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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鲁斯特哭泣》作者：林煜
一个文学青年的自述多年后，我们藏起眼泪，藏起浑身的刺和期望成为不一样的自己的念头。最终成就了现在的自己。
【内容简介】
《为普鲁斯特哭泣》是包含“读书笔记”、“浮世绘”、“小说”、“游记”等四部分的。每一个篇章都充满了作者对生活的质问和对生命的感悟。林煜先生文笔细腻、优美，这本书记录了他迄今为止的人生，一个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人的创作，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风貌特征。
【作者简介】
林煜，男，1972年生于浙江临海。199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新闻系。1998年底加入都市快报社，历任主任、编委、副总编辑。2001年创办十九楼网站。2006年底，创立杭州十九楼网络传媒有限公司，担任董事、CEO。
2006年，获杭州新闻奖（人物奖）；2010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2011年，获第十届“杭州市十大杰出青年”，同时被授予“杭州五四青年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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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不安：挽留内心的言辞
黄石
林煜，与我行事大相径庭，这几乎让我忘了他是我的朋友。正是如此，他必定位于那种常态朋友之外隐匿的朋友。
他曾有过两次让我诧异。第一次是多年前法国新小说派作家菲利普·图森到访杭州，为此他写就随笔《温驯的抽象生活》，这是我在此前阅读到他唯一的文章。语体简练、洁净，挪借了菲利普·图森段落式的文体，引起我倏忽间的触动。第二次是他摇身一变，从一个传统媒体跨界到互联网媒介CEO，令我对他的性格结构产生令人费解的矛盾性判别。
这是我第一次全面浏览他——仅与文学发生关系的部分，也是他的出发点（他本人却认为是前现实状态的终结点）。确实如此，但不仅如此。从表面上看，这仅是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一个文艺青年的文字历程：一些十年前的随笔，看上去似乎是献给上世纪文学大师们的感伤挽歌（更早期的短篇小说，则是作者生命遏制性的萌动）；从对普鲁斯特弥留之际情绪的突袭开始，大致相同的语调述说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完美的自溺、老托尔斯泰宗教式的逃离、纳博科夫对于生命戏谑的凝视，以及茨维塔耶娃与里尔克抽象的悲情等等；其言辞节制有度，之间弥漫着淡雅的脆弱呼吸，警觉的感伤，像一种为了伟大叙述消失的哽咽。
我不在乎此书的文学价值（纯文学性在当代价值坐标中已经丢弃）。它的意义也并不在于作者文学情结的见证。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从中意外获得了的另一个层面的意义传导，一种让我陷入与随笔中人物共同的不安——为何作者恰好反复钟情关注于艺术家们生活的裂缝这一剖面？无论是马塞尔·普鲁斯特，还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和她无一例外沉溺于现实性创伤，这也是困扰所有现代艺术家的共同性母题：艺术或幻想与现实之间回溯性的错位。正是在无法闭合的创伤性结构中，上个世纪的焦虑、冲动、逃离、幻觉、死亡并非远离我们，反而获得了后现实社会中的当代性意义。也许这未必是作者的自觉动机，但这无关紧要，就像一个运动员可能完全不懂力学原理，但并不妨碍他跑得快。
现实的屈辱迫使我们在不安的生活中丢失了不安。
这一时刻，作者对我已然无法隐匿，所有的动因水落石出。不安——我也豁然明白了他的那些青春短篇中隐馈着同样的基数——从他自己现实的时间中逃离出来。离开或者告别的不是文学或时间，而是为了让幻象成为记忆，而记忆成为回溯性真实，而现实，则是为了填补幻想的空缺。这种不安，贯穿于普鲁斯特的感伤、伍尔夫的自溺，也促使了老托尔斯泰的晚年逃离；这种不安，是所有不安于现实的伟大艺术家们各种症状的诱因，是一种在社会结构系统意识形态下的过剩，是一种抵抗现实的裂缝，但也正是生命情感脆弱的七寸。
雷蒙德·卡佛曾说：“文学能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文学能够让我们明白，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确实，这些言辞并非是一种缅怀，并非让我们的言辞局限于文学，而是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与一些事物必须匆匆赴约的必要。那些与忧伤必要的赴约，那些对内心不安的挽留，那些正欲传递的神秘声音，是应对我们生活日益抽象化、符号化现实结构的疑问，是我们这个社会系统习惯性奴役化生活的例假。从这种意义上，此书并非作者对过去的告别，而是他告别曾经以为的幻觉，而这些幻觉恰恰因为告别而成为真实。
【写在前面】
林煜
六年前，差不多与“十九楼”公司创办同时，我的同事、作家孙昌建让我报上书名——这本书将作为“都市快报悦读书系”的一本。我报的书名是《新闻的灵性》。我的计划是，把自己对新闻和互联网的想法写下来。六年过去了，我终于下定决心出这本书。书名变成了《为普鲁斯特哭泣》，内容也无关新闻，无关互联网。
书中收录的都是2006年“十九楼”公司创办以前写的随笔和小说。很惊讶自己曾经写出了那样的文字，看着它们，顿觉那一年有股神秘的强大力量，驱使我突然大转弯，虽然我仍怀揣写作的梦，从此走上的却是另一条完全陌生的路。
六年很短，倏忽而逝，六年又很长，足以改变绝大多数的事物。六年来，“十九楼”的员工从不到十人发展到近六百人。六年前，父亲生龙活虎，能轻松上树下山；六年后，父亲已经老得走不动了。
是父亲让我最后下定了出这本书的决心。看着父亲备受病痛折磨的样子，我知道这一次真的需要和自己的过去告别了，告别那个年轻的、敏感的、青涩的、阴郁的我。
如果父亲还能看到这本书，他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
2012年7月17日
杭州
☆读书笔记
【为普鲁斯特哭泣】
早晨醒来，眼睛又肿又痛。怎么回事？昨晚我睡得很好啊？我挪动着笨拙的身体，穿衣下床。我忽然想起，我已经连续两天两夜没朝窗外看过一眼了。
从前天早晨开始到现在，我没有离开家门一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不透光的窗帘紧紧地拉上了。电灯一直开着。房间里弥漫着逼真的夜晚气息。
我坐在被窝里，脑袋低垂，双手虔诚地翻开《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第一页，我这个初春的朝圣之旅从这里开始：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
激情的暗流在涌动！那是普鲁斯特的语句，不，是普鲁斯特的灵魂，在这个瞬间，突然复活了过来。我看见了他那和善、病态的面孔，看见了他那忧郁的眼睛——“女人般美妙的眼睛，像是东方人的眼睛，其表情温柔、灼热而又无动于衷，使人想起母鹿和羚羊的目光”——普鲁斯特的目光淹上了我的躯体，顷刻间淹没了我的灵魂。我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动和敬畏包围。我想象自己正俯伏在他的跟前，一边接受他的灵光的抚慰，一边亲吻他脚下的土地。
然而就在这时，我意识到普鲁斯特已经死了，顿时，一股剧烈的震颤从我的胸部启动，并且迅速上升到喉咙，一浪接着一浪，终于，我禁不住哭出声来。
哭了一会儿以后，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在这个半现实半虚假的房间里，空气阻滞，灯光柔和，我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我忽然对自己的表现感到万分诧异：多么奇怪啊，我这个老大不小的麻木不仁的人居然还有眼泪。我居然还会哭泣。为死去的普鲁斯特哭泣。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接下来，我开始阅读安德烈·莫洛亚著的《普鲁斯特传》，我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极度脆弱。我撕去了多年来蒙在脸上的羞耻感，让自己的内心自由地真实地裸露在普鲁斯特伟大的灵魂面前。
在普鲁斯特的人生历程中，最震撼我的是他1905年以后的行动。这一年，深爱着他的、对他抱着殷切期望的母亲去世了，而他已经三十四岁，漫长的童年时代才刚刚结束。
三十四岁之前，普鲁斯特一直过着纨绔子弟的生活。三十四岁之后，他突然积聚起了无限的勇气和耐心，为写作而过起了苦行主义的生活。
三十四岁之前，普鲁斯特生活在优雅、懒惰和怪癖里，生活在社交界和女人堆里，生活在母亲的溺爱里。三十岁之后，他抛弃一切，离群索居，在疾病、饥饿和孤独的三重缠绕下开始了与死神赛跑的工作。
三十四岁，他铁下了心，只干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写作，并且只写一部作品，这就是《追忆似水年华》（《追寻逝去的时光》）——这是一头庞然大物，在接下来将近二十年的余生中，普鲁斯特用自己的血液和生命喂养它，最终使它成为人类最伟大的精神财富之一。
为了完成这部作品，普鲁斯特决意过起了孤独而贫穷的生活。他不断变卖父母留给他的遗产，并在1906年离开了他们曾长期生活的华贵宅第，迁到简陋的巴黎奥斯曼大街102号。为了把所有的噪音都隔绝在外面，他在整个房间的四壁铺上了厚厚的软木。他白天睡觉，晚上全神贯注地写作。他脸色苍白，有点浮肿，两眼在烟雾和呛人的气味中闪闪发光，仿佛“通灵者接见事物不可见的使者”。1913年，他出版《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
他过着越来越与世隔绝的生活。偶尔的出门也是出于写作的需要：寻找过去的图像。而这时，人们发现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幽灵：
“当我和他握手时，我的注意力被那衬衫上的活硬领所吸引，那条喇叭形的硬领已经穿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有一个星期没有替换。穿的衣服像穷人一般，一双精美的小鞋穿在女人般的脚上。领带已经磨出了丝，裤子宽大，是十年前的式样。”
他疾病缠身，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为此，他更加没命地工作，以便在死亡的脚步追上他之前建造好一个美丽的坟墓，这坟墓，对他来说就是那部作品，凝集着他思想的精华，最终将成为他死后的永恒的家园。他和形象、词语进行斗争，以便表达出某些思想，这些思想能使他解脱，同时也能解放一些兄弟般的灵魂。
“我不能停下来，我在做一件伟大的工作……”他感到焦虑，因为他必须在临死前把一切都说出来。“我决心为此献出自己的力量，我的力量在消失，仿佛并非自愿，犹如为了给我留下足够的时间，以便在走完祭坛周围的过道之后，能关上坟墓的门……”
1919年，普鲁斯特发表《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开始了与死亡赛跑的最后冲刺。
有人异想天开地对普鲁斯特说，饥饿时思想特别活跃，于是他就不吃不喝。为不朽的作品而牺牲必朽的肉体，输血者断然决定缩短自己的生命，以便使从他身上吸取全部血液的那些人物存活下来。“这是何等崇高的行为！”传记作家莫洛亚这样感叹。
1922年10月，普鲁斯特在一个有雾的夜晚着了凉，得了支气管炎。开始时病情似乎并不严重，但他拒绝让人治疗，禁止女仆塞勒斯特去请医生。实际上病情比平时严重得多，但他仍然泰然自若，坚持每夜修改《女囚》。10月15日左右，他因为发烧而不能工作，但他仍拒绝进食，他说：“塞勒斯特，死神追逐我，这样我就来不及寄还我的校样……”
后来，塞勒斯特这样叙述道：
“他十分虚弱，并继续拒绝进食……他喘不过气来，就一直叫唤我。他对我说：‘塞勒斯特，这次我要死了。但愿我能完成自己的工作！塞勒斯特，请答应我，如果医生们给我打针，延长我的痛苦，而我又没有力气表示反对，您就阻止这样做……’他让我起誓。他用一种可怕的眼神瞧着我。他甚至补充道，要是我不听他的话，他就要回来折磨我。他瘦骨嶙峋，目光极为强烈，仿佛穿过了看不见的事物。”
这次，普鲁斯特确切地知道自己要死了，就在自己的“灵床”上放满书籍、纸张和校样，对他死后将存留于世的作品进行最后的修改。为了描写贝戈特之死，他使用了自己临死前的感觉。终于，他不可避免地进入弥留状态。人们在他身旁忙碌着。所有的方法都尝试过，可是为时已晚。
普鲁斯特的弟弟罗贝尔小心地把普鲁斯特的头放到枕头上，说：“亲爱的哥哥，我把你翻来翻去，让你难受了吗？”普鲁斯特说出最后一句话：“噢！是的，亲爱的罗贝尔！”1922年11月18日，普鲁斯特结束了在尘世的痛苦生活。
读到这里，我终于泪如泉涌，并且不停地抽噎，胸中仿佛堵着一块坚硬的东西，它使我极度难受。我抬头张望了一下房间，确认只有我一个人，便不顾一切地放声大哭起来。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啊！可是他死了……在死后，他的光芒仍把我照彻，让我成为一个光洁而透明的婴儿。
2001年2月21日
阅读书目
《普鲁斯特传》（法）安德烈·莫洛亚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追忆似水年华》（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译林出版社
《普鲁斯特与小说》（法）让-伊夫·塔迪埃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水中的女祭司】
1941年3月28日，现代小说高贵的女祭司，弗吉尼亚·伍尔夫自溺于英国罗德梅尔附近的乌斯河，终年五十九岁。沉没在水中，女作家反复描摩过的意象，现在，她用耀眼的生命为它涂上了最后一笔。
投水自杀，这出曾经在作品中预演过的悲剧，作家以女主角的身份参加了它的正式演出。对弗吉尼亚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溺水自杀并非一件恐怖的事情，而是一次新发现的航程，一次向不死之海的自然回归。
在长篇小说《海浪》中，女主人公罗达心中一直存在着一种诱惑，她想以完全顺从的姿态将自身渗透到自然中，“我将撒手归去……我要解放那受抑制的、被阻遏的欲望，任生命被耗竭，被吞没。”她期望自己“骑在狂暴的海浪上，然后沉没而没有任何人来救我”。终于，她跳海自杀了。
《海浪》中另一个主人公伯纳德也向死亡发出了挑战宣言：
“……这敌人就是死亡。我向着死亡冲去，平端着我的长矛，头发迎风向后飘拂……我用马刺猛踢着马。我要纵身扑向你，我不曾失败，也永不屈服，啊，死亡！”伯纳德一动不动地站在河边，背映着越来越深的夜色，此时，他听见了“河的下游”传来他那一代人的合唱声，他看见自己像其他人一样“滑落”进旋转的河水中……分明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自溺于乌斯河的精确预演！
罗达和伯纳德是弗吉尼亚的自我的两种投射，是她的自我的虚构性再现，是她从自己的创伤记忆中捕捞上来的幽灵。通过他们，伍尔夫探测到了自己精神的隐秘方面，从这里出发，她对廉价的自我主义和真正的自我审视进行了成功的区分，把自我的体验、家族的记忆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可是她在栽种艺术种子的同时，也埋下了悲剧的祸根。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环境的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她终于深陷于自我关注中，沉醉在往昔的记忆里，不能自拔，最终失去了洞察人心的力量，也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投水自杀”终于不幸成为女作家的死亡谶语。
弗吉尼亚本人曾经说过一个隐喻：小说家就像一个站在湖畔的钓鱼人，把自己理智的鱼杆放进意识的池水。当她的想象力沉溺于水的深处时，有时她会察觉到迅猛的拉力，钓鱼线会从她的手指间飞快滑出去。此刻，理智必须把因愤怒和失望而剧跳着的想象拖曳到水面上来，因为它已经走得太远了……这真是一个深刻而精确的关于小说家创造活动的隐喻：最奔放的想象力也是有限度的，它必须在一定的理性的范式之内释放。令人扼腕的是，弗吉尼亚本人的想象力却因为对过去和自我的迷恋，最后没有被拽到水面上来了，不但沉溺于水的深处，而且通过鱼杆把钓鱼者也拉下了深水。
弗吉尼亚说过，“假如生命有个根基，那么它就是记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是以两种持久的记忆为根基的：一是童年的海浪，二是早逝的亲人。这两种记忆支撑着她脆弱的肉体、敏感的灵魂，赐予她创造的力量、艺术的源泉，最后又引她走向死亡和寂灭之境。
弗吉尼亚的记忆有着隐秘的两面：一面澄明，一面黑暗；一面寒冷，一面温热；一面是创造，一面是毁灭；一面铺洒着天堂之光，一面燃烧着地狱之火。弗吉尼亚在这两面之间徘徊、挣扎，时而创造出伟大的小说艺术，时而陷于精神崩溃的惨境，直至踏上毁灭之路。
对乔伊斯和劳伦斯来说，所谓艺术家，是一个人摆脱了家庭纽带和世俗抱负之后的余留物。弗吉尼亚则不同，她要让过早逝世的亲人——母亲、姐姐、父亲、哥哥——在纸上复活直至不朽。
母亲朱莉亚，有着实际可行的智慧和敏锐细腻的同情心，于1895年弗吉尼亚十三岁时患病去世；姐姐斯特拉，继任了母亲和保护人的角色，可是两年后便追随母亲而去；父亲，“一个值得崇拜的男人”，女儿的文学启蒙者，死于1904年；然后是她的哥哥索比，“学校里相貌最出众的男孩子”，1906年生命夭折时前途尚未显示……
死亡接踵而至的10年封存了弗吉尼亚的青少年时代，并在以后的岁月里反复纠缠着她的想象。他们代表往昔，代表那个时代，那个业已消逝的世界。她要让他们说话，让他们成为活着的人和活着的传统。她牢牢地抓住过去，抓住越来越清晰地讲话的鬼魂。死者的声音既是小说的优等材料，也是使小说家走向疯狂的催化剂。她活在记忆里，像一个离开了母体而没有割断脐带的漂亮婴儿，继续吸取着母体的养料。她把个人化的记忆抽象成非个人化的艺术，把往昔凝结为《出航》《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海浪》这样伟大的小说。然而这样做，是注定要付出代价的。不割断连接往昔的脐带，精神便无法开始崭新的呼吸。不像新生的婴儿那样大哭，新鲜的空气便无法胀满精神的肺叶。她始终压抑着，独自背负着记忆和创造的重负。
弗吉尼亚努力克服对死者的迷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是成功的。可是越到后来她就越显得无力。母亲的幽灵重访她的想象，穿着破旧外氅，注目凝视着，挺直身体滑行而过。母亲的幽灵控制了弗吉尼亚的心灵。她先是欢迎幽灵的探访，随后驱除它们。然而并非总能驱除成功。
“没有任何东西比死者在生者心中的位置更牢固的了。”弗吉尼亚郑重其事地写道。那时，她的母亲已经死去十年了，但是“她仍然处处存在——她已经脱去了血肉的衣衫，穿上了另一件衣服”。母亲以这种方式继续缠绕着女儿，“她就在那儿，美丽，有力，带着她那熟悉的用语和她的大笑声，她比任何生者都离我更近。”
死者总是比活着的人更彻底地要求占有渐渐走向迷狂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而她则始终准备着加入到她们中间去，和他们拥抱。
“生命是一桩艰难的事务。”弗吉尼亚感叹道。她决定把这桩事务彻底卸下，走向虚无之境。
弗吉尼亚投河前留给丈夫伦纳德一张字条：“世上从来没有两个人曾经像我们这样幸福。”她最后的愿望是要安慰他。她以这种彬彬有礼的风度死去，唇上带着优雅的话语。
2001年1月10日
阅读书目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林德尔·戈登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海浪》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离开所有的人】
1910年11月7日晨6时5分，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的一间候车室里，八十三岁的列夫·托尔斯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冷而黑的黎明。窗外是呼啸而过的火车。那列火车，托尔斯泰曾经让它碾过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美丽躯体。
死亡的虚构不幸再次成为作家本人的残酷现实。
10月28日凌晨，托尔斯泰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离家出走，究竟往哪里去，他没有明确的打算，只十分模糊地想过：
“到国外什么地方去……比如去保加利亚……或者去诺沃切尔卡斯克，或者再往前走，去高加索……”
“去哪里都一样，只要不去托尔斯泰信徒聚居地，找一间农民的小木屋……”这种想法与他笔下的安娜简直如出一辙。
“她（安娜）知道她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在掠过心头的种种计划中她模糊地决定采用一种：在火车站或者伯爵夫人家里闹过一场以后，她就乘下城铁路的火车到下面第一个城市住下来。”
托尔斯泰和安娜，一位是老人，一位是少妇，一位是伟大的智者，一位是社交界的名流，前者已经脱离了历史状态和文化的全部环境，后者有着普通人的欲望、悲哀、犹疑、弱点，他们同样执拗，同样神经质，同样深陷于尘世与肉体的苦痛中。他们离家出走的时候，都没有太多的考虑，也没有想到要去死。他们出走时急切、压抑的表情像所有负气出走的孩子，也像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
离家出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离开了家的遮掩，离开了爱的羽翼，肉体和精神都开始漂泊，意味着他失去了地上最安全的居所，也意味着一个人自我放逐，不再珍视生活中的任何东西，蔑视一切，不为人知……托尔斯泰出走的时候不是不知道，像他这样大年纪的人，身体又虚弱，在家稍微累着一点就躺倒，出远门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不过这倒很好。”只要不像世上的人，而是像野兽那样去死。他说：“有时我真想离开所有的人。”
“离开所有的人”，对托尔斯泰和安娜，竟然都构成了唯一的压倒一切的诱惑。安娜在火车站里，当自杀的念头尚未完全攫住她的时候，她望着投到布满沙砾和煤灰的枕木上的车辆的阴影，自言自语道：“到那里去，投到正中间，我要惩罚他，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
“摆脱（离开）所有的人”，这是一个多么离奇的念头啊，它将导致三种完全不同的后果：一种是出家，一种是行乞，另一种是死亡。耶稣基督曾经叫人离家出走，他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历史上这种善男子有乔达摩王子，有尤利安，有圣方济各……也许还可以算上列夫·托尔斯泰了。可是托尔斯泰在“离开所有的人”的途中就死了。从最后的结局来看，他和安娜一样悲惨。
托尔斯泰为什么要“离开所有的人”？关于这个问题，人们见仁见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和托尔斯泰为什么要让安娜出走是同一个问题，我们回答了其中的任何一个，也便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的答案既存在于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也存在于托尔斯泰的日常思考中，尤其存在于托尔斯泰从出走到弥留的每一天的言行中。
11月1日，在阿斯塔波沃小站，重病中的托尔斯泰给长子写信，有好几次他因为泪水堵住了嗓子而不得不停止口授：“我亲爱的孩子……我还想劝告你考虑考虑你的生命问题，想一想：你是谁？你是什么？人生的意义何在？一个有头脑的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你接受的那些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生存竞争的观点，并不能给你说明你的生命的意义，也不能指导你的行为。而不明意义何在、也不能从中得出不可改变的指南的生命只是可怜的生存。”
什么是生命？生命的出路何在？为什么生命中充满那么多的矛盾？为什么生命必须背负一个沉重而有限的肉体？如何给予生命以最大的甚至不朽的价值？为什么会有死亡……这些问题时刻缠绕着托尔斯泰，使他至死都得不到准确的验证。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有关死亡的问题又是凌驾一切之上的，因为死亡带走了看似永恒的一切。
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安德列公爵听娜塔莎唱歌的场面，托尔斯泰是这样写的：“他突然意识到在他的心中那无限大然而还不分明的东西与那有限和物质的东西之间的可怕对立，物质的东西就是他本人，甚至是她，在听她唱歌的时候，这个对立使他既苦恼又愉快……”生与死之间的张力折磨着托尔斯泰的主人公，同时也折磨着托尔斯泰本人。
在1879年的《忏悔录》中，作家这样写：“——我似乎活也是活着，走呀走的，走到了深渊前面；我看得很清楚，除了死亡，前面一无所有——我要尽力气脱离生活。”
11月6日，莫斯科的几位医生赶到阿斯塔波沃。这天，弥留之际的托尔斯泰跟所有的人道别。他温情地望着杜尚医生。后来她的小女儿萨沙回忆道：“我们给他换床单的时候，我扶着他的脊背，感觉到他的手在找我的手。我以为他想扶着点，结果是他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一下又一下。我握住他的手吻着，尽力克制自己不哭出声来。这天父亲对我们说的话使我们想到，生命赐予我们是有某种目的的，我们应当不顾一切生活下去，尽自己微弱的力量去侍奉予我们生命者和人们……父亲突然用一个有力的动作支起身子，几乎坐了起来。我上前问他：
“‘要整理一下枕头吗？’
“‘不，’他坚定而清楚地说，‘不。我只劝你们记住一点，世上除了列夫·托尔斯泰以外还有很多人，可你们只注意一个列夫。’”
再让我们看看可怜的安娜·卡列尼娜，她已经决定倒在车厢的车轮中间。她的死与托尔斯泰本人的死是如此相似。托尔斯泰这样描写安娜的心理活动：
“一种仿佛她准备入浴时所体会到的心情袭上她的心头，于是她画了个十字。这种熟悉的画十字的姿势在她心中唤起了一系列少女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回忆，笼罩着一切的黑暗突然破裂了，转瞬间生命以它过去的全部辉煌的欢乐呈现在她的面前……”
最后，巨大的无情的车轮撞在安娜的头上，从她的背上碾过去了，托尔斯泰用他那悲天悯人的如椽之笔，用他那“世界的良心”，令人惊叹地描述了安娜临死前刹那的意识：
“那支蜡烛，她曾借着它的烛光浏览过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哔剥响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迷茫——出走——死亡，托尔斯泰让安娜以这种悲剧性的方式完成了生命的解脱，这种解脱最后又不幸成为作家本人的死亡预演。这“解脱”用佛家的话来说是“寂灭”，用《福音书》的话来说是“永生”之路，它们以惊人的巧合出现在托尔斯泰晚年编撰的《每日贤人语录》一书中，又正好排在11月7日的那一页上：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有时若得以忘掉人群，你就会体验到一种自由的狂喜。”
“我怎样才能得救？我觉得我在毁灭。我爱生命，同时正在死亡。我怎样才能得救？”
托尔斯泰书房和卧室里的一切从那天夜里他出走以后就凝固了，没有丝毫变动：书桌上的烛台和未燃尽的蜡烛头，滴有蜡油的烛盘，两只苹果和翻开的《阅读园地》。
翻开的《阅读园地》——正好翻到他去世的那个日期：
11月7日。
“死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
命运对列夫·托尔斯泰的精妙计算！
2001年1月30日
阅读书目
《托尔斯泰的解脱》（俄）伊·布宁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俄）梅列日科夫斯基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托尔斯泰文集》（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无唇之吻】
“我爱您——胜过世上的一切。”1926年5月9日，茨维塔耶娃在写给里尔克的第一封信中向对方倾诉了炽热的爱情。在女诗人的心目中，里尔克是“诗的化身”“一种力”“一种最罕见的物”。
五十一岁的里尔克随即被女诗人信中喷发的才情所折服，在5月10日致女诗人的信中，他回应道：“我接受了你，玛丽娜，以全部的心灵，以那因你、因你的出现而震撼的全部意识。”
在现代诗歌史上，1926年是不平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里尔克完成了生平最重要的作品——《杜伊诺哀歌》和组诗《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诗歌的旷野上因此拱起了两座难以逾越的山峰；而这一年，是以这位大诗人的逝世（12月29日）作为结束的——不过，本文要探讨的不是诗歌，而是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的爱。
茨维塔耶娃1926年喷发的爱像火山岩浆，大胆而任性，她希望里尔克允许她在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举目向他，像“仰望一座护卫着她的大山”——“仰望”是一个恰当的隐喻，它喻示了茨维塔耶娃爱的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崇高，一种遥远的、非实在的纯粹——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
茨维塔耶娃写给里尔克的一封最热烈奔放的情书莫过于8月2日这一天了，女诗人的情书像优美动人的诗篇：“莱纳，我想去见你……我想和你睡觉——入睡，睡着……单纯的睡觉。再也没有别的了。不，还有，把头枕在你的左肩上，一只手搂着你的右肩……还有，要倾听你的心脏的跳动。还要——亲吻那心脏。”亲吻心脏？这显然没有现实的可能。这里的“吻”不是普通的吻，它不表示接触，不表示肉欲，它是无“唇”之“吻”，是纯粹的“吻”，是理想中的“吻”，是形而上的“吻”，它来源于女诗人的内心激情，目的地不是对方的肉体，而是对方的灵魂深处。8月22日，女诗人在信中再次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不活在自己的唇上，吻了我的人将失去我。”
茨维塔耶娃爱的是一个作为诗人的里尔克，而不是一个作为人的里尔克。作为人的里尔克，指的是那个隐居在瑞士并出版着自己著作的五十一岁的奥地利男人，他为人们所爱并且属于许多人；作为诗人的里尔克则指的是精神的里尔克，他是诗的化身，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现象，是诗从中诞生的物，甚至就是诗本身——他是一个难以超越的诗歌大师，要超越他，意味着要超越诗歌本身。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不理解“自在的肉体”，不承认肉体“有任何的权利”，因此，她不理解作为人的里尔克，她爱的是作为诗人的里尔克，诗歌是他们之间的唯一纽带。她的爱情靠例外、特殊、超脱而生存，它活在语言里，活在诗歌里，死在爱的行动中。
“我从不看男人们，我对他们视而不见。我不喜欢他们，他们有嗅觉。我不喜欢性。”在7月10日写给里尔克的信中，女诗人这样说。但是现实中的茨维塔耶娃不是这样的，她是一个三十四岁的妇女，嫁了人，带着两个孩子，家务活从白天干到晚上，多年来过着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流亡生活。
1929年8月，茨维塔耶娃和里尔克都开始考虑两人春天见面的事情——他们竟然从未谋面——但是此时的里尔克已经病入膏肓，茨维塔耶娃也穷困潦倒，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会面被无限期地拖延。9月6日，重病中的里尔克给女诗人发出了最后一封信，信是以这样的哀叹结束的：“春天？这对我来说太久远了。快些吧！快些！”他们终于没能等到见面。1926年年终，里尔克逝世了。茨维塔耶娃闻讯后非常悲痛，她给里尔克写了一封发自肺腑的悼亡信，信中说：“你先我而去……你预订了——不是一个房间，不是一幢楼，而是整个风景。我吻你的唇？鬓角？额头？亲爱的，当然是吻你的双唇，实在地，像吻一个活人。”
同样，这个吻是永远抵达不了里尔克那里的。
1939年，茨维塔耶娃和儿子一起回到了祖国。很快她就失去了写诗的自由。1941年，俄罗斯这位最伟大的女诗人在困境中上吊自杀。她坟墓的确切位置至今无人知晓。但是她对里尔克的爱和她的诗歌一起挣扎着活了下来。
2000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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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诗人书简》（奥）里尔克、（俄）帕斯捷尔纳克、（俄）茨维塔耶娃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至多一个也许】
是啊，也许于连·索黑尔会像他所崇拜的拿破仑一样从社会底层崛起，也许他会像伟大而嗜血的丹东一样给那个回光返照的法国社会以当头一击，也许他会因为拉莫尔侯爵的垂爱而登上主教宝座……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一个“也许”，于连·索黑尔老早就上断头台了。
于连是木匠的儿子，但是他崇拜拿破仑，有一种尚武的英雄主义思想，有着极强的个人荣誉感。他诅咒伪善，蔑视金钱，他所寻求的是种行动的、危险的、战斗的、野心的生活，但他绝不是野心家，他是崇高的人。
1830年的司汤达在《红与黑》的结尾标明，这部小说献给“少数幸福的人”。司汤达自己曾经在小说创造中找到了幸福，然而他笔下的于连却是个失败者，于连并不是真的向往世俗的利益：权势、金钱、女人。他向往幸福，向往真正的爱情。在他那短暂的人生中，他不断地质问自己：在个世界里，我该怎么办？他始终都没找到答案，最后，在死神降临前夕，面对雷纳尔夫人的爱情，他才瞥见了从幸福的宫殿里透出来的一缕可怜的光亮，然而他就要死了。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世俗的抑或心灵的幸福。
于连一生下来就处于不幸的包围之中，不幸使他变得非常敏感、自尊、富于想象力，然而不幸使他变得神经质，他时时刻刻同他头脑里虚构的危险进行抗争，他的受局限的想象力只能隐隐约约地、隔得远远地眺望未来。他只根据近在眼前的爱情来看待人生的一切利益。他知道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也知道眼前的爱情并不能彻底拯救他，然而他执拗的性格促使他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爱情。结果，爱情，不管是雷纳尔夫人的还是拉莫尔小姐的，像飓风一样卷走了他的一切。他像一棵树，被爱情连根拔起，拦腰截为两段。他对笼罩在头顶的乌云是那样敏感，不顾一切地想拨开它，然而它实在太强大了。他的生命是那样渺小，像一颗尘埃，无力地在空中漂泊。
当不幸终于开口吞噬于连的时候，在狱中，这位滑铁卢战役以后王朝复辟时代的法国青年开始冷静地反思：
“对别的人来说，我至多不过是一个也许。”
不过是一个也许！于连这句话击穿了一百七十年的时空，重重地打在我的脑袋上。多年以来，我似乎总在热切地渴望着什么，我有时雄心勃勃，有时心灰意懒，常常被自己的内心的波涛掀起又重重地掼下。可是，不管怎样，“对别的人来说，我至多不过是一个也许！”一个也许！更要命的是，我大概只有在临死的时候才会对它有切肤之痛。可是到那时还有什么用呢，因为死亡的空洞已经无法填补了。就像于连·索黑尔。
于连死了，但是他的精神不朽，就像不幸也会不朽。夜深人静，我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人默坐窗前，看见黑暗中的于连正迈着忧伤的脚步朝我走来，他那双善良的、漂亮的大眼睛在诉说着什么呢？
2001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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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法）司汤达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恐怖症】
本文所说的时间恐怖症，存在于作家和艺术家的想象中。它不是那种常见的时间恐怖症，后者在文学和现实中都有不少：人们因为时间飞逝、光阴不再而产生恐惧之情，恐惧不断堆积，最后酿成心理症甚至精神病。
在《说吧，记忆》一书的开头第一句，纳博科夫这样定下全书的基调：
“摇篮在一道深渊上晃动，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只是一道短暂的光缝，介于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
人生短暂，没有比这更加朴素的真理了。能否认识到这条真理，常常被用来区分一个成人的头脑是否正常。纳博科夫以诗意的灵动再次阐述这条真理，并让它统率全书。
不过，这并不是一条自在的真理。它自始至终都是人类大脑的分泌物。在人类出生之前，在人类认识到它之前，在人类全都成为化石之后，它是不存在的。
是啊，人生短暂，每个正常的成人都会这样想。然而，它投在每个人心中的阴影是不一样的，有不同的范围，有不同的深浅，有人感到麻木，有人感到灼痛，有人则被无法排遣的恐怖紧紧攫住。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的开头就叙述了这样一位“时间恐怖症患者”：
“我知道有一位年轻的时间恐怖症患者，在第一次观看他出生前几个星期拍摄的家庭电影时，经验过某种类似恐惧的心情。他看到一个几乎毫无变化的世界——同样的房子，同样的人——于是他认识到他根本就没有存在于此，也没有人会为他的缺席而悲伤。他望见他母亲在一扇楼窗里挥手，那陌生的动作令他不安，仿佛是某种神秘的告别。但尤其使他害怕的是看见一辆崭新的婴儿车停在门洞那里，带有一具棺材自满的，侵犯的气氛；甚至那也是空的，好像在相反的事件过程里，正是他已经粉身碎骨。”
在纳博科夫看来，生命只是一道光缝，是黑暗中最微弱的闪光。永恒的黑暗像监狱的墙壁堵在生命的两头。生命左冲右突，却始终找不到出路。纳博科夫描述的这位年轻的时间恐怖症患者（也许就是作者自己），他的恐惧并非来源于对死后的担心，而是来源于对出生前那片黑暗的想象。那是可怕的虚无。
类似的时间恐怖，列夫·托尔斯泰也曾深刻地体验过，在《早年回忆》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