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二章开篇两句，也挺有趣。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什么意思？按传统的翻译，就是当天下都知道什么是美的时候，也就都知道了什么是丑；都知道什么是善的时候，也就都知道了什么是不善。

不过，换个角度解释呢？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当天下都知道什么是美，并以之为潮流的时候，它有可能变成一种丑。对于女同胞来说更是如此了，满大街都穿红裙子的时候，你再穿红裙子，会觉得很难堪。别说满大街了，就是单位里有另一个人跟你穿了同样的衣服，撞衫，都让你很难受。同理，当天下都以某种行为作为善的标本，模仿和雷同之下，不善就出现了。

第七章里的一句，“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我给翻译成“无私为大私”。这句话对我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曾用很长的时间去琢磨，人性中的“私”和社会要求的“公”该如何结合？对执政党，对一个社会的运行，对一种哲学文化的意愿，这都是大课题。如果不能面对并准确地回答，政策的制定一定是扭曲的，对吗？

四十岁以上的人可能会有记忆，改革开放之前，“私”是要坚决打倒的。我家缝纫机上的罩布，有我妈自己绣的“大公无私”四个字和一幅风景画。那时讲的是“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只要是私，死路一条。

但问题是，人性中天然有自私的一面，中国有句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大到一个国家的元首，中到一个部门的部长，小到一个单位的负责人，都希望人们呈现出“公”的那一面，但你如果不能面对人性中“私”的这一面，“公”就要全泡汤了。

在荒唐岁月里，以为人性中的“私”是可以被斗掉的，结果经济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天天强调“国家都是你的”，最后发现根本不是，我什么都没得到，要吃大锅饭，要去公社食堂。这就是对人性的了解不够。

因此这几年我一直在倡导，所有决策的出台，必须要建立在对人性更透彻的了解上，顺应它，引领它，才能更好。

思考这一切的同时，我在《道德经》里发现了这句话，“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让三十岁的我豁然开朗。原来古人也懂得做思想工作，而且做得这么有说服力。任何圣人，都不鼓励人一心只为自己，而是鼓励你为他人、胸怀天下，但他引导你的方式是“无私为大私”—真正无私的时候，得到反而是最多的。

前文做了铺垫，“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且久者，是因为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滋润万物，让万物一年四季生长轮回，最后成就的是自己的长久，天长地久。从这里自然地推导出结论，无私为大私。

这句话带给我的豁然开朗，不仅仅是个人心理层面的，更是哲学与文化层面的。平时参与一些公益活动，经常有人对我说：“感谢你的无私奉献。”我说：“不，你理解错了，我做公益活动，其实拥有巨大的回报，尽管不是物质的。”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从事公益事业，往往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获得内心的平静。这种平静对于中年人是奢侈品，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政治人物是周恩来，很多次，我看关于他的书和电影，都会掉眼泪。周恩来是“无私为大私”的践行者。夫妇俩都离世后，只留下五六千元存款。直到今天，一提“总理”二字，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周恩来。

理性地想想看，周总理没有问题吗？没犯过错误吗？太多了。但是人们似乎都可以原谅，甚至都不愿意追究，就是因为他在为人处世、道德修养各方面，是一个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典范。无私为大私，成就了自己。

上善若水

第八章，有我们最熟悉的四个字“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一个人不去争权夺利，争名争财，他不会有任何事。

看来老子也知道将来是要出台“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

当然后面还跟着一句话，只要你不争，就没人能和你争，也没人争得过你。因为你不畏惧，不畏惧就没有弱点，没有缺陷，没有武侠中所说的命门。这是一个大道。

所谓上善若水，水的特质，是利万物而不害他，愿意往人们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去，不强攻，顺势而为。

有之誉之，畏之侮之

第十七章把我看乐了。“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这是对领导的评价和划分。最好的领导什么样？你不过知道有这么一个领导存在，说明他懂得道法自然，工作条理顺畅，不用天天开会也能做到一切井然有序。还有一个版本更极致，叫“太上，不知有之”，最好的领导是感觉不到存在的领导——想想也是，感觉不到存在，一切都井然有序，这是多高明的领导艺术啊！排第二位的领导是被人赞扬的领导。排第三位的领导是被人畏惧的领导。最差的领导是被人天天拿嘴上骂的领导。

这种划分非常耐人寻味。我记得“文革”后期，即使呼伦贝尔这样的边远地区，教学秩序也基本恢复了。我妈在学校工作，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咱们学校现在挺好的，哪怕校长不在，只要打铃的人在，就可以正常运行。”可是这句话让她挨了一通批，说她不讲党的原则，缺乏组织纪律性。很多年后，他们老同学聚会，还总是提起我妈这句话，因为那其实是一种挺理想的境界。一个学校，如果只靠铃声，就可以各司其职，说明校长领导有方。用不着天天训话、表决心、摁手印，但方方面面都很好。

我也发明过一个“白氏理论”：任何一个单位，只要到了开始强调考勤、打卡、纪律的时候，一定是它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因为一个走上坡路的单位，人人无需扬鞭自奋蹄。或许员工10点才来上班，并没有赶在8点打卡，但却自觉干到第二天凌晨3点，不需要监督和催促。

《东方时空》刚创办的时候，从来不打卡，没有纪律方面的要求，我们却几乎住在单位。到了后来，非要强调打卡的时候，影响力就很弱了。

当然，这四句话不仅仅是评价领导或官员，也揭示了生活中的某种秩序和境界。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我现在自办“私塾”，叫“东西联大”，收了十一个研究生，每月给他们上一天课，外加课后作业。所谓东西联大，就是北京东边的传媒大学和西边的清华、北大、人大四所学校，学生们都是这几所学校出来的。从学新闻的研究生一年级带起，两年毕业。

有一项课后作业，是手抄《道德经》，并且选出印象最深的十句话。我发现学生们选得最多的一句话，出自第二十三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大的风都不可能一直刮下去，不管多猛的雨也终有停止的时候。

随后接着一句反问：“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刮风下雨是谁做的呢？天地。天地都不能长久，何况人呢？

现在很多人喜欢长跑，长跑的过程也印证着这个道理。长跑最重要的是节奏和呼吸，当你跑出节奏和呼吸，就会感到非常舒服。要有一个时间和距离的限定，控制好速度，慢条斯理、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否则你像短跑一样玩猛的，玩得动吗？

其他事情也是如此。发誓要锻炼身体，先把专业服装和装备一口气买齐，可是没过两天，就扔床底下落灰了。希望自己在短时间内发生很大的变化，猛读十本书就会进步？不会。

此外，这句话还给了我们另一个角度的启示：当你遭遇人生中的不顺利、不如意，甚至惨重的打击时，你要相信时间能够稀释这一切，对吗？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挫败和低谷也终将过去。

尤其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有两个最大的敌人：一是突如其来的赞赏和表扬，一是时常会有的打击和不顺。这两道关都要过，过不去就很难前行。表扬来得太早，毁人也毁得够狠，我周围有一些人就是如此倒下的，根基不稳，空中楼阁，他Hold不住。

国外有一个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结论是达到衣食无忧的境地越早，之后幸福指数下降速度也越快。比如说刚刚二十来岁你就什么都不愁了，剩下的五六十年怎么混呢？我觉得最幸福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总有一个踮起脚能够着的目标，吸引你踏踏实实始终向前走。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第三十六章，“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抄到这儿的时候我也乐得够戗，又回到“八项规定”了。要从你这儿拿走什么，一定先给你什么。

《道德经》对物质和人性有很深的探索。往小处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得到越多，失去越多。往大处说，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历朝历代的兴衰，总有特定的规律，日不落帝国也会日落。

个体命运也会经历周而复始的起伏。对于我来说往往是这样：真正失意的时候，是我睡得最踏实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不可能再失去什么；但是赶上特别得意的阶段，反而会很恐慌，因为可能要下山了。

记得2000年，我似乎挺火，又是“全国十佳青年”，又是悉尼奥运会直播，回来以后中央领导接见，还没跟教练握手，先来握我的手，这还了得？

之后我把手机关了，闭门研发新节目，整整一年。回头看，要是没有那一年的沉寂，就不会有后续的动力。

那时，作家刘恒大哥提醒我：“小白，如日中天，可要小心太阳落山啊。”我说：“大哥您放心，我换个地平线再升一回。”

2003年，在我生日的头一天，我把自己担任的三个制片人职务全辞了。我一走，身边十多个人受益：三个副制片人升正制片人，N个主编升副制片人，又有N个人升主编。

《道德经》里有这么一层含义，杯满则溢，怎么办？把里面的水泼掉。要是不泼掉这杯水，我恐怕也不会继续走这么长的路。因此“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有人说，那干脆彻底无为，给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这不对。应该是种什么心态呢？要归要，但知足，懂得分寸。“知足者富，死而不亡者寿。”

我相信如果把《道德经》翻译成白话文，给“反腐”中进去的官员一人送一本，全得号啕大哭，后悔死了。但是得意的时候看这些文字，又怎能悟出其中的意义呢？很难。

不笑不足以为道

接下来就更逗了，第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这就又把人分成好几类。

最优秀的人，知道一个大道理后，二话不说就去执行。中等人听到一个大道理后，一边执行一边怀疑，这事行吗？下等人则是哈哈大笑，估计还得爆两句粗口，什么玩意儿这是？根本不理会。结果老子总结了一句：“不笑不足以为道。”不被嘲笑的一定不是好道理。

就拿中国足球说事儿。改革开放至今几十年，你会发现一个怪现象：领导人一直挺重视，但并没改变什么。

邓小平提出“足球从娃娃抓起”，后来没从娃娃抓起，倒是从足协主席抓起。不按规律办事，有了规律也不坚决执行，每个人都在怀疑，这事行吗？出台过若干个“未来十年发展纲要”，没执行两天就被扔进垃圾筒，又出台一个新的。

国外也有一句谚语：“不要尝试去发明轮子。”潜台词是老祖宗已经试验过无数回，圆形的轮子最省劲，但总有一些人隔三差五就琢磨，如果是方的呢？菱形呢？八角呢？最后全折里头，一事无成。

一个国家所选择的路线，能不能彻底执行？如果没有小平在1992年时彻底打破“姓社”还是“姓资”的困局，我们可能仍然纠缠其中，原地踏步。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应该有市场。好道理干吗不拿过来坚决执行呢？

大成若缺

第四十五章，有四个字值得一提，“大成若缺”。这跟我多年前发明的一句话—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异曲同工的。

我为什么发明这句话呢？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蒋丞稷实现了短道游泳的两个重大突破，全是第四名，算是“铁牌”吧。但那已经是亚洲男子离游泳领奖台最近的一次。记者采访他，问他有没有遗憾，蒋丞稷的回答太棒了，他说“缺陷也是一种美”，让我印象深刻。

从那之后，我突然悟出来，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怎么看待完美？凡事都要追求到极致，这个极致存在吗？

《士兵突击》里有一句话说得蛮好，“生活就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

会有一天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达到完美的境界吗？没有。人生就是遵循着一条曲折、循环、不断向前的路径。现今的社会，人们格外需要学会在不完美的过程中，让内心得到舒缓和解压，回归到正常的日子当中。

善建者不拔

第五十四章有十个字，“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意思是善于建设的人是不会被拔除的，善于抱住一个东西就不会脱落。

十几年前我采访贝聿铭老先生，问他：“贝老，您觉得北京现在的建筑怎么样？”没想到老爷子是这么回答的：“北京的规划非常非常好，将来拆起来会很方便。”

我们在生活中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人总在超越前人。但也有可能，后人很久都超越不了前人，不进反退。

先不说建筑，说家具。今天的家具超越过明代家具吗？明代家具无论从艺术、实用、设计哪方面看，都是达到极致的。虽然我一件也没有，但不妨碍我喜欢它，既简洁又完美。

我喜欢运动，所以总受伤，一受伤就得去看正骨医生。很多正骨医生都告诉我，当下中国人的很多病，都是因为家具太舒适了。沙发和床太软，催生了颈椎腰椎问题早早发作。您坐到明代椅子上试试，想瘫成一堆都瘫不下去，一定让你有个挺拔的身姿。

再回到贝老爷子的话，十几年前我笑了，现在却觉得是个道理，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了。然而，善建者不拔，您把故宫拔掉试试？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古迹，建设布局也都极棒。

去年，我去延安给党校讲课，从曾经认为很高大的宝塔山上往下看，特别沮丧。因为山下的各种建筑，把原来的延安遮得一塌糊涂，显得又小又局促。延安人自己也很沮丧。

所以现在，延安拥有一项堪称中国之最的壮举工程—削平整个山头，重建一个延安，然后把那些建得不咋地的建筑全拆掉，让古朴的延安再次绽放。

回头想想老子的话，“善建者不拔”，给我们的启示有多大？我觉得，中国经过了急风暴雨般的建设年代、急风暴雨般的争取温饱的时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都该留得长一点儿，传承得久一点儿。

做人要正，做事要奇

第五十七章有八个字，“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对我和我的同事影响都极大。这八个字的意思是，治理国家要正，打仗用兵要奇。如果您治理国家很奇，天天琢磨着怎么算计老百姓；打仗用兵很正，提前把攻略部署都告诉敌人，恐怕早就被灭了。

至于在当下，我给它翻译成另外八个字，“做人要正，做事要奇”。“奇”不是走极端，而是出奇制胜。二者也别弄反，如刘再复先生所说：学者最好是思想深邃、做人简单，可事实刚好相反，很多学者是做人深邃、思想简单。

现今中国，有一个相当大的目标，是要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请问“创造”背后需要多少解放？另外我们常说“自主创新”，大家都把关注点落在“创新”上，我关注的却是“自主”，不自主怎么创新呢？如果每个科学家都听处长、听局长的，还能创新吗？

有人开玩笑说，为什么有些建筑从空中俯瞰特好，建在地面就不好看？因为领导审查的时候是做成模型搁在地上的，领导背着手走过，说不错，其实是空中视角。我就不说具体是哪座建筑了，但事实如此。

《道德经》里接着还有一句，“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世界上的某些国家。如果治理国家总有各种各样的忌讳，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切都只能按照一个标准，老百姓一定是贫瘠的。顺嘴带过。

治大国如烹小鲜

第六十章，终于到了咱们特熟的一句，“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可能存在很大比例的误读。

大多数人的解读是，治理大国和做一道小菜一样有共通之处，甚至有人解读为，治理大国像做小鱼小虾一样简单。然而，大家想象一下，大鱼怎么做？少不了开膛破肚去鳞，怕它不容易熟，还得在锅里来回翻腾。那么做小鱼小虾呢？是不是不要开膛破肚，少折腾为妙？

几年前，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讲话当中，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用到了“不折腾”三个字。当时我觉得，这三个字对于中国挺有价值，尤其是回望过去几十年历史的时候。那既然“不折腾”，今后我们怎么走，才是更好地道法自然？

急风暴雨般的改革，急风暴雨般的新政，急风暴雨般的三把火，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当中，能起多大作用？一个国家向前走，一定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经历一个阶段急风暴雨的调整，但随后，就要走上规范制度化的新阶段。

不久前，我接受中纪委官方报纸采访的时候也说到，现在必须经历一个刮骨疗伤的“非常态”阶段，但是请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非常态”，而是要回归按法律和党内规章制度办事的“新常态”。一周之内落马十几个官员，如果周周如此，谁受得了？反之，如果一直不这么弄，又谁受得了？

所以，一年、两年、三年反腐，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上，都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长久地看，治大国归根结底要像烹小鲜，尽可能地减少动荡，减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黑白颠倒、随后又不断反省纠错。不折腾，不要开膛破肚。

人生也是如此，我总对我的孩子和学生说，三十岁之前要玩命地尝试和折腾，哪怕不考虑物质回报，经历很重要，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优势是什么。但是三十岁之后，就要开始选定目标做减法，打深井。三十岁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你要做一次抉择。

我采访过数百名甚至近千名人物，说句实话，绝大多数的成功者都是靠做减法成功的。治理人生也如烹小鲜，不能来回折腾，到四五十岁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还在开膛破肚，还在拉链式修路，肯定不行。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第六十三章，“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天下所有难事一定从简单开始，大事都是从细节开始，所以圣人从来不认为自己在做什么大事，但是他最后成为圣人。

有一篇很棒的文章叫《我们不要假装有远见，微小前进胜过完美规划》，它写到，白蚁巢是世界上的建筑奇迹，地面上有十几米，地下还深达二十米，有产卵室、育婴室、通风道等各种功能处所，井然有序。

科学家一直在研究蚁巢，白蚁是没有建筑图纸的。一开始它们也会杂乱无章，忙得千头万绪，从最基层开始不断试错。试着试着，就越来越规范了。它们不依靠远见来完成规划，而是如邓小平老先生所言，“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去试”。

坦白说，如果现在有谁评价邓小平有超级远见，看清了几十年后的中国，我认为他是撒谎。邓小平真正的远见，是知道不能做什么，应该解放什么，同时顺应人性，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

改革初始时，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谁都喜欢有远见，谁都喜欢有长期的规划，实际上可能吗？社会主义最初实行计划经济，著名经济学者哈耶克认为，这是人类最糟糕的自负。真正的稳定是动态中的稳定，不规划长期目标，不断在动态中调整。原来老子早就总结过，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后面还有，“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喜欢轻易许诺的，一定常常失信于人；凡事都以为简单的，最后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过不去。所以圣人以敬畏之心面对每件小事，结果对他而言，没有真正的难事，都能过去。

老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认为这个“心”指的是敬畏心。即便最熟练的事，也当作第一次去面对。

足球场上，教练的远见是什么？他并不知道换了谁就一定能进球，但他知道此时要换人去打破僵局了。同时足球教练的远见是动态的，要根据对方谁受伤了，突然出现什么意外了，及时改变规划，让对方来不及调整。

我到了现在这个岁数，也越来越明白，十年规划、五年规划都太远，但眼前有什么事，我会极认真地把它做好，而且不管多大的事都先从小处做起。

生也柔弱，死也坚强

第六十六章很有意思，涉及我们做人。“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是最辽阔的水域，海纳百川，它为什么能成为百谷之王呢？因为它比别人低。

“海拔高度”是以海平面来计算的，海平面的海拔高度是0，它的低，成就了它的辽阔。这跟“上善若水”的含义是接续的。

那我们做人呢？一定要以逞强来证明自己高人一等吗？恰恰相反，真正的高人是柔弱的，谦卑的。

到了第七十六章，老子的观念越发明确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人刚一出生的时候，软软的，我们当过父母的都知道，孩子交到你手里的时候，抱得格外小心。而人死了是什么标志呢？全身都僵硬了。草木只要活着，你轻轻一捏，都能渗出水来，而死亡时花也枯了，枝叶也干了。所以老子得出结论，强硬是死亡的信号，柔软是生的气息。

国家、单位、个体莫不如此。

那天一个朋友对我讲，他当初总是接待唐山的一位企业家，到北京只住王府饭店，而且必须总统套间。那时他生产一种新的中药，火透了，大把挣钱，然后四处投资……现在呢，他再到北京，得指着过去的老朋友请他吃饭，给他安排住处。他本人早已破产，而且欠债无数。那时总逞强啊，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成，“故坚强者死之徒”。

生活中为人处世，要甘愿低人一头。

利而不害，为而不争

《道德经》将要结束之处，我的汇报也该结束了。第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前十六个字送给朋友们，后八个字给我自己。

有真知的人是不会假装博学、四处炫耀的，只有像白岩松这样的人，还敢给人开讲，好像懂得很多，其实知之甚少。所以坦白说，这是我第二次颤颤巍巍地讲《道德经》，不敢说真懂了。如果大家觉得有些地方还挺有趣，我满足了；觉得无趣，那是我讲得不好，不是《道德经》不好。

最后，老子以十四个字作为结束：“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自然的规律，唯有利而无害。人生的大道理，认认真真去做就好了，没必要争。

这就回到最初，我所谓的人们对《道德经》的误读。不争意味着消极吗？当然不，它只是一种方法论。让每个人都积极面对该做的事，放下不必要的争端，并且接受一切结果。

2014年 住建部

自己的读后感

在《道德经》各种注释及评介中，陈鼓应教授的版本最得我心。

2015年，陈先生八十，见到他是在春天。眼前的陈先生已无青壮年时在台湾、美国为民主自由呐喊的锋芒与锐气，笑容满面，是一位和善的老人。

只有思考从未停止。他对我说：今人虽有百度、谷歌，获取资讯与知识极容易，但有识无智，只有知识却少有智慧。古人获取知识不易，但多智少识！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在这个知识泛滥并易得的时代，智慧常常要向回找。可能是现代人都盯着屏幕，古人只能仰望星空吧！

说起来有趣，陈鼓应教授年轻时，在台湾是研究尼采哲学的，在六十年代，由于屡屡为民主自由发声，终被大学解职，丢了饭碗。困顿时，好友让他参与古籍整理，并能预支稿费，这等于雪中送炭，解了他生活方面的燃眉之急。本是帮忙，却也让他走进老庄世界，并与深藏其中的自由之气一见钟情，终成《老子今注今译》与《庄子今注今译》，引领众人走进老庄世界。

七十年代，他去了美国，自然少不了参与“保钓”运动；八十年代，他又出乎意料地回到大陆，在北大任教多年，并被邓小平接见。一路上，身后的掌声与嘘声不断，他似乎都不管不顾。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先生不止一次提到老庄的精神核心。

的确，千百年过去，在老子庄子的哲学中，常常让你读出更现代的气息来。老庄之学，是中国少有的充满着自由与民主精神的哲学。可惜，历史长河中，它被习惯性地误读并长久边缘化。

沟通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学会讲一个好故事

柏拉图说：“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

传播，归根到底，就是给别人讲一个好故事。

被颠覆的金科玉律

我到各种媒体讲课，做过无数次调查，“学新闻专业的请举手”，举手的往往不超过三成。我到《新京报》讲课，新闻专业的记者都不到四成。

当然，条条大路通罗马，学什么专业都可以做新闻。但是当你到了罗马的时候，要补一补新闻的专业课，你要熟悉学新闻这条路两边的风景和规矩。

补什么课呢？

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用了一个学期进行“新闻导语写作训练”。导语是什么？导语就是对新闻内核最精炼的浓缩。八十年代的新闻专业教育，写导语讲究的是五个W：什么人（Who）、什么事（What）、什么时间（When）、什么地方（Where）、为什么（Why）。

举一个例子，1987年，我读大三时，用“五个W”的写作模式描述此时此刻发生的事，一个非常精炼和无懈可击的导语就是：“白岩松今天下午1点半，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曹璐老师的办公室，给大家上了5个小时题为×××的课。”

我一直以为“五个W”是金科玉律。但是最近二三十年，当你看到国外的很多新闻导语，发现坏了，半数以上不再是完整的“五个W”，可能只是这样一句话：“白岩松在那一瞬间显得很尴尬。”在国内，这样的导语也越来越多。

2000年9月1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因为那天我儿子第一次上幼儿园。我把他送到幼儿园，看他哭完，撒腿跑机场，飞到悉尼去做奥运会报道。

一下飞机就听说：“中国奥委会施行了最严格的兴奋剂检测程序，一大堆著名运动员都被‘干掉’了。”作为报道奥运会的记者，这么重大的变化，当然让我们忐忑不安—这下子奖牌得跑不少吧？

我们到记者村去看电视，首先看到的是中央4套的节目，这条消息是传统的报道：“今天下午×点，中国奥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在召开的××会议上强调，宁可牺牲成绩，也要一次干干净净的奥运会。”大致是这样的内容。

很标准，五个W都有。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异样。

隔了一个多小时，又看到澳大利亚电视台的一条新闻，也是反映这件事，但突然看出不一样了。画面里，一个运动员在宿舍里收拾东西，报道一上来大概就是：“中国的运动员×××正在收拾行李，但他不是去参加悉尼奥运会，而是要回到他的老家。”

“五个W”是不全的，但我们一下子就被这条新闻抓住了。画外音接着说：“×××昨天得到通知，他的血检结果不合格，不能参加悉尼奥运会了。我相信他的对手都会松口气，因为他是金牌的有力竞争者。”

再往下：“和他相同命运的，还有很多中国运动员……”接着是“中国奥委会主席的表态”等等。

这条新闻结尾，是×××走出体育总局大院的画面，解说词：“×××只需要几个小时的行程，就可以回到他的老家，但是没有人知道，他要用多长的时间再回到这里。”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新闻表达跟以前很不一样。我们都不太敢于去写这样“五个W残缺不全”的导语。但是后来持续研究下去，我才发现，国外的新闻报道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导语写作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已不再强调完整的“五个W”，而是越来越强调这四件事：主人公、故事、戏剧化、悬念。

这对传统新闻人的冲击是很大的。我们一直信奉的“金科玉律”为什么被颠覆了？于是又进一步去研究案例背后的理念。

几年以后，我在美国访问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哥大的新闻专业教师是博士毕业的多，还是本科毕业的多？”对方明白我的意图，告诉我“本科开始更多”。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过去的新闻教育是“学院派”传承，本科毕业考研究生，研究生毕业考博士，博士留校当老师。所以高校教师很多都是博士。但是，国外的新闻院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种“本科教师”现象—本科毕业之后去当记者、编辑，工作二三十年，年龄到了四五十岁，重新被请回新闻学院当老师。他们具有极其丰富的经验，反过来改造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大学毕业时，还没有“新闻学士”这个学位，要么文学学士，要么法学学士。“新闻无学士”，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学科，始终在淘汰和更新。比如“五个W”，在报纸主导新闻的时代，曾经是根深蒂固的准则。随着广播、电视、互联网、电影、话剧等各种表现形式的兴起，新的“讲故事”模式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新闻写作。

“人”和“人性”的故事

那么归根溯源，这些渐次兴起的传媒形式，有什么共同点呢？

新闻的核心是“人”。先有对“人”的关注，才有对新闻的关注。讲一千、道一万，人类所有文化产品的实质，都是在描写人和人性，从来没有偏离过。

过几天我要参加《狼图腾》出版十周年的研讨会。这本书十年前的首发式我也在，因为我是内蒙人，书里写的也是在内蒙发生的故事。

我就问自己，十年之后，怎么去看这本书？表面上写的是狼，其实是写狼吗？如果仅仅写狼，它能畅销十年吗？其实写狼，是在从另一个角度写人，归根到底还是讲述人性的故事。只不过，作者用狼性当镜子来照人，照中国人，照此时此刻的中国人。

对于新闻，也是如此。我们要用个体的“人”，去化解宏大命题。

比如交给你一个选题—727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过去的表现形式可能就是“大里来、大里去”，现在，一定会有更多的新闻人选择由一个个体、一个具象的概念切入报道。

或许这个片子或者这篇报道，上来就是讲述一个人物，用电视画面或文字语言去描绘：“星期五这天，清晨4点多，胡宁（假定人名）就起床了。他拿出一套平常很少穿的衣服，准备去参加在工体举办的招聘会。这已经是他进入大四之后参加的第十二场招聘会了……”

接下去可能会有一个转折：“其实，这天要早起的不只是胡宁，与他命运相同的还有727万名大学毕业生，比去年‘史上最难就业季’的人数还多出30万。”一下子就将报道面横向拉开了。然后继续加入宏观的观察，但最后还是要回到胡宁身上，回到个体的故事里。

国外的新闻报道几乎已成共识：通过具体人物，表达宏大事件。没有主人公就没有事件，就会让新闻可信度，尤其是吸引力降低。所以，你首先要明白，新闻写作传播，就是一个写故事和讲故事的过程。不要在“故事”和“虚构”之间画等号—真实的事情，也需要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进行传播。我们在对外、对内的宣传当中，有相当多的失败就是因为不会讲故事。花了很多钱出了很多力，却没有好的效果。

很多人问我，你去耶鲁演讲，怎么想到《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这个主题？因为我很明白，跟老美打交道，以及跟所有人打交道，最容易达成共识、引起共鸣的是什么？是人。

空讲事儿是很难的。讲四十年中美关系，太累，人家也不爱听，听一会儿就困了。而且讲某件事，人们都是可进可退，有距离感。但是把“人”的元素放进故事里，就不一样了。只要选对了“人”，听者就会感同身受，就会以相同的情态沉浸在你的故事中。

千百年来，全世界的文学实践、音乐实践，包括近代的新闻实践，都在证明同一个道理：所有的故事，最后都要回归到“人”的主题。

悬念：与“当下”距离最近的问题

在生活中我们发现，同样的笑话，有的人讲就特好笑，有的人讲就不好笑；同样的故事，有的人讲就特好听，有的人讲就不好听。为什么？

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讲好一个故事的核心是什么？

对于新闻人，讲好一个故事的重要手段，就是寻找跟“今天”最有关联的话题。

比如，《新闻1+1》定了这样一个选题：浙江义乌招聘五名高薪公务员，年薪最低的三十万，最高的六十万。我对编导强调“新闻性”和“讲故事”。故事一定要贯穿每一环节：从节目标题、片子开场，到主持人、评论员的每一个问题，以及节目的结构，都要跟这个故事配套。

第一稿，他们提交上来的标题很像政府工作报告，“义乌试水高薪聘请公务员”。太常规！我把它改成了“三十万年薪的公务员，怎么用？”

文案的第一个问题也很常规，节奏慢条斯理，询问义乌组织部部长“为什么要开展这样的活动”。

我问编导：这条新闻是5月1日之前发生的，而我们做节目是5月5日，这两个日期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编导显然没想过，只说“这几天持续关注”。

我继续提醒他：5月1日公示结束，按道理讲，他们应该过了节就上班，不是5月4日，就是5月5日，那么他们今天上班没有？—这是第一个问题。

编导回答：没上班。

我说：所以啊，这就是今天的新闻！他们为什么没上班？

其实这个问题在原文案中也提出来了，但是位置安排在第一个短片结束之后。我将它提到开场：“我们得到消息，五名高薪公务员在应该上班的日子却没上班，出什么意外了吗？压力太大？”然后马上连线采访组织部部长，把这个问题抛给他。那么对方会给予解释：“公示虽然结束了，但是还要呈报上级，另外我们双方的合同没签，还有一些细节待协商。”接着我会问：“有出问题的可能吗？会不会有人不签？”再进入第一个短片。

看似很简单的一个调整，但是马上，“新闻”突显出来了。这就是一个“讲故事”的模式，而不是按着老套路去平铺直叙。掌握这种模式，也是长期训练的结果。

新闻人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你的故事精彩与否决定的。你慢条斯理地去讲，观众没兴趣，可听可不听。再说你以为观众不能从其他渠道获知这条资讯吗？但当你找出“当下”最新的新闻性，马上就有了悬念—对啊，这几个哥们儿怎么没上班？这才是新闻人提供的价值。

逻辑：站在受众的角度思考

要讲好新闻故事，第一个准则，就是站在受众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反过来，站在自己的角度。但在我们的新闻队伍当中，恰好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后者。那怎么可能把故事讲得好听呢？

我的幸运在于，原来在《东方之子》工作的时候，还没有手机、网络、微信，也看不到什么流行的段子，都是别人给我讲一件事，我再转化成自己的语言讲给大家。从那时起就培育了一种潜意识，知道怎么讲故事别人才爱听。

过去我们设计广播或电视的节目结构，都是假定受众从第一分钟开始听或看，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节目结束，由此完完整整地来考虑它的起承转合：怎么开头，怎么推进，怎么高潮，怎么收尾。

但国外的传媒调查显示：听众和观众会在任何时间进入、任何时间离开。这就对我们过去那套“线性逻辑”产生了挑战—中途进入看不出眉目，立刻就换台了。所以现在，“平行逻辑”正在快速成长，要让任何时候进来的受众都可被抓住。

我小时候，一放学就跑到电线杆子底下，听袁阔成、单田芳的评书，一听就是半小时，聚精会神。现在，你给我讲半小时故事试试？你能让多少人从头听到尾？更何况，还是连续一百天，每天半小时。很难。

现在的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对故事的心态和审美不一样了。同样是半小时，过去你可以慢条斯理地讲一个长故事，现在却可能要把长故事分解成好几个完整的短故事，再组合在一起。比如《舌尖上的中国》，你任何时候打开电视，都能跟着它的故事走。

受众的需求发生了变化，讲故事的人必须适应这种变化。

细节：直指人心的力量

一个好故事，从内容层面上看，有了人和人性、悬念和逻辑，还有很重要的一项—细节。新闻人应该养成这样一种习惯：无论做什么样的选题，首先考虑人物，其次寻找细节。

我们常说，一篇文章写得“有血有肉”，细节就是文章的“血肉”。好的细节，会在聆听者产生倦怠的时候，将他再次带入故事。被细节牵引着的人，聆听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大家平时一听到“主旋律”这三个字就头疼，话题太大！如果把大话题转化成故事、再引入一些细节呢？

无锡有两大家族：荣氏和钱氏。荣氏家族出了荣毅仁这样的国家副主席，钱氏家族出了钱穆这样的大学者。钱穆有个侄子，1931年考上了清华大学，语文、历史都是第一名一双百。他的名字叫钱伟长。

钱伟长进了清华以后，陈寅恪希望他学历史，闻一多和朱自清希望他学文学。可是入学第二天，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钱伟长夜不能寐，觉得学历史、学文学都无法拯救民族命运。他左思右想，跟同学探讨交流，只有学造坦克、强大自己的实力，国家的前途才能慢慢变好。

造坦克就得学物理。第二天钱伟长跟学校说，我要学物理！老师打开成绩单一看，乐了：中文和历史都是100分，物理5分，数学加化学一共20分。考成这样，您敢学物理？要说那时清华也牛，这样的学生也敢招，现在算总分，连“三本”都进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