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灵魂，很多人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这三个故事却告诉我们，因为“信其有”而导致了可笑，甚至悲剧的下场。虽然在《子不语》中，这种醍醐灌顶的声音是微弱的，但它有点类似弗洛伊德所说“理性的声音”，弗洛伊德说：“理性的声音虽然微弱，但除非我们听从它，否则它的声音是不会停止的。”
笔者无意在本文中以理性、科学的角度来谈论《子不语》中的灵魂物语（对科学观点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拙著《灵异与科学》一书），理性主义大师康德早就说过：“鬼（灵魂），在公开的场合，总是受到质疑；但在私底下，总有它秘密的相信者。”我们要探寻的是，这种“秘密的相信”代表什么含意。
死亡的议题，深邃的关注
袁枚在《子不语》的序中说：“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焉”，但我看他是大有所“惑”的，而这个“惑”是他所熟知的儒家思想无法为他解的。
弗洛伊德指出，灵魂信仰乃是来自人类对死亡的恐惧，认为人有不朽的灵魂，可以说是消除此恐惧的一种“愿望达成”。但更进一步看，灵魂信仰实在是在反映人类对死亡的“双情态度”：人一方面希望自己有不朽的灵魂，一方面在看到别人的灵魂出现时，却又会产生莫名的恐惧。《子不语》中的灵魂物语正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双情态度”，有些灵魂形态是受欢迎的，譬如《庄生》里出窍的灵魂、《煞神受枷》里亡夫的灵魂、《曹能始记前生》里的灵魂，但有些灵魂形态却是受到拒斥的，譬如《飞僵》里的僵尸、《鬼逐鬼》里的缢死鬼、《羞疾》里的灵魂。
这些灵魂物语，固然多少具备了“正人心、寓劝惩”的功能，但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它另有其他功能，鬼、僵尸、附身、前世等，更像是一种挖掘人类心灵的工具，人类一直以这种工具来刺激神经，满足他们对感觉的饥渴；同时宣泄他们黑暗心灵中的性与攻击欲望。这些题材实在是人类最原始的关注，诚如美国恐怖小说家巴克（C．Barker）所言，在看这类恐怖故事时，“当人们受到惊吓或压抑，当人们将眼睛移开，那一定是眼前存在着令他们难以负荷的东西，如果这种东西令他们难以负荷，那一定是最重要的议题。”
这个重要的议题虽为儒家思想所漠视，但除非我们正视它，否则它的声音是不会停止的，即使时至今日，它仍一直以类似的结构重复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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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奇观》中的婚姻试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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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古奇观》这部四十卷的民间说部里，有将近半数属于“情爱与婚姻”的故事。其中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卖油郎独占花魁》《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王娇鸾百年长恨》等，都是相当知名，而为戏剧、电影、电视所一再搬演者。
过去的论者经常只择取其中一篇，来探讨它所呈现的情爱婚姻或性别角色观，这种微观的立场，当然无可厚非，但若想借此管窥民间百姓在这方面的看法，显然有着严重的缺陷。《今古奇观》里的这些故事，单篇来看，固然是篇篇都有丘壑与胜景，但有的“柳暗”，有的“花明”，我们很难断定何者能代表当时民间的主流观点。事实上，这些来自民间的故事，除了情节的曲折堪称“奇观”外，其样貌的丰繁，也相当周延地呈现了人类在情爱与婚姻方面“今古”不变的重要议题。
面对这么丰富的素材，我们除了分而析之外，更宜合而观之，像拼图游戏般，排比各个丘壑，将它们拼凑成一幅较大的山水，然后拉开距离，放大视野，用心观赏，那么对这幅代表民间情爱婚姻与性别角色观的“山水写意图”，我们始较能看清它在深层有着怎样的“地质结构”，而在表层又是如何地“峰回路转”与“柳暗花明”。
这种观赏方式不仅是宏观的，而且还是动态的（dynamic），本文准备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
感官知觉与理性思维间的矛盾
说到情爱，连最悲观的哲学家叔本华都不得不承认，它是人间最令人狂喜的一种体验；至于婚姻，连最反动的左翼精神医学家列因（R.D.Laing）也不得不承认，它是人类所创建最美好的一种制度。但几乎所有让人传诵不已的情爱与婚姻故事，诉说的都是这两者间的冲突与摩擦。而它，亦正是《今古奇观》这类故事所具有的普同结构。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里的田氏，在丈夫庄子用话试她时，原本矢志节烈，但庄子死后，她在守丧期间即对来访的楚国王孙产生情爱，主动求婚，将灵堂翻成洞房。为了治王孙之病，劈棺欲取庄子脑髓。从棺中叹气而出的庄子，嘲弄田氏对婚姻的誓约，而使田氏羞愧自杀。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里的穷书生莫稽，入赘乞丐团头金老大家，与妻子玉奴原本恩爱，但等他连科及第，登上龙门之后，却暗悔与乞丐结亲为终身之玷，因而在赴任途中将妻子推坠江中，欲另攀高亲。
《王娇鸾百年长恨》里的周廷章，与王娇鸾在后花园邂逅，罗帕为媒，诗歌唱和，日渐情热，终至登堂入室，誓偕伉俪。但周廷章在返乡后，竟忘前盟，别娶他人，而使王娇鸾守望成空，悒郁自杀。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里的孙润，乔装成姊姊出嫁，刘慧娘则小姑伴嫂嫂同眠，孤男寡女一见钟情，干柴烈火，结果搞乱了三对青年男女间的婚约，而使各家家长一状告到官府里去。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的蒋兴哥，与妻子三巧儿恩爱异常，因在外经商羁留，独守空闺的三巧儿竟与人通奸，一件珍珠衫让蒋兴哥识破了妻子的移情别恋，怒火中烧的他回乡后，即将挚爱的妻子休掉。
以上所举，虽非这五个故事的全貌，但我们已可看出，它们的脉络都是沿着情爱与婚姻冲突及摩擦来发展的。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所欲呈现的共同主题是，情爱与婚姻所带来的试炼。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句老掉牙的成语似乎在告诉我们，情爱与婚姻原本具有极高的“相容性”（compatibility）。但大家喜欢写、喜欢听的却是这类有着冲突与摩擦而让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或眷属翻作无情人，使情爱与婚姻几至“不可相容”的故事。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极可能是因为这种冲突与摩擦触及了人类存在的一个本质问题：情爱出乎自然，主要是一种感官知觉体验；而婚姻则来自文化，有着浓厚的理性思维色彩。就像结构主义之父李维史陀（C．Lévi-Strauss）所言，自然与文化、感官知觉与理性思维之间，在本质上经常有着矛盾、甚至对立的关系。
如果我们将本文欲讨论的感官知觉称为“情欲”，理性思维称为“逻辑”的话，那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说，《今古奇观》的这类故事，在表面上虽是情爱与婚姻间的冲突、摩擦，实质上则是情欲与逻辑间的矛盾、对立。
在基本的层面上，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跟一个迷人的知识体系，有着同样的特性与关注。李维史陀曾说，他的“三位情妇”——地质学、精神分析与社会主义——“所探讨的乃是同一问题：理性思维与感官知觉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说，《今古奇观》里的这类故事探讨的乃是同一问题：情欲与逻辑间的关系。
要想以“婚外情”“男尊女卑”等语汇及概念来涵盖《今古奇观》里的这类故事（不只以上所举五个，下详），都会显得捉襟见肘，或削足适履。唯一能无碍的贯穿它们的似乎只有“情欲与逻辑之关系”这句话，它也是来自民间、质朴而真切的情爱与婚姻故事最大的关注所在。
移干柴近烈火，情欲压倒逻辑
存在哲学家卡缪在谈到人世的种种冲突与不幸时，曾说：“有些是来自情欲，有些则来自逻辑。”以这句话来解读《今古奇观》里的这些故事，显得格外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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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奇观》中的婚姻试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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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与逻辑虽有本质上的矛盾，但平日隐而不显，倒也能维持和平的假相，要暴露出它们的对立关系，必须有一导火线，而使情欲压倒了逻辑，或逻辑压倒了情欲。《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可以说是“情欲压倒逻辑”的代表。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原先呈现的是一种逻辑布局，刘璞与孙珠姨、孙润与徐文哥、斐政与刘慧娘三对男女，从小就订婚，且均已下聘，只待完婚，这种婚姻关系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刘璞患重病，为了冲喜而急着迎娶；知情的孙家以孙润“弟代姊嫁”，刘家以慧娘“姑伴嫂眠”；这些举措也都来自理性思维。
但这种逻辑布局却被孙润与刘慧娘的情欲搅翻天。当两人同床共眠时，“神魂飘荡，此身不能自主”的感官知觉战胜了理性思维，在旁铺“监听”的养娘“只听得床绫摇动，气喘吁吁”。次早，养娘责怪孙润不该“口不应心，做了那事”，孙润说：“怎样花一般的美人，同床而卧，便是铁石人，也打熬不住，教我如何忍耐得过?”情欲一旦战胜了逻辑，便一发不可收拾，孙润和刘慧娘一连数夜，“颠鸾倒凤，海誓山盟，比昨夜更加恩爱”。以下故事的发展就是他们的情欲和父母的逻辑与各自的婚约逻辑形成对立的演变。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原也有着逻辑布局，蒋兴哥因与三巧儿夫妻恩爱，不忍分离，而耽搁了在广东的生意。最后，蒋兴哥在理性思维下毅然成行，并理智地告诉妻子：“娘子耐心度日，地方轻薄弟子不少，你又生得美貌，莫在门前窥瞰，招风揽火。”
但三巧儿却在门前窥瞰，而招揽来陈大郎的情风欲火。陈大郎央托薛婆，薛婆转而对三巧儿的情欲煽风点火，夜间和三巧儿“絮絮叨叨，你问我答，凡街坊秽亵之谈，无所不谈”，并“说起自家少年时偷汉的许多情事，勾动那妇人的春心”。最后，在夜里拖陈大郎到三巧儿的床上，成其好事，“自此，无夜不来”。恋奸情热的她，甚至将丈夫家中祖传的珍珠衫赠给陈大郎为贴身之衣。三巧儿和陈大郎的情欲瓦解了蒋兴哥的逻辑布局，但接下来则是蒋兴哥的理性思维处置三巧儿的感官知觉的故事。
乔太守在审判孙润和刘慧娘的情欲惹出的祸事时说：“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然”。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孤男寡女同处一室，“自然”就会做出那事来，“不做”反而是一种“奇观”。《钱秀才错占凤凰传》一文说，俊俏的钱青替貌丑的表哥颜俊到高府娶亲，因风雪阻隔，而在高府和新娘三夜同房，钱青“和衣而睡，并不相犯”。但这种光明磊落不仅颜俊不相信：“你好快活!好欺心!”连知县也不相信：“自古以来，只有一个柳下惠坐怀不乱，那鲁男子就自知不及，风雪之中就不肯放妇人进门了。你少年弟子，血气未定，岂有三夜同床，并不相犯之理?这话哄得哪一个?”在请得老实稳婆试验高氏仍是处女后，大家都“惊喜”万分。
民间故事惯以“极端情境”——让两个在逻辑上不该靠近的男女靠在一起，结果只有两种情形：一是这对男女的感官知觉瓦解了他们的理性思维；一是尽管他们洁身自爱，但仍造成第三者理性的崩溃（譬如《钱秀才错占凤凰传》里的颜俊）。逻辑在面对自己或他人情欲的挑战时，似乎显得不堪一击。
工具理性：压倒情欲的逻辑
情欲虽然可怕，但《今古奇观》里更多的是逻辑压倒情欲的故事。在《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里，莫稽在贫贱时节，和金玉奴夫妻一场，虽说不上恩爱无比，但对她的才貌也是喜出望外。在连科及第后，他的理性思维开始发作：“早知有今日富贵，怕没王侯贵戚招赘为婿；却拜个团头做岳父，可不是终身之玷?养儿女出来，还是个团头的外孙，被人传作话柄。”逻辑推演的结果是：“除非此妇身死，另娶一人，方免得终身之羞。”于是在半夜将玉奴出其不意地推坠江中。
在《王娇鸾百年长恨》里，周廷章对王娇鸾原本情爱难舍，在返回故乡后，知道父亲已和魏同知家议婚，正要接他回来行聘完婚，廷章初时有不愿之意，“后访得魏女美色无双，且魏同知有十万之富，妆奁甚丰；慕色贪财，遂忘前盟”，理性思维使他淡忘了对王娇鸾的情爱。
在《宋金郎团圆破毡笠》里，宋金郎娶船夫刘翁之女宜春为妻，刘翁见金郎辛勤做活，算盘账簿样样精通，倒也满意。孰料宋金郎因痛念爱女早夭而致病，刘翁和刘妪的理性思维遂开始发作：“当初只指望半子靠老，如今看这货色不死不活，分明一条烂死蛇，累死身上，摆脱不下。把个花枝般女儿误了终身，怎生是了?为今之计，如何生个计较?送开了那冤家，等女儿另招个佳婿，方才称心。”逻辑盘算的结果，刘翁将重病的宋金郎载到江中沙岛丢弃，活生生地拆散了一对恩爱夫妻。
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监生李甲迷恋名妓杜十娘美色，致老父痛心，床头金尽，幸赖十娘恩爱及友人义助，得以为十娘赎身。在买棹归乡途中，浪荡少年孙富垂涎十娘美色，对李甲做了如下的逻辑分析：“她既系六院名妓，相识定满天下；或者南边原有旧约，借兄之力，挈带而来，以为他适之地。即不然，江南子弟，最工轻薄，兄留丽人独居，难保无墙钻穴之事；若挈之同行，愈增尊大人之怒；为兄之计，未必善策。况父子天伦，必不可绝，若为妾而触父，因妓而弃家，海内必以兄为浮浪不经之人，兄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兄今日不可不熟思也。”李甲“熟思”的结果，遂将原本恩爱无比的杜十娘以千金之价让渡给孙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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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奇观》中的婚姻试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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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奇观》里的这类理性思维，显然不是摒弃主观自我，探讨观念与观念间之逻辑关系，而让人理解到情欲虚幻的“绝对理性”；相反的，它们都含有浓厚的主观色彩，都是用来否定某一情欲特定对象的“工具理性”，而这也正是广大庶民阶级最常有的生命逻辑，它和情欲同样是“可欲的”（desirable)，只是它的“可欲性”是属于知性的，有价值判断介入而已。在这种生命逻辑的推演下，价值可疑的、特别是已成为消耗品的情欲对象，就难逃被牺牲的命运。
庄子试妻：对情欲与逻辑的嘲弄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是《今古奇观》里最好的一个故事，对情欲与逻辑的关系也作了最深刻的描述，我们有详加申论的必要。
庄子一日下山出游，见荒冢累累，正叹“老少俱无辨，贤愚同所归”，嗟叹生命的虚幻无常时，却看到一个妇人真实的情欲：一缟素妇人正辛勤地在执扇扇坟，原来她亡夫遗言，须等“坟土干了，方才可嫁”，她巴不得坟土早干，所以“向冢连扇不已”。庄子虽觉可笑，但仍助其一臂之力，举扇对坟头连扇数扇，“坟土顿干”，妇人欣喜地千恩万谢而去。
庄子回家将经过告诉妻子田氏，田氏忿然痛骂那妇人没廉耻及庄子的轻薄。庄子用话试她：“假如不幸我庄周死后，你这般如花似玉的姿容，难道捱得过三年五载?”田氏即说出“妇道人家一鞍一马”的烈女逻辑来，就是“梦儿里也还有三分的志气”。但庄子认为田氏的这种理性思维只是“谈空说嘴”，是经不起感官知觉的挑衅的，于是他以分身隐形的法术做了个实验，自己诈死，而幻化成一个“俊俏无双，风流第一”的楚国王孙，出现在田氏面前。
田氏一见王孙，就动了怜爱之心，刚开始尚以理智来围堵自己的情欲，但几日的眉来眼去，终于“情不自禁”，“按捺不住”，主动托老苍头向王孙求婚。王孙提出三个在理性思维上令人为难之处，但都被田氏的情欲所化解。在将灵房翻成洞房，两人欢天喜地“正欲上床解衣”时，王孙忽然怪病发作，悬搁在高原状态的情欲，终于使得田氏劈棺欲取庄子脑髓来治王孙的病，做出比妇人扇坟更可怕的事来。
当庄子从棺中叹气而出时，情欲梦碎的田氏虽然捏了把冷汗，但仍巧言粉饰，见王孙主仆二人失去踪影，又放胆对庄子撒娇撒痴，“甜言蜜语，要哄庄生上床同寝”。庄子用手一指，楚王孙和老苍头即从外面踱将进来，田氏自此始知一切都是丈夫的恶作剧，自觉无颜的她，遂羞愧自尽。
在这个故事里，庄子所试探与嘲弄的，不只是田氏的逻辑，更包括她的情欲。可怜的田氏，被庄子的法术推入让她的逻辑和情欲都产生战栗的情境中，时而理性思维压倒感官知觉，时而感官知觉又压倒理性思维，最后不得不在精神恍惚中自杀身亡，让她的情欲和逻辑同归幻灭。
庄子的法术所安排的情境也许是人间难见的，但它却是“绝对理性”的象征，当观念与观念、命题与命题环环相扣时，则在那完美而又残酷的极端情境中，任何凡人都可能像田氏一样，暴露出情欲与逻辑间的矛盾，然后瘫痪。
田氏的遭遇让笔者想起小说家普鲁斯特（M．Proust）的一句话，他说：“拥有肉体，对思想生活而言，乃是一大危险。”其实，“拥有思想，对肉体生活而言，亦是一大折磨”；而人类就是一直生活在这种危险与折磨中。王孙唯有吞食脑髓（思想所由生之处），才能满足田氏肉体的欲求，而田氏唯有毁灭自己的肉体，才能保有她的节烈思想。
庄子似乎是《今古奇观》里唯一能摆脱这种危险及折磨的“得道高人”，而这个“道”说穿了，就是体悟到“生命之虚幻”，然后“看破红尘”。故事开头的西江月词：“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灵；眼前骨肉亦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以及结尾时的鼓盆而歌：“大块无心兮，生我与伊；我非伊夫兮，伊岂我妻?偶然邂逗兮，一室同居；大限既终兮，有合有离……敲碎鼓盆不再鼓，伊是何人我是谁?”都表明了这个意思。
情欲与逻辑矛盾的调合
但所谓“上智忘情，下愚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今古奇观》的这些情爱与婚姻故事，关心的并不是以“绝对理性”来洞烛人生之虚幻，而是如何调合情欲与逻辑之间的矛盾，使大家活得更快乐一点。
情欲与逻辑之间若存在严重的对立而难以调合时，它就会以悲剧收场，譬如《王娇鸾百年长恨》《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在《王娇鸾百年长恨》里，当周廷章对王娇鸾的情欲达到最高点时，写下婚书：“女若负男，疾雷震死；男若负女，乱箭身亡”，立了重誓，方与王娇鸾携手上床，兴云布雨。后来他的逻辑战胜了情欲，娇鸾在自杀前将婚书寄给吴江知县，官府乃押廷章上堂，骂曰：“我今没有箭射你，用乱棒打死，以为薄幸男子之戒。”结果被乱棒打成肉酱，好不凄惨!在《庄子休鼓盆成大道》里，当庄子用话试田氏时，田氏大怒，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那见好人家妇女吃两家饭，睡两家床?若不幸轮到我身上，这样没廉耻的事，莫说三年五载，就是一世也成不得!”结果不到半个月，就做出“没廉耻”的事来，无地自容，只好羞愧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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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奇观》中的婚姻试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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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廷章因太相信自己对王娇鸾的情欲，而田氏则因对自己的烈女逻辑过于自信，结果在日后情欲与逻辑发生冲突时，都狠狠地打了自己的嘴巴，在没有转圜余地的情况下，只能以悲剧收场。
整体说来，《今古奇观》里的爱情故事，是喜剧多于悲剧的。在《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里，当孙润与刘慧娘的情欲使原本的婚约逻辑瘫痪时，各家父母都进退失据，不知如何是好。乔太守的明断是让生米煮成熟饭的孙润和刘慧娘配成双，另将孙润的未婚妻徐文哥和刘慧娘的未婚夫裴政送做堆，结果不仅化解了可能的悲剧，更将丑事变成美谈。他在判词里说“十六两原是一斤”“事可权宜”“独乐乐不若与人乐”，无非是希望大家“看开一点”，若不执著于目前情欲与逻辑所带来的矛盾，那么在另一个层次，它们是可以获得整合的。
在《金玉奴棒打薄情郎》里，被莫稽推坠江中的金玉奴，奇迹般地为淮西转运使许德厚所救，许某怜玉奴遭遇，收她为义女。而许某又刚好是莫稽的头顶上司，他有心让他们夫妻破镜重圆，故意招不知情的莫稽为快婿，在新婚之夜，皮松骨软的莫稽一进洞房，却遭丫环持棒一顿毒打。玉奴骂不住口：“今日还有何颜面，再与你完聚?”而满面羞惭的莫稽只顾叩头求恕。最后许德厚出来打圆场：“凡事看我之面，闲言闲语，一笔都钩罢!”在这位通达历练的长官眼中，情欲与逻辑的冲突，只是“闲言闲语”，但似乎也只有这种心胸，才能调合两者，让对立又变成统一。
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蒋兴哥知道妻子红杏出墙后，愤而休妻。但当三巧儿要改嫁过路的潮阳县知县为妾时，蒋兴哥念及昔日恩爱，不仅不阻挡，反而将三巧儿留下的十六箱细软，全数交割与三巧儿，当做陪嫁。乡里间“有夸兴哥做人忠厚的，也有笑他痴的，还有骂他没志气的”。但就是因为这样的“忠厚”“痴”与“没志气”，使蒋兴哥日后在潮阳县闯祸送官时，三巧儿感念兴哥旧情，而替他解围。潮阳知县在晓得两人原是夫妻后，居然大方地说：“你两人如此相恋，下官何忍拆开?幸而在此三年，不曾生育，即刻领去重聚”，于是夫妻又破镜重圆。
这三个喜剧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当当事者因情欲与逻辑的冲突而陷入困境中时，出面调合，将对立又化为统一的，都是比当事者更“高阶”的人士，乔太守、许德厚、潮阳知县都是这种人。事实上，在《庄子休鼓盆成大道》里，和丈夫生前恩爱，而死后却急着扇坟的妇人，也是庄子这位高人助她一臂之力，才使她如愿的。
这种安排似乎在说，当情欲与逻辑发生冲突时，不仅需要高阶人士以他们高人一等的地位来加以裁夺，而且需要他们以高人一等的智慧来加以调合。事实上，这几位高人的裁夺都是有违司法正义与公序良俗的，但这正是他们的智慧所在。若要一板一眼地来处理情欲与逻辑的冲突，那只好以悲剧收场，即使不死，也留给当事者无尽的追悔与创伤。
要调合情欲与逻辑的冲突，只有—种方法，那就是“和稀泥”。宽恕经常身不由己的情欲，原谅经常考虑不周的逻辑，这样大家才能活得更快乐一些。
爱到最高点，心中有逻辑?
人因自然所赋予的情欲，而有男欢女爱；文化则将这种男欢女爱纳入婚姻的模式中，因为这是最符合族群利益的逻辑安排。《今古奇观》的这些故事，乃至所有其他的同类故事，虽然描述的都是情爱与婚姻的冲突、情欲与逻辑间的矛盾，但基本上，它们对情爱与婚姻都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些故事，与其说是对情爱与婚姻的“嘲讽”，不如说是情爱与婚姻的“试炼”。
根据当代心理学的调查研究，在情爱与婚姻方面，男性较重视感官知觉，而女性则较具理性思维；但在《今古奇观》里，带来冲突的却似乎以女性的情欲（如田氏与三巧儿）及男性的逻辑（如莫稽与周廷章）为主。在这里，民间文学所反映的并非人生的全貌，而是社会的认知；在社会及婚姻方面都是占优势的男性，如果不节制他的“工具理性”那就会令人发指；而占劣势的女性，如果不自挫她的“情欲”，那就会带来麻烦。这恐怕也是民间百姓在情爱与婚姻方面，内心真正的忧虑。
情爱与婚姻间的冲突，症结在于当有人爱到最高点时，有人却心中有逻辑。一般说来，如果是男人爱到最高点，而女人心中有逻辑，较容易有所谓“平凡的幸福”；但如果是女人爱到最高点，而男人却心中有逻辑（或者男女双方爱到最高点，而家长却心中有逻辑的话），那就会产生麻烦了！这是《今古奇观》这些故事共同的核心结构，也是它们的共同关注所在：对男性的逻辑与女性的情欲加以试炼，然后宽恕可以宽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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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分析观点看潘金莲的性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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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是人尽皆知的一本淫书，潘金莲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淫妇，历来不乏骚人雅士从各种角度去探讨这本小说和它的人物，但却都很少触及它真正的主题，也就是“性”的问题。笔者学医出身，“惯看”的并非“秋月与春风”，而是“鲜血和肌肉”，不擅摇头晃脑揣摩那幽远的意境，只能看到什么说什么，谈一些形而下的问题。今日之意正是要不揣浅陋，以本行里的精神分析学说一探潘金莲的性生活，以及这些生活点滴背后的心理含意。
也许有人认为，以精神分析来分析《金瓶梅》这本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作者兰陵笑笑生，是一拍即合；因为精神分析处理的不正是潜意识中的卑污愿望——也就是“性的愿望”吗?但这恐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精神分析所要分析的乃是被压抑的性愿望，而《金瓶梅》一书却已赤裸裸地宣泄了这种欲望，让人一览无遗。如此说来，精神分析岂非已无用武之地?但这恐怕亦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三”，盖指出被压抑的性愿望，甚至摊开当事者性问题的所有症结，只是精神分析在分析文学作品时的“热身运动”而已；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当事人（包括书中人物及作者）的整个人格（Personality）作结构性的分析，才是精神分析的基本目的，而这也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瓢与棒槌，鞋与钥匙
以精神分析来分析《金瓶梅》，若不谈一些性象征，似乎有点说不过去，现在就且让我们先来一些“热身运动”。《金瓶梅》一书对性事刻意描绘，无所忌讳，而且好做“双关语”，譬如第四回王婆到武大郎家借瓢，但事实上是要潘金莲过去和西门庆幽会，借瓢的寓意非常明显，作者还特别谄了一首词来描述此瓢，用精神分析的白描，此瓢就是“女性性器”的象征。与此相对的，是第七十二回春梅到如意儿处借棒槌，此处作者对棒槌无任何歌咏或暗示，也许是情节安排上的不经意流露，但寓意亦非常明显，原来此时正是西门庆勾搭上如意儿，经常在那边过夜致令潘金莲空闺独守之时，所以春梅会代替她的主子潘金莲过去借棒槌。棒槌者，男性性器之象征也。
潘金莲与女婿陈经济间的奸情，因涉及乱伦，而需要有较长时间的酝酿与悬宕。在漫长的试探与调情过程中，潘金莲有一次丢了一只鞋子，她四处找鞋子，最后鞋子落到陈经济手中，且由他拿来归还。无独有偶的，陈经济随后也丢了一把钥匙，他觉得是遗失在潘金莲这边，而到她房里来寻找。一个丢鞋，一个丢钥匙，而且又都和对方有关，鞋与钥匙正像前述的瓢与棒槌，分别是女性和男性的性象征。
笔者当然无法揣测兰陵笑笑生是有意还是无意地使用这些性象征，但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它表示人类不论是黑白黄或贤不肖，都在运用某些普遍的性象征，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心灵的运作乃有其普遍的法则。精神分析学说虽然发轫于西方，但也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古典小说，只是要多加留意一些“心灵生态”的问题罢了。以下就让我们进入主题：
潘金莲的情欲世界
不论是以中国古代或“性革命”以后的西方观点来看，潘金莲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性过度”（hypersexuality）的女人。一般说来，“性过度”的女人有两大类，一是因无法从性行为中获得满足而几近强迫性地反复追求那“虚拟的性高潮”者，一是能从性行为中获得满足，但旺盛的性欲（原我）与薄弱的道德意识（超我）却驱使她去追求更多“实质的性高潮”者，潘金莲应该是属于后者。虽然在命运的安排下，她被塞给武大当老婆，这个三寸丁的丈夫在“着紧处，都是锥扎也不动”，而显然使她积压了相当程度的欲求不满；但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她更是一个“生性淫荡”的女人。作者借相术来显露她这种本性：在第二十九回里，吴神仙看了潘金莲的相后，说她“发浓鬓重光斜视以多淫，脸媚眉弯身不摇而自颤”，“举止轻浮惟好淫，眼如点漆坏人伦，月下星前长不足，虽居大厦少安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相格正暗示着本性。潘金莲之所以对“性”特别有兴趣，乃是因“脸上多一颗痣或肌骨的比例”所致，是生来就是如此的，与她的“童年经验”无涉，因此笔者也不打算在这里讨论潘金莲或西门庆有没有什么“伊底帕斯情结”——其实，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是否有这种恋父或恋母情结的存在，颇堪怀疑，也值得讨论。
《金瓶梅》一书对潘金莲的诸种淫行虽然着墨甚多，却很少提及她对性的基本态度，勉强可以作个交代的是在第八十五回里，潘金莲在西门庆死后勾搭上女婿陈经济，旋因受疑而被拆散，她“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正闷闷不乐时，她忠实的“性差使”春梅说：“你把心放开，料天塌了还有撑天大汉哩。”于是两人借酒消愁，“见阶下两双犬儿，交恋在一起”，遂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这种恣纵兽性本能，即时行乐的看法可以说是潘金莲和春梅这对主仆基本的性态度。
旺盛的性欲与放纵的性态度为潘金莲提供了“淫妇”的心理造型，也为《金瓶梅》一书中的性描写画龙点睛。她不仅会背着丈夫“眉目嘲人，双睛传意”，主动去勾搭撩拨男人，而且更在床笫间采取主动的架势。在第十三回里，西门庆出示春宫画，潘金莲“从前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就交与春梅，好生收我箱子内，早晚看着耍了”，日后先与西门庆，后与陈经济，照着春宫画上的模样行事。在《西门庆贪欲得病》那一回里，更乘着西门庆酒醉，喂他吃了三丸胡僧药（春药），自己也吃了一丸，然后“骑在他身上”，“美不可言”，“五换巾帕”，最后弄得西门庆“精尽续之以血”昏迷过去。对潘金莲来说，性并不单纯是博取男人欢心的差事，而是一件可意赏心的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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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分析观点看潘金莲的性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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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莲曾数度要将“欲”升华为“情”，但都没有成功。她的枕边风月虽然“比娼妓尤盛”，私底下却相当鄙薄妓女，因为她认为“婊子无情”。她骂勾栏院里让西门庆迷恋的李桂姐“十个九个院中淫妇，和你有甚情实。常言说的好，船载的金银填不满烟花寨”，潘金莲自觉有一缕情丝缠在她所爱的男人身上，譬如当西门庆流连歌台舞榭不返时，潘金莲写了一封情书，要小厮玳安转交给西门庆，情书上说：“黄昏想，白日思，盼杀人多情不至，因他为他憔悴死，可怜也绣衾独自。”西门庆死后，她与女婿陈经济的奸情因遭疑而受阻时，也要春梅捎一封情书给陈经济，情书上说：“将奴这桃花面，只因你憔瘦损……泪珠儿滴尽相思病”，正是说不完的离情之苦，道不尽的相思之意。但潘金莲只有在性欲受阻时，才会写情书、弹琵琶咏颂“爱情”。写给西门庆的情书墨迹未干，她就因难耐春闺寂寞，将小厮召进房内，将他给“用”了；她虽也为了陈经济而“憔瘦损”，但在被王婆领回后，也等不及情郎来相会，就又和王婆的儿子王潮搞上了。
性欲是水，爱情是岸，水没有岸来加以定型，就无法累积，而四处横流，变得浅显化，难以有江海湖泊的深邃感，这也正是潘金莲的欲情世界给人的感觉，泛滥而缺乏深度。因此，虽然有着无边的风月，但其欲情的饥渴度与满足度竟不若白先勇短篇小说中的玉卿嫂那样深邃。
原我与超我、情欲与礼教的冲突
赤裸的性欲是依“快乐原则”而行事的“原我”（id），它需要受到依“现实原则”来行事之“自我”（ego）的引导，与依“道德原则”来行事之“超我”（superego）的节制。潘金莲的“原我”自是生来就蓬勃无比，但她的“自我”对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的社会现实却也有着相当的体认，她自知无法独占西门庆的身心，而须与众女共分一杯羹，所谓“船多不碍港，车多不碍路”，大家各凭本事，以讨主子欢心。潘金莲在这方面的本事包括在床上百般奉承、到处偷听、突袭抓奸、收集情敌的情报、将身体抹得像李瓶儿般的“白净”以夺其宠，并借迷信魔法想在“壬子日生子”，用木人符灰要拴住西门庆的心，等等。潘金莲的“自我”，与书中其他女性可以说没什么两样，最少是差异不多。
在《金瓶梅》这种形式的古典小说里，我们很难看到有关当事者内心冲突的描述，因此，笔者也找不到潘金莲对她的行为是否有过什么“反省”或“罪恶感”的蛛丝马迹。礼教与道德对她（甚至对书中的多数人物）来说，可能只是嘴巴上的表面文章，我们需从外在的具象权威去寻找具有约束与惩罚力量的“超我”象征。
潘金莲生命中的第一个权威人物——父亲，很早就死了。第二个权威人物——母亲（潘姥姥），虽然含辛茹苦将她带大，让她学琴识字，但潘金莲对母亲却不甚尊敬，曾为了轿钱而当众奚落辱骂她。第一任丈夫武大郎、第二任丈夫西门庆与西门庆死后当家的大老婆吴月娘又分别代表她在三个不同人生阶段中的权威人物。巧的是，潘金莲各被这三位权威人物捉过一次奸，第一次是武大郎捉她和西门庆的奸，第二次是西门庆捉（打）她和琴童的奸，第三次是吴月娘捉她和陈经济的奸，结果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都被潘金莲狡辩过去。“超我”虽然数次进抵“原我”的窝巢，但都无能将它制伏。
在第七十六回里，有一个有趣的插曲：西门庆从衙门回来，说他审了一个“丈母养女婿”的案子，两人的奸情因使女传于四邻而暴露，结果丈母和女婿都招了供而判了绞罪。此时，也在暗中养女婿的潘金莲居然脸不红、气不喘地说应将那告密“学舌的奴才打的烂糟糟，问他了死罪”。日后在西门庆死后，使女秋兰果真将潘金莲和陈经济的奸情向吴月娘告密，结果竟不获相信，秋兰反而被“打的烂糟糟”。这固然表示“原我”气焰的高涨，亦表示“超我”的懵懂、昏庸、懦弱——其中武大郎是个侏儒，西门庆本身就是个色中魔鬼，而吴月娘则是个迷信神佛的烂好人。
不仅个人层面的“超我”出了问题，连社会层面的“超我”——法律与礼教也是漏洞百出，无法约束人欲的横流。吴月娘、孟玉楼等一伙妇女，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相对于潘金莲的“好女人”，其实整天也是无所事事地吃喝玩乐。在第七十四回里，西门庆回府被潘金莲捷足抢进房中，众女骂了一顿“淫妇”后，只好听暗地里提供生子灵药的僧尼宣讲善恶果报的佛法，然后大吃大喝（满足了与性欲相对的食欲），再由李桂姐唱“淫曲”给众女和僧尼合听。这岂非是另一种形式的堕落?
潘金莲因“原我”的放纵，而犯下了通奸、谋杀亲夫、养女婿等法律与礼教所不容的罪行，但事实上，瘫痪的法律与礼教均奈何不了她。在吴月娘要王婆将她领回后，还有很多男士、各路人马争着要娶她，而使王婆认为她是可居的奇货，一路抬高价钱。设若潘金莲不是触怒了武松，最后由武松出面来杀嫂祭兄，笔者一时也很难想象兰陵笑笑生会安排给她一个怎样的结局?很像潘金莲影子的春梅，也是一个犯下通奸、乱伦罪行的淫妇，但兰陵笑笑生给她的结局却是“在床上快乐而死”。
从精神分析的眼光来看，武松并非“超我”的象征。这个打虎英雄事实上代表的是另一股非法的力量，而他竟然是书中唯一严峻拒绝潘金莲诱惑的男人!众人皆醉我独醒，独醒者却也不是什么健全的英雄，他对潘金莲的制裁用的亦非健全的手段。人性的堕落、社会的黑暗与生命的无望，饱餍欲望之后肉体的狼藉与心灵的荒芜，跟枕边风月同样一览无遗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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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分析观点看潘金莲的性问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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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妇原型”的塑造与男性的惧怖
在前面，我们将潘金莲当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加以分析，但事实上，她是由作者兰陵笑笑生用一堆文字所营造出来的空幻影像。因此，接下来而且也许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兰陵笑笑生为什么要塑造出这样的一个人物和如此的一段情节?对此，笔者无法根据作者的生活经验作特异性的陈述（因为我没有兰陵笑笑生个人的传记资料），而只能作广泛性的通论。
众所周知，《金瓶梅》的故事脱胎于《水浒传》，在《水浒传》里，从潘金莲出场到武松手刃奸夫淫妇，前后不过五个多月的时间，明快而果决。但在《金瓶梅》里，却被拉成六七年，武松第一次为兄复仇失败，自己反而身触重罪，使潘金莲和西门庆又过了六七年的快乐日子，而且最后，西门庆也不是被武松摔杀而是自己纵欲过度而死。这种改装令人想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一剧来自北欧的一个传奇故事，在原来的传奇故事里，克劳底阿斯在一次酒宴里，当众拔剑挥杀他的哥哥（国王），并向围观的贵族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嫂嫂（皇后）免于受哥哥的虐待（有些传说是克劳底阿斯和皇后私通，但有些则无此说法）。王子哈姆雷特在克服外在的障碍后，立刻毫不犹豫地杀死克劳底阿斯，为父报仇，登上王位。但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里，克劳底阿斯不仅和皇后私通，秘密地谋害兄长，而且哈姆雷特在为父报仇的行动中竟显得迟疑不决。西方的精神分析学家问：“莎士比亚为什么要作这种改装?”现在，笔者不禁也要问：“兰陵笑笑生为什么要作这种改装?他为什么要嘲弄、挫折与延搁武松的复仇行动?为什么给西门庆一个gooddeath?”笔者无意硬给兰陵笑笑生戴上一顶“伊底帕斯情结”的帽子，或说什么“西门庆所做的事正是兰陵笑笑生潜意识里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但若如他人所说是“情节铺衍上的需要”、“苦孝”或“戒淫”等，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
今天，很多人在私底下常会不自觉地说：“某某很像潘金莲。”潘金莲事实上已成为我们臧否或类比人物时的一个原型象征，她所代表的正是“淫妇”这种女人。换句话说，兰陵笑笑生所塑造的“潘金莲”很生动地反映了汉民族集体潜意识（collectiveunconsciousness）中的“淫妇原型”。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乃是赋予该民族的各种“原型人物”以形貌的人，他为大家说出了“什么叫做英雄”、“什么叫做贤妻”……“什么叫做淫妇”。
笔者虽然认为《金瓶梅》是一本淫书，但也认为它是一部不错的艺术品，它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更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这个艺术家之所以要借用《水浒传》中的题材来加以铺衍，想做的不是“苦孝”“戒淫”或“写黄色小说”，而是尝试以其敏锐之心勾画出汉民族心目中与“性”有关的一些原型。书中这类原型不少，但因限于篇幅，笔者只能提一提跟潘金莲有关的“淫妇原型”及其他相关部分。
不少人认为兰陵笑笑生的潘金莲“写活了淫妇”，“淫妇就是这样”。笔者在前面已约略提到了此“淫妇”的造型：它包括“天生就是淫荡的”、“有可资辨识的形体特征”、“让男人一见了就酥”、“主动勾搭男人”、在床上“类似一只饥饿的母兽”、“恬不知耻”、“一再地通奸”、“谋杀亲夫”、“让男人骨髓枯干”等。你如果在路上随便抓一些人来问“什么叫做淫妇?”他们的回答大抵亦是如此，千百年来没什么改变，而古往今来，以兰陵笑笑生描绘得“最为传神”（《金瓶梅》中的淫妇不只潘金莲一个，但又以她“最为出色”）。
兰陵笑笑生让武松的复仇行动暂时受挫，并且给西门庆一个“好死”（改成被潘金莲搞死的），主要的目的也都是为了彰显潘金莲的“淫”。在六七年枕边风月的描绘中，作者除了大量引进同样深入人心的“房中术”“胡僧药”“迷信魔法”以增加可读性外，在另一个层面，他却也亦步亦趋地和他所创造的“淫妇”作心灵的搏斗。在这场抽象的肉搏战里，作者很明显地泄露了他或者竟至是大多数中国男子对“淫妇”、“纵欲”内心深沉的惧怖。在第一回，潘金莲还未许配给武大郎前，由张大户收用，张大户收用了潘金莲之后，身上不觉就染了四五件病症：“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泪，第三耳便添聋，第四鼻便添涕，第五尿便添滴”。直到第七十九回，作者以其生花妙笔，描写潘金莲如何借胡僧药之助“骑在西门庆身上”、如何“美不可言”、又如何“五换巾帕”，让读者看得脸红心热之后，“乐极生悲”终于“精尽继之以血”。然后作者突然一整衣冠，适时地走出来诗曰：“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醍醐灌顶，让大家的大脑清醒一下。这种“风月无边”之后，要大家立刻“回头是岸”的结构在书中四处可见，而且也是中国古典色情小说的窠臼。这固然与道学“假面”（persona）有关，但同时亦在传递“女人（特别是淫妇）是可怕的!”这个讯息。从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频繁的性行为是既不会“精尽继之以血”，也不会“暗里教君骨髓枯”的，但作者（也可能包括多数中国男性）却主观地认为会如此，而且大肆渲染，这正表示他们在这方面的惧怖是多么的盲目而执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