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二章开篇两句，也挺有趣。.5

让人没想到的是，最有权利愤怒并声讨协和的梁启超先生，却用英文写了篇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协和辩护，为医生的态度与认真做说明。后来，这文章翻译成中文，刊登在报纸上。事主是这态度，质疑之声渐退。梁先生还声明，今后我还来协和看病。不仅这么说了，他还真的这么做，直到几年后去世。

为什么要这么做？熟悉他的人说，梁启超先生考虑到西医进中国，是新生事物，如果没有信任包容，西医在中国就不好发展，而这，不是好事。

这已是快九十年前的事儿，不敢想象，如果发生在今天会怎么样？而我们又该如何感谢梁启超先生帮助医学在中国更顺利地走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先生宽容与对医学信任的受益者呢？

“痛并快乐着”是我们的宿命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愚蠢却勤奋。

眼下这个时代的不够公平，是通往更高层次的公平的必经之途。

今天，主持人的开场白为我拉了很大的大旗，也扯了很多的虎皮，其实所有的头衔和奖项全是虚的，讲得不好，大家照样可以喝倒彩。

同时我希望，今天不是我单方面的讲话，而是我们共同来沟通。我需要开放、自由，甚至反叛，甚至怀疑。大家和我一起去制造这样的一种气氛。你们要相信，白岩松说的很多话不是句号，而是问号；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白岩松不是要给你灌输什么，而是在碰撞中把问号留在你的心里，然后在以后的日子里自己给出答案。

当然我还要说，校方给我出的题目是“人生、理想、责任”，题目太大了，无论其中哪一项，都不是短短一个小时能谈完的。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生存在这样一个时代，心理上面临的三对矛盾：痛苦和快乐；理智和情感；梦想和现实。

治标更要治本

很多人曾经问我，《痛并快乐着》这本书是不是在写你的个人经历？我说不是，我没有这样的欲望，去写一本反映自己经历的书，但我们可以谈谈“痛苦”和“快乐”的概念。

我个人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每个中国人都会有的一种内心的触动：快乐不是单纯的，痛苦也不是绝对的，它们混杂在一起。比如，当你的亲属或你自己在改革的环境下，在竞争的机制中，向前迈了很大一步的同时，可能会有另外一个亲属下岗了，或者在竞争中成为一个失败者。

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的心情总在起起伏伏，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每走一步都很不容易。但是只要始终在向前一步一步地迈进，我认为就是非常可喜的。

我不敢奢望所谓的“大踏步向前进”，不敢奢望“一马平川”“一帆风顺”，那不是中国。前进一步退半步，再前进一步再退半步，这是正常的，而且足以让我们感到快乐了，因为总体方向是向前的。如果前进半步退一步，再前进半步再退一步，即使处在前进的这半步当中，又有什么可快乐的？因为总体趋势是向后的。

我是1989年夏天大学毕业的，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离开校园十一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三个字：不要急。当初在校园里，我也是像大家一样的热血青年，希望很多事情能够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但是现在不会了，虽然血依然是热的。

我特别相信“不要急”这三个字里所蕴藏的一种力量。

当然，有些变革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但那对于中国是摧残性的，这个国家承受不起。几百年历史沿革中，中国已经积累了很多伤口，很多病患，仅用西医祛除“表征”是不行的，需要用中医的方法去“治本”。大家知道，中医疗效很慢，但是效果是非常稳固的。

我只是用西医和中医做一个比喻，请大家不要理解成我反对西医，我是一个所有先进文明的积极支持者，尤其怕师弟、师妹们在这一点上发生误解，所以要特别声明。

中国改革就是这样，需要用“治本”的方法建立起一种机制。

曾经有很多人跟我探讨：《焦点访谈》是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我说不是。

在这里我可以先列一组数字：《焦点访谈》一年播出三百六十五期，满打满算批评性报道二百多期，也就是说一年能解决二百多个具体问题。但是我们每天通过来信、来电、电报接到的投诉事件都有上千件，也就是说一年播出的节目也解决不了一天的投诉。那么显然，《焦点访谈》这样的舆论监督节目，绝不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也解决不了。它所做的，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去督促一种机制的建立。

改革改的是什么？改的是机制。我们要建立一种奔着百年老店、千年老店去的机制。

今天上午还有人问我，你怎么看待反腐败？我说反腐败绝对不是处置几个高官就可以彻底解决的，必须在我们的社会中、生活中，建立起非常良性的机制，使腐败行为的实施者由“不想”转变成“不敢”和“不能”。

人性有很多弱点，包括贪欲在内，绝不是靠思想教育工作就可以全部解决的。一方面需要思想教育工作，让人们“不想”做坏事；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合理机制，让人们“不敢”“不能”做坏事。

“不敢”是很大的觉悟，“不能”才会让人真的放心。

比如偷税漏税这件事，也许美国的税务局局长在年关的时候，可以对所有国民说这样一句话：“欢迎偷税漏税，但是请别被我抓到。”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抓到。在中国呢，很多公共场所的广告牌上都写着“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但是很多人都在偷税漏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不会被抓到。

腐败也是这样，成本太低了，只要运气不是太差就不会被抓到，那么腐败的滋生面就会变得很宽，被大多数人习以为常。

我1996年采访过大庆市的市长。这是一位老劳模了，江苏常州人，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就分到大庆，吃苦受累，暴风雪中干打垒，最后一步一步成为市长，为大庆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大半生心血。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那次采访，跟着他回老家，看到他对家乡仍然怀有满腔热血，尽己所能为家乡人民做事，也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但是有那么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一个人去找他，希望他给批一个原油指标。这原本是他分内的工作，但那个人暗示他，如果您给我批这个条儿，我给您姐姐二十万块钱。当时他姐姐就在现场。

他可能也没太认真，隔了几天就把条儿批下来让人家领走了，没想到那人还很实在，后来真给他姐姐送去二十万块钱。他姐姐拿了钱很着急，来找弟弟，说这是别人送你的钱。他看都没看就说，你留着花吧。

所以说，中国的腐败绝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惊心动魄”。如果都要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谨小慎微、周密计划，才能进行腐败，说明腐败的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但事实恰恰是，就在某一个很平常的下午，很平常的工作往来中，腐败就轻易发生了，然后很快就被遗忘了。它的真正可怕之处，就在于这种轻易性和随意性。

后来，这件事情暴露之后，他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老泪纵横。我想他可能这时才意识到，这就是腐败，这就是贪污受贿。这么轻易的没过大脑的一个举动，要用十年牢狱生涯去弥补，太对不起自己一生的付出了。

还有他的老姐姐，钱，一分也没落到手，却因为这一念之差让弟弟坐了十年牢，据说他在牢里的头几年，不断地闹绝食，想自杀。想到这些，姐姐的后半生该怎么过？

这个故事，以及所有和它类似的故事，都让旁观者感到痛苦，这种痛苦和我们的制度有关。但是当你走过一段回头看，发现很多事都向好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又是快乐和欣慰的。

不说国家，具体到个人经验，大学时代不也是这样苦乐交织吗？变革有变革的痛苦，快乐有快乐的代价。

我哥哥和他的同龄人是七十年代末上的大学，他们根本不担心毕业分配，会有无数个单位抢着要他们。但是到我们八十年代末毕业的那批学生，就已经没那么抢手了，得自己去联系单位，努力表现，多争取印象分。

现在的大学生就更痛苦了，恨不得刚上大一就要开始考虑未来，在数百人、数千人中间去寻找自己的位置。你们拥有更多选择的同时，也必须面对更多的竞争；自由更充分，决定也必须更慎重。

生逢改革这样一个特殊发展阶段，痛苦和快乐相互纠缠，是我们这代人和你们这代人，甚至好几代中国人共同的宿命。当然，即使没有改革带给人们的心理振荡，痛并快乐着也是人生的永恒主题。

季羡林老先生在《八十述怀》这篇散文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如今竟然活到了八十岁……未来的路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

老人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说，他依然有梦想，梦想牵着他向前走。

谁能读懂“韬光养晦”的痛苦？

我要谈的第二对矛盾，是理智和情感。这个话题就跳出了个人的感觉，更多是中国面临的现状。

比如1999年南联盟中国使馆被炸，如果当时任由我们的“爱国情感”爆发，我相信会是这样的局面：两天之内美国驻中国所有的大使馆、领事馆都不见了，一个礼拜之内所有的美国人都鼻青脸肿，一个月之内连长得像美国人的少数民族同胞都很危险了……但是它能解决什么问题？放纵情感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至今依然庆幸，当初中国处理这件事的策略十分得体，人们首先有一个情感的大爆发，接下来理智就占了上风。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5月9日凌晨4点，我在为《东方时空》特别节目写结束语，当时很矛盾，想用一种非常“过瘾”的方式来表达愤怒，但最终没有选择用这种写法来简单粗暴地拱起人们心中的火，而是写下这样一段话：

“今天是5月9日，母亲节，一个原本充满了温馨的日子，但是我们都不能温馨地过了。一个母亲和一个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母亲的妻子，在昨天的炮火声中消失了，今天我们要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分担痛苦……但是仅有愤怒是不够的，这个世界从来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善良，不公、不仁、不义，一直都在我们身边。这一刻我们最应该记住的是，只有让中国强大起来，才是真正的雪耻。”

以理智甚至某种压抑的态度来写结束语，是因为当时我想起邓小平很多年前说过的一段话，“绝不当头，韬光养晦”。一个大国的领导者，用到“韬光养晦”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内心也经历了理智与情感的巨大冲突。一个拥有十二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一个曾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辉煌的民族，在当今世界，不得不“韬光养晦”，这是一种痛苦。

慰问南联盟使馆死难者家属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朱镕基总理被人搀走，眼泪哗哗地往下掉。我想他在内心里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痛苦，一样隐忍。

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中国真正的强大在于，我们能写下“韬光养晦”这四个字。时常叫嚣愤怒的人不可怕，可敬的是暗暗积蓄力量的人。

2000年台湾“大选”，很多人都在对台湾喊打，这个状态一度令我非常担忧。现在中国最需要是时间。按当前的发展速度、稳定局面，还有人民的精气神，再给中国五到十年，我们就能拥有足够的资本去愤怒，去“叫板”。如果真的早早地造成一场战争，结果就不是与台湾论输赢了，而是一场更大战争的开始。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正式停止，谁能为这一后果负责？

这又是一场理智和情感的冲突。

关于台湾问题，我一直认为现在更需要用政治智慧去化解，去解决。曾经有一位专家谈到这样一个观点：“台湾回归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当整个世界都默认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时候，相当于默认了中国在亚洲的“老大”地位，拥有台湾的中国是一支太过强大的力量。

但是紧接着，这位专家又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的国力还没有强大到民族复兴的程度，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更久。”

过去，我们谈及台湾的回归，说的是血浓于水、水乳交融。但仅有情感上的意向是不够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需要双方以政治智慧破除坚冰，走到谈判桌前实质接触，让彼此的利益裹挟在一起，以经济、文化互通有无的形式来诠释水乳交融。当它们往来密切、不可分割的那一天，自然实现了回归，也许是另一种回归，这同样需要时间。

对改革代价如何看待，也需要理智与情感的平衡。

1996年12月31日，跨年之夜，我是在上海度过的。那天晚上我们要做直播，去拍黄浦江边的一个迪厅，记得一张门票一百六十八块钱。当时上海的时尚男女们买起票来眼都不眨，把迪厅挤得爆满。迪厅门口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士在卖烟，我相信他一晚上卖烟挣的钱，都不够买一张迪厅门票，跟他一聊，果不其然。他跟我暴骂当前种种不公，怀念改革前的“大锅饭”。

我充分理解和同情这位老兄，他的生活处境，他所感受到的落差，足以让他心理上充满愤怒。他怀念过去时代的“公平”，但他不会想到站在更长远的历史阶段来看，那不过是一种低层次的“公平”。

总有人愿意说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对不起，也许路不拾遗和夜不闭户，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可偷的。

低层次的公平注定会被打破。

比如我，出身在教师家庭，从小生活的大院里全是教师，工资差距不过几块钱，每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区别顶多是你家孩子的裤子补丁打在膝盖上，我家的打在屁股上。所以那时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利益冲突，相处特别融洽。物质上越匮乏，情感上越互助，人与人彼此支撑驰援的本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尽管回忆起那时的生活，依然会感觉温馨，而相似的场景在今天的物质社会已经消失殆尽，但我并不认为那就应该是美好社会的终极画面。

改革剧变的进程中，如果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时，不能将自己的视角建立在前进的立场上，可能会得出很多错误的结论：过去好，现在不好；过去公平，今天不公平。

是，眼下这个时代是不够公平，但这是通往更高层次的公平的必经之途。只不过要让那些付出代价的人，能够得到社会更多的扶助和援手，要让他们不得不经历残酷的同时，也感受到一些温馨，这个社会才稳定。

如果说到改革中的失误，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安全网”编织得太晚，也就是社会保障系统建立得太迟，比实际需要落后了十年。如果早一点着手于此，面临的困难会减少很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观察一个时代，观察人们的欢喜、埋怨、愤怒，都应该让自己的情感和理智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简单地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难免会得出偏激的结论。

走，就有希望

在我今天谈到的三个主题中，最后一个主题可能是跟大家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我走过很多高校，承蒙弟弟妹妹们给我很多鲜花和掌声，但我不会不知道自己是谁。我非常清楚，大家的鲜花与掌声不是给我个人的，我是在替很多新闻同行来面对这些赞赏和首肯；也包括一些授予我个人的奖项，比如“十大杰出青年”，我同样认为自己是在替众多同行领奖。

另一方面，这些鲜花和掌声，我更愿意理解为是你们自己送给自己的。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比如，希望未来能像白岩松一样，走上新闻传媒这条道路，希望和白岩松近似的人生经历在自己身上上演。于是你们为自己的梦想鼓掌。

我鼓励做梦，也相信梦想，但是梦想和现实之间是有距离的。它不是直通车，而是区间车，中间可能有很多停顿、曲折，甚至是过山车，会经历一些大的跌宕起伏。

当你们走出校园，面临社会这个巨大的沼泽地，大概会有三种选择：第一种，一脚踩进去，走了几步，发现是沼泽地，不好！转身往回跑。往回跑意味着什么呢？可能是继续读书，缓一缓再离开校园；也可能是调整人生规划，选择一种与世无争的方式，消极回避。

第二种，在沼泽地里苦苦行进，勉为其难，觉得对岸实在太远了，梦想实在太远了，于是坚持不住，中途被沼泽吞噬。

第三种，我相信应该是大多数人的经历写照。一开始也很失望，很艰难，觉得梦想很遥远。既然遥远，就不去想它，只管低下头深一脚浅一脚走好眼前的每一步。走着走着，居然走出了一些挣扎的乐趣，走出些自我价值的承认和肯定。再走着走着，猛一抬头，发现自己已在岸边，梦想近在咫尺。

我在书里写过一句话，叫作“走，就有希望”，就是这个道理。总远远惦记着梦想，会被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差距打败；不如暂时忘记梦想，脚踏实地，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生活迟早会回馈你一份厚礼。

除了直面琐碎的耐心和恒心，大家还必须拥有一种直面残酷竞争的勇气和智慧。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一辈子只为一个单位服务的例子越来越少了，每个人一生中都要下好几次岗，你们这代人更是如此。但是下岗不是坏事，每一次下岗都是一次转折，一次重新出发。

今天上午一个同学来找我，对我说，他正在遭遇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没考上清华的研究生，简直不想活了。

我当时就反问他：你以为这就叫挫折吗？

真正的挫折是跟生命相关的大悲大落，学业、事业乃至情感历程中遭遇的一些不如意，不过是一段经历而已。但是，由于你很少遇到真正的挫折，就会把种种“局部经历”放大为“人生磨难”，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如果你连这些小小的困境都走不出去，化解不了，未来步入社会以后，心态只会更加不平衡，道路只会更加不平坦。有句话很逗，说的是“越把事儿当事儿，它就越是个事儿”，其实凡事可大可小，全然取决于你自己的判断。

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强大更开阔呢？

一方面要为自己的心找朋友。对我而言，其中一个朋友就是音乐，音乐是我的心理医生。我也这样告诉我儿子：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对你背转身去，音乐依然在你身边。你会在生活中遭遇很多不顺，但别担心，早在几百年前，已经有人为你写下了足以慰藉心灵的旋律，等你去发现，去聆听。

另一个朋友是体育。我从来不认为运动最大的意义仅仅在于保持身体健康，它是一项能够激发你的潜能、活力，鼓励你自己和自己较劲，在较劲中不断成长、翻新的行为。而且很多体育项目，更像群体游戏，一帮人一起踢足球、打篮球、打网球。和同伴在一起，你可以什么都不想，单纯地沉浸在奔跑和竞技中，难道这不是一种特别好的心理治疗吗？

最后，我想引用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算是和大家相互提醒。有人用四个词—聪明、愚蠢、勤奋、懒惰—来概括世界上所有的人：最优秀的人聪明而勤奋；二等人聪明但懒惰；三等人愚蠢又懒惰；最糟糕的是四等人，愚蠢却勤奋。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一个愚蠢又懒惰的人，顶多是不给社会做贡献，也不会造成什么破坏，但是一个愚蠢的人，却偏要勤奋起来，那就太可怕了。

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将来都成为最优秀的人。也别忘了，如果有一天你们发现白岩松正扮演着愚蠢而勤奋的角色的时候，请千万告诉我。

2000年 中山大学

自己的读后感

这本书的大部分文字都是近几年的，但您刚看过的这篇是2000年的，距今最为遥远。在当下的中国，十五年的时间，足以让很多东西面目全非。我特别要留下这篇文章，看一下十五年前的自己，看一下十五年前。

那时候谈到的“反腐”，如今正大张旗鼓地进行着，也果真是按着“不敢、不能、不想”的思路发展。可还是得承认，“不敢”的力度大了，离“不能”“不想”还有距离。

那时候谈中国“韬光养晦”，可现在你的体量太大，光低头当鸵鸟也不太可能，怎样承担更多责任且依然低调着，也是个考题。

那时，我真乐观，字里行间都感受得到。现在，依然乐观，不过打点儿折扣，也谨慎多了。面对未来，不乐观又能怎样呢？然而我更明白，可不能瞎乐观，因为容易忘了去推动去改变。所以，不太乐观容易有紧迫感，也是一种推动力。我给“东西联大”写的一句座右铭是“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

那时候，我告诉自己“不要急”，因为中国太大了，要有点儿历史眼光。可我得承认，现在与那时相比，“有点儿急”。因为十五年过去，很多改变进步大家看得到，可有些东西改变得有点儿慢，有的甚至还会倒退。你说，能不急吗？

十五年后，我们是急还是不急呢？

将志愿的行动，变成志愿的心

大的活动志愿者云集，一呼百应，小的活动志愿者却寥寥无几；远方的志愿服务我们立即出发，身边的志愿服务却往往被忽略不计。

志愿者行动在中国扎根，是在1993年，由共青团中央在全国发起。和中国很多事情一样，志愿服务也是与邓小平南巡及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紧密相关的。正是由于邓小平南巡，思想进一步解放，我们要由一个过去单兵突进的经济改革、生活改善，向整体的社会改革、民生改善的方向进行转化。

我们在讨论志愿者话题的时候，要有一个大背景：为什么在这二十年—尤其是最近这十年—志愿者事业得以迅猛发展？因为中国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由追求物质目标的改革向追求非物质目标的改革进行转变，由一个效率优先的改革向公平优先的改革进行转变，这是中国志愿服务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背景。

追求物质目标的年代，人们吃饱了就是幸福。在我小的时候，家家都很穷，大家都不会去想象文明、民主、自由这些字眼，所谓理想也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饱喝足，那时的幸福就等同于物质。但是当大家真正吃饱穿暖了才发现，吃饱穿暖之后想要实现的目标更难。这个时候帮助别人、提升自己、完善自己，拥有一个和谐温馨的人际环境和社会环境成了人们内心的需求。可见，二十年志愿服务的发展暗合了中国改革的悄然转型。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们的需求不一样了，我们开始需要公平。当今社会，除了物质捐赠，我们很少提倡思想捐赠、时间捐赠、爱的捐赠。我们只理解“硬慈善”，一提到慈善，都以金钱和物质来衡量，而缺乏对与人交流、心理支援、提供就业模式、帮人走出孤独等“软慈善”的理解。所以，二十年志愿服务的发展也暗合了这个社会正在由效率优先向公平优先的转化。

那么，当我们的社会更加强调公平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涉及一个社会准则，即拥有多余东西的人，要与其他人共同分享。这种多余不仅仅指物质的多余，还包括精力、精神、情感、信仰等。《道德经》里明确地说，“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天之道。

在座各位主要来自省、市团委志愿者工作机构，都在从事与志愿者相关的工作，有一个观点我想与大家共勉：任何只是由“屁股决定脑袋”的人，做一件事情一定做不到真好，能及格就不错了；而想要做到真好，一定是由“内心指引脑袋”。

今天，我把多年来参与志愿服务的一些思考做了些梳理，大致涉及九个方面，暂且叫“志愿服务九思”吧。

志愿与自愿

“志愿”这个词，其实在中国并不陌生，新中国刚成立没两年，就有了“志愿军”的概念，“志愿”二字深入人心。在大陆，我们习惯用“志愿者”这样的称呼，而在台湾、香港以及世界上其他华人地区更多是用“义工”“志工”等词，我觉得后者更能体现“自愿”的意义。因为“志”和“义”比“志愿”这两个字更靠近中国文化的本源。

“志”是“义士”的“士”字底下加一颗心，“义”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努力追求的优秀品质。在国际上，这三个词翻译成英文是同一个词，Volunteer，都强调“发自内心”的意思。任何强加于人的都不是真正的志愿。

大家作为省、市级团委的志愿者工作部的部长，也涉及一个思维如何转化的问题。你要发自内心地为你有机会做这项工作的管理者、这项事业发展的推动者而感到格外骄傲和自豪。别人即便不在这个位置上，都争相做这件事，更何况你就坐在这个位置上呢？作为管理者、倡议者、种子、推动者、建设者，在发动引导别人的时候，也应该以“自愿”为原则，让有此心的人能近此道，而不强迫怀有他心的人非做这件事。这就是孔子讲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己所欲也勿强施于人，其实也是强调自愿的本性。

人的觉悟有高低，认识有先后，都很正常。也许人家再过一段时间认识到位了，也愿意从事志愿服务了，可是你现在就非得把人家拉进来，这样不好，强扭的瓜不甜。因此“自愿”这个词，可以衡量很多事，不仅是对你自己，也包括对他人。

志愿与自我

提起志愿服务，我们总将它理解成一种单向给予的概念，“帮助别人”，其实不然。志愿行为首先是在帮助自己、提升自己，是你自己的需求。人不是简单的动物，吃饱喝足就行，而是有着不同层次的需求和提升。有一次我做志愿服务活动，有人问，你为什么愿意辛辛苦苦做这件事，搭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坦诚地告诉他，人到中年，最大的奢侈是平静，当我用大量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内心更容易平静。做完志愿服务，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家里听听音乐、喝喝茶，我觉得工夫没白搭。志愿者首先是为自己，而这种“为自己”，其实是心灵更高层面需求的提升。

北京有一位老大姐，现在快七十岁了，叫孙洵。志愿者行动在中国开展了二十年，而她的志愿者生涯已经长达四五十年。她很年轻的时候就患上重症肌无力，医生宣判她二十几岁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但她一直活到现在。她走不出自己的房间，但是几十年来，她通过做电台节目帮助别人。遭遇心灵困扰的人经常在她的家里聚会。对别人的帮助，减弱了她自己的病痛，她的带病生存年限，创造了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

我还采访过一名编剧，也是很有才华的电视人，由于一场车祸，只能坐在轮椅上生活。他的一句话令人难忘，他说我也曾经怨恨过肇事者，但是突然有一天豁然开朗：当我抱怨的时候，世界越变越小，只剩下我自己；而当我原谅了肇事者，我发现还可以包容更多的人，心胸逐渐打开，我便走出了自己的房间。

我2005年做《岩松看台湾》的时候，发现台湾的“人间佛教”搞得非常好，没有任何香火气，不是到那儿就跪下磕头，而是大量以志工的方式存在于这个社会当中。慈济的证严上人告诉我，她要求所有志工一定要对被帮助的人说“谢谢”。听上去很奇怪，我们习惯了被帮助的人说谢谢，为什么要求志工说谢谢呢？这就是志愿与自我之间的关系。

你也是得到者，甚至你是更大的得到者，你应该有一种感恩。你意识到我很幸运，我还可以去帮助别人，我得到一种愉悦。我去的时候可能心情很不舒畅，但在帮助完别人的时候我心胸打开了，这是一个自我拯救的过程。我怎么可能不对被帮助的人说声谢谢呢？我要感恩，他居然还允许我帮助他，他提供了让我帮助他的可能。这种反响恰恰也是一种境界。

我见过很多人，当他沉迷在自我的领域里走不出去的时候，抑郁悲观，但是当他把心打开，开始帮助别人的时候，还是他自己得到拯救，通过帮助天下而让自己走进天下。

志愿与组织

放眼望去，全世界做得好的志愿群体都有组织。慈济是一种组织，星云大师也有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现在让国际红十字会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菲律宾海啸的时候，他们到得比红十字会还早，而且工作很有序。但是，组织如何以完全“自愿”和“志愿”的精神去做服务整合的平台？不仅提供项目、提供服务，更能尊重志愿者的心、进出有度、来去自由……这些问题不容回避。

比如说佛山一家养老院就曾经抱怨，平常八天也见不着一拨志愿者，重阳节那天，一天来八拨，老人们得洗八回脚。其实这恰恰提醒我们，怎样通过有序有效的组织，把志愿服务做得更好。

首先，这家养老机构应该进行合理登记，根据实际需求，有力有序地接纳，不要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会将好事变成坏事。其次，如果是组织对组织，不是组织对志愿者个体，也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

在组织的过程中，也涉及如何在规范的同时不抹杀个性的问题。比如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工作，我觉得95%是成功的，还有5%失败的地方。我们要做唯物主义者，要讲科学，不能一说成功，就百分之百都成功，那么以后永远不会再有进步了。

我所说的5%失败，举个例子，我们奥运会志愿者的培训为什么非要搞得千人一面呢？比如说，笑的时候露出八颗牙。其实志愿行为一定要研究人性，人性中一个很重要的准则，就是“完美产生距离”，过于完美和规范就是一种距离。假如每个志愿者都露出八颗牙，在来宾距离门口十米的时候主动开门，姿势和笑容都一模一样，请问你会感觉到“宾至如归”吗？也有可能，两个来宾聊得正开心呢，突然被一句极其规范的“您好”吓一跳。

悉尼奥运会的志愿者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各年龄段都有，上至七十多岁，下至十几岁，每个人的服务都让你如沐春风。比如进屋打扫卫生的时候，跟你随意聊上两句：“恭喜啊，你们昨天又获得了三块金牌，×××表现得特别好……”而我们的志愿者一进屋先敲门，然后规范地站在那儿说“我是××号志愿者，我今天为您服务，非常感谢”等等。

我们培训的目的，是要让规范化于无形之中，这才是最高境界。

志愿与身边

很长时间以来，我在研究中国志愿服务的时候发现，大的活动志愿者云集，一呼百应，小的活动志愿者却寥寥无几；远方的志愿服务我们立即出发，身边的志愿服务却往往被忽略不计。我觉得这很不正常，有点儿本末倒置。

一开始，我们要以大的活动、大的项目为载体，比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甚至也需要党政及有关部门的推动，吸引大批年轻人来报名，把志愿服务当作一项重要的人生履历。在中国，是由共青团作为党的青年群众组织，先把青年志愿者工作推动起来，让他们走进这个门槛，慢慢培养起志愿精神，继而再影响带动社会，这符合NGO组织的基本规律，更符合中国国情。

但是，这并非最终目的，而只是一个开始。这些年，我们在大型活动的志愿服务方面已经非常成熟，可是别忘了，真正的志愿精神，更应该体现在小型的、具体的活动之中。

在远方，我们也已做得很好，即使是去非洲，志愿者们也争先恐后地报名。但是身边呢？开个玩笑，老人跌倒了都没人扶。

“身边志愿精神”的欠缺，的确是当下中国志愿者活动的组织者必须思考和面对的，如果我们不能把大型的、成功的志愿服务成果演化为生活中普遍的、具体的志愿服务，如果我们不能把对远方的向往转变为对身边的关注，志愿行动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

曾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春华说过：“归根到底，我们是要把志愿服务的行动，逐步演变为志愿服务的心。”这句话我不止一次在节目中引用。将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大型项目中培养起来的志愿精神，转移、分解到身边的小事中去，比如帮助留守儿童、残疾人、老人，这才是未来中国的重要命题。

要知道，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会有多达五六千万的“留守儿童”，在没有父母的环境下独自成长，这在人类历史上都很少有，一定需要大量的关注和帮助。还有，2013年底，中国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2亿，在敬老、助老方面的志愿需求也将越来越大。

志愿与需求

我们的《新闻周刊》节目专门拍摄过一个公益组织的志愿服务项目：向边远山区的孩子赠送有声书，让他们在上学路上边走边听。过去，我们很少考虑被帮助者的实际需求，给他们捐了很多书，其实孩子们根本没时间看，或者根本不爱看；也捐过电脑，但因为没老师，没教材，没网络，人家拿布盖上一次也没用过，而捐赠者还以为自己干了多伟大的事。

志愿服务一定要考虑需求，需求一定要建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而不仅仅依靠一些数据—这是接下来必须深挖猛掘和转型的重要方向。

志愿服务不能“想当然”。我们拍摄的这项公益活动，就是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山里的孩子上学路上就要花费两三个小时，回到家还得做作业、干活，根本没时间读课外书。可以利用的时间，倒是上学途中。于是他们给孩子们送去存了很多部有声书的MP3，相当于一个有声图书馆。而且，书目都是针对孩子们精心挑选的，孩子们特别愿意听。

这件事反过来也启发我们，志愿行为该如何建立需求系统。没有调查不仅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志愿与技能

北京残奥会上，我和濮哥（濮存昕）、杨阳等几个人一起做志愿者、宣传员，制作特别节目来当培训教材。那时我发现，为残障人士提供志愿服务是需要基本常识和专业技能的。

比如，为盲人朋友引路，应该搀他的胳膊，还是把自己的胳膊伸给他？推轮椅怎么使劲儿？推轮椅的时候遇到他的伙伴，你该转向什么角度？再比如，做救灾志愿者的时候，人工呼吸是必备技能，但绝大多数的人没有掌握。

如果没有经历过汶川地震，很多人也并不知道在黑暗环境里待久了，刚一出来需要给眼睛蒙块布。团中央、中国残联启动的“中国青年志愿者助残阳光行动”，就是希望把志愿者的专业技能培训作为一件大事来对待。

当然，专业技能不仅仅涉及技术，也涉及精神。广州亚运会时我就常跟志愿者讲：帮助残障人士一定要注意，过度的关爱是另一种歧视，平等才是志愿服务的心灵基础，一切都要体现平等。如果你的眼光中带着同情、怜悯、居高临下的抚慰，其实是另一种残酷。和他们平等交流，像朋友一样正常聊天，在他确实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提供帮助，这会让他们感觉很舒服。想象一下，假如你进了一家商店，迎面过来六个服务员嘘寒问暖，你肯定撒腿就跑，这就是“过度热情”的后果。

志愿与人性

人性都有自私的一面，一切“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都会把人类引向绝境。但当我们真正了解人性，又会产生一种悲观和困惑：既然人性都是自私的，又该怎么引领呢？是《道德经》中的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大意是“天之所以长，地之所以久，是因为天地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才能成就天长地久”。还有一句话，我将它总结成“无私为大私”。上升到志愿者精神，越无私的人得到的越多。

志愿者的行动，归根到底是人对人，甚至是一个人对一个人。只有读懂了人性，将心比心，你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语言，去传递你想表达的内容。人是千差万别的，没有好的人际沟通能力，用同一种方式对待所有人，效果肯定不会好。

志愿活动是一种社会行为，是社会进步到一定阶段时，人们共有的属性和追求。我们要提前搭建这个平台，培养志愿服务的“种子”。

志愿与公民

总有人说，中国人是自私的、冷漠的，不肯互相帮助，不愿牺牲自己，其实不是这样。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局限于熟人圈的社交活动，使得中国人的优点都体现在了熟人生活圈里。

那时人们的生活半径很小，邻里街坊，熟门熟脸，无形的眼光就能形成约束，大家都讲信用。做点儿出格的事，招来些风凉话，在村里简直就没法混了。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发明了一句话：“在中国，事找人很难，人找人很容易，因为只要是熟人就好办。”

时代在进步，随着社会开放和人口流动，我们带着“熟人”的胎记，带着小农经济的DNA，走进了期待中的“公民社会”。来到陌生人群中，一下子觉得没有约束了，反正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结果坏事全出来了。从“小老百姓”到“老百姓”再到“公民”，是个重要的转变过程。

“老百姓”意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一亩三分地，伺候好熟人圈子就行。“公民”二字则意味着远方与我有关，不熟悉的人也与我有关。志愿行为不正是如此吗？志愿行为标志着中国人正在大规模地对素不相识的人展现慷慨和捐献慷慨。所以，不要小看它所播撒的善意的种子，志愿行为的蔚然成风，筑造和夯实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基础。

志愿与信仰

志愿行为正在以它自己的角度和领域，悄然打造着我们未来的信仰。我一直在说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还有人“抨击”我说：共产党员的信仰就应该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没错，但他没有注意到党的报告中都有了明确的新提法：一是精神家园，二是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觉得，中国的改革一定要三足鼎立，由过去单兵突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变成现在的加入政治体制改革，将来一定还要加上“心灵改革”。如果没有一场“心灵改革”，中国的改革犹如楼越盖越高，却不搭安全网，将会非常危险。那么心灵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一个重塑信仰的过程。

信仰是什么？信仰的核心是“敬畏”。“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要去追求它；“畏”，知道什么是最差的，是底线，不能突破它。随着改革开放，物质时代的快速到来，我们的欲望之河在奔腾。“敬”和“畏”，原本应是两岸的河堤，只要河堤在，而且足够高，河水就不会泛滥成灾。

志愿行为就是一个建设“敬”与“畏”的过程，尤其是前者。有人说，一个志愿行为就能把所有社会问题都解决了吗？不！我们不能包打天下，还要有人去解决“畏”的问题。但是“敬”这个河堤，志愿行为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建设作用。如果我们逐渐抬高社会“敬”的标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这样的标准衡量和规范自己，不就是一个信仰重塑的过程吗？

有了信仰，再加上务实科学的方法，你才可能成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把自己从事的工作不仅仅当成养家糊口的饭碗，而是去追求更多。各行各业最优秀的人，都是在理想的支撑下，超越了他所做的事情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