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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古典音乐的标题有着某种程度的“警觉”，它们很多都是后加的。比如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甚至写进了中学英语教科书。如果你认真去听这段音乐，开始的部分的确给人一种置身月夜的感觉，但是再往下听，始终都是这个主题吗？还有贝多芬的《命运》《欢乐颂》，都像刷在墙上的标语一样，被定义，被局限，以至于我现在听贝多芬的交响乐越来越少。当音乐被过分地标题化，过分地凸显“意义”时，“懂”是“懂”了，但反而会出现另一种距离。

我直到现在都不太敢听《梁祝》，几乎从来不听，为什么？在上大学的时候为了弄懂所谓的古典音乐，搞到一盘《梁祝》的磁带，印象很深，是西崎崇子演奏的。

那时的音乐出品人真认真，磁带里附了一份很完整的文案，把这个曲目的每一段旋律乃至哪种乐器代表了哪种情绪全都写出来了。当时觉得挺过瘾—这块代表封建反动势力，这块代表婚姻受阻，这块代表离情别绪。

按照文案的提示听下来，我觉得这音乐我有点儿明白了。但是从此我再听就很腻，因为它拒绝了我所有的联想，音乐要是那么简单，就不是音乐了。

我永远忘不了1994年冬天，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准备我自己策划的一个系列访谈，要采访十一位空前绝后的老学者，这是中国电视界没人干过的事。谁呢？季羡林、启功、张岱年、胡绳、任继愈、张中行等等，平均年龄超过八十岁，最年轻的，也是唯一一个不到七十岁的，是汤一介。那时候我记了数万字的笔记，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看那些老学者的背景资料，记录“路标”，整理问题。我一直是音乐的爱好者，但古典音乐还时常找不到感觉。但是有一天，放进了一张梅塔指挥的柴可夫斯基《第六悲怆交响曲》，我依然把它当成背景音乐，自己在读在写，但是当第一乐章的转折出现的时候，我的笔往那儿一扔，眼泪哗地就下来了，生理反应。

从来没有一份说明书上写着，第一乐章转折到哪儿，它代表了什么，而我在那些八十多岁老人的故事中，在整整一个世纪的脉络里沉浸了很久，那一瞬间的音乐忽然让我感觉，所有的老人都回到了他们的青年时代，也曾春光灿烂、朝气蓬勃，那种极其美好的回忆在微弱的乐声中慢慢慢慢呈现出来。

后来我去找到相关的介绍，大致还真是这意思，虽然也不一定很准确，但的确是一种提示。那一瞬间，我找到感觉了，从此觉得进入古典音乐并不难，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只要放下想要“听懂”的目的，全然放松地去感受，用我心里有的东西跟音乐所给予的东西去碰撞。碰撞出来的不一定都是欢愉，也有痛苦，可能到了某一个年岁，突然会喜欢上一种秋风萧瑟或含泪微笑的旋律。有人说，痛苦的时候要听欢乐的音乐，我不这么认为，我痛苦的时候要是让我听《节节高》，恨不得把机器砸了。痛苦的时候要听同样痛苦的声音，它反而会抚慰你。

尽管大多数时候音乐只被我们当作生活的背景，但是你要知道，好音乐全是抢戏的，它绝不仅仅甘当背景。无论你正在读书还是写字还是干别的什么，突然这一瞬间你停下来了，这就是音乐抢戏了，它触碰了此时此刻的心境。

时隔这么多年，现在当我听到这段音乐，仍然要克制自己的感情，否则眼泪都要掉下来，想到十几年前那段岁月，总有一种画面感：

似乎是一个老人躺在病床上，岁数很大，无法动弹，但是思维仍在继续。从他的躯体里又倔强地生长出来一个他，向生命的过往走，走着走着会被拽回来，但是挣扎开继续走，又被拽回来，最后终于挣脱了躺在病床上的躯壳，回到自己的青春岁月，最美好的时刻。有护士在给他打针，那个乐章的转折就出现在打针的时刻，然后那个声音慢慢消失了……

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种诗意的理解。我采访的那些老先生，绝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了。

歌词容不下的人生况味

听音乐是不能着急的。每一个成长阶段，都有相对应的音乐，在生命的转折处等着你，像镜子一样映照出你的内心变化，很神奇。

我年轻的时候狂热地喜欢流行音乐。1993年，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要办一份《流行音乐世界》的报纸，版面也做了，名片也印了，目标是扛起流行音乐的大旗，搞演出，签音乐人，这些想法在那时是极其前卫的。可惜就因为太前卫，领导看文件的时候说：“竟然还要给流行音乐办报纸？不行！”就这么给毙了，我后来也调到了中央电视台。

那时，浑身充满了要改变世界的冲动，所以会喜欢罗大佑的“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只因为大家见面越来越少”“彩色电视变得更加花俏，能辨别黑白的人越来越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会喜欢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强打起精神从睡梦中醒来”……

人在年轻的时候，对自我的激励和集体的呐喊都格外敏感，因此很容易被那些歌词触动。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你不再会被标语口号牵引着走，不再容易被文字激起波澜。你的人生阅历更加深厚，内心感受也更加复杂，反而是无词的音乐，更能击中你百转千回的冲动和欲望、思索与感慨。

而且，即使都是无词的古典音乐，不同的年龄也能体会到不同的滋味。比如三十多岁的时候，我慢慢走进马勒的世界，那时要喜欢上布鲁克纳很难。但是近两年我就非常喜欢他了。这都是岁月给予的东西。

我至今依然是摇滚音乐、流行音乐的聆听者，但是古典音乐却占据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记得多年以前，跟傅聪先生聊天，谈到莫扎特。我们都知道莫扎特的钢琴曲，要么小孩弹得好，要么老人弹得好；小孩天真纯粹，老人洗尽铅华。对于傅聪先生，莫扎特就是他晚年的陪伴，在他生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有人曾经说，莫扎特一生中创作的乐曲，哪怕是让你抄谱子，一天八小时，到他去世的那个年纪，你也抄不完。所以莫扎特和他的音乐，都是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

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英国一位音乐教授，围绕开幕式音乐作讲解。他说了一句让我非常难忘的话：“音乐，比你的新闻更真实地纪录了我们的时代。”

确实，由于种种原因，今天的新闻未必能够为明天提供准确的历史，或者扭曲，或者留白。而音乐却是回忆中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年岁大些的人，也许听到《祝酒歌》就会想到“打倒四人帮”；听到《乡恋》就会想到青涩的青年时光；我们听到“二十年后再相会”，就会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音乐从来不骗人，它是最真实的。

而古典音乐的真实，就是把那些一百年前、二百年前、三百年前的伟大而孤独的心灵，情感的冲突和情绪的起伏，原原本本呈现在你的面前，丝毫不加掩饰。这一点，文字是做不到的，即使是写私人日记，你也不会将最真实的想法完全表达出来。所以，最优秀的音乐家也是最杰出的“心灵密码破译者”。这份“真”，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简直太珍贵了！

最重要的命题是“拯救”和“希望”

文化作品的意义是什么？当然可以揭露假、恶、丑，这没问题，但最重要的命题是给人希望，归根到底是要拯救心灵。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所有的文化作品类型当中，音乐又是给人希望最多的。因为音乐里有绝望，有痛苦，有沉沦，有挣扎，但是到最后，尤其是贝多芬等，经历了诸多波折后，一定给你一个希望。

很多年前，我在节目中采访指挥家陈佐煌，他谈到一段“文革”时期的经历。那时他在一个很闭塞的山沟里插队，有一天，翻山越岭，要去另外一个知青点。走在半路上，突然听到远方依稀传来了广播体操的音乐，他一屁股坐到山顶上号啕大哭起来，因为他已经太久太久没听到过音乐了。即使是广播体操的旋律，也让他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美。

我自己最初和古典音乐结缘是柴可夫斯基。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广播站总放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名字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旋律从那时起已经融入血液当中，那就是给人以希望的旋律。虽然柴可夫斯基不是我现在最喜欢的，但我最感谢他，是他把我带进古典音乐的世界，他的音乐太美了。

就在我喜欢上他的音乐之后，第二年过生日，我夫人在东单外文书店给我买了一套穆拉文斯基指挥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五、六交响曲》，两张CD，如果我没有记错，当时花了二百六十块钱，对于我们是天价。那时我们俩的工资只比这个数字略多一点，1995年。

再到后来，喜欢的就很多了，比如《博伊伦之歌》，也有人翻译成《布兰诗歌》。

它是德国作曲家卡尔·奥尔夫创作的一部大型合唱，灵感来自阿尔卑斯山谷里的一座博伊伦修道院里发掘出来的二百多首修道士们写的诗歌，那些诗歌大约创作于中世纪，有的是拉丁文，有的是古德文，充满爱情的幻想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在那样一个禁欲的时代，这些诗歌是惊世骇俗的，是一种对人性解放的渴望。而根据其中二十四首诗歌创作的《博伊伦之歌》诞生于1937年，德国正处在纳粹控制之下，是最黑暗的时期，人们通过音乐表达挣脱束缚的愿望，和数百年前一样，想要寻找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博伊伦之歌》被用作怀念迈克尔·杰克逊的MV开场音乐，他去世后曾经无数次播放，成为被全世界乐迷都记住的一段旋律。最古典的乐章，和最摇滚的画面配合在一起，却再恰当不过。摇滚性、现代性、戏剧性、悬念、人性、冲突……是古典音乐天然具备的一切。

大约十七八年前，有一天，我和一帮朋友浩浩荡荡去天津八里台淘碟。现在有了互联网，淘碟已经成为一种奢侈行为了。那天我们淘到一张马斯卡奈《乡村骑士》间奏曲，在回北京的车上放，就是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配乐。我的一位同事，现在是《新闻周刊》的制片人，突然让大家别说话，特别专注地听，听得泪流满面。从第二天开始，他的手机铃声就换成了这首曲子，直到今天。他说，他在这首曲子里听到了至美，仿佛让自己的灵魂洗了个澡。

所以，如果不去发现和享受音乐，将会错失多少美好啊！总有一些时候，当我们听到一段旋律，会感慨世界也不是那么糟糕。

我一直认为人生只有5%的快乐和5%的痛苦，剩下90%都是平淡。在最幸福和最痛苦的时候，音乐的作用并不明显。比如结婚，有几个人结完婚还记得婚礼上放的是什么曲目，他只记得交换戒指；又比如人生遭遇巨大痛苦的时候，音乐恐怕也消失了，只有当你慢慢要走出痛苦的时候，音乐才重新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那么在其余90%的平淡的日子里，怎样才能多一些幸福和平静，音乐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不一定每天都让你激动得起一身鸡皮疙瘩，感动得泪水滂沱，但它能让你平淡的日子变得有滋有味，而且能够以一种很开阔的心境去面对很多事情，能够看开、放下。这就是音乐的功德无量之处。

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里有一句话：“乞丐的身上也有几件没用的东西。”这句话写得很棒。按道理，乞丐除了为生存而奔波，已经别无选择，但是他们兜里却还有几件“没用的东西”，是他的趣味，是他的爱好。如果没有这些趣味和爱好的支撑，人生多无聊啊！

没有信仰的时候，音乐也是信仰

2008年汶川地震，我一直在直播灾区实况。或许大家还有印象，我在5月14日，也就是震后第三天直播的时候，念了一首诗，叫《生死不离》。念完以后我说，应该把它谱上曲唱出来。当人们沉浸在一种集体的巨大的悲伤之中，旋律是很重要的。

这跟个体的悲伤不太一样。当我自己在家的时候，听什么都觉得不合适，就去寻找安魂曲。安魂曲是一种音乐类型，威尔第的，弗雷的……我听了很多很多。最后一直伴随我到大地震报道结束的，是克伦贝勒的《德意志安魂曲》，莫名其妙就觉得它对。

你说我能“听懂”吗？很难。因为《德意志安魂曲》本身是略带错误的翻译，其实不能被理解成是德国的安魂曲，只是用德文写的安魂曲。这首曲子具备跟所有的安魂曲非常一致的元素，也有它独特的不一致的地方。所以我再次强调音乐无所谓“懂”与“不懂”，触动你的，抚慰你的，就对了。

《德意志安魂曲》可不止一个版本，我都在听，听到最后，就是克伦贝勒。到现在为止我最喜欢的指挥家有两个，一个是卡洛斯·克莱伯，对他不是一般地喜欢，而是狂热地喜欢。我们家墙上挂的就是一幅克莱伯的素描肖像。克莱伯对我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指挥家，简直是血脉相连。另一个就是这几年才开始喜欢，并且在逐年增加热度的克伦贝勒。

其实他们俩差别很大，但是在我个人心里，觉得他们俩很相似，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卡洛斯·克莱伯用一种舞蹈化的、激情化的、酒神的、迷幻的方式—我觉得用迷幻更准确—把古典音乐演绎得让你欲罢不能。而克伦贝勒是用外表严肃、内在却绝对富有张力的方式，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刻板的浪漫”打动你—外表刻板，但是骨子里浪漫；外表严肃，骨子里热情。所以我觉得他跟克莱伯是非常相似的，只不过一个走左道，一个走右道，但是大方向是一样的，给你的感受是一样的。

所以克伦贝勒把《德意志安魂曲》中蕴藏最深的悲悯，用最恰如其分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在整个大地震期间，没有它我会很难过。我把这张唱片送给了很多人，不解释，只是递到他们手里。后来他们会跟我说，真好听。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好听”不仅是我们原本理解的那层含义，还是一种对心灵的抚慰。

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有的时候音乐也会扮演某种信仰。

人一辈子要进很多的行当，唯有一个行当改不了，那就是做人。“人”这一撇一捺最难写，怎么把它给写大了，是终生的学问。

有人问我，你这辈子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说我追求在我年老的时候，成为我想象中的特别可爱的老头，比如像启功、丁聪、黄永玉老爷子，或者像克莱伯。这样的人你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潇洒到了极限，要么就不出手，出手就是至高无上的精品。绝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只要他想出山，就得给他五十斗米，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关于做人，音乐也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去问大提琴家卡萨尔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呢？”卡萨尔斯的回答是这样的：“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努力去做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再坚持练习，你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大提琴家。”

你看，基础还是在于做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缺陷，但是音乐会形成一种约束，当你时常在音乐中感受到美好，想去做恶事挺难的—可能希特勒除外。

音乐给我的另一个启示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深刻的。

比如从指挥家的角度来说，最吸引我是克莱伯、克伦贝勒，包括其他一些指挥家的局部；但是音乐家里真正让我最欲罢不能的，是两个看似最简单的人：一个巴赫，一个莫扎特。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原来是《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现在是巴赫的钢琴《平均律》。莫名其妙，简单到了极点，但是越往里走越觉得是个迷宫，莫扎特的那种干净就像个孩子一样。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去奥地利萨尔茨堡采访，专门制作了一个莫扎特的专题，那天的感受就像朝圣。

归根到底，什么叫“伟大的人”？回归最简单最质朴最人本的境界，当你是个“人”的时候，你就大写了。

最幸福的时候就离悲伤不远了

在古典音乐面前，我几乎是一个孩子。

关于音乐的任何解读，都只是一家之言，你只能代表你自己，因为音乐太丰富了，我们无权评判一个版本优于另一个版本。作曲家把音符写在纸上是创作，指挥家和演奏家把它演绎出来，是二度创作。

比如同样是《悲怆》，卡拉扬的版本和穆拉文斯基的版本就不一样，在我看来表达的是不同层次的老人。卡拉扬表达的是那些富人和优雅的知识分子生命终了时的感受，他不是所有作品都好，但他把所有作品都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层面；穆拉文斯基表达的是穷人和战士们生命终了时的感受，粗犷中蕴藏着巨大的张力。

再回到我最喜欢的克莱伯。在我对他产生兴趣的很多年之后，才知道他从小在阿根廷长大，那一瞬间对我的打动是巨大的，我突然发现“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句话是对的。你为什么会喜欢他？这是一种血脉，一种命中注定。

如果没有二次世界大战，克莱伯会在德国这一带长大，那么他也许就不会成为后来的克莱伯，他的作品里不会有那种热情的悲伤。很奇怪，我喜欢的好多人都跟阿根廷有关：马拉多纳、克莱伯……可能是因为我来自内蒙古草原，阿根廷文化也是草原文化。

最早我被卡洛斯·克莱伯打动，是他指挥的“贝七”。当时还不是冲着“贝七”去的，冲的是“贝五”，它在“一百张必听唱片”里排头一个，而且多个版本推荐中，No.1都是卡洛斯·克莱伯。我就买了这个版本的“贝五”，结果人家还搭了个“贝七”。

“贝五”没把我拿下，因为它被大家概念化太久了，以至于我已经听不出好坏，被命运的拳头砸蒙了。但是“贝七”一下子把我抓住了，我从中听到一种属于酒神的狂欢，一种近似于我最喜欢的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的迷幻。什么叫迷幻？只要按下开始，就停不下来，被裹挟被卷入，音乐停止以后，半天才能还阳。

我每次看克莱伯的指挥，就像我儿子看周杰伦和迈克尔·杰克逊一样，觉得他太帅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买古典音乐的DVD，不主张买卡拉扬，一百张都是一个样子，但克莱伯的一定要买，本来就不多，不可以错过。他经常像夹烟一样拿棒，优雅、激情、浪漫，完全融为一体。我看过很多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几乎可以做出一个“武断”的判断，以后的新年音乐会要想超越克莱伯那两届，1989年和1992年，几乎是不可能的。

非常可惜的是，2004年7月13日，克莱伯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如五雷轰顶，尽管周围人声喧哗，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安静了。但是也有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欧洲古典音乐界传言，克莱伯应该还活着，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遗体。这个传说一时无法考证，但对我多少都是一种慰藉。后来，乐评人刘雪枫告诉我，克莱伯去世的消息是真的。

为克莱伯“贝七”着迷时，我还没有条件看他的音乐会DVD，只有VCD，效果不是很好。真正让我彻底服气的是他的《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到现在为止，我听过的版本应该不少于二十个，但我总有一种奇妙的错觉，认为克莱伯指挥的“勃拉姆斯四”跟其他所有指挥家的“勃拉姆斯四”都不是一个曲目，这就是他完全不同于他人的二度创作。

他的“勃拉姆斯四”乐章一起，我就仿佛回到我成长的东北的森林。东北的森林和德国的森林、俄罗斯的森林有相似之处。季节似乎是深秋。北方的深秋意味着一种寒冷的收成、含泪的微笑，看上去金黄璀璨，但是萧瑟的秋风就要来了。这也有点儿像我们的人生，当你最幸福的时候，其实离悲伤不远了。

其他版本的“勃拉姆斯四”，有的展现的是初秋，有的只展现了麦田，但克莱伯展现的是萧瑟，用微笑去面对萧瑟，面对曲终人散。

这很难用语言去表达，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听它，每听一遍都有新的感受。

比世界更大的世界在人的内心

我看过一个采访，那个人说，莫扎特晚期的作品中，有这个世界上最本质的真理。而后，我给我的学生上古典音乐课的时候，让他们听莫扎特的《第二十一号钢琴协奏曲》，简直是极品！还有莫扎特晚期的一些交响乐，以及长笛协奏曲、小夜曲……我喜欢过很多钢琴协奏曲，但在绕了很多很远的路之后，还是回到了莫扎特这里。我对学生们说，莫扎特的音乐让你相信：谁说想象中的世界不存在？那个世界就存在于音乐里。

对古典音乐刚刚入门的爱好者，我也不妨推荐一些经典的曲目。在我心目中，莫扎特的长笛协奏曲是不可错过的，也一定要听两三首莫扎特钢琴协奏曲，21、23、24、25，随便挑两三首都可以。

巴赫的《平均律》、肖邦的《夜曲》，把它们当轻音乐听，你会发现它们比其他很多轻音乐都好听。我认为鲁宾斯坦演奏的版本最好。

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以及他的大提琴协奏曲，都是最美的旋律。另外还有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舒伯特的《音乐瞬间》《即兴曲》，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重奏，尤其是《如歌的行板》。

所有这些都不必把它们当成“古典音乐”去费解或膜拜，就是音乐，很美的音乐，你一定会喜欢，没准儿就从这里开始深入下去。

无论干什么，再没有比“喜欢”这件事更重要的了。中国现在据说有几千万琴童，受郎朗、李云迪影响，都想朝这条道上走。但是中国音乐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么把“技术派”变成“内容派”。现在的老师教学生，都着重教技法，而不是强化内容。

其实，古典音乐不是动辄关乎世界和谐、人类命运，大量古典音乐表达的经常都是些内心的小思绪。就像贝多芬玩过了很大的主题之后，到了创作的晚期，还是回到对内心的探究上。

比世界更大的世界在人的内心，探究是无尽的，很难找到答案。不过，在音乐里，好像都有。

2010年 国家大剧院

2014年 广州大剧院

自己的读后感

也该说说流行音乐。

在大学里，常被学生问到一个问题：

“如果有时光穿梭机，让你回到二十来岁我们这时候，你来不来？”

很有诱惑力，能让自己年轻快三十岁啊！可我的回答又总是斩钉截铁：

“不来！”

“为什么？不喜欢年轻，不喜欢现在吗？”

“是你们现在的歌太难听了！”

我说完这句话，底下的反应往往是哄堂大笑。可我这么回答还真不是为了开玩笑。

我成长时经历的七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有那么多好歌陪伴的青春，穷得很富有。

可现在……也有人前些年问过李宗盛：为什么现在的流行音乐好像很烂？

李宗盛答：音乐是一个时代的反映，什么样的时代对应着什么样的音乐。

这是一个快餐、免费又过剩的时代，钱走得多，心也就走得少了。

现在得到音乐太容易了，这是进步；不过我们那个时候，买盘磁带要左右思量，省吃俭用；买回来，不听个十几遍不算完，听的次数多了，好多走心的歌也就听出好来。就像“第二眼美女”那时很走红一样，人们有耐心去聆听，感受到更深处的美。于是，创作者不急，不怕没知音。

可现在，一切都来得那么容易，听一遍不入耳，就此打入冷宫，反正还有那么多歌没听过。于是，创作者必须上来就得打动你，口水歌更容易走红；再于是，唱歌的人越来越多，可唱的好歌却越来越少，只有“中国好声音”，少见“中国好歌曲”。

看样好多事儿一个道理：得来的容易，品质就不好保证。

被念歪的《道德经》

孔子像一个世事练达的中年人，一切得体；

老子却像一个童心未泯的理想主义者，总是被误解。

为什么要谈《道德经》？在中国古代哲学文化中，“道”是一个源起。

先写一个“首”，再写一个“走之”。“首”就是脑袋，代表思想；“走之”就是行动和步伐。有想法，然后付诸行动；有行动，也要伴之以思考。

因此，“道”字的结构已经说明了它的含义。道路、道德、道理、道法自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明了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揭示了“知行合一”的规律。

大家可能想不到，《道德经》是全世界除了《圣经》之外，被翻译版本最多的一部典籍。在中国，《论语》被昭告天下，而《道德经》总被边缘化，其实前者的问世晚于后者。

相传孔子曾求教老子，对老子的思想很佩服，回来对他的学生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认为老子像一条龙，深不可测。

有学者这样阐释：“同样的一个道理，《论语》是从正面解读的，《老子》是从背面评判的，因此它会给人非主流的感受。”

有人将《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治”解释成消极的不作为。但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它是一门非常积极的哲学，只不过将“无为”和“道法自然”当作方法论。

《道德经》的起源并不像其他典籍一样，得到后世的实证。到现在，还有人质疑它是不是老子写的，到底诞生在什么时候？流传的过程中，还经过了无数的纠错。比如“绝学无忧”，历朝历代都有学者说，“绝”一定是个错字，跟文意不符。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版《老子》，和既往流传的版本也有很大出入，令海外学者都感到震惊。

总之，《道德经》和老子都被我们严重误读了，也许到了该正本清源的时候。

道可，道非，常道

任继愈老先生认为，《道德经》是写给弱者的哲学慰藉，但也有很多人—包括我—认为，这是老子写给掌权者、君王和政治家的一部经典。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在我看来，四分之一部《道德经》就可以治天下。

大家最熟悉的是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按正宗的解释，就是“能说得很明白的‘道’就不是‘大道’”。但换个角度，那时没有句读，所以可以有另外一种句读方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也许或当然是错的，可让人觉得有趣。这就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解读：“对于同一件事，有人说对（道可），有人说不对（道非），这是常理（常道）……”

尽管不一定正确，像是充满辩证法的文字游戏，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句读方式也很符合原著的本意。

很多事情不都如此吗？比如中国的舆论环境，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各个部门都希望“一边倒”地叫好，连5%的反对都不行。进入新媒体时代，国家领导也好，部领导也好，恐怕也都越来越明白，任何政策出台，无论多么正确，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太正常了。除了人民币和大熊猫，没有什么能让全中国人民一致点赞。

我记得1998年朱镕基总理来中央电视台，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总有人谈论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比例，多少合适啊？99%正面报道，负面报道1%？依我看，51%正面报道，‘控股’就行了，要有信心。”

“道可道，非常道”太神秘了，“道可，道非，常道”就接地气得多。

每年各省市搞部门老百姓满意度排行的时候，排名靠前的都是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的部门，但凡跟老百姓关系紧密的，排名一般都靠后，因为他们天天跟你打交道，摆得平摆不平，眼睛都盯着你。住建部恐怕就是如此。想想“道可，道非，常道”，心态就平衡了。

皆美即不美，无私为大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