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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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白说》作者：白岩松　

文案：

《白说》是央视资深新闻人白岩松继《幸福了吗》《痛并快乐着》之后的全新作品，一部“自传”式的心灵履历。通过近年来于各个场合与公众的深入交流，以平等自由的态度，分享其世界观和价值观。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年，涵盖时政、教育、改革、音乐、阅读、人生等多个领域，温暖发声，理性执言。

在有权保持沉默的年纪拒绝沉默，为依然热血有梦的人们敲鼓拨弦。尽管“说话不是件好玩的事儿”，依然向往“说出一个更好点儿的未来”，就算“说了白说”，可是“不说，白不说”。

说话不是件好玩的事儿（代序）

白岩松/文

我姓白，所以这本书叫《白说》。其实，不管我姓什么，这本书都该叫《白说》。

一

我没开过微博，也至今未上微信，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互联网上署名“白岩松”的言论越来越多。曾经有好玩的媒体拿出一些让我验真伪，竟有一半以上与我完全无关。

有人问：如此多的“不真”，为何不打假？我总是马上想起梁文道在一次饭局上，讲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

内地图书腰封上多有“梁文道推荐”的字眼，终有一天，一本完全不知晓的书也如此，文道兄忍不下去，拿起电话打向该书出版社：

“我是香港的梁文道……”

“啊，梁先生您好，我们很喜欢您，您有什么事儿吗？”

“你们出的书上有我的推荐，可我连这本书都不知道，如何推荐？”

“梁先生，不好意思，您可能不知道，内地叫梁文道的人很多……”

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回答，让梁文道像自己做了错事一样，只记得喃喃说了声“对不起”后就挂了电话，以后再也不敢这样打假。

我怎能确定内地没有很多人叫“白岩松”？更何况，完全不是我说的还好办，可有些“语录”头两句是我说的，后几句才彻底不是，让我自己都看着犹豫。

二

越完全不是我说的，越可能生猛刺激。于是，前些年，本台台长突然给我打电话：

“小白，那个微博是你发的吗？”

“台长，对不起，不是，而且我从没开过微博……”

“啊，那好那好。”

电话挂了，留下我在那里琢磨：如果这话是我说的，接下来的对话如何进行呢？

又一日，监察室来电话：“××那条微博是你说的吗？××部门来向台里问……”毫无疑问，正是在该微博中被讽刺的那个部门。

我回话：“不是，我没开过微博。”

又过一些日子，监察室又来电话，内容近似，我终于急了：“不是！麻烦让他们直接报警！”

可警察会接这样的报警吗？

三

二十年前，采访启功先生。

当时，琉璃厂多有署名“启功”的书法作品在卖，二三十块钱一幅。

我逗老爷子：“您常去琉璃厂吗？感觉怎样？”

老爷子门儿清，知道我卖的什么药：“真有写得好的，可惜，怎么不署自己的名儿啊？”

“怎么判断哪些真是您写的，哪些不是啊？”我问。

启功先生回答：“写得好的不是我的；写得不好的，可能还真是我的！”

老爷子走了有些年了，还真是时常想他，这样智慧又幽默的老先生，不多了。

书画造假，古已有之，老先生回应得漂亮。可言论“不真”，过去虽也有，但大张旗鼓公开传播，却还真是近些年的事儿。如启功先生活着，不知又会怎样乐呵呵地回应。

四

很多话不是我说的，可我总是要说很多话，因为这是我的职业。

不是我说的话，安到我头上，有麻烦也得替人担着；而真是我说的，常常麻烦也不少。

2008年，不能不与时俱进，台里终于开设新闻评论栏目《新闻1+1》，我成了被拿出来做实验的“小白鼠”，所谓“CCTV第一个新闻评论员”。当时，我预感到前路的坎坷，因此对媒体坦白：得罪人的时代正式开始了！

的确，做主持人风险小，各方点赞的多；而当了评论员，就不是喜鹊而是啄木鸟，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你动的都是别人的利益，说的都是让好多人不高兴的话，不得罪人不可能。但当时我豪迈：一个不得罪人的新闻人合格吗？

话说大了，路途有多艰难，自己和身边的人知道。连一位老领导都劝我：别当评论员了，回来做主持人吧！

我知道，这是对我好。但这条路不是我选择的，总有人要蹚着水向前走，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可问题是，这水怎么越来越深？常常连石头都摸不着，而岸，又在哪儿？

在屏幕上，这一说就是七年。不过我也真没想到，我还在说，《新闻1+1》，还在，活着。

五

《新闻1+1》刚开播不久，新闻中心内部刊物采访我，问：“做一个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素质是不是要有思想？”

我回答：“不是。做一个称职的新闻评论员，最重要的是勇气、敏锐和方向感。”我至今信奉它们，并用来约束自己。

说话，不是每天都有用，但每天都要用你在那儿说。直播，没有什么成型的稿子，只有框架，很多语言和提问总是要随时改变。这就是我的工作。某一年新闻中心内部颁奖，问到我的感受，我答：“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听到这句不太“高大上”甚至显得有些灰色的答谢词，年轻的同事有些不解。我解释：身在这里，还没走，守土有责；到点儿就撞钟，守时，可谓敬业；更重要的是，还得把日常的工作撞成自己与别人的信仰。这话不灰色，应当重新评估价值了！

守土有责，就是偶尔有机会，用新闻的力量让世界变得更好。而更多的时候，得像守夜人一样，努力让世界不变得更坏。后者，常被人忽略。

六

我用嘴活着，也自然活在别人嘴里。互联网时代更强化了这种概念，说话的风险明显加大。今天为你点赞，明天对你点杀，落差大到可以发电，你无处可躲。

话说错了，自然在劫难逃；话没错，也有相关的群体带着不满冲你过来。没办法，这个时代，误解传遍天下，理解寂静无声。即便你的整体节目本是为他们说话，但其中的一两句话没按他们期待的说，责难照样送上。后面跟过来责骂的人，大多连节目都没看过，看一两个网上的标题或一两条情绪化的微博就开始攻击。

想想也正常，谣言常常传遍天下，而辟谣也时常寂静无声。见多了也就想通了。有时误解扑面而来，是一小部分人要解气，而又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在围观解闷。可不管前者还是后者，当你认真解释时，没人细听，所以，解决就总是遥遥无期。

我还是选择理解。目前的中国，人群中的对立与撕裂愈演愈烈，作为一个新闻人，不能加重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面对误解甚至有时是曲解，也总得努力去理解。我很少辩解，原因是：你以为是理性沟通，可常常被当成娱乐新闻，又让大家解一回闷。而这，还真不是我的职能。

可不管怎样，还是要有底线，新闻有自身的规律，我必须去遵守捍卫它。另外，几年前我就说过，为说对的话认错、写检讨或停播节目，就是我辞职的时候。只不过，到现在，还没遇到这样荒唐的事情。

面对现实说话，你的困扰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而你唯一能做出的选择是：无论风怎样动，树静。

七

理性，是目前中国舆论场上最缺乏的东西，有理性，常识就不会缺席，但现在，理性还是奢侈品。也因此，中国舆论场上总是在争斗、抢夺、站队并解气解闷不解决。邓小平说过的“不争论”与胡锦涛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不折腾”，我极为认同。可想不争论与不折腾，都需要理性到位。

谁也跨越不了阶段，非理性是当下中国的现状，不是谁振臂一呼就可以一夜改变。可总要有人率先理性，我认为三部分人必须带头，那就是政府、媒体与知识分子。

政府与公众如果都非理性，很多群体性事件就无法避免，政府必须用公开、透明、民主、协商来率先理性。

知识分子在目前的中国，大多只是“公知”，很公共，却常常不够“知识分子”。其中很多人，与“理性”无法靠边，而这些人，又怎能列入到知识分子的群落中呢？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当下，更要有责任与远方。

当期待中的理性还不是现实的时候，媒体的理性就十分重要。但做一个理性的媒体人，也许就更有不过瘾的感觉。这边的人觉得你保守，那边的人觉得你激进，连你自己都时常感到克制得不易。可我们该清楚：如果追求的是过把瘾，之后呢？

八

人到中年，已有权保持沉默。不得罪人，少引发根本躲不开的争议，静静地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做一个守法的既得利益者，不挺好？

可总觉得哪块儿不太对劲儿。

面对青年学子或公众讲堂，又或者是机关单位，长篇大论的风险当然不小。更何况，这样的沟通，一来我从无稿子，总是信马由缰，自由多了，再加上水平不高，又习惯说说现实，就容易留下把柄；二来大多带公益性质，没什么回报还风险不小，图什么？

然而沉默，是件更有风险的事儿吧？这个开放的时代，谁的话也不能一言兴邦或一言丧邦，自己的声音不过是万千声音中的一种，希望能汇入推动与建设的力量中，为别的人生和我们的社会，起一点哪怕小小的作用。想想自己的成长，很多顿悟，常常来自坐在台下的聆听，今天有机会走到台上，也该是对当年台上人说“谢谢”的一种方式。

九

当年胡适在喧哗的时代，把范仲淹的八个字拿来给自己也给青年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很多年后读到它，认同。今天，我们依然不知道未来，可如果不多说说期待中的未来，就更不会知道。思考可能无用，话语也许无知，就当为依然热血有梦的人敲一两下鼓，拨三两声弦。更何况，说了也白说，但不说，白不说。

2015年8月 北京

岁月　活着不是非赢即输

幸福可以无限靠近，无法彻底到达

董桥诗意地说：“中年是一杯下午茶。”其实没那么浪漫，青春一去不返，死亡的影子依稀就在前方。

幸福像鞋，舒不舒服自己知道；又像“百分百”的黄金，可以无限靠近，无法彻底到达。

有一点紧张，不是因为人多，也不像中学刚毕业，要见各位应考官了，而是因为要面对一个不太懂的问题：幸福是什么？

不能因为之前出了一本书，书名里有“幸福”两个字，我就成了幸福专家。但不幸的是，在过去的时间里，不断有人跟我探讨与幸福有关的问题，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交流一下。

不是“懂”才可以交流吧？如果只有“懂”才可以交流，这个世界上99%的交流都消失了。正是因为不懂才交流，交流是懂的开始。

肚子不饿了，欲望更多了

为什么开始关注幸福？这问题挺难回答的。首先是因为我现在不饿了，在座的各位现在也不太饿了，下午两点，各位也刚吃过午餐，困劲儿上来了。

其实困劲儿上来也不错，啥都不用想了。麻烦的是有很多人吃饱了，还不困，就要想很多问题。就像范伟说的：“什么叫幸福啊？饿急了的时候，看谁手里有俩包子那就叫幸福；要是能给我吃，那就幸福死了。”

过去我们饿的时候，都是这么理解幸福的，然后就一路奔着饱去。终于有一天绝大多数人饱了，或者说不那么饿了，但是发现你的欲望更强了，想要拥有的东西更多了。所以不饿这事挺麻烦。

第二是我们向前走得太远了，把自己走蒙了：我到底要去哪儿啊？很多很多年前，当我们出发的时候，是要奔着幸福而去，走着走着感觉跟迷宫似的，到处都是岔路。曾经有一句话，我在书里也写过，是我的一个已经离世的老大哥说的：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我们很多人都是走得太远，已经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了。为名忙，为利忙，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忙。原本为了这些事情忙，是因为觉得它们跟幸福很近，可是后来把幸福都忘了。每天焦虑、烦躁、难过、憔悴，玩命地挣钱，却从来没有花钱的时间。

我们为什么不幸福？

可能正是这样的一些因素，我们不得不关注幸福。

为什么现在的日子，物质层面上好过了，却感觉不幸福了？这样问的人非常非常多，我也曾经很有感触。

1997年底，我买了这辈子的第一辆车。我们《东方之子》栏目组在门头沟一带开会，我抽不开身，请组里一个老大哥去帮我把车提回来。车开回来后我很兴奋，吃完晚饭，荒郊野岭连路灯都没有，我开车带大家出去兜风。那么小的富康，里面居然装下七个人。除了我开车以外，副驾驶坐俩，后座挤了四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天晚上感受到的幸福，不仅我，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今天看来超员违章了，但荒郊野岭中，幸福感更是“严重超载”。

后来我换过几辆车，价钱也越来越贵，但是非常抱歉，我再也找不到当初那个夜晚的幸福。

这是怎么了呢？后来我也看了一些书，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幸福需要三个层面的因素，物质、情感和精神。我又将它引申了一下：物质是基础，情感是依靠，精神是支柱。

如果没有物质基础，情感和精神也是脆弱的。为什么？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毫无疑问，吃饱了，穿暖了，对一个人的幸福来说太重要了。

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拥有了物质基础就会幸福，忽略了情感和精神的作用。后来发现它只是个基础，如果情感和精神上有所欠缺，依然不会幸福。

花钱买得来房子，买不来家吧？花钱买得来男人和女人，买不来爱情吧？花钱买得来书，买不来文化吧？

昨天我走了一回好多年没有走过的隆福寺大街，钻进那里的中国书店，看到一本很老的旧书，叫《筒子楼纪事》，是写当初北大那些住在筒子楼里的人。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感觉很温暖，因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筒子楼里有情感，有精神。

现今的我们，物质大踏步地向前走，在情感和精神方面，是否失去了很多呢？

男人的中年危机

第三个问题常被问到：幸福跟年龄有关系吗？我得说有。

如果我不到四十岁，不会费这么大劲去思考幸福的问题。但不幸的是，国外做过一个调查，人生的幸福指数在中年最低；更不幸的是，我今年四十三，还不到最低点，最低点是四十五左右。

调查结果呈U型曲线，过了中年的谷底，幸福指数在老年时又会回升，最幸福的就是童年和老年。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说“老小孩”，老人和小孩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就让我更加不惧怕年老，渴望年老。

但我现在仍然处在不幸的中年。中国的男人很惨，没有宗教作依托，又没有一个外在的所谓“更年期”，只有独自悄悄地“中年危机”了。

我没见过几个中国的中年男人，会沟通关于中年危机的问题，但谁都经历过吧。中年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董桥可以诗意地说，“中年是一杯下午茶”，其实没这么浪漫。

过去从来不会去想人生终点的问题，到了中年就不得不思考了，青春一去不返，前方依稀看得到死亡的影子。我今年四十三，我不太相信自己能活到八十六，估计八十五吧，那也就是说，我的前半辈子已经比后半辈子长了。

中国人忌讳谈论生死，但人生是一条单行线，谁都无法阻拦，不思考死亡的问题便不会活得好。外国先人很聪明，早就说过“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真把它参透了，道破了，你活得才好呢。

我在书里引用过梁漱溟老先生的话，人一辈子总要思考三个问题，按顺序，不能错。

先要考虑人和物之间的关系，所谓三十而立。然后要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到中年错综复杂，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友，为人上级，为人下级，等等。接下来不可避免地，要考虑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我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活着有什么意义？

中年危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你会怀疑你曾经信奉的价值，不知道意义在哪里，所以要去思考，要去纠缠。也正是在这种思考和纠缠当中，聪明的人能够看明白一些事情，然后突破那层窗户纸，获得一种更大的自由和解放，离幸福更近一点。

幸福和别人有关吗？

接下来一个常问的问题：幸福是自己的事，还是跟别人有关系？

如果我今天在这儿讲话，在座各位有的玩手机，有的聊天，一会儿走了一半，你觉得我会幸福吗？你们也一样，如果今天下午怀着去动物园看猴儿的心情，来这里看我，见到了活的，又觉得某些话讲得还有点道理，算是额外收获，还不收门票，你也能找到一点幸福感。

也有可能，你出家门的时候很幸福，很开心。可是随后，买早点排队有人加塞儿；过马路周围的人都闯红灯，让你进退两难；去银行取钱，营业员耷拉着脸，给你不少冷遇……你觉得你会幸福吗？

也有可能，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使你拥有了某种幸福的感觉，哪怕你是“受害”的一方。公共汽车上被人家踩了一下脚，本来很恼怒，没想到对方非常诚恳地向你道歉，那一瞬间你很温暖。你的东西掉地上了，旁边的人捡起来递到你手上，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很有爱。

幸福当然跟别人有关系，这就是问题所在，也是我们当下经常不幸福的由来。物质是基础，可以依靠自己去创造，情感却不仅仅是自己的事，和父母家人有关，和身边每个人有关。

幸福和国家有关吗？

幸福是个人的事还是国家的事？

有些调查数据显得很个人化，比如财富、物质、情感等，也有很多跟周围的大环境有关系。比如一个廉洁、高效的行政系统，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环境，都会让我们感觉很幸福。所以，幸福怎么能跟国家没有关系呢？

那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出现了“尊严”二字，当晚我在《新闻1+1》的直播里说：“我终于看到了这个字眼，这是一个比让中国成为GDP世界第一还要难以实现的目标，但它毕竟已经出发了。”

“尊严”是我看到的最富有诗意的政治语言。国家既然确立了这样的目标，接下来就还会思考很多问题，比如，到底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如果只有奥运、亚运、世博才算大事，老百姓的事都是小事，那就麻烦了。

北京奥运会结束的第二天，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该到了把每一件小事当大事的时候，也该到了把每一个中国人的福祉当成最大目标的时候。”

不能因为奥运会来到北京、世博会来到上海、亚运会来到广州，我们就要牺牲自己所有的喜怒哀乐，甚至批评的权利和不满意的权利。

广州亚运已经体现出很大的进步，一路都是“骂骂咧咧”过来的：老百姓抱怨亚运扰民，官员也会出面道歉。我甚至认为将来，如果中国哪个城市再要申办奥运会，支持率只有70%，不意味着退步，反而意味着进步。

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全国人民支持率是97%。倒也不意味着咱们装假，而是那时我们还把幸福寄托在某种成就感和荣誉感上。我们还把个人的幸福跟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个百年未圆的梦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个瘾一定得过。

就好像中国人非得过足了开车的瘾，才会重新回归骑车和步行；非得把乱七八糟的情感都体验一遍，才重新体会到家庭的可爱。

幸福和信仰有关吗？

我的上一本书前言叫《幸福在哪里》，后记叫《明天，开始信仰》，我想幸福应该跟信仰有关吧。但我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声明，我所谓的信仰，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宗教—宗教也并不简单，但怕大家理解得简单。

中国人的宗教观是什么呢？人跟佛之间互惠互利。大家都有很强的功利心，进到寺庙里，啥事？想生孩子，找观音。啥事？身体不太好，药王殿。啥事？缺钱，财神爷。

有信仰的最大好处是什么？有敬，有畏。当你的内心里上有天、下有地的时候，你很踏实，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事。

有人问，白岩松你信什么？我说，我信一些大的词汇，比如忠诚、友情、勤奋、家庭……就职业而言，我相信新闻有助于这个社会一天比一天好，如果哪一天我不信了，也就不再做新闻了。

全世界没信仰的人只有十一二亿，大部分都在中国。中国人里有信仰的，一亿多人信着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还有一亿多信共产主义，剩下的就只信人民币了。如果大家都用一种方法信人民币还好，那叫人民币教，没有，各有各的信法。于是就乱了，乱的不止是方寸。

爱国是爱牛肉面

接着还有人问，怎么才能幸福啊？对不起，我也没招儿。

我一直认为，幸福像鞋，舒不舒服您自己知道。甭管多大的名牌，您穿着不合适，该硌脚一样硌脚。你妈做的面条，就是比饭店里一百多块钱的面条好吃。

一次我采访香港特首曾荫权，他讲起自己很多年前在美国留学，有夫人陪读，其实很幸福了。突然半夜爬起来，莫名其妙地对夫人说，此时此刻，愿意用一百美金换一碗咱们街口卖的那种云吞面。

我有一个《东方时空》的同事，在一篇文章里也写到类似的感受。出差很长时间从国外回来，下了飞机居然没先回家，而是直奔他最喜欢的那家牛肉拉面店，一大碗连汤带水吃下去，出了一身汗，这才觉得到家了。他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感慨：“所谓爱国，原来是爱我家门口的那碗牛肉面。”

以茶代酒，淡中得味

幸福在你心里，不需要外在标准的衡量。

曾经在飞机上看过一篇康洪雷的专访，被一个细节戳中泪点。康洪雷是我的内蒙老乡，当初当助理导演的时候，每天都要面对乱七八糟各种事。早上起床，总会有一番挣扎，然后对自己说，你康洪雷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你打算怎么过？说完之后冲出屋子干活去。

看到这儿我热泪盈眶，把杂志合上了，到现在也没看到后半段写的什么。

人生中得意和失意都只占5%，剩下的90%是平淡。你能不能把那90%的平淡过得不那么平淡？不太容易，尤其年轻的时候更不容易。

我观察我的儿子，他不太爱喝白开水，也不太喝茶，爱喝各种饮料，甜的，刺激的。因为人生淡，年轻的时候味道少，他需要用更强烈的味道，去给自己一种触碰。

而我现在爱喝的都是淡的东西，白开水、绿茶、普洱茶。过去愿意喝肉汤，现在愿意喝好的青菜炖了很久之后的汤。小时候觉得这个没味，现在才知道真叫鲜，淡中得味。这是岁月给的。

无限靠近但无法抵达

很多人说，听说你出了一本书，叫《你幸福了吗？》，我说没有“你”。为什么没有“你”呢？因为我首先是在问自己。

此外，问号不意味着答案，但提问是回答的开始。通过这个问号，我起码在一步一步靠近答案。

有一天我们会到达幸福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百米比赛会有一条固定的终点线，即使你跑得慢，十几秒、二十几秒也到了，总能撞线。

但幸福没有终点线。有的人刚跑不久就到了，有的人跑很久也没到。我曾在一本大学校刊的封面上看到一句话：“也许我们喜欢的不是成熟，而是走向成熟的过程。”同样，也许我们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追求幸福的过程。

你听说过百分之百的黄金吗？没有，99%，99.9%，99.99%，99.999%……

幸福就像“百分之百”的黄金，没有绝对的抵达，但可以无限靠近。

2011年 北京时尚廊书店

作者说明

本书正文，均来自作者近年在不同场合的讲座。为读者阅读方便，作者对内容进行了更符合文章规范的删改处理，并尽量去除不同讲座中的相似内容，以免雷同。

在成书过程中，作者为每篇文章都撰写了“自己的读后感”，以求补充更多新的想法并提供更好的阅读节奏。

特此说明。

自己的读后感

我有个“东西联大”，每届学生都带两年，最后一堂课是在我的家里上。

这一天的课主要是讲趣味，但先从“静”开始。

我为他们泡功夫茶喝，可有一个条件：三十分钟，谁也不许说话。

安静中，茶的滋味慢慢浮现出来。安静中，远处的鸟叫与屋里钟表的嘀嗒声慢慢清晰起来。我相信，这些声响与滋味，在年轻的岁月中，常常是被忽略的。

三十分钟到了，最初反而没谁想立即说话。也许，他们感受到了“静”的滋味。我相信，无论谁，不平静，都不会幸福。

接下来，讲“趣味”。其中一个重点，是讲古典音乐。也许不会立即进入，但人生总有一个时刻，那些旋律会安静地等待他们，或抚慰或激励。其实，人生只要拥有很多趣味，听音乐、喝茶、美食、收藏、阅读、喝酒、有好朋友聊天……前路平坦或坎坷，就都没太大关系。可人生如果干巴巴地没有趣味，将来的路让人担心。

学生毕业时，我会每人送他们一套《传家》，那里，有中国人的日子与趣味。在扉页，我写两行字：人生如茶须慢品，岁月似歌要静听。

做点无用的事儿

手机阻止了无聊，也阻止了无聊所能够带来的好处。就算中国人有那闲工夫，像牛顿一样躺在苹果树下并被苹果砸中，第一反应也肯定是：把它吃了。

普京送的手机与法国人的度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在2014年11月的APEC会议上，普京送给总书记一部手机。这部手机，我看过细节之后发现，只有俄罗斯能做，中国做不了。是因为高科技吗？不是。这个手机是两面屏幕，一面跟咱们的普通手机一样，另一面跟Kindle一样，电子墨屏幕。

我为什么说中国做不了？俄罗斯的人均阅读量在全世界排名是很靠前的，脑海中才能诞生这样一个手机的创意。而我们如果设计两个屏幕的手机，一定只是为了让它更加便利，更加色彩斑斓。

去年8月，我去法国巴黎，发现巴黎人民非常可爱，他们都去度假了，把整个城市留给了来旅游的中国人民。大家知道，法国人一直像捍卫生命一样捍卫这一个月的度假时间。

关于法国人对度假的态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位中方高级官员说了一番话，给我的触动非常深。他说，中国人往往会觉得法国人太“懒”，一到夏天钱都不挣全跑了，都去度假。但是法国人是怎么去面对、思考、解读这一个月呢？

在全世界，如果论创造力，法国是最好之一。有多少法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还有法国的电影—我自己就是法国电影的狂热爱好者，在我最喜欢的三部电影当中，就有一部是法国的，它们很少让我失望。法国人认为，法国之所以有创造力，跟夏天的休假紧密相关。每年，都有这样一个月，去到一个能保证安静的地方，给自己发呆的时间，回到自己的内心，让自己了解生命。一定要休息，宁可少挣点钱，背后是一种对生命更透彻的理解。

生命不只是使用，还需要奖励。而我们对生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的口号是“活到老，学到老”，其实往往是“活到老，挣到老”，赚钱永远没够。中国古人早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忙”，“忙”就是“心亡”。法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国度，跟他们经常要停下来面对自己、成为自己的朋友、与自己对话、与时空对话紧密相关。

于是我总结，创造力需要三个条件：有一定的闲钱，有一定的闲人，还有一定的闲时间。没有这三点，想有创造力，不可能的。

2013年是《东方时空》创办二十周年。它在1993年创办，为什么几年内就能成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新闻专题节目？那种创造力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就从这三个“有闲”来的：

首先，由于进行了改革，合适的人可以进来，不合适的人可以走，每一个栏目的人都会有一点富余。这种人力资源上的“有闲”就产生了强大的竞争力，同时每个人也面临着生存的压力，要更有创造力、干得更好。

第二，也是由于搞改革，制片人可以支配经费，干得好的人多给，干得不好的人少给。这是有一点闲钱。

第三，由于不是满员，同时还可以吸纳社会上的“大脑”，优秀的人云集在这里，就会有多余的时间和智慧。那几年，永远是前面有人在播节目，后面有人在研发新节目。所以，很多新节目都不是领导指定的，而是我们自发推动的。像《实话实说》这样的节目，领导没让做，可是大家做出来了，一看还不错。一个新的热点栏目就诞生了。

人们常说，四个苹果创造世界。第一个是亚当夏娃的苹果，与人类有关；第二个是牛顿的苹果，发现了万有引力；第三个是乔布斯的苹果；第四个就是中国的“小苹果”，帮着消耗了大妈们多余的精力，也是对社会的巨大贡献。

关于牛顿的苹果，我相信在此时此刻的中国，这样的传奇不会诞生。在一个“爱拼才会赢”的国度里，有几个人愿意有那个闲工夫躺到苹果树下去？好，即便有人躺到了苹果树下，被苹果砸完之后的反应也一定很“中国”。

第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抱怨。此时此刻的中国最大的特质是抱怨，我们可以到任何一家餐馆去听，小三在抱怨正房，领导在抱怨下属，下属在抱怨老板，老板在抱怨体制，体制内在抱怨体制外……反正所有人都在抱怨，因为大家都觉得责任是别人的，与自己无关。每个人都在抱怨中把自己给择出去了。其实，你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你进步了中国就进步了，但是中国人不会用这样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因此被苹果砸到的第一反应肯定是：骂骂咧咧的抱怨。

接下来的可能就是立即给吃了，这是非常“中国”的处理方式。人家说假如一个外星人掉入地球—掉到其他国家命运可能相同，掉入中国会有不同的命运—要看掉入哪个省。如果掉到陕西，就会把它埋上，一百年后再挖出来；如果掉到浙江义乌，就制造一批模型；如果掉到东北，训练训练上二人转舞台；如果掉到北京，“赶紧问下是什么级别，要不不好接待”；如果掉到广东，一般都是做汤喝了。这是外星人，换成苹果，掉到哪个省都是给吃了。

要么抱怨，要么吃了，好不容易有个替代牛顿的机会，就这么被现代中国人舍弃了。只有钱才有吸引力，哪有与人类有关的万有引力？所以我们会有我们此时的特征。

无人处的好风景与无聊时的创造力

1999年国庆，我在厦门，带着老婆孩子，孩子还很小。我们喝茶喝到晚上十点半，被临时通知“全走，所有的茶室要改成宾馆让人睡觉”。因为这是全中国第一个“黄金周”，厦门没想到游客如此地“海量”。等我们回到宾馆，也看到大堂里全是人，在等床位。

第二天去鼓浪屿，噩梦一般的旅程，但是，到了鼓浪屿之后没几分钟，我就成了最幸福的人。一艘艘船在鼓浪屿停泊，游客下船，99.5%的人直奔日光岩。还有人问：鼓浪屿哪儿最有名？有人答：日光岩哪！我也带着家人跟着人流到了日光岩，一看人山人海，都快看不到日光岩了。大家排队照相，没人仔细看景。一来这儿最有名，二来接着还得赶下一个景点呢！而我们就势拐到了二百米之外的一条巷子里，却发现几乎一个人都没有。

那天从上午到下午，我们把鼓浪屿都逛了一遍，甚至还钻到一个什么洞里。最美的鼓浪屿在最火爆的黄金周是没人的，几乎只属于我们这一家人。但是，大量的游客仍然不断涌向日光岩。从此我到任何一个景点都不一定照相，因为生命很短，有照相的时间，不如用眼睛把风景留在记忆当中去感受，而不是当时不看，回家后再看照片。

所有传说中鼓浪屿最美的地方，比如钢琴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来，野猫从身边跑过，张三疯的奶茶……我全都听到了，看到了。这个时候要反过来去思考，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哪些问题？

我们总认为“闲逛”是没用的，我们讲究“直达”，工作、生活，都是功利地直奔目标，过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又有了智能手机，不要说闲逛，连无聊的机会都消失了。一闲下来，就拿起手机，看个微信，胡乱搜索点儿什么。

我前不久在杂志上看到一句话：“手机阻止了无聊，也阻止了无聊所能够带来的好处。”这句话很绕，但是当我想明白，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无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创造的重要母体。没有了无聊，无聊之中所诞生的某些千奇百怪的、天马行空的创意也就都消失了，甚至“无聊”本身也消失了。

无用的事与看似无用的文字

中国人不做无用的事。然而什么是无用的事？什么是有用的事？

与升官有关的，与发财有关的，与出名有关的，都算“有用”的。比如在高等学府里，现在的学子提的问题跟过去不一样，都有指向性和目的性，功利性极强：“我该怎么办？”“应该怎么选择？”“你直接告诉我一个答案？”

我每次都回答，我不是卖大力丸的，治不了“急”病，只能说一些“慢道理”。但是现在的人觉得慢道理不叫道理，你必须给我开一剂药，吞下去立马要见效的。我估计只有一种药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是剧毒的毒药。你只要吃下去，保证两分钟后啥事儿都没有了，你吃吗？所以，有用的药恐怕都需要时间。

现在中国人很有意思，见面递名片、收名片。回到家一看，这哥们儿没用，撕了；这哥们儿有用，留着。就在你把“没用”的名片一张张撕掉的过程中，你可能也就错过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人，留下的全是“有用”的。

我们该怎么重新去理解无用之大用？

今天下午有个小伙子跟我聊，说他自己特倒霉，本来报了某学院某专业，后来被调剂到了汉语言文学专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文系，学它有啥用啊？我给他四条出路：第一，复读，但现在已经12月了，时间上可能有点来不及，自己考虑清楚；第二，学校内部可以转系，试试；第三，大学本科更多是思维方式的培养，先学着，将来考研时再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专业；第四，有时候“先结婚后恋爱”也未尝不可，而且非常重要，试着让自己爱上它……

我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汉字的喜爱是在增长的。好多人说，这年头谁还读诗啊，我就要告诉他们，诗歌里浓缩了最精华的中文。要知道，中文是可以一再被重新“发明”的。怎么讲？常用汉字只有几千个，但是每当你要落笔成文时，总会承载着或主动或被动的重新发明汉字的可能。

厦门的诗人舒婷，很多年前路过神女峰，写下“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两行诗，有哪个字你不认识吗？没有。但是她把我们都很熟悉的汉字重新组合在一起，就诞生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意境，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诗歌里就存在着这些看似无用、但每天都在重新生长的中文的无限可能。

海子写过“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这是海子最伟大的一句情诗，依然是大白话，但是它有我们最凝练的情感。当一个民族持续二十多年都不读诗，甚至厌恶诗，把诗歌边缘化，你就知道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世界上昂贵的东西，往往是“无用”的，比如戒指。戒指有什么用？没用，但它非常贵。顶针有用，跟戒指长得差不多，却廉价得多。又比如服装，服装有什么用？保暖和遮羞。如果仅仅为了保暖和遮羞，随便去个小商品市场，一百元一身拿下。但是很多女士的一身服饰，一万元都拿不下，另外那九千九百元花在哪儿了？花在没有任何实际功能的用途上：牌子、感觉、样式。

所以，你去研究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看看是有用的贵还是无用的贵？

曾经有一次讲起这个事情，陈丹青很认同我的看法。陈丹青他们干的这活儿有什么用？画家有什么用？诗人有什么用？没用啊。前些年我去了浙江富阳，也就是著名的《富春山居图》的富春，在那儿详细了解了黄公望的故事。老爷子在迟暮之年，用了六七年的时间画完这幅画，送给一位名叫“无用”的僧人。一个寂寞文人感叹自己无用，恰恰遇到一个叫“无用”的僧人，俩人还挺投缘。几百年过去了，当年那些“有用”的达官贵人不知哪里去了，而这幅无用之人画的无用之画可是真有用，成了这个城市招商引资的最大名片，甚至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都谈到了这幅《富春山居图》。它有用吗？没用。可是它真没用吗？

有很多人问我，哪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每个人都想得到一个功利性的结果，“影响最大”的一定最有用。但我觉得，除了新华字典，所有读过的书都像是不断汇入江河的涓涓细流，帮助你慢慢地成长，变得壮阔、深远。你怎么知道是哪条汇入的溪流让黄河成为黄河，让长江成为长江？同样，我这一路上从书中汲取了这么多营养，无法界定到底是哪本书塑造了我。

也有学生跟我沟通关于读书的想法，提出很多类似“我喜欢读书，但我的很多同学都爱看美剧，我是不是需要坚持”这样的问题。其实炫耀读过多少书和炫富没什么区别，都挺招人讨厌的。另外，当你开始用“坚持”这样的字眼去描述读书时，已经坏了。

读书是一种乐趣。最重要的是，能够带来乐趣的，是读书本身，而不是读书以后的结果。

现在国内的书店，最显著的位置一定是这样几类书：与考试有关的，与养生有关的，以及所谓的“畅销书”。这反映出当下人们最关心的内容，要过关，要长寿，要有谈资，怕被时代抛弃，其实全都具有某种功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