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出生到三岁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吃奶、断奶、学爬、学走、学说话，可是无论我怎样在记忆中搜索，却找不到一点印象，想想都觉得奇怪，可怕……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我的？什么时候我开始生活的……从五岁的幼童到今天的我不过一步之遥。从新生儿到五岁幼童，那距离就大得可怕了。从胚胎到新生儿，中间隔着的是深渊。从不存在到有胚胎，那中间隔着的已经不是深渊，而是莫名的什么。空间、时间、原因都是思维的形式，生命的实质超乎这些形式以外；不仅如此，我们的整个生命都越来越屈从于这些形式，然后再从这引起的形式中解脱……”
和他的俄罗斯同乡纳博科夫一样，托尔斯泰把存在的虚空比喻为“深渊”。“深渊”，当我们在恶梦中见到它的时候，它是多么恐怖啊。
2001年2月5日
阅读书目
《说吧，记忆》（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
这是菲利普·罗斯的非虚构作品——《遗产》的最后一句话。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菲利斯·罗斯用一部书的叙述，昭示这样一个简单的却是启示录式的道理。
为什么“什么事都不准忘”？
这部书的标题——“遗产”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因为那是“遗产”。
在这本书中，菲利普·罗斯记录了年迈的父亲从得病到死亡的过程。1988年，八十六岁的老父赫曼·罗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半边脸瘫，因为脑子里长了一个肿瘤。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作家为父亲联系治病，照顾父亲手术后的生活，最后为父亲送终。
这中间，有一段情节：
经过一次手术后，父亲大便失禁，浴室里“到处是屎，防滑垫上粘着屎，抽水马桶边上有屎，马桶前的地上一坨屎，冲淋房的玻璃壁上溅着屎，他扔在过道的衣服上凝着屎。他正拿着擦身子的浴巾角上也粘着屎……连水槽托架上我的牙刷毛上也有”。
在细致地打扫父亲留下来的烂摊子后，作家体察到：
“我得到的遗产，不是金钱，不是经文护符匣，不是剃须杯，而是屎。”
你什么事都不准忘。因为那是遗产。而遗产是“屎”。“屎”既是你必须直面的活生生的现实，又是赫曼·罗斯式遗产的隐喻，更是美国式传统的隐喻。
赫曼·罗斯，一个普通的美国犹太老头，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优点，也有令人难以容忍的缺点。他的父母坐着低等舱漂越大西洋移民到美国，他自己则为了生存在美国苦苦挣扎。他坚韧到可以每天晚上挨家挨户敲开黑人家的门收几分钱的保险费；他节俭到明明有钱也不订《纽约时报》，而是每天等着别人看完再传给他；他固执到几乎让他的母亲在最后几年彻底崩溃……所有这些事，你都不准忘。作家这样告诫自己和世人。哪怕是臭屎，那也是你要必须面对的活生生的现实：当你抛开恶心，忘记作呕的感觉，把那些视若禁忌的恐惧感甩到脑后时，你就会感到，生命中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珍惜。
而我们所处的社会总是在努力告诉我们：你应该学会忘记。以前是革命，现在是改革。以前是疾风骤雨式地和过去划清界限，现在遗忘和隐瞒则已经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
是啊，屎是那么臭，过去是那么不堪，干吗还要留作遗产。
那些有可能成为历史记忆的尴尬事实都被埋葬。昨天发生的事，昨天就埋了。不需要任何送葬仪式，埋得越快越好，烂得越快越好。我们没有过去，也无从知晓历史的真相。我们只有一切向前看的英勇斗志。我们没有悲伤也不拉屎。我们必须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忘记过去。
国家和民族是这样。这个国度里的你我也是如此。我们早已陷入中国式集体无意识的泥淖。当你遭遇失恋，所有的人都会给你同样的建议：忘掉一切吧。于是，遗忘成为唯一的疗救，爱情的创伤成为自我的禁忌。你如果干了坏事，内心给自己的忠告也是：忘掉。不要让别人知道，不要让自己面对。
我们没有遗产。什么都忘记了。
2006年10月8日
阅读书目
《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美）菲利普·罗斯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帝国的种子】
“1793年9月14日，蒙古，清晨4时，天色依然漆黑。在朝廷避暑的热河行宫内，纸灯笼罩着天子的帷幄。在庞大的英国使团中，被允许进入帷幄的唯有马戛尔尼勋爵……”
这样的开篇，将我深深吸引。我仿佛潜回到了两百多年前的那一天，仿佛成了那个庞大使团中的一员。但是我和那些英国人不一样，我不傲慢，也不冷漠。我像一个梦游者，行走在两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注视着两百年前的同胞。我的目光也和他们一样，沉重而哀伤。
书名叫《停滞的帝国》，在书的扉页，作者佩雷菲特引用了黑格尔在1822年给中国下的著名论断：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在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说的是“中华帝国”，而黑格尔和“中华帝国”都早已寿终正寝，因此，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对黑格尔生气。反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停滞不前的观点实在太容易了：那么伟大的发明，那么伟大的集体智慧！4000年的灿烂文化！那么伟大的革命！那么伟大的主义、思想和理论……既然那么“容易”，大家就不要反驳了吧。否则只能证明我们思维的不变性。谦卑些吧。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书吧。
事实上，只要你稍微有点自知就会发现，在21世纪中国人——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基因里仍然带着乾隆时代的全部遗传信息。
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抗日战争、美英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些骇人听闻的历史相比，本书描述的事件实在太微不足道：1792年9月，英国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向清朝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使团，分乘五艘船只，经过10个月的海上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真是一件小事，表面看来不过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活动，一次沮丧的旅行。
本书的作者并不这么简单地认为，在他看来，中英之间发生于1793年的事件是一部真正的悲剧史诗。为什么直到17世纪中国文明仍能领先于全球？为什么随后它却被别国赶超，并且它的部分领土像某些原始部落一样沦为殖民地？以至到了20世纪，它竟成为了世界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它的现代化进程是如此步履维艰？在马戛尔尼使团事件中，我们已经听到风声鹤唳。
中国此后产生的巨大痛苦在1793年便已发出了暗绿色的芽头。看看这些人——乾隆、朝臣、地方大员、小吏、士兵、妓女、纤夫，看看这些人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再看看把他们统一起来的那种精神气质和社会结构。你就知道痛苦的种子埋在哪里。
1793年，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和殖民统治，一跃而成为西方的第一强国；1793年，大清帝国一如既往地沉醉在“中央大国”的天朝美梦中。面对英国的通商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赞成乾隆万岁爷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一个多么贫穷而自豪的民族啊。自我的陶醉。
这是一场聋子的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了失败。而直接导致马戛尔尼最终失败的是一件看起来同样微不足道的小事：根据大清朝的礼仪，前来“进贡”的马戛尔尼必须在乾隆面前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拒绝这样做。他只能做到单膝下跪，并且头不着地。“天朝”被大大地得罪了。礼仪之争导致了两国关系的破裂，并引起了悲剧性的连锁反应：两个民族的对抗；东西方的误解与仇恨。
在这本书中，你读到的是一个长达六百多页、五十多万字的历史故事——与其说它是历史，不如说它是一部好看的小说；与其说它是一个故事，不如说它是一部精雕细琢的史诗。作者在开篇第一页就向读者显示了他试图包罗一切的野心，试图洞悉中华文明的宏伟计划。它对这次失败旅行的描述是那么细致入微。它的结构是那么宏大。做到这样，即使对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而言，也是很不容易的。
本书由三十多架摄像机组成，它们分别被“安放”在书中某些人物的肩膀上，或“藏”在使团路经的途中。作者仅限于整理和核实这些见证，这样做恰恰最大限度地勾勒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书出版于1989年，作者阿兰·佩雷菲特在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政府担任过七任部长，1977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为了写《停滞的帝国》，作者从1960年至1988年先后八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使团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法、美、日、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发表的内部档案。1999年新华社播发了他逝世的消息。
一切好像都在变，尤其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也许应该用翻天覆地这个词来形容这些年的变化。然而有时我又觉得郁闷和窒息，觉得一切都纹丝不动，坚如磐石。我现在呼吸的空气，好像就是两百多年前大清朝的皇帝和子民们呼吸过的空气。那个时代的灰尘仍然飘浮在空中。那个时代的人还活在我们中间。那个时代的气质溶在我们的血液里。它们在我们身上复活。你不得不爱它们，又不得不恨它们。因为它们是我们血肉的组成部分。想起这些，我就格外地沉重。
你总是陷在悲剧性的精神困境中。这样的困境两百年前便已存在。要同过去决裂是多么的困难。
2003年2月24日
阅读书目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法）阿兰·佩雷菲特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旅行记
【让我十年前与你相遇】
我那远隔重洋的朋友，你还好吗？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已过去了十年，可往事仍历历在目。我仍清楚地记得，那个寒冷的台州的早晨，我送你到三角马路，推你挤上一辆过路的长途汽车。多拥挤的车子啊，你挤进去了，却留手中的那只木箱在车门外无助地摇晃。我记得你回头看我的目光——亲爱的朋友，你抛下了我，留我在那座寂寥的城市。
还是少谈过去吧。我不该撩拨旧日的记忆。给你写这封信，是想跟你说说江西婺源。
我们去婺源的时候，油菜已经结籽，候鸟还没飞来，我们没有看到婺源最美丽的时刻。不过，这不要紧。
我们是在下午四点半进入婺源的。空气中弥漫着若有若无的傍晚气息。虽然没有太阳，但是天空很亮，白云在静静地移动——我已经多年没见过这么纯净的天空了，它覆盖着婺源的大地，无声无息，没有烦恼，没有伤痛，像一块无穷大的纱巾，高高地覆盖着我们。亲爱的朋友，要是你也在，你一定也会感受到这个不一样的仲春。
车子在公路上飞驰，我们打开所有的窗户，大口地呼吸着婺源的空气。窗外是绵延不断的油菜，已经结籽，如果再早半个月来，这里就是铺天盖地的金黄色。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嗅着空气中的油菜籽气息，还有樟树的香味。在这里，巨大的苍翠的樟树随处可见，它有时孤单地立在田野里，但是大多数时候，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守在村口、河谷或缓坡上，掩映着古徽州的白墙黛瓦和飞檐翘角。我的朋友，你还记得台州老家的那棵老樟树吗？整座村子就那么一棵。可是在婺源，老樟树从车窗外一直生长到我们目力所及之处。当远近的山峦被风吹起阵阵松涛，当长满禾苗的田野被吹得像烟波浩淼的湖面，樟树那巨大的树冠却总是纹丝不动。
婺源的公路总是傍着河流走。河流时宽时窄，有时湍急，有时平缓，河流边上，经常会出现大面积的草地，它的绿色是那么纯粹，不夹带一丝杂质，又像水面一样柔软平滑。真想赤脚跑过去，一丝不挂地躺在上面，就像很多年前那样——我的朋友，那时我们都是懵懂顽童。
我们的车子总是越开越慢，有时干脆停下来。窗后逝去的景色使我们恋恋不舍，还好，美丽的画面旋即扑面而来，让我们目不暇接。
常常，我们熄掉车子，走下来，去采路边的野草莓。看到草丛中的点点红色，那是甜蜜的红色……所有关于童年的记忆全都复活过来了。它轻触我的舌尖，这种感觉让我浑身战栗。
有一次，我们看到不远处的一座廊桥——婺源叫它风雨桥——便跑过去，它有三十来米长，一端连着开着紫色小花的苜蓿地，在跨过平静的河面之后，一头扎进浓密的樟树林里。桥有些简陋，有些古老，但是朴素而暖和。我想象着大雨如注的时刻，雨点敲打着河面，雨声清脆，远山迷蒙，坐在这座桥下躲雨的农人，他们会想些什么呢？
还有一次，我们看见缓缓流淌的河水跌下一座水坝，溅起白色的浪花。坝上布着一座独木桥。过了这座桥，是一片茂密的樟树林，掩映着一个村落。村落后面，是一座马鞍形的青山，红扑扑的夕阳就坐在那青山上面，傍晚的曦微像金子一样洒在河面上，反射起动人的光泽。而在河面的中央，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树。树的周围，是碧绿的水草……我已完全陶醉。
就在这时，我的整个婺源之旅最不可思议的事件发生了。
我突然听见背后同伴的呼唤，声音中夹杂着一丝不安。我回过头去，看见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农民背一把锄头，直直地朝我走来。他骑的自行车停在我们的车子旁边。他想干什么啊？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叩了一个响头。他站起来，转身就走。怎么回事啊？我追上去，大声地问：“大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一边走，一边叽哩咕噜地说着，我根本听不清，只模模糊糊地听到几个音节，好像是说“要活路”，但是就连这一点我也不能确定。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后来我听同伴说，在跪拜我之前，他已跪拜过我们的车子。因为我们开着车，脖子上挂着照相机？他的脸色拒人千里之外，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他是在感谢我们？还是在履行婺源民间一道与渎神或敬神有关的仪式？我的朋友，你搞得懂吗？
我们就这样且停且走，一步一回头，就像出嫁的新娘。从景德镇到婺源县城，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我们游走了四个小时。暮色越来越重。那崇高的天空，越来越不明朗，然而仍然显得高不可测。白云慢慢变成灰的，然后彻底暗下来，然后我们看见了静静移动的黄月亮。
那天晚上我想，要是十年前我们就到婺源，结果会怎样呢？
我们一定会找个地方住下来，不走了。但是十年前的故事不是这样发生的。你离开台州，远涉重洋。我也远走现在居住的这个城市。
我的朋友，这封信，我重点只想描述前往婺源县城的那个傍晚。事实上，婺源的真正旅程也到此结束。但最后我还想再啰嗦几句。
当晚，我们住在婺源县城的江湾大酒店，但是这不值一提，那是一个喧攘而冷漠的地方。整个晚上，我都在酒店的床上辗转反侧，听窗外夜行汽车的轰鸣声。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了江湾，那里已经被婺源当成了吸引外地游客的“金名片”；我们还去了晓起，一个被高度商业化了的古村落；还去了李坑，号称“小桥流水人家”，但我们看到的真正的小桥只有一座，其他的都是预制板搭成的。水是漂浮着菜叶和鸡毛的水沟。民居都很简陋，跟台州的仙居差得很远。我们还看到了一场祭祖仪式，要命，那是一场拙劣的假模假式的表演。本来，我们还想去彩虹桥的，但是最后我们遗憾但果断地中止了婺源的旅程。
这是一个教训，到婺源，最好不要去被过度开发的景区：古老的记忆，被附会了太多本没有的东西。美好的事物，背负了太多的现实功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被改写成了现代商业的传奇。就像我们的家乡那样。
我的朋友，给你写这封信，或许是想说明，有时——这种时刻虽然稀少——想获得内心的安宁是多么容易。虽然我们依赖外界的事物，但是内心是幸福的唯一源泉。所有的东西都在流逝，就像十年前的台州，一切终将逝去，但又会在我们的内心苏醒。
2004年5月11日
【舟山群岛旅行记】
1997年12月3日
到遥远的、孤独的海岛去，和渔民一起出海，过一阵海上生活，这是萌发已久的念头。今天，我把它付诸行动。
早上八点出门去乘坐杭甬高速公路的客车，中午转道宁波，晚上五点多到达舟山群岛的定海。天下起了雨。好友金旭光在中级法院门口等我。他在雨中张望着，一边把手臂举过额头，轻轻地用衣袖擦拭眼镜片上的水珠。雨滴穿过夜晚的灯光，打在他那瘦弱的身体上。我们拦了一辆蓝色的出租车，前往大海饭店。
“天气一直不好。”旭光说，“雨下个不停。”
“会不会影响出海？”我问。要是出不了海，那就糟了。
“你慢慢等吧，天气总会好起来的。”旭光说。
我告诉他我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后，我必须赶回杭州的单位上班。
大海饭店很简陋，像个政府招侍所，但大堂非常洁净，大理石地面刚刚擦洗过。总台服务员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小姐，眉毛浓艳但是目光黯淡。她瞟了我一眼，然后打了个呵欠。她要验看我的身份证——像个女看守。
我打开行李——一只皮箱和一只背包，里面塞满了衣服——寻找身份证。我记得它夹在那本红封皮的通讯录里。我把皮箱和背包里里外外翻了好几遍，但是找不到那本通讯录。
“我有工作证，上面有我的身份证号码。”我说。
“公安局规定只能用身份证登记。”总台小姐说。
“能否先让我住下来？我会找到身份证的。”我说。
“不行。”小姐说完，把目光移往别处，不再看我们。她慵懒地坐下，很快打起了瞌睡，看得出，这是假装的，目的是想用这种方法把我们打发走。
二楼是饭店的办公区域。经验告诉我，值班经理一般都能帮助客人解决这种小问题。我冲上楼梯，去找值班经理。总经理室、副总经理室、总经理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的门都敞开着，亮着电灯，然而看不到人影。值班经理房间的灯显得格外明亮，里面摆着一张简陋的木床，床上的被子乱糟糟地堆着，床前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木桌，裂开的桌面上杯盘狼藉，房间里响着低低的音乐。我张望着，窜进各个办公室里，看看角落里是否藏着人。后来，我终于看见一位端着蓝色餐盘的小姐在走廊尽头一晃而过，就赶紧追过去。
那是一位年轻的小姐，瘦瘦的，扁扁的，像只纸板衣架躲在宽大的红色制服里。她一定是这里的餐厅服务员，要不她怎么会端着这只盘子呢，可是我看不出附近有餐厅的迹象。
“小姐，你们的值班经理在哪里？”我问。
小姐转身凝视着我，在那幽暗的走廊灯光下，她的眼睛是深蓝的，像海藻的颜色。她紧张地瞧着我，突然打了个哆嗦。
“不要害怕，我只是想找一下值班经理……”我用手指整理着凌乱的头发，慢慢后退。我不知道我身上哪个地方吓着了她。退到楼梯口时，我转身，左手扶着栏杆，脚不点地地下楼。在楼梯拐角处，我看见了一楼大厅耀眼的灯光。
总台小姐的瞌睡已经醒了，手中握着一把大梳子，一面翻来覆去地看，一面小心地除掉缠在上边的头发。旭光给舟山市文联的朋友黄立宇打电话，希望他能带张身份证过来。但是电话没人接，大概已经出门了，正在前往大海饭店的途中。
“你到底有没有带身份证？”旭光悄悄问我。
“早上一醒来我就把它插在红封皮的通讯录里。”我说。我们不约而同地回头看那总台小姐。她歪着嘴哼起了小调，仿佛正沉浸在一种隐秘的快乐里。
“我们换个地方算了。”旭光悻悻地说，白了那小姐一眼。
换个地方当然可以，可是能保证不会再遇上这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小姐吗？我再次跑到二楼。走廊的灯光依然那么幽暗。值班经理房间的音乐已经停止，盘子已被收拾走，但是地板上还散落着许多饭粒，房间里残留着菜食和人体的气味。其他办公室的门也都开着，我挨个窜进去，像条狗一样嗅着房间里的气味。在总经理室，我把上身伏在发热的玻璃台板上，看压在台板下的各式照片和收据。那位拿着蓝色盘子的餐厅小姐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不动声色地瞧着我。
“你在找什么”？她问。
“我在找你们的值班经理。”我一边说着，一这迎着她走去。她开始后退，但是我管不了那么多了，继续朝她逼近。
“你想干什么？”她慌了，想逃走。
“告诉我，你们的值班经理在哪里！”我恼怒地叫道。
我看到她的瞳孔放大了。她拔腿想跑，但是我一把攥住了她细小的胳膊。
“你想干什么？”她惊恐地说。
“我不想干什么，”我有点穷凶极恶，“我只是想付给你们钱，然后住下来！”
“你放开我！”她叫道。
我放开她。她揉了揉胳膊，伸手朝走廊尽头指了指。
走廊尽头拐角处，果然有一扇紧闭的门，从门上的气窗处透出一丝微弱的灯光，你不注意，根本不会发现。没有门牌，门被墨汁涂得乱七八糟。我用指节敲门，但是许久不见动静。于是我改用拳头。不久，门开了，门口出现一位穿皮夹克的高个子男人，四十岁上下，国字脸，黑脸膛，蓄着密密的唇髭。他叼着烟，一声不吭地俯视我。
“你是值班经理吗？”我气势汹汹地说，我发现他的身后还站着三个恶狠狠的中年男子。
“什么事？”他的口气倒挺缓和，俨然是一位镇定的、独当一面的黑社会老大。
我嘴唇发颤，但是丝毫不改变说话的语气：“我来舟山旅游，可是一时之间找不到身份证了，但是我有单位工作证，总台小姐却不准入住。”我把工作证递给他。他接过，手指捏着这黑色的小本子，但是小眼睛却在瞟着我，好像在提防我突然拔枪。“工作证应该是可以用的。”他说着，转身进去。我跟着他，从三位不怀好意的男子中间侧身挤过去。房间里烟雾缭绕，地上堆满了烟蒂，墙壁上长着很多黑色的霉点。整个房间只亮着一盏很暗的台灯。他拎起电话听筒，一边用方言叽咕着，一边示意我去总台办理入住手续。
我回到耀眼的一楼大厅。呵欠连连的总台小姐递给我一张入住登记单。我交了三百元押金。
幸好房间还算干净，电话、电视机、卫生间等一应俱全。想起明天就有可能到海上去，我的心情非常舒畅。
我把行李放好，然后跟旭光一起出去吃晚饭。
1997年12月4日
天已经睛了，但是今天我还不能出海。
旭光在法院里上班。我起得很早，在房间里看了一会书，九点钟时我步出饭店大门，去舟山日报社找阿坚——旭光忙于考研，委托他做我出海的顾问和伙伴。在阿坚的办公室里，我翻阅着最近几个月的报纸，试图从中寻找到出海的线索。我希望能跟渔民一起出海，和他们一起捕鱼，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我还想到偏僻的小岛上去，住上几天——那将是很小的小岛，被辽阔的海洋所包围，岛上没几户人家。
阿坚在不停地给嵊泗的朋友打电话，帮我联系出海事宜。他准备陪我去嵊泗列岛，但要等到他把手头的工作做完，大概要三四天以后吧。在这三四天之内，我只能单独行动。他让我独自先到岱山去。
昨天晚上，我们在市中心的一个餐馆吃饭。除了金旭光，还有黄立宇、阿坚，后来又来了一位，叫李军，瘦瘦的，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额头的发际极高，仿佛清朝的遗民。
八点多钟，我们从餐馆里出来，沿着湿漉漉的街道，步行至市中心广场，然后蹩进广场边上的一条小巷。小巷暗暗的，隔很远才有一盏路灯，裹在夜雾里，微弱的光芒几乎照不到地面。黄立宇就住在这条寂静的小巷里。我们去他家谈天，用旭光的话说，是去“论剑”。我喜欢“论剑”这个词语，它使参与“论剑”的人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以为自己就是武侠小说里的侠客。
我们跟着黄立宇钻进一个黑乎乎的单元门洞，整条楼梯顿时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二楼有扇门打开了一条缝，逸出的灯光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路，一个蓬乱的脑袋伸出来，那对黑中泛白的眼珠瞅着依次盘旋而上的我们。
“是去黄立宇家的。”这位老兄自言自语道，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们重又陷入黑暗中。
黄立宇家在四楼，我们跟着他鱼贯而入，在书房门前换上拖鞋。书房里摆着一台电脑，一张桌子，书整整齐齐地码在书架上。大家在茶几四周围坐成一圈，像老爷一样轻轻咂起了热茶。整个房间都是愉快的喝茶的声音。
几口热茶下肚，大家的面孔开始潮润起来。有人开如高谈阔论起来。话说到一半，有人插话进来，表达了不同意见……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后来大家都很疲倦，无力地靠在椅背上。
深夜一点多钟，旭光、阿坚和我从黄立宇家出来，前往我入住的地方。夜晚的街道非常静寂，路灯发出像月光一样清冷、灰暗的光辉。窗户都紧紧关闭着，偶尔从某扇尚未沉睡的房间里透出一丝温暖的光线。已经是深冬了，从海上吹来的风在我们面前一路追逐着，盘旋着，掀动着我们的裤脚和掉落在马路上的树叶。我缩着脖子，双手插在裤袋里，身体瑟瑟发抖。这就是舟山吗？我想，现在我正贴在它的地面在走。跟杭州相比，这里好像多了一份孤寂，也许是远离大陆，受海水冲刷的缘故。白天，人们像鱼一样为生存朝不同的方向游走，晚上回到用石头和海藻搭起来的安乐窝中抚慰无助的灵魂。这里有点像乔伊斯笔下的爱尔兰。这里自成一体，但是好像有点闭塞、小气。这里的文学刊物叫《海中洲》，意为“大海中的小块陆地”，这个名字仿佛在不经意中道出了舟山的现实、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一方面是诗意的安居之地，另一方面是隔绝的失望之地。谁会来把它撕开呢？
1997年12月5日
早晨我退掉房间，把箱子寄存在总台（旭光会来拿走），只带了个背包就出发了。
按照阿坚指点的路线，我先乘汽车到达定海的西码头，然后在那里搭上了一艘开往高亭（岱山县城）的白色快艇。被密封得严严实实的快艇像一匹烈马在黄色的大海里跳跃着，倒腾着我腹中的器官。舷窗很高，往外看很吃力，我只好闭上眼睛，把铁锚一般沉重的脑袋搁在椅子的靠背上。我睡着了。
醒来时我发现人们正涌向舱门。原来船已经靠岸了。摇摇晃晃的我被人流裹挟着走出船舱，在码头上立定。码头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港湾里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密密麻麻的桅杆像冬天光秃秃的树林。船只在海浪的拍打下微微摇晃着，船上的旗帜在海风的吹拂下发出猎猎的声音。海面上散布着无数小岛，海面看起来不如我想象中那样辽阔无边，而是被隔成无数个大小不一的区域。我问身边一位穿蓝色制服的高个子船员：
“哪艘是开往长涂岛的？”
他朝停泊在左边的那艘白色轮船指了指。我走过去，一位穿着同样制服的先生彬彬有礼地欢迎我，领我走进船舱。
“到上面去坐吧，可以看录像。”先生很和气。
“在哪里买票？”我问。
“你在那里坐着，我们会把票送到你手里的。”先生说。
我顺着先生的指点走上楼梯，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然后悠闲地观看窗外的海景。光秃秃的岛屿散布在海面上，使大海显得越发荒凉。海水把船舱映得亮堂堂的，座位的靠背套着洁白的罩子，整个舱房既洁净又明亮，暖气开得很足。
船在轻轻摇晃，我的胃又开始翻腾起来。我走下楼梯，回到码头上，呼吸着新鲜的凉飕飕的空气。那位先生朝我走过来，说：
“码头上很冷，到船上去吧，船很快就会开的。”
“船舱里空气不太好。”
“你可以把窗户打开。”
“船舱里开着暖气呢。”
“不要紧，你把窗户打开吧。”
我回到船舱，把窗户打开。窗外吹进来的风是苦的。我一边看录像，一边想象着轮船到达长涂岛时的情形。不知不觉中船离开了码头，驶进了黄色泥浆般的大海。中午时分，轮船抵达了目的地。走上码头，我坐上了一辆黄包车。
黄书记在附近的一个农场里，他让镇文化站的两位女干事在镇政府等我。黄包车载着我在镇政府办公楼前停下时，她们正从楼梯上走下来。
黄包车夫载着我们离开镇政府，上了小镇狭窄的街道，街道的尽头是一片荒芜的田野，大约有两平方公里。它的前方是一条光秃秃的山峦，村庄像裸露的岩石一样静静地蜇伏在山脚下。田野后面就是这个低矮的小镇，它把田野与大海阻隔开了。站在田野上，你感觉这是内陆，而不是一座面积仅十平方公里的偏远海岛，你看不到作物，看不到飞鸟，只能看得到丛生的没膝的野草，那条笔直的、泥泞的乡间小路，小路边上兀立着几棵碗口粗的树木，树叶早就掉落光了。田野中心有一座孤零零的砖头平房，黄书记就在那平房里面。
平房前面停着一辆桑塔纳轿车，一辆绿色的军用吉普，一辆小面包。他们正在此地大摆宴席，庆祝伟大的“长涂镇星火合作农场”成立。老远我就听见从房子里传出的觥筹交错的声音，离得近了才看见有许多黑乎乎的脑袋在飞舞。平房一共三间，左边是厨房，五六位系围裙的妇女在清洗、掌勺、跑堂；中间是办公室，门口摆着几条凳子，几名黑脸汉子悠闲地坐在那里；右边是临时餐厅，摆着三张圆桌，团团围坐着油头油嘴的人，一边说笑，一边挥舞着筷子和酒杯。黄书记从里面走出来迎接我。
“先吃中饭吧。”他拉着我的手往里走。
“给你添麻烦了。”我在他身后说。但是他好像没听见。他端了把椅子，放在自己的身边，让我坐下。酒宴刚进行到一半。桌面上堆满了吃剩的蟹壳和鱼骨头。他给我倒了满满一杯冬瓜茶，说：
“多吃点。”
“不客气。”我说。但是我怀疑他还是没听见，因为他一点反应都没有，而是拿起一个酒瓶，一声不吭地给坐在他另一侧的几位来客加酒。——后来我知道他们都是上头来的老爷，其中那位谢顶、脸孔白净、皮肤细嫩、脑满肠肥的中年人是岱山县的一位头面人物。
黄书记是阿坚的好友，年龄三十五岁左右，身材中等偏瘦，脸庞长而黑，没什么表情，整个人显得敦厚、木讷，仿佛海中的一块礁石，身上有一种不平常的与生俱来的承受力。他向旁边的老爷们频频敬酒，把切开的螃蟹一块块地夹进他们面前的碗里，然后顺便招呼我“多吃点”。他吃得很少，说得也很少。
我离席的时候，宴会还非常漫长。领我到这里来的两位女干事已经走了。我在门外的空地上踱来踱去。黄书记走出来，关心地问我：“吃饱了没有？”
“饱了。”
他回到酒席中，转眼间又出来，身边多了一位小个子青年。
小伙子名叫徐国文，镇宣传委员，黄书记派他来陪我。
“有什么要求尽管跟他说。”黄书记跟我握了握手，进去了。宴会还在慢条斯理地进行着呢。
徐国文推出一辆自行车，小心地问我：“来长涂有什么打算？”
“我想跟渔民出海。”
“出海？看他们捕鱼？”
“是啊。”
“海上风浪很大，你吃不消。”
“我是有准备的。”
“现在的渔船大都是钢质渔轮，出次海一般要半个多月，遇上大风浪就难说了。”
半个月？这倒是个问题。我问：“没有其他渔船吗？”
“有小木船，就在附近海域作业。不过这样的小船不多，船主大都是老渔民。”
“能找到他们吗？”
“要到码头上去等，等一天，也许两天，然后再跟他们商量。”
没想到会这么棘手。徐国文说：
“我们回镇里，先找个地方住下，然后再想办法。”
他摇摇晃晃地上了自行车。我在后面小跑一阵，正准备跃上书包架，他却停了下来。
“你还是等一等，坐吉普车回去吧，他们吃好饭就开车走。”他说。他大概是不好意思让我坐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
等了很久，车里的人才到齐。可以开车了。从农场到镇里，烟屁股那么长的一段路，眨眼间就到了。
镇政府驻地在倭井潭村。倭井潭，又叫平倭井，是一口二十米见方的水潭。从镇政府出发，沿着“老街”东行一百米，然后向北拐进一条泥泞的小路，前行不久就可以看见那口水潭，像位老妪坐在一片低缓的山坡下。水潭被一道两米高的墙围成正方形，在水潭的南边，修筑着两口方井，井沿被绳索磨得光光的。井底的水与水潭相通，所以这里既是井，又是潭。
相传明嘉靖年间，倭寇受戚继光打击，从海上逃至长涂岛，霸占了这口久旱不干的水潭，直至两年以后，被杀上岛来的戚家军剿灭。当地百姓从此把水潭称作平倭井，并在井旁立一石碑，上书“抗倭碑”三字，石碑在七十年代毁于内乱，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后来重修的。
在定海就听说长涂岛有一种奇特的糕点，叫倭井潭硬糕，原是渔民出海捕鱼时充饥的干粮，现在已成为有趣的土特产。倭井潭曾经开办过好几家硬糕厂，如今只剩几处硬糕作坊，其中最正宗的是“老万顺”硬糕店。这一天的午后，我跟随着徐国文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找到了它。
“老万顺”硬糕店主人叫林玉扬，是一位厚道的老汉，他的祖先一百五十年前为了生计从浙江黄岩迁徙到岛上，一齐带来的是祖传的硬糕手艺。林玉扬是第五代。1985年，他给自己的硬糕店挂上了“老万顺”的招牌，但是这时硬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八十年代开始，海里的鱼越捕越少，渔民的船越开越远，出海的时间越来越长，木帆船被钢质渔轮代替，硬糕不再是渔民的粮食，代之的是更为新鲜可口的食物。倭井潭硬糕已成为过去岁月的回忆，一种笨重、价格低廉的纪念品。
这是一个古朴的家庭作坊，屋檐低矮，分前后两个小开间。前开间里，两米多高的烘灶依墙而筑，灶前堆着煤块和烘筛。我进门的时候，男女主人正在后开间忙碌着，男主人林玉扬在和粉，女主人一次次麻利地把和好的粉盛进糕框里，用竹刀压实、削平，切成一般大小的小方块。四周的墙壁上，挂着沙筛、糕筷等各种工具。地上放着几只大缸，盛着白糖、花生粉、糯米粉。另一侧垒着一箱箱做好的硬糕。主人用印有“老万顺硬糕”字样的白纸把五块硬糕扎成一封，然后按照每封九角的价格出售给二道贩子，利润相当微薄。老夫妻在作坊里日夜劳作，每隔一段时间坐轮船去宁波选购原料，再乘长途汽车去黄岩购进竹筛——在黄岩，硬糕已经绝迹，但是还留着做硬糕的工具——一年下来，大概可以赚万把块的辛苦钱吧。
老汉有两个儿子，在小岛上开服装店。服装店生意冷清，但是孩子宁可闲着，也不愿呆在作坊里，更不愿出海捕鱼去。老汉一心想教儿子学做硬糕，但是儿子没兴趣。有户人家送孩子过来，想出钱学这门手艺，老汉想了想，回绝了。
“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啊。”老人说。对硬糕，他有一种固执的虔诚，因为它是祖传的，是一门养活了几代人的手艺。这门手艺将要在他这一代失传。他做的活精巧而熟练，身上有着祖宗传给他的执拗的气力。
临走时，我买了三十余封硬糕，从中取出一块，放进嘴巴里狠命地咬，咬了半天它仍纹丝不动，像一块又冷又硬的石头。后来我终于听见嘴巴里发出“咯嘣”一声，然后两排牙齿开始发麻。不好，可能牙齿崩掉了。仔细检查才发现牙齿尚完好，那块被我咬湿了的硬糕，出现了一道小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口子。
整个下午，黄书记都在开会。徐国文去看望他生病住院的母亲。我独自跑到码头，寻找徐国文所说的那种小木船。
码头上空空荡荡的。海风在轻轻吹着，浑浊的海水在轻轻地拍打着码头。这是一个非常细长的港口，紧紧地夹在两座岛屿——大长涂岛和小长涂岛——之间。海面上看不见一艘渔船。
“怎么看不见渔船？”我问一个卖硬糕的小贩。
“都出去捕鱼啦。”他说。
“傍晚回来吗？”我问。
“没的准。”
我在一个系缆绳的大铁桩上坐下。来了一艘小客轮，下了几百个乘客。码头变得喧闹起来，但是小客轮很快就开走了，码头也恢复了平静。海面上再也看不到船只。天快黑的时候，我怏怏地回到了旅馆的房间。
傍晚，黄书记打电话过来，让我去吃晚饭。县里的一干人还在，包括那位头面人物。晚宴依然热闹而漫长。我仍然早早退席，独自来到街上。
风从海上刮过来，冷而潮湿。七点多一点，街上就已寂寥无比。行人很少。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在街旁追逐着，很快就消失在街角不见了。沿街的店铺大都关着。从一间美发室射出来的灯光照亮了狭窄的路面。饭馆的门大都开着，但是很少有顾客，有位上了年岁、打扮香艳的老板娘倚在门口，慢腾腾地嗑着瓜子。在群建路和文卫路的交叉口摆着许多水果摊，但是很久都无人光顾。风很大，淹没了所有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