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找严宝善先生。严老先生是近代藏书家严子厚之子，郑振铎、潘天寿、夏承焘等都与他有过广泛的交往。最近他出版了一部文献目录专著。
那位女同志让我等一下，然后我听见她扯开喉咙喊“老严”，感觉得出他们间隔的距离很远。
我等了大约有三分钟时间。窗外在下雨，城市的高楼大厦一片迷蒙。电话那头传来一阵脚步声，严老先生拎起了听筒。
我说我是报社的，想拜访他，希望能约个时间。
“你是报社的？”他又问了一句。
我确切地说是的。
他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过了一会儿，他说：
“不要来了吧，报纸上都报道过好多次了，再弄下去，嗯，也没多大意思……”
我说我只想了解一下古旧书店，我尽量把语气讲得婉转一些。
“都报道过好多次了，再弄下去……”
我很不自在。
“……天下雨了，”严老先生有点无奈，“我感冒了，身体不舒服……一个星期后——再联系，好吧？”
我如果再坚持下去，也未免太强人所难了。我答应一星期之后再联系。
在这段时间里，我从新华书店买回一本严宝善先生最近出版的专著——《贩书经眼录》。
这是一本阅读起来非常吃力的书。
全书用的是繁体字、古地名，整部书，包括书前的序、跋，都用文言写就，有些甚至不标句读。全书满是古典文献、目录学、图书馆学、考据等的专门术语。全书共辑录了作者经手、目睹过的近一千种种古籍善本和历史资料，每种详记原书书名、卷数、页数、行数、纸张种类、装订方式、作者姓名，包括别号和里籍、各书要点、题识、藏印、源流等等。可以这么说，这是一部从一开始就拒绝普通读者的书。
著名画家钱君陶为它设计了封面，封面题字是古典小说戏曲家胡士莹，扉页题字是艺术家潘天寿，在为本书题签的十三位“书友”中，无一不是学问家，如姜亮夫、夏承焘、谢国桢、罗尔纲、罗继祖，王驾吾等，原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先生为它作序。
颇具意味的一点是，上述的老先生，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辞世，他们原先都是严宝善先生的知音，他们共同组成的这个圈子，如今已逐渐地零落了。只有罗尔纲（胡适弟子）和罗继祖（晚清遗老、著名学者罗振玉的长孙）可能还健在。
严宝善先生家学渊源，精于簿录之学，50年代曾在平海街开设宝贻斋书店，殚精竭虑地从事古籍旧书的搜访采辑工作。解放前就已是圈内有名的藏书家。像他这样的藏书家如今已是寥寥可数了。
自宋代以来，杭州历来都是文献渊薮，藏书家藏书楼层出不穷，流风至近代而不衰。1772年，乾隆下诏修《四库全书》，点名杭州的赵氏小山堂藏书楼进京献书；同是杭州的开万堂、知不足斋藏书楼则成为当时全国献书最多的四家中的两家，得赐《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振绮堂、寿松堂、瓶花斋等藏书楼也献书很多，得赐内府初印《佩文韵府》各一部。可见当时杭州民间藏书之盛。
杭州古旧书店和孤山的文澜阁一样，局部地继承了这种遗风。1957年它刚成立时，还是一家公私合营的古旧书店。表面上，它是一家贩卖旧书的流通单位，实际上，由于严宝善、高坤、朱醉竹等藏书家的努力，它到后来成了一家拥有四十万册古籍善本的藏书楼。现在，它虽然仍归属市新华书店，但企业的性质几乎已经全部消亡。
也许是历史上杭州藏书业的生命力特别强大的原因，它才保持了一缕游丝般的绵绵气息，至今不绝，杭州古旧书店是它的一缕脉息。具有这种性质的书店全国只有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曾经有过。
一星期以后，我再次拨打那个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严宝善先生。那苍老缓慢的声音早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他似乎已经把我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只好吃力地从头说起，说到中途，他记起来了，打断了我的话。
“你不要来了，好吧？我身体一直不好。”他的声音中有一种恳求，但非常决绝。
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似乎已经扰乱了他的生活。对方趁我沉默之时把电话挂断了。
听朋友说，严宝善先生其实是一位很容易接近的人，你如果直接找上门去，他倒也会表现出一些必要的礼貌。于是我决定硬着头皮去登门拜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听人说他们就在清泰街488号附近的一条弄堂里办公，那是古旧书店的仓库，并不临街。但是具体在哪一条弄堂里，则谁也说不清楚。晚报的文敏曾经被新华书店的同志领着去过一次，但是一出来就忘掉了，因为要转很多个弯，要经过一段幽暗的楼梯。但是她还依稀记得古旧书店仓库附近有一家幼儿园。
初夏的一个上午，晴天，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清泰街附近的小巷里转来转去，找寻一家又一家的幼儿园，向他们打听古旧书店的人。有好几次，我回转到清泰街488号。那道断壁静静地立在初夏的太阳下，反射出暗淡的光。此刻，我说不定是古旧书店最后的见证人之一呢。
我一位报社同事早年曾跟随他的伯父到过古旧书店多次，与严宝善先生相熟。据他所说，严宝善先生鉴别起古籍旧书来很有一套，他闭着眼睛翻一翻，听听纸张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书印刷的朝代。你向他讲一本古籍的名字，他随后就可以告诉你这本书的所有特点，目前收藏在哪家图书馆或者私人家里。现在，像他这样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少了。
临近中午，我在茅廊巷农贸市场的人群中转悠时，被一阵孩子的喧闹声吸引。这也许就是我所要找的那家幼儿园！我一阵惊喜。在幼儿园东侧的一道楼梯的入口处，我发现了一只木板钉起来的信箱，上面用毛笔写着：
严衙弄8幢东四楼
杭州古旧书店仓库
楼梯很长，笔直地通往三楼。我走到拐角处时，楼下的吵闹声听不见了。再转一个弯，我便看见了那扇铁栅栏门，上面挂着一把巨大的弹子锁。整个楼层一片寂静。
透过铁门，我看见里面的走廊上还装着一扇较小的铁栅栏门，虚掩着，门梁上挂着一件青布长衫。
我有点忐忑不安，仿佛立在一座古老的荒废的院门前。但是我还是敲响了那扇铁门。
一位穿长衫的老先生从小铁门后面闪出来，用一种疑虑的目光打量我。
“这是古旧书店吗？”我问。
老先生点点头，问我找谁。
“我找严宝善先生。”我说。
他说严老还没来上班，叫我下次再来。他一说完就想转身。
“能否把门开一下，”我赶紧喊道，双手紧紧攥住栅栏门，“我想进去看一些旧书。”
老先生又一次回过头来，说他们正在搞内部整理，不对外开放。
我再次恳求让我进去，我说：“我马上就出来。”
先生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他的面容是和善的，但是那目光仿佛从遥远的年代里射过来。我避开了他的目光。他拿了一把钥匙走过来，和我面对面站着。然后他的手从栅栏里伸出来，“咔嚓”一声把门打开了。
我侧着身子进去，跨进那扇小铁门。前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我看见走廊上摆着一张灰黑色的木桌，桌上摆着两本线装《汉书》。
老先生指着这套旧书说：“已经不全了。”
这使我想起解放前后，那些家道中落的豪门富家把家中的古籍旧书当作废纸出售的情形，它们有的被送进了造纸厂和扇子厂，还有很小的一部分则被严宝善这样的掠贩家（藏书家中的一类，其余四类是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鉴赏家）购走，才得以幸存下来。1953年，严宝善从某书肆购得一批从清咸丰同治年间苏松太道吴煦后裔家中流出来的古籍，其中有很多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后来被史学界称为“吴煦案”。但其中有些也已缺失了。
老先生尾随着我走进一间仓库，里面摆着一排排木架子，木架子上全是些破旧的线装书，上面积满了尘土，整个房间有一股浓重的旧书与灰尘的味道，使人鼻子发痒。经历了无数历史烟尘的这些古籍，如今静静地坐在这里，与研究它们的先生们相伴，它们今后的去向又是哪里呢？我寻找了它们这么久，如今面对面了，然而感觉依然是那么遥远。
老先生一直跟着我，这使我非常不好意思。我在仓库里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我提了一些问题，但他每每都是三缄其口。
我向先生告辞。先生送我出来，我大概刚走下三级楼梯，就听见身后传来“咔嚓”一声，门又被重重地锁上了。
古旧书店仓库底下是幼儿园，这是非常有意味的：一种是那么年轻，另一种则是那么古老。然而你肯定不知道哪一种的生命更为长久一些。
回来途中，我又一次经过了清泰街488号。清泰街改建以后，这里将成为繁华都市中的黄金地段，它潜在的经济效益将吸引许许多多具有经济眼光的人。古旧书店回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然而那批古籍旧书是要贴钱的。
一切都在不断地变。晚上我们睡觉，天明醒来发现空气已经不一样了。在晚清以前，古典文献是每位学子的基础课程，现在则成了阳春白雪，成了少数学者的研究对象。我想起了严宝善先生，这位上半个世纪就已成长起来的博学之士，说不定已是杭州最后一位真正的民间藏书家了。有一天，当他从那个近于封闭的圈子里走出来，在喧闹的街上低头疾走的时候，又有谁能认出他，并且理解他的内心呢？当十年或者二十年以后，当时间将他和他的那些“书友”们统统淹没的时候，还有谁会记起他们吗？
1995年7月
【温驯的抽象生活】
——让-菲利普·图森和我们
一、杭州
2001年11月24日下午两点，我走进杭州国大雷迪森广场酒店的旋转门，一眼就看见了让-菲利普·图森。
进酒店之前，因为时间还早，我在武林广场逗留了一会儿。人们在广场上朝各个方向走着。我在一只花坛的边沿坐下，让时间悄悄流逝。这是一个最平常不过的白天，没有太阳，有点冷，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个白天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我关注已久的比利时小说家、电影导演——让-菲利普·图森。也许还等待别的什么。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眼前的图森完全不同于我想象中的图森。他是那么高大，和我握手的时候不得不俯视着我。因为谢顶和脸上的皱纹，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苍老。是啊，他今年已经四十四岁了。不过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不变的是他的目光，那么温驯，还有他的若有若无的浅笑，这些使他看来像一头绵羊。办好入住手续，我们鱼贯走入电梯。到了十楼，我们又鱼贯而出。进了房间，图森说，他要睡一会儿，累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练习写作的时候，图森正在法国崛起。罗伯·格里耶称它的小说为“叙事体的抽象派艺术”，他的三部小说代表作《浴室》《先生》《照相机》分别出版于1985、1986、1989年。世纪将尽时，他的小说进入了我的视野。1997年初，我从广州博尔赫斯书店邮购了《浴室·先生·照相机》的中译本。这是一本诡异、独特的小说，简洁而深奥，你从中仿佛看到了本质的东西，可是又什么都没看到。它们让我深深地着迷。
图森在休息。我们围坐在隔壁的房间里，商量图森浙江之行的日程安排。（介绍一下我们吧：诗人兼民谣歌手杨一，他是图森中国之行的“三陪”，已经陪了二十多天了；出版策划人陈侗和鲁毅，他俩三天前专程从广州来到上海，开始一路陪同图森；小说家黑城，还有就是我，是图森浙江之行的义务接待者。我们都是图森小说的忠实读者。）我们围坐着抽烟，烟灰缸放在中央的地毯上。每隔一段时间，我就站起来，跨过烟灰缸，拎起水壶给大家倒水。后来，朋友阿强和黄石敲门进来。
下午四点钟，图森从隔壁房间跑过来。他的脸上留着两道刚刚睡醒的痕迹。我们动身去西湖。
湖滨游人如织，湖水笼罩着迷蒙的雾气。六公园的露天茶座坐满了人。我们把两张空桌子并在一起。服务员给我们泡上茶。我们斯斯文文地坐着，面面相觑。我们的外语水平只够跟图森寒暄，可总不能老是寒暄。于是只好沉默着。有时图森的目光会和我相遇，可是又迅速地飘走了。他的神态中没有激情，也没有好奇，有的只是止水般的平静。最后我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停留在桌面上：那里已经成为一座庞大的情爱舞台，一对对飞虫落在上面，奋力地交媾着。之后它们分开，一只精神抖擞，另一只则气息奄奄，哪一只是公的呢？我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并开始争论。
图森的脸随着天色变化着，就像面前的茶杯里的水。后者从浅绿变成微红，再变成深红。天色终于黑透，又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夜晚。
五点半的时候我们起身，沿着湖岸走到少年宫，再走到望湖楼。白堤上的灯已经很亮了，映在湖水里，波光闪烁。下班了，北山路上人流车流交叉涌动，此刻他们挤在一条马路上，目光急促，表情匆忙。一位交警在手忙脚乱地维持秩序。只有我们这一行人，没有目的地，没有心事，我们踱着细步。我们暂时地逃离了那种紧张、乏味的生活。遗憾的是不能经常这样踱着步。快要走到断桥时，我们往回走。北山路上打不到出租车。我们一直走到保俶路上的潮香宫，还是没有空车。继续往前，走到蓝宝大酒店门口，然后傻傻地等在那儿。酒店门口的大龙虾吸引了图森，他拿出照相机，叉着双腿，反复地瞄准。
晚上六点半时我们回到雷迪森。在三楼的一个包厢里吃饭。图森已经会说几个中文词语，他把“干杯”叫做“屁股朝天”，意思是把酒喝完，一直见到杯底（屁股）。“干杯”的法文发音是“亲亲”。亲亲！我们举杯，然后一饮而尽。
吃完饭后我们去一个叫“天上人间”的酒吧。迟钝的木门推开了，我们鱼贯而入（请原谅我第三次重复这个词，我自己也痛恨，可是似乎没有别的办法）。屋里光线昏暗，人声嘈杂。我很少上酒吧，因此眼睛隔了好几秒钟才开始适应。一名男服务生迎上来，鞠个躬说，先生晚上好。服务生的背后，有一条长长的吧台，吧台前人们神情恍惚。这是一个暖昧的地方，模糊着梦想与现实的界限。我们沿着窄窄的楼梯上到二楼。我们人多，服务生把两张桌子拼在一起。人刚坐下，啤酒就端上来了，二十杯，泛着泡沫。每人都喝了口啤酒，心满意足地放下，咂吧着嘴。图森慢慢舒展着额头，眼睛像夜狼一样越睁越大，不久便开始散发出幽蓝的光芒。亲亲，他朝我们举起酒杯。
我们——黑城、黄石、阿强和我——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了，都写过多年的小说，可是因为种种原因，现在都不能经常写了。是的，是不能。不过，这是暂时的，我往往一面这样可耻地安慰自己，一面过着温和而平庸的生活。不过，我们仍然热爱着从前热爱的事物。
十点钟，三个上海来的打扮入时的女孩加入进来。黑城说，她们是作家。哦，多么年轻的作家。女孩作家坐在图森旁边，叽叽喳喳地说着英语。她们声音婉转，表情热烈，眼睛忽闪忽闪的。图森很快就被逗得容光焕发，一面报以微笑，一面大口大口地喝酒。我酝酿已久的有关文学的话题，始终都没有机会说出来。想和图森作些交流的念头慢慢熄灭了。
明天还要去绍兴。十二点刚过，我们就离开了天上人间。图森、杨一、陈侗、鲁毅回雷迪森。黑城、黄石和我回家。车子开到半路，黄石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怎么办？老婆没回家，我没带钥匙。黄石说。于是我们又去了另一个酒吧。一直泡到凌晨三点。
我想起图森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冷漠、迟钝、轻率、孤独、无所追求。《浴室》中的“我”在浴室中过着“平静的抽象生活”，他整天泡在浴缸里，无法解释自己行为的动机。“为什么我不回巴黎？是的，她说，为什么？有没有理由，哪怕是一个我可以说得出来的理由？不，没有。”在《先生》中，“先生拉着安娜·勃鲁哈特的手，就这样坐着，后来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又轻轻地把她的手放回长凳上。”《照相机》中的主角也没有名字，他等待着，用一种消极的态度等待，体味着时间缓慢的流逝，体味着自己的无所作为。我发觉自己的生活——至少是一部分——和图森小说中的人物是如此相像。图森小说主人公的困境也就是我们的困境，这不是巧合，也不是模仿，而是一种准确的概括和预言。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图森小说的普遍性。图森不是普鲁斯特式的大师，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而言，仍然是稀缺的。
二、绍兴
中午十二点出发，下午一点到绍兴。诗人濮波在那里接应我们。
图森来之前，中国是他最感兴趣的国家。法国文化部资助了他的这次中国之行。图森的最新作品是《自画像（在国外）》，是作者在世界各地旅行的记录，不过，从它发表在《芙蓉》2001年第六期的节选来看，图森把“国外”当作了一面观察自己的镜子。就像图森这次到中国，无意中成为了我们的镜子。所以也许不需要和他进行酸溜溜的交流，只要他站在我们面前就可以了。
鲁迅纪念馆、鲁迅故居、三味书屋……我们不动声色地滑过这些地方，像一串长长的影子。这串影子中最突兀的是图森。他脚步迟缓，目光飘忽，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可是又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因为他的脚步和目光从来不在同一个事物面前长久地停留。导游不懂英语，杨一用一种混杂着汉语、英语、法语、德语的拙劣语句向图森解说着。图森礼貌地点着头，一副完全听懂的样子。
鲁迅祖居的屋顶像一顶官帽。会客厅的太师椅透着威严。房间走了一间又一间，好像没有尽头。卧室里的床也是黑色的，床上整齐地叠着红色的被子，好像刚刚有人睡过。到处都是阴森森的。这是一个压抑的地方。图森从这些地方快步走过，脸上没有好奇，也没有恐惧。对中国传统的感受，图森和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快就出了门。
鲁迅祖居门口有个卖油炸臭豆腐的老人。我们一窝蜂涌过去，臭豆腐顿时脱销。一部分人先吃，吃完了去参观马路对面的三味书屋。另一部分人等在油锅边，边炸边吃。那边去参观的人都回来了，这边还有人在等臭豆腐。图森抹了抹吃得很油的嘴。
从青藤书屋出来，我们继续走在那条狭窄的弄堂里。弄堂两侧有很多发廊，里边的小姐笑容暖昧。Hello，小姐叫道。图森居然从一开始就不加理会。头顶的天空拉满了电线，晾满了女人的衣服，正在往下滴着水，图森一律视而不见。在另一条弄堂入口处的墙上，写着硕大的“浴室”两字，墙边立着一块指示牌，上面标着“厕所WC”字样。浴室，浴室，我们叫道。这回图森听见了。我们示意他在“浴室”两个大字旁边留个影，他欣然同意，并且摆出一副举着相机拍照的姿势。这幅照片将只有一个名字：浴室·先生·照相机。我们在给图森拍照的时候，路边糕点店的伙计说：“和厕所拍照，哈哈。”我们这才发现那两个大字写在一座厕所的墙上。
吃晚饭的时间还早。我们驱车去城市广场喝茶。城市广场的西侧，建有一大片园林，里面散布着几处亭台楼阁，其中有一处（名字已经忘了）临着水，建有演社戏的戏台。可惜戏台上不能摆桌子。我们只能坐在房间里。小姐给我们每人一杯绿茶。还有一些瓜子，图森小心翼翼地捡了一颗，用十个手指费力地剥开，取出那一丁点儿瓜子肉，准确地塞进嘴里。然后再捡一颗。
仍然不能具体地交流。大家只有喝水的声音。小说家让-菲利普·图森仍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远处传来丝竹的声音，夹着凄惶的唱腔，仔细一听，原来是越剧《黛玉焚稿》。我们喝完茶出来，那曲子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司机把车子开过来，我们依次上车，准备去咸亨酒店吃晚饭。我右手扶在门框上，就在这时，濮波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哎哟，我一声惨叫，四个手指被夹住了。还好夹住的是四个手指，要是只夹住一个，那就不可收拾了。
吃罢晚饭，我们便匆匆往回赶。八点钟在“纯真年代”书吧有个以图森为主角的聚会。期间将放映一部图森新近拍摄的电影。之后我们将就当代小说和电影与图森开展一场交流，陈侗为此还联系了浙江大学的法语老师做我们的翻译。面包车在杭甬高速公路上飞驰。车厢里一片黑暗。大家都累了，除了司机小王，其他的人都东倒西歪，有人还打起了婉转的呼噜。半梦半醒中，我看见坐在司机身后位置的图森歪着头，眼睛微闭，目光迷离，捉摸不透——这道冷漠如他的小说的目光，此刻会停留在哪里呢？
三、杭州
晚上八点钟，黑城、黄石、陈侗和我先期抵达“纯真年代”书吧——它是书店和酒吧的不可解的混合体，并因此散发出一股酸甜的鸡尾酒味道。关于图森要来的英文海报已在门口贴出。但在书吧内部你丝毫看不出图森要来的迹象。服务生们背着手站立着，神态像往常一样从容。在三楼，两位师傅在认真地调试录像放映设备。将要放映的图森电影名叫《溜冰场》。
人们陆陆续续走进书吧，他们当中有小有名气的作家、大学教师和电影爱好者，他们三三两两优雅地坐在一起，并且开始交头接耳。服务生把放在背后的手拿到了胸前，并且适时地走来走去。还有新闻记者（搞不懂他们是怎么来的），其中一个男的，每隔一段时间就站起来，用摄像机扫视房间，摄像机把这次小范围的聚会变成了公众活动。还有浙江大学的法语老师，她带来了一群法语系的年轻学生，他们正在耐心地等待这次难得的法语会话练习时刻的到来。还有文学青年，他们是最安静的，坐在最不显眼的角落里。所有的人都像是来参加一场图森的筵席似的。哦，还有三位长得极像图森的老外，双手托着肚子，站在楼梯口上东张西望了一会，最后走进了里头的那只小房间。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与图森无关，因为他们点了蜡烛，拍着手唱《Happy Birthday》，一遍又一遍。
影片叫《溜冰场》，法语对话，英文字幕。看这样的电影就像看图森本人，看不透。但是我能感受影片中的滑稽气氛。主要的情节都发生在一个溜冰场上。溜冰场，这也许是人生尴尬处境的象征，你得小心翼翼地僵硬地在上面走路，这既让人担心又引人发笑。尴尬和困境，这也是图森小说的一贯主题。《溜冰场》是图森导演的三部影片中唯一不是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为拍这部电影他特地写了电影剧本。
电影放到一半，图森来了。有人带头鼓掌，引发了一阵还算热烈的掌声。掌声催生了图森的明星气质。摄像机镜头对准了他。他向大伙点头致意，然后款款入内，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保持了不错的镜头感和分寸感。只是，他落座不久便陷入了法语系学生的小团体中，陷入了学生的对话练习预谋中。他们一副言谈甚欢的样子。我们只好干坐着，相互寒暄，间或认真地吃一颗瓜子。我们本来想让晚上的聚会成为一次交流的场合，然而我预感这样的愿望又要化为泡影。因为从一开始起，我们就失去了对事情的控制，并且听任偶然因素的摆布。
黑城决定为我们预想的和图森之间的交流作最后一次努力。他把图森从学生堆中领出来，带到电视机前。大家静一静，黑城清清嗓子说，电影已经放完了，大家有什么小说和电影方面的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与图森先生交流，浙大法语系学生为我们翻译。
一个女孩走到前面，问图森：“现在有些作家喜欢写一些让人看不懂的小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差点让我噎着。问得很无知，也很不礼貌。图森的回答有点含糊其词。图森被认为是新小说派作家，而新小说给人们的印象是复杂难懂，但是图森的小说并不难懂，至少在我们的眼里并不难懂，就算难懂，那也不是什么过错。法语系学生在翻译女孩这个问题的时候，黑城大声地说，有这样一个事实，在法国，图森的小说，最多的一天曾经卖出五万五千册以上，可见并非难懂。另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好的小说总是让人感动，请问图森先生，你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这个问题有点不着边际，似是而非，让图森支吾了半天。也许他的回答也有点闪烁其词，法语系学生挠着头皮，让图森再重复一遍。大家哄堂大笑。后来的几个问题也是如此。整个儿就像一次蹩脚的记者招待会。
我坐的这张桌子紧挨着电视机，所以我能清晰地看见图森的脸，这是一张深藏不露的脸。从他礼节性的回答来看，他似乎把所有的提问者都当作了采访他的记者。他的回答充满了外交辞令式的模棱两可，充满了逃避和躲闪。我问他来之前对中国有什么印象，经过这二十多天的了解，现在又产生了哪些新的印象。他的回答是，中国是他最向往的国度，现在他仍然处于深入了解的过程中。这样的回答当然无法使我满意。后来，他坐到我的对面，不过不是和我交流，而是在接受某电视台记者的采访。他回答的时候，十个手指用力地揉捏一颗瓜子，直到采访结束，才“颇为艺术地”把那颗瓜子剥开。
晚上十一点，黑城对大家说，时间不早了，今天的聚会就到此为止吧。
我们走出纯真年代。冬天的风迎面袭来，我裹紧衣服，仍然觉得寒冷。路灯朝静寂的大街尽头延伸。我忽然想起图森小说《浴室》结尾的话：“我得冒一种风险，一种破坏我平静的抽象生活的风险。”是啊，我们的生活是一种没有风险的生活，就像小说《照相机》里所说的，它“没有想象中的创伤、刺激”，它是“温驯的，像每一刻过去的时间那样温和”。生活在别处，我们渴望另一种生活，渴望能抛开眼前令人不愉快的一切，渴望像让-菲利普·图森那样去写作，去游历，去拍电影，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去生活。可是，我们害怕过这种生活之前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害怕种种可能的风险。我们没有勇气。我们浮躁而懒惰。长久以来，我们以一种最正常不过的方式工作，吃饭，睡觉，每一步路都走得安分守己。让-菲利普·图森的到来给我们生活切开了一道浅浅的口子。可是，我们的心灵和肉体都具有良好的可鄙的自我愈合功能。当图森离开我们的时候，当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从睡梦中醒来，发现一切又恢复如初。哦，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2001年11月30日
【一个女人的哀歌】
他终于同意我把他和她的事情写出来。
“我们聊聊看吧。”他在电话的那一头说。
刚刚入梅，省城的大街上飘荡着梅雨的气息。我们约好星期六下午两点在城西的庄记咖啡馆见面。
在这之前，有好几次，我想把他和她的故事写出来。我和他说，但他总是保持沉默，等我转换话题。
我知道这个要求很残忍。他的伤口还刚刚结痂，可是我固执地想揭开它，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咖啡馆是新开的，没什么生意，很安静。暖色调的台布，柔和的干花，新式自鸣钟。窗外暗灰色的天空。我们并排坐着。还是那样一副平淡的表情。还是那样一副淡然的姿势。他拿出数码相机，给我看女儿吴悠（小名跳跳）的照片，这天上午在小和山拍的。取这个名字，是希望她一生无忧。再过几天就是6月19日，那是女儿两周岁的生日，一个惊心动魄的日子，他结婚不到三年的妻子黄畅文受难的开始。
“我们非常相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他说，“我们在生活中配合很默契。我在前面吸尘，她在后面拖地板，抹桌子。她烧饭，我洗碗。她洗衣服，我晒衣服……事先谁都没有说过什么，但却商量过一样。”那些事，恍如昨日，可是他说得轻描谈写，仿佛那已经很遥远了，而且和他一点都不相干。
那时候，他们住在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的宿舍里。每天吃过晚饭，他们一起出去散步，顺便买些水果回来。每个星期天，他们都去爬山。她喜欢炒股，股票涨了，她开心，他也跟着开心。如果觉得她开心过头，他会给她泼点冷水。股票跌了，他就不停地安慰她。她生病住院以后，股票不再有人打理，跌得很惨。
1998年10月的一天，夜晚，他和她在湖滨六公园的雷霆宫初次见面。她穿着白衣服从他面前飘过，是那么漂亮、飘逸。他拨通了她的电话号码，然后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她的手机里响起。月亮很圆，湖面氤氲，茶馆的露台上只有他们两人。喝完茶，他蹬着自行车，把她从六公园送回大关小区的家，再回到灵隐路父母的住处，前后花了两个多小时。他们就这样走进对方的生命里。那辆见证了他俩悲伤而伟大的爱情的自行车，如今停放在他们在城西的公寓车库里。不会有人再去骑它了。
生活向他们呈现着最瑰丽的一面。1999年5月，他们买下了城西一套带阁楼的顶楼房子。同年8月，他们在西湖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没办婚宴，也没拍录像。他们和朋友一起去了泰国。只有他们一对参加了自费项目蜜月岛的旅游，回来后他们一致认为那是整个行程中最好玩的地方。为了方便上下班和装修房子，他们买了一辆面包车。房子装修得简洁而舒适，也很现代：大块面的色彩，开放式的厨房间，带斜天窗的阁楼，安装了遮阳蓬的阳台上铺着光滑的鹅卵石，上面摆放着各种植物。她是拾掇植物的好手，我深刻地记得有一次去他们家里，她教我：“给花浇水要浇透，等干透了再浇，两个透。”2000年，她参加房地产评估师资格考试，顺利过关。2001年下半年，她怀孕了。他们每一天都被幸福感充盈着，生活仿佛完全按照他们的愿望依次绽放。
她吐得很厉害，吃下去的东西，过一会儿就全部吐光。他们把这看作孩子降生之前必须经受的小小的磨难。他们去省妇保医院。医生说，这是妊娠反应，有些孕妇会一直吐到孩子出生为止。医生没有建议做射线或胃镜检查，因为那将对胎儿不利。“算了吧，”她对丈夫说，“我一定能挺过去。”于是，她继续挺着。可是孩子都快九个月了，她还在呕吐，早上吃下去的东西，到了晚上便吐得一干二净，更要命的是脖子上还出现了可怕的肿块。生活开始显示它那狰狞的一面。2002年6月17日，他以最快的速度把妻子送进省妇产科医院。6月19日，距离预产期还有整整一个月，她被紧急推进产房，施行剖腹产手术。
6月19日，在吸收了九个月的母体营养之后，一个新生命降生了。6月19日，他和她提前成为了真正的父亲和母亲。6月19日，她的母爱彻底觉醒。6月19日，她精神和肉体的炼狱还刚刚开始……都已经成为往事了，如今，往事的当事人成了我面前的叙述者。现在我们坐在城西的庄记咖啡馆里。两年前，这间咖啡馆并不存在。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她会离开我，”他说，“我一直觉得，我们会克服所有的困难。”他说话的口气变化不大，但我能觉察到他的内心已不复平静。在我的一再劝说下，他喝了一口水。
“她一点都不怕手术……她一边看电视，一边和医生谈天……”他说，“剖腹产手术做过才两天，腹部的伤口还缝着线，她就坐着轮椅去一楼拍X光片。她忍着痛站在放射室里，我想扶着她，可是不能。她还跟我说没事，天晓得她是多么痛苦。拍过X光片后，她又去做了B超。”
一星期后，黄畅文从省妇产科医院转到浙二医院。她先是住在消化科病房，两天以后，转到了外科病房。医生给她做胃镜和CT检查，最后告诉他：胃癌晚期，可能性百分之九十九。医生没有说百分之百，也许是想给他留一线希望。可是对他来说，这百分之一的希望给了他百分之百的动力。他拿着她的病历和片子在各家医院奔走。所有的消息都是坏消息。
承认吧，承认她得的就是晚期胃癌，晚期胃癌并不意味着绝对没救。他这样想着。我不会让她默默地等死，我要想尽一切手段挽救我的爱人。奇迹会出现。
治疗的第一方案是马上做全胃切除手术。他守候在手术室的门外，时钟的秒针总是隔很久才艰难地挪动一下，有时干脆静止不动。他觉得她在里面待了很长很长时间。而事实上，她在手术室待的时间并不长。后来他知道要是长一点就好了，全胃切除并清扫肿瘤需要很长时间。可是她很快就被推出来了。医生打开她的腹部，发现她的胃已经和其他器官粘连，根本无法施行手术，只好重新合上。在合上之前，医生从外面接了三根管子到肠里，这样营养就可以直接输送到肠里了。
治疗的第二方案是化疗。可是怎么跟她说呢，之前他和医生一直骗她说她得的是肠梗阻，要是开始做化疗，她会呕吐，会脱发，她很快就会发现事情的真相。怎么办？和医生商量后，他想了个骗她的办法。他告诉她，她身上的细胞发生变异了，得用化疗药物去杀。她听了很高兴，说，老公我听你的，你和医生商量着办。
化疗二十天为一个疗程。那是一场肉体与灵魂的炼狱。她在接连两次大手术后接受化疗，手术的创伤还在剧烈疼痛，强烈的化疗反应便接踵而来。连续两个星期，她都在剧烈的疼痛和呕吐中度过，胃里的东西都吐光了，胆汁也吐光了。她总是小口小口地吐，生怕自己的声音影响病友的休息，这是多么高尚的行为。后来，她什么东西都吐不出来了，只能干呕。可是在呕吐的间隙，她竟然还有力量安慰房间里的病友。她住院后期，来看她的人很多，每天都有好几批。好多人知道她的病情后，先在外面哭完了再进来，怕影响她的情绪，可是看完了她，又往往被她的乐观情绪感染。
两个疗程以后，她可以下床走动了，长久堵塞的肠胃通了。她变得非常开心——她总是很容易就变得非常开心，她对他说：“吴凯，我一拔掉管子我们就去西湖边喝茶。”她还想着去上班，因为那段时间单位里特别忙。她还想着等空下来去旅游，她认真地看报纸，看介绍好玩地方的文章。可是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太长。她身上的管子越插越多，化疗一个接一个疗程，可是头发越来越少，身上的肿块越来越多，事实上临床经验早已证明：化疗根本就不可能彻底治疗晚期胃癌。
医生们已经无计可施。在外科病房住了两个多月后，他把她转到了肿瘤科。再后来，他把她转到省中医院，在那里，她又住了五个月。
其实根本就不用骗她。她早就知道了。有一天，乘护士和医生不在，她偷偷跑到医生办公室里，找到了自己的病历。病历的第一页，赫然写着“胃癌晚期”。她回到病房，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平静。后来她在病床上告诉他，你的负担已经够重了，我不能再给你压力。
她说：“吴凯，你对我这么好，我没有遗憾。当然，如果能让我多活几年，我会很满意。让我看看跳跳再长大一点……”
他每次新搜到一种治疗肿瘤的方法，都在第一时间告诉她。于是，当有人来看她，她就开心地告诉他们，已经有一种新的治疗手段了，她会好起来的。可是事实证明那些方法对她没有作用。那是他最难过的时候，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解释。但是她好像知道他的心事，他不说起，她也不再提起所谓的新疗法。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她几乎没有哼过一声。只有当房间里只剩他一人，她才会说：“吴凯，我疼死了。”
2002年初，癌细胞转移到她的脑部。所有的麻醉药物都已经没有用了，疼痛一阵接着一阵袭击她，想把她摧毁，她的每一天仿佛都只是为了忍受疼痛而存在。她忍着，一声不吭，有时实在忍不住，痛得快休克了，她才会说：“医生，给我打一支杜冷丁吧！”她有顽强的求生欲望。
“她经常痛昏过去，有一次，我以为她去了，”说到这里，他把脑袋别向窗外，他的声音中有一丝轻微的颤抖，“那天我看她情况还好，和护士有说有笑的，就跑出去交费，等我回来，发现她昏死在那里，医生正在紧急抢救……”他忽然说不下去了，开始掩面而泣，哭声被压抑着，好像嘴巴被什么东西塞住了，很久都没法开口说话。
我认识他多年，这是我每一次看见他哭泣。在他最难的日子里，他都不曾这样。在大家的印象中，他是一台一丝不苟运行的坚强的机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安慰他。我看见他的两个肩膀都开始抖动起来。
“我不在的时候，她想着想着，突然和护士说了一句：‘真是苦了吴凯！’一下子就昏过去了！”
她转到浙二医院肿瘤病房以后，他开始二十四小时陪着她。她每天都要连续挂药水，一直挂到后半夜。他小心看着，一直等到药水挂完，然后躺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小睡。早晨五点刚过，搞卫生的阿姨就来了，动静很大。他睡得很少，睡得很浅。有时她让出一块地方给他。他怕压到她身上的管子，每次都不肯躺过去。
有一天半夜，她起来上洗手间，没有像往常一样叫他。经过多次化疗以后，她已经非常虚弱，身上又插了很多管子，一个人走路是那么危险，每次上洗手间都要人扶着，一点点挪过去。可是那一次，她一个人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了。她轻手轻脚的，尽量不发出声音。
他还是醒了。当他冲过去抓住她的时候，她正在向下倒。
你为什么不叫我呢？他问她。
不忍心吵醒你。她说。
她知道自己可能不行了。她记得别人给过他们的每一点帮助，怕她不能再帮他记住那些事，就让他拿起纸和笔，把她说的话记下来：
某某家的房子快要装修好了，你要记住送礼物……
某某和某某快要结婚了，不要忘了回礼……
某某的孩子明年考上大学，你一定要去祝贺，他曾经帮过我们……
吴凯说到这里的时候，又喝了一口水。他要求我不要把刚才说的事写出来。这些事我都还没做呢，写出来不大好。他说。
“黄畅文人缘很好，领导、同事、朋友都喜欢她。她的同事，听说可以用活的癞蛤蟆治病，就想方设法去找。那时已经是冬天了，癞蛤蟆都躲起来了，他们借了一台水泵，找到一口池塘，把水抽干，从淤泥里捉了一批癞蛤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