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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说（出书版）》作者：白岩松【完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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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运地经历了从1994年恢复关贸总协定，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全过程。面对加入世贸组织，我们曾有无数的担心、忧虑，但是当你走过第一个十年，并以此为节点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大多忧虑是没必要的。
比如汽车行业，最近三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汽车产量最大的国家—十年前谁能想得到？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该思考的是中国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到了启动新一轮改革的时候？毫无疑问，时候到了，然而一系列的矛盾都卡在这儿。
我举几个例子。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广东家长教育孩子经常这样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当公务员。”再看现在，公务员热成了什么样？很多腐败现象也正是从这里滋生出来。山西长治环保局，完全算不上“大衙门”，但一个家长为了帮女儿在这里谋个职位，要掏近十二万元行贿。这钱得多长时间才能挣回来？
可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从某些方面看，市场经济的改革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最有吸引力的并不是与市场经济紧密挂靠的部门。“国考”成了“天字第一号”，比高考竞争还激烈。
还有，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也拥有了第一个民营企业的党代表。我们强调私营、民营、集体、国有等企业一律平等。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做到了吗？
众多中小私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因为银行出于“避险”的考虑，不愿意给他们贷款。银行贷款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么琢磨的：给国企贷款出了问题，大家一起背黑锅；给民企贷款出了问题，就是个人的责任。可是在支撑就业方面的贡献，民营企业早已超过半壁江山。
很多年前，中央就制定政策，提出某些垄断行业可以更大范围地面向民营资本放开，但是实现不了。为什么？屁股决定脑袋，都在考虑地方利益、部门利益。
还有关于财政收入高度集中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样的做法是对的，集中财力干大事，支持农村、支持西部，包括建设一些落后的公共事业等。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要不要为地方回补？
中央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愈演愈烈，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那天“北京地王”出来，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发明了“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算”这句话。几乎全中国所有的城市，市政府都搬迁了，为什么？就是要把老地卖个高价，再让一块没有价值的新地，随着市委市政府的迁入而升值，政府就能多一些收入去干事。不要总认为这里都是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财政的倒逼。是谁逼着地方搞土地财政的？将来中央跟地方的分税要不要进行改革？
无数个改革的需求摆在面前，迫在眉睫。
还有更加敏感的问题：政治体制要不要改革？
也许到了要改革的地步，因为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需要理顺。“十八大”之后我们要思考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问题，我们的程序如何合理？
我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共产党的民主模式是什么？我非常愿意相信，有可能是党内竞争。或许未来五到十年，会有这样的试点：某个县委书记或县长，由三名共产党员同时竞争，走民主程序。中国的民主投票权一定从党员开始，然后再向党外扩展。所以我希望有更多愿意推动国家前行的人成为党员。
建党九十周年的时候，总书记讲话谈到几个“风险”，第一次提到这个词—懈怠。这话值得玩味，明显是有所指的。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大家都有些松弛了，前行的动力不足。
同样是在建党九十周年讲话中，还有一个重大转变。过去“发展”是第一要务，现在“稳定”和“发展”并列为第一要务、硬指标。围绕这些局面和细节，我们的确要想：改革一直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现在是不是只顾摸石头忘了过河？
对于发展改革委的朋友，光有理想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扛着所谓的理想大旗走在错误的方向上，比不走还糟糕。
2012年的中国：继续努力，并多些释怀
最后一个历史节点，就是此时此刻，2012年。
2012年，可以用很多“大事件”去定位。全世界的大领导都要换了。美国要换了，法国要换了，俄罗斯要换了，中国也要换了。
这一年，对媒体来说挑战很大，大家会下意识地说：“哎哟，换届之年得小心点儿。”可是，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你把对方当朋友，他就真的成为你的朋友；你把对方当敌人，他就真的成为你的敌人。”这句话适用于人与人相处、国与国相处，稍微改一改，也适用于人与年代的相处。“你把这一年当成改革年，改革就会推进；你把这一年当成停滞年，改革就会停滞。”
还有一句歌词，对我们这代人影响非常深远：“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年轻时认为，当然是“我们改变世界”了，要是被世界改变了岂不很悲剧？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回头再看走过的道路，才会发现事实的真相：我们改变了世界，世界也改变了我和你。
很多年前，龙永图告诉我：“谈判是双方妥协的艺术。”人生就是一场谈判，与梦想谈判，与时代谈判，与身体谈判，要懂得有所妥协。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的纯金，又有谁可以圆满地实现理想呢？进一步，再退半步吧。任何一个时代，所谓的终极目标，永远无法达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朋友也要明白，你殚精竭虑地付出一生的努力，时代的病状依然不会彻底消除。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问题。唐朝、宋朝、清朝都曾是盛世，但如果你能穿越回当时那些知识分子云集的酒馆，会发现他们也同样忧心忡忡。忧心忡忡是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
中国这列火车，我们希望它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但是别忘了，一定有人拦在车的前面把它往回推，也有人在侧面瞎推。更可气的是，还有相当多的人，坐在车顶上，事不关己。这是一个非常残酷但必须接受的现实。好，我们接受。但在接受的同时，确保自己是向前推动的人群中的一分子就好了。
2012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
自己的读后感
去发改委谈改革，还呼吁多推动改革，好多人听说后嘲笑我：胆儿挺大的啊？那是2012年1月份，十八大还有近一年才开，“改革”与“中国梦”还不是热词，有机会进发改委，当然要说说。
现在，这两个词已经大热，很欣慰，但也到时候该谈谈别的了。
2015年春节，我给朋友自创短信贺年，最后我对新一年的祈愿，用了三个“开”：开放、开明、开心。
当改革重新热起来，并向深水区挺进的时候，我发现“开放”二字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可别忘了，中国改革的起步，“改革开放”是不可分割的黄金组合，甚至从某种角度说，开放，正是改革的一部分。
今天再提开放，不仅是开国门建特区的问题，更在于心灵、头脑与思维意识的开放。这些年，中国进步很大，相当多的人自信起来，这是对的。但如果自信到自以为是、封闭及老子天下第一的状态，那就错了。
而开明是期待中国能真的自信，因此更包容更多元更让人有安全的自由感。如果很多人都是担心、顾虑，说言不由衷的话，那时代与个体又如何真正地开心呢？
只有更开放更开明，我们才会更开心。
留住乡愁，而不是想起故乡就发愁
“贼没文化，损失巨大。”那么一个民族呢？
“贼没文化，损失巨大”
我先编一个故事，不妨把主人公设定成冯骥才老师。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机还很值钱，冯老师家不但有电视机，还有很多字画和文物。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冯老师：“您家四门大开，好像被人偷了。”冯老师说：“惨了，我的字画！我的文物啊！”可是等冯老师赶回家中，惊讶地发现，小偷把电视机和录像机都搬走了，字画和文物一样也没动。
冯老师对赶到的警察说：“给你一千元钱，抓到小偷的时候替我谢谢他。”因为小偷拿走的那些东西都没字画和文物值钱。
警察走了，冯老师坐在沙发上说了这样一句话：“贼没文化，损失巨大。”
好了，贼没文化损失巨大，那么一个民族要是没文化或者不弘扬文化，该有多大的损失呢？
文化就是民族的故事
柏拉图说过这样一句话：“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我一直在想，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世界上的各个民族，什么才是那个民族的故事？是文化。
有人或许会说：“不，我们有GDP，我们有钱，我们有高楼。”但如果把一个民族比喻成一个人，GDP、钱和高楼是这个人身上的外套和脸上的气色。气色好当然好，但是骨子里没有文化，脑子里没有思想，不管外套穿什么名牌，你都不可能成为名牌。
一个民族若有故事，可以解决这三个问号：因何而著名？因何而流传？因何而有用？
我从第一个问号讲起。
前几天我去了德国的莱比锡。莱比锡有博览会，还有保时捷的生产基地。但是到了那里没有人向我们提这些，他们首先提的是巴赫。巴赫在那里生活过二十多年，瓦格纳在那里出生，门德尔松在那里出任乐团指挥，并创建了莱比锡音乐学院……每个人都对这一切如数家珍。莱比锡的街道上有许多金属做成的音符，那是地面的路标，指引你通往一个又一个故居。
见到莱比锡市长的时候，他极其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这座城市因巴赫而闻名。我们问市长：“莱比锡将来要打造成德国东部的著名城市吗？”市长回答：“一个拥有巴赫的城市，怎么能只满足于成为德国东部的著名城市呢？我们要成为国际著名的城市。”他们的底气源于巴赫在那里生活过。
第二个问号：因何而流传？
我去浙江南浔古镇时，当地人自然领我们去了藏书楼。在藏书楼，讲解员是这样介绍的：“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你们看，这家第三代就出了个文化人。”我一听特郁闷。
第三代这个文化人要开始败家了。他爱书成痴，把前两代积累的巨大财富全买成了书，一共有十七万册孤本、善本，建成这座藏书楼。现在，这座藏书楼是南浔最著名的古迹之一，也是浙江图书馆的分馆。周恩来总理在解放南浔之前专门有一个批示，告诉解放军这里有座藏书楼，不许炮火轰击，要保护。
即将离开藏书楼时，我们说，幸好第三代是个“败家子”，把祖辈积攒的金钱都“败”成了文化，让这个家族因此流芳百世。
因何而有用？大家都知道《富春山居图》。
几百年前，在富阳郊区的深山老林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开始画《富春山居图》。我相信那个朝代的“城里人”也都在忙着做些“有用”的事，赚名赚利，歌舞升平。而这位老人，独自在山林中守着孤寂作画。
几年之后，作品完成了。他自己大概也觉得“无用”，便将它送给一位名叫“无用”的僧人，该画因此得名“无用师卷”。
几百年过去了，那些功名富贵都已烟消云散，一幅“无用”的画，却为这座古城带来了扎扎实实的声名和利益。这就是文化的“无用之有用”。
在作品里知道，这就是中国
我们这一两代中国人，是没有“故乡”和“故居”的，一直都在迁徙。
也许能看到父亲领着儿子指着广场上的地砖说：“你爸当年就住这儿。”1994年，冯骥才老师为了保护天津要拆的街巷，组织一百多位摄影师去拍照。最后房子拆了，艺术家把它们留在了无声的作品里。
还有韩美林老师和其他很多艺术家，他们也在为我们保留过去的故乡，创造未来的故乡。真的，很多年后，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当你看到这本书或那幅画的时候，你会知道这是中国，你走不丢的。
多年前有一位中国的文化人，离开了祖国，认为自己从此将成为一棵没有根的树。几个月之后，他走进国外的一家图书馆，在馆藏的典籍中看到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在那个昏黄的充满旧书气息的空间里他号啕痛哭。他突然感到安全了，自由了。这不就是中国吗？自己没有离开它呀。
因此，哪怕我们失去家园或远离故土，依然会在艺术家的作品里知道，这就是中国。
2013年“韩美林日”艺术论坛暨《解放日报》第62届文化讲坛
文章一开始讲的故事，事后与在现场的冯骥才先生核实，基本属实。“贼没文化，损失巨大”，这句话是我编的，但该是大冯的心声不假。
其实，类似这样的故事哪用虚构，现实中的例子大把大把。把有历史的房子拆了，盖成金碧辉煌的样子，一副土豪气象。这样的事儿哪个城市没有？
当然，不只这个时代，我们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现在的收藏大家马未都当初与我们一样，也是个码字的媒体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带上当时最流行的电镀折叠椅子，在北京西四等地信托商店或家具门市外面，等那些拿红木或更珍贵老家具来的主儿。上前商量着用电镀椅子换老家具，十有八九乐呵呵地同意。转眼二三十年过去，电镀椅子都锈了扔了，而换来的老家具则进了马未都自己建好的博物馆，展览着，拿啥都不换。
因为我们这样的人太多，马未都该成为一个大收藏家。不用说谢了。
再不好好重视文化，我们将来拿什么回忆，拿什么找到家？
在这个没有故乡也少了故居的时代里，如果再没了记忆，未来还有什么意义？也许将来都会像二十多年前，北岛流浪时所说：“我对着镜子说中文。”隔了一会儿，北岛又说：“祖国是一种乡音。”
打造一副让世界喜欢的面孔
日本曾把“哆啦A梦”选作“国民大使”，中国也有这样的大使吗？
恰恰是最朴实的农村老太太，言谈举止中还保留着老祖宗的DNA。
平视
2009年3、4月份，我去拍《岩松看美国》，和十几年前去美国相比，明显感受到一些内心的变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国人员要严格管理，还有一些特殊待遇。比如，国家会发一笔置装费，让你置办一身还不错的行头，给咱们社会主义中国争面子。于是，无论你去好莱坞还是迪斯尼，只要看见十几个人全穿着统一的西装，基本上就是中国人。
那笔置装费也体现了咱们跟世界之间的关系。从心态上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对“外国”都怀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有好奇，有仰视，有自卑。我第一次去美国也是，满大街的车都不认识，看哪儿都新鲜。
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2009年春天这一次去美国，刚下飞机，从机场出来，我说先别去宾馆，去华尔街看一下。结果到了华尔街，就看到美国的两个废墟。一个是看得见的，“9·11”双子大厦的废墟，就在华尔街前面几百米，不知什么原因，重建工程也处于停工状态，让人触目惊心。当你一转身走进华尔街，又有另一个肉眼看不到的废墟—金融危机。当时华尔街也在维修，路面上堆着各种建材，它的确是需要维修的，从有形到无形。
眼前这一切，突然就会使你的心态发生很大的变化。短短十几年过去，中国人已经不用再仰视美国了。
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平视美国”。不仅仅对美国要平视，面对整个世界都要平视。
平视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不仰视，如今做到不难。第二层是不俯视，没必要因为中国GDP增长就沾沾自喜。我常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优点，哪怕只有一个，您都先虚心地把它学来再说—这个也不容易。
日本是个忧患型国家，只要受到一点威胁就全民反思、全民警醒。中国却是乐天派民族，日子刚好点儿就开始莺歌燕舞，欢呼雀跃。有时候还会慈悲心泛滥，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人看美国，恨不得帮点儿是点儿：哎哟，看他们可怜的……再加上G2概念满天飞，咱们更找不着北了，真觉得中国和美国应该联手营救全世界。但这是真的吗？
脱敏
面对世界先学会平视，平视之后才有平和。
平和体现在哪儿呢？也分几个层面，先是脱敏。“脱敏”这个词用于政治领域，可能是我发明的，最早写在《南方周末》上。
举一个例子，当我九十年代第一次出国，脑海中会有很多纠结：方便面带还是不带？榨菜带还是不带？万一外国人挤对中国，该怎么说？第一次去台湾就更麻烦，涉及很多敏感的政治问题，一路都在琢磨：遇到国民党党员怎么办？那时候哪能想到国民党一转眼变成共产党最铁的哥们儿了，“青天白日”还等同于青面獠牙呢。更没敢想遇见民进党党员怎么办。
结果却很戏剧，离开台湾前一天，围在一桌吃饭的人，各党派都聚齐了：国民党、亲民党、新党、民进党……其中国民党党员就是邓丽君的哥哥。最后，所有的党都站在我党这一边，跟民进党那哥们儿干起来了。我说干起来可不是打架啊，而是喝酒。后果当然很惨烈。
经历了这样一个“脱敏”的过程，你就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交往比想象中容易得多。当你能够将心比心去考虑他人的情感和感受，肤色、民族、党派上的差异都没那么可怕。
从人性角度说，人与人80%都是彼此相通的，所以我们都会被柴可夫斯基、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吸引，都会为迈克尔·杰克逊的离世感到悲伤。剩下20%的不同，可能是意识形态、受教育程度、价值观等，在交往中也都能找到解决的途径。
镜子
除了“平视”和“脱敏”，第三个关键词是“镜子”。看日本，看美国，看香港，看台湾，归根结底是为了看自己。
在日本、美国和欧洲，你会看到人们的眼神越来越单纯，商店关门越来越早，高楼大厦越来越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严重空气污染经过治理，蓝天白云正在回归。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正在重蹈他们当年的覆辙，空气被污染，水被污染，眼睛和心灵被污染。他们的简单，无论人际交往还是生活方式，会让复杂惯了的我们感到无所适从。
这是一个必然的经历。从世界这面镜子里，能看到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软实力
近三十年来，中国在文化输出方面是严重逆差，进口太多，出口太少。这就说到了最关键的关键词：大国。
什么叫大国？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中，不能仅仅依靠硬实力，硬实力有时候还会产生反作用力。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里，中国GDP排名靠前的事实不会改变，从硬件角度来说我们足以自豪。那么豪华的饭店，那么宽的马路，那么多一模一样的机场，走遍世界也几乎找不到。
但是从软件的角度呢？
在东京最繁华的地段，红灯一亮没人横穿马路，绿灯一亮快速通过，想见到排队加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在德国开车是不限速的，时速超过200公里也OK，但我几乎没见过有人不打转向灯突然别车、辅路进主路不减速的。
美国的校车拥有机动车中最好的质量，最高的安全标准，是每个学生都能享受的福利，由政府出资运营了将近一百年。
国家的软实力，体现在一个又一个细节上，有价值的输出、理性的情怀，也有制度的人性化，民众的素养。也许中国的GDP二十年内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但要做到这些细节，起码还得五十年。
君子和而不同
最近一百年，请问中国在人类的价值观方面贡献了什么？只贡献了半个“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什么是半个？因为是跟印度等国一起发明的。而且它不是针对全世界，主要针对第三世界国家。此外，中国对整个人类的进步，尤其在政治框架和制度设计方面，没有太多贡献，很残酷，但这是事实。
这几年，中国开始提出“和谐世界”这个概念，大家有时候不去关心这些，觉得不过是一个口号。其实没那么简单，这是中国开始尝试为人类的发展寻找模式。这个概念应的是中国一句老话“君子和而不同”—君子之交，和睦相处，但各自保留不同之处，千万别成小人之交，因为“小人同而不和”，表面上都相同，但骨子里钩心斗角，不和睦。“君子之交”从根儿上说有戏，但实现起来需要过程。
第一，你自己是不是这样做的？你能不能让别人相信你会这样做？这就扯到另一个话题，弱国怎么震慑强国？首先你有致人于死地的武器，其次你说你敢用，再次别人真的相信你敢用。这就是毛泽东时代别人不敢小看你的重要原因。
如今在价值观输出方面你仍然可以套用这个逻辑。你有没有一个靠谱的理念？有没有努力推广并自我践行？别人愿不愿意接受？三个答案都是肯定的，才能在文化上碰撞出结果。
第二，文化传播要走民间通道，采取国家和政治之外的模式。如果你有机会代表中国走出去，政治在骨子里，不要显化在生活中，让人家不知道拿你当朋友还是当间谍。
一旦走出去，要讲究“民间外交”，但别真像外交官一样义正词严，一二三四陈述方针政策。您更多还得用人文的方式去跟世界交流。要相信共同的情怀、非政治化的解读、超越国籍的同理心，反而会得到润物细无声的结果。
中国的“哆啦A梦”呢？
“形象”二字，已经成为中国很重要的目标。目前我们需要两张面孔，一张是实力派，一张是亲和派。
实力派要排第一，没钱谁跟你玩？你以为人家喜欢中国，喜欢中国人民，其实人家喜欢的是中国人民币。反过来，当中国人民币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时候，中国人民和中国也会招人喜欢。拥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别人就愿意跟你相处。拥有足够的外交影响力，就可以拥有话语权。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亲和的面孔。中国有自己的梦想，不会永远韬光养晦，不会永远把脑袋埋在沙子里。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东方睡狮，醒了以后了不得。现在咱们真的醒了，少不了让人畏惧。
然后中国总跟别人解释，我绝不威胁你，不欺负你。但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会发现你的解释其实缺少说服力。一个天天说自己不吃人的狮子，谁信哪？你用什么方法证明能吃人的狮子的确不吃人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展现出另外一张面孔，可亲可敬可爱，我们现在非常欠缺。
国外有个调查，让我们很尴尬。你知道全世界的国家形象中，谁排第一吗？日本或加拿大。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游客虽然在很多国家都不受待见，好歹没排倒数第一。我们常常排在中间部分，比美国好一些。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打造一张亲和的面孔就是艰巨而漫长的任务，在座的每一位，都肩负着这样的职责。有些事不妨向日本学学。
曾有一个相当于日本外交部副部长的人跟我聊天，说想选“哆啦A梦”作为日本的“国民大使”，为什么？世界各国的人可能语言不通，但一个印在T恤上的“哆啦A梦”就是共同的语言。
这话让我听了真是羡慕嫉妒恨啊。可是再恨日本人，你会恨“哆啦A梦”吗？中国也能有这样的“亲善大使”吗？
当然，孔子学院可以是这样的亲善大使，输出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给人家讲我们的儒释道。这又触及到一个核心问题：作为传播者，你传播的东西你自己相信吗？
我们对传统文化礼仪的尊重和理解，已经远远不如几十年前。所以于丹、易中天、百家讲坛才会盛行一时。千百年来传承的东西，现在听着却挺新鲜，更何况还有那么多人没听过呢。
有一天我和倪萍一起坐飞机，她给我讲她姥姥的故事，讲着讲着就掉眼泪。老太太大字不识，门口来了要饭的，她一边布施一边还得说上一句，孩子吃不了这些，幸亏您来了，要不浪费了。路过的人渴得不行，讨口水喝，她把人家迎进门，烧上一锅热水，又说不差这点儿工夫，再加把米，就变成了一碗粥。这种尊重和善良，不就是文化吗？
这是最朴实的农村老太太，言谈举止中还保留着老祖宗的DNA。我当时鼓励倪萍，一定把老人家的故事写下来，因为太稀有了。
在城市里，大学里，有学历没文化的人还少吗？如果你的行为非儒，非佛，非道，却以为穿上长袍就能代表孔子，在课堂上大讲特讲，真能影响别人吗？
打造一张可亲可信的面孔，任重而道远。
“世界普遍的价值观”
中国跟世界的磨合，有很多层面。除了政治层面、外交层面，还有传媒层面。在传媒层面上，一定要以透明、开放、民主的姿态去跟世界交流。去年的拉萨“3·14事件”，和今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我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前者基本上屏蔽，产生的效果是负面的；后者迅速向全世界公开，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得到的反馈是积极的。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和外交部门，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予以指责。这跟西藏的状况完全不同。当你敢于把事实展现给全世界，反而堵住了他们的嘴。
包括很多字眼，你也不要担心，可以大胆面向世界去谈人权，谈民主，谈自由。我在很多场合说过，党的十七大报告当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民生，一个是民主，而且谈得非常直率和尖锐，上来就说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领导人在去年高调谈论老百姓要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果媒体做不到开放透明，政府做不到信息公开，老百姓怎么有知情权？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中国民主进程拉开大幕，老百姓上哪儿去表达和参与？最后，老百姓的监督权用来监督谁？自己监督自己啊？那是另一个国家，你知道的。在中国，指的是监督政府和监督法律的运行。
所以，如果你仔细研究过总书记和总理的讲话，就能够意识到一种变革，没什么可担心的，去国外照谈不误。
去年，总书记跟日本签署了第四份政治文件，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表述：“中国与日本将针对世界普遍的价值观进行定期磋商。”什么叫世界普遍的价值观？人权、民主、自由，不外乎如此。
所以，对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国家，也要用越来越开放的方式塑造自己的形象。在座各位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希望大家都取得成功！
2009年 吉林大学孔子学院
自己的读后感
也许会有人对这篇文章的题目不太喜欢，“凭什么要打造一副让世界喜欢的面孔？爱喜欢不喜欢！”
不知道是不是人群中爱抬杠的人多，常常见到有人“不高兴”，“不高兴”可以，可不该“没头脑”。反问一句也许问题就容易说得清：“难道拥有一个让世界不喜欢的面孔，对我们自己更好吗？”
提到德国，想到严谨的“德国制造”；提到法国，想到浪漫优雅；提到意大利，想到时尚、古迹……提到中国，我们该让世界想到什么？
前年在政协会上，我提出一个问题：总说要打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可为什么从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形象？是亲和的？是儒雅的？是活力的？还是……如果目标不明确，工作又如何能有效呢？
中国制造的产品占领全世界，中国每年出境的游客超过一个亿，可我们并没有因此打造出一个清晰而让世界喜欢的中国面孔。在中国不可避免地走上大国之路的进程中，这是一个大课题。
很巧，这篇文章的内容，是2009年给孔子学院培训班讲的。为打造友善的中国面孔，这些年我们以孔子学院的方式在世界各地耕作。但近两年，遇到相当大的障碍，显然，我们必须思考与世界交往的方式方法。遇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自说自话，不调整不前进。
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
中国人似乎在用望远镜看美国，美国所有的美好，都被这个望远镜给放大了。
美国人似乎也在用望远镜看中国，但我猜他们拿反了……
过去的二十年，中国一直在跟美国的三任总统打交道，今天到了耶鲁我才知道，其实他只跟一所学校打交道。但是透过这三位总统我也明白了，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的水准也并不很平均。
接下来就进入主题，或许要起个题目的话，应该叫《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我要讲五个年份，第一要讲的年份是1968年，那一年我出生了。
但是那一年世界非常乱，在法国有巨大的街头骚乱，美国也有，然后美国的肯尼迪遇刺了……但是这一切的确都与我无关。（1968年6月5日，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F·肯尼迪在洛杉矶遭枪击身亡。由于五年前，他的哥哥也是遇刺身亡，由此拉开“肯尼迪家族魔咒”的大幕。此事在当年震惊全美国。）
那一年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马丁·路德金先生遇刺，尽管他倒下了，但是“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却真正地站了起来。不仅在美国站起来，也在全世界站起来。
可惜很遗憾，当时不仅仅是我，几乎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个梦想，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每一个个人，很难说拥有自己的梦想。梦想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梦想，甚至是领袖的梦想。
中国与美国的距离非常遥远，不亚于月亮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但是我并不关心这一切，我只关心我是否可以吃饱。因为我刚出生两个月就跟随父母被关进了“文化大革命”特有的一种牛棚，我的爷爷为了给我送点儿牛奶，要跟看守进行非常激烈的搏斗。
很显然，我的出生非常不是时候，无论对于当时的中国还是对于世界，似乎都有些问题。
第二个年份是1978年，我十岁。
我依然生活在我出生的那个只有二十万人的小城，要知道，在中国它的确非常非常小。它离北京的距离是两千公里，北京出的报纸，我们要三天之后才能看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存在“新闻”这个东西的。
那一年我的爷爷去世了，而在两年前我的父亲也去世了，所以只剩下我母亲一个人要抚养我们哥儿俩。她一个月的工资不到十美元。因此即使十岁了，“梦想”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我从来不会去想它。
我母亲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建立新的婚姻，是她一个人把我们哥儿俩抚养大。我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只是感觉那时的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因为我所生活的城市离苏联更近。
但是就在我看不到希望的1978年，不光是中国这个国家，还有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那是一个我们在座所有人今天都该记住的年份。
1978年12月16号，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那是一个大事件。而在中美建交两天之后，12月18号，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今天你们知道，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
历史，两个伟大的国家，一个非常可怜的家庭，就如此戏剧性地交织在一起。不管是小的家庭，还是大的国家，其实当时谁都没有把握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
接下来该讲1988年了，那年我二十岁。已经从边疆的小城市来到了北京，成为一个大学生。
虽然今天依然有很多的人在抨击中国的高考制度，认为它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但是必须承认正是高考的存在，让我们这样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当然，这个时候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遥远的国家，它变得很具体，也不再是过去那个口号当中的“美帝国主义”，而是变成了生活中的很多细节。我已经第一次尝试过可口可乐，而且喝完可口可乐之后，会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真是如此接近，因为它的味道几乎跟中国的中药是一样的。我也已经开始狂热地喜欢摇滚乐，那正是迈克尔·杰克逊还长得比较漂亮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开始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中国开始尝试放开很多商品的价格。这在你们会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迈进，因为过去的价格都是由政府决定的。
不过，也就在那一年，因为放开了价格，引起了全国的疯狂抢购。大家都不知道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于是要把一辈子的食品和用品买回家里。这标志着中国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近了。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市场经济也会有次贷危机。
当然我知道，1988年对于耶鲁大学来说也格外重要，因为耶鲁的校友又一次成为美国总统。
接下来又是一个新的年份，1998年。
那年我三十岁，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成为一个一岁孩子的父亲。我开始明白我所做的许多事情不仅要考虑我自己，还要考虑孩子及他们的未来。
那一年中美之间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主角就是克林顿。也许在美国你记住的是“性丑闻”，但在中国记住的，是他6月份的来访。
他在人民大会堂和江泽民主席召开了一场开放的记者招待会，又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场开放的演讲，两场活动的直播主持人都是我。
当克林顿总统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记者问道：“这次访问中国，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说：“我最想不到的是，这两场活动居然都直播了。”
不过直播让中国受到了表扬，却让美国受到了批评，当然只是一个很小的批评。在克林顿总统的北大演讲中，由于全程用的都是美方提供的翻译，因此翻译水准远远达不到今天我们翻译的水准。
我猜想很多中国观众知道克林顿的确一直在说话，但说的是什么，不太清楚。所以我在直播结束时，说了这样的一番话：“看样子美国需要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有的时候要从语言开始。”包括美联社在内的很多美国媒体都报道了我的这句话，但是我的另一句话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报道，“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来说，面对面永远要好过背对背。”
也是在这一年的年初，我开上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辆车。这是我在过去从来不会想到的，中国人有一天也可以开自己的车。个人的喜悦，也会让你印象深刻，因为第一次是最难忘的。
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是2008年，这一年我四十岁。
已有很多年大家不再谈论的“我有一个梦想”，这一年却又听到太多美国人在讲。看样子，奥巴马的确不想再接受耶鲁占领美国二十年这样的事实了。他用“改变”以及“梦想”这样的词汇，让耶鲁大学的师生为他当选总统举行了庆祝。这个细节让我看到了耶鲁师生的超越。
而这一年，也是中国梦非常明显的一年。无论是北京奥运会，还是“神舟七号”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中行走，都是中国人期待已久的梦想。但是，就像全世界所有的伟大梦想都注定要遭受挫折一样，突如其来的四川大地震，让这一切都变得没有那么美好。
我相信这个时候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看法，跟美国人和世界上一切善待生命的民族都是一样的。八万个生命的离开，让每一个中国人度日如年。我猜在耶鲁校园里，在每一个网页、电视以及报纸里，也有很多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这些生命流下眼泪。
但是就像四十年前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却让“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站得更高，站得更久，站得更加让人懂得其价值一样，更多的中国人也明白了：梦想很重要，生命更重要。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度过了自己的四十岁生日。那一天我感慨万千，虽然周围的人不会知道。因为时间进入我生日那天的时候，我在直播精彩的比赛；二十四小时后，时间要走出这一天了，我依然在直播。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生日，让我意识到我的故事背后的中国梦。正是在这样的四十年里，我从一个根本不可能有梦想的边远小城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全人类欢聚的节日里，分享并传播这种快乐的人。这是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故事。
同样是在这一年，中国和美国相距不再遥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需要。据说布什总统度过了他做总统以来在国外—而且是同一个国家—待得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北京奥运会。菲尔普斯拿到了八块金牌，他的家人都陪伴在他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祝福。
当然，任何一个梦想都会转眼过去。在这样一个年份里，中美两国几乎是历史上第一次同时发出了“我有一个新的梦想”的声音。这样的时刻，如此地巧合，如此地应该。
美国面临了一次非常非常艰难的金融危机，当然不仅仅是美国，全世界都受到重大的影响。昨天我到达纽约，刚下飞机，去的第一站就是华尔街。我看到华盛顿总统的雕像，他的视线总是永久不变地盯着证券交易所上那面巨大的美国国旗。非常奇妙的是，雕像后面的展馆里正在举行“林肯总统在纽约”这样一个展览，因此林肯总统的大幅画像也挂在上面，他也在看那面国旗。我读出了非常悲壮的一种历史感。
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对我的同事说了这样一句话：“很多很多年前，如果美国发生了这样的状况，也许中国人会感到很开心，‘你看，美国又糟糕了’。但是今天的中国人会格外地希望美国尽早好起来，因为我们有几千亿的钱在美国。”
我们还有大量产品等待着装上货船，送到美国来。如果美国的经济进一步转好，这些货品背后，就是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增长的工资，是他重新拥有的就业岗位，以及家庭的幸福。因此，你明白，这不是一个口号的宣传。
过去的三十年里，你们是否注意到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紧密相关的中国梦？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可以在三十年里，让个人的命运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一个边远小城市的孩子，一个绝望中的孩子，今天有机会在耶鲁跟各位同学交流，当然也包括很多老师和教授。
中国这三十年，产生了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他们的爷爷奶奶依然守候在土地上，仅有微薄的收入，千辛万苦。他们的父亲母亲，已经离开了农村，通过考大学，在城市里拥有了很好的工作。而这个家庭的孙子孙女也许此刻就在美国留学。三代人，就像经历了三个时代。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现场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你们的家庭也许就是这样，对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