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付出到头的舞者才配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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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像生命一样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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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一件事情可以为自己而付出，享受沉浸的感受而无所求。我的方式就是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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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像生命一样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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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是我的事业，却比事业丰富得多。
从小我就热爱舞台，然后是舞蹈选择了我，我就沿着这条线奋力跳下去，之后，我热爱它，再之后，我靠它为生，因它成功，最后，舞蹈塑造了今天的金星，也成为了我生命的另一半。感谢老天爷，把我的工作、兴趣和表现都放在了一起，金星似乎就是为了跳舞而生。
我九岁开始学跳舞，一直到现在。我对它完全付出不求回报，它也慷慨地喂饱了我的肚子和灵魂。台上一站，就算是演话剧，做主持，都带着跳舞的底子。很多人会感叹：一个女人在台上怎么能这么美，这么优雅？那是因为她跳了半辈子舞。
有人说你之所以对舞蹈那么死心塌地，因为它能给你带来成功、荣誉、金钱，我想说因果关系反了，是因为我执着于我喜欢的东西，心灵丰满，才有机会成功。我从来不在舞台上计较功利得失，相反，为了舞蹈倾尽所有的事情我倒是做过。
热爱、投入、不计回报，是在为舞蹈付出，也是在照顾自己的精神自留地。练功房里，窗帘一拉，转身、跳跃、旋转……那就是属于我自己的天地。“排解”是个动词，遇到挫折时躲在房间里哭解决不了问题，要学会在“动”中缓解自己，释放自己。依靠着一种具体的方式或行为，得到和所有具象现实间的缓冲，那一点距离之中就能找到自我和生命的意义。就像国外有很多女人做义工也好，课外学习也好，她们需要在社会角色以外找到一件事情可以为自己而付出，享受沉浸的感受而无所求。我的方式就是跳舞。生活里觉得过不去的时候，我还能把我的痛苦、委屈创作到舞蹈当中，然后一遍遍跳出来，毒素就随着汗水从身体里跑出来。
人类最原始的艺术表现就是舞蹈和音乐，因为它不受任何载体或文化语言的限制，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的萌发和生长，都是人最里面的东西在给予力量。到头来，它也会回报在人的灵魂深处。
舞蹈带来的快感异常丰富，一定伴随痛感，就像有丑才有美。不仅是作为一名舞蹈演员在接受训练时所受的煎熬和取得成绩之后的骄傲，后来在自己编舞时，体会到那种创作的纠结与兴奋，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舞蹈和自己。有时候我的灵感和完成都做到位，编出一段极其满意的舞蹈时可乐坏了，但两三天后这种快乐就烟消云散。这段舞蹈出来后那么好看，那之后呢？那之前呢？是不是经得起去给这段承上启后？兴奋过后就是痛苦，因为前面也不够，后面也不够，新的挑战带来又一轮自我折磨，再带来更高水平的作品。如果你对自己有要求的话，一小段起色会改变一整个作品。人生也是一样。
我就这样由舞蹈点拨着、引导着，再是提高我、拓展我，拉到另一个层面后又继续托着我，等我站稳了，它又开始新一轮的引向。老天爷就是让舞蹈来帮我，逾越了一切，包括障碍、迷惘、歧途，我都能跳着舞冲出来。现代舞演员只有将任何一个角色都演绎得准确，才能把观众带得更远，所以演员的思考和状态永远比客观的身体和年龄成熟。这点上，舞蹈是将我放在了一个准确的位置上帮我成长，同时还能为别人为这个世界奉献一点美，何等荣幸。
也有人会问我，有一天你跳不动了怎么办？我一点都不担心，年龄到了我便不会勉强自己。尽管现在还在舞台上跳，但练功的劲头和心态已经和年轻时不一样了。桃李杯获奖时我一身技术，能把腿劈得特别高，所有的部位都是软的，快变成了超人。现在练功，我追求的不是“达标”，而是“交流”。我会给自己放着好听的音乐，像对待朋友一样和身体的每个部位聊天。跟人有不同的情绪一样，肌肉的反应也不一样，我理解它时，它也会理解我。当你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成了你的朋友，从脚趾到发梢都跟你配合，你就不孤独了。如果有一天这个朋友和我说，我尽力了，现在想休息了。那好，咱们就停下来。我跟我很多好朋友说，如果真是朋友，看到我在舞台上不合适，赶紧让我下来，把位子让出来。我不希望有一天我站在舞台上别人却用一种回忆的目光看我，那太可怜了。
我不胡搅蛮缠霸着舞台，但也绝不可能彻底离开舞台。这么多年来，我生活中可能没什么特长，但只要和剧场有关的事我就有自信能做好，哪怕是服装管理员，化妆师灯光师，或者是为剧院看门，我也能成为最好的并且是最幸福的那个。
电视、主持人、话剧、电影……越来越多要做的事出现在我的事业线上，但如果没有那个跳舞的金星，就什么都不会有。舞台上深深鞠躬，是感谢来看我跳舞的观众，感谢一直在跳舞的金星，也是在感谢将舞蹈赋予金星的命运。
这舞步，如同生命一样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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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付出到头的舞者才配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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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只有在一心一意地真实付出后，才会告诉你付出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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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付出到头的舞者才配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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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末在上海最后一次的舞蹈演出是《迷魅上海》和新作品《九宫格》，本来有一个外地的商演，邀请我们在演出前两天去那里跳一小时舞，收入可观。舞团里几个年轻演员都挺心动的，心想时间也不冲突，把钱挣完了回来赶上表演正好两不耽误。可这个邀请后来被我拒绝了，舞团里的老演员一点都不意外，这也不是第一次做这种放弃。
舞者，在剧场里奉献给观众的演出必须保证质量，前几天的彩排和休息怎么能马虎，一来一回体力消耗不说，心思也已经乱了。这样的状态对正式演出来说太冒险。我妈从小给我灌下一个观念：如果一件事没有做成功，那就是你自己的原因，别给自己借口。所以如果我认定了我要去做这件事，就一定是付出到底的态度。
去部队学跳舞是我绝食了两天从我妈那儿换来的结果。第三年回家一进门，跟我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太苦了，不学了”，我妈毫不犹豫地又把我送回部队。从那天开始，我的命就跟舞蹈系上了。所有的付出都冲它而去。
部队的基本功打扎实了，被老师送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继续学技术。有时候回想起那年回家提出放弃的事，真觉得好笑，就那点苦，还好意思？十七岁那年拿了桃李杯的第一名，我第一次尝到了付出之后被人肯定的甜头。
也因为那次获奖，被派去纽约学现代舞。后来奖学金用完，可还是觉得自己没学够，就自力更生留在那里，继续学跳舞。我彻底爱上了现代舞，为了能够深造，我做过街头卖舞的，在餐厅里替人端过盘子，在别人家当过保姆……尽管如此，有时候还只能靠着一种本事过日子：扛饿。但只要能留下来跳舞，我心甘情愿。
后来回国回上海，建立金星舞蹈团，举办民间舞蹈节，入不敷出的时候是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才有本钱去做事。舞蹈和舞蹈团是我精神上的一块自留地，这个自留地给我很多养分，当周围不给我营养的时候我的自留地还有储存，哪怕是为它倾囊而出也不过分。我知道我可以不做这个事情，只是做个独立舞者，全世界会请我去教课、演出，我坐享最好的资源，用最少的力气得到最多的东西。但这不是我要走的路，只有在更大的付出下舞蹈的生命力才会趁势生长，哪怕为了它倾其所有，也要用我自己理想中的方式把舞跳下去。把金星培养出来的是中国的老师和教育，那现在，我也有义务将现代舞的种子播在这片黄土地上。
付出了青春，付出了安逸，付出了物质，跳了半辈子舞，一直坚信只有付出到头的舞者才配在舞台上谢幕，才受得住观众的掌声。站在台上深深鞠躬的那一刻，心里在说：谢谢你们花了钱，花了时间在这一个晚上，看一个女人跳舞。而舞台上的这个女人不曾辜负。
为舞蹈付出的时候我不去想自己会得到什么，但我特别相信这两者间的因果关系。
我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什么资本都没有的时候，只有舞蹈陪我；我痛苦难过，无法与外人诉说的时候，只有舞蹈陪我；当我处在人生低谷，遭受各种非议和偏见的时候，也只剩舞蹈陪我。我无以回报，只能保持我的真诚度，忠实于艺术，忠实于我的舞蹈。为什么我不怕晚年呢，因为我还有舞台，舞台永远属于我。它就像个可以忠诚一辈子的情人一样。
可如果在舞台面前动了贪念，想着就算前一天商演第二天登台观众也看不出多大差别来，不如马虎一下算了。这不行！我心里怕。那样一来，我就是在应付观众，早晚有一天我要还的。你为了利益对观众不负责任，玷污了舞台的神圣，反过来舞台也会对你失望，甚至会抛弃你。以后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还剩下些什么。
很多事只有在一心一意地真实付出后，才会告诉你付出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舞蹈演员来说，只有大幕拉开的那一刻，你才能明白为什么会站在这里，为什么台下那么多人在期待你的演出，为什么世界会静止在那一刻。是因为你付出了，付出到底后这个舞台会给你足够的回报，这才是最过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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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给了我那只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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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一无所有还要决意迎接一切挑战的时候，你的最后一张牌，也是最强的底牌，就是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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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给了我那只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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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去过地狱的人，才会更清楚天堂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曾经一无所有过，才能知道真正拥有的是什么，知道东西在你手上的分量，同时不忘继续走。灾难被消化后，就成了伴侣。
我带着孩子看《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自己也特别触动。首先感谢李安，不去谈他想要表达什么，他的画面、拍摄手法、故事节奏就已经把我带到了那种身临其境的氛围里去，一个孩子漂在大海上，没有一点具象的东西在眼前，无边无际都是不可预知的灾难，身边还有一头老虎，那种心理张力会是多么强烈。当时派对老天爷喊：“我失去了我的家人，失去了一切，你还要什么呀？我什么都已经给你了！你还要什么！”我在荧幕前浑身一激灵，那个瞬间我也有过——问老天：“该受的东西我全受了，你还要什么？”
做手术的那个时候，我就像那个少年派。医生问我你有多大把握，我说百分之五十，他问百分之五十你就敢做啊？我说是，我把其他百分之五十交给老天，什么都不怕。后来变性手术成功了，却留下了医疗事故，因为护士的疏忽大意导致了左小腿瘫痪，能报二级残疾。躺在床上，我就问天，你究竟要我什么？父母、好友，甚至是医生都在为我哭，不能跳舞的金星还是金星吗？我只是困惑。做手术的时候我一无所有，没有惧怕，心想大不了你连我一起拿走算了，但是如果你把我留下来就一定有你的道理。可为什么你把我的命留下了，却把我想走的路抽走了？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得证明给我看。你觉得我把你放在男人的性别里是放错了，我真错了吗？那我就看看你的决心有多大。”这是我问询的结果。
好，那我就来证明。如果我留下了这条命，再能留下我这条腿，那就是我金星值得老天爷为它的疏忽送礼。心里的那头老虎走了，恐惧消失了。当医生已经给我的腿宣判死刑的时候，我的最后一张牌，也是最强的底牌，就是信念——成为一个准确的“金星”，这样的信念无比强大。
出院不到半年，腿还是凉的，《红与黑》的排练已经找上了我。我想是时候去向命运验收了。从编舞，到练舞，我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冒着冷汗还在台上“一二，走！”，一起排舞的演员和来视察的领导都被我感动了，所以那次排练从头到尾大家的心都很齐。两场演出的票全部卖光，黑市从三倍票价开始炒起。演出完毕，谢幕时间长达二十分钟，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有人在说：“金星怎么没以前跳得高了？”
“你不知道，她能重新站在台上已经是个奇迹了！”
的确，是我为自己争来的奇迹。化妆间里有个医师，我每跳完一幕，就得找他帮我按摩腿，只有这样才能跳完全场。可是我完成了，竟然完成了。站在台上谢幕的时候我左腿是凉的，右腿是热的，眼眶是烫的。但当观众全部站起来为我鼓掌的时候我心里就明白了，这个舞台依旧属于我，它没有抛弃我，它一直在那儿看我能不能站回来。那一刻所有的怀疑和困惑都烟消云散，我对自己说，我赢了。不服输、不认命，赢了自己，赢了心里的脆弱，还有一个巨大的“为什么”。从今以后我会扎扎实实地站在舞台上，舞台还是那么爱我。
好多年以后别人提起来，都会开玩笑似地说，金星在舞台上的那一瞬间真不是人。的确有那种奇妙的感觉，有人的形状，也有不是人的空灵，老天爷的眼睛就在我身上。我觉得宇宙之间有种力量特别奇妙，我只能把它描述为人的意念。有这样一种意念在，你就永远不会绝望。
每一次灾难都像是给人生的某个阶段盖了层顶，你得不断向上，拱破了这层顶，就到了另一个层面。你可以觉得医疗事故让你跳不了舞了怎么那么冤那么不幸啊，也可以认为那是因为你问老天讨了那么大的一份礼物，所以它必须安排你承受一些磨练，就像是和生命讨价还价，我能承受多少磨难，就可以问老天要多少人生。再接着向上拱，你就会发现，那既不是惩罚也不是礼物，而是命该如此，所有的一切都在成就一个特殊的金星。
磨难会带你看到不同的东西。如果当时真瘸了怎么办？那我就到深山里的小山村里，教孩子们跳舞，跟他们讲外边的世界，或许能发现另一个“金星”。面对着青山绿水，最干净的空气，最清凉的水，同时也是最贫困的物质生活，继续去体会生命。那命运会把一个不一样的金星带给我，我也欣然受之。
我的脚到现在也没有全部恢复，不可能再像正常人的腿一样了。左腿上还留着疤，月牙形的，那是生命在我的腿上刻了个印记。我接受这个记号。每次看到它，我会特别安心，今天给我什么我都不会受宠若惊，拿走什么我也不会怅然若失，人生的最底端已经把我的生命拉宽了。谁都不知道我付出了多少，我不说，我也说不出来，只有老天爷知道。所以从那以后它会慢慢地把你要做的事情交给你，因为它知道你有那个承受力。
我每天洗澡都能看到这个月牙形的记号，随时都在提醒我现在在做什么，为什么放弃，又为什么坚持。那是一个月牙形的勋章，从老天那里拿的。
如果说为什么之后我能熬过那么多偏见，那次经历也得记上一功。如果说我是少年派，那次手术是那场暴风雨，那我遭遇的社会偏见就像是那只老虎。我们在海上飘着，漂多少时间也不知道，但最后我活下来了，靠的是信念。面对老虎时我心里也有恐惧，有抵抗，但最后它成了陪伴我漂洋过海的伴侣。
生命给了我那只老虎，它把恐惧、孤独、坚持、信任都放在一个相对具象的东西上，陪伴着你成长，但当这些都过去了以后，你上岸时它的任务完成了，它走了。但是不会消失，少年派回忆起来永远有那只老虎，我们谈到那个少年派的时候，也永远不会忘记那只老虎。具象的存在给你那个经历，它走了以后还会一辈子在你脑子里，告诉你——你是谁，你经历了什么，你怎么过来的。
困难、灾难和幸运一样，永远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存在，但是灾难不属于你个人，是属于生活的一部分，你往前走之后，灾难会在经历之后变成一种特别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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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艰难，越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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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少挂在嘴上说自己爱国，可是我回来了，这还不够爱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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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艰难，越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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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持我的中国国籍，我选择回中国发展我的舞蹈，不是因为中国的艺术环境比国外好，而是因为我知道这里有我的根，没有根的才华走不远。
当年在纽约学完舞蹈，美国人说，金星是他们培养出来的。我说不，我是个中国舞蹈演员，一直都是。这样说着好像还有点没底气，所以干脆就回来了。
回来我就傻眼了。那时候的中国，根本没有现代舞的生存环境可言。很多看上去气势磅礴的舞蹈其实只是在哗众取宠，什么内容都没有。被人捧得最高的春晚最恐怖，台上四五十个舞蹈演员，都沦为歌星的伴舞工具。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就是乱，扛个摄像机就可以号称自己是做纪录片的，搞的是先锋艺术，却连自己的观点都说不出个一二三。业内不争气，官方对艺术的支持也可想而知。我在上海申办国际舞蹈节那会儿，要走很多五花八门的程序，每一道都是一个“坑”。占着位置不做实事的人最会向专做实事的人捞钱，办个文件就有手续费，钱收进口袋了还等着看你笑话。闭门羹我也吃过不少，拔腿出门的时候切切实实听到那么句话：“看这个女人能折腾到什么地步！”到底是没忍住，转身就冲他们开火。
原来这就是天壤之别。在国外，现代舞这一门类有着长年累月的认可度，拥有成熟的市场和支持体系，在那儿只取决于我想不想演的问题；到了自家地方，我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演不演得起的问题。为了维持舞团经营，我还得经常到欧洲找演出机会，结果往往是出了国门的巡演才能救我们。我每年在国内最多能演十到二十场，一旦出去，却至少是三四十场。中国的艺术市场还是缺乏标准和对标准的执行力，想看的人买不到票，不想看的先揽一堆票，然后哄抬票价。艺术的供需没做好，想往上发展就特别难。
还有，别忘了中国是“山寨”大国，几句“保护艺术家权利”的口号哪里挡得住凶猛国情。中国有些舞蹈演员不喜欢动脑子，看到哪个舞蹈挺好的，就录下来，照着模仿再微调一下就拿来当自己的作品用。《红与黑》就被“拷贝小走样”了无数次，甚至篮球比赛中场拉拉队跳的舞里也有《红与黑》的影子，他们扒了张皮就能到处乱演。请金星舞蹈团跳一个作品十万，山寨版的三万，“差不多，就选一个便宜的吧”，中国现在的市场就是这样。国外的艺术家出了个好作品就可以云游四海继续寻找好的灵感，中国的艺术家却很容易昙花一现，这之间的区别不取决于实力差距，而是看有没有合理的版税保证在支持，看这个社会是不是拥有对别人付出和思考的尊重。当你被生活逼得必须挣钱的时候，又怎么可能会有更好的作品出来。在对艺术的权益保护上，国内外差距确实太大，同行们都没有想到我的舞团可以生存至今，简直是奇迹。没那么玄乎，就是自己拼命挣钱呗，跳舞、演戏、讲课、上电视……这边挣的钱那边就投进了舞团运营，再一步一步靠着实力去获得认可。
我看事情特别准，又怎么会看不见国内国外两种生活的差距，物质层面不说，如果依赖着国外的艺术环境生长，一定能站在更高的舞台上表演。但那始终是别人家的舞台，别人家的文化，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属于我的根不在那里，我的野心也绝非仅限在别人家的名单里多加一个优秀舞蹈家的名字。回国，我可以做开创者，我可以把肩上的责任扛起来。
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偏偏选择在一个更艰难的环境下历练自己，历练出来了，我就能在中国现代舞的空白页上留下一笔，我就能成为那个肩负使命的人。既然金星回来了，她就会把责任连同所有的艰难都扛起来，往前走，总能走到新的一页。
记得去年年末我们舞蹈团的演出又碰上了减场次的事，有人在微博上问我，回来这么难，为什么非得回来。我的回答是：
“这就是我存在于社会中的价值体现，我要告诉世界，中国有艺术、有艺术家。虽然我国的艺术创作、发展保护环境比不上欧美国家，但还是有可能去改变的。”
我是一名中国舞蹈家，正因为看到了什么是好的，那与其在别的国家坐享其成，不如带着种子回到这片血浓于水的土地上，成为种一棵大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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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舞是真实的人在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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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标榜的高雅，无非是为自己挂个好看的门牌，躲在里面孤芳自赏、无病呻吟。我做的作品也从不给圈里人看，就是冲着老百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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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舞是真实的人在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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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圈子里的事，咱老百姓看不懂。”“是你们不会欣赏我的作品，我只做给懂它的人看。”大众和艺术的矛盾一直都在，甚至愈演愈烈。但这样的矛盾本身就很奇怪，艺术和“人”息息相关，何来对峙？
人在社会的不同层面，但对艺术的感知不是说这部分人有而那部分没有，只不过是感知角度有差异罢了。有人觉得美术馆、歌剧院是我需要的，也有人会更喜欢某一张影碟、唱片，每个人对艺术趣味的选择不一样。艺术只是给了一个方向在引领，这个过程里有不同的层面，却没有绝对的评判标准。所以只是把艺术放在圣殿里的人，反而是自身狭隘了。有高雅，就一定有低俗，两者一定要并存，才会使双方有意义，有人非要一脚踩着低俗，一手举着高雅，那是因为他没有理解高雅，也没理解低俗。欣赏的角度和程度不一，表现的形式自然也有变化。高雅跟一个人的见识、阅历、积累有关系，是一个慢慢从浅到深的成熟过程，是一种变化，仅此而已。
我一点都不喜欢艺术圈子这个划分。无非就是为自己挂个好看的门牌，躲在里面孤芳自赏、无病呻吟，保留自由成了逃避问题的借口。我做的作品也从不给圈里人看，就是冲着老百姓去。圈里人养不活艺术，不买票老蹭票的“圈里人”多得很，而且都心知肚明，“高雅”要活下去，也得有人捧场。2005年我在巴黎演出《卡尔米娜·布拉纳》，在巴黎最大的剧院连演十场，三千五百个座位场场爆满；在国内现代舞的概念还没有传播开来，可能会稍慢一点，但近几年我带着我的舞团也起来了。没求过人，官方没有给我肯定，是老百姓给了我肯定。
现代舞的生命就在于交流。自己在练功房里创作的舞蹈，永远不会有“对”的时候出现，最后那个“对”的时候，就是大幕打开的时候，等着观众的反应。创作的过程就是怀疑：“是这样吗？还是应该那样？嗯，不行，还得回到这样比较准确。”在你定下了空间、布景、音乐、你想要表达的情感后，那都只是框架，你只有不断地选择、判断、放弃，才能离你想要的东西越来越近。
现代舞的创作永远是懵懂的，在排练时我完成了50％，还有50％是大幕拉开后，看观众什么反应。那种化学反应让我知道最后出来的是不是我所想要的东西。如果说我太清楚我自己在做什么，把它们全部精准排练出来，那是工厂，就好像出售的演出门票都是对艺术的标价，那不是创作。把初衷的感觉捕捉、呈现出来，然后与更多人有交流的时候，这才是创作。无法产生交流的艺术没有价值。
现代舞选择了一种最自由的语言。传统舞蹈追求的是雕刻美、修饰美，人只有远远欣赏的份，现代舞追求的是真实美，是真实的人在跳舞。一个社会在开始关注“我”的自由的时候，现代舞才会产生。外在的自由容易模仿，但内心的自由需要长期的思考和训练，当内心真正自由的时候，是意识不到自由的，因为自由已经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这时候，你可以起舞。自由的舞者也需要自由的观众。看舞蹈不用看它是谁编的，拿过多少奖，也不用看简介，看评议，只需要在乎自己是不是被感动。好的舞蹈不是来告诉你意义，而是能打动人、让人有感受的。现代舞不只是讲故事，就像我排演的《迷魅上海》，那都是一个个年代的画面而已，自由的肢体在那里律动，表情和眼神交错，音乐、布景都在灵动着这个画面，情绪、感觉从中流出，观众的记忆和联想也就被带出来了。
通过现代舞去了解艺术，会发现艺术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激发和交流。人们平时的生活太具象了，那艺术就是把具象遮着的空间挑拨出来，邀请你一起来想象。一个艺术作品，它进入商业社会变成产品形态的时候，它自身的价值也必须独立存在，哪怕这个价值只是传递了一种态度：走进艺术，得用心交流。每个艺术家创作的时候，都只是将自己某一种感受用最擅长的方式表达、放大，不是强制性地施予观众，而是为了让观众产生交流、共鸣、甚至是反驳的冲动。我很欣赏李安，他和大陆那些导演的思考不一样。李安不做作，他要表达一个感情时，表达得准确、到位就行了，从不故作高深。影片是交给观众去体会的，不用设置障碍。不像中国有些大导演，恨不得把那些大道理都说出来，恨不得让别人以为他就是个哲学家。连一个画面都不会脚踏实地地去琢磨怎样呈现到位，就忙着往里面塞进他们的“大师”思考，着实可恨。说到底，艺术是在呼吁将人们自由判断和选择的权利归还于人。所以没有哪一种形式的艺术有资格说，我是高雅的，我是对的，由我来选择向什么样的人呈现。
除了跳舞，我演话剧、做脱口秀，都是因为喜欢那种与大众交流的感觉。之所以担当《舞林大会》的评委，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节目是跟老百姓挂钩的，它并不是一个专业人士在一个圈子里的自娱自乐，所以我愿意在这个平台上说话。艺术最终是要走向社会，产生关系与交流。作为舞蹈界的专业舞者，借着大众媒体的平台，将舞蹈的专业知识和态度与百姓共享，这是我的一份责任。
金星是通的，能上能下。我有我的阳春白雪，也可以下里巴人。高雅和低俗间不设槛。生活里，我也是个普通老百姓，给自己的位置一直放得很低。我不是出身高贵，也不是靠社会外力给抬起来，我的高贵，是能从内心里看出高贵。
最美的艺术，一定是发生在和最平常的人碰撞的那一刻，忽视了别人反应的作品，不过是件半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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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话剧就是和角色发生一场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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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话剧，从角色里退出来以后我就能找到一个准确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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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话剧就是和角色发生一场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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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和关栋天老师的《尴尬》演得挺火，下台后有人会问我：“金老师，您碰到的尴尬是什么？”我一愣，才意识到我也已经四十几岁了，在很多人眼里算是“中年”。可我怎么总还觉得自己没到那份上，也没碰到什么“尴尬”。
我只是觉得自己在向“中年”的那个方向走，往前看着，有很多中年人的故事，也有各种中年题材的作品，包括自己的父母也都走过那段路。我只是看见，从来没有去深刻理解过，这下，突然有那么个戏剧有那么个角色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了。演话剧就是在舞台上体验另外一个女人的生活。感受人们对不同命运的不同态度，这个很过瘾。
“尴尬”不是指到了那个年龄后你遇到的事情尴尬，而是指大陆社会中整个中年的群体就是个尴尬的群体。他们承载了太多的东西，但是社会给他们的保护那么少，对他们个人心理诉求的关怀又是那么少。
我演的第一幕就反映了一个很典型的“失独老人”现象。一个女人，早就知道了自己的丈夫在外面有外遇，心底的怨气发酵成一天到晚不停的唠叨，儿子和丈夫都离她越来越远。直到一天，儿子为了救一个被人追赶不慎落水的小偷而丧命，这女人的天便塌了下来。我一直在揣摩那个女人，为什么要崩溃到那个份上。那场戏正好是女人的生日，也是她给儿子出殡的日子，丈夫没回来，还不知情，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他还能回另一个“家”。可自己，什么都没有了。回到家是一个空房间，从此以后都只是个空房间，她整个情绪就坍塌了：“我就是一朵泡久了泡烂了的白菊花啊！”那一刻，她想干脆把自己倒掉。安眠药都准备好了，药瓶上一张陈旧的贴纸却在最后一刻把这个女人拉了回来，回到一个女人一开始在爱情面前的那种执着。
“十八年前的那个坐在双杠上的男人还会回来的，他是需要我的。”她在给自己找活下去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那么一点点可怜的希望。女人的韧就是韧在这里，她会继续走，哪怕她什么都不确定。
这不是一个女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社会的群体规则是男人定的，天经地义是男人闯世界，女人在家相夫教子，所以大多数时候女人在按家庭的规则走，是家里的主肋骨，但社会对一个家庭的保护却特别少。社会上没有约束，人们也不再有信仰、道德的约束，以前男人心里还有根“作风问题”的线在那儿绑着，现在全散了。何况以前一个家里至少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哪怕一个孩子没了，女人总还剩一个孩子可以安慰，有一个必须坚持下去的理由，也不至于那么崩溃。可是现在，丈夫出轨，失去孩子，对于一个中年女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第一次拍戏的时候我还找不到感觉，那句对孩子的呼喊“强子”哭不出来，后来导演说，你换个名字叫，叫“嘟嘟”，啊哟，我都没喊，那根弦一碰就哭了出来，全明白了，我甚至不敢想象。有一次拍完戏回家，还没缓过劲来，捧着腮帮子盯着老大和老三看，看得老公和孩子都莫名其妙。心里就是止不住地后怕。
我看新闻说现在中国有将近千万的失独家庭，没人照顾，他们最重要的都已经失去了，想想其实特别可怕。
演一部话剧除了塑造我的角色，挖掘我的表现能力外，我发现我真进步了。导演给你把门打开，他通过他的经验告诉你，有不同的房间，你需要按照自己的判断去选择其中一个。不同的画面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到最后这些不同的东西还是要串到一条线上，因为你要考虑那个人物是连贯的，要按着她的那条情绪线走。最有挑战的就是第一幕，有大量的台词，还有那么多那么碎的分裂情绪，一会儿暴烈，一会儿温情，一会儿独白的对象是儿子，一会儿又是另一个人。这靠的都是演员的节奏感和判断能力，怎么把观众死死抓住，一开场还有观众陆陆续续进场，自己怎么先进入状态，都很考验人。我觉得我是长进了，我暗地里给自己鼓掌，四十五岁还在进步。
到了第三幕会好演一点，我演的那个女人是一个大学教授，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虽然丈夫去世，但生活安稳，她还能把自己拾掇得高雅体面，还没把自己弄乱，对于一些变故也能经由时间而变得淡定些。后来重逢一段青春的小骚动，面对那个二十二年前本该在一起却擦身而过的男人，她心里的那句“我愿意”还在，只是听到那男人要去接他老婆时，她就全明白了。宁拆十座庙，不拆一个家。虽然最后追出去了，是舍不得，但她没有强要那个结果。这个女人的教育和修养在支撑着她，她始终是个善良的女人。最后她说，“不要再来了。”“我祝福你。”“你是个好人。”“你会的。”面对男人眼里的爱慕和遗憾，她已经把所有的话都说出去了。本来开的小窗户又都关上了，心里的那种小惋惜，只是被放出来透透气而已。
爱情是不必在一起的。二十二年前没看到这个“我愿意”，二十二年后看到了，都很美好，不需要后悔，美好的爱情回忆本身就是宝藏。
演话剧就是一种“代入”，全心全意地去体会这个角色的此刻此景，能让我觉得我又多了解一点“人”。不同年纪的人，不同情况的人，准确拿捏每一个不同的角色，那从角色里退出来以后我就能找到一个准确的自己。我不知道自己真正遭遇中年“尴尬”会是哪一天，但至少现在预习了一次。舞台上，我是用“演”的，但这个角色与我自己发生的那种化学反应，却是真切而过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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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以我的价值来尊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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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不是用来卖的，也不该落到讨价还价的地步。无论对方是谁，只要是合作伙伴的身份，那就一切按规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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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以我的价值来尊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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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依旧是一个商人的世界。维系舞团，演出签约，服饰、布景支持……都是在一笔笔交易中谈成。我不擅长谈钱，我也不认为好买卖仅仅是钱的事。
不是因为我是个艺术家就得端着这种姿态，别误会，根本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艺术家只是我精神层面上的一种表达和追求，把那扇窗户关上了我就是个普通人。脑子里追求的超脱应该是帮助你在现实世界中能够更好地存在，当你的存在有了阻碍的时候，你的追求会帮你把存在看得轻一点，帮你抖一抖身上的灰，但同时你别忘了，是你的现实和现状，支撑着你更多的想象。所以当艺术遇上商业，我会尽量去谈个好买卖。在一个合理的艺术价值上，解决现实问题，才能释放出更大的空间和自由。
平时理财我都很少折腾，所以我不擅长谈钱。但我也不是在跟钱谈交易，而是在跟“人”交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和你做事的人都在一个层面上，彼此心知肚明这规矩，就不会为了占那么点便宜而不择手段，得不偿失。中国老百姓所说的好买卖，不是你为自己赚了最多的钱，而是买卖过后人情还在，你我双赢，下一次我们还继续合作。如果你赚的钱带着别人的恨，这种钱装进自己口袋，也是带了一身晦气。
我从来不会因为我的“不太商人”而怯场。我是为自己的不精明买过教训，但也不只是我损失而已——这一次你算计成功了，我和你之间也不会再有交集。我知道我的艺术应该有怎样的市场价值，我希望和我在一张谈判桌上的人能够尊重我的付出。这才是游戏规则，好的东西应该有它应得的回报，这样才会有更好的作品出现，才会有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我不会跟不尊重我的人合作，在我看来互相尊重是与人交流的基础，商业来往也是这样。如果是我不懂规矩，狮子大开口，那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太不清楚我是谁了。自知之明也是尊重别人的前提。不过有时候开高价是个挺有效的策略，当我心里不情愿合作，直接拒绝又推脱不了的时候，那只能让对方知难而退。
和“人”做生意，但不是和“人情”谈生意。我基本不和朋友做生意，如果非要破例，那你一定要有承担这后果的勇气，到最后真是有可能连朋友也做不成。人情不是用来卖的，也不该落到讨价还价的地步。无论对方是谁，只要是合作伙伴的身份，那就一切按规则来。一是一，二是二，跟我做生意就是你一定要以我的价值来尊重我，这样的价值才会在商业的摸爬滚打里越磨越亮。
在商言商，而不是利益熏心，这样的一种游戏规则希望能在文化产业里变成一种共识。不仅是双赢，还能帮着推动点文化建设。艺术遇上商业，除了粉身碎骨，除了谄媚顺承，肯定有第三条路可以越走越宽。多碰撞出几桩好买卖，这条路说不定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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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信任一个公正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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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不尊重舞台的演员，我绝对不留情面。你自己不要的东西，我犯不着再帮你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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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信任一个公正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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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也可以一个人跳舞，但更喜欢大家一起碰撞，一起旅行，一起演出的感觉，所以我用自己的名字建了个舞蹈团，不容易，但更有意义，以后我跳不动了，还有我的学生在跳。
十几个人跟着你学跳舞，他们既是你的学生，也是你的属下。上了排练场我就是老师，坐在办公室里，也是个让人心服口服的CEO，艺术家要是当起管理者来也绝不含糊。
俗话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其实是两层含义：必须有定死的规矩，也得有灵活的调整。朝九晚五的打卡考勤我每个月都会看；同一件事事不过三，当你第一次不会做的时候你就不耻下问，第二次再不会我给你机会反思，督促自己再勤奋认真点，如果三次以后还这样，对不起，你该想办法了；放松的时候你可以开着网页休息一下，也用不着一看我来了就把窗口关了，把活儿干清楚就没必要觉得尴尬。但是如果你纯粹是混日子的态度，事情还没做完就在办公室里放假，那这个舞团也不养闲人。
我的学生都清楚，千万别在排练场惹我。我尖刻是在排练场尖刻，看到演员排练不认真，心里的火气往上蹿得最快。排练场对我来说是有宗教氛围的，你要在里面跳舞，就要像对待信仰那样虔诚和认真。出了排练场我们可以是最亲密的朋友，但排练时可容不得半点马虎。要是在排练场上和我讨价还价，我刀子都敢上。
更何况是那些不尊重舞台的演员，我绝对不留情面。你自己不要的东西，我犯不着再帮你捡回来。每次在国外巡回演出时，我都会再三和演员们强调不准在外面留宿，出来是工作而不是旅游，我必须保证你在舞台上的状态，那根弦怎么可以在还没登上舞台的那一刻就松下来。但有时候演员会带着男朋友或女朋友一起去，一到国外就兴奋了，风花雪月得不管不顾。这样的演员第二天首演就被我当场开除了。我不是不理解人之常情的人，但如果你把演出那么不当回事儿，我找不到你能继续跳好舞的理由。
舞团里还有一条碰不起的规矩：不准撒谎。你家里有事，生老病死要去处理一下，我自然会通融；或者干脆直说哪里有个商演，回报不错，能不能让我请两天假去那里兼顾一下，是真话我都愿意去理解，只要跟团里的演出没有冲突，我也很乐意让自己的学生通过跳舞让自己过得更好。不过，如果是谎话，还被我揭穿了，那对不起，我至少可以避免这样深恶痛绝的事发生第二次。家里的孩子要是骗我我就打，演员要是跟我撒谎，我就开掉。其他的，跳得不好的，我会给他机会，跳不好你就下来教教课，那如果跳也不行，教也不行，我也不会那么不留情面，自觉的演员会有这个自知，等新的演员来了，他自己会有新的打算。如果我能帮，就尽量帮。
规则和情理间的合理转换是一种好的运作方式，而让人信任的老板必须是公正的。也只有在公正的环境下，他们才能安心跳舞。舞团的演出安排一向是谁表现得好谁上，凭实力说话。私下里可能有哪个演员表现出来的性格我很讨厌，平时很少接触，但一进入排练房，那之前的印象就全部扔在了外面，你跳得好就放前面来。别人都还觉得纳闷呢，我说一是一，二是二，跳得好没办法，不要因为我讨厌他生活上的举止就否定了他的舞台表现。同样地，舞台表现不到位平时跟我再熟也没用。正因为公正，我能把喜欢或不喜欢的人才都放在舞团里，他们也都愿意跟着我跳。这个环境很单纯，跳得好的人拥有更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