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走了，刚才从船上下来的人也散光了，只留我们两人在这个空空荡荡的码头上。旭光说：
“我好像来过这里。东极镇镇政府就在这里。”
我们从码头走上来。在我们前面的山脚下，有一间依山而筑的石头房子，房顶上压着石块，房门口坐着一位老汉。
“大伯，刚才那艘小轮船开到哪里？”旭光问老汉。
“到黄兴。”老汉说。
“有没有去东福山的船？”。
“你们在码头上等着，等去黄兴的船回来，再问问那艘船上的人。”
“去黄兴的船要多少时间才能回来？”
“半个钟头。”
那就在码头上再等半个钟头吧。我在海边的一块岩石上坐下，把背包放在一边。旭光在码头上遛达。稀薄的阳光照射在小岛那陡峭的山坡上。山坡非常荒凉，看不到一棵树木，只能看见灰色的岩石和像岩石一样的灰色房子。房子镶嵌在岩石里，你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哪个是岩石，哪个是房子。当你终于分辨出那原是渔民的房子时，你会发现那房子像作战用的碉堡，看起来坚不可摧，它的窗户开得很小，远看像黑洞洞的枪眼。
码头上晒着许多渔网。不远处，一群扎头巾的妇女团团围坐，正在用橡皮筋绑螃蟹的钳子，动作非常麻利。她们的面前，螃蟹堆得像小山一样。她们的四周，散落着许多海贝、海螺和已被风干的蟹腿。和煦的阳光洒在码头和山坡上，仿佛给它们上了一层油彩。码头和港湾一片宁静，但是在远处的海面上，风正刮得猛烈，你站在码头上，仍可以听见海风翻过山岬、海浪掠过礁石的声音。
那艘铁锈色的小轮船循着离开时的老路驶回来了，在码头下客。我和旭光赶紧跑过去。一位穿着像渔民的中年汉子正在套缆绳。旭光站在岸边朝他喊道：
“去东福山吗？”
汉子一边打量我们，一边告诉我们轮船两日才开一趟东福山。
他让我们明天中午再来候船。
我失望极了。这可是一座陌生的小岛。
一位衣衫褴褛的跛子朝我们走过来。他背着一只背包，背包中间插着卷起来的席子。
“你们想去东福山？”他大声问我们。
我疑惑地点点头，因为我无法知道对方的角色，他长得又黑又瘦，头发蓬乱，下巴往前伸着，像是个乞丐。但是他询问我们时的眼神热情而质朴。
“今天轮船不去东福山，你们只能乘渔船过去。”
“有去东福山的渔船吗？”我问他。
他指了指停泊在港湾里的十几艘帆船，说：“你们去看看那些渔船，船号‘51’开头的都是东福山的渔船。”
按他的指点，我们沿着码头去寻找，可是港湾里没有一艘船的船号是“51”开头的。旭光说：
“我认识东极镇法庭的负责人，我去找找他，让他给我们弄条船。只是这个人很难找。”
我们拾级走上山坡。在那碉堡式的房子后面，有一条向上延伸的老街，街道两侧开着五金店、小吃店、杂货店，都没有招牌，店名是用墨汁写在墙上的，歪歪扭扭，且看不清楚。一位中年汉子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看我们走上来。旭光走近他，弯下腰，问他东极镇法庭负责人住在哪里。汉子朝身后的五金店指了指，说：
“他弟弟是店里的伙计，你去问问他。”
五金店柜台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穿着紫色的茄克衫，头发很帅气。他正在洗脸盆里的梅鱼。
“真不巧，我哥哥中午到沈家门去了。”小伙子说。
那就没法子啦。住下来，到明天再说。我有点闷闷不乐。还好，我们入住的房间很干净，靠海，床是新的，没拆封过，枕头还被绑在床靠背上，被子也是新的，非常柔软。
胡乱吃过中饭，回到房间休息。下午两点钟，我们出发去镇政府。我们还心存一线希望，也许他们能帮点忙，下午就把我们捎到东福山去。我带了采访本。也许到时可以记点什么。
其实，这里根本不能称作“镇”，它不过是个小小的海上村落而已，全村只有一条鸡肠一样细的小街，两侧稀稀疏疏开着几眼店铺。我们沿小街走两百余米，朝右拐，走上一道陡峭的石级。石级的两侧是渔民的石头房子，每座房子前都有块空地，晒着渔网，偶尔可以看见一只昂首挺胸的公鸡。
我们沿着石级走上山岗。现在，整座小岛都被我们踩在脚下了。包围小岛的海是灰色的，我们极目远眺，但是看不见海的尽头，因为天空也是灰色的。海面上漂浮着几座光秃秃的岛屿，从这里看过去，看不出那里有生命存在的痕迹。
眼前是一条混凝土小路，但是看不出它通往哪里。眼前平坦而空旷，根本看不到旭光所说的镇政府的房屋。
“你是不是记错了？”我问他。
“我只记得它在某个山岙里一个很隐蔽的地方。”
我们继续往上走，不久看到了一道石墙，像水库的大坝拦在面前，石墙的那一端耸立着一座桥头堡一样的建筑。我们贴着墙根走了一段路，在围墙缺口处往内拐，发现里面是一个非常宽敞的院落，院子由三幢石头房子、一道石墙围成，房子后面是荒凉的山坡，天空则像一顶灰色的圆形盖子。院子里有一眼小圆井，有位妇女正在用吊桶汲水；院子里拉着很多绳子，晾满了衣服。
这就是东极镇政府吗？它倒像城市居民区的某个院子，飘散着冷清的生活气息。除了那位正在汲水的妇女，你看不到另外的人。石头房子被分隔成许多个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敞开着，但是里面空无一人。很多办公室门口都不挂牌子，尚挂在那儿的也已经旧了，大概是长期遭受海风侵袭的缘故，牌子上的字迹已经斑驳不堪了。我们一路张望过去，终于在二楼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位矮壮的中年男子，他双手握着一只冒着热汽的茶杯，看我们走进来，就赶紧低下头，美滋滋地啜一口茶。办公室门口的那块牌子上写着“副镇长办公室”字样。从他喝茶的表情可以猜出他就是副镇长大人。
副镇长名叫周定新，他告诉我们镇长和书记都到沈家门去了。听我们说明来意，他胖而黑的脸上立即现出了一副训练有素的笑容。他说，今天已经不可能有去东福山的船了，要等到明天。他说话时有点不好意思，好像那是他的错。他说：
“东福山有个镇下派干部，叫刘孟，明天你们可以去找他。”
还是安安心心地在庙子湖睡一晚吧。
在东极，流传着一句民谣：“青浜庙子湖，菩萨穿笼裤。”阿坚曾经跟我说起，在庙子湖这座小岛上，人们供着一尊渔民穿着的菩萨。我想去看看。我问副镇长，菩萨离这里远不远。他说，就在房子后面的山岗上。他叫了一位小伙子，让他给我们带路。
小伙子叫张磊，六横岛人，毕业于舟山农校（初中中专），镇团委书记，兼管社会发展工作。他个子高高的，穿茄克衫，头发又黑又亮。他郁郁寡欢，表情冷淡，副镇长介绍我们时，他一声不吭地听着，眼睛不看我们，也不跟我们握手。他的脸上明白地写着许多也许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愿望。
我和旭光跟张磊下楼。他让我们在门前等一会，自己走进办公室。办公室没有招牌。我们等了好久，他才出来，手中拿着一副羽毛球拍。
“就要到吃晚饭的时间了，我们吃过再走。”张磊说。
我看了看表，刚过四点。我想跟他说：你不用陪我们了，我们自己去。但他已经转过身去，和另一位小伙子兴致勃勃地打起了羽毛球。
天色已经很暗了，羽毛球像只模糊的鸟在空中飞着。我看见任定信副镇长从楼上走下来，从容地跨上一辆自行车。很难想象，在这座小岛上自行车还有用处。大概已经下班了，小伙子们从房子里走出来，聚集在走廊上，一面看张磊他们打球，一面喝彩。羽毛球在空中飞行着，发出尖锐的声音，这声音——在这个寂寥的院子里——让人感到寒冷。
我看见一位高挑的姑娘，袅袅婷婷地走进院子。姑娘面庞白净，戴眼镜，留披肩发，双手握着一本卷起来的书。她双目低垂，径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对身边的小伙子视而不见。这是从哪里来的姑娘，与荒凉的小岛是如此格格不入？也许，她刚从学校毕业，学生时代的梦想已经开始慢慢破碎。
四点半就开饭了。小伙子、姑娘坐了两大圆桌。没什么可口的菜。米饭又干又糙。但是小伙子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嘴巴嚼得很响，米饭添了一碗又一碗。餐厅的地板是湿的，厨房就在隔壁，中间有个卖菜的窗口。有个厨娘，四十来岁，热情地端菜，盛饭，忙完了就站在边上看大家吃。我和旭光都吃得很少，也没人劝我们多吃。只能听见大伙儿咀嚼的声音和海风卷过屋顶的声音。
晚饭后，张磊带我们去他的寝室。寝室在办公楼二楼，在镇长办公室边上。房间很小，搭着两张床，很乱，我和旭光都没有进去。张磊下楼打了一桶水，让我和旭光洗脸，我们谢绝了。他就自己洗。
天很黑，山下的海也很黑。穿笼裤的菩萨供在一座修建一新的黄色“三圣殿”里——它距离张磊、旭光和我是那么遥远。参观完了以后，张磊拖着沉重的脚步把我们送到旅馆。
1997年12月16日
中午十二点钟，我和旭光终于坐上了那艘开往东福山的小轮船。
出发之前，我们在岛上转了一圈。我们爬上小岛东端的山岬。山岬上海风呼啸，伏着一间用石块垒起来的矮房子，孤零零的，看起来弱不禁风——它显然违背了海岛的生存原则：避风、防浪。房子后面拉着一条绳索，挂着孩子的尿片。房子下方有一块宽阔而平坦的岩石，我想躺下，却发现岩石的边沿极有规则地排列着一堆堆人的粪便，有些已经被风干成黑色。我赶紧逃走。
我们乘坐的小轮船担负着东极镇下辖四座小岛——庙子湖、黄兴、青浜、东福山（属中街山列岛）之间的全部交通。船很旧，船身生满了铁锈。乘客们都坐在露天甲板四周的长椅上，甲板很高，距离海面有好几米。下雨天，乘客得自己带伞。雨再大一点，船就停开。
海风很大，没有阳光，乘客们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大多是女人，且很年轻，脸色红润，打扮入时。一枚硬币从一位女孩的上衣口袋里掉出来，“叮咚”一声落在甲板上，然后慢悠悠地滚出甲板，无声无息地掉进大海里。
其实在庙子湖就能隐隐约约地看见灰色的东福山岛。现在，我们一点点地接近它，可是它看起来是那么模糊，那么小，像海面上的一块盐巴。后来，它终于变得清晰起来，像台上的健美运动员展示肌肉一样向我们展示出了它的棱角，它的灰黯的颜色。它是那么荒凉。轮船离它已经很近了，它在我们的视野里高高地耸起，我们得仰视它了，可是我们看不到村庄的影子。我想，村庄也许坐落在海岛的背面。可是轮船并不转弯，而是疾速向前，仿佛要向小岛撞击过去。轮船离小岛还有几百米远的时候，我看见了一座小小的灰色码头，渐渐地，码头上出现了灰色以外的颜色：红色、蓝色、绿色……蓦地，我发现那原来是人群，正朝轮船挥舞着手臂！我抬头向山上望去，不禁大吃一惊：那些我以为是灰色岩石的，原来竟是密密麻麻的石头房子，一座叠着一座，从山脚一直绵延到山顶！所有的房子都呈八方形，紧紧地贴着山壁，几乎和灰色的岩石溶成了一体，整座村庄连成了一座坚固的城堡，而那些挤在房顶上眺望轮船靠岸的男女老少则是守卫城堡的战士。眨眼间就有那么多的生命出现在荒岛上，真令人难以想象。
轮船靠岸了，我和旭光跃上那座又短又窄的码头。码头上人声鼎沸，像个热闹的集市，一时间人流如织，接送的人远远地叫唤着对方的名字，在冷风和波涛中声音显得凄厉而尖锐。
轮船离岸了，铁锈色的脑袋在海水中拱着，费力地掉头，然后渐渐远去。是它把我们送到这里的，现在它抛下我们走了。我们目送着它远去，回头时发现码头上已经空无一人，房顶上的人们也消失不见了。此刻，在这座小岛的表面上，已看不到生命。
旭光没来过东福山，也没见过那位渔民亲戚。我们举目望去，只见海水、灰色的石头和倾倒在海边的贝壳。我们沿着山脚走，发现了一道又短又高的围墙，中间开着一道口子，那便是城堡的入口处了。入口处立着一位小孩，年纪七八岁左右，脸蛋黑黑的，头上戴着一顶用茅草编就的帽子，帽沿上饰着贝壳。大概他想把自己装扮成守卫城堡的骑士，他的手中握着一根削得尖尖的木棍，红色的长外套披在肩上，但是那两只随风飘荡的空袖子使他看起来非常滑稽可笑。我们进入城堡时，他飞快地闪到一边，仰着头胆怯地看我们。
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风声、涛声被隔在了围墙之外。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城堡内万籁俱寂。围墙和石壁上的房子又高又陡。我们好像立在一口深井的井底，四周暗暗的，亮光从头顶那片窄小的天空轻轻地泻下，还没到达这口井的底部，就被灰色的石头吸收了。我们拾级而上，地上的石块是灰色的，两侧的石头房子也是灰色的，我们穿行在灰色的小巷里，扑面而来是那灰色的空气。
海岛非常潮湿，空气中飞舞着无数细小的水珠。每一间房子都被封得严严实实，像一块巨大的八方石头。我们气喘吁吁地往上走，走到半山腰时，眼前才开始亮起来。一位好心的渔民向我们指点旭光亲戚家的房子，它坐落在渔村的最上端，同样也是一座灰色的房子，但是稍稍不同的是它的形状：它是长方形的，门前有一条走廊。
门关着，旭光用手指轻轻敲击门环，但是很久都不见应声。他改用拳头，仍不见丝毫动静。这时候，天下起了小雨。我们站在雨里发呆。
刚才指点我们的那位渔民原先一直在远远地观察我们，现在，他顺着石级走上来。
“没人在家啊？”他说。
我们看着他。
“他和儿子一起出海啦，十天半月不一定会回来。他的儿媳妇在村委玩。”
村委在村子正中，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那里还是村老人协会的所在地。好心人向我们指点旭光亲戚的儿媳，她背着一个娃娃，斜靠在二楼的栏杆上，漠然地注视着我们。这个又小又黑的年轻女人，就是我们要投奔的旭光的亲戚。
我们走到她旁边。旭光开始用舟山方言跟她说话。她好像听不懂，也许是胆怯，也许是谨慎，不管旭光怎么解释她都一声不吭，旭光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沉默下来。这时，她开始讲话了，但不是跟我们，而是跟一位渔民讲。我听出她在说我们，大概意思是：她不认识这两个人，也从不曾听说有这样的亲戚。
所以，想都不要想跟旭光的这家亲戚出海捕鱼啦。
我问渔民这里有没有旅馆。渔民大笑，回答说这里怎么会有旅馆呢。
后来，我们想起刘孟。
刘孟仰着头，站在远处一根电线杆的脚下，肩上扛着一卷电线。电线杆顶端猴着一个戴钢盔的电工。
电工从电线杆上滑下来，和刘孟握握手，下山走了。刘孟朝这边走过来，他个头不高，头发长而乱。
“客人来了！”渔民朝他喊。他听见了，朝我们看看，加快了步子。他走上二楼，把办公室的门打开。门上写着“严禁小便”四个字。
“你们坐一会，我去办点事，很快回来。”他说。
房间被隔成了两截，前面一半是办公室，后面一半是寝室。我和旭光坐在旧沙发上。沙发对面摆着几张旧桌子。墙上钉着一排铁钉，挂着文件夹。整个办公室非常简陋。一张拖着鼻涕的小孩的脸在门口闪了一下，一会儿以后又出现了：先是一缕头发出现在门边上，然后是脑袋，脖子，肩膀……一双乌贼一样的眼睛羞怯而固执地盯着我——不知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这么强烈地吸引着他。他立在门口，小心地向内跨进一条腿，停顿片刻，然后跨进另一条腿，蹑手蹑脚地朝我走近，在靠近沙发的地方站住，然后细细地打量起我来。孩子大概十来岁，发育很不匀称，穿着一件异常宽大的衣服，这使他看来有如一只头大身小、刚从海底爬上岸的乌贼。我朝他友好地笑笑。
时间已是午后，饥饿袭击着我和旭光。我问孩子，村子里有没有吃饭的地方。他摇摇头。我又问他村子里有没有小卖部，他伸出乌黑的手，朝下使劲地指了指——好像在用力戳什么东西。
楼梯下果然有个小卖部。我买了两个带木柄的面包，吞吃起来，可是食物太干，我眼泪都噎出来了，赶紧喝水，可是连水也噎。
刘孟上来时，我正津津有味地啃着面包柄。我向他递上名片，简单地说明自己的来意——此刻我已说不清自己的来意了。他认真地听着。
刘孟也戴近视眼镜，头发很茂盛，但是很乱，嘴角留着两撇小胡子，有点脏，他的身上仿佛还残留着某种与小岛不太协调的东西。他告诉我，东福山上原来有两个村子：东福村和大岙村。大岙村没几户人家，原来在山的另一边，因为海上交通不便，全部迁到了东福村。岛上原来有个乡政府，后来撤走了，只留一个下派干部。下派干部都待不久，想方设法要逃走，离开之前大家都恋恋不舍，还信誓旦旦地说，以后一定要回来看看，结果一个都没回来过。岛上没有旅馆、没有饭店、没有娱乐场所。每天有一趟开往庙子湖的船，但是时间并不固定，天气不好就停开。
不要说出海，连晚上的住宿都问题。我想下午就离开这个地方，可是唯一的一趟船中午就开走了。我问刘孟，还有没有别的船，比如渔船，把我们运回庙子湖去。刘孟说：
“我们去粮站看看，就在码头旁边，有船开进来都看得见。如果没有船，只好明天再走了。明天我也要回家去。”
粮站在城堡入口处的右侧，避风。我们站在二楼，看着辽阔的大海。海面上已经泛起细碎的波浪。我们等了很久，也不见一艘船进来。刘孟说：
“你们就在这里过夜吧。”
“有地方过夜吗？”
“有，山头驻扎着一支部队，那里有电灯，有电视机，我们到那里吃晚饭，吃完饭后可以打乒乓球，然后住在那里，很舒服的。”
还有这么一个美妙的地方，我想。
回到村委办公室，刘孟走进他的卧室——就在办公室的后面——我和旭光也跟进去。卧室很狭窄，放着一张床，一张内里都已翻出来的破沙发。沙发上放着一只木匣子，一根绿色的电线像晾衣绳一样从窗外的山坡上垂挂下来，和木匣子连在一起。刘孟把木匣子打开——原来是一部手摇式电话机。刘孟拎起听筒，一边摇，一边“喂！喂！”地叫着，但是很久都没人理他。
“可能没电了。”他说着，从电话机里取出两节电池，扔出窗外。他到楼下小卖部买了两节新的，装上。
“喂！喂！是部队吗，我是刘孟，给我接一下李站长……”
对方听不清，刘孟吼了半天，把听筒搁下了。他说：
“完了，一定是电话线路坏了。”
“还有其他的电话机吗？”
“全村就这一台，部队给我牵的，只能打到部队里。”他摊了摊两手，说：
“只好自已烧饭吃了。我去菜场买点菜。”
“这里有菜场。”我非常惊讶，决定跟他去看看。
菜场很小，摆在一户渔民的家门口，没什么菜，但有猪肉。刘孟买了两棵莴笋（叶子烂光了），一块肉，还有平菇、白菜和油豆腐。
厨房在办公室的隔壁。靠近窗户有一张小木桌，上面摆着一台煤气灶。没有自来水，要到楼下的井里去打。刘孟随手把淘米水倒在地板上。我叫道：
“你把水倒在房间里！”
“会干的。”刘孟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锅很脏，大概烧过了没洗。刘孟舀了水把它冲了冲，又随手泼在地上。我发现，那块水泥地板已被冲出一个坑了。我担心水会漏到下边的房间里。
我切菜——菜刀已经生锈了——刘孟掌勺。满屋子都是油烟。油烟和炒菜的声音吸引了很多村民，窗口边站着五六个，刘孟的身边也站了两三个，他们一边看刘孟炒菜，一边告诫刘孟该放盐或酒了。小小锅台被围得严严实实，一点亮光都没有。一个村民叫道：
“电灯怎么还不亮，刘孟你打个电话过去催一下。”
“电话坏了。”刘孟说。
村里的电也由山头的部队提供，通常是晚上七点到十点。现在还只有六点多。
一共四个菜：清蒸鳗鲞、水煮毛豆、肉片莴笋，平菇白菜油豆腐香肠汤。天已经黑尽了。刘孟点了支蜡烛。三人围着小方桌坐下，村民们则站在四周看我们吃。
“给客人倒酒。”一个村民对刘孟说。
“他们不喝酒。”刘孟有点不好意思。
一批村民出去了，又一批进来了。这回都是小伙子，二十岁左右，头发抹得光光的，穿着牛仔裤，热情地递烟给我们。
“来电啦！”有人喊道。
刘孟到办公室里拿了一只灯泡，把它按在饭桌上方的灯头插座上。房间亮了。
刘孟说：“平时，我根本不需要电灯，因为我最迟七点钟就要上床睡觉。电灯亮着刺眼，临睡前我都要把它拧下来。”
拧灯泡？搞不懂。
“这里的电灯都没有开关。”刘孟说。我和旭光恍然大悟。
“这么早，睡得着吗？”我问他。对我们来说，七点钟，真正的夜生活才开始呢。
“睡得很熟，一直睡到早上八点。晚上一点事情都没有，除了到老人协会看别人打麻将。想找本小说，但是找不到。”
吃罢饭，刘孟把碗筷往锅里一撂，说：“明天再洗。”
“明天一早你不是要回家吗？”我说。
“那就从家里回来再洗。”刘孟说。
我们出了厨房，走进刘孟的办公室，坐在那张旧沙发上。白炽灯悬挂在头顶，我能看见那发散成一束束的明晃晃的冷冷的光线，它射出门外，在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寒冷的雾汽从门外飘进来，渐渐弥漫了整个房间。
刘孟侧身坐在办公桌旁，面朝着我们。他一只手耷拉着，另一只手把玩着桌子上的墨水瓶。他说，他是六横岛台门人，1993年毕业于舟山水产学校，那是一所没什么名气，也没什么前途的中专。他说话不太流畅，中途老是停顿，没有表情，从谈话中听不出他的悲喜。
毕业分配时，因为没有与睡下铺的那位同学争，他失去了留在沈家门的机会。他被分配到东极镇（这种地方也能叫“镇”）政府工作。镇长很看重他，可是不久就调到沈家门去了，新的镇长刚上任，就把他下到了东福山——东福山就东福山吧，反正是海岛，就算在东极，日子也是这样过。在东福山，他无事可干。有时他会想起那段逝去的学生生活：他的一位同学二年级时害了精神病，老在睡梦中喊叫“不要吸我的血！”；他的另一位同学在船上实习时掉进了大海，消失不见了；有一次，他班里的同学坐一辆军用卡车出去游玩，一根小小的树枝打在一位同学的头上，竟然把他给打死了……他们是那么可怜。
时候不早了，肯定已过了八点——那是刘孟每晚最迟入睡的时间。不过现在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睡意。他说话的时候从来不做手势，脑袋四平八稳，只有那张胡子环绕的嘴巴在夜色中不停地翕动。他好像并不关心我和旭光是否在认真地听，也许在他看来，我们仅仅是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听众而已。虽然缺乏感染力，但他滔滔不绝。
困倦在侵袭我们。小岛多年来沉积的早睡气氛包围着我们，使我们不到八点时就哈欠连连。我问刘孟厕所在哪里，他说随便。我不懂他的意思，就看看旭光。旭光笑了笑，说，你跟我来。我们一起走出房间，沿着走廊往右走了几步，那里有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水泥阳台。旭光一声不吭地解开裤带。
“你把阳台当便池了？”我说。
“刘孟也是这样。”旭光说。我环顾四周，但是找不到比这更适宜方便的地方。
我们回到办公室。刘孟已经给我们倒了水。
洗好脸，我问刘孟洗脚水倒在哪里。他走过来，捧起脸盆往地板上一倒，水泼了一地。
我和旭光住在厨房后面，那里有两张又矮又窄的木床。没有垫被，只有一张冷冰冰的席子。被子很薄，有很多处污迹，散发着浓烈而古怪的霉味，刘孟说这是海水浸泡过的缘故，真让人难以想象。我把被子卷得很细，然后像穿裤子一样钻进被筒。没有枕头，我在后脑勺垫了两本书。书很硬。
白炽灯还亮着，此刻它是那么柔和。睡意很快就袭上来。远处传来鹅的叫声。在半醒半睡之间，我的脑海里忽然升起一个强烈的念头：住在这里，永远都不要离开，割断和过去的所有联系，像岛上的渔民一样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简单生活的人，那有多好。我一下子变得非常清醒，眼泪都要淌出来了。
旭光打死了一只蚊子。隔壁有人在搓麻将，听得出他们很快活，可惜这种快活只能延续到十点钟，因为十点钟以后要停电，小岛将陷于彻底的黑暗之中。
听刘孟说，小岛上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从温州迁徙过来的，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小岛。
1997年12月17日
早晨，那艘铁锈色的小轮船将从庙子湖开过来，八点整时开回庙子湖。我们必须搭上这艘船，以便能赶上中午11点返回沈家门的“东极”轮，否则我们将在东极多耽搁一天。
我们六点钟起床。刘孟到楼下买了几包方便面，在煤气灶上煮开。我们吃得很快，但是面很烫，我的嘴巴被烫破了——能吃上方便面，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吃罢早饭，我们动身去山顶的白云庵。我们先是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往上爬到山口，然后顺着盘山公路往上走。这是一条通往部队侦察通讯站的简易公路，用八方石块砌成，非常狭窄，是条单行线，内侧有一块长方形空地，原先是部队的篮球场，现在是杂草丛生的荒野。在齐腰深的茅草中间，立着两根灰色的水泥篮球架，但是篮板已经被拆走。再往上走，可以看见一道道墙基——邓小平百万大裁军以前，这里驻扎着一个营的海防官兵，那时的小岛肯定要比现在更有生气些。部队撤走以后，东福村的居民爬上山顶，一夜之间就把一幢幢的部队营房得拆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他们拆不动的墙基——他们只需要这里的已经加工过的石块和木料——包括篮球架上的那两块。想象一下：他们像漫山遍野的蚂蚁一样爬上山来，像撕碎蜻蜓一样拆卸部队的营房，然后把这些战利品拖下山，拖进他们像洞穴一样的石屋里。
公路外侧还剩一幢未被拆走的房子，看起来还很结实，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所有的门窗都已被拆走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仅仅只拆门窗。
山口的风很大，仿佛要把我吹飘起来了。有几次我感觉自己就要被狂风刮走，就弯下腰把手指伸进公路的缝隙里，紧紧地抓住石块。
侦通站建在前面的山尖上，我们能看到它那白色的墙壁。公路继续盘旋而上，我们则往右走上了一条贴着陡峭山壁的小道。再往前，就是白云庵，建在一块巨大的白色岩石的下面，房子看起来是那么小，像一滴从岩石上渗下来的小水珠。有一扇小门，上面写着一副玄奥无比的对联：
“月朋□□通天地，日□晶□定乾坤。”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很多字都不会念。从字面猜测，它大概描述了一种理想的神话状态。我看见庵堂里有一位正在埋头扫地的老人，就跑过去。
“大伯，您认得门口的字吗？”我问他。
“认得。”老人说。
“请您教一下我。”我说。老人点点头，拖着扫帚跟我来到门口。他指着字，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我听不懂。
我们在庵堂里转了转就准备下山，因为得赶那趟八点钟的航船。出了白云庵，我朝身后的大海望去，发现有几百艘船正快速朝山下的港湾聚集。
“要起浪了。庙子湖的航船可能开不过来。”刘孟说。
“那怎么办？”我有点担心。我得赶紧回去，不能再在外面停留了。
“很难说。我们先下去看看。”刘孟说。
我们沿着盘山公路朝山下疾走。远远地可以看见东极三岛：黄兴、庙子湖、青浜，像水墨画上不规则的黑块。海面上翻卷着白花花的波浪，它们像马群一样朝我们脚下的小岛疾驰过来，一头撞在岩石上。海面上，船只已经越来越少了。
“快要到八点了。”我说。
“不要着急，有船开过来，我们看得见。”刘孟说。
海面上确实没有那艘铁锈色的船。过了一会，连普通的渔船也看不见了。
我们走到了码头的上方。公路拐了个急弯。路边有一眼小杂货店，门口聚集着二三十个人，正在议论纷纷。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目光全都齐刷刷地盯着庙子湖方向。
小店一侧停着一辆军用卡车，旁边立着两位军人，他们的眼睛也盯着庙子湖方向。其中有一位是军官，很年轻，看见刘孟走下来，朝他挥挥手。
刘孟和军官的交情好像挺不错，他们热情地握手、寒暄。刘孟说他在接待省里来的记者朋友，昨天想到部队里去，可是打不通电话。军官听了，连叫可惜，过来和我握手。
“今天晚上住我们部队，那里的条件比村里好。”军官说。
我说，我今天得回去了。
“到这里不容易，多住几天再走。”军官说。他肯定以为我是来旅游的。
我说不行，我得赶紧回去上班，谢谢你了。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在我的一张名片背后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他是浙江淳安人。
“起大浪了，航船来不了。”军官说。
人越聚越多，他们中有的是要出远门的，拎着行李，有的是来送行的，他们望着大海，目光中充满着焦虑。有一位西装革覆的中年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外来人——从怀里掏出一只大哥大，引起人们的一阵欢呼声。他准备打电话到庙子湖，问问船期，可是怎么也打不通。很快，失望又重新在人们的脸上弥漫开来。他们一面眺望大海，一面念叨着“航船”，这使我想起昨天航船进港时我站在船上看到的情形，他们翘首以盼，那情形就像现在一样。航船是他们每日的希望，是他们简单枯燥的生活中唯一不确定的东西：有时候来，有时候却不来，人们就在来与不来之间忍受着煎熬。在某个不眠的晚上，在所有的亮光都消失以后，黑暗中他们也许会睁开眼睛，并且想起航船，这是他们唯一能看得见的，能将他们带出东福山，带往幸福生活的力。
从人们的谈话中我听出，今天是东福山一户人家送亲的日子，新郎在庙子湖。谈话的人中很多都是新娘的亲戚，他们也在巴望着航船，心情比其他人更加着急。到了九点钟，消息不知从哪里传来，说航船已经停开了，人群顿时像蜂窝一样变得乱哄哄的。有个汉子，大概是新娘的兄弟，从人群中冲出来，跑到那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面前，向他借手机。他一只手握着手机，另一只手飞快地按着机键，然后嘴巴对着手机一通乱吼。他在和庙子湖的新郎家联系。对方答应他立即把渔船开过来，时间大约四十分钟。
我松了一口气。如果来得及，我还能赶上开回沈家门的“东极号”，那样我就能在明天返回杭州了。
“这种天气乘渔船非常危险，你还是再留一天吧。”刘孟和军官都这样劝我。
我说：“明天一定有航船吗？如果没有怎么办？”
我、旭光和刘孟又待了一会儿，感觉迎亲的渔船要来了，就步行回村委办公室收拾东西。刘孟打算跟我们一道走。他准备去镇政府转转。我们从村里下来时，遇上了送亲的队伍，热闹、缓慢、“悲伤”地走向山下。新娘穿一件红色的婚纱，低着头走在迤逦的队伍中，神情甚是悲戚。新娘的脸白得像海贝，但是脖子很黑。队伍中有两位“炮仗狗”，每走几步就朝空中扔一只炮仗。炮仗在空中翻个筋斗，然后炸为两截，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纸屑纷纷扬扬地落下。队伍末尾跟着六个悲戚戚的女人，其中有位颤颤巍巍的老妪，脸上的皮肤像岩石一样又皱又硬，一只手拎着铜火盅，另一只手放在火盅盖上。
距离航船码头只有几十米时，队伍折向了西边——浪很大，迎亲船已经无法在航船码头靠岸。队伍弯过一座山嘴，前方出现一座小桥，骑在两块岩石之间。这是小岛上唯一的桥，是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老妪在桥的这一端停下，新娘转身从老妪手中接过铜火盅，它是神圣而朴素的，是未来生活的必要保证。
“就送到这里了。”老妪说。
队伍继续向前，前方就是码头，码头边有一艘船，船上站着几名汉子，然而我定睛再看时，船不见了，再看，它又出现了——它一忽儿被海浪高高地托起，一忽儿又被重重地甩下。
刘孟对我说：“我们还是明天再走吧，太危险了。”
我站在岸边，准备伺机跳过去。船浮上来，两个汉子伸着胳膊，稳稳地站在甲板上，我正准备跳，船却急遽地沉下去，一下子离得有六七米远。我吓坏了。
岸上的人每次只能跳过去一个，船上的汉子把他接住时，船会随海浪的后撤急遽地下沉。船被下一个浪头送上来，这时岸上的人再跳过去一个，要果断地跳，要在一秒钟之内跳出去，否则要等下一个浪头……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跳。
新娘、伴娘、我、旭光，还有其他送亲的人都相继跳上了船。马达开动了，船开始离岸。我站在船舱的左侧，一个浪头恶狠狠地打在船舷上，被击得粉碎。我赶紧逃到船尾。
这是一条只有十来米长的小木船，船头尖尖的，船尾有个小小的八方形的船舱，船舱里蜷缩着新娘和两个伴娘。我站在船尾，透过小小的舱门可以看见她们的神情恍惚的脸、她们的冻得发紫的小腿。小船开出去不远，她们就干呕起来。
小船朝大海的中心驶去。海浪越来越大，四周的波涛笔直地高高地涌起，仿佛一口井的四壁，把小船紧紧地包围，它是那样光滑而美丽，又是那样危险，仿佛随时要塌泻下来，把小船覆盖。我坐在“井”里，能看到头顶的天空，但是看不到身后的东福山岛。我能听见从附近海域传来的船只的马达声，却看不见发出声音的船只。浪头打在船头和船舷上，被击得粉碎的浪花飞快地掠过舱顶。除了船老大，船上所有的人都躲到了船尾。我缩在舱门后面，双手紧紧地攥着左边的木柱，以免被剧烈的摇晃摔倒。一个小伙子——是从东福山过来迎亲的——抱着我的腰，他则被另一个人抱着——他的身后已经抱了一大串人。但是即便如此，从舱顶飞过来的浪花还是不断地淋下来。我们好像在跟大海玩着“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而我，这个可笑的来自陆地的人，在扮演一只保护小鸡的“母鸡”。
小船十点半到达庙子湖。在距离码头还有两百余米的时候，“炮仗狗”放起来了炮仗。我跳上岸，双足吱嘎吱嘎地踩在码头上。我的鞋子已经全部湿透了。港湾里停泊着几百艘避风的渔船，码头上站着很多渔民，胳膊交叉在胸前，目光齐刷刷地盯着这艘迎亲船。
这时，太阳正好钻出云层，开始把那温暖的阳光泻在黄色的海面上。和刘孟——但愿此生能再次见到他——告别后，我们找了一个能望得见码头的小餐馆吃中饭。我们点了三个菜：老虎鱼豆腐汤、芹菜炒鳗鲞、生吃牡蛎，味道鲜美极了。价格便宜得让人吃惊：一共才二十四元钱。
十二点钟，我们搭上了那艘开往沈家门的“东极号”。
在“东极号”上，我再次“醉”得一蹋糊涂。本来我还指望这天晚上就乘长途汽车返回杭州呢，可是我“醉”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在旭光家，我又惊又喜地看到了镜中的我：嘴唇开裂，脸蛋浮肿，眼珠血红，眼眶周围密布着芝麻大小的出血点——伟大的舟山群岛终于把它最本质的一部分深深地刻在我的脸上，舟山给了我从来没有的力量，我要把它带回杭州，带到日后的生活中去。
1998年5月
☆浮世绘
【清泰街488号】
房子刚刚被推倒，还剩下一堵墙，正对着清泰街，和街对面一座刚崛起的酒店。墙上的门窗都被拆走了，只剩下大门上方的一块残匾。匾上的文字已经斑驳不全。墙头，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在啄食。除了这座孤零零的墙，房子的其他部分都已经被摧毁了。
房子的门牌号是清泰街488号，也许你不知道它是杭州古旧书店的旧址，即便是在不久以前，当清泰街改建工程还未开始，当它还完好无损的时候，它表面上也是冷冷清清的。它的正门掩映在梧桐树的阴影里，铁栅栏门几乎永远都是半掩着，从外面望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偶尔才闪过一位穿长衫的老先生的身影。
如今，你更不会去注意这个地方，这样的瓦砾堆，这样的断壁残垣，在杭州正在拆建的旧城中比比皆是。面对这些陈旧、没落的事物，你也许会表现出习惯的冷漠，并任凭它逐渐地游离出这个社会之外。
但杭州古旧书店绝不是一个寻常处所，它是一个古怪的存在，一个现实中的谜。
四十万册古籍旧书已经被搬走了，几十年来守着这批旧书的老先生们也跟着搬走了。清泰街488号已经看不到他们的影子。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我有着迫切的愿望。
我从他们的上级单位——市新华书店打听到了他们转移后的电话号码，拨了好几次，但都没人接。大概是在三天以后，我再次拨响了这个电话，不久，话筒那头传来了一位女同志漫不经心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