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有三首怀念早夭的女儿立瑛的诗，即《死水》里的《也许》、《忘掉她》、《我要回来》。这三首诗写得异常舒缓平静，丧女的悲哀几乎完全被诗人对死亡境界的精心描绘所洗净。《也许》写女儿的长眠是去听“蚯蚓翻泥”、“小草吸水”的音乐；《忘掉她》说忘掉女儿“像一朵忘掉的花！/像春风里一出梦，/像梦里的一声钟”；《我要回来》形容女儿之死是“一口阴风把残灯吹熄”，“一只冷手来掇走了你”。这与后来高兰的《哭亡女苏菲》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诗人似乎对死者所前往的那个世界怀着下意识的向往，写死后如写生前。
由于这种目的论和“准唯美主义”的死亡观，闻一多经常将人的肉体实存看成对灵魂的束缚和监禁。《红烛》里将“灵魂”与“监狱”对称，《宇宙》则说：“宇宙是个监狱”，《美与爱》里也写道：“一心只要飞出去找你，/把监牢底铁槛也撞断了”，《心跳》更是一篇要“冲出城去”的宣言，“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作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弃生向死”的冲动，《红豆》中说：“我是吐尽明丝的蚕儿，死是我的休息”，《死》这首直接讴歌死亡的诗作更是发出尽情的礼赞：“啊！我的灵魂底灵魂！/我的生命的生命，/……让我淹死在你眼睛底汪波里！/让我烧死在你心房底熔炉里！/让我醉死在你音乐底琼醪里！/让我闷死在你呼吸底馥郁里！”显然，诗人向往着一种壮烈的死，一种富于美感的死，他将这样的死视为生命的最佳完成和最佳归宿，“死是我对你惟一的要求，/死是我对你无上的贡献。”
闻一多有几首诗写到普通民众的死。《荒村》写战争后的村落“瞧不见人烟！”《天安门》以一个洋车夫的口吻写军警镇压学生，“咱二叔头年死在杨柳青，/那是饿的没法儿去当兵”，“听说昨日又死了人，/管包死的又是傻学生们。”《飞毛腿》写一个叫“飞毛腿”的洋车夫“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而自己也很快成了河里漂着的尸首。这些死的内容是不加雕琢，以白描的口语形式呈现的。这些普普通通的死在诗人看来没有诗意，甚至有几分令人担忧恐惧，《天安门》最后一句写道：“赶明日北京满城都是鬼！”诗人不喜欢这样的死，他在《深夜底泪》中说：“战也是死，/逃也是死，/降了我不甘心。”闻一多喜欢以高音来结束，以超越来收场。他诗作中的转折处喜欢使用问号尤其是叹号，结尾使用叹号更是成了下意识的习惯，闻一多以叹号结尾的诗作多达五十余首。这成为闻一多生命轨迹的坚实的谶纬。
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生涯并不长，只是从1921年到1928年的不足十年，诗集也只有《红烛》和《死水》两本，此外的零星诗作屈指可数（《奇迹》，《渔阳曲》，《教授颂》，《政治家》等）。但他青年时期的诗歌创作，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选择。闻一多属于“诗与人合一”型的诗人，他的诗不是生命的余裕，而是生命的宣言，他的生命则是一首节奏强烈，富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的昂扬的诗。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闻一多写下了《文艺与爱国》，文中说：
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
伟大的死等于伟大的诗，闻一多终于以生命实践了这一理念。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激烈言行明明有着招致死亡的极大危险，但他却似乎视而不见，甚至是迎着死亡无畏地前行。对于自身所处的法西斯恐怖环境，闻一多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他不像一些糊涂的学者或者别有用心的文人那样认为国民党是保护民主自由的党。当“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教授紧急会议上愤怒地说道：
鲁迅先生说民国十五年的“三·一八“惨案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他不知道，还有更凶残更黑暗的日子，是民国三十四年的十二月一日！段祺瑞的卫兵，是在执政府门前向徒手的学生开枪；“一二·九”的时候，北平的军阀是在大街上行凶；“一二·一”的昆明，竟全副武装杀到学校里面来了。这是最野蛮最凶残的恐怖统治！我们为人师表的人，一定要支持学生，抗议这个暴行……
在刻于昆明“四烈士之墓”墓壁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中，闻一多强调：“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四烈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这里所体现出来的死亡观，与他早期诗作中的死亡观是一脉相传的。在《最后一次的讲演》中，闻一多认为李公仆的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他最后庄严宣布：“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时，闻一多已经明知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黑名单上继李公仆之后的第二号人物，又亲眼看见特务就在会场上的人群之中，但他竟然一再用强烈的挑战口气向特务主动进击。他说：“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演讲中多次使用“你”和“你们”这样的第二人称来直接呼唤“特务”和“反动派”，讲演中对李公仆之死的悲痛只占很少部分，而大部分是对“敌人”的斥骂和极端蔑视，对自己力量和勇气的显示和自豪。这个讲演所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在理智上是不难推测的，而闻一多又并非是缺乏这样的理智的人。所以，闻一多在进行这场讲演时以及讲演结束后，关于死亡的种种意识活动，一定是他头脑中的一个占据核心地位的兴奋点。《最后一次的讲演》的结尾几句话，给人以极大的心灵震撼，其奥秘或许就是从中已经可以感觉到闻一多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预感。这种预感不是充满着恐怖，而是怀着相当的兴奋，怀着一种宗教献身般的激动。就在这种激动的兴奋状态中，响起了冲锋枪的扫射声。闻一多的被残酷杀害，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当然是一件令人悲愤的暴行。但对于闻一多本人来讲，可不可以说，这正是他潜意识中最理想的结束生命的方式，他的生命，在冲锋枪子弹横飞的一刹那，奏出了激昂的最强音。
闻一多在《奇迹》中写道：
……
既然当初许下心愿，也不知道是在多少轮回以前——我等，我不抱怨，只静候着一个奇迹的来临。总不能没有那一天让雷来劈我，火山来烧，全地狱翻起来扑我，……害怕吗？你放心，反正罡风吹不熄灵魂的灯，愿这蜕壳化成灰烬，不碍事，因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最神秘的肃静，（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动早被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
这奇迹，不就是对于死亡的赞美诗吗？闻一多出版了《死水》之后，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功夫潜心学术研究，实际上，他是在静候着那个奇迹，静候着那个雷劈火烧的一刹那。他所说的“蜕壳”，“异香”，“浑圆”，都是意指“涅槃”的境界。这个境界终于在有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最尖锐的搏战中来临了，闻一多纵身投入，完成了这一奇迹。
学术界一般将闻一多的一生划分为诗人、学者、战士几个阶段，然后说他的思想在几个阶段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而经过我们较为细致地探讨了闻一多的死亡意识，则似乎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闻一多的一生是非常完整的，统一的。诗人，学者，战士，不过是他外在的活动形式，而实际上终其一生，闻一多都是个“诗人”，是个把生命当作诗、用生命来写诗的诗人。他作为新月派格律诗的盟主，对诗歌艺术形式美的高度追求，对诗歌语言的精雕细刻，都基源于他对生命美、对死亡美的高度追求。他的艺术观和生命观，在理想人格和英雄主义的合力中达到了统一。所以，诗人，学者，战士，并不是一个单线发展的历时性链条，而是始终互相修饰限制，互相渗透辉映的一组共时性的本体意义的概念。以毁灭为代价达到美丽的完成，使闻一多的艺术实践和生命实践有机地融入了20世纪的中国艺术史和中国革命史，因为20世纪的中国，正是以无数“美丽的毁灭”为代价，焕发出她凤凰蹈火般的奇异的光辉。
（发表于闻一多诞辰100周年国际研讨会，被多家学术和新闻媒体转载）
小生常谈篇“五四”的“春江花月夜”
——朱自清《匆匆》讲稿
同学们好！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赏析一篇朱自清的散文《匆匆》。
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作者。
朱自清，1898-1948，现代散文家、诗人、学者。原名自华，号秋实，（很朴实的名字）后来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学期间，开始创作新诗，长诗《毁灭》有很大影响。1925年，任清华大学教授。1928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背影》，成为著名的散文家。30年代，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曾经漫游欧洲各国，出版了《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平，积极参加民主运动。1948年，在一身重病的情况下拒绝领美国的救济面粉，在贫病交加中不幸逝世。毛泽东曾经高度赞扬他和闻一多“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朱自清在他50岁的一生中留下了诗歌、散文、评论、学术著作26种，共200万言。
朱自清的散文，漂亮、缜密、自然、朴素。语言纯正、准确，技巧全面，思想健康向上，结构讲究，经常被选入中小学教材，对规范现代汉语贡献很大。朱自清的散文让人确信，白话文能够写出与文言文一样优美的文章，甚至是更好的文章。下面，我们就来赏析他的名篇《匆匆》。
这篇文章很短，只有六七百字，五个自然段。我先来读一遍……
好，文章读了一遍。那么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问题呢？
不难看出，这篇文章讲的是时间问题。这个问题常有人谈，特别是对青少年学生来说，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但多是老生常谈，不外是时光如流水，要珍惜呀，说得多了，人们也就麻木了，说了也是白说。
朱自清这篇文章的长处在于没有表面化，而是精雕细刻，写得微入毫发，从而提出了更深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人类永远困惑的问题：时间，是个什么东西？
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生命，对时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动物的时间感是迟钝的，人一开始也如此。我们可以想象远古的人类祖先，完全依靠本能生活，没有时间感，没有紧迫感，没有什么生活计划，学习计划，没有什么作息表，日程表，完全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地生存着。你可以说那是原始，是蒙昧，但也可以说那是自然，是快乐，是幸福。
后来，人发现了寒来暑往，发现了春夏秋冬，发现了花开花落，发现了草木凋谢以后又会重新萌发，于是人类发现了大自然的节奏，也就是发现了大自然的运动规律。于是人就有了永恒的苦恼。人们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人人要死，就知道有个东西叫末日，而且那一天早晚要来临。这是人生最大的问题，于是一切快乐都蒙上了阴影。
普通动物不知道死亡的必然，所以它们显得比人类天真自然，比人类淳朴健康。小孩不知要死，所以他快乐，那是真正的快乐，是大人永远羡慕的快乐。人生的第一问题，便是死亡。人知道了生命的长度，大多数也就是几十年，古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人依靠医学，平均寿命延长了，但能够活到100多岁的还是很少。即使活500岁，在茫茫的宇宙里，也不过是一瞬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依靠科学，学会了计时，但正是科学，给我们带来了永恒的烦恼。人一出生便进入了死亡的倒计时。比如同学们都是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如果说你们风华正茂，说你们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你们会很高兴。但我如果说你们离死亡还有六十多年，两万来天，意思是一样的，但你们会不高兴。各种哲学、宗教的观念都是在死亡的基础上建立的，没有死亡，可以说也就没有了我们人类的文化。人要敢于面对死亡，说出死亡。鲁迅讲过，一个人家生了孩子，大家都来祝贺说这个孩子将来要当官，将来要发财，鲁迅说这些都是骗人的，都是靠不住的，只有一个人说“这孩子是要死的”，这才是真理。
人们发明各种计量时间的器具，在物理学上，可以测量到十万分之一秒。在普通生活中，我们以一秒钟作为最小的时间单位。一秒钟，喀哒一下，便如同挖去你一块肉。我们一般以为死亡离我们还很远，好像一位客人，在几十年以后等着我们。实际上，人并不是到了遇到那位客人那一天突然死亡的。人每时每刻都在死亡，每一秒钟，你体内都有成千上万的细胞死去，当然，同时也有一些细胞新生，新生的越来越少，死亡的越来越多，于是，你就越来越靠近死亡了。分分秒秒的你，都在变化。下课时的你与上课时的你已经不同了。听完我的讲课，你便又老了一点。时间问题是无数哲人、诗人、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面对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我们中国的古人并不太重视，中国人的本性基本上是乐观的，时间感不太强。近代从西方才输入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我们中国传统的时间感是圆的，循环的，人可以转世投胎，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而从西方传来的时间感是线性的，一去不回头的，好像文章只有上篇没有下篇，不管你活得好坏，不管你活没活够，就这一把，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了。所以我们现代人与古代人感叹时间的方式不太一样。
时间无情，欢乐时不多，悲痛时不少，它就那样冷漠地、不受任何打动地，嘲笑着人类。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如何战胜时间的问题，如何摆脱对于时间的苦恼的问题。是寻欢作乐，花天酒地，当大款，还是在事业上取得成就，或是寻找一份人间真情。是立德，是立功，还是立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
文学家的任务不是替人选择，而是把这种感情形象化，变成一种审美对象。选择本身是各人自己的事。
我从生活给我的启发和一些好的书籍中得到的体会是，还是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用生命的质量来战胜生命的短暂，（很佩服癌症协会的那些人。）用生命的高境界来战胜永恒。当然，这要在具备基本生存条件的前提之下。
我想，《匆匆》这篇文章所给予我们的，便是这些启发。
下面我们来细读一下。
先看文章的题目，《匆匆》。描述时间可以有很多词汇，也可以用缓缓，悠悠，为什么要用“匆匆”呢？这里已经体现出作者的时间观，在朱自清看来，时间是“匆匆”的，是快的，是急的。这个题目就给人一种速度感，还有一种过程感。你似乎能够看见时间以一种动态的面貌呈现在你的面前。
第一段，“燕子去了……”第一句是个排比句，选择了三个似同实异的生命现象。描述的是一种循环的生命现象，令人感到亲切、慰藉。然后第二句马上提出一个对比，那些东西都可以重复，但只有时间不重复，“一去不复返”。这个第二句用了一个第二人称“你”，这是直接与读者对话，给人的感觉十分亲切。最后是几个猜测式的追问。设想那时间可以被“偷”，可以“藏”，可以“逃走”，都增添了时间的形象感。我们看这开头的第一段，用一个排比，一个对比，加上一串追问，造成一种忧伤的节奏，但是这忧伤中又含着优美，因为它是思考中的忧伤，是寻觅中的忧伤。在清浅优美的文字中，朱自清举重若轻地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表现出一种终极关怀。
第二段，“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这第一句中用了一个“他们”。这个“他们”是指谁呢？是父母？是领导？是老天爷？是上帝？我们中学里的语文考试常常采用标准答案的方式，什么东西都弄成标准答案。其实，世界上很多东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什么都有标准答案，还要老师干什么？什么都弄成标准答案，说明我们很多老师的无能，也说明他们的蛮不讲理。这里的“他们”就是不确定的。正因为不确定，表现出朱自清对时间的“无把握感”。其实我们全人类对时间都是无把握感的。谁知道时间是怎么来的？是本来就有的，还是我们自己造的，是上帝设计的，还是我们的错觉？正因为不确定，生活才有了意义。假如什么都确定了，什么都知道了，人类也就没有生存的意义了。但我们还是有一些东西是知道的。知道什么呢？朱自清知道“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八千多是多少？看上去很多，其实也就是二十多年。同学们，从你的手中，已经有多少日子溜去了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算你能活一百岁，也不过就是三万多天。也不过就是一千多个月。你一生中，也就能看到几百次“十五的月亮”。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匆匆》这篇文章写于1922年，当时朱自清24岁，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岁数，但他已经意识到“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节奏更快的时代，我们有朱自清那样敏锐的时间感吗？
“八千多日子”溜去了，应该是有觉察的。但是为什么没有觉察呢？朱自清下面用了一个比喻。“像针尖上……”这个比喻非常准确、形象。无声，无影，看不见，听不到。所以“头涔涔而泪潸潸了”。“涔涔”是形容出汗，“潸潸”是形容流泪。出汗说明恐惧，流泪说明悲伤。所以这一段，写出了对于时间渐渐离去的悲恐之情。
第三段，“去的尽管去了……”第一句中，出现了“匆匆”二字。这是明确地点题了。说明题目的“匆匆”就是写时间的，就是写这去去来来的时间的。下面，以日子和“我”的关系，进一步把匆匆的日子形象化。我们都知道时间的可贵，但是怎样写出这个可贵，是非常不容易的。朱自清在这里，采用了以有形写无形的技巧。他笔下的日子，仿佛是可以看到的，仿佛是触手可摸的。他用了一串排比句。在修辞手法上，用了拟人。把时间流逝的状态写到了入木三分的地步，写得让人身临其境、如在目前。真的能够令人产生恐慌，从而写出了“匆匆”的力量，写出时间之流的不可抗拒。
第四段，“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承接上文“时间之流不可抗拒”的意思，进一步来写人与时间的关系。时间既然这么无情，这么冷漠，这么不可抗拒，那么我们怎么办呢？这里，朱自清写出了人与永恒的矛盾。在永恒面前，显出了人的渺小。“徘徊”二字值得注意。它写出人的无可奈何，人的永恒的困惑。一般的人想到这里，也就会止步了。因为反正干什么都是渺小的，都是没有意义的，都会在宇宙中被时间淹没得一丝不剩的。但是，朱自清没有止步于此。他最后一句说：“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这一句话，由自愧转向了自励，自我激励。前面写出了时间流逝的不可抗拒，但是这里偏偏要抗拒。这才是生命的意义。人类文明，都是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产生的。人与自然抗争，与时间抗争，不是为了要战胜自然，战胜时间，而是因为抗争本身就是生命的意义。如果一味地顺从自然，那我们就不应该生存，我们生下来就死去算了。这一段，是全文的思想核心。
最后的第五段，只有一句，“你聪明的，告诉我……”这一句基本上是重复第一段里的第二句，只更换了一个字“你”的位置。上文虽然强调了抗争，但抗争并不能消除对时间的困惑。所以这最后一段又回到对时间的质疑，造成一种回环往复的味道，全文以发问开始，又以发问结束，格外发人幽思。
回看全文，朱自清以小写大，以“小我”的感受，写出了“大我”的问题。表现了一种“五四”情怀。在“五四”时代，时间问题得到了比较普遍的重视。《匆匆》就是其中的一篇杰作。这样的散文是超越时代的，也是超越国界的，今天读来依然令人震撼。可以说，这是一篇五四时代的《春江花月夜》。
《匆匆》在艺术手法上也非常有特色。清新，亲切，流畅的口语与书面语巧妙结合，形象化的表现手段，体现出白话文的极大魅力。文章中有典型的白话文的标志：“的”，“了”，“啊”，“呢”，但也有“涔涔”，“潸潸”，“确乎”，“凝然”这样的文言词汇。白话文的魅力不是完全排斥文言文，而是吸收文言文中有用的精华，这样才会更上一层楼。朱自清创造了一种十分标准的散文语言，我们今天仍然把这样的语言作为写作的规范。
《匆匆》还运用了一些修辞手段。如排比，设问，比喻，拟人，这些修辞手段运用得非常自然，产生了一定的情意化、风趣化的效果。比如第三段，把时间写得好像有几分淘气的样子。
这篇文章的优美之处还在于，结构和谐、感情自然而深婉、语言标准、富有音乐性和诗之美。比如第一段，抑扬顿挫，“去了”，“枯了”，“谢了”，音调是仄，平，仄。“再来”、“再青”、“再开”都是平，“不复返”则是仄，读起来有诗歌的感觉。这是整齐与流动的完美结合。多读这样的散文，能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使人永葆青春，望大家多读这样的好文章。
好，《匆匆》这篇文章，今天就匆匆讲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度过了一段匆匆的时光，祝同学们在你们美好的一生中，对得起每一个“匆匆”。
小生常谈篇丁西林剧作的性心理(1)
一
丁西林剧作的精华是以男女关系、男女冲突为主的以下10部：
《一只马蜂》，《亲爱的丈夫》，《酒后》，《压迫》，《瞎了一只眼》，《妙峰山》，《孟丽君》，《雷峰塔》，《胡凤莲与田玉川》，《牛郎织女》。
丁西林一生共创作了8部独幕剧，9部多幕剧。这17部剧作中，有6部当代之作未曾发表，其中写于60年代的4部不涉及男女关系问题，在其生前基本无人知晓，它们皆非成功之作：
《老鼠过街》（1960）只是一个纯政治性的电影提纲；
《一个和风细雨的插曲》（1962）是写“右派”副部长的四幕话剧；
《干杯》（1962）是写“五反”运动的独幕话剧；
《智取生辰纲》（1962）是写《水浒》英雄的四幕话剧。
而另两部写于50年代的《雷峰塔》和《胡凤莲与田玉川》却是丁西林引为骄傲的“推陈出新”的戏改范例，曾被公开介绍，在文艺界产生过一定影响。李健吾对其评价虽不高，但也肯定了其“写”的匠心。
所以丁西林一生实际上产生了接受效果的作品共有13部：7部独幕话剧，3部多幕话剧，2部多幕歌舞剧，1部多幕舞剧。
丁西林的七部独幕剧中，后期的《三块钱国币》冲突双方虽有男有女，但与性别问题无涉。而前期奠定了其风格和地位的六部中，有五部是以男女间性别关系为重心的，只有《北京的空气》例外。袁牧之认为：“这是6个戏中没有女角的一个戏。……虽然略为有些曲折，但没有往上升的Climax。还不仅是没有Climax，也没有Struggle。……这是作者6个戏中最为失败的一个。”
丁西林的6部多幕剧中，除《等太太回来的时候》脱离作者固有特色，颇多漏洞，不伦不类，单纯表现抗日爱国外，其余5部皆以男女关系为重心。
经上述统计，可见丁西林表现两性关系的剧作，不但在他所尝试的每一种戏剧样式中都有，而且在数量上占有全部作品的大多数：在他赖以成名的最擅长的独幕剧中，占压倒多数；在他进行戏改尝试的古典歌舞剧中，占了全部；在他的多幕剧中，占了两个时期的代表作，还占了他惟一的一部完整的舞剧。
人们提起丁西林各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不论是《一只马蜂》、《压迫》，还是《妙峰山》、《孟丽君》，都属于涉及男女两性关系之作。
所以，不论从覆盖面还是从影响性的角度来看，本文开头所列的10部以表现男女关系为主的剧作，可以说代表了丁西林的主要成就。
那么，对这些剧作中微妙的男女关系及其所折射出的性心理进行剖析研究，也许会比以前所作的戏剧形式研究和戏剧风格研究更有意义。
二
历来的丁西林研究者，目光多停留于其俏皮的对话、机巧的布局上，赞美推崇有余而开掘分析不足。对于触目即是的男女关系问题，注意很少，甚或有意回避、曲解。对剧本的理解，不是等同于作者或剧中人的认识水平，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作者的语言圈套。只有两个人，冷静地指出了男女关系在丁西林剧作中的重要性。
丁西林还只有4部独幕剧问世的时候，向培良便在《中国戏剧概评》中称丁为“趣味的创造者”。他在肯定丁西林“技术的纯熟和手段的狡猾，是没旁的剧作家可以赶得上他的”之后，指出丁的4个独幕剧，“用漂亮的字句同漂亮的情节引起浅薄的趣味”，并着重分析了丁的题材：
……利用男女间尚未彻底了解之前相互间隐存的神秘，同相互间隐存的轻视，他便拿拥抱，依偎接吻，同一些男女间不意的奇特的关系，以引起卑劣的趣味同卑劣的赏鉴，蒙昧地暗示一些迷惑动情的东西。看过他的剧本，你一定会觉得有趣。因为，你会想到一个女人不意中“却又是她所想望着的”被男人拥抱过后的光景；会想到一个男伶人忽然扮作女子嫁给你，爱抚你，怜惜你；会想到你自己的妻子或许有时候发生要跟旁的一个男人接吻的欲望，而这欲望是如此幼稚，如此憨朴，不会引起你的嫉妒的；会想到你不意中遇到一个女人，因为一点小的相互间有利益的事，便一时权认你作丈夫。这样，你便满意，高兴，舒服了，你抑压的卑劣的欲望，暂时以一种自我的错认而得到满足了。……
应该说，向培良的眼光是十分敏锐的，他的这段带有心理分析色彩的话很准确地揭示出丁西林几个剧本的接受效果和文本核心。但他推论“这便是作者写剧本的主要目的吧”，则过于武断。众所周知，作者的创作目的与文本的客观意义，与读者的期待视野，都常常大相径庭，作者有时会写出与自己的愿望和解释完全相反的东西。这也正是文本需要解读的原因。而解读丁西林的剧本，如果不揭开男女关系这层重要帷幕，就仍免不了在他那“漂亮的字句同漂亮的情节”制成的迷宫里喝彩、徘徊。
袁牧之在《中国剧作家及其作品》中逐一评述了丁西林早期的6部独剧。
他认为《一只马蜂》的剧名，“暗含着男子的象征”；《亲爱的丈夫》与《白蛇传》相比显得可笑；《酒后》是“抓住男女间一片断的故事”，“取材于男女间不可公开的事而把它在舞台上公开了出来”；《瞎了一只眼》是“丈夫，老婆，相互地使用欺骗术”；而《压迫》“作者太重于男女关系的趣味，可把重心移动了”。他“希望作者不再用马‘蜂’的‘刺’来刺女性”，而是去刺“社会上一切的压迫与欺侮”，并热情地期待着“作者第七个脱离Salon的作品出现”。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批评，丁西林搁笔近10年后再次下海所捧出的剧作，都有意突出了时代气息和社会因素。但这些并不成功的努力未能改变剧本的趣味重心，相反，欲盖弥彰，这从反面更加说明了其剧本的精华在于男女关系。离开了这个题材的剧作共有7部，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三块钱国币》还站得住，未被指责为失败之作。
向、袁二人的见解，大概说得过于直率，为人所不愿接受，所以很快便淹没在大谈丁西林机智幽默的喜剧风格的喝彩里，长期未引起注意。近年人们开始从形式、话语方面突破，来深入探讨其戏剧风格。但形式固然重要，而趣味问题却决不应忽视，形式背后的趣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形式。丁西林的剧作为什么会存在那种独特的欺骗模式和唯美倾向？这与作品中深藏的某种独特的男女关系趣味是互为表里的。这种趣味即人们所惯称的比较广义的性心理。
小生常谈篇丁西林剧作的性心理(2)
三
丁西林十部男女关系剧中共有如下十组男女关系，见表。
剧名 男——女
一只马蜂 吉先生——余小姐
亲爱的丈夫 任先生——任太太
酒后 醉客——妻子
压迫 男房客——女房客
瞎了一只眼 先生——太太
妙峰山 王老虎——华华
孟丽君 皇甫少华——孟丽君
雷峰塔 许宣——素贞
胡凤莲与田玉川 田玉川——胡凤莲
牛郎织女 牛郎——织女
经初步比较归纳，这十组男女关系具有如下特点：
1 皆存在或真或假的恋爱婚姻关系，双方彼此倾慕。
2 皆非正常状态的夫妻关系。或有爱慕之意但尚未结婚，或妻子不是真正的女人，或虽已婚但夫妻关系不畅。
3 这男女关系有的等同于拙文《丁西林剧作“欺骗模式”初探》中的AB关系，有的则是AB中的女方与C的关系。
4 在这男女关系之外存在一个阻力，或者是C，或者是AB中的男方。这个阻力一般是出于为男方好的目的，但实际有更深的心理原因。
5 皆男弱女强。在男女关系中，女方主动大胆，促成二人亲合关系的实质性转化；而男方在这点上多是意志薄弱的“好人”，静观其变，坐享其成。
6 男女由疏到亲的过程，在文本的表层，不是体现为两性吸引的结果，而是由两性之外的某个更高尚的道德因素所“偶然”导致，同时又似乎是“必然”导致。所以主人公是身不由己地不得不接受那“飞来横福”。
7 分析以上特点，即可洞见不止一个层面的文本意义。本文限于理论水平及研究主旨，以下仅从母题入手，进行若干性心理方面的探讨。其他问题，敬请同仁赐教。
四
丁西林男女关系剧中，明显存在着一个“白蛇传”母题。
本文使用母题这一术语时，看重的是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在《文学理论》中的阐释，即认为该术语的价值“正好在于它既指结构的或叙述的构成，同时又指心理的、社会的或哲学的理论的内在结构”。
丁西林对白蛇传母题是既熟悉而又喜欢的。
1951年提倡“戏改”伊始，丁西林便写出古典歌舞剧《雷峰塔》作为第一个试验品。在初稿的前言中，他只是从“舞台形式方面”解释了为什么要改革一个旧剧，“而没有接触到所写剧本的内容”，似乎选择这个白蛇传的故事作为开端是顺手拈来，理所当然的。后来1961年他在修改稿的前言中补充说，《雷峰塔》是驳斥帝国主义的人种优越论的，“《白蛇传》主要的是男女关系，即一个女人对丈夫如何恋爱、如何忠贞；《雷峰塔》主要的是写社会关系，即一个人如何热爱人类而愿意终身为他们服务”。剥去时代的政治因素不论，可以看出，丁西林并未改动母题形成（motivation），而只是对母题进行了新的道德诠释，借用精神分析术语来说，这样便顺理成章地将潜意识的需求推向意识的领域，所以李健吾才说它“故事完全吻合《白蛇传》”。的确，剧本里加在人物口中的“思想崇高”的唱白，显得虚浮游离，丝毫未能掩盖母题本身所放射出的魅力。
除了这次对《白蛇传》的直接改装外，丁西林其他剧作中运用这一母题最明显的是他在处女作《一只马蜂》成功后所写的第二部作品《亲爱的丈夫》。这一点袁牧之已在《中国剧作家及其作品》中有所比较。由于此剧存在若干朦胧可疑之处，因此需要先行解读释疑，为下文的母题分析作一预备。
《亲爱的丈夫》除了在情节上被指责存在疏漏和不可信性之外，最大的疑点在原先生身上。张继纯在《西林独幕剧》中，指出原先生职务不明，使人产生“那个人为什么来到这里？”的疑问。细玩文本，可以略见端倪。
原先生去看任先生。可他来到任家的第一句话是“太太在家么？”第二句话是“这几天太太出门没有？”以下问话句句与太太有关，“太太不出门，在家做点什么？”“太太还会做活计么？”“那都是任太太自己做的么？”“太太的脾气好不好？”“你们太太的身份？”……待任太太出来应酬他后，他便直接与任太太攀谈，仍然没有提及任先生一个字。
这说明原先生一开始便“来者不善”。他不止是任先生所挑明的那类借看朋友而看朋友之妻的人，而且很可能对于任太太的旦角身世已经看出了蛛丝马迹，怀有某种动机和希望而来。是进一步获得更多的信息？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猜测然后设法亲近？或设法不让别人亲近？都有可能，但未必是其明确的意识。
在与任太太神聊时，原先生讲到小时老师出了个对子，叫“笼中鸟”，仆人老刘教他对了一个“虎离山”。这在字面上是根本不成对的，原先生为什么卖了这么个破绽呢？原来这出自京剧《四郎探母》的一句著名唱词：“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原先生故意把话题引向京剧，恐怕是旁敲侧击，察看任太太的神色。潜台词是说：“我对京剧非常了解。”同时，又暗指任太太男扮女装嫁给任先生，离开了京剧舞台，就好比“笼中鸟”和“虎离山”一样，以此进行感情刺激。接下去他又大谈京戏，吹嘘老刘是此中专家，而他自己的一切都是老刘教的，这是暗示自己对京剧界了如指掌，包括演员的私生活。
所以，原先生虽不一定与那位办堂会的军阀汪大帅有关系，但他无疑是个戏迷或票友。他垂涎于任太太的“扮相”，对任先生则不无揶揄与嫉妒。当证实任太太确为黄凤卿所假扮后，他便阴阳怪气地向任先生揭示真相。夫妇分手已成定局后，原先生“脸上现出笑容，但是他脑里想到的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于是他平静地走了。这说明他心中不可告人的某种愿望已经达到：这个为戏迷们喜欢的“男人扮的女人”不再被任先生这个书呆子所独占，而是又像从前一样人人有份，这其中就有他原先生的预见、发现和参与之功。
结构分析表明，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蛇传结构。书呆子任先生是许仙，男扮女装的任太太是白蛇，而道貌岸然、心理隐晦的原先生就是法海。任太太名叫素贞，恰与白娘子同名，“她”自诉就是照着“雷峰塔”的故事来报答任先生的。可见，丁西林对这一母题的情有独钟已是无须掩饰的。
小生常谈篇丁西林剧作的性心理(3)
五
“白蛇传”母题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常见类型，在美籍学者丁乃通所著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按AT分类法，被列为411型，与“画中人”、“田螺姑娘”、“其他动物妻子”等同属于第二部分“普通故事”中的甲类“神奇的亲属”一类。本文参阅了两种译本，现将其基本模式转述如下：
男主人公是一个青年男子，女妖总是一条白蛇。
（a）女妖是一个善良的动物。（b）她给他带来财富。（c）她的妖术常常吓得他魂不附体。
（b1）他听了一个圣者的劝说，让她喝一副药。（b2）他坚持让她喝药，好去庆祝某个节日。她便喝了药，让他心满意足。（c1）她在床上现了蛇形，吓得他昏死过去。（d）她从遥远的地方盗来救命仙草，使他起死回生。（e）其他奇迹。
补充结尾：（c）她为占有男主人公同圣者进行了长期斗争。（d）最后，她被吸进一个魔钵，镇于白塔之下。
以上模式归纳起来，实际是一个妖女变成淑女，完成对男子的诱惑，而被一个有性忌讳者阻挠的故事。深入探究这一母题，对于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性心理，一定会很有意义。本文的粗浅分析，主要服务于解剖丁西林的男女关系剧，故只能挂一漏万。
柏拉图在他的《会饮篇》中，使他的客人断言有两个维纳斯，柏拉图称之为“上天的”和“世俗的”，以后又称之为“神圣的维纳斯”和“自然的维纳斯”。这个偶然的比喻，由于反映了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感情，所以一直未被人们忘怀。便是“兽性的本能”与“神性的冲动”的矛盾之情。“维纳斯最初并不是因为她的神的特征而受到崇拜的”，在男性中心的世界上，女性艺术形象的意义，不是欲望的符号，便是净化欲望的符号。在中国，常常表现为妖女和淑女的对立。妖女是男子在潜意识中所渴求的，但妖女同时带有危害社会秩序的恐怖性，使男子不能直接表达个体的愿望。于是他只好玩弄变形记，将妖女变为能被社会接受的淑女，以欲望之外的借口来满足欲望。但是这个功能转化的戏法常被揭穿，另一种巨大的力量，也许代表着社会集体无意识中的性意识，也许代表着男子本身的性恐惧，强烈地排斥妖女。男子在罪恶感和不净感之下无力抵抗，于是，这一切又都靠妖女自身去解决。妖女自愿来献身，自愿去抗暴，男子既满足了兽性的欲望，又保全了神性的道德形象，有惊无险，坐享其成。这真是一个完美的白日梦，难怪它变种繁多，魅力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