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时候，天佑洪才自悔用错了人，远远地却看见田、符二人在川军中指手划脚地大笑着，把个关玉英恨得七窍冒火，便单枪匹马，冲下山去，指名要田坚和符达会阵，符达素来知道关玉英不是好惹的，抱定“光棍不吃眼前亏”的主意，不敢出阵，这田坚本是个色中饿鬼，对关玉英素来存着一个妄想，这会子见她前来，满想把她活捉过来，成个一对儿，所以他便笑嘻嘻地骑马过来，胡天野地地调戏关玉英。关玉英怒极，两只腿在马肚子上一夹，这只马便箭也似地奔到田坚面前去，田坚没有来得及还手，倒给关玉英擒过马来，回白虎山来了。
田七——田坚让三合军的弟兄们把心肝挖了出来，祭这次殉难的弟兄们。
田七虽死，符四——符达这个仇人还活着，关玉英报仇心切，也便化装了一个乞婆，四处打听符四的下落。这时，清兵因为折了田坚，并不敢向三合军挑战，三合军便在白虎山安安地驻扎了。
符四知道三合军迟早总要来报仇的，所以便向王春美辞职隐居在乡间，改名叫做邱荣新。关玉英调查清楚了，便回白虎山报告，天佑洪便派了一队弟兄化装了跟随关玉英前去。一天，关玉英故意在符四门前讨饭，符四的家人便给她饭吃，关玉英又硬要讨一斗米，家人不肯，两个人便争吵起来，符四听见外面吵闹，便走出看个究竟，关玉英认识符四，而符四却认不得关玉英了，关玉英便故意疯疯癫癫地走到符四面前去揶揄他，符四大怒，伸手要打，一只手却给关玉英握住了。关玉英把符四拖出了门，打一个唿哨，化装的三合军蜂涌而来，把符四擒住了。解回白虎山，天佑洪赏符四一百零八刀，把这个出卖三合会的人剁死了。
洪门因为这四、七两排总是歹人，从此以后，把四排和七排派给女人，男人只有老么（就是十排）、九排、八排、六排、五排、三排、二排、大哥。而四、七两个数目，也是洪门所忌用的，就像西洋人忌十三这个数目一样。
因为田坚和符达之变，加入洪门的必须经过审查，并且要有洪门弟兄的保荐，而不论有没有特殊本领，一概要从老么做起，论功提升。而对于官僚和士大夫阶级的参加，一概拒绝 。深恐这班人的心给名利两字薰黑了，对洪门不忠实。
洪门在这个时候，才规定会章，定三十六步半升官图，和三十六誓、二十一则、七十二款、十条、十禁、十刑等条规。制木阳城——做一只斗，上写“木阳城”三字——以上都由天佑洪所规定的。
天佑洪自从这次失败之后，竟忧伤成疾，一病竟至不起，临终将三合军的军务交给副帅苏洪宇、林烈二人统管（林烈此时，已经回国），在雍正四年五月初二日病死在白虎山。三军大恸，哭声震野，如丧考妣。
办完了天佑洪的丧事之后，三合军抱定了“宁玉碎，毋瓦全”的宗旨，由苏洪宇、林烈二人统领，再和清兵接触起来。这次作战的范围小得多了，虽然打过几个胜仗，终究吃不住清兵的人多械足，三合军竟给清兵包围了起来，好的是关玉英一支女军不是同在一个地方作战，三合军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关玉英率兵来救，这班女兵们拼命作战，才解了三合军的围，而关玉英也便在这一仗上阵亡了。
中落时期
苏洪宇和林烈虽然竭力想挽救三合军的命运，可是到底困难了。一、因为清廷对于民众的结合更加注目。二、因为三合军的受挫，叫人有些气馁。
苏洪宇等把个王春美恨之入骨，立誓必定要报此仇，而王春美因为剿三合军有功，调任粤督。四川和广东之间，山水相隔，不知几千万里。苏洪宇知道王春美到了广东，便把洪门的事务请林烈一人主持，只身来广东复仇。林烈虽然劝阻，而苏洪宇只为有誓在先，不能不 办。连夜赶路，跑到广东来了。
林烈便在各地秘密活动，征求同志。一天，听说粤督王春美给人刺死，而凶手也当场受擒。审问时，知道凶手便是苏洪宇。清吏问苏洪宇为什么要行凶*9芽苏洪宇直言是替洪门死难弟兄报仇的。苏洪宇当然也受戮了，可是倒给了热血份子一点兴奋剂。
林烈听说之后，又是开心，又是悲悼。只得格外为洪门努力，来报答苏洪宇的义勇。派忠实同志，积极向海外发展。这班人到了海外，——南洋各埠最多——竭力宣传满清入主中原的祸毒。华侨都是爱国份子，所以大家响应。一时海内海外，成了无数洪门集团，计有三合会、天地会、三点会、清水会、七首会、致公堂……等等，定名虽多，实际上仍旧是洪门，所以有“天下洪门是一家”的话。
洪门在国内，简直没法活动。要是洪门弟兄给捉住了，定斩不饶。满清认定洪门是他们的大患，所以狠心用极残酷的手段来对付洪门弟兄。所以洪门弟兄们只得用会和堂之类的名义向海外活动了。
由雍正到乾隆末年，清门在国内活动得厉害了。而洪门在这一个时期中，只可以说是中落了。直到嘉庆十五年之后，才又蓬勃起来。这一年五月十三日，是关夫子圣诞日，福建范松如在这一日开“人义山”。嘉庆十九年，贵州林怀明开 “筑青山”，嘉庆二十三年，四川安澜开“蓬莱山”。嘉庆二十四年，四川郭万钦开“华岩山”。到道光五年，云南胡林章开“广金山”。之后，洪门走入了复兴时期。
海底
洪门中有一句话，叫做“海底”。海底是洪门的组织法和花名册的代名词。 “海底”是洪门中视为最珍贵而向不为外人道的东西，除非洪门中的老兄弟们，才知道这东西的究竟。
“海底”又有一个代名词叫做“金不换”。“金不换”三字，顾名思义，倒也容易使人了解，惟有这“海底”二字，有些叫人看不明白，不深刻了解洪门的人，把“海底”解作“ 和海一样的深”，而“江无边，海无底”又是中国的一句俗语。他们以为“海底”是最难知道的东西。
其实，事情不是如此简单，中间有一桩故事：
郑成功开了金台山明达堂。招集弟兄从事革命的事迹，在“汉留的起源”中已经提起了。康熙元年六月十八日，他病死在台湾金台山上。
临终，他把儿子经立叫到床前来，叫他承继自己的革命大志，务必将满清赶走，还我山河。又把金台山实录和花名册交给了经立。经立涕泣跪受。而郑成功也便与世长辞了。
因为郑成功素来对兄弟们好，他死之后，无不痛哭，经立才把花名册打开，照着册上的地名遣人一一报丧。并把郑成功临终的言语告诉了弟兄们痛哭誓师，甘心为革命而流血。
到康熙十九年，郑经立兵败厦门。二十年，经立也死在台湾了。洪门革命大事，由经立的儿子克塽主持。
康熙二十二年，清提督施琅率兵攻取台湾，克塽苦苦抵抗，终究因为清兵人多，抵敌不过，大败。施琅还想收买克塽。而克塽看见大势既去，决心一死报国。就把金台山的一切案卷文件、花名册、印信之类，装在一只铁箱里密密封好，抛入金台山下的海里去了。郑克塽这才拔剑自刎而死。
施琅得胜之后，便悬赏缉查洪门的弟兄，在金台山抄了又抄，查了又查，只是一点痕迹都没有。当时那些洪门弟兄，之所以没被清兵所害，都是郑克塽的功劳。要不是他把金台山的花名册沉下了海，那么册上所列的弟兄们，还会有活命 这只装有金台山全部秘密文件的铁箱便沉在海里，给海浪冲激，渐渐地竟冲到福建海底。
这福建海边，有一个渔家，叫做陈寿亭，早鳏，只有一个儿子，名叫兆官，父子两人相依为命。这陈寿亭练就了绝好水性，能够在水中生活几个昼夜，所以他除掉打鱼之外，还能够到海底去采宝。他儿子兆官，却比不得他父亲了。秉性忠厚，不肯冒险，只敢在海边捕捉虾蟹螃蜞之流。一代不如一代，这且不在话下了。
一天，正是五月时节，南国气候热得早，冷得迟。陈寿亭下海采宝，忽然发现了这只铁箱。
铁箱封得紧紧的，陈寿亭猜想：里面许是藏着金银珠宝哩*9选渔家生涯，原本凄苦得很，今天他发现了这只铁箱，还怕不做着发财梦，下死劲往岸上拖吗？ 可怜他足足拖了一日，才把这只铁箱拖上了岸。拖到家里，和儿子兆官偷偷地用铁锤把铁箱起了开来。只见里面放着许多书册，还有一块玉印，陈寿亭大失 后来，陈寿亭死了。兆官还是捉他的虾蟹，家境更加穷了。兆官便把这颗玉印卖给了邻人，得来五两银子，把那些书册胡乱搁在水缸旁边的破桌上。有收字纸的人来时，他要把这些书册送给他拿去烧化呢。
道光二十五年，云南大理府有一个洪门的重要份子，名叫郭永泰，是做药材生意的。他心怀大志，借贩卖药材为名，专门联络洪门中的重要份子。这年四月初，他往福建贩卖药材，到福建，已是端阳节了。
一天，郭永泰路过陈兆官家。因为他在路上走得吃力，天气又热。便在陈兆官家歇脚。郭永泰走得口渴，向兆官要些水喝，兆官便给他一个木瓢，叫郭永泰自己到水缸里去取，郭永泰走到水缸旁边时，便发现了那本“金台山实录”，上面还盖着“平延郡王招讨大将军印”。
郭永泰是知道郑成功开金台山的，他马上把那本书取过来看。连水也不喝了，便跑出去问兆官关于这本书的来历，兆官讲给他听了。
郭永泰知道这是一本极有代价的书册，便掏出十两银子向兆官买了，又问这颗印在什么地方？兆官便告诉他卖给了邻人，郭永泰请兆官领他去看看。兆官拿了他十两银子，自然答应。
郭永泰花十两银子买回了那颗“平延郡王招讨大将军印”，那家主人赚了五两银子，自然欢天喜地。
“金台山实录”和“平延郡王招讨大将军印”，这是洪门先烈郑成功先生的遗物，才落在郭永泰的手里。
道光二十八年，郭永泰在四川开尽忠山。一切香规礼节，发出证书（洪门称之为“宝”），都是照“金台山实录”上做的。而且在证书上盖了那颗玉印，流传直到现在。
这本“金台山实录”，便成了洪门组织的范本。
所以洪门称这本书叫“海底”因为它是从海底取出的，又叫做“金不换”。
厦门与上海之战
道光二十九年，洪门有一个领袖叫陈正成的，到海外去推进洪门的革命事业。到新加坡后，深恐清廷和他为难，便改入了英国籍；在该地设立了三合会。因为陈正成的宣传得法，侨胞加入三合会的不计其数，成为新加坡华侨中最有力量的团体。
陈正成一面再向南洋各埠推动，到咸丰初年，海外简直处处都有洪门弟兄了。陈正成见了十分顺手，心里自然高兴。这些加入的弟兄们，不少是侨胞中有钱有势的人，他们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怂恿陈正成组织军队，陈正成以为时机未到，没有敢轻举妄动。
陈正成决心先回祖国一行，看机行事，他把三合会的会务交给各地三合会的主持人，他便回到厦门。在厦门，又设立了一个三合会的支部，一时加入洪门的人，多如过江之鲫，可惜后来给奸人告密，把陈正成捕获，虽由英国领事馆出来交涉，而官府赖得个一干二净，只推说不晓得此事，英国领事也没有什么办法。而陈正成终究给清朝杀害了。
厦门的三合，才由黄威负责，黄威在当时洪门中，也是个主要的分子。
陈正成被杀害之后，黄威召集全体洪门弟兄，开秘密会议，誓死要给陈正成报仇。咸丰三年，黄威得到各地洪门的响应，率领洪门弟兄，占领了厦门。弟兄推黄威做“明军总指挥”。
同时，有广东人刘丽川、福建人陈亚连等联络旅沪的粤、闽两省洪门弟兄共十四万人，谋占上海，扼制长江口，一路要往南京打去。事情又给官吏知道了，便用绑架的方式把洪门的重要份子和一些有嫌疑的商人捉去。
刘丽川和陈亚连就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付的办法，结果由刘、陈二人出面，向上海县正堂袁初诚交涉，斥责他不该和洪门作对，叫他马上把捉去的人释放，否则要他脑袋。
袁初诚一点不怕，捕捉洪门的事，竟变本加厉起来。刘丽川大怒，派身强力壮的弟兄六百人，有的化装做小贩，有的化装做走江湖的，有的化装做叫化子，一个个身藏利器，潜匿上海县衙门左右，候机暴动，然而警卫森严，一时却下手不得。
到八月廿七日，上海县到文庙去祭孔子，大小官员，由卫弁保护，都到文庙里去。刘丽川见机会已到，下令各弟兄先袭县署，然后占领各中小机关。弟兄们无不高兴。刘丽川亲率二百人，直袭县衙门，卫兵见洪门弟兄来得猛勇，一个个弃戈而逃，上海县衙门才给洪门弟兄占领了。而那些中小机关，卫兵又少，所以更不成问题，一举手便告占领了。
袁初诚听说洪门弟兄起事，急急赶回衙来，给刘丽川捉住，逼他交出县印来，袁初诚宁死不肯，刘丽川又痛骂了他一顿，说袁初诚是“没有廉耻的奴才”，袁初诚不语，给刘丽川一刀砍了。
洪门弟兄便把监牢开了，把犯人放出，那些犯人，不少亡命之徒，便也加入了洪门，立志要把那些贪官污吏杀尽出气。
陈亚连却率领二百人杀往上海道衙门去了。而在衙门前，却集中了万把个洪门的弟兄，上海道吴健章知道情势严重，便用大炮轰击，洪门弟兄浴血抗战，到底冲进了上海道的衙门，陈亚连把吴健章捉住时，刘丽川也赶来了，当时，便逼吴健章交出官印和库银，吴健章官大胆小，反不如袁初诚的烈心，结果把官印和库银都交了出来。
此时，有美国公使麦辖尔向刘丽川保释吴健章，由美公使监护，刘丽川答应了，没有想到麦辖尔竟把吴健章放走。
刘丽川大怒，向租界示威，说美公使不讲信义，他们要攻取租界了。租界当局闻言，无不提心吊胆，严密防范，深恐洪门弟兄袭击。
总督何桂清知道上海给“红头贼”——当时清廷骂洪门弟兄叫“红头贼”——占领了，大吃一惊。何桂清便率领清兵四千人到上海，全军不敢在郊外驻扎，却驻扎在公共租界跑马场上。各国领事见清兵开到租界上来，恐怕租界不安宁，便马上开紧急会议，议决不准清兵在跑马场驻扎，否则便以兵力对付，——当时只有英美兵舰两艘，洋兵三百余人。——何桂清见事情不好，既不敢违拗洋人的意思，又不敢离开租界去送死，于是俯首贴耳，同洋人交涉，请洋人保护，并愿将全军受洋人指挥。各国领事没有办法，而洪门的弟兄们却在华界动乱着，要想进攻租界。洋人才帮助清兵攻打洪门弟兄。大炮向城内轰击，洪门弟兄抵挡不住，死伤不少。刘丽川率众退出上海。
何桂清此时便神气起来，悬赏缉拿刘丽川和陈亚连，刘、陈二人没有办法，化装作商人混入租界避难。直到道光三十年，刘丽川和陈亚连二人知道洪、杨革命很有成绩，他两人虽已两鬓如霜，还从上海到广东去活动，策应洪、杨革命呢。
太平天国与洪门之关系
大家都知道“长毛造反”的事，大家都知道“太平天国”，也都知道洪杨之乱是民族革命。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太平天国与洪门的关系。
原来“太平天国”和洪门是有着极大关系的。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南门外洪家村人，小时候便死了父母，读了点书，因为秉性聪明，所 以学识很有可观，他是“天地会”中的一个重要份子。
道光十六年，洪秀全和他的同乡冯云山要联络各地的洪门同志和热血志士，了二百多年的满清顺民，都有些执迷不悟，有些明明知道满清朝政的腐败，汉族人民被他们蹂躏，可是却不敢出头“造反”。因为这，洪秀全灭满兴汉的议论，一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反应。
这一年的二月里，清朝派兵捉拿洪秀全，洪秀全福至心灵，便装起疯来，天东地西地胡说乱道，清兵见他是个疯子，也便不放在心上了。而那些乡愚伯，也当洪秀全真正是个疯子，每当他高谈阔论时，大家都跑来看热闹，日久日深，这疯子的呓语，竟掀起了民族革命的怒潮。
这年六月间，南方流行一个上帝教，传教士姓朱名九涛。对国人宣讲上帝和耶稣，乐园和地狱，乡下人信仰的一天多过一天。洪秀全和冯云山计议，决定借上帝教推进革命运动。而且，上帝教是洋人的宗教，信仰上帝教的，便是教民，教民可以受洋人的保护，可以不受满清法律的制裁。这对于洪秀全他们来说，的确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洪秀全自己入了上帝教之后，许多洪门弟兄也都先后加入了。这样一来，以宣教为名，大事活动，粤、桂两省，一时入上帝教的，不能以数计了。
这年十二月中，朱九涛死，德国传教士会同华人传教士商量继任人物，由冯云山等公推洪秀全，一致赞成。洪秀全做了传教士之后，对听道的先信口开河说了一通上帝和耶稣的伟大，三分之二的时间却在启发听众的革命思想。
道光十七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边界的桂平、武宣二县交界的鹏化山去宣讲上帝教。桂平平隘山有一个缙绅，也是天地会会员叫做杨秀清，真个是有财有势。洪秀全得胡以晃的介绍，得见杨秀清，经洪秀全游说一番，杨秀清居然入了教。便借创办团练局攻匪为名，组织了雏型的“太平军”。
当时清廷见上帝教徒，十分痛恶，因为怕得罪洋人，也只得敢怒而不敢言罢了。洪秀全又劝桂平富绅曾玉珩加入上帝教，曾玉珩禁不起洪秀全的怂恿，也便加入了。曾玉珩加入之后，洪秀全便把普通事务都交给他担任，自己又到各处游说，得黄文金等加入。黄文金是桂平金田村人，办着一个“保良攻匪会”，会员大多数都是三合会的弟兄。洪秀全得到了这支军队，便乘机起义。第一仗便把白炳文带的清军打得个落花流水。洪秀全便任为保良军大元帅，到处张贴“奉承天命，吊民伐罪”的告示起来。
可是保良军军饷有限，欲图大事，一定要从物质方面打算。正好有桂平白沙人石达开原是三合会的重要份子，本是个举人出身，事母至孝，最得人心，又好结交江湖上英雄好汉，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此时他在浔江一带，办理盐埠，浔江一带盐枭，无不敬畏，他不特是个英雄，而且是个大富之家，洪秀全便又去游说他。他闻洪秀全声名，又听见洪秀全谈吐，十分倾倒，毅然毁家助饷，和洪秀全合作。此时，洪秀全已得罗大纲、大头羊、大鲤鱼等允许合作。又有杨秀清、钱东平、胡以晃、黄文金、韦昌辉、冯云山、谭绍洸，以及兄弟洪仁发、妹妹洪宣娇、妹婿萧朝贵等文士武将的效力，又得各地三合会同志的帮助，声势浩大，和清兵战，势如破竹。竟收拾了满清半幅河山。
太平天国当时能够获得胜利，虽则可以说是满清末叶朝政的腐败，不修武备，但是洪门的功劳是不可湮没的。而当时宣传的方法也确实不错。他们除掉借上帝教做宣传的工具外，又由冯云山，卢贤拔编撰一本宣传品，书名《真言宝诰》。这本书看起来像是上帝教的教书，实际上满篇都是“灭满兴汉”的文章。给同胞一记棒喝，洪秀全等后来都蓄发，易明朝服装。所以，满清叫太平军为“长毛”。本来闽、粤、桂等地的天地会、三合会的弟兄，无时无刻不在与满清作对，然而在组织上、联络上终究差一点。因此不免许多无谓牺牲，后来有洪秀全出来领导，洪门弟兄见有保障可酬壮志，所以无不乐从，而加入三合会和天地会的，也便日多一日。
道光二十一年，中英交战，中国失败后，把香港割给了英国。洋人的势力更大，如上帝教的势力自然也更强盛了。此时洪门的总机关便设在香港。洪秀全既得上帝教的势力，又得洪门弟兄给他撑腰，一帆风顺，自是意中事了。
第四部分
国父孙中山
孙中山与洪门弟子的合影
洪门的龙头大爷郑士良
国父认为这是一个起义的大好机会，于是派郑士良到惠州，纠合一班原有的同志——多数是洪门弟兄，——准备起事，派史坚如到广州准备响应，国父本身便率同欧籍将校，绕道回香港，打算潜入内地，组织一个有秩序的革命军，伺机救国。
哥老会的兴起
太平天国洪秀全向南京进攻的时候，一方面三合会在佛山肇庆等地起事。广州已被包围，扼制了珠江的咽喉。
当时清兵要运粮入粤，以作接济，知道珠江口给三合会占领了，才冒用外国旗帜，挂在桅杆上，通过三合军占领区。后来给三合军发觉了，意外获得了许多军火和粮食，于是声势更加浩大，清兵在粤，等于瓮中之鳖了。
到咸丰四年十一月，广东全省给三合会所占领，擒获清兵俘虏，不能数计。后来清廷转托美国人出来交涉，三合会才把这些俘虏释放。因为三合会有排外的举动，给旅粤的英美人所痛恨，英美人便处处给懦弱无能的清廷以帮助，而使三合会不能得到顺利。其时，满清遭尽内乱外患的苦，弄得乌烟瘴气，束手无策了。
这时候，在华南和外洋有三合会和满清作对。在华中，华北，便有哥老会的兴起。三合会和哥老会，不过是名义上差别，其实宗旨一样，都是洪门中的一个支流。
由庚子直到光绪末年，可说是哥老会势力最盛的一个时期。
太平天国时，忠王李秀成有一个谋士，名叫李昭寿，李昭寿是洪门中人，学识甚广，很得李秀成信任。李秀成在天长县一役，给清兵攻败之后，军队溃散，李昭寿遂被清廷所执，钦差大臣胜保怜其才，劝他投降清朝。李昭寿初不肯从，后来给胜保说好说歹，才算依允了。胜保奏知清廷，给李昭寿一个三品顶戴。
不想这李昭寿虽然投降清朝，实际上却和洪门通声气，后来给清廷知道了，便把李昭寿拘禁起来，严刑拷打，李昭寿直认是洪门中人不讳，并且在公堂上破口大骂清廷的腐败。结果，他给清廷斩了头。
李昭寿的儿子李丰，是一个刚毅的好汉，听说父亲问斩之后，在灵前起誓，要报杀父之仇，便在安徽加入了哥老会。入会后，便往江苏镇江访关熙明——他是江苏哥老会的负责人——李丰见了关熙明，言谈之中，十分投机，其时清廷遭受了洪杨和义和团之乱，兵力薄弱，国库尤虚，朝政日非，李丰要乘这个机会起事，关熙明深表赞同。二人便商量购买军火事宜，李丰毁家捐助白银六万两，作购买军火之用。关熙明又向会中人捐了些款子，便向镇江关英人弥逊处商议购买军火的事，弥逊见有利可图，自然一口答应，弥逊又给关熙明介绍关上的洋人，接洽运输的办法，弥逊自己请假去香港，和军火商订购枪械子弹。岂料这批军火运到镇江时，竟被清廷探知，把军火抄出。弥逊和关熙明、李丰等被擒。弥逊交上海英国领事馆查办，监禁了九个月，解送回国。可怜关熙明和李丰，壮志未酬，却给清廷枭首示众了。
此案发生之后，长江各地哥老会中同志无不痛恨，要为关熙明、李丰报仇。而实力上又不能和清廷抗战，只得从小处和清廷作对，例如杀洋人、毁洋房之类，引起外交纠纷，使清廷的实力薄弱下去。所以那时长江流域的领事馆、教堂、海关，还有太古、怡和、日清等洋行，时常有烧杀的事情发生。这都是哥老会的人要想打倒清廷，才如此做的。
后来事态越弄越大，清廷恐慌起来，才出赏格缉拿哥老会中人。捉到哥老会的主持人便可封官，告发哥老会的会员便可得到奖金。
在光绪十八年时，在湖南和江西交界处的醴陵给清廷捕获哥老会会员四人，正在审问的时候，便有一千多个哥老会会员前来劫狱，和清兵冲突起来，结果把四个人劫了出去。清廷也不敢怎样。
到光绪二十三年冬，哥老会重要份子毕永平、林述唐等到湖南和当地哥老会首脑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李堃山接洽起义大事，这时候，孙中山先生已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大家便有意去拜会孙先生。李云彪的意思却要等来年召集长江各埠的同志到湖南开了“英雄会”，有了具体的计划之后，再去和孙先生商讨起义的事，各人都表赞同。光绪二十四年，开完了“英雄会”，长江流域的哥老会有了切实的联络，并且有了相当的准备，去谒见孙先生的人在年底到了上海。二十五年正月，长江各埠哥老会代表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李堃山、何玉林、王金宝、刘家福七人到香港见孙先生和黄克强先生，商讨起义大事。大家公议推孙先生为哥老会的领导，积极准备，预备分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三处发动革命的大事了。
国父与帮会之关系
国父姓孙，讳文，字逸仙，别号中山。他是广东香山县——就是现在的中山县翠亨村人。
国父的诞生是在七十五年前的十一月十二日。那时离“太平天国”、“鸦片战争”都不很远。所以父老们对于洪杨末造满清政府的残杀汉人，中英战起帝国主义压迫弱小国族的残酷情况，都曾身历其境。每逢茶余酒后，偶然回忆起来，便免不了滔滔不绝的讲演一番，以 此孙先生耳熟能详，从小就有了种族观念，可见国父手订救国救民救世界的三民主义，首列“民族主义”，其原因是很远的。
国父在八九岁时，思想行动，已有异于常人，他对村学究不给学生讲书只叫学生高声瞎念的教学法认为不合逻辑。因此提出强有力的质问来：
“先生！这书里说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懂，你也不替我讲，尽管读有什么用？”
学究先生意外地听到这种质问，气得连胡子都翘了起来。
“你敢不听教训？随随便便的胡说乱道。我非打你几戒尺不行！”
“戒尺抓在你手里，我是没法子叫你不打的。不过我告诉你，你要不给我讲明书里的道理，我是不再背书的了。”国父很倔强地这样答复他。
这真出于老学究意料之外，塾中惟一的权威工具——戒尺，竟会吓他不住，只好破例地给他讲书。中山私塾教师的给学生讲书，就是由国父幼年雏形的革命争出来的。
香山是个傍海的县份，民众稍有积蓄，便免不了海盗的光顾，翠亨村当然不能例外。当国父年十一岁时，有一天村中一个新自美洲回国的侨商家里竟被海盗劫掠一空，事主忍不住地叹气说：“这些财物是我在外多年的血汗换来的。本想带回祖国给桑梓办点公益事业，现在是绝望了！假使我还在外国。那就有着法律的保护，哪里会这样呢？”国父听了，脑海中便感觉到满清政府的无能，同时并憧憬着欧美法治的精神，很想到外国去观光一下。
距此不久，国父又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刺激：原来他那村里有一家兄弟三人因为耕田致富，家里住着很好的房子，并有一个小小的花园，作为农余消遣的地方。国父性好园林，每天散学时候，总要到这园里游览一下。有一天不知怎样，突然有个强盗式官吏，带着四五十个如狼似虎的兵丁，跑到三兄弟家，硬说他们是海盗。把他们捉去杀了，房子花园一律充公发卖。在未卖出以前，派两个老爷兵守在那里，禁止人们进去，国父心怀不平，故意要到园里去游玩，当被老爷兵大声阻止。
“这是海盗的产业，现在已经充公，谁也不许进去玩了！”
“什么海盗？又什么充公？我全不明白。他们兄弟三个都是规规矩矩的农人，你们说他是海盗，有凭据吗？把他的产业充公，究竟充给谁呀？……”
国父正在理直气壮的侃侃而谈，那个不能打仗只会鱼肉平民的老爷兵，突然拔出刀来，劈面就砍。国父照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话，很迅速地迈着大步跑了。
这事不久当然就消逝了，可是满廷统治之下的贪污官吏，杀人自肥的事实，已经在国父的脑海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乙酉年，中法开战，清代名将冯子材、刘永福等在谅山屡战屡胜，杀得法国兵望影而逃，没有脑筋的满清当局居然糊里糊涂地和法人订了割地赔款的和约。把越南让给法人，这时国父愤恨已极，便决定了推翻满清创造民国的大计。
他想革命一事，无疑的兼有艰难危险的成份。必须和社会时时接触，然后便于鼓吹，更要有一种外幕，遮掩清廷的耳目，行医自然是最适合这种条件的，于是考入广州博济医学校习医，一方潜心医学，一方就同学中物色革命的人才，首先就结识了潮州郑士良（弼臣）先生，这位郑先生本是该校的优秀份子，同时也是我们洪门的龙头大爷。
国父一和他谈到革命，他就笑着拍起手来：
“这是我极端赞成的，因为我们洪门本是一种革命的团体，虽然没有革命的口号，但是全体抱着“灭清复明”的宏愿，恰和足下革命的宗旨不谋而合，我很希望两方面异途同归，联为一气，将来足下起事，我们洪门兄弟是可以尽量帮助你的……”
国父听说大喜，于是以郑先生为“拜兄”，——就是“恩兄”，这是国父与帮会发生关系的开始，后来许多革命事业，都与它有密切的关系。
国父在广州学医的一年余，听说香港英文医学校学课很好，那里又是着名的自由口岸，这与革命一事无疑是有利的，于是征得士良先生的同意，改入该校肄业，课余之暇，常到各处去鼓吹革命，有时更往澳门做同样的工作，同时得到几个忠实的同志，那就是现在人们艳称的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位先生，不过当时为传统的封建思想所蒙蔽的民众们，是把他们三位和国父称为“四大寇”的。
后来又得了一位同志，就是革命先烈陆皓东先生。
陆先生也是士良先生的拜弟，因为经商到上海去了几年，这时才回广东，他和国父既是革命同志，又是洪门弟兄，所以彼此非常的关切，工作也比别人更努力些。
国父在英文医校毕业后，就在广州和澳门两处行医，其实却是实行革命的开始，首先派郑士良尽量地结合帮会，联络防营，作为他时起义的根本。自己与陆皓东先到燕京去窥察清廷虚实，接着又到武汉去探长江的形势，一切“成竹在胸”，恰值甲午年中东战起，国父认为这是很好的革命机会，便偕陆皓东等几个人往檀香山和美洲创“兴中会”，心想纠合一般的侨胞，以收指臂之效，只因那里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因此鼓吹了好几个月，仅仅得到邓荫南、邓德彰兄弟和其他的亲友三数十人的赞同。
这时清兵屡败，不但把高丽丢了，旅顺和威海卫也失陷了。平津一带，岌岌可危。满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完全暴露出来，一时人心愤激，不可言状。上海同志宋跃如先生，函促国父回国共商大事，国父也感到时不可失，遂罢美洲之行，偕同陆皓东、邓荫南等匆匆归国，和宋先生会商的结果，决定取广州为根据地，于是在香港设乾亨行，在广州设农学会，这些都是表面的名色，实际却是预备起义的干部机关。当时协助国父处理干部事务的是陈少白、邓荫南、杨衢云、黄永裳诸同志。协助国父筹划广州机关一切的是郑士良、陆皓东和欧美的 技师将校十余人。国父本身是往来省港，足无停趾，这样惨淡经营了六七个月，各事筹备就绪，声势也很浩大。本是大可有为的，但是不幸，一班归心国父的海员弟兄，因为运械不慎，被海关搜去手枪数百枝，以致事机泄漏，领导海员运械的陆皓东先生就此做了为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海员丘四、朱贵全也因此被捕殉难，同时被捕的还有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和其他的海员同志七十余人。后来或囚或释，也有庾死狱中的，这是乙未年九月九日，国父第一次革命的失败。
那时，国父在广州，可说随时随地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国父自领导革命以来，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以此泰然不以为意，十余日后，始从间道赴香港，与郑士良、陈少白同赴日本，侨居横滨。因一时不能回国，于是断发改装，重往檀香山鼓吹革命，并嘱郑士良秘密归国，纠集残余的同志，预为布置，以备卷土重来，少白同志则留居日本，考察彼邦的国情。
国父到达檀香山以后，首先召集同志，推广革命运动。虽然也有少数人闻风向义，终以风气未开，不能得到理想的收获，国父感到在这里久留无益。于是离檀赴美，因为那边华侨的人数比这里要多几倍，也许可以得到很多的同志，谁知美洲华侨的风气更为闭塞，闭塞到不能想像。因此，国父从太平洋东岸三藩市登岸，横贯美洲大陆，直至大西洋西岸的纽约。沿途随处停留，宣传革命，弄得舌敝唇焦，筋疲力倦，可是表示欢迎的每一处只有三几个人，至多也不过是一二十个人吧。
可有一样，他们到处都设有洪门会馆（致公堂），规模是很大的，当国父在各埠鼓吹革命时，一般洪门华侨，起初怀疑着国父革命的宗旨，没有什么表示。因为洪门弟兄，向来严守洪门纪律与秘密，不敢冒昧对一个陌生的人谈说洪门的事，故当国父问他们为什么要“反清复明”时，他们也不表示什么，后经在美的革命先进继续宣传，一般洪门弟兄，方才相信国父是个真正革命的人，而洪门本来就是老革命。于是志同道合，大家给国父以同情和帮助。
国父在美洲勾留既久，各事进行也很顺利，便决定抽空往英国观察大不列颠的情况，但是不幸，至今留为国人沉痛纪念的“总理伦敦蒙难”，在国父到达伦敦后不几日就发生了。
后来国父因得英人康德黎先生的援救，得免于难，而主使逮捕国父的，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玙，也保证以后不再为难。所以脱险后依然在欧洲游历，随时留心考察它们的政治风俗，同时结交他们许多朝野的贤士，经两年余观察的心得，认为一个国族，要想做到真正民治、民有、民享的地步，只是国家富强，民权发达还是不够，这从欧洲志士们积极从事于社会革命运动可以看得出来。
国父为一劳永逸起见，特地将民生主义提出，俾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这就是国父创立三民主义的因素。
但那时欧洲地方，还少有中国人去留学，华侨也很少。国父感到在那里久居无益，于是转道赴日，因为日本与中国相近，容易得到消息，这与筹划进行上是有利的。
碰巧帮会的支派红灯照、义和团看透满清当局既怕洋人，又恨洋人的弱点，就想利用这一点来颠覆满清，特地打起“扶清灭洋”的旗号，自言神术护体，刀枪不入，这一宣传，恰恰合了清廷的口味，于是奖励他们烧教堂、捣使馆、杀洋人、到处闯祸，引起“八国联军”攻入燕京的事来。
国父认为这是一个起义的大好机会，于是派郑士良到惠州，纠合一班原有的同志——多数是洪门弟兄，——准备起事，派史坚如到广州准备响应，国父本身便率同欧籍将校，绕道回香港，打算潜入内地，组织一个有秩序的革命军，伺机救国。
但是不幸，这事竟被港政府预先得到了消息，派了大批的警察，阻止国父登岸。因之，国父原定的计划不能实现，只好把惠州发动的事完全委托郑士良，派杨衢云、李纪堂、陈少白等在香港给他办理接济枪械去杀他们，接着就向龙岗、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处，次第攻去，杀得清廷的兵将死伤枕藉，望影而逃，郑先生就将新安，大鹏到惠州，平海一带沿海的地面，完全占领，但打了一个多月，弹药都用完了，同时准备在粤响应的史坚如先生，屡次发动都没成功。于是改变方针，决定用炸药炸毁粤督德寿的衙署，结果炸药是爆发了，但德寿并未炸死，史先生却被督署的卫兵捉去，做了为国牺牲的第二人。这是庚子年，国父二次革命的失败，事虽不成，可是全国民众的观念，已经起了特殊的变化。当第一次革命失败时，人们对于国父都认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热嘲冷骂，通国皆然。现在是不同了，他们非但不再谩骂，并且公开的代为扼腕，深惜其未能成功。相信革命思潮，已经普遍的流入民间，这是一种当然的收获，也是本党同志大可引以自慰的。
不但这样，同时还有许多的优秀分子，很诚恳地自动地来受革命的洗礼，并且前仆后继，再接再励地揭竿起义，像广东的胡汉民、洪全福、温生财、李纪堂、福建的林文、林尹民。湖南的黄克强、马福益、安徽的吴樾、伯文蔚，浙江的徐锡麟、陈英士、秋瑾、马宗汉、陈伯平，江苏的赵声、熊成基、洪承点都是的，可见民众倾向革命的心理，早又推进了一层。
当时，国父特往南洋一带去传播革命种子，所到之处，凡是有华侨的，莫不得到盛大的欢迎，这与过去若干年随处受到华侨冷淡的待遇，真有天渊之别。乙巳年重往欧洲，那时留学生已经很多，并且都是赞成革命的，因为他们多半是新由内地和日本去的，在最近的一二年，他们已经饱受革命思潮的陶冶，已渐渐的由言论进而为行动了。
于是，国父特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大旗高举起来，再度健全革命的组织，改兴中会为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开第一次大会于北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次大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次大会于巴黎，加盟者十余人，迨开第四次大会于东京，加盟者已多至五百余人了。
自同盟会成立，国父之心为之一慰，同时并坚定了革命事业，及身而成的信心。于是定立中华民国的名称，开会向众公布，命同志们各回本省去鼓吹革命，传播中华民族的思想，前后不到一年，已经得到上万的同志，各省支部，亦已先后成立。从此革合风潮弥漫全国,进步的迅速，确是国父始料所不及的。
清末的洪门英雄
前面所说的洪门支派义和团，是由洪门后五祖之一洪太岁后裔洪彪、洪虢，和他们女弟洪鸾，妹倩李来中等主持的，义和团的组织是革命的，他们鉴于过去洪杨的直接革命失败，就想出一个间接办法来，向清廷献策，谓我们有炮火不入的奇功，清廷对于洋人正在束手无法自然就接受了，团员对外的宣传是用佛教作掩护的，宗旨是为戒除烟酒，直到现在，各地流行的理门，就是义和团的变相。当时打的旗号是“扶清灭洋”，实际是“用夷制夷”，说得明白些，就是借洋人来打倒清室，他们闹着每天杀洋人烧教堂，闯祸的号炮由此放出，引 得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打到了北京，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不辞而别，同到山西太行山息影去了。
充分糊涂蒙尘在外的西太后，这才感到上了他们的大当，一方自动地宣布毓贤、刚毅、李秉衡、赵舒翘、董福祥、载漪、载勋七人为误国祸首，除李秉衡、刚毅已死不计外，毓贤与赵舒翘一律斩首，董福祥革职发往军台，载漪、载勋革爵，永远监禁。一方派李鸿章和荣禄，弈劻走赛金花——就是著名的状元夫人傅彩云，这时在平为娼，和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很要好的——的门路，去和瓦德西议和，议定十二条辱国条件：
一、戕害德使一事，由清廷特派亲王赴德谢罪。
二、严惩肇祸诸人。
三、戕害日书记事，由清廷优予荣恤，并向日政府谢罪。
四、被发掘之外人坟墓，须为封植建碑。
五、军火及军火材料，不准运入中国。
六、赔偿外人及为外人执事的华人身家财产的损失。
七、各国得经常驻兵保护使馆。
八、由北京至海边留出交通大道，大沽炮台一律拆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