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先生在《苦茶庵笑话选》里，将笑话依性质分为“挖苦”与“猥亵”，弗洛伊德则将“有目的的笑话”分为“敌意”与“猥亵”两大类，两人可说是英雄所见略同。“敌意笑话”以攻击、讥刺、自卫为目的，而“猥亵笑话”则以性的暴露为目的；性与攻击刚好是精神分析所说人类受到文明压抑，而难以自在发泄的两种本能欲望。
敌意、猥亵这两种“有目的的笑话”合而观之，可以说是在降低我们对攻击与性本能的“压抑”(suppression，尚能为意识所知觉者）及“潜抑”(repression，无法为意识所知觉者）。它们所用的两种技巧——“浓缩”与“置换”，刚好也是梦所用的技巧，运用这些技巧主要是为了降低意识的抗拒，扫除内在的障碍。
但笑话和梦仍有所不同，梦是“非社会性的精神活动”，它来自人类心灵的内在驱力，人只是被动的做梦，而梦也不冀求被理解，它所用的“浓缩”及“置换”都比较隐晦，只有专家才能窥其堂奥，梦可以说是为了保护睡眠，“避免不快乐”的心灵活动。笑话刚好相反，它是一种追求快乐的“社会性精神活动”，希冀被理解，所以它所用的“浓缩”及“置换”技巧比较浅显，是多数人都能够心领神会的。
挖苦与攻击的快感
我们从《笑林广记》的原始分类——它依性质而被分为古艳（官职科名等）、腐流、术业、形体、殊禀（痴呆善忘近视等）、闺风、世讳（帮闲娼优）、僧道、贪吝、贫窭、讥刺、谬误十二类，即可知除了闺风一类外，几乎都有“敌意”或“挖苦”的性质。被挖苦的有两大对象，一是地位、知识、财富、道德等可能比自己高的人，也是广泛的“权威性人物”，譬如官吏、老师、秀才、医生、富翁、和尚等。兹举两例如下：《梦周公》一则说：“一师昼寝，而不容学生瞌睡，学生诘之，师说曰：‘我乃梦周公也。’明昼，其徒亦效之，师以戒方击醒，曰：‘汝何得如此?’徒曰：‘亦往见周公耳。’师曰：‘周公何言?’答曰：‘周公说：昨日并不曾会见尊师。’”另一则《家属》说：“官坐堂中，众役有一撒响屁，官即叫拿来，隶禀曰：‘老爷，屁是一阵风，吹散没影踪，叫小的如何拿得?’官怒曰：‘为何徇情买放?定要拿到。’隶无奈，只得取干屎回禀：‘禀老爷：正犯是走了，拿得家属在此。’”
当老师自己昼寝而不准学生昼寝，官命隶捉拿子虚乌有的屁时，对这种无理的侵扰，学生和隶通常只能沉默地咽下，但笑话却提供了他们“积极自卫”与“安全报复”的途径，它借着一个隐喻回敬了攻击者，让攻击者哑口无言。因此，此类敌意笑话的神髓必然是在答话里头，而且在答话结束，笑话也立刻画上句点，让听者或读者能心无旁骛地分享攻击的快感。也有权威人士互相攻击的，譬如《问秃》一则：“一秀才问僧人曰：‘秃字如何写?’僧曰：‘不过秀才的尾巴弯过来就是了。’这种“狗咬狗”的情景也能让旁观者乐从心上起。
另一类被挖苦的对象是盲、近视、呆子、穷秀才、妓女、乞丐、贫民等，照理说这些人并不施压于我们，应该是大家同情的对象才对，但他们依然受到嘲笑。不过我们若分析此笑话的结构，即可发现它们实具有另外的含意。
先举两例：《问路》一则说：“一近视迷路，见道旁石上栖歇一鸦，疑是人也，遂再三诘问。少顷，鸦飞去，其人曰：‘我问你，不答应，你的帽子被风吹去了，我也不对你说。’”《子守店》一则说：“有呆子者，父出门，令其守居。忽有买货者至，问尊翁有么?答曰：‘无有。’问尊堂有么?亦曰：‘无。’父归知之，责其子曰：‘尊翁我也，尊堂汝母也。何得言无?’子懊怒：‘谁知你夫妇二人都是要卖的。’”
这类笑话通常是一个人勉力遮掩其缺点，但却又在这种遮掩中自暴其短，它之所以让我们发笑，除了落井下石的快感外，还有一种看对方解除“虚伪之重担”而来的轻松感，每一个人都难免会有一些短处或缺点，而每一个人又都有意或无意地遮掩它，笑话中的那些人物就像一面镜子，他们煞有其事的辩词，像痛苦的呻吟，但却大声地为我们说出生命虚伪的真相!在西方，有很多挖苦犹太人的笑话，本身也是犹太人的弗洛伊德说这些笑话大半是犹太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他们是在嘲弄自己的短处。能够借“自我攻击”而解除“虚伪之重担”，并取悦他人，也算是一件乐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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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林广记》：一笑解千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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猥亵笑话的三大内涵
《笑林广记》里的猥亵笑话，除了《闺风》一篇外，也散见于其他各篇，它似乎是大家最爱听、也让大家笑得最愉快的笑话，我们有详加申论的必要。
众所周知，猥亵笑话有等级之分，有的极为粗鄙，有的尚称典雅，但不管粗鄙或典稚，笔者觉得它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对性器及性行为的暗喻，这类笑话因暗喻的对象是我们平日最难以启齿的，要说得“信、达、雅”兼顾颇不简单。《整嫂裙》一则说：“一嫂前行而裙夹于臀缝内者，叔从后拽整之。嫂顾见，疑其调戏也，遂大怒。叔躬身曰：‘嫂嫂请息怒，待愚叔依旧与你塞进去，你再夹紧如何?’”这个笑话因“臀”与“性”太接近了，缺乏距离的美感，只能算达而不雅。
另一则《闹一闹》稍好一点：“一杭人妇雇轿往西湖游玩，贪恋湖上风景，不觉迟归。时已将暮，怕关城门，心中着急，乃对轿夫言曰：‘轿夫阿哥，天色晚了，我多把钱银打发你与我闹一闹，早行进到里头去不但我好，连你们也落得自在快活些。’”这个笑话比前一个典雅，因为“进城”和“性”的关系较远。
第二类猥亵笑话以暴露女性对性的兴趣，甚至饥渴为主。兹举三例如下：《后园种韭》一则说：“有客方饭，偶谈丝瓜萎阳，不如韭菜兴阳，已而主人呼酒不至，以问儿，曰：‘娘往园里去了。’问何为，答曰：‘拔去丝瓜种韭菜。’”《底下硬》一则说：“一人夜膳后先在板凳上睡，翻身说底下硬得紧，妻在灶前听见，言曰：‘不要忙，收拾过碗盏就来了。’”《房事》一则说：“一丈母命婿以房典银，既成交而房价未足，因作书促之曰：‘家岳母房事悬望至紧，刻不容缓，早晚望公，切想一处以济其急，至感至感!’”
我们可以看出，这三个笑话一个比一个好笑，也一个比一个典雅，关键在于置换的技巧，能把越正经的事跟“性”扯上关系，就越具爆笑性。
但最让人兴奋的可能是第三类“无辜的”猥亵笑话，这里所谓的“无辜”是指明明和性有关的事，却被“善意”地解释成和性无关。《丈母不该》一则说：“女婿见丈人拜揖，遂将屁股一捏，丈人大怒，婿云：‘我只道是丈母罢。’隔了一夜丈人将婿责曰：‘畜生，我昨晚整整思量了一夜，就是丈母你也不该。’”《戏嫂臂》一则说：“兄患病献神，嫂收祭物，叔将嫂臂暗捏一把，嫂怒云：‘看你肥肉吃得几块。’兄在床上听了，叫声：‘兄弟没正经，你嫂嫂要留来结识人头的，大家省得口出客罢。’”这类笑话之所以让人兴奋不已，主要是因为在无辜的曲解中，默许了性的侵犯。
猥亵笑话与心灵的暴露
《笑林广记》中的猥亵笑话中多半粗鄙不堪，难登大雅之堂的我们就不加以讨论。猥亵笑话的“流通”牵涉到两个因素，一是说者能说得出口，一是听者能听得进耳，因此，猥亵笑话有相当的阶级性。《笑林广记》里的猥亵笑话采撷自市井民间，它的粗鄙本在所难免，但不管是粗鄙或者典雅，它们的意涵和目的都是一样的，其差别只在于想像力，当听者用他的想像力将猥亵笑话加以填补，而成为一个完整的景象或概念时，它们就万流归宗了。上流社会的猥亵笑话之所以典雅，有一个原因是上流社会人士的想像力较丰富。
说者说得出口，代表解除自己的内在障碍，而要让听者听得进去，则代表克服外在障碍。而在所有的外在障碍中，又以女性的“不能忍受露骨的性”为最。在这里，我们就面对了一个相当有趣的社会现象，当有女士在场时，男人一方面会自我节制，不至于明目张胆地说出太过粗鄙的猥亵笑话；但另一方面，却又忍不住想说出一些比较典雅的猥亵笑话，结果往往因为分寸拿捏得不准，而被女士斥责为性骚扰，灰头土脸，自讨没趣。
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猥亵笑话和“暴露症”（exhibitionism）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当我们无法“做”一件事时，“看”成了一种替代性的满足，这是“窥伺症”与“暴露症”的心理动因，“窥伺”与“暴露”实是一体的两面。猥亵笑话和真正“窥伺症”与“暴露症”的差别，就好像脱口秀和脱衣秀之异，脱衣秀涉及的是肉体的“暴露”与“窥伺”，而猥亵笑话的脱口秀涉及的则是心灵的“暴露”与“窥伺”。一个男人讲猥亵笑话，自我“暴露”是小事，也不是快感的主要来源，他最大的快乐是“窥伺”女性听了这个笑话后，因理解而害羞脸红或者笑得花枝乱颤时的“心灵暴露”。
我们在前节里提到，第二类的猥亵笑话以暴露女性对性的兴趣乃至饥渴为主，这是“死”的心灵暴露，目睹女性因听这种笑话而掩口轻笑或放浪大笑，看到的则是“活”的心灵暴露。有了这个认识后，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男人听了一个好听的猥亵笑话后，都渴望将这个笑话讲给他的女同事听，但却不见得会讲给自己老婆听。在一个和自己相熟但又无肌肤之亲的女性面前暴露自己“跳脱的灵魂”，并窥伺她“受到激荡的灵魂”，是猥亵笑话最大的魅力所在。
虚幻的方式，替代的满足
总而言之，一个笑话之所以好笑，牵涉到很多因素，笑话的技巧所带来的愉悦以知性的为多，而笑话的目的所带来的快感则主要是感性的。最好笑的笑话一定是技巧和目的都臻于上乘之境者，但笑话和梦一样，都是一种替代性的满足，都是以虚幻的方式获得满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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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林广记》：一笑解千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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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笑话的多样性而言，《笑林广记》明显地缺乏嘲笑体制的政治笑话，但也没有嘲笑异民族的种族笑话，这也许是原书编者取样的问题，也许是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所使然，笔者对此不拟深论。除了这两者外，笔者发现，无论就笑话的技巧或目的而言，中国的笑话与西方的笑话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就像中国人的梦和西方人的梦具有同样的运作法则般，这大概是所谓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谋杀笑话的赘文，笑话绝不会因我的谋杀而死。最后忍不住想说一个笑话：有一个老翁七十又得一子，贺客盈门，曰：“老当益壮，不简单”，老翁赧然曰：“不敢当，实在是‘多此一举’!”
我这篇文章，该不会是“多此一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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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薛仁贵父子传奇看伊底帕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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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结在中国
作家、精神分析学家与哲学家
在梁实秋先生所译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一剧的序文里，末尾有这样一句话：“心理分析学派且以哈姆雷特为‘儿的婆斯错综’之一例，益为荒谬!”所谓“儿的婆斯错综”一语，即今通用之“伊底帕斯情结”（Oedipuscomplex）一词。
精神分析学派的鼻祖弗洛伊德曾说：“很巧的，文学界的三大杰作，索孚克里斯的《伊底帕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助夫兄弟们》，都涉及同一问题——弑父。而且，三者的行为动机显然地都是起源于对一个女人的竞争。”弗氏认为，哈姆雷特之所以延报仇，对惩罚杀死他父亲并娶他母亲为妻的克劳底阿斯显得迟疑不决，乃是因为克劳底阿斯的所作所为，正是哈姆雷特小时候想做，而现在在潜意识（unconsciousness）里仍然想做的；也就是说哈姆雷特有意欲弑父娶母的“伊底帕斯情结”。
也许这种观念让作家文人们甚觉荒谬。弗洛伊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一文里，同样以“伊底帕斯情结”来解释《卡拉马助夫兄弟们》，但他附加了一句：“对不熟悉精神分析的读者而言，这也许是可厌而令人难以接受的，我觉得很抱歉，但我不能改变这些事实。”虽然有不少文人作家觉得“伊底帕斯情结”荒谬、可厌，但还是有不少人在提到文学及电影等作品时，总忘不了又会提它一两句（或者贬损它一两句），它似乎具有魔术般的魅力。
事实上，很多谈“伊底帕斯情结”的文人可能都误解了它的意义，心中有的也许只是“弑父娶母”这个模糊的概念；但何以一个模糊的概念会具有如此大的魔力，让人谈论不休呢?专精语言分析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说得一针见血：“弗洛伊德强调人们不喜于（dis-inclined）接受他的解释，但如果一种解释是人们不喜于接受的，那么它也很可能是人们喜于（inclined）接受的，这就是弗洛伊德所实际显示的……这些观念有显著的吸引力。”
维特根斯坦用两句话就对精神分析作了一次漂亮的语言分析，“伊底帕斯情结”的“显著吸引力”也许就在于它的“荒谬”“可厌”。不过在下“荒谬”“可厌”的断语之前，我们最好先了解“伊底帕斯情结”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援用于文学批评上的意义。
本文尝试以中国通俗文学中的《薛仁贵征东》与《薛丁山征西》为材料（大中国图书公司出版），来讨论“伊底帕斯情结”在文学批评中的适用性问题，兼及它在特殊文化与家庭结构的适用性问题，抛砖引玉，期使国人对“伊底帕斯情结”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薛氏父子故事传统架构的拆解
《薛仁贵征东》与《薛丁山征西》像多数中国传统的民间故事，充满了天人两界的宿命色彩。薛仁贵是白虎星下凡，十五岁才开口说话，“白虎一开口”就克死父母。他散尽家财，成了落难的英雄，后来得千金小姐柳金花慧眼青睐，在破窑成亲。时值地穴金龙投胎的盖苏文在高丽作乱，紫微星君唐太宗寻访征辽的“应梦贤臣”，也就是薛仁贵。但因张士贵从中作梗，薛仁贵只能以火头军的身份屡立战功，最后白虎斗金龙，薛仁贵杀死盖苏文，而张士贵亦因欺君之罪伏诛。平辽王薛仁贵衣锦还乡，但阴魂不散的盖苏文化做独角怪物，使薛仁贵误杀了自己素未谋面的儿子薛丁山。
薛丁山则是天上金童下凡，他在被父射死后，为王敖老祖所救，在山中学艺七年，救援被困在锁阳城的紫微星君和白虎星。番女樊梨花是天上玉女下凡，其未婚夫杨藩则是披头五鬼星转世，因昔日在天庭有金童玉女动了凡心，玉女对披头五鬼星嫣然一笑，令金童不满的前尘往事，因此到了人间，樊梨花三擒三放薛丁山，而薛丁山则三娶三弃樊梨花。杨藩在白虎关逼围薛仁贵，前往救援的薛丁山不幸射死化为白虎的父亲。
金童玉女几经折磨，终于奉旨完婚，樊梨花大破白虎关，义子薛应龙斩杀杨藩，杨藩阴魂则投胎于樊梨花腹中，生下薛刚闯祸，害得薛氏满门三百余口被抄斩。
在天人两界的宿命架构里，我们也许只能说这是一个“因果循环，冤冤相报”的故事，但如果我们能调节一下焦距，淡化故事中的宿命色彩与战争情节，而只凸显其人际关系，则可看出另外两个主题：“父子关系”与“男女关系”。这两种关系，正是精神分析在分析文学作品时，最着重的两个主题。
经过拆解后的《薛仁贵征东》与《薛丁山征西》有两条主线：一是薛英（仁贵之父）——薛仁贵——薛丁山——薛刚，此一纵线的“父子关系”，这三层父子关系有一共通的特点，就是“冲突与死亡”。一是薛丁山和他的三位妻子窦仙童、陈金定、樊梨花此一横线的“男女关系”，这三面的男女关系也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女强男弱”。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我们必须换个话题，先弄清楚到底什么叫做“伊底帕斯情结”。
“伊底帕斯情结”的原义
众所皆知，伊底帕斯是希腊悲剧作家索孚克里斯（Sophocles）的《伊底帕斯王》（OedipusRex）一剧中的主角人物，他受命运的作弄，被生身父母底比斯城的王与后弃于荒野，而由邻国国王抚养长大。长大后的伊底帕斯离开养父之国，于途中因争吵而弑死素未谋面的生父莱乌士；并因解答了人面狮身像之谜，而成为底比斯王（取代父亲的地位），娶素不相识的生母约卡士达为妻，生下二男二女。后来底比斯城发生瘟疫，残酷的真相终于因神谕而揭露，弑父娶母的伊底帕斯自己弄瞎了眼睛（去势的象征），离开其家乡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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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薛仁贵父子传奇看伊底帕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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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认为，伊底帕斯悲剧之所以令人感动，因为里面有“我们的心声”，我们就像被命运拨弄的伊底帕斯，“注定第一个性冲动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而第一个仇恨暴力的对象却是自己的父亲”（女性则相反，本文以下只谈男性的“伊底帕斯情结”，不再注明）。这个童年期的向往虽然早已被吾人潜抑到潜意识心灵中，但探究人性的文学家却又将它挖掘出来，无端勾起我们童年的模糊残梦，而令人唏嘘不已。
事实上，文学作品只是“伊底帕斯情结”的注脚。弗洛伊德主要是从临床病例发展出他这套理论的，在有名的“小汉斯”（littleHans)病例里，五岁男童汉斯依恋他的母亲，在和母亲同床睡觉及一起洗澡时，觉得非常快乐；反之，汉斯认为父亲是他“强大的情敌”，叫他走开，希望他死掉。但另一方面，汉斯也畏惧他的父亲，深恐父亲的报复。有一天，汉斯和母亲搭乘马车出游，马车翻覆，汉斯非常惊惶，深恐那匹马会来咬他，而产生所谓的“惧马症”，“怕被马咬”即是“怕被父亲去势（阉割）”的置换。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男孩子在心性发展过程中的性蕾性欲期（phallicstage)，也就是约两岁半到六岁间，开始从外界寻找满足其幼稚性欲的对象，而最可能的对象就是最接近他、最关爱他、几乎有求必应的母亲。因此，这个时期的男童会极度依恋母亲，把母亲视为他的爱人。但他很快就发现，父亲也很接近母亲，是和他竞争母亲之爱的情敌，于是他讨厌父亲，童稚心灵里产生希望父亲消失的魔术想法。但慢慢抬头的现实原则使他体认到，远比他强壮的父亲会对他施以无情的处罚，而其中最可怕的是割除他的“祸根”——阳具。因为当他玩弄性器时，大人会加以制止，并恫吓：“你再这样，我就把你的鸡鸡割掉!”在去势焦虑（castrationanxiety）下，男童逐渐放弃对母亲越份的爱与对父亲不当的恨，而转入潜伏性欲期（latentstage)，开始认同于父亲，学习社会所认可的男性角色。那一场童稚之爱遂被潜抑到潜意识心灵中，而难以再在意识层面浮现（也就是说，成年之后经由意识之反思，无法回忆起有过这么一回事）。
说“弑父娶母”也许是太夸张了，“恋母恨父”则是较宽容也较普遍的说法。
“伊底帕斯情结”的变调
弗洛伊德后来又对“伊底帕斯情结”作了若干修正与扩充，他认为“伊底帕斯情结”并不一定来自实际的家庭情境（actualfamilysituation）或有意识的向往，而是儿童在他所置身的任何人际关系结构——一种类似家庭组合的结构中，所必然有的“潜抑观念”。譬如在另一个知名的“狼人”（TheWolfMan）病例中，病人是一位惧狼的年轻男士，他的父母富有而体弱多病，病人从小就由护士与女仆照顾，他依恋的是这些女人而非母亲。这些女人在目睹他玩弄性器取乐时，也都警告过他：“你再这样，我就把你的鸡鸡割掉!”不过在病人的幻想中，要来将他“去势”的并非这些女人，而是凶恶的父亲!弗洛伊德认为，当一个人的实际经验与“标准的伊底帕斯模式”（StandardOedipalSchema)不符时，当事者在自由联想的回溯时，常会加以重塑，以符合神话的架构，譬如在“狼人”这个病例里，母亲与女仆的融合，父亲取代女仆成为真正的“去势者”。这可能表示，人类的“种系发生遗产”（Phylogeneticheritage）胜过个人的偶发经验。这里所说的“种系发生遗产”意指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TotemandTaboo）里所说的，“伊底帕斯情结”乃是人类的普同经验，人类的远祖可能因与父亲争夺女人而弑父，在罪恶感的驱迫下，产生“神圣图腾”（象征“原始父亲”)、“乱伦禁忌”、“割包皮仪式”（温和化的“阉割”）等“文化设计”，这些“文化遗产”使得一个人在童年里即使没有经历“标准的伊底帕斯模式”，也会有相类的情结。
绝大多数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能成功地将“伊底帕斯情结”潜抑到潜意识中，但有些人则因生活情境的乖违，譬如过早、过度的性刺激或性创伤、双亲之一的不在或去世、父亲过度的惩罚、父母关系的异常等，而使“伊底帕斯情结”复杂化，没有获得合理的解决，在日后即较易衍生出各种问题来。
深埋在记忆深处的“伊底帕斯情结”，不管是在个人往后的现实生活、梦境、文学作品乃至神话传说中，都很难再以原始面貌呈现，而有着各种程度的改装。譬如劳伦斯（D．H.Lawrence）之热爱一个“强壮的”“育有子女”的“他人之妻”；耶稣的只有母亲、“没有”生身父亲；乃至于哈姆雷特对弑父娶母的叔父“难以下手”等；都被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是“伊底帕斯情结的变调”。即使是真正弑父娶母的伊底帕斯王，其行径亦被委诸于“命运的作弄”，而非出于本意。
这些改装与变调，都只对“伊底帕斯情结”作“局部的显影”，因为我们的意识已不容许它一览无遗地呈现。
有了这个基本认识，将有助于下面的讨论。
薛仁贵的恶父心结
从父子关系来看，平辽英雄薛仁贵事实上是个“逆子”与“恶父”。他到十五岁尚不会开门说话，在父母五十寿辰前夕，睡梦中见白虎揭帐，吓得喊声“不好了!”才得开口，翌日开口向父母拜寿，结果不到几天，薛英夫妇就相继病死，所谓“白虎当头坐，无灾必有祸，真白虎开口，无有不死”。在“叫死”爹娘后，他不事生产，日日呼朋引伴跑马射箭，“把巨万家私，田园室宅，弊得干干净净”，竟至如叫化子般，住在丁山脚下的破窑里。这乃是标准的“逆子”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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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薛仁贵父子传奇看伊底帕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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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仁贵亦是典型的“恶父”，他对儿子薛丁山无丝毫养育之恩，衣锦还乡，就莫名奇妙地将他射死。丁山的尸体被黑虎驮走，仁贵也只长叹一声：“可怜，命该如此。”在事后知道真相，妻子柳金花痛不欲生时，他陪着“落了几点眼泪”，安慰说：“夫人，不必啼哭，（是）孩儿没福。”当然，父子素未谋面，薛仁贵甚至早已忘记十三年前离家时，妻子已怀孕的事实，我们也很难要求他对薛丁山能有什么父子之情。
但在日后征西时，薛仁贵则进一步显露他“恶父”的形象。他与唐太宗被困锁阳城，薛丁山以二路元帅的身份前来救援。在薛丁山以王敖老祖的灵丹医好他的镳伤后，他立刻翻脸，命属下将丁山“推出斩首”，原因是薛丁山与窦仙童“私自成亲”，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妻子柳金花及千岁程咬金出面求情，他都“全然不恤”，到后来非得“无上权威”唐太宗开金口，他才赦了儿子死罪，但活罪难免，依然将丁山拷打四十铜棍。
日后，薛丁山又因三番两次“违逆父命”，不娶樊梨花为妻，而先后被“捆打三十荆条”、“重打三十皮鞭”、“重打四十，下落监牢”。
表面上看来，薛丁山屡次受罚，都是因为不尊重父亲的权威所致，但实际上，薛仁贵的父亲权威有着矛盾的内涵。当薛丁山未经父亲做主而娶窦仙童时，薛仁贵责他“好色”；但后来薛仁贵却强迫薛丁山再娶陈金定和樊梨花，一点也没有“好色”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薛氏父子在征西途中的多番冲突，都是因为女人而引起的。薛丁山因为不听从父亲对女人的安排，而遭受严厉的处罚。
有了这个认识，再回过来看薛仁贵在第一次归乡途中的误射薛丁山，可能就具有微妙的象征意义。当他看到在丁山脚下，与他有着“射开口雁”同样绝技的少年时，想起的可能就是昔日的自己。在后来根据原故事改编的民间戏曲里，有薛仁贵进入破窑，看到床前摆有一双男靴（薛丁山的靴子），而怀疑妻子不贞，意欲杀妻的情节。如果不算太过荒谬的话，我们从这些幽微的线索也许可以假设，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薛丁山，已成为薛仁贵和妻子重聚中的一个障碍，只有这个障碍消失（最少是暂时的消失），平辽王薛仁贵才能和妻子过“太平”日子。日后当薛丁山带着母亲西征，母子一起出现在薛仁贵面前时，薛仁贵除了表示“不悦”外，遂开始三番两次在妻子的面前，为了女人的事情教训儿子。
薛丁山的妻子与母亲
薛丁山先后共娶了三位妻子，第一位窦仙童是玉门关外棋盘山上的草寇，乃一绝色女子，见薛丁山生得“面如敷粉，口若涂朱，两道秀眉，一双俊眼”，心生爱慕，遂在沙场上主动求婚：“奴家窦仙童欲与元帅成凤鸾之交，同往西凉救驾，不知将军心中如何?”薛丁山不从，窦仙童即抛出捆仙绳，将丁山捆住，押回山寨成亲。
第二位妻子陈金定是镇阳城外以外铁打虎的女英雄，她面貌黑丑，却孔武有力，当薛丁山被西凉国苏皇后逼杀得逃入荒山时，见陈金定正在打虎，叫一声“姊姊救我!”陈金定将死虎照番后头上摔去，番后就跌下马来。薛仁贵见陈金定对子有救命之恩，且是隋朝总兵之后，遂命薛丁山娶她。
第三位妻子樊梨花是寒江关的番女，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移山倒海、撒豆成兵之术。她见薛丁山美如宋玉、貌若潘安，心中十分欢喜，也在战场上主动求婚：“我父兄虽番将，你若肯从议结婚，我当告知父母，一同西征归降，你意下如何?”薛丁山当然也是不从，结果被樊梨花三擒三放，玩弄于股掌之上；随后三次花烛，三次休妻；最后不得不三步一跪，从白虎关跪拜至寒江关，“哭活”诈死的樊梨花，回营奉旨完婚。
整体说来，这三位妻子不仅个个武艺高强，而且“主动进取”，相形之下，薛丁山反而显得有点“被动依赖”。薛丁山对这三位妻子的第一印象都不太好，他骂窦仙童“不识羞的贱人”；对薛仁贵要硬塞陈金定给他为妻，他抗议：“这使不得的!”他也骂樊梨花是“不知羞耻的贱人”“番邦淫乱之人”。
薛丁山到底爱不爱这三位妻子呢?要了解薛丁山的人格形貌与情感生活，也许我们应该从他和母亲柳金花的关系着手。书中对薛丁山和母亲的关系着墨不多，但我们可以想见，在偏僻的丁山脚下、半隔离式的破窑中长大的薛丁山，童年时只有三个女人：母亲、异卵双胞胎妹妹薛金莲以及母亲的奶娘。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在女人堆里长大的薛丁山，缺乏男性角色的认同对象，而涵摄了过多“被动依赖”的女性气质。另外，在他心性发展过程中，也因为父亲不在，依恋母亲的性蕾性欲期过度延长，“伊底帕斯情结”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原欲（libido）遂固结在那里。七年的山中学艺之后，他到锁阳城救父，虽然已二十岁，但带着母亲与妹妹同行的他，却是初次要和父亲共同生活，在心性发展的时间表上，就仿佛是一个稚子与他父亲刚刚要上演伊底帕斯式的父子冲突好戏。
在受延搁的家庭三角关系中，母亲的角色已被三个勇猛的女人所取代，其中，救他一命、让他兴起负欠感觉的陈金定，象征“好母亲”；而美艳动人、引诱他成亲的窦仙童与樊梨花，则象征“坏母亲”。薛丁山在这三个女人面前，都犹如幼儿般的软弱无助。但他对这三个在角色上宛若母亲的女人，似乎都难以接纳，因为父亲的命运之箭曾对他施以无情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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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薛仁贵父子传奇看伊底帕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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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子死而复生后，薛仁贵也许有意和儿子取得和解。但薛丁山却像“离不开母亲的稚子”，将柳金花带到战场上，而柳金花也袒护儿子：“妾舍不得孩儿远行，情愿相随”；再加上薛丁山禁不起窦仙童的法术威逼、美色引诱而与之成亲，这些都使得做父亲的薛仁贵再度被触怒，而对薛丁山施以“去势”（斩首）的威胁。薛仁贵并非和儿子争夺女人，而是要薛丁山以父亲所允许的方式去和女人（包括母亲）打交道，要儿子认同于父亲的男性角色。
在童年生活里为薛丁山所过度依恋、且形影庞大的母亲柳金花，在父亲面前成为六神无主，只会流泪哀求的女人；而被迫娶来的妻子，又个个比自己骁勇善战，且为这些女人一再和父亲冲突，这些因素终于使薛丁山走上了弑父之路。薛仁贵在山神庙里现出白虎星原形，薛丁山不知道那就是他父亲，而射死了白虎。这正是一种经过改装的“伊底帕斯情结”。
樊梨花——取代母亲与父亲地位的女人
樊梨花虽是薛丁山最后进门的妻子，但却是最重要的妻子，这不仅是她在故事里着墨最多，更因为她具有如下特殊的心理象征意义：一、樊梨花与薛丁山的亲事历经重重的波折与考验；二、樊梨花是薛丁山在弑父之后，才正式成亲的妻子；三、薛丁山在与樊梨花洞房花烛之后，一路照顾薛丁山的母亲柳金花才宣布退席，返回故乡。
樊梨花是故事中最美艳、本领最高强、但也是最有争议的女子，她背叛未婚夫、弑父杀兄，而且认了一个年龄与自己相若的义子，乃是薛丁山眼中的“美女”，口中的“贱婢”，心中的“淫妇”。当薛丁山第一次目睹樊梨花的姿容时，心中赞美不已，旋即转念“家有二妻，此心休生”，更何况自己和任何女人的关系，都必须经过父亲的允许。在樊梨花像母亲逗小孩般，将薛丁山三擒三放后，薛仁贵基于“现实的考虑”，要儿子娶樊梨花为妻，薛丁山虽然抗拒，但并不坚持，他对樊梨花的感情可以说是矛盾的。
第一次洞房花烛夜，薛丁山因樊梨花弑父兄而欲杀之；第二次花烛，薛丁山以同样的理由拒入洞房；第三次则因樊梨花认了不明不白的义子薛应龙，而欲杀她们母子。这两大理由，在旁人眼中都是“顺应天朝”的表现，并无大碍，但却是薛丁山心中的大疙瘩，我们有特别加以讨论的必要。
主动进取的樊梨花，为婚事与父亲发生争执，不慎刺死父亲，接着一不做二不休，连杀二兄，这种行为令薛丁山感到愤怒与惧怖：“少不得我的性命，也遭汝手”，“见我俊秀，就把父兄杀死，招我为夫，是一个爱风流的贱婢”。被父亲权威镇压得喘不过气来的薛丁山，面对此一猖狂的引诱者，之所以如此愤怒与惧怖，可能表示他潜意识中的挣扎，因为不久，他终于也走上“弑父”之路；此时，他只能以“厌恶”来作自我防卫。
樊梨花收薛应龙为义子，横生枝节，但却颇具性的暧昧性。薛应龙原是垂涎樊梨花的美色：“娇娇你果有手段，我拜你为母；若输了我，你要做我的妻子。”在打败薛应龙之后，樊梨花居然大大方方地收了这个对自己有性企图的儿子。难怪薛丁山在洞房花烛夜要疑心：“见我几次将她休弃，她又别结私情，与应龙假称母子”，并逼问梨花：“贱人还说没过犯，我问你，他年纪与你差不多，假称母子，我这样臭名，那里当得起。”薛丁山的想法可以说是一个陷在伊底帕斯困境中的人的“外射作用”：两个人表面上母子相称，但背地里可能有不明不白的瓜葛。
薛丁山“宁死”不娶樊梨花，可以说是对父亲薛仁贵的强烈抗议：父亲远征归来，不分青红皂白就将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他“射死”；见他娶了诱逼他成亲的窦仙童，又不分青红皂白地要将他“斩首”。如今，父亲却命令他娶这样一个勾起自己童年残梦的女人!
薛丁山最后和樊梨花成就美满姻缘，是在他误射幻成白虎的父亲之后，而母亲也以扶柩归乡为由“让出位置”来。此一“父死母退”的安排极具象征意义，薛丁山并非取代父亲的地位，升任征西大元帅的是樊梨花，薛丁山只是帅府参将，“帐前听用”。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在私底下，樊梨花是薛丁山“替代性的母亲”；在公开场合，则是他“替代性的父亲”。他自始至终，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
薛氏父子冲突的缓解
从做儿子的观点来看，薛仁贵、薛丁山、薛刚三代都是“逆子”：薛仁贵“出口”伤父害母，散尽家财；薛丁山屡次违抗父命，并射死父亲；薛刚则因酗酒闹事，间接害死父亲。在重视孝道的中国社会里，编故事者以“上苍的安排”“命运的作弄”来呈现这些严重的忤逆行为，而且明白交代逆子亦受逆子的报应，这也许是为了淡化它的冲击性，逃避意识的检查，但它仍为我们勾勒出缓和父子冲突的一个可能途径。
薛仁贵既是逆子，又是恶父，他在丁山脚下发箭射死自己的儿子。被王敖老祖救活的薛丁山，则在艺成之后到锁阳城救父（及皇帝）。弗洛伊德曾指出，拯救父亲及国王之所以会成为许多诗歌及小说的题材，因为它是儿子在父子冲突中维持其自尊的一种方式。儿子好像在心里说：“我并不想从父亲那里得到什么，他给我什么，我就还给他”，救父亲一命等于偿还了对他“生命的负欠”，这种拯救，保护自尊的成分要重于感恩的柔情。事实上，薛丁山对救父的行动原先表现得并不积极，当王敖老祖告诉他父君被困，要他前往救援时，薛丁山的回答是：“弟子情愿在山上修道，学长生之法。”因此，我们若说薛丁山的救父乃是表示儿子在偿还父亲“生命的负欠”，应该不至于太过荒唐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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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薛仁贵父子传奇看伊底帕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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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丁山的弑父，像薛仁贵的杀子一样，被安排成无心之过，这固然可以说是一报还一报，但就像前面所分析的，它们亦代表心性发展过程中，伊底帕斯式父子冲突的重演：父亲惩罚依恋母亲的儿子，而儿子则希望从中作梗的父亲“死掉”。
弑父之后的薛丁山，罪孽深重，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逆子。但他以两种方式来弥补他的罪恶：一是他开始做一个好父亲，对四个儿子都相当友善，即使薛刚“吃酒生事”，他也只是担心，而未见严厉的惩罚。一是在薛刚闯祸后，钦差来拿薛丁山全家时，薛丁山束手就缚；当时陈金定曾劝说：“我们反了罢”，但薛丁山不从。薛刚虽是逆子，但薛丁山却不愿再做恶父，而宁可从容就死以弥补自己也是逆子的罪过。事实上，被他这个父亲怀疑与樊梨花有“亲密关系”的义子薛应龙，等于是他的“替身”，已在战场上被击为肉饼。
最后，薛刚三扫铁丘坟（埋葬薛氏满门的坟地），向父亲悔过，打破了父子冲突的恶性循环。
“伊底帕斯情结”的商榷
在以精神分析观点对薛氏父子的传奇故事作如上的分析后，我们马上就又面临了下面两个问题：一、“伊底帕斯情结”适用于中国文化吗?二、由一堆文字堆砌而成的虚构人物薛丁山，真的有“伊底帕斯情结”吗?
弗洛伊德无疑认为“伊底帕斯情结”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它是人类“种系发生的遗产”。但这种看法可能稍嫌武断，一些左翼的精神分析学家如瑞克（W.Reich）、列因（R.D.Laing）等人，因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倾向于从社会经济及家庭结构来看这个问题，而认为即使有“伊底帕斯情结”，那也是父系——资本主义社会——核心家庭这种制度下的特殊产物，譬如瑞克就说在父系资本主义社会下，父亲是权威人物，白天外出工作，留下妻子在家照顾儿女。大多数家庭生活困苦，全家挤睡在斗室内（指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的景况），夫妻丧失了他们正常的私生活，欲求不满的妻子遂转而关注自己的儿子，在搂抱怜爱中对失去的夫妻关系作一种“悲哀的模仿”。年幼的儿子沉醉在母亲的柔情中，但他终将发现这种情感是社会所禁止的，在鼓励与禁止的冲突中，儿子遂陷入“伊底帕斯情结”的困境中。
一些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也为“伊底帕斯情结”的“普遍性”打上个大问号。譬如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所调查的南太平洋托布伦岛人（Trobriandislanders），他们的家庭接近于母系社会的结构，而且不像文明社会有那么多性禁制，儿童的性探索及性行为不仅不受禁止，甚至受到鼓励，虽然他们也有“乱伦禁忌”，但却少有弗洛伊德所说的“伊底帕斯情结”及“精神官能症”。托布伦人儿子生活中的权威人物并非父亲，而是母舅；儿子反抗的也是母舅而非父亲，有趣的是，如果儿子做了类似“伊底帕斯式的梦”，那么在梦中出现的“敌手”也是母舅，而非弗洛伊德所说的会自动调整成父亲。
晚近的精神分析学家已用较具弹性的尺度来赋予“伊底帕斯情结”以新义，基本上认为它“可能存在”，但却“因人而异”，而它也绝非什么“科学的真理”。如果我们能采纳这种观点，那么“伊底帕斯情结”能否适用于中国文化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它已非“文化”的问题，而是“个人”的问题。
从薛氏父子传奇故事的内在结构与内在逻辑来看，薛仁贵长年征战在外，薛丁山与母亲柳金花在破窑里相依为命，这是颇为符合诱发“伊底帕斯情结”的父系社会核心家庭情境的。但薛丁山毕竟是个虚构的人物，像前文这样把他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大谈他的“童年生活”、他的“性角色认同”、他的“爱与恨”、还有他的“伊底帕斯情结”，不是很荒谬吗?精神分析基本上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角色乃是作家丰饶心灵与敏锐洞察力的“外射”，而作家又是读者乃至社会大众心灵的“代言人”，因此，分析故事中诸角色的心灵，等于是在尝试勾绘出作家及读者的心灵样貌。质问“薛丁山真的有伊底帕斯情结吗?”也等于是在问“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是否有过类似薛丁山这种恨父恋母的阶段?”“我们对薛丁山的遭遇，是否能有发自内心的一种‘同情的了解’?”
当然，笔者所能提供的并非“科学真相式的分析”，而是“哲学意义式的解释”，这也是当今以精神分析来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时的主要功能，它要提供的是人类心灵样貌的“丰富”与“感动”，而非“诊断”与“治疗”。
几句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