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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说（出书版）》作者：白岩松【完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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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2002年的元宵节，在人民大会堂，我跟李长春同志和管纪检的常委在一桌聊天。李长春同志说，舆论导向正确是最重要的，但在宣传中一定要入耳、入脑、入心。如果做不到，导向再正确也在空中飘，落不了地。
别忘了，我们每天是在跟谁竞争？《非诚勿扰》《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您整天念报告能竞争得来吗？不管多大的新闻单位，越是承担着大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传播任务，越要遵循规律，用入耳、入脑、入心的方式去吸引观众。
2014年 浙江舟山千岛传媒论坛
自己的读后感
尊重规律是必须的，可在现实中，你很容易发现，身边有很多的规定是违反规律的。这个时候就不好办了，是按规定办？还是按规律办？
按规定办，时间一定会修理你，让你付出代价；可按规律办，你的领导可能立即修理你，让你马上付出代价。
我们很多的浪费与弯路，常常与此有关。
好多单位出台规定：报销差旅费，必须是来回机票、火车票与目的地住宿费一起报。可问题来了：出差目的地如果是父母家，想回家住还为组织省钱，但规定不允许，没有住宿票，来回路费也报不了。于是，要么开一间房不住，要么买个发票占组织便宜……这样做倒是符合规定，但这里存在的问题呢？而你知道，这只是我可以拿出来举的例子，现实中，违反规律的规定多着呢！
我们要理顺的东西还有很多，如何让规定与规律不矛盾？如何在透明公开的意识提高了很多之后，也能让制度保障跟得上？还有要思考党性与人性的配套而不是割裂等问题。
课题都不小，可不是我能说明白的。但时代前行，这些问题我们恐怕都躲不开。
资讯爆炸时，别被忽悠了
传媒应该具有五种功能：解闷、解惑、解气、解密、解决。解闷需要娱乐，解惑需要知识，解气需要分寸，解密需要勤奋和时代进步，解决需要影响力和耐心。
内蒙古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很遥远，没错，它是边疆。但是当他们坐上飞机，发现只需要四十五分钟就可以从北京到达呼和浩特，他们又很惊讶：“哦，原来内蒙古离我们这么近。”其实对于内蒙古的年轻人，如果别人对你们在心理上产生这种遥远的距离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内心里的距离感，可怕的是“自我边缘化”。
二十多年前，当我处在你们这个年纪，在海拉尔只能读到三天前的报纸，因为偏远。那么很多个“三天”累加在一起，我可能就比大城市的孩子落后了很多。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所有的资讯和界限都被快速消除了。只要你们足够勤奋，足够敏锐，就可以和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同龄人共同成长。
八十年代是个什么年代
今天我要和大家沟通的主题，是这二十多年传媒行业发生的变化与我们每个人之间的关系。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传媒的时代，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跟传媒打交道。如果将时间倒推三十年，再过两天就是毛主席去世的忌日。在座的各位同学，这对你们来说只不过是历史。而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刚才，我还和余秋雨老师、阎学通教授谈到当年的这一天，大家都记得很清楚。那天余秋雨老师正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半山腰的一个农家屋里学习。旁边走过来两个农民说：“哎呀，毛主席死了。”那一瞬间，余秋雨感觉像五雷轰顶。阎学通教授当时是天津的知青，在黑龙江兵团插队，听到这个消息，也有一种末日临头的感觉。
我那时正在学校和一帮小伙伴玩儿，突然听见大喇叭里放起了哀乐，然后说毛主席去世了。虽然我们还只有七八岁，但却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恐慌，这个世界出问题了！
那时的中国媒体只承担着单方向的传播作用，也就是党中央向公众传递信息或“指示”的政治窗口。全国上下就那么几份报纸，几份杂志，一个广播电台。电视台虽然从1958年开始就有了，但基本上和老百姓的生活毫无关系。这就是改革开放前，中国传媒的状况。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传媒行业有了第一次快速的发展。这种快速发展的标志，是各地的报纸风起云涌地出现了一种叫“副刊”的东西，包括周末版，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媒体不再是单一的政治导向宣传，开始出现一些软化的审美的倾向，一种对生活、对八小时之外的尊重。当时就有一本杂志叫《八小时之外》，我印象非常深。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杂志的明星时代。《中国青年》《大众电影》《当代》《小说月报》等等红透半边天，很多家庭都在订阅，发行量动辄几百万。广播也依旧辉煌，但还是一个单向的传导作用。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一些另类的声音了。这种另类声音以纪实性的报告文学为突破口，涌现出很多报告文学大家和优秀作品。虽然几年之后，其中有些作家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涉及政治方面的因素，但这种文学体裁毕竟让中国媒体第一次切实地关注现实，关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即使只是冰山一角。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呈现出强烈的“文化热”倾向。那时的畅销书可不是什么《痛并快乐着》，而是叔本华和尼采。近两年中国知识阶层中有一种礼赞八十年代的回归倾向，认为那才是中国文化界、思想界最富激情的时代。
我那时正好在读大学，几乎经历了所有的文化热潮：摇滚乐在中国的诞生，朦胧诗的火爆，金庸、古龙、琼瑶、三毛的流行……一切都在急剧的变化中，人们对精神的看重远远大于物质。
仰视，俯视，平视
每一个时代都有值得怀念的理由，也必然存在它的问题。八十年代，物质的极度不丰富，经济领域的左右纷争，牵扯了相当多的社会注意力。百姓生活和传媒发展，都处在局部活跃但没有长足进步的状况下。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这次南巡撬动了很多事情。
首先，打破了当时沉闷的社会局面。邓小平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发起改革开放，还在于南巡中面对僵局和困局的再度发动。要知道，一辆有可能要熄火的车被重新发动，是需要勇气、胆量和技术的。
此外，中国传媒界也迎来了飞速发展，以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的创办为主要标志。我很幸运地赶上了这列电视新闻改革的头班车。其实我们这一批人，水均益、方宏进、敬一丹、崔永元，都应该感谢《东方时空》的创办。
我是1993年《东方时空》第一个栏目的主持人，那个栏目叫《东方之子》。因为此前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对象，所以我们最初的生涩与不成熟，都被大家宽容以待。我们是在宽容中走过了一片陌生的开阔地。其实回过头看，当时并不见得做得很好。
《东方时空》改变了什么？《东方时空》改变了传媒的态度和视线。从《东方时空》开始，媒体不再是见到高官就仰视，见到百姓就俯视，而是建立了一种平视的理念。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做到平视一切并不容易。《东方之子》把过去可能被仰视的、方方面面的杰出人物纳入栏目当中，然后用平视的视线去看待他，还原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酸甜苦辣。我们不是造神，我们要还原人。这是一种态度上的巨大转变。
与此同时，《东方时空》又用《百姓故事》—也就是最早的《生活空间》—完成了一种转变：身边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栏目的主角，“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刚看完一个过去有可能被仰视的“东方之子”，接着就看到一个过去有可能被俯视的老百姓。他们在同一个平台上，是平等的。而且对于观众来说，某一天可能觉得《生活空间》的主人公的人格魅力反倒超越了《东方之子》的主人公。这就很有趣了。
还有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种平视，是对社会的平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媒体只能让大家看到阳光灿烂的180度。歌舞升平、歌功颂德、成绩、发展……是的，它存在。但是社会只有这180度吗？另外的180度呢？不公正、丑恶、罪恶、腐败等等，在媒体当中很少见到。
《东方时空》的最后一个栏目叫《焦点时刻》，正式开启了中国电视新闻舆论监督的先河。你突然看到，医生做手术的时候可能把手术刀落在患者肚子里；公务员办事可以推三阻四；农民可以被欠白条；高速公路可以乱收费……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媒体终于把它的视线由180度向360度扩展。以至于现在舆论监督被写进了党的报告当中，成为原本就应该存在的一种媒体属性。
朱镕基总理1998年10月去台里跟我们座谈的时候，谈到为什么要支持《焦点访谈》，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要让老百姓看到信心啊！”我非常认同。接二连三的丑恶事件被媒体曝光，然后很快得到妥善处置，带给人们更多的其实是信心。
这之后，各个省台包括平面媒体，舆论监督蔚然成风。现在大家对于一些批评类的报道不会再像十几年前那样敏感了，似乎已司空见惯。虽然还是会有局部的“季节变化”，但大环境是进步的。中国的事情，往往是前进一步退半步，再前进一步再退半步。即使处在退步的过程当中，也不要沮丧，因为总体的趋势是向前的。
“自由”未必全是美好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传媒的发展出现了几个方向性的转变。第一，新媒体的诞生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传统界限。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媒体，越来越多地占据了人们的时间和关注度，更是对传播方式的彻底改变。
新技术的出现，使过去的“单向传播”转向更多的交流互动。在互联网上看完新闻，你可以立刻发表自己的意见，成为这条新闻的附加信息。近几年一些大的新闻事件，比如：宝马撞人案、宝马彩票案、孙志刚事件，都是在传统媒体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被新媒体放大，使得传统媒体不得不跟进，最后甚至导致一些法律法规的改变。这是多大的一种力量！
而另一个方向多少有些令人担忧，就是以市场和商业为导向的媒体行为日益增长。首先，它不可避免，而且我认为它是一种进步。传媒在过去十多年里实现了两个很重要的进步。第一个进步是由“党的喉舌”向“党和人民的喉舌”方向转变，这已经写到了党的工作报告当中。第二个进步是由过去的“唯行政论”转变为更加关注市场。没有市场，没有人们的欢迎，对媒体而言，生存是很困难的。所以，市场导向是进步，但在进步的过程中也开始出现一些让人担忧的现象。
钱的力量太大了，市场的力量也太大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和媒体人，远离了原本应该恪守的严肃、负责、认真、敬业精神。虚假新闻和有偿新闻层出不穷，一味地迎合、媚俗、八卦。互联网上，被偷拍和主动让人偷拍的画面从无间断。百姓是需要娱乐的，但是当媒体只剩娱乐的时候，很悲哀。
传媒原本应该具有五种功能：解闷、解惑、解气、解密、解决。解闷需要娱乐，解惑需要知识，解气需要分寸，解密需要勤奋和时代进步，解决需要影响力和耐心。如果传媒只剩下解闷，时间长了，观众就该去解手了。
我的观点是，娱乐节目非常重要，但是如何能把它做得更有智商一点儿？如何去强调某种责任感？有人说，老百姓喜欢嘛。是不是表面上老百姓喜欢的媒体都要给？不一定。想想看，可能另一拨老百姓喜欢的，或深层次喜欢的，你给了吗？
我在德国报道“世界杯”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德国互联网上的留言全是实名制。我相信德国之所以出台这样的政策，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当一个人可以不为自己的言论负责任，当他处在一个极度安全的阴影里，他可能会展现出人性“恶”的一面。而现在我们的互联网上，好多人的留言也正是如此，越来越像一个公共厕所。
公众如果不能用理性看护好自己，任意纵容某些情感，媒体如果不能围绕着道德感和责任感运行，这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
曾经有过构想，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陆续推动中国的新闻自由。但是，当商业化的浪潮以不可阻挡的方式席卷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有一天真的实现了新闻自由，呈现出来的局面可能悖离了你最初的想象。可能走向低级恶俗，走向一味迎合，走向不负责任，走向道听途说，很有可能。但是即使这样，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所承担的使命。我们还是要继续去推动。
身处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传媒时代，如何处理自己与传媒之间的关系，面对纷繁复杂的资讯，如何拥有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变得越来越重要。既不能彻底隔绝，也不能沉浸于此。不仅要选择接收什么样的资讯，还要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它。
在这样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里，“看护好你自己”已经变成非常重要的命题。每一个时代里，优秀的人都是独立的人，而不是传媒的俘虏。不是别人说是、我跟着说是，而别人说不是、我也跟着说不是的人。任何事情都要经过自己大脑的过滤，才得出结论，说是或者不是。
2006年 内蒙古工业大学
自己的读后感
未来，还会不会有一流的人才愿意成为一个新闻人？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现在不敢乐观。
我印象很深，九十年代，很多领导都想办法让自己的孩子进电视台或做传媒，但近几年，这样的情况几乎没有了。显然，现在的传媒，已不像九十年代那么有吸引力。
的确，做新闻人，常常是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吃地沟油的胃却操着中南海的心。而且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传媒这个行当的工资水平大多排在各行各业的中下水准。显然，如为养家糊口，这个行业算不上好。
这的确是一个需要点儿理想主义才干得下去的行当。可当下这个时代，谈理想好像已经过时，更何况人群复杂，骗子也时常谈理想，这种情况下，拿理想来吸引年轻人干这行有点儿玄。而漫长的岁月中，之所以有很多优秀的人才愿意走进新闻这个行当，都是有点儿理想与责任的。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打击丑恶弘扬善良，也因此时常收获一些卑微的成就感，并感受到人们对这个行当的一种尊重。
对了，尊重，是让很多人工资不高还乐哈哈地干这个行当的重要原因。
可问题是，这种尊重现在还有吗？如果没有了，责任在谁？又拿什么去吸引优秀的年轻人？
这可不仅仅是传媒业自身出现了问题。
今天的新闻是明天怎样的历史？
当我们以简单二元对立来评判事物时，内心里的秩序常常会失衡。
建立在“一样”基础上的“不一样”，才有价值。
明天是“9.11”十周年纪念日。十年前的这一天，我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焦虑的夜晚。焦虑的不只是我，还有中国相当多的媒体同行。美国的新闻博物馆里也留下了一笔记录。所以在十年前，起码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和世界还真不是一个概念。
但是今天，当我们纪念“9.11”十周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国内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随处可见，比纪念自己的事儿还热闹—比如中国足球进世界杯这件事已经不怎么有人提了。
或许这也是一种缓慢的进步。站在历史的高度和跨度上，你会看到这样一个国家的足迹：缓步前行，时有后退。我近年来越发担忧一件事，就是人们对事物的判断，依循的是一种简单对立的标准，比如：“世界对中国开放，还是中国对世界开放？”
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参加辩论比赛，很多A或B的答案也无法进行选择。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我们的血液里，的确有一种“二元对立”的基因，使我们“和谐”起来很难。要么对要么错，凡事都得划分个阵营。
当我们以简单二元对立来评判事物时，内心里的秩序常常会失衡。比如新闻，就总被分成“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全世界搞新闻的好像都没有正面、负面一说，统称“报道”。而且在我看来，正负还可以转化。
如果都是正面报道，很多年后，一代又一代的人都认为一切OK，危机是不存在的，最后国家衰落了，今天的正面报道就成了明天的负面报道。如果今天的负面报道是建设性的，能够推动国家前进，所谓的“负面”其实又是正面。因此没有对立的道理，一定要认清社会和个人的复杂性。
我的另一个观点是：建立在“一样”基础上的“不一样”才有价值。还是以新闻行业举例，过去我们常常跟美国比，都有哪些不同。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即便如新闻这样存在巨大差异的领域，我们跟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同行，仍有70%-80%是相同的，对吗？要客观，要有细节，要人性化，要有社会责任感等等。此外才是“不同”，与各国的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宗教、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有关。
首先具备“一样”的基础，才有了彼此沟通交流的可能，然后各自的“不一样”才能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最近看了一部非常老的电影《查令十字街84号》，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战后开始写起：一个很穷的美国作家喜欢看书，但是很多书找不到，就写信给英国的一家书店询问。书店老板收到信后非常开心，难得知音嘛，就把能找到的书寄给她。战后的英国物资极度匮乏，这位美国作家收到书后，又会寄一些食物和日用品给书店老板作为回馈。两个人通信通了一辈子，但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面。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
后来我发现，正因为他们交换的是不同的东西，彼此的馈赠才格外珍贵，但前提是，他们拥有太多相同的东西。物质层面，有共通的英语、可兑换的货币；精神层面，都有与人为善的温暖品行、对事业的专注、对信仰的追求。没有这些“相同”作为底子，就无法显现那些“不同”的价值。
除了基于“不同”的价值，新闻人自身的价值是什么呢？
我小时候，家里是四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我妈是教中国历史的，我爸是教世界历史的，我哥哥是搞考古的，我是搞新闻的。
世界历史先死，中国历史还在—我爸很早以前就去世了，妈妈带着我们哥儿俩长大。我哥选择学考古的时候，有人说是传承了父母的学养。很多年后我才明白，没有比我哥更狠的了：考古是个什么行当呢？就是通过自己挖出来的东西证明爸妈讲的全是错的。
而且这事儿还没完。等我自己做新闻做了很多年后，突然又明白一个道理：我比我哥还狠，因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所谓新闻人，就是往历史洞穴里不断放进资料和佐证，让后人在考古的时候去发现和研究。
可问题是，如果我们这个行当今天放进去的东西并不真实，很多年后被我哥那个行当挖出来却信以为真，历史将会怎样？考古将会怎样？而那个留下来的新闻背景又将是怎样呢？
所以对于新闻人，真正的考验就是你在往历史的洞穴里放些什么。
2011年“理想国”文化论坛
自己的读后感
几年前，有媒体记者采访我，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会让你的孩子子承父业，也干新闻吗？
我的回答斩钉截铁：我有多恨他才这么干啊？不会的。
这个回答当然有些开玩笑的性质，可也是我真实的想法。而且我也的确承认，在中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好多父母，都不希望子女再干自己的行当。医生不让孩子学医，法律工作者不让孩子学法律……农民当然更千方百计不让孩子再当农民！
为什么会这样？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太多父母干了大半辈子，真明白了自己这个行当的苦与涩加上扭曲。
我的孩子自己决定，想学历史，又回到爷爷奶奶的行当中。我不反对，历史是最好的镜子，多照照更会准确地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现在与未来不会有太多新鲜的东西，大多在历史中都有。我们总是在重复，尤其是错误。
不过，我不后悔并庆幸自己的职业选择。当然，回头看，就像我在序中说过的：我和同行只是偶尔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大多数时间，都是想办法不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坏。
而这何尝不是一种使命？
态度 进退不是非取即舍
中国人不缺德，可是缺啥？
教育不是让人性变“好”，而是约束人性中的“不好”。
当时代的发展让人们产生超越物质的需求，才是爱的开始。
今天来到这里，也是对王振耀（编者注：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兄长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
在过去的很多年，因为中国的慈善事业要向前发展，我们进行过多次合作、对谈。有时候，一项事业的前进需要大时代的机缘巧合；有时候，需要的只是一个人。同样是美国总统，有的就不好，有的就不错—中国的很多位置也是如此，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可能会往前推进十几年，没遇到合适的人就可能原地踏步。这些话表达的是我对王振耀兄长的尊敬。
接下来转入正题，说说我对公益、慈善以及爱的思考。
今天沟通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仿佛很遥远，当人们谈论中国的慈善、爱和公益的时候，很少提及，但它却是最重要的基础—人性。
第二个层面是道德。举国关注的“小悦悦事件”，仅仅是道德问题吗？把这个问号留给大家。
第三个层面，是慈善和公益在中国的发展，实质究竟是什么？
中国人DNA里的“二元对立逻辑”
首先，我们说一个仿佛无关其实最有关的问题：好人才会做慈善吗？
中国人从小就习惯给人贴上“好人”和“坏人”的标签，我们这一代可能感触更深。小时候看电影不多，一看电影便要问爸爸妈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后来发现我们这代人最幸福，因为好人坏人一看就知道。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影，主人公一定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反面角色则是胡汉三、南霸天、黄世仁那样，从长相上就能看得出来。
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传统延续下来，并不仅仅因为这方面的文化基础是如此浅薄，更主要是在于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革命”的背景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你死我活的问题，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几乎没有中间地带。这种“革命基因”慢慢渗透到我们看待人性和世界的DNA里，形成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法则。
非常遗憾的是，我也不能把在座的年轻人全部看成新人类，因为在这一点上讲，你们依然是老人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逻辑观。
当我们关注公益、成为志愿者的时候，首先要明白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没有纯粹的“好”也没有纯粹的“坏”。每个人心中都并存着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制度和人，激活了你的哪一面。
比如今天，我站在这里讲公益、讲慈善，会被大家认为是“好人”。但或许在其他情况下，人性中的“坏”也会释放出来。当每个人都可以清晰且自律地看待自己，会明白谁也不比谁好到哪儿去或坏到哪儿去。
教育很重要。教育不是让人性“变好”，而是约束人性中的负面欲望、扬善弃恶。
法律也很重要。法律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是最低的道德底线。法律不能让你变成好人，但是它要求你杜绝坏的行为—抢劫、偷东西、杀人是不行的。
此外还有环境。如果一个社会环境充满善意和安宁，人们和谐相处，人性中的善就会更多地被激活。
因此，我们倡导道德、公益和爱，期待更多的响应，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满世界去寻找“好人”，而是要思考：如何用好的教育、好的法律、好的制度、好的环境等，把人们心中原本就存在的善意激发出来。
遗留在中国人DNA中的二元对立逻辑，让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判断都是危险的。打破这种简单对立的思维，是一个真正的基础。全社会都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前行。也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才会懂得：人人皆可做慈善，公益的基础是巨大的。
是道德的问题吗？
“小悦悦”事件、宝马车碾童事件，还有一起又一起摔倒老人讹诈搀扶者的案例，让大家都很难过，觉得中国人的道德底线一塌糊涂，对吗？
可是问题仅仅在于“道德”吗？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小悦悦事件”发生在国外，第一会受谴责的是孩子的父母，第二才是司机与围观者。我们可以说，小悦悦的父母非常值得同情，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不容易。但是，情感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站在严肃的法制角度看问题，是不关注这些点的。作为两岁多孩子的监护人，小悦悦父母的监管缺失，是这起悲剧的真正关键点。
《人民日报》有一位知名记者，讲过一个经典案例。她妹妹在美国生活，有一次孩子回中国，住在她家。一天晚上，她临时有事出门，时间不长，就把妹妹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正好这时候妹妹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跟孩子聊天，问他“你大姨呢”，孩子说“不在家”。妹妹一听急了，“就你一个人在家吗？”孩子说：“对，就我一个人。”姐姐回来以后，妹妹对她勃然大怒，说：“姐姐你这是违法行为！”因为在美国，把未成年儿童单独留在家里就是严重的违法。
说到这儿，如果大家不解，还可以换一个思路。
老人摔倒被扶，为什么一瞬间反而要抓住对方说：“你撞了我！”因为这个老人是“坏人”吗？
倒退二十年，如果大街上两辆汽车追尾，司机肯定下车就打。为什么呢？不打不行！谁打输了谁赔钱。可是现在，谁还会为了追尾大打出手？经常是把车靠边一停，互相递根烟，把保险号一抄就完了。
对比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中国人很讲礼节，道德水准提升了。可是为什么中国人撞车后的道德水准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交通强制险”的介入。所有汽车必须买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不必再用暴力的手段争取权益，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人性里“善”的一面流露出来。
摔倒的老人为什么讹诈救他的人？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医疗保险，他摔倒在地不能动弹的时候，最大的痛苦还不是来自肉体—中国的父母心疼孩子啊，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孩子要给自己掏钱治伤，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他扛不住—在这之前他可能行了一辈子的善，但是这一瞬间都不存在了，他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扶他起来的人。如果中国的老人都有医疗、养老保险，还会发生这么多起讹诈事件吗？
因此，涉及道德的问题，不应追问人们“有没有道德”，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否进步到了让人们“可以展现道德”的时候。中国人不缺德，缺的就是让“德”展现出来的制度保障与大环境。我认为，此时此刻的中国，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所有糟糕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强迫我们去设法提高基础保障和社会综合配套设施。
我从来不愿听到人们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谈论道德。那没有意义。
中国有句古话“贫贱夫妻百事哀”。在座各位都是年轻人，正处在一个相信“爱情的力量不可战胜”的阶段。那么古人为什么总结出这句话呢？因为这才是生活的真相。不管你爱得多么惊心动魄，如果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没地方住、没食物吃，矛盾就会逐渐地从小到中，从中到大，最终毁掉爱情。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道德也是同理。
基于刚才谈到的“人性”和“道德”因素，此刻要想快速推动社会进步，谁又有权去抱怨别人呢？当下最常见的情形，就是所有人都在抱怨。领导在抱怨，群众也在抱怨，富人在抱怨，穷人也在抱怨……唯独没有人抱怨并改变自己，这是中国此时此刻最大的问题。
今年我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批评政府、批评党、批评社会不够进步，是不是也该批评一下自己？每一个公民都没问题，都是党和政府的问题，谁说的？党和政府什么时候让你闯红灯？什么时候让你用散步的速度在街上开车并乱加塞？”
而且我发现，很多知识分子也在利益的驱动下，不能理性看待问题，甚至夸大事实来印证自己的某种观点。这很糟糕。
慈善，来自内心对爱的需求
接下来进入第三个层面，谈谈慈善、爱与公益的实质。
慈善、爱与公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对别人的帮助，是吗？我想告诉各位，人性是自私的。过去几十年，我们党教育干部、老百姓都要大公无私，结果一度使这个国家濒临崩溃。到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究竟改革了什么？核心价值或者出发点是什么？回头一看是邓小平终于明白了“人性是自私的”这个道理，然后开始顺势而为。
改革开放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安徽小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土地承包的核心动因，就是尊重“人性是自私的”这个前提。
接下来这个理念延伸到了城市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股份制的基础也是人性，持股人的主人翁意识增强，为自己工作更有动力，而为自己做就是为企业做。所以，不再讨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背后曾有过痛苦的思考，慢慢才找到一条顺应人性、顺应时代的路径。
那么，既然人性是自私的，公益、慈善和爱又何以立足呢？这与“自私”不是相悖的吗？恰恰不是。
2005年我在台湾采访慈济，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要求义工或志愿者帮助了别人之后，不仅不用别人道谢，反倒要向别人致谢。因为“不是我帮了你，而是你帮了我”。这是什么逻辑呢？有一句话叫“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也是一种快乐，一种需求。
人生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需求。到了某一个年龄，或者当你爱到极致，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渴望从别人那里获得什么，更关注的是“我能为你做什么”。这不是虚伪，不是迎合，而是内心深处对爱的需求。
从整个社会来看，当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自然也会产生一种超越物质的需求。这个时候，才是爱的开始。慈善公益的发展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一味地宣传“大公无私”，鼓励“见义勇为”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扭曲的价值观。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怎么会去爱别人、爱社会呢？反过来，只有当帮助别人成为自己的需求，而且是实实在在的需求时，公益、慈善、爱才真正具备了推动的基础，而不是作秀。
公益行动不是“搞运动”
我们从来不缺“公益行动”—中国人搞运动习惯了，整套流程都很在行—我们更需要的是爱的感受和需求。骨子里没有爱，行动也只不过是空壳化、荒漠化的行动。
我们应当让更多参与者心中升起帮助他人的需求。刚开始或许略显形式主义，甚至有些空壳化，但是没关系。只要目标清晰，可以逐渐向壳里注入实实在在的内容。
另外，就算公益事业目前在中国进展缓慢，请不要急着骂。批评是应该的，改正也是应该的。但是稍有纰漏就要遭遇谩骂，中国的慈善之路就长不了。当你陷于一个不敢出任何差错的境地，还能发挥多少优势呢？这是一个社会的容错能力。
作为媒体人，当然也应该具备容错能力。我不能明明看到问题而不指出来，但是请记住，尽管我提出批评，却依然以建设者和陪伴者的身份和他站在一起。
慈善事业在中国刚刚起步，就会立即达到我们所期待的高水准吗？不会。
第一，很多事业的发展可参照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慈善也不例外。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1978年拉开大幕的，发展到第十四个年头，市场经济的大政方针才逐渐形成，“摸着石头过河”。所以第一个要借鉴的就是“敢于试错”，同时要包容。
第二是要自主。我们说“自主创新”，重点不在“创新”，而在“自主”。有自主才能有创新，不自主就不创新。科学家都听处长的，中国不会有自己的乔布斯。中国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文化，当然有条件出乔布斯，但是制度要改。那么多聪明脑袋，被一个智商没那么高的人管着，能创新吗？
第三，尝试一段时间后，一旦取得成绩就迅速确立模式。1988年党代会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代会确立了市场经济，1997年最终确立了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中国经济改革走过十八年，经历了尝试、宽容、自主、法律确立，最后慢慢成型。
如果，我们将2008年定义为“中国公益慈善元年”，到现在刚刚走过几年，已经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慈善总会有问题，红十字会有问题，宋庆龄基金会有问题……
这些公益机构爆发的问题，起源于2008年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慈善意识都得到启蒙，启蒙之后开始向外捐资，更多人成为公益的股民。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地震……随着捐款人群的扩张，大家开始关注这些钱用到哪儿去了。媒体报道和网络信息的快速更新，也起到了跟踪和监督的作用。
发现病症是治病的前提，不满意就要改造它。在种种争议中，中国公益慈善以一种比想象更快的速度在改革，这是进步。人类历史上没有实现过不打折扣的理想，打折扣的过程中，也打掉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世界需要你的存在
是不是每一个搞慈善的人，都明白自己未来十到二十年间的使命呢？
我个人认为，从历史角度看，从2008年开始的二十年，是中国公益建章立制的发展阶段。建立多少公益机构、帮助多少人，都不是最重要的结果。下一个二十年才是壮大的二十年。
那么，需要政府思考的是，在这建章立制的二十年，什么可以“不急”，什么应该“着急”。
建章立制要着急，一是涉及慈善立法问题，二是涉及立法之后的执行问题，理念和立法应该成为这个阶段的重要工作。
我个人认为，公益机构必须进行大范围的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量公益机构严重缺乏人才，我不好深说了，得罪人。公益机构领导者平均年龄太大，已经过了能把一件事情干好的最佳年龄了。当然，太年轻也难以胜任。我们需要三四十岁的中坚力量，最有冲动干劲，也最有经验。
针对公益机构的人才培训也很薄弱。前不久，我刚给中国公立公益机构做了第一次新闻发言人的培训。2003年，国新办启动“新闻发言人培训”，我从第二期开始做老师，从省级到市级，几乎涵盖了各个部门，唯独没做过慈善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培训。今天这些机构暴露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缺少媒体沟通经验，缺少与公众对话的经验。北师大有一个“公益研究院”，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科班，对慈善结构的组织管理者进行培训或轮训。
最后要补充的是，我们的很多慈善和公益理念需要改变，在这里讲三点，也是与大家共勉：
第一，公益、爱和慈善永远是自愿的事情。没有理由劝捐或者骂人家不捐。劝捐表面看很有效，但一定会摧毁这个基础。2008年汶川地震，我公开表达过这个意见，然后被别人骂，被骂也要表达。就算一个人有亿万身家，就算他一分钱没捐，你就有权骂他吗？有权对捐多捐少施压吗？你无权指摘别人的选择。
第二，始终令我痛苦的一件事是：很多人认为只要出发点很合理，结果很满意，过程就可以很残暴。今年永光（编者注：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发明了一个词，“暴力慈善”。要知道很多悲剧的出发点都曾经是好的。谁可以全面推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谁也推翻不了，因为他的动机中也许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但你无法否认过程是糟糕的。
我们必须告别这样一种逻辑：只要结果好，过程差一点儿无所谓。任何源自糟糕过程的“好结果”，也不该被认为是好结果。比如在座各位，你们不能说，因为你胜任了一份用虚假简历换来的工作，这个谎言便是合理的。总有一天你会因此而吃亏。有人说，我会适时收手—不，通过扭曲的行为获取利益，犹如毒瘾，很难收手。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体系。
第三，做好事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吗？很多人做好事是为了换取感激和褒奖，这是当前这个阶段的特性。但终究有一天，当帮助别人出自你内心深处真正的需求，你就不再在意是否有人知道这件事。
1995年我去美国，在一所养老院从下午待到晚上。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老人大多是在福利院安度晚年。从这点上看，他们或许不如中国老人幸福，享受不到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但是从另外一点看，他们又是幸福的。
养老院的一楼是各种活动场所，每天都有很多年轻的志愿者过来，陪老人下棋、跳舞、玩、吃饭、聊天。志愿者需要登记预约，每天的接纳人数和工作时间都是固定的，所以不会出现老人一天被洗八次脚的情况—其实献爱心没有错，是我们的制度不够完善，让那么多志愿者背负“作秀”之嫌。
当时我还不到三十岁，在养老院度过的半天，让我觉得变老不是件太可怕的事情。因为总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信仰，愿意帮助别人。
一切美好有序的东西，都曾在最混乱的时期生长。对爱的渴求，对信仰的渴求，对蓝色天空和新鲜空气的渴求，终究有一天会让我们觉醒：为自己花钱不那么幸福，为别人花钱才幸福；别人帮我不一定幸福，我帮别人才是幸福；感谢帮助你的人，更要感谢接受你帮助的人—正是他，让你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你的存在。
2011年 京师公益讲堂
自己的读后感
中国人有两张道德面孔，一张面对熟人，一张面对陌生人。这两张面孔反差巨大，我们自己，就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
面对熟人时，我们大多有礼貌，懂得谦让，不仅不自私，反而很无私，朋友为抢着买单能打起来。面对熟人时，我们善解人意，尊老爱幼，言语温和，愿意忍让，甚至牺牲小我。
如果从对待熟人的这张道德面孔来看，中国人绝对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感的民族。可惜，在面对陌生人时，我们的道德面孔是另外一张。我们开始变得自私，爱占各种便宜，排队加塞，开车乱并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情绪急躁，永远显得不耐烦……
那个面对熟人朋友时可爱的中国人哪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