆炸。若以每百万吨 TNT 当量核爆炸的放射性尘埃伤害数千条生命计 算，那么每一次核试验至少要伤害近十万人的生命。萨哈罗夫在会议期间向
赫鲁晓夫写了个便条，其中写道：“经过三年暂停之后又恢复核试验，这将 违背核禁试条约，也会妨碍裁军的进程，而且还会引起新的一轮军备竞赛，
特别是洲际导弹和反导弹防御方面的竞赛。”萨哈罗夫的字条沿着一个个座 位传过去，一直传到赫鲁晓夫手中。赫鲁晓夫拿着字条看了一下，随手放进
上衣胸前的口袋中，然后邀请所有与会者同他共进午餐。当大家围桌坐定以 后，赫鲁晓夫发表了即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萨哈罗夫是一位优秀的科
学家，但他应当把外交政策留给我们这些擅长于这门微妙艺术的专家来处 理。实力可以使我们的敌人陷于混乱。我们不能大声说我们的政策是以实力
为后盾的，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我听从萨哈罗夫这样的人们 的意见，那我就不是什么部长会议主席，而只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了。”赫
鲁晓夫这种傲慢的态度，以及为达到其政治目的不择手段、一意孤行的做法， 令萨哈罗夫等一批科技知识分子深感失望。
如果说赫鲁晓夫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的冲突是有人精心策划和导演 的，那么他与科技知识分子关系的疏远则完全是由于他个人的独断专行、自
以为是、刚愎自用的作风造成的。
自此，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苏共思想家苏斯洛夫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伊利切夫的理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染源”已经毒化了苏联的知识分子、
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的思想。必须挽救他们，否则他们就会毁掉自己，并给 国家、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只要放松警惕，“资产阶级思
想”就会无孔不入，就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反革命事件，就会以绞刑架和枪 杆子结束。
赫鲁晓夫接受了这一理论，终于使他同过去那些最热烈的支持者闹翻 了。现在，他们已经分属不同的阵营。
麻烦不止于此。欧洲的风波刚刚平息，同美国的斗争刚刚告一段落，社 会主义阵营内纷争又起。这次是同中国彻底闹僵了。
22 大时，赫鲁晓夫没有邀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会 上，赫鲁晓夫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攻击，并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劳
动党的现领导。对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致词中批评赫鲁晓夫 说：“我们认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
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
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指责，是无助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的。”周恩来还指出：“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
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 快。”代表大会期间，苏中两党举行会谈，但由于双方都坚持已见，会谈毫
无成效，周恩来遂率代表团在大会结束前提前回国。赫鲁晓夫去机场送行。 而在北京，毛泽东率全体党政高级领导在首都机场迎接了周恩来的归来。自
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和中共的关系全面恶化，后来两党公开分裂。
11 月 7 日，即十月革命 44 周年纪念日，也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20 周年 纪念日，霍查宣布与苏联公开分裂。12 月 11
日，苏联宣布撤回驻阿的苏联 外交人员，并要求阿尔巴尼亚外交人员同时撤离苏联，断绝了两国外交关系。
12 月 15—16 日，中国《人民日报》公布了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分歧的一批文 件，支持阿尔巴尼亚抵制苏联的行动。
这一年，苏联要求中国连本带息偿还所有的贷款，包括抗美援朝期间苏 联给予中国的军事物资。这是苏联继前一年突然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全部
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并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之后的又一次要挟行动。
随后，苏中两党的分歧和争论继续升级。
1962 年 4—5 月间，苏联当局通过驻中国新疆的苏联领事馆和苏侨协会 在伊犁地区引诱、煽动数万名中国公民出走苏联，并挑起暴乱事件。10 月下
旬，印度军队再次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苏联从 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支持印度反华。赫鲁晓夫公开为印度辩护，指责中
国对印度进行自卫反击的正义行动。
此外，赫鲁晓夫还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并授意苏联的报刊大量地发表 文章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在 1962 年 11 月到 1963 年 1
月间， 赫鲁晓夫利用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先后举 行的党代表大会，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对于赫鲁晓夫的一系列反华活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 答辩，从 1962 年 12 月 15 日到 1963 年 3 月 8
日连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分
歧从何而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七篇重要文章，系统 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从批判南斯拉夫扩大为批判意共陶里亚蒂和法
共多列士，以示回敬。
1963 年 2 月，赫鲁晓夫提出停止论战，寻找两党之间克服分歧和相互谅 解的途径，然而又声称在原则问题上不作让步。从这种立场出发，2 月 21 日
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停止兄弟党之间的公开论战，但要求公布这一 时期双方的来往信件。经协议，双方在 3 月 14 日同时公布上述两封信件。
3 月 30 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由于世界局势发生的变化，“要 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其现阶段根本任务的总路线”。信中就苏
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观点。信中还提 出举行苏中两党双边会谈的一些具体建议。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 央 3
月 30 日复信中，也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 称（25 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问题发
表了系统的意见，集中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为主要内容的“修正主义路线”。 尽管苏中两党会谈即将举行，但论战的气氛丝毫没有减弱，相反，由于在苏
联境内是否准许散发 6 月 14 日文件引起了外交纠纷，中苏两党的关系愈加紧 张。
为了消除分歧，1963 年 7 月 5—20 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 谈。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彭真率领，苏共代表团由苏斯洛夫率领。在会谈
期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 7 月 14 日发表了《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 的公开信》，公开信指责中共中央 6 月 14 日信件对 1957
年莫斯科宣言和 1960 年莫斯科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并对苏共 20 大、21 大、22 大的决
议和苏联共产党纲领进行了“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公开信对苏中 分歧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
下，苏中两党会谈于 7 月 20 日结束，大论战的帷幕终于拉开了。
这场大论战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涉及的问题很 多。7 月 20 日，中国《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纸全文刊载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此后，苏联的全国性报刊发表了近 300 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人民日 报》将其中一部分摘要发表。1963 年 9 月 6
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 志编辑部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 信》的文章，到 1964 年 7 月 14
日，共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 章。简称“九评”，从“二评”起，题目分别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南
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 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
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段革命和赫鲁晓夫主义》、《关于赫鲁晓 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开始公开指名批判“苏共
领导修正主义”（或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 路线的主题，批判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的观点。如二评《关于斯大
林问题》、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九评《关于赫鲁晓夫假 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主要涉及已经取得无产阶级政权的国
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涉及尚未取得无产阶级政权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
士》、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和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 平共处政策》是论述各国党如何正确对待国际斗争的问题。七评《苏共领导
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则论及各国党应如何对待相互之间的意见分歧问 题。
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在报刊上发表 了数以干计的文章和材料进行攻击。同时，世界上 80 多个共产党通过各种方
式围攻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共的党也采取各种方式批判苏共的观点，只有少 数党持中立态度，大论战发展到高潮。
大论战中，中共和一些兄弟党批评了苏共老子党的错误做法，打破了各 国党对苏联共产党的迷信，使它们认识到苏联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赫鲁晓夫固一时激动提出的口号，如 20 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是不 正确的。这使越来越多的党解放了思想，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要求把马
列主义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大胆探索本国建设 社会主义的道路。论战使中国最终离开了苏联的道路，摆脱了对苏联的依靠。
新中国成立初的一段时间，中国强调“一边倒”。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 不少做法是照搬苏联的。国民经济中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农
业合作化也以苏联为榜样。在 50 年代末，毛泽东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
础，按农轻重顺序发展国民经济。苏联在 1960 年撤走了在华全部专家和技术 人员，并撕毁协议和合同，此后中国开始独立地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
论战开始前，苏联要求各国党在处理国内外政策时，必须服从苏联的指 挥。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问题，就给谁扣上“民族主
义”的帽子。苏联总是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规律”、“一体化”、“社 会主义大家庭”等。通过论战，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再把一党一国的利益说成
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了，那种把自己比作别国“母亲党”，要别 国党对“领导中心”唯命是从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党有了错误，由
人家自己去判断，去纠正，不必过多地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已成为国际 共运共同遵守的准则，但对槁霸权主义还是要公开反对的。中国共产党指出，
如果一个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霸权主义，那就不是内政问题，而是欺负 别人，对此当然可以表态，既可以从内部交换意见，也可以公开批评。中国
共产党发表的文章中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不允许批评霸权主义，那就
是没有是非了。论战后，一党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局面不复存在。 论战是一把双刃剑。论战从思想上破除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苏联共
产党的迷信，从组织上冲破了苏共一党控制国际共运的局面，维护和发展了 中国的国家独立自主权。但是，论战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大分裂，造成了社会
主义阵营的瓦解，很多党之间中断了关系。在各国党的内部，特别是未执政 的党，不断出现分裂，有的党分裂成两个，有的分裂为三个，甚至四个。分
裂，削弱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力。
论战中，许多党分不清是非，区分不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因 此在论战中不敢轻易表态，也不敢大胆地开展党的活动。由于论战尖锐、激
烈、规模越来越大，对论战涉及的具体问题忽视了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损害了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象和威望。更为严重的是，论战助
长了一些地区和国家群众运动中的左倾思想的发展。从大论战中得出的反修 防修的结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依据，是导致中国发
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这都是后话，在此无需再提。
论战使赫鲁晓夫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并成为修正主义的代名词。在 中国人的眼里，赫鲁晓夫是野心家、阴谋家、篡党篡权者，总之，声名狼藉。
对赫鲁晓夫来说，这一年着实不好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8．1％，但比 预期的增长率低了 1％。更紧要的是，已有迹象表明，苏联工业生产率已经
每况愈下。根据专家估算，1963 年每卢布工业投资效益比起 1958 年低了 15 个戈比；据此统计，苏联的工业投资损失了近 1500
亿卢布。除了电力和冶金 工业外，几乎每个工业部门的生产率都在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还比较大， 这是 40
年来的第一次。尽管短缺的商品不胜枚举，但滞销消费品仍大量运往 市场。积压的钟表和成衣足够销售两年，书籍、缝纫机、照相机在仓库中堆
积如山。 在七年计划期间，诸多方面计划失调，出现了明显的失衡状况。如，轻
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工人占全苏工人总数的 35％到 40％，但是这两个部门所得 到的投资额只占工业总投资的 8％。采掘工业的生产率极低，而它所获投资
比例却高达 30％，并使用了占全苏 20％的工人，但它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 贡献仅有 7％。农业的状况更加令人担忧。1963 年的农业生产总产量与
1962 年相比，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 10．7％，比 1958 年的数字还要低。畜 牧业的统计数字更让人糟心。生猪存栏数从 7000 万头骤减到
4100 万头。牛
的存栏数也减少了 150 万头，羊的存栏数则减少了 600 万只。 粮食产量的降低与牲畜的减少，除了天灾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人为因素。
比如，强行废止土地休耕的做法，使得地力耗尽而无法再生，导致数以百万 计公顷的耕地沦为贫瘠的不毛之地。1963 年，一场“黑风暴”降临垦荒区。
5 月份，狂风卷走了数百万吨的黑土，撒落在萨彦岭的山脚下，以致一直增 长的耕地面积骤减了 600 万公顷。
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都在发牢骚。工人的不满 是由于食品短缺，消费品供应不足。养老金领取者和技术人员的工资一成不
变。农民因自留地减少、牲畜被强行收购而怨气冲天。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 农场工人因效益不好而无心工作。部队军官因削减退休金而忧心忡忡，内务
部部队的指挥员因取消津贴而人心浮动。更为要命的是，党的中层干部开始 与赫鲁晓夫离心离德，原因是第 22 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第 25 条。这一
条是这样规定的：
在选举党的机关时，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 原则。
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换 1／4。 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某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
的威信，具有出色的政治品质、组织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的时期内连 续选入领导机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的候选人在不记名（秘密）投票方式 下至少须有
3／4 的参加者投票赞成方可当选。
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委会、州委会的成员在每次例行选举时 至少更换 1／3；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
员至少更换一半。同时，这些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 过三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届。
全体会议、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根据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 可以更长期 地将某一工作人员选入领导机关。在这种情况下， 参加投票的共产党员至少 须有 3／4
投票赞成，方可当选。
由于期满而不再选为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党员，可以在以后选举时重新 当选。
说句公道话，赫鲁晓夫这一改革的出发点是使党的领导机构经常保持新 陈代谢，实际上是推行党的干部任期制，废除终身制，其用意是积极的。然
而，这一改革却意味着党的各级干部再也不能把自己的职务看成是毕生的职 业和终身受用的特权。现在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自己
必须寻找别的工作并且学会适应它。由于这些新规定而受打击尤为严重的， 是上面所提到的中层干部。鉴于党的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从而任何中
央委员或中央主席团委员的最长任期都是 15 年，而区委、市委和州委的改选 按规定每两年举行一次，因此在这些机关及其下级组织中的任期最多只有六
年。党的基层组织干部对第 25 条没有好感，并迁怒于赫鲁晓夫是再自然不过 的事情。
按照生产的需要重新建立党的领导机构的做法还惹恼了此前拥戴和支持 他的州委书记们。赫鲁晓夫的这一改革成了他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按照
新建制，原来全面负责所辖地区工作的州党委将一分为二，一部分全力以赴
抓农业，另一部分专管工业。 从一开始，这种新的管理建制的缺陷就显露了出来。例如，州农业党委
的任务不光是指导那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共产党员，监督这些农庄农场 的党组织，而且还要负责领导所有为农场提供服务或加工农产品的工厂党组
织和党员。然而，那些为城乡培养师资的师范院校，那些服务项目当中包括 维修农业机械的汽车修配厂以及那些生产农产品包装物的工厂，却都属于州
工业党委的管辖范围。问题还不止于此，主管农业的州委书记若要在州首府 召开一次农业工人代表会议，他就非得事先与主管工业的州委书记进行协
商；同样，后者如果急于增加城市的蔬菜供应，也必须同前者进行磋商。一 旦收获季节来临，有关组织运输和选派市民下乡支农等工作就又引出来无数 的麻烦。
各州两套州委班子之间的工作分工是有若干指导原则的，相互协调配合 也可能行得通，但必要的前提则是绝不能出现派生的复杂机构，造成重叠复
设的局面。而实际情况却正是后者。不仅建立了两个州党委，而且还有两个 州苏维埃执委会，接踵而来的又是一大堆孪生机构：两个卫生局、两个教育
局、两个财政局、两个文化局、甚至还有两套民兵指挥部，等等。于是各州 党政机关干部数目随之大增，其工作负担也更加繁重，相互协调成为泡影。
这一建制上的改革实施之后，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机构里不但有中央 主席团，而且还设立了中央工业领导局和中央农业领导局，各局又都下设自
己的分支机构。一个规模较大的乡村区如果有工业企业，那么区委书记就不 再全面领导全区的工作；那些在工厂企业的共产党员现在归该地区工业区委
的领导，而工业区委机关往往又设在另一处行政管理中心。 按生产性质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建制造成的一连串问题还会不断大量增
加，但这一体制自身复杂化的进程却并未就此停止。随后，根据赫鲁晓夫的 建议，中央主席团又出台了加强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权限的新规定。结果，
这些委员会问世不久，弊端已层出不穷。其下属各部门的分工界限并未消失， 不过界限标准并不是依据国家不同职能加以确定，而是按照各地方国民经济
委员会内部的不同管理系统进行划分的。对于那些分别处于不同州域但彼此 业务又有联系的企业，相应的管理工作日益恶化，在全国实行一刀切的简单
政策也日益行不通。现在，中央委员会又提出合并一些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 同时建立一个全苏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其职能是协调其他所有地方经委的
活动。但是，它的权力仅限于监督工业，而不能管理各地方通讯、运输、建 设、公共事业、电站以及其他同地方行政管理有关的领域。为此，在莫斯科
又设立了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这还不是一系列改革的最后一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建立之后，又组 建了几个新的国家委员会，其业务涉及电力工程、轻工业、食品工业和贸易
活动。同时还成立了负责监督供应工作的全苏一级机构。所有这一切都使党 政领导建制系统变得极为繁琐复杂，使得全国各地各单位的干部不得不经常
求助于挂在办公楼门厅里的机构分布示意图。
赫鲁晓夫还决定重建党和国家的监察组织系统。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不 但在全苏一级设立了隶属于党中央委员会的新的监察委员会，而且在加盟共
和国、州和区级都设立了相应的监察机构。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监察制度的原 则，在斯大林时期被束之高阁；赫鲁晓夫这一措施旨在恢复以往的原则。但
是尽管如此，新建立的监察委员会与列宁的有关学说仍相去甚远，因为各级
监委并非与党委平行，而是处于从属地位。区一级的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由 各区党委第二书记兼任；在州级党委，由一名州委书记专管监委工作；在全
苏一级，这个委员会则交由一名中央书记主管，当选者是谢列平。
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中央还宣布了其他一些有关任命事项：尤·弗·安 德罗波夫担任中央书记，瓦·伊·波里维科夫担任苏共中央农业局主席，
亚·彼·鲁达科夫接任中央工业局主席。
一句话，政府干部们被类似的无休止“重建重组”活动搞得腻味透顶。 赫鲁晓夫作为所有新花样的设计者，更是累得够呛。年近 70 的他愈来愈
感到精力不济，每天回家时都疲惫不堪。他在位于列宁山的住宅周围转上两 圈，一吃过晚饭，便从公文包里取出各种颜色的文件夹——这是晚上的工作，
通常他要工作到深夜。 赫鲁晓夫也很清楚他的精力已每况愈下，而且即将来临的 70 寿辰也标志
着一个界限。他愈来愈经常地谈到有关接班人的想法。他不止一次地向家人 谈起希望退下来，有时是随便说说，有时则挺认真。他与中央主席团的成员
们在一起时也不时提到这个问题。
“我们这些老头子已经干满了年头，应该让路了。要让年轻人有工作的 机会。”他说。“您这是怎么啦，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的气色很好嘛！
您的精力可要比年轻人充沛得多。”同事们大声地对他的想法作出反应。 权力继承问题在 22 大之后，是他想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一个人选不
行，换第二个，第三个。老是定不下来，他想要找到的这个人，首要条件是
要年轻、精力充沛。 他终于从众多的候选者中看中了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然而，
他却病倒了——中风。赫鲁晓夫从医生那里得知的情况是，科兹洛夫虽然没 有生命危险，但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康复的。至于工作，医生们的回答是：绝
对不行，他会瘫痪，而且过分激动会引起再次发作，导致死亡。
看来，科兹洛夫是不能指望了。 科兹洛夫一病不起，使赫鲁晓夫面临更麻烦的问题，不只是谁来接他的
班，更紧迫的是谁来担任中央第二书记这一职务的问题。他为接替科兹洛夫 的人选绞尽了脑汁。他认为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既要懂得国民经济，又要懂得
国防，又要懂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人。他当初之所以挑选科兹洛夫， 也是从这几点出发的。他认为科兹洛夫在地方上干过，又曾独当一面处理过
问题，对经济了如指掌。起初，赫鲁晓夫认为谢列平比较合适：年纪轻，经 过共青团工作的锻炼，又在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只是对经济工作接触不多。
赫鲁晓夫建议他去列宁格勒当州委书记，因为那里有最大的党组织，有现代 化的工业和优秀的革命传统，经过锻炼后就可调上来担任中央的任何职务。
但是，谢列平却出乎意料地拒绝了。他觉得挺委屈，认为让他去列宁格
勒州工作是要降他的职。
“真可惜，看来是我对他估计过高。”赫鲁晓夫同人谈话时说，“这也 许倒是件好事，在这个问题上可不能出错。本想让他在列宁格勒呆上几年，
成为行家里手，就可以推荐他担任科兹洛夫的职位了。现在他只能当官僚当 下去。不了解生活，不，谢列平不合适，尽管很可惜，他是主席团里最年轻 的一个。”
排除谢列平后，就是波德戈尔内了。尽管此人精明能干，既懂经济，又 能与人共事，在乌克兰有很好的表现，且经验丰富，但美中不足的是眼界不
够开阔。调到中央后他始终处理不好交给他的食品工业方面的问题。赫鲁晓 夫考虑再三，认为此人也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
至于勃列日涅夫，他经验丰富，懂经济，也了解人。但赫鲁 晓夫认为，勃列日涅夫不能坚持自己的方针，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和受
自己情绪的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勃列日涅夫曾担任第聂伯罗彼 得罗夫斯克州党委书记。当地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芭蕾舞女演员”，
意思是随人摆布。而第二书记的职位需要的是一个意志坚强、别人休想将他 引上旁门左道的人。
1963 年底，赫鲁晓夫确信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已无法重返工 作岗位。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选中了勃列日涅夫。这样一来，到了 1964
年年初，勃列日涅夫手中已握有中央的大权，又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主席一职。
1964 年春，赫鲁晓夫宣布了另外物色一名候选人来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主席的意图。他认为，一个人同时身兼二职受不了，勃列日涅夫得把
全部精力放在中央的工作上。
在赫鲁晓夫看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基本上是一个荣誉职务，让一 个能够在其他岗位上发挥作用的得力干部去担任这一职务是不明智的。另一
方面，担任此职者又是国家元首，应拥有无可争辩的威望，应该是党和人民 都很熟悉的人。
赫鲁晓夫最后选中了米高扬。这是一个在国内备受尊敬并享誉世界的名 字。而且米高扬下年就满 70 周岁，精力已经大不如前， 他担任此职是再合
适不过了。赫鲁晓夫于是宣布了自己的看法。
勃列日涅夫对新的职务并不感到高兴，但是又得服从。 尽管新的职位赋予他很大的权力，但这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职位。他要
在分支机构很多的党的机体内部紧张工作，要起草决定，同各州委协调一致，
密切注视部队里的工作并要对失败负责任。这个工作绝不像担任苏联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主席那样轻松而风光——总统、国王和大使举行的宴会，检阅仪
仗队、看戏、授勋、颁奖；周围都是笑容可掬的面孔，握手亲吻；受奖者讲 话洋溢着由衷的感谢和爱戴之情；国事访问——又是检阅仪仗队、宴会、记
者招待会、微笑、握手、干杯。勃列日涅夫天生喜欢抛头露面，出人头地， 喜欢在报纸、杂志、新闻纪录片中一睹自己的风采。
如今这一切都必然要失去了。往后是极其繁重的工作，是责任的重担， 必须作出许许多多的决定，它们可能带来巨大的、有时是难以预料的后果。
这一切勃列日涅夫都不喜欢，他对任命的看法没有表示出来，只是对于给予 他的信任表示感谢，保证绝不辜负对他的信任。
1964 年 2 月 10 日，例行的中央全会开幕，中心议题是农业。赫鲁晓夫 仍在顽强地探索如何使苏联摆脱困境，摸索致富的途径。
全会上，农业部长沃洛夫钦科作了报告。前不久，这名部长还只是一个 农场场长。他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让赫鲁晓夫十分感兴趣。他介绍了他领导
的农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了一些建议。赫鲁晓夫便抓住不放，大做文 章。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在农业上遭受挫折的原因之一，是领导人严重的官僚
主义，脱离活生生的现实。赫鲁晓夫认为上来一个活跃在田间地头的人就可 以使糟糕的局面有一个根本的改观。
沃洛夫钦科一跃为农业部长后，赫鲁晓夫所期待的奇迹并未出现。他的
报告题目是《论通过广泛使用肥料、发展灌溉、综合机械化及推广科技成果 和先进经验以尽快提高以农业产量为基础的农业生产集约化》。题目冗长、
花哨而又面面俱到，赫鲁晓夫喜欢这种做表面文章的人。
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应邀参加全会，其中有党务工作者、各部工作人员、 农业专家、学者。实际上，这已不是什么中央全会，而是全苏会议了。
近来一段时间，赫鲁晓夫时常采取这种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的做法，在 会上详细讨论经济问题。这个办法远非人人都喜欢。机关干部认为，这种做
法实际上降低了全会的威望，使全会的意义减色。不过，没有人公开讲出这 种想法。
相反，对赫鲁晓夫的吹捧却愈来愈多，愈来愈过分。赫鲁晓夫的肖像愈 来愈多地出现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他的话不断地被引用，到处都可
见到赫鲁晓夫的语录。影院开始上映《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影 片是按照苏联歌功颂德的传统拍摄的，充满了肉麻的颂扬和令人生厌的赞
誉。赫鲁晓夫看过这部片子，默默地应允了，有关赫鲁晓夫生平的彩色画册 开始出版。每次讲话，不管什么场合，也不管是什么内容都要提到赫鲁晓夫
的名字。赫鲁晓夫对此已经逐渐习惯，而且脾气也越来越大，对干部的任免， 全在于他个人的好恶。
在二月全会前的一次会议上，未加讨论就通过了关于人事问题的决定。 决定免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弗·瓦·谢尔比茨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
员的职务，选举谢列斯特接任他的职务。谢尔比茨基被解职的原因，是赫鲁 晓夫在视察基辅时对谢尔比茨基所作的关于乌克兰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报不满
意。谢尔比茨基被免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因为此人被认为是一名好经 济干部和有才干的领导人。
紧接着谢尔比茨基之后，又轮到了马祖罗夫。1964 年年初，赫鲁晓夫同 马祖罗夫一起应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的邀请前往波兰进行非正式访问。路
上，马祖罗夫对赫鲁晓夫开诚布公他讲述了他对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途径的 看法。赫鲁晓夫对他的看法表示反对，结果两人发生了龃龉。回到莫斯科后，
赫鲁晓夫在车站对前来迎接他的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说，他很不喜欢马祖罗 夫，马祖罗夫对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观点和建议成问题，应当考虑把他撤
掉。尽管大家颇感意外，但没人表示异议。
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不断增加着反对自己的力量。 与此同时，生活按部就班。赫鲁晓夫频繁外出，出访匈牙利后又去了乌
克兰，随后再到列宁格勒看一下。他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愈来愈少，中央领 导的大权逐渐落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手中。
不知不觉，赫鲁晓夫迎来了他 70 岁的生日。
第 十 六 章
1964 年
1964 年 4 月 17 日，赫鲁晓夫满 70 周岁。 当天的喜庆活动是从早上开始的。赫鲁晓夫全家人都被巨大的响声吵醒
了：警卫人员正在往餐厅里搬运里加一家工厂生产的大型电唱收音机。收音 机侧面有一块刻有题词的金属牌：这是中央和部长会议的成员集体送的礼
物。这是唯一的一份礼物。赫鲁晓夫事先就打了招呼，说他拒绝生日礼物， 尤其是苏联单位送的。
“没有必要浪费人民的金钱，什么礼物也别送。”他这样对别人说。 为此，中央专门发了指示，只允许寄贺词。
上午 9 时，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一起来到赫鲁晓夫家中。 赫鲁晓夫居住的寓所是一幢两层楼的独院房，可供居住和举行小型招待
会。第一层是正房，有大餐厅和客厅，并带有两套两居室住房。第二层是赫 鲁晓夫的卧室和书房。
这座寓所是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当初，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从克里 姆林宫出来后，就是在这里讨论加勒比海危机的。赫鲁晓夫曾在这里口授致
肯尼迪的信。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也是 把电话打到这里，报告了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