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迎着风，一直步行到码头。码头很黑，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陆地，你只能感觉到那片又厚又稠的黑暗，像一堵墙挡在前边。我注视着黑暗中的大海，慢慢地发现了一处光亮。我朝它走近，发觉那里停着一艘轮船，柔和的光从圆形的窗户里发散出来，像空气一样沉坠到波光鳞鳞的海面上。船上响着音乐，但是看不见人影。我恍若在梦中，脑袋好像浸泡在海水里。我怎么会远离家乡，来到这里，来到这座完全陌生的小岛上？
明天就是星期六了。从长涂出海好像非常困难。大家都忙忙碌碌，而我却像一个无聊的到处找乐的流浪汉。也许，我应该回到定海，然后再想办法。阿坚会陪我去嵊泗列岛。有他陪着，出海也许会容易些。
1997年12月6日
一阵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旅馆老板娘在门外大声叫喊：“林同志！林同志！”她喊了几声，用钥匙把门打开。我欠起身。“林同志，对不起，忘了喊醒你，已经六点二十五分了。”
去高亭的早班轮船再过二十分钟就要开了。我赶紧穿衣起床，幸好昨晚临睡前就已把行包准备好了。我脸也不洗，拎起背包就往外冲。三轮车载着我来到码头，轮船汽笛刚刚拉响。我买了船票，箭一样跃上船。
船上像拥挤的集市。通往船舱的走道两侧挤满了黑黝黝的渔民，脚跟前放着盛满鱼货的箩筐。他们一脸杂乱的胡子，眼巴巴地望着挤过走道的人们。天色还未亮透，船舱里黑乎乎的，晃动着数不清的脑袋。我在角落里找了个座位。女人尖细而刺耳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个小孩在啼哭。到处都坐着头发凌乱的人，有坐着的，有躺着的。男人们抽着纸烟，吐出一团团烟雾。地板湿漉漉的，粘满了痰。一位老人擤了一手的鼻涕，满不在乎地把它擦在座位的底部。我朝他瞧瞧，他也朝我瞧瞧。
我拎起背包，冲出船舱。也许有更干净点的地方吧。我跌跌撞撞地往外挤，目光搜寻着穿蓝色制服的船员，搜寻着昨天遇到的那位彬彬有礼的先生。我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但是一无所获。我乘的是另一艘轮船。
船已经启航了，我回到船舱，胡乱找个位置坐下。我从前面的一个圆形玻璃窗口望出去，看见了船头的甲板。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颤颤巍巍地爬上甲板，胳膊被七八只手搀扶着。我定睛一看，发觉他就是我昨天吃饭时看到的那位头面人物。他在爬往哪里呢？
回到定海，我给黄书记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已回到定海了。
“你怎么走了！”黄书记在电话那头大叫道，“早晨我去旅馆找你，老板娘说你已经走了。你怎么就走了呢！”
“我看你实在是太忙了。”我解释道。
“是的，昨天我很忙。可是今天我空下来了……你不是要出海吗？”听声音，黄书记非常遗憾，此刻他是那么热情。我很过意不去，他使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做事很不牢靠的小孩。
我还给旭光打了个电话。他已经回到沈家门的家里，明天才能回来。
我出门去找阿坚。
阿坚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已经十点多了，他还躺在床上。他猫着身子起来开门，又迅速钻回被窝里。这是一个用灰色硬纸板隔出来的小房间，最多只有五平方米，挤着一张床、一台摆着电脑的桌子，在桌子和床之间卡着一张靠背又高又陡的活动旧沙发椅。床头是一排用木板和砖块层层搭起的“书架”，和天花板相接，上面堆满了书——我真担心有天晚上它突然塌下来，砸坏沉睡的阿坚的脑袋。
“什么时候可以分到房子？”我问他。
“我是最倒霉的，”他说，“我去车棚，那里停着长长一排自行车，我看见有一辆倒在地上，就走过去把它扶起——那总是我的车子。”
他从某师范大专中文系毕业后，先被分配到一座偏远的海岛上教书，很快就被校长视为眼中钉。后来，他调到定海做了一名编辑。他老是熬夜，看书，写作，直至凌晨两点以后才睡觉，近中午时去办公室上班，同事们总是这样说他：
“你真能睡啊。”
他的老家在绍兴，一座三面环山的村庄里，一条小河发源于此，注入曹娥江。他的父亲曾是共产党的基层干部，现赋闲在家。他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尚未完全独立。他是个孝子，是全家的希望。他长着一张年轻的圆脸，看不出有三十二岁，还没有结婚，有个比他小七岁的女孩子正爱着他，但是遭到了她母亲的竭力反对。他不修边幅，话说得很少，表面谦和，其实非常高傲。
我阅读了他最近完成的短篇小说《马戏节目》，非常震惊。这是一篇成熟的、漂亮的小说，几乎接近完美。他在非常琐碎的事件背后构建了作品内在的张力，用一些简洁的对话成功地反映出了人物复杂的心理内容。他是了不起的。
下午阿坚出去办事，我呆在他的房间里看书。晚上我们一道出门，准备去一家辣味馆吃晚饭。可是我们到达那里时，发现辣味馆早已不存在了——阿坚已经好久没去这家辣味馆了。
晚饭后，阿坚带我到定海老城区闲逛。
1997年12月7日
天气一直不大好，下着雨。天空低低的，挤压着房屋和梧桐树。窗外，汽车在淅沥的雨声中喘息着。早晨，我听见窗外响起了隆隆的雷声。因为是星期天，街上到处都是穿蓝色军服的水兵，打着伞，像刚出笼的小鸡一样悠闲地踱着细步，选购日常用品。
海上连续几天都是八级以上风浪，一些远途的班轮已经停开。阿坚星期一还要处理一个报纸版面。因此，我和他最早要等到星期二才能乘船去嵊泗列岛。
傍晚，旭光从沈家门回来。大家一起出去吃晚饭。除了旭光、阿坚和我，还有两位来自沈家门的朋友。黄立宇到杭州参加作家代表大会去了。
1997年12月8日
继续滞留在定海。整个白天都呆在房间里，阅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长篇小说《庄园》。
旭光和阿坚傍晚下班后来到我的住处。阿坚说他已经向轮船公司打听过了，明天有两艘轮船开往泗礁（嵊泗）：一艘是慢船，早晨六时五十分开，海上航行八小时，那将是一次非常艰苦的旅行；另一艘是快艇，上午十时开，两小时就可到达泗礁，但是明天海上的风浪仍会很大，轮船公司也不知道快艇到时能否启航。快艇省时，但是抗风浪差，去年春节就有一艘岱山开往定海的快艇钻到海底去了。
“你乘快艇去高亭时，有没有发现绑在座位下方的一把小铁锤，那是遇险时逃生用的——用它把舷窗砸开。”阿坚说。
“我没发现。”我说。想起沉船，我有点心悸，不过对他所说的话，我将信将疑。
阿坚问我乘哪班船。
“乘慢船吧，”我说，“这样能保证明天出海。”
“那要起早。”阿坚说。
1997年12月9日
轮船码头离得很近，我们步行十分钟就到了。因为轮船停开多日，寒风萧瑟的码头特别嘈杂。售票厅里买票的人排成了长龙，并在售票窗口处挤成蜂窝状的一团。阿坚排在队伍的末尾，等了半个小时，才蠕动到窗口前。卧铺票早已卖完，我们只购到了两张坐舱票。
“你要作好晕船的准备，”阿坚从人群里挤出来，举着船票对我说。
“我不晕车，也不晕船，”我说，“我能坐十个小时的长途汽车。”
“你应该睡上一觉，这样也许会忘掉晕船。可惜卧铺票已经卖完了。”阿坚说。
“睡觉就看不成海了。”我说。
本来计划在码头上吃早饭，现在来不及了。我们买了几只茶叶蛋，匆匆奔向轮船。船很大，白色，像一条巨鲸搁浅在那里，它的舱门是一张大嘴，我们通过这张嘴走进它巨大的腹中，顿时觉得热气逼人。我们转了几个弯，找到那个已被塞得严严实实的坐舱，舱内挤着几百位无精打采的乘客。我们小心地跨过放置在走道上的土豆和白菜，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我们的座位就在窗子底下，但是窗口像枚小圆镜，你必须把整张脸都贴上去才能看到窗外的景色。
汽笛拉响了，轮船发抖了一阵，窗外的景物开始向后移动。我步出船舱，在轮船右侧的船舷旁站定。太阳已经升离海面，阳光透过莲蓬般的云团，喷淋出千万束光芒，像水一样洒在微波荡漾的海面上，反射出无数金银般的碎片。身后的码头渐渐远去，定海变为一个灰色的贝壳，最后消失不见。轮船驶向越来越辽阔的大海，像一把白色的巨刀把平坦的海面劈成两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海浪。波浪互相撞击，绽出千万朵细碎的浪花。浪花飞过船头，打在我的脸上，在眼镜片上凝结成白色的小盐粒。
我回到船舱。阿坚埋头伏在那里。这家伙，居然睡着了。
我坐了一会儿，他醒了，一边搓着眼睛，一边说：“你精神这么好！”
“是的，我一点事情都没有。事实上，我从来没这么舒服过。我见到了真正的大海。”我说。
我再次步出船舱的时候，脚步有点摇晃。轮船已经驶到外海，海浪起来了。我在船舷两侧散了一会步，然后背着手，像一位视察的狗官走进各个卧铺舱。那里一片死寂，所有的乘客都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床前放着黑塑料痰盂，有些痰盂已经吐满了秽物。我沿着一道铁制的楼梯一直往下走到底舱。底舱有股尿臊味，亮着昏暗的电灯，角落里堆着自行车，地板黏糊糊的，上面铺着五六张席子，睡着人。
我像特务一样巡视着，陆续发现了洗脸间、小卖部、厨房和厕所。我站在一道制作考究的木楼梯前，楼梯口挂着一块醒目的铁牌：“旅客止步”。但是这块铁牌无法止住我继续往上走的欲望。船长就在上面，我要去和他谈谈，我想着，向上迈开了坚定的步子。这时迎面走下一位穿制服的大汉，那双大脚几乎要朝我的脑袋踩下来。他厉声喝道：“干什么！”
我吓了一跳，转身就走。走开几十步，回头一看，发现大汉还立在楼梯边，虎视眈眈。
我回到船舱，阿坚绻缩着躺在椅子上，我对他说：“浪已经很大了。”
阿坚说：“这连‘浪’都算不上。”
我坐着，开始全心全意地感觉那浪，它存在着，喘息着，翻卷着，就在轮船底下，像一条正在游动的大鱼。轮船驶上它斜坡般的脊背，然后迅速滑落下来。我飘飘欲仙，但是紧接着一阵晕眩。阿坚说：
“渔民把晕船叫‘醉浪’，因为那感觉有些像醉酒。”
醉浪？很有诗意的一个词，不知是哪位天才渔民最先想出来的。但是我说不出话。从胃里冒上一连串的气泡，和未说出的话混合在一起。
“醉浪不比醉酒。有一个参军不久的水兵，第一次出海就醉了，他忍受不了，就跳海自杀了。”阿坚说。
我不能再听他说了。我得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起来对付那种难受的感觉。在我斜对面的座位上，睡着一位穿皮衣的中年男子，大概正做着美梦，脸上露着笑容。后来他醒了，慢慢地欠起身，我以为他要和对面的同伴说话，谁知他却突然喷出东西，开始了疯狂的呕吐。我产生了恐惧。有只手偷偷地伸过来，想拿走我的胃，我发现了，便和他争夺起来。我的胃就这样被拉扯着。它像一只沼气池，不断地往上冒泡，气泡堵在喉咙里，每隔片刻就“嗝”一声冲出来。
我试图做一些深呼吸，但是船舱里的空气污浊不堪，大概早已充满了别人的气泡。
“你的脸色不大对。”阿坚说。
“马上就会好的，”我说，“我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我跌跌撞撞地往外走，走到前后船舱之间的过道时，一阵猛烈的海风横卷过来，一直把我卷到右侧的船舷旁。我像一张废纸般紧紧地贴在栏杆上。栏杆外则是波涛汹涌的大海。
饥饿的大海在怒吼。轮船正艰难地行驶在波峰浪谷之间。海面上已看不到任何船只，只能看到那高高在上的浪头。岛屿在轮船起落的间隙时隐时现。每隔几秒钟就有一道四五米高的海浪朝我们扑过来，好像要吞噬我们。四碎的浪花遮掩了眼前的一切事物。浪花还未落尽，另一道海浪已经奔涌而来……一浪接着一浪，永无尽时。也不知是谁赋予它们生命，它们的生命始于何时，又息于何处。它们是大海的多得数不清的孩子。
栏杆上伏着一排披头散发的女人，像海鸥一样伸得长长的脖子，不停地往海里呕吐。呕吐完毕，她们就顺势滑下来，瘫坐在被海浪打湿的甲板上，她们双目无神，像傻瓜一样久久地坐在那里，也不去清理留在鼻孔、嘴巴、衣服上的呕吐物。对她们来说，坐船就是受难。一团浊气从我的腹腔泛上口腔，然后慢慢扩散开来，整个口腔顿时变得臭烘烘的。胃里的食物也许已经发馊了。我来到洗脸间。洗脸间的六个洗脸台分别被六个女人牢牢霸占着，只有一口放拖把的水槽还空着。女人们像烤熟的对虾一样弯着腰伏在洗脸台上，双臂紧紧地抱着已盛得满满的洗脸台，仿佛洗脸台就是她们的孩子。洗脸台的下水管已经被她们的呕吐物所堵塞，从洗脸台里溢出的水淌了一地。
“哪位让一下，”我大声说，“我漱个口就好了。”
她们像聋子一样一动不动。我只好走近其中的一位，她的发梢浸泡在自己的黄色呕吐物里。我彬彬有礼地说：
“麻烦让一下，我很快就好了。”
女人慢慢地回过头，朝我恶狠狠地瞪了一眼，仿佛我要抢她怀里的孩子。
我回到外头。又有一团发馊的东西涌上我的嘴巴，但是这回不是浊气，而是一团又黏又稠的未消化的食物。我急忙奔回洗脸间，把嘴巴对准那口放拖把用的水槽。有根木棒在捅我的胃。一阵强烈的痉挛从胃部发作，然后像惊涛骇浪一样——伴随着疼痛——迅速波及胸部、喉咙、嘴和脸，“哇”一声，一支又硬又长的水柱从我的口腔里喷射出来。
我的胃、肠子、肺、喉管、牙齿和脸都一件件地吐出去了。我那坚持了许多个日日夜夜的意志也崩溃了——我的意志对这具备受折磨的肉体已经毫无办法。我呕吐了一刻钟，又花了一刻钟清理堵塞在鼻腔里的秽物，动作非常机械。我踉踉跄跄地来到甲板上，和那些披头散发的女人们并排坐在一起。
神智开始慢慢恢复，我望着大海，它让我再次想起腹中那只空空的不属于我的胃：它在蠕动，在发抖，在轻轻地咬。
下午三点钟，轮船抵达泗礁。
在码头，我们搭上了一辆开往菜园镇（嵊泗县城）的客运中巴。一闻到车上的汽油味，我的胃就难受起来，虽然它早已吐得空空如也。
阿坚问我：
“你吐了几次？”
“两次。”我说。
“还好，”阿坚说，“我第一次坐轮船时吐了七次，到后来吐的全是胃液，躺在甲板上，别人以为我死了。”
“我把半条命吐在船上了。”我说。我一说话胸口就痛，不能笑，一笑就更痛。
我们住在嵊泗县政府招待所里，当地人称它为“小宾馆”，因为是旅游淡季，除了我和阿坚，便没有其他客人。房间很大，空荡荡的，很冷，空调开了半天我还直打哆嗦。卫生间的设备很新，但是没有热水，无法洗浴。房间里非常寂静。站在窗前，可以看见远处空旷而白亮的街道。晚上，阿坚的朋友孙大姐，在招待所的餐厅里请我们吃饭，在座的还有阿坚的另外两位朋友。
孙大姐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她让我去金平岛，岛上住着她的一个朋友，名字叫祝八方。他也许会带我出海。
晚饭吃到一半，一位清秀、小巧的女孩瘸着腿从门外进来，一声不响地坐在阿坚旁边，像只小鸟。
她姓赵，阿坚的女朋友，小学老师，不久前在一次跳舞中扭伤了脚踝，现在家养伤。
晚上，阿坚、小赵和我在房间里打扑克。我输得最惨。玩到十点钟，小赵说她该回去了。阿坚一边洗牌，一边兴致勃勃地说，再玩一会儿吧。小赵不高兴了，说，你怎么从来都不会替别人想一想呢。
1997年12月10日
上午由县委报道组的同志带路，驱车在岛上转了一圈。岛上的风景很好，但是没有一个游客。这是冬天啊。我们站在海滩上，海风吹着脸，有如刀割。我们还参观了位于菜园镇中心的海洋生物博物馆。
中午回到县政府招待所吃饭。孙大姐对我说：
“我跟祝八方通了个电话。他在家里休息，因为渔汛已经过去，捕不到鱼……”
“他不想出海？”我失望极了。
“要出海也可以，他带你到近海捕鱼，你出一百元的油钱。”
下午，我和阿坚搭上了一趟去金平的船。这是一艘木船，船舱是露天的，又大又深，两侧的船舷有两米高。我们站在船舱里，只能看见头顶的天空和桅杆。
木船在海上突突地行驶了十分钟，靠了岸。我和阿坚下了船，沿着码头走。弧形的码头建在山坡下，又狭又长，像一弯新月。码头的左侧就是嵊泗中心渔港，荡漾着细碎的波浪，此刻泊满了来此避风的各地渔轮，有好几千艘，密密麻麻的桅杆把对岸的菜园镇都遮住了。正值退潮，靠近码头，二十多艘渔船陷在淤泥里。码头上堆满了捕蟹用的渔网和竹竿，山坡下建着一排简陋的房子，水泥台阶上，坐着许多头发蓬乱的渔民，衣服穿得很少，露着黑黝黝的脖颈，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走过。我们沿着码头步行了两百多米，然后向右拐进一条小巷。
小巷狭窄而潮湿，有着低缓的坡度。两侧的房子都很低矮，修筑在山坡上，大概正逢乡人大选举，房子的墙上贴满了醒目的红色标语。两个拖着鼻涕的小女孩扛着一篮垃圾走下来，与我们擦肩而过。路边有一家“温州发廊”，响着从收录机里传出的流行歌曲。
小巷拐了个弯，然后是几级台阶。我们拾级而上。路的左侧有一间小屋，里面摆着大米、白菜、黄瓜和冰冻的梅鱼。摊主们都双手交叉插在袖子里，站在道路另一侧的空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注视着过路的行人。金平广播电视站就在他们身后那座破旧的建筑物里。
广播电视站钱站长在办公室里等候我们。他是一位黝黑的中年男子，眼睛凹陷，颧骨外突，他的身上一定具备共产党基层干部所应该具备的一切。办公室小而暗，装修得像某户人家的客厅，地砖又滑又洁净，墙纸是新糊的，角落里摆着打开的电视机，办公桌是那种漆得很亮的八方餐桌。办公室里边是钱站长的卧室。再里边是卫生间，散发着淡淡的抽水马桶的气味。
“你们一定要找祝八方？”钱站长说。
“他家四兄弟都是渔民，”阿坚说。
“可是有先进的渔民，也有后进的渔民啊。”钱站长说。他以为我们是来宣传先进的。
“不要紧的。”我笑着说。
钱站长领着我们，从广播电视站里出来。我们踩着石级，翻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岗。祝八方家的房子就在前面不远处的那道山坡上。我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走，不久就来到那座房子前。房门敞开着。
祝八方在别人家里搓麻将，听见我们的叫喊，就像一头豹子似的冲过来。他年纪很轻，身材不高，但是显得精干；头发留得很短，黑黝黝的脸上长着一颗痣，这使他看起来有些凶狠，但他的眼睛很友好，闪烁着孩子气。
他给我们每人倒了杯水，然后坐在对面，绞着手。
“天气不好，出不了海。你先住下来，等风浪小了，我再带你出去。”八方对我说。他有些腼腆，像姑娘家。
八方已经在家里休息了一个多月。每天晚上睡得早，早晨起得也早。吃过早饭，他就去码头闲逛，打扑克，在屋檐下晒太阳，与本地的或外地的渔民聊天，一直到中午才回家。妻子烧好饭等他。
八方十六岁的时候，母亲过世了。初中一毕业，他就跟父亲出海捕鱼。风很大，掀起了一层层无穷无尽的海浪。船驶在汹涌的波涛里，在他看来几乎要沉了。他“醉”得厉害，像鱼一样直挺挺地躺在船甲板上，一边吐着泡沫，一边睁着眼看父亲。他从此不想出海，在家里待了大半年后在一家水产公司里谋了个收购冰鲜的差使。父亲瞧着不舒服，每天给他脸色看。
“你没出息。”父亲说。
八方有三个哥哥，老大可方在一家个体冷冻厂里工作，老二多方在舟山水产联合公司当经理，老三伟方和他合伙捕鱼，是他们这艘四十马力木帆船的老大。八方是老四，和父亲祝阿亮住在一起。父亲今年六十六岁，驾着一艘小帆船，在金平与菜园之间来回摆渡，赚点小钱买老酒。八方今年二十八岁，结婚时二十四岁，妻子原是乡文化站的办事员，后来文化站倒了，她回了家。
“今年你能赚多少？”我问他。
“不知道。八、九月份捕了两千斤海蜇，还没卖出去——去年海蜇每斤能卖十二元，今年跌到了六元。”
“那你就不卖了吗？”
“我用盐和明矾把它腌着，等价格好起来。”
“要是好不起来呢？”
“那就没办法啦。”
他带我们参观了他家的房子。中间是饭厅，铺着地砖，正中摆着一张小方桌，上面有几口碗，盛着鱼干和吃剩的蔬菜。右侧的房间是他父亲的卧室，床脚堆满了几百只空酒瓶。左侧的房间是仓库，门口放着二十只一米高的白色圆桶。他揭开盖子，让我们看桶里腌制的海蜇。仓库里还堆着许多渔网，像小山一样高。渔网有四五种，每种都用来捕不同的鱼。墙上有个壁龛，敬着一尊笑容可掬的海神。二楼是他和妻子的卧室，铺着塑料地毯。阳台上晒着鱼干和渔网，站在这里可以眺望整个渔港。
夜幕降临了，对岸的菜园镇亮起了灯火。海上的渔船连成了一片，像一个庞大的村镇渐渐隐进夜色里。我和阿坚起身告辞。
“现在就走？”八方有点意外，他以为我要住下来。
“不行啊，朋友在菜园等我们。”阿坚说。
“那就吃了晚饭再走吗。”
八方把我们送到码头。码头上黑乎乎的。去菜园的班船已经没有了。八方说：“我送你们过去。”
八方朝海上招了招手，一艘木帆船朝我们靠过来，船上有位老汉。八方说：“他是我老爸。”
我们跳上小船。老汉跳上岸，八方发动了马达。小船突突地响起来。
八方的渔船就停泊在附近。我提议到他的船上去看看。八方把小船靠过去。我们爬上那艘旧木船。船不大，有个像匣子一样小的船舱，里面黑洞洞的，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几只陶瓷碗，一张摊着的席子。这是八方出海捕鱼时睡觉、吃饭的地方。舱门很小，要匍匐着才能爬进去，人在里面也只能猫着腰或者躺着。
八方往海里撒了一泡小便。我们跳回到小船。月亮钻出云层，把那一身的寒光抖落在海面上。小帆船迎着海风向对岸驶去。八方站在船尾，舵把夹在两腿之间。他逆着海风朝我大声说：
“夏天你再过来，我带你捕鱼去！”
“我一定来，我会选个风平浪静的日子。”我说。
夜色中，八方的目光有点迷离。
“金平岛上连舞厅都没有，要跳舞必须去菜园。老婆也不许我去。在金平，我很寂寞。”
“我很寂寞”，这句话文绉绉的，现在却出自祝八方之口，它非常清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我被海风呛了一口，开始费力地咳嗽，眼泪都出来了。我看见海风把八方的短发吹得像栗刺一样竖起来。
海面上闪烁着点点渔火。小帆船开过一长溜福建渔船旁边。八方指着其中一艘钢质渔轮，说：“那里有一位我的福建朋友，在码头上认识的，很要好。”
他把双手拢成喇叭形，朝着那艘船大声喊：“阿利！阿利！阿利！”
他的声音像海鸥一样飞出去，在海面上久久地盘旋着。一个油光光的脑袋从那艘福建渔船的舱房里伸出来，向八方点头示意。
夜晚的菜园镇已在眼前。
1997年12月11日
在这样的季节里，乘渔船出海似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虽然还有点不甘心，我想还是回去算了：最好今天就回定海，然后回杭州。但是早晨阿坚对我说：
“八方捕了二十桶海蜇，一桶都没卖出去。听他说，整个金平乡都这样。”
“倒霉的丰收年。”我说。
“我们再去一次金平，看看能否在报上帮他们呼吁一下。”阿坚说。
上午九点钟，我们背着照相机，在码头搭上了那艘往来于菜园与金平的班船。上了岸，我们就去找钱站长。钱站长把我们带到码头边的一家食品厂里。那里有一个宽敞的加工车间（车间里看不见一个人），巨大的石槽里腌满海蜇，用尼龙薄膜遮盖着。这个厂去年就已积压下两百多吨海蜇，今年的海蜇他们还没有收购过。
“前些年，我们赚了八十多万元利润，现在已经亏光啦。生意做不成，我们都在睡觉。”食品厂的经理说。
出了食品厂，我们沿码头往西走，走进另一家海味品厂里。这家厂有自己的专用码头，码头的空地上积着薄薄的一层盐。厂长办公室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锦旗。厂长摊着两手说：
“渔民家中积压了八千多担海蜇——他们真傻，为什么不便宜点卖掉呢？卖掉才有钱啊。”
金平岛委实是个弹丸之地，面积只有两平方公里，以岙为单位分四个渔业村：黄泥坎村、金鸡村、小平头村、大鱼骨头岙村。阿坚问黄泥坎村那位又矮又壮的村长：
“金平乡谁家的海蜇最多？”
“大鱼骨头岙村的阿铁，有两百多桶。”村长说。
“我们去他家拍张照片。”阿坚说。
“要翻一座山呢。”钱站长面有难色。
“要花多少时间？”阿坚问。
“要一个钟头吧。”钱站长说。
“十五分钟就够了。”村长说。
“还是去一下吧。”阿坚看看我，又看看钱站长。
“那就吃了中饭再走。已经十一点了。”钱站长说。
我们在码头边的一家小餐馆里吃中饭。从餐厅门口望出去，可以看见阳光和雾笼罩下的渔港。海上的风浪小了，黄色的海面上漂浮着灰色的垃圾。
“以前，这里的海水非常干净，颜色是蓝的，后来修建了防浪堤，淤泥沉积，人们倾倒在海边的垃圾也排不出去。”钱站长说。
小岛的山并不高。山坡上只长茅草，不长树木，也看不到任何动物。只有一条用石块砌成的山路从黄泥坎通往山那边的大鱼骨头岙。我们吃力地爬上山岗。一位老汉迎面走来，和钱站长打招呼。一会儿又走来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又高又黑，怀里抱着小孩。钱站长叫道：
“阿铁，正要找你呢。”
“我们去菜园。”阿铁说。
钱站长指了指我和阿坚，说：“这是省里、市里来的记者，来调查海蜇积压情况，准备在报纸上呼吁呼吁。你跟我们回去吧。”
女人大概是阿铁的老婆，听了钱站长的话，她叫了起来：
“阿铁，这很好啊，你快回去，我在码头等你！”
“能行吗？”阿铁说。
“他们是记者，肯定行！”女人说着，从阿铁怀里抢过孩子。
我和阿坚能帮他们把海蜇卖出去吗？我为自己被当作一根救命稻草而感到非常难过。
回菜园之前，我和阿坚去八方家。他又搓麻将去了。听见我们的叫唤，他从山坡上冲下来。我让他在房子前面站好，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
八方对我说：“你等一下，我去装点海蜇。”他转身跑回屋里，我大声叫他，他不理睬。
我和阿坚自顾下山，走到码头时，回头看见八方拎着一只蛇皮袋从山上俯冲下来。我挡住他的去路。
“一点小意思，”八方气喘吁吁地说，“我送你上船。”
“你的心意我领了，东西拿回去。”我说。
他犟着脖子往前冲，差点把我撞翻在地。他脸上梗起的无数根青筋像张开的鱼网。
“你瞧不起我。”
阿坚远远地走在前面，回头向我示意不要再推却了。
明天一早要回定海，所以晚上早早上床。刚准备关灯，电话铃响了。阿坚拎起听筒。
“有个朋友叫我们出去玩。”阿坚说。
“玩什么呢？”我说，“你一个人去吧，我呆在房间里。”
“一起去吧，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散文写得不错。”
我们穿衣出门。时间只有九点多钟，但是海岛的小镇已经悄无声息了。街道上看不见一个行人，两侧的店铺紧闭着，偶尔亮着几盏霓虹灯。灯光清冷而飘忽不定，在海风的吹拂下仿佛变成了一团团稀薄的气体。
阿坚指着前面不远处的十字街口，说：“他们在那里等我们。”
一辆黄包车驶过来，阿坚示意车夫停下，对他说：
“把我们载到前面的岗亭，给你两块钱。”
“两块钱？”车夫一脸的不屑，踩起踏板就走，很快就消失在十字街口的拐弯处。
两个朋友果然已等在那里。大家握手，寒暄。醉醺醺的那位叫阿彬，大脑瓜，厚壮无比。他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把我们带进一条小巷，然后推开一扇小门。我们乖乖地跟着他走，仿佛他拎在手中的一串鱼。
这是一家舞厅，已经爆满。房子里烟雾缭绕，充满了吼叫和血红的灯光。阿彬遗憾地伏在服务台上，面对服务台里的小姐，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小姐则朝他摊摊两手：你们已经来晚啦。
我非常惊讶，这里居然也有这么热闹、隐秘的夜生活。大陆是这样，想不到海岛也是这样。它们躲藏在黑暗里、墙壁里，躲藏在浪荡的笑和哭里，然后痛痛快快地发霉。
阿彬带我们来到另一家卡拉OK厅。这里人不大多。阿彬要了几杯红茶，然后拉着阿坚到外头去了。我无精打采地坐着，很快就昏昏睡去，醒来时发现四周都坐满了摇头晃脑的人。
见我神情沮丧，阿彬有些尴尬，匆匆去服务台结账。
从卡拉OK厅里出来，我们沿着空旷寂寥的大街走。我以为可以回旅馆了，不料阿彬冷不防闪进了路过的一家茶楼。我对阿坚说：“我们回去吧。”
阿坚看看我，又看看阿彬。阿彬说：“进来吧，这里安静些。”
茶楼里一团漆黑，隔了好久，我的眼睛才开始适应这里的黑暗。茶楼里有很多房间，每个房间里的灯都像萤火虫一样微弱。萤火虫的下面不断地传出令人疑惑的笑声。我们面对面坐着，看不见对方的脸。黑暗中我们的声音是那样的不真实。喝了几口茶，阿彬问我：“你觉得嵊泗这个地方怎么样？”
这是一个难以如实作出回答的问题。“在这里生活还不错。”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还不错？你一定看走了眼。”阿彬说，显然，他对我的判断力感到失望。
他再也不和我说话了。
十一点，我和阿坚回到住处。阿坚说：
“明天，小赵和我们一起去定海——她妈妈带她去看脚伤，顺便去看望一下婶婶。”
1997年12月12日
六点半，我和阿坚乘出租车赶往泗礁码头。距离上船处五十米远，有一座盲肠一样短的桥，桥头立着一间岗亭，远看像只兀鹰，当我们的车子驶近时，岗亭里伸出一只毛绒绒的手，司机递给它三元钱，它才慢腾腾地缩回去。司机把车子开过小桥，在一扇铁栅栏门前停下来。栅栏那边，就是上船的码头。
“车子要过栅栏，还得付一元钱。”阿坚说。
真是苛捐杂税。同样一艘高速轮，从定海到泗礁每张船票只需七十元钱，从泗礁到定海则要八十元五角，其中新增加的十元是“海岛综合基础设施建设费”，五角是“送票费”。
我们买了票，在铁栅栏门前等候小赵母女。中巴一辆接一辆地从菜园方向开过来，没过那座小桥就停住下客。乘客们刚下车就开始飞奔，因为轮船的汽笛已经拉响了。阿坚翘首顾盼，在飞奔的人群中寻找小赵母女。终于，她们出现了——在飞奔的人群中，她们像两只可爱的小鸟不慌不忙地踱过来，走到我们面前。小赵朝阿坚嫣然一笑，她的妈妈则板着一张高贵的脸孔，目不斜视地走过我们身边，径直走进那扇铁栅栏门。
还未坐稳，轮船就开了。阿坚和小赵坐在一排，遗憾的是他俩之间稳稳地端坐着一言不发的赵老夫人，阿坚和老夫人之间还隔着一条过道。我独自一人坐在前排，在漫长的旅程中，我只能听见小赵母女的说话声。阿坚静坐着，表情阴郁。
轮船航行了三个小时，停泊在定海西码头。上了岸，阿坚叫了一辆出租车。
“我乘中巴去。”老夫人说。
“出租车方便些。”阿坚说。
在女儿的搀扶下，老夫人极不情愿地坐上了出租车。我坐副驾驶位。他们三人坐后排，但彼此如同陌路人。老夫人不习惯车里的气味，用衣服把整个脑袋包了个严严实实。
车子刚进定海，老夫人就要求下车。阿坚说：“我把你送到婶婶家门口。”
“我坐黄包车去。”老夫人说。
阿坚没有办法，让母女俩在汽车站下了车。
小赵的妈妈不喜欢阿坚。有一次，她以绝食威胁女儿与阿坚断绝关系。谁叫阿坚自己出身不好，又不去赚大钱呢。
出租车把我们送到市中级法院的门口。旭光在办公室里。
明天是星期六，阿坚要去乡下喝喜酒，旭光也要去沈家门喝喜酒——真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想，我还是回杭州吧。我问旭光下午有没有去杭州的长途班车。
“你急什么，”旭光说，“多呆几天，我还要带你去东极岛呢。”
“我已经出来很久了。”我说。
“有什么关系！”
“可是我想回去了。”
“你就这样回去了，你不觉得没完成原定的计划吗？”
是啊，我虽然坐了几个小时的轮船，去了几个小岛，但这距离我定下的目标还非常遥远。在舟山这几天，我看到了什么？我了解舟山的海岛，舟山的渔民吗？我真切地感受到另一种生活了吗？来舟山这么多天，我天天巴望着出海，可总是达不到目的。我希望能够深入到舟山的深处去，却一直像个懒散的旅游者爬行在舟山生活的表面。
“你来了还不到半个月呢，”旭光说，“我已经向领导请了四天假。这次我要陪你去东极。”
我从长涂买回的硬糕还放在阿坚那里。我想从他那里拿了硬糕就去长途汽车站。可是阿坚予以断然拒绝：
“等你从东极回来，再给你硬糕。”
我说：“硬糕我是一定要拿走的。”
阿坚说：“地理书上是这样介绍东极的：‘你知道地球上的北极和南极，但是你知道东极吗？’”
阿坚的话充满诱惑。
下午四点钟，我和旭光在定海汽车站坐上了一辆开往沈家门的出租车。
1997年12月13日
在沈家门旭光家中。中午旭光去喝喜酒了，撇下我一个人。
1997年12月14日
本来今天就可以出发去东极了。可是旭光要返回定海，再喝一场喜酒。他让我一道去。新娘很瘦。阿坚和小赵也在酒席上。阿坚的嘴唇裂得厉害，头发小心地梳过了，打了摩丝，脖子上披着一条漂亮的围巾。他时常腾出手来整理围巾，有趣得很。
1997年12月15日
今天天气很好。早上八点钟，旭光和我在沈家门码头搭上“东极轮”。我们的目的地是东极的东福山岛。岛上住着旭光的一位渔民亲戚，我们准备住在他家里，如果有可能，就跟他出海。
“东福山是一座古怪的岛，岛上住着古怪的居民。”旭光说。
轮船在海上航行三个钟头后，停靠在一座小岛边。有的乘客起身下船，有的坐着不动，还有的在打盹。旭光问一位朝窗外张望的大伯：
“这是什么地方？”
“庙子湖。”
“轮船还要去哪里？”
“青浜，再回沈家门。”
奇了，怎么不去东福山岛？轮船航程改了吗？大伯看我们满脸疑惑的样子，问道：
“你们去哪里啊？”
“东福山。”
“去东福山要换船。”
我们道了谢，赶紧下船。码头上熙来攘往，扁担敲打着扁担，人流与人流缠结成一团，一时难解难分。我们下了“东极号”，扭头看见“东极号”的左侧泊着一艘茄子似的小轮船，随“东极号”的节奏剧烈摇晃着。乘客们像猴子一样从码头飞身跃过去，牢牢地抓住那艘船的船舷，然后敏捷地攀上甲板。有些乘客则直接从“东极号”跳到小轮船的甲板上。这是否就是去东福山的船呢？我们问码头上的人，然而他们听不懂，也许是无暇顾及，目光都不停留一下，就匆匆地在我们面前一闪而过。很快，小轮船就离了岸，像头灰驴在港湾里“嘚嘚”地兜了一圈，然后兴奋地冲进辽阔的大海。接着，“东极号”也像一头笨拙的海象吼叫了两声，抖抖索索地离了岸，小心地掉个头，向外游去。它很快就消失在远处一座小岛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