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的小姑父、小姑妈——为了让吴凯和黄畅文能专心治疗，他们接过了抚养跳跳的担子——有时会带孩子过来看她。真想好好地抱抱她啊，可是她一点力气都没有，她让孩子久久地趴在自己的身上。她对他说：“吴凯，不要给孩子很多钱，要让她独立自主，要教她好的品质，改掉坏的习惯，给她最好的教育……”
她身上通了很多管子，进的和出的。仍然呕吐不停，什么都不想吃。有很多痰，不停地吐啊吐，一会儿就吐满一盆。有一天，她说想喝可乐。他买了给她喝。可乐从她嘴里进去，很快就从另一根管子流出来。她说：“可乐真好喝啊！”她过的是纯粹的嘴瘾，可是这已经是她唯一的享受了。
实在太痛了。肚子，脖子，脑袋……全身都是彻骨的痛。有些病人就是这样活活痛死的。为了止痛，他们决定孤注一掷，去做了伽马刀手术。几天后出现了可怕的后果：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这是多么残酷的打击。
可是她仍然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有说有笑。被践踏被抢夺的生命表现出来的是惊人的生存意志和高尚的情怀。她对他说：
“吴凯，我听不见你说话，也看不到你了……你不要难过，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交流。”
他紧握着她的手。
“我说句话，如果说对了，你就在我的手心打个勾，如果说错了，你就打个叉。”
他在她的手心打了个勾，表示同意。
“好，那我们开始吧，”她说，“跳跳在不在这个房间里？”
他在她的手心打了叉。
“明天能不能让小姑父带他过来？”
他打勾。看她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他心都碎了。
2003年4月29日下午，她开始变得意识模糊。只有出的气。心电监护器上显示她的心跳越来越慢。
“赶紧抢救啊，医生！”他大声叫唤着。医生做了最后的努力。
“没有办法了。”医生说。
“一定要抢救啊！”他叫着。哪怕能让她延缓一口气也好。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医生非常坚决地告诉他。
她的心跳越来越慢，终于停止。她在医院煎熬了十个月，斗争了十个月，最后没有等到奇迹。
对于未来的生活，她曾有一些计划：把城西的房子卖掉或者租掉，住到钱塘江畔去；再买一辆车，夫妻每人开一辆；每年出去旅游一次；买一台等离子电视机。
她12月9日出生于湖州，最后在杭州南山公墓安息。她在南山公墓的地址碰巧是12-9。父亲给她写了墓志铭：
志存高远，虚怀进取，求平生相伴才艺学问；
脚踏实地，平和诚恳，愿人间充盈至爱亲朋。
这是她短暂一生的写照。
2004年7月7日
【蝴蝶：王蒙印象】
秋天，青草泛黄，凉风习习。10月16日上午，刚下飞机的著名作家王蒙匆匆赶到了浙江大学校园。
王蒙到达浙大时，张抗抗作品讨论会的开幕式已经热闹地开始，大会按既定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稍晚些的时候，王蒙在与会者的注视下静悄悄地步入会场。席间有几位来宾举起手掌，准备鼓掌欢迎，但是看到他脸上那副严肃的表情，就缓缓地垂下了双手。王蒙抬头瞥了一眼台下，然后沉默着，坐到主席台正中央那个事先为他留好的位置上。
王蒙喘息甫定，电视台的记者已经把摄像机对准了他，摄影记者响亮地按起了快门，大会主持人则很合时宜地宣布：请王蒙同志为本次大会致辞！略显疲惫的王蒙显然没作任何防备，他的喘气声被冷不丁递过来的话筒扩散到了各个角落，但是他随即屏气凝神，并且凭着良好的镜头感和分寸感开始即席讲话，声音不大，但是沉着、有力，使用称赞的词语时毫不吝啬，可以觉出，他是一个有着透彻的智慧的人，有着极强的应变力，这也许是他与别的作家不同的地方。他的讲话只持续了三分钟，但是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掌声尚未落尽，王蒙就已恢复了严肃的姿态，变得不可捉摸。他摘下眼镜，开始漫不经心地阅读眼前的一份报纸，间或端起茶杯地啜上一口。大概感到有点热，他脱掉了外套，然后一边看报，一边小心地整理脖子上那条围巾。终于他把报纸放下，陷入沉思。坐在他左侧的徐岱教授（浙大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和他搭话，并递给他一张名片，他露出微笑。他朝徐岱教授连连摆手，好像在推辞什么，后来终于答应了，于是双方都复归于平静。会后大家才知道浙大准备邀请他和张抗抗担任客座教授，开幕式即将结束时，浙大一副校长宣布了这一消息。消息宣布完毕，校长大人把右手伸到坐着的王蒙面前，想握手以示庆贺，结果王蒙愣了一下。他有点心不在焉。他好像还没从某些矛盾中完全超脱出来。
从此刻的王蒙身上显然已捕捉不到青春的浪漫和激情，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成熟、冷峻的王蒙。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3年）的《序诗》中，十九岁的王蒙踌躇满志，他热烈地吟咏道：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这种纯粹的理想主义如今已不复存在。五十年代，王蒙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结果被打成了“右派”，被流放到新疆伊犁。一晃就过去了20年，他学习用一种较为务实、客观的眼光审视现实问题。然而事实表明，他做得还不够。他继续栽跟头。理想主义在他心中太根深蒂固了，这让人非常苦恼。去年夏末，王蒙创作了一首题为《秋兴》的长诗，作为散文集《我是王蒙——王蒙自白》一书的序诗，它的起句是：
昨日蝉鸣如海啸，
今夕蟋蟀啼伤调。
这是一首长达一百二十八行的古典式诗歌，愁绪满怀的作者在诗中抒发了一种古典式的伤秋（季节之秋？生命之秋？事业之秋？）之情。在《秋兴》中，年过花甲的作者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怀疑，并完成了一次淋漓尽致的自我宣泄。不过，诗中的王蒙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王蒙。我们观察到的王蒙沉默、理性、机智、稍稍有点架子、言谈得体。他是文人，但有时又给人入世很深的感觉。
王蒙没在开幕式结束后的中餐上露面。人们伸长脖子搜寻他的身影，但是毫无结果。他仿佛突然消失了。直到当天下午三点钟，他才再次出现在花家山庄的会议现场，张抗抗作品讨论会正在继续。王蒙坐在中间，依然保持着旁观的姿态。他的目光常常停留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五点多，会议告一段落，王蒙接受了电视台记者的简短采访，然后又迅速地消失了。整个晚上大家都没有看到他。也许只有会务人员才知道他那诡秘的行踪。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被省里的领导请走了。
第二天，也即10月17日，王蒙整天没有出现在讨论会现场。早晨他对陪同人员说，你们都不用陪我了，我一个人出去走一圈。他果真一个人出发了，他以惊人的兴致和毅力徒步穿越了花港公园，穿越了苏堤，穿越了孤山和白堤（我们事后才知道这件事）。这是一次漫长而孤独的旅行，作家王蒙再次让一些人感到不可捉摸，感到无比惊讶，它使人想起他的一段话：“我的一篇小说取名《蝴蝶》。我很得意，因为我作为小说家就像蝴蝶。你扣住我的头，却扣不住腰。你扣住腿，却抓不着翅膀。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知道王蒙是谁。”
但是我们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就会发现这次旅行恰恰透露出了王蒙个性中最为真实的一面。它表现在《秋兴》中，也表现在《春之声》《布礼》《活动变人形》以及《踌躇的季节》等众多的小说中。王蒙并不像他自已所说的那样是个令人费解的人，相反他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喜欢沉思、风景和创造的作家、他与那些喜欢前呼后拥的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他是智者，是作家、红学家兼批评家，是最大胆的现代艺术的实验者。他骨子里仍是一位不断自我完善的真诚作家。
这一天的夜晚，王蒙在徐岱教授的陪同下再次来到了浙大校园，因为他答应匀给浙大学生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浙大影视厅里，王蒙把这一个小时掰成了两半，一半用来发表即席演讲，一半用来回答听众提问。六百多位闻讯赶来的学生在此领略了什么是幽默和智慧，并且圆满完成了对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的集体采访。讲台上的王蒙机智、自信而胸有成竹。他面无表情，但是声音抑扬顿挫，富有感染力。他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但是连最狂放的笑声也不能打动他的表情，他的面容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这又使人想起那首令人心动的长诗《秋兴》，在这首诗的末尾，那个最真实的王蒙动情地咏道：
花甲之年拨心曲，遥想读者泪如雨！
1998年12月23日
【蔡天新的左右脸】
1977年的高考改革照亮了人们心头由来已久的黑暗。可以考大学了，生活又有了目标了。
十四岁的蔡天新似乎还是个懵懂顽童，数学是那样的遥远，他从来没想到过数学将是他一桩要成就的事业。在严厉的父亲的命令下，他开始埋头于功课，从父亲的眼中，他知道大学是他首先必须抵达的目标，但是他实在不懂上了大学，生活又能改变多少。
就在那个时候，蔡天新阅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当年这篇具有启蒙意义的文章像一束强烈的光线，它告诉人们理想是什么，科学又是什么。刚刚告别童年时代的蔡天新被刺醒了，他灵魂中沉睡的部分被激活了，他觉得他应该走陈景润这样的路。1978年，他参加高考，在高考志愿表上填下“山东大学数学系”，并被录取了。
哪怕在今天，蔡天新那种说做就做的性格也要被一些人认为是天真的，头脑发热的。不过，它反映出了蔡天新身上某种异常热烈的气质，日后这些气质将会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它们将会是非常显眼的，而且与陈景润、杨乐他们截然不同。
蔡天新成了一名少年大学生，他从家乡黄岩出发，走上了北上求学之路。这一年，他第一次看见了火车。他学的是控制论专业，这与他日后的研究方向——数论风马牛不相及。虽然这时候他已确立了要成为一位数学家的理想，但是他并不努力。少年人的习性使他的学习、生活变得散漫无序，上课思想经常开小差，课外疯玩足球。他是那样的小，以致回家的时候连火车都挤不上。于是他就立在站台上哭泣。列车员查看了他的学生证，打电话到山东大学数学系，指责他们怎么可以让一位十五岁的男孩独自乘火车回家。列车员在电话中没提男孩的名字，数学系领导通过查找，怀疑是蔡天新。下学期开学的时候，老师向蔡天新问起这件事，但是蔡天新否认了。
他还参加了学校的冬泳队。假日里四处游玩。也许是与班里同学年龄相差太大的原因，大部分时间他都踽踽独行，眼睛里充满着青春期的忧郁。他的头发有三分之一变白了。到大学毕业，他连班里谁与谁恋爱都不知道。
他的少年天才很快就被发现了。大学二年级，他被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的助手看中，加入了从全系挑选出来的20名学生组成的小班，由潘承洞开小灶学习数论。20名学生不断筛选，一年以后只剩下了四名，不久又只剩下了两名，经过考试，这两名学生成了潘承洞的硕士研究生，蔡天新就是其中之一。1984年，蔡天新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一类数论的均值估计》，发表在《科学通报》上，它将当代数学大师Pall Erdos的工作作了实质性的改进和拓展，被收入美国数学会的《当代数学》丛书第77卷。1987年，蔡天新在潘承洞院士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那年他才二十四岁。
毕业了，蔡天新返回了家乡浙江，在杭州大学数学系担任一名年轻教师。这时候的蔡天新黑黑壮壮，满脸络腮胡子，但是他依然是柔弱的。对于这个社会，他仍然知之甚少。虽然在十五岁上大学那年，他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旅游，几乎在所有的假期里他都要出门远行。大学毕业时，他的足迹已遍布中国22个省，单单北京就去了七次。但这种旅游充满着少年人的浪漫情调，更多的是出于他的内心的冲动和对自然的热爱。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旅行是偏执而虚幻的。只有当他回到杭州并且成为一名必须自己谋生的教师时，他才开始意识到很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他得谋生，得设法让自己的处境变得更好一些，得面临爱情，而爱情的连锁反应是婚姻，最棘手的是如何对付周围的人群。这一切都是新问题，大学时代随心所欲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蔡天新博士显然没有很好地意识到这一点，他照样一意孤行，想说什么就说出来，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自我感觉。这势必会惹出麻烦，被人议论。这给他带来苦恼。
数学研究在继续，在学校分配给他的那间14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他认真研究着整数特别是自然数的性质，他相继完成了《数的几何》《指数和估计》《相邻素数差》《多项式表素数》《任意数域上理想集中的加性函数》等重要论文，它们发表在国内外一些重要刊物上。他的工作保持着世界上的一流水平，被前数学学会王元院士誉为“很有实力的年轻的数论学家”。他开始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国家教委留学归国人员和浙江省自然科学等多项基金。
如果就这样一直发展下去，蔡天新博士将会成为一位很纯粹的数学家，陈景润、张广厚以及他的导师潘承洞将是他的楷模。但是蔡天新不是这样。他灵魂中的热烈部分在环境的刺激下又燃烧起来了，而数学需要冷静与理智，他的情感需求比常人更加强烈。
他开始迷恋上了跳舞，这可能是对学生时代生活的补偿。虽然他的舞姿不算优美，但他的许多即兴舞蹈，诸如四步舞、拉手舞等倒是令人耳目一新，这也体现了他个性中热衷于创造的一面。他酷爱古典音乐，并因音符的触动而热爱上了现代诗——也许诗歌比数学更贴近他的个性，换种说法，他身上具有更多的诗人气质。他开始发疯般作诗，在诗中赤裸裸地表达他的青春的冲动。他的少年白头重新变黑，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他相继出版了诗集《梦幻的彼岸》《梦想活在世上》。
1993年，蔡天新博士作为一名交换学者访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访问期间，他被聘为该校第一位亚裔客席教授，用英语讲授两门数学课程，师生们对蔡天新博士表现出了相当的尊敬和欢迎。学期结束后，大家尽情挽留他，并替他办好了延长签证的手续，但是他还是于1994年秋天如期回到了中国。在美国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利用假期游历了美国各地，并诗兴大发，完成了一本《美国，天上飞机在飞》的诗歌小册子。以后他相继游历了西班牙、摩纳哥、法国等十个国家。
蔡天新博士每次都能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在这里，我们不能妄加猜测他的动机。我们大致只能捕捉到他思想的一些蛛丝马迹。和老一辈归国科学家，比如钱学森、华罗庚、童第周等人不一样，蔡天新在国外的真正角色往往是一名旅行者和访问者，而不是居住者或求学者。他在国外漂浮时，根一直留在国内。回到国内是他精神的需要。他回到了这块土地，就像他那快乐而孤独的旅行一样，是他诗人气质的集中体现。更何况，诗歌也有它自己的乡音，诗歌散发着它的出生地的泥土的芳香。对于蔡天新来说，寓居国外得冒着中断写诗的危险，这简直要命。
下面这件颇具意味的事情发生在去年7月，蔡天新代表中国到西班牙出席第19届欧洲数论会议。会议结束后，蔡天新开始游历欧洲。他想前往意大利，但是意大利边界对中国人仍然关闭。于是，蔡天新就躲过警察，偷偷地溜上了从蒙特卡洛去意大利的火车，在意大利北部小城文蒂米利亚待了好一会儿，然后返回蒙特卡洛吃早餐。这次短暂的意大利之行可称得上一次小小的历险，并带有孩童游戏的味道。这种事情只有诗人与流浪汉才做得出。
现在的蔡天新博士是一位年轻教授，居住在杭大西溪河南的寓所里。通常，他都坐在他的书房里，书房很小，书架上堆满了书籍，左边的一半关于数学，右边的一半关于诗歌，中间放着一只地球仪。有时候你看蔡天新那张黑黑的脸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仿佛他的左脸写满了阿拉伯数字，右脸写满了汉字。难以想象这两种极端形式的符号能融进他的脑子里，你甚至可以想象汉字与阿拉伯数字在他脑中搏斗的样子。正对书桌的墙上贴着一幅漫画，画的是大嘴大鼻的蔡天新博士，这是他游历巴黎时用一件印有“杭州大学”字样的文化衫作交换，让一位街头艺术家画的，画家本来要价100多法郎。像陈景润那样的数学家不太可能有这种商业才能。
和蔡天新博士面对面坐着，时间久了，会有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他说话常常欲言又止，仿佛隐藏着某种玄机。如果你深究下去，他就会动手去翻文字材料，然后告诉你他想讲的都在里面了。于是你仔细看那材料，却很难发现什么。而整个书房却一片寂静。看着那堆满地板的书籍稿笺，再看看眼前这位数学家、诗人，聆听着窗外那淅淅沥沥的雨声，你会发觉连时间都凝滞不动了。
1998年7月
【离家】
刚刚工作后的每个星期天，我都回家去。每次，我朝家乡走近，弯过那个山角，看见村庄，也就看见了母亲。母亲站在屋檐下，朝大路上张望，我一出现，父亲就从门里闪出来，站在母亲身后眺望大路上的我。我就这样，在父母目光的庇护下，朝家一步步走近。
我第一次离家去读书的时候，父母还很年轻。十五年后，我大学毕业，父母头发都白了。我被分配在家乡的县城上工作，离家只有二十公里。
“这下好了，离家这么近，能吃到家里的枇杷了。”夏天我从学校回到家里，第一天，父亲就这样对我说。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父母种了八十多棵枇杷树。家乡的土壤非常适合枇杷生长，结出来的枇杷又大又甜。父母知道我喜欢水果，每年初夏枇杷熟时，就托人写信给我，信末总要问一句：回不回家？路这么远，我自然是回不了的。这一点，父亲其实比我还清楚。那时候，我天天想着逃课，想着回家。
星期天我待在家里，陪父母说话。枇杷是大家说不完的话题。冬天里，枇杷花早早地开了。春天一到，枇杷果子一天天大起来，我们也就更加频繁地谈到它，谈它的栽种、嫁接、修剪，谈它的开花、结果、收获……天气好的时候，我跟父亲到枇杷林去。我们天天盼望着果子成熟。
我大学毕业，在离家这么近的县城工作，在父母看来，真是有说不完的好处，能够回家吃枇杷是众多好处中的一个。因此，当半年以后，我提出准备离开这里到北方去的时候，父亲一声不吭，母亲则显得很忧郁。我说：“到北方去，我的境况会更好些，日子也会更有奔头，那边有我的朋友，他们会帮助我……”我只顾自己说着，没注意到父亲脸色变得很阴沉。后来，他站起来走开，我听到了他那滞重的脚步声。我知道我给了他们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我是决定了要走的。我要再次离开家乡。谁都挽留不了我。5月，草长莺飞，整片大地都是绿油油的。我辞去了县城的工作，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好，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把它们运回家。母亲仍然站在屋檐下，眺望着大路上的我，过了一会儿，父亲也走出来，他们在阳光下显得颤颤巍巍的。我拎着大包小包朝他们走近。
母亲哭了。
整整一天，父母亲都没有说话。晚上，大家早早熄灯，睡觉。黑夜非常漫长，我在黑暗中倾听着父母的呼吸，倾听着自己的心跳。许多念头在脑海里飞逝。父母或许是对的，他们也曾年轻过，也曾像我这样背井离乡，然而他们却回来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息。
第二天，我们早早起来。父亲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补一只竹篓——父亲年轻时做过几年流浪异乡的篾匠。篾片在父亲的手中飞舞，早晨的阳光照在他的一头白发上。父亲说：
“你一定要走，我也不拦你。”
我认真听着。过了老半天，父亲才说出第二句话：
“再过一个星期枇把就熟了，你到那时再走吧。”
“北方的朋友在等我，今天晚上我就得走。”我说。
“今天晚上？”父亲神情黯然，说完又低下头，继续挥舞着篾条。
下午，我在收拾行装。我准备就背一个包。母亲在楼下叫我。我匆匆下楼。父亲额头冒汗，指着地上满满一篓枇杷，对我说：“你吃吧，年纪轻，可能不怕酸……”
枇杷还没成熟，表面长满细细的绒毛，煞是好看，但是颜色还是青的，只是在尾部才露出一点微黄。我捡了一个，剥开来吃。很酸，我皱紧了眉头，我从未吃过这么酸的东西。
“再过个把星期就好吃多了。”父亲说。
我又捡了一个。这一个比刚才的还酸。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想我这次走后，不知道哪年哪月能回到家乡。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无法听从他老人家的告诫，我要远游，而且前途凶险。想起父母辛苦一辈子，还得在孤寂中过完此生，想起父母对我的爱，我的泪水便像泉水一样汩汩流出。我几乎要哭出声来。
“你怎么啦？”母亲关切地问我。
“没什么啊，味道很好，”我继续吃枇杷，看见母亲的眼圈红了，我又补充了一句，“酸了一点。”
1995年8月
【如此欢乐童年】
冬天真是可爱的季节。河水干了，我们在河床上随意奔跑。阳光照射在光秃秃的栗树枝丫上。泥土路上偶尔会停着一只缩着脖子的小鸟。树林里积着厚厚的柔软的松针，我们嬉戏着、追逐着，一直到天色彻底暗下来。
冬天里，最难熬的是漫长的夜。黑夜一到，整个村子便陷入寂静。我们无处可去，上床睡觉成了唯一的选择。窗外，寒风舔着屋顶的瓦片，我们躺在被窝里，冻得瑟瑟发抖。床是由几块木板拼成的，草席满是破洞，旧棉被像石头一样坚硬。我睡不着，每天都盼望着天亮。天一亮，一切都会好起来。
公鸡一报晓，爸爸妈妈就早早起来，下楼干活。我缩在被窝里，聆听着楼下石磨的转动声和他们轻轻的说话声。当早晨熹微的晨光透过窗户的缝隙，照在我脸上时，我睁开眼睛，细细观察这可爱的光亮，然后一骨碌爬起。新的一天就这样不慌不忙地到来了。这有多好。
每次，我总是匆匆吃罢早饭，搬一把小竹椅坐到门外。此刻，太阳像冬天孩子的脸，红彤彤的，悬挂在屋前的树梢上。我从猪舍里抱来一捆稻草，脱掉破军鞋，露出两只冻得通红的光脚丫，然后用稻草一层一层地包裹起来。这样就暖和多了。太阳逐渐飞离树梢，升到空中，并且变得炽热起来。阳光穿透身上的粗布单衣，抚摸着我的皮肤，驱除着夜晚滞留在体内的寒意。碰到阴天，我们就在屋子里烤一会儿火。
身体稍微有点暖和，我们就开始活动。我们把椅子搬回屋内。大家聚集在一起，在院子里、打麦场上、田野里奔跑。我们有玩不完的花样，有些是从亲戚那里学来的，有些则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滚板子、拼四角、打不死、跳房子……所有这些，都像衣服、鞋子、棉絮一样给我们带来温暖。它们就是我们用来取暖的火，同时还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每次，我们总是玩得汗涔涔的，浑身冒着热气。我们玩得最多的是高跷——冬天里，我们穿着妈妈给我们纳的新布鞋，舍不得踩到地上，就骑着高跷走路。高跷要自己动手做。做一副高跷所需要的东西不多：一把柴刀、一把凿子、两根擀面杖粗细的圆木、两块厚木板。最好再来两颗钢珠，安在高跷脚上，这样，高跷踩在石板上就会发出“嘚嘚”的声音。多么悦耳啊。做一副又牢固又好看的高跷不容易，时间要花好几天，搞得不好手上要添几道伤口，还会招来爸爸妈妈的一顿臭骂。在漫长而寒冷的冬天里，拥有一副高跷等于拥有了一个伙伴，我们踩着它走街串巷，在雪地里赛跑，有时候，我们一整天把它扛在肩上。高跷让我们的冬天过得美满。
白天总是很快就过去。夜幕像往常一样徐徐落下，除了从哪户人家传出的小孩的啼哭声，除了下雪天雪花坠地的温柔的声音，寒冬的夜晚一片沉寂。我们随随便便吃过晚饭，早早提一盏小油灯上楼睡觉。小油灯的火苗摇曳不停，有时候看它几乎就要熄灭了，我赶紧用手遮着它，让火苗重新蹿起。我缩在被窝里，看着床前的小油灯，久久无法入睡。小油灯散发着温暖的光亮，它们是多么慷慨啊，要是能让它一直点到天亮那该多好，可是没有那么多的灯油。隔壁房间的妈妈用那种疲惫的声音提醒我：小油灯该吹灭了。每次，我总是要等到母亲说第三遍的时候。
然后小油灯就吹灭了。黑夜覆盖上我的脸。整个世界都陷入黑暗。快睡吧，我默默劝说自己，快睡吧。睡着就好了，不久就会天亮。
1996年5月
【十八个梦或碎片】
1999年3月10日 星期三 委屈的母亲
我正在单位十楼的阅览室里看书，妈妈来了，后面跟着爸爸。妈妈穿着一件白色的貂皮大衣，大衣很长，一直遮到膝盖。妈妈一看到我，就开始哭泣，因为我没去长途汽车站接她。“我们等了那么久，你都不来。你肯定把给我们忘了。”妈妈说完，又开始“嘤嘤”地哭泣，像个受了莫大委屈的小姑娘。出现了这么大的疏忽，我很自责。我的右手从妈妈的后背绕过去，搭在她的肩膀上。可是她越发委屈了，哭声越来越大。整个阅览室的人都开始注意我们。他们的脑袋从报纸后面伸出来，嘴巴张成圆圈，惊讶地看着我们。
1999年3月11日 星期四 安葬自己
我死了。我流着眼泪把自己装进一个像棺材一样大小的盒子里。然后我把这个大盒子夹在腋下，跑到山上安葬。我找了很多地方，可是每当我把棺材放下去的时候，一阵狂风便会突然刮起，把棺材的盖子掀掉，露出我那可怜的，一点都不能动弹的躯体。我悲痛欲绝，只好去寻找另外能够避风的地方。我夹着这具装着自己的棺材在山间跋涉，我很累，几乎要再次死去，可是我想，一定要挺住，一定要找到安葬自己的地方，那里一年四季都很平静，没有风。
1999年6月24日 星期四 手心尤物
我左手的手掌心长了个水泡，米粒那样大小，非常光滑。我用右手的手指轻轻地抚摸它，感觉到它有着翡翠般的诱人的质地。“真是个尤物，”我久久地注视着它，不由得发出了如此的感叹，“我的生活将变得非常丰富，因为我随时都可以观赏这个美丽的宝贝——只要我举起自己的左手！”我不停地抚摸这个宝贝，不停地亲吻它，可是就在这时，我发现了一个非常细微的情景：这个小水泡正在慢慢地变大，它以一种几乎看不见的速度向四周均匀地扩展。开始我只是有点担心——我还指望它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呢。可是越到后来，我就越害怕：它向外扩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从手掌的中央向四周迅速蔓延，开始它像颗米粒，不一会儿，便变得像一颗黄豆那么大，又过了一会儿，它长成了乒乓球，鼓鼓的，晶莹透亮，像成熟的果实一样——它使我恐惧。我手足无措，徒劳地想阻止它对四周皮肤的侵略。可是它是那么有力量，有韧性，摆出的是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很快，它长成了一个馒头大小的东西——是的，现在我管它叫“东西”，它是那么难看，像被吹鼓起来的母鸡的胃，透过那层皮，我看见了里面赤裸的肌肉，还有正在流着血液的血管。此刻，我心急如焚，这样下去，水泡将会蔓延到我的全身。我一点办法也没有，眼巴巴地看着这个可怕的“尤物”。这时，我听见了一声清脆的爆裂声：水泡像气球一样炸开了，水泡的碎屑和血水四处飞溅，我的手掌顿时变得血肉模糊。“我该怎么办呀，我的手变成了如此模样！那爆裂的、飞走的可是我身上的皮！我用什么来修补它呢？”我差点要哭出来了。
2000年1月22日 星期日 少年的遗书
刚刚下过一阵雨，我和两个大学时代的朋友（好像是金旭光和陈早挺）去爬山。这座山就在我老家房子的前面，树木茂盛，但是因为刚刚砍过柴，地上光秃秃的，只留下一些被削得尖尖的柴根。我发现地上有很多刚刚破土而出的蘑菇。“快来采啊。”我叫道，“这是真正的野生蘑菇，味道非常鲜美！”朋友也愉快地加入到采蘑菇的行列中。但是他们分不出哪些是可以食用的，哪些是有毒的。于是我就教他们如何分辨。
我们各自散开采蘑菇。我们把所有的衣兜都装满了。
这时，我发现地上散落着许多一元硬币。我像采蘑菇一样把它们一枚枚地捡起来。我捡了许多，全都塞进衣服的口袋里。硬币像蘑菇一样多。在一个树根被挖掉的凹陷处，我发现了一张十元面值的纸币，我把它捡起来，发现它的下面是一张一百元钱的纸币。我把它也捡起来，结果发现下面还有百元大钞，而且不止一张，我数了数，发现至少有七八张。我全部捡起来，放进腰包。但是，我发现地上还有一封信。
这是一封可怕的信，满纸都是绝望的语言——说得更确切些，这是一封绝笔。写信的人是一个少年，他好像有许多的烦恼解不开。这是一封很久以前就写下的信，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这封信一直在露天的环境下居然保存得这么完好。我不知道这个少年现在怎么样了，如果像他在这封信中所说的那样，那毫无疑问，他早已作古了。所有这些钱都是他扔在这里的，他原来好像想用这些钱办件事。
我是不该拿这些钱的，可是我不知道这个少年是谁，他是否真的已经死了。
2000年4月1日 星期六 蚂蟥
我走过一片荒野，碧绿的野草一望无际。大概是在清晨，野草上布满了露水。草不是很长，但是非常茂密。我一路走着，让我发慌的是，我的双手好像变长了，总是要甩到湿漉漉的草上，当我举起双手时，我看见上面叮满了蚂蟥。这真是一种非常恶心的动物！最小的像一颗黑米，最大的像根筷子，密密麻麻地叮满了我的手指。我慌乱地扯掉它们，把它们丢得远远的。它们是那么柔韧，滑腻，长吸盘的一端牢牢地叮在我的肉上，另一端悬在空中快乐地伸缩着。真是恶心啊，我强忍着要呕吐的念头。我摆脱掉它们，忧心忡忡地继续走路。可是我仍然无法让自己的双手不碰到草丛。当我再次举起双手察看的时候，我发现双手又叮满了蚂蟥。我再次满怀着恶心和恐惧，一条条扯掉它们。然后继续赶路，可是双手……那可怕的一幕再次出现了……这样周而复始。
2000年4月24日 星期一 牙床先老
我反复地做着这个梦。每逢星期天的晚上，这个梦便准时地光临。我有许多颗牙齿都松动了。我像一个牙医似的，用拇指和食指捏着其中的一颗，想轻轻地摇动它，可是这颗牙齿却快乐地离开了牙床。我捏着这颗牙齿，心脏因为害怕而剧烈地收缩：这可是我的年轻的牙齿啊，这么说掉就掉了。我急急地把它安回牙床……情况不是很坏，因为它居然在牙床上重新生下了根。我小心翼翼地扶着它，不敢摇动它。后来我移开手指，摸了摸其他几颗也已松动的牙齿……我的心立刻又揪紧了，我发现这些牙齿其实早已脱离了牙床，我满怀恐惧，像捡一枚枚小石子似的把它们从口腔里捡出来，连同刚刚安回去的那颗。整个口腔顷刻间空空如也，就像个老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一点都不感到疼痛，整副牙床好像是一个与我毫无关系的模型。只是当我想到自己还是那么年轻的时候，心头便升起了一股无法排遣的悲哀。
2000年9月28日 星期四 暮色低垂
我走进一座宽敞的房子里，透过四周的立地玻璃，可以看见屋外的景色，那是一片旷野，茅草在风中摇摆着。时间好像是正午，但是没有太阳，倒好像已经到了黄昏。我的脸紧贴着那低垂的暮色，它缓慢地朝我逼近过来，隔着那层厚厚的玻璃久久地和我亲吻。
2000年9月30日 星期六 抽象父亲
我步行到银泰七楼去吃烧烤的时候下起了雨。
小潘已经等在那里，他坐在圆形烧烤台前，用吸管喝一杯可乐。他向我挥挥手。
他给我也要了杯带盖子和吸管的可乐，开口说话了：“有些事情，真是想都想不到……”
我还以为他说的是和女友分手的事情。
小潘说：“我爸去世了！”
“啊。”我说不出话来。
小潘说：“我爸还只有48岁。在村里所有人的印象中，他身体好得不能再好，非常壮实，非常能干活，他的气色永远都是那么好，可是谁能想到呢，他就突然去世了，一点预兆都没有。那天夜里，我爸用力抓了我妈一下，把她抓醒了，她还以为他在做梦，就摇他，想把他摇醒，可是他一动不动。我妈把灯打开，看见他的两只眼珠已经凸了出来，血从眼眶中流出来。已经没有呼吸了。我弟弟赶紧打了120，救护车十分钟后就赶到。虽然爸爸已经不行了，妈妈和弟弟还是把他送到了医院，但是医院也回天乏术啊。医生说我爸大脑里有一根血管特别薄，特别容易破裂，可是这是你永远无法事前知道的事情，因为他的身体看起来是那么的好，谁都料不到他会这样。他去世的前一天还给我打了个电话，叫我国庆节回家。他非常高兴，声音听起来也非常健康。可是谁能想到呢？我妈到现在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看她是要被击垮了。这对她来说是多么残酷，他俩的感情非常好，从来没吵过架。现在突然发生了这样要命的事情。我妈在想，为什么他就这样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呢，连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连为他花点钱的机会都不给。他就算要走，也应该躺一段时间，让每个人都有点心理准备，为他尽点力，尽点心，那也比现在这样好一百倍。以前我听过一对夫妻的故事，丈夫是出租车司机，他们的感情也非常深厚，日子过得非常幸福，对以后的生活，他们连丝毫的阴影也没有。可是有一天晚上，丈夫被歹徒杀了，死得那么惨。谁能料到呢？就像我父亲，他和我妈的感情是那么好，这在整个村子都是有名的。他还乐于助人，是个热心肠，有非常好的口碑。以前他做得比较辛苦，近几年家里的境况一天比一天好，尤其是今年，我事业有成，弟弟也大学毕业了，我还给他找了个挺清闲的工作。可是，当你看到一切都已好转，一切都已接近圆满的时候，人生最大的悲剧却发生了，让一切都变得非常虚伪。一个活生生的父亲，就这样不存在了，送葬的时候我想，从此以后，父亲就变成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了，我只能想，而永远都无法真切地感受他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料到这一步啊！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流过眼泪……我今天刚从家里回来，因为单位里有点事，我想过几天再回去，在家里过国庆节，然后把妈妈接到杭州住几天……”
2000年10月14日 星期六 放榜
我得知自己的高考成绩是在自己的村子里。村长在村委办公室里通过高音喇叭向村民宣读孩子们的成绩。听说今年又是一个本村高考丰收的年头。二十多个本村的孩子参加了今年的高考。
我坐在自己的家里，仔细听村长的声音，生怕漏掉一个名字。我心跳得厉害。全家的人，都纹丝不动地坐在屋子里，他们的脸色一定比我还要凝重。
村长的声音是那么洪亮——真不愧是我们这个村庄的领袖。村庄周围的山脉应和着村长，使这个村子余音袅袅。当村长念到我们村子里孩子的名字的时候，他的声音也提高了一个八度，并且像电视里的男主持人一样故意长时间地设置悬念：“又有一个我们的孩子取得了530分的高分，这个孩子是……”我感觉我的心脏悬在高高的空中，快说出名字，我简直要喊出声来，快说啊，可是村长不紧不慢地，“……这个孩子是某某某！”一听到这个名字，我那高悬在空中的心脏便跌下来……哦，这真是一种煎熬啊，为什么我的名字到现在还没有，是否落榜了？想起这一点，我简直要窒息过去。
不久，红榜便公布完毕，村长像主持人一样向全村的人道了再见。我傻眼了，怎么没有我的名字？这怎么可能？我拔腿就向村委会跑去。一会儿我就跑到了村委，在村委办公室门口和村长撞了个满怀，他手中拿着那份成绩册。“怎么没有我的名字？”我大叫道，从他手中夺过成绩册。我捧着他，紧张地搜索着自己的名字。刚翻到第一页，我便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它就写在这一页的中间。“这不是我的名字吗？”我大叫道，“你们瞧，我考了个很高的高分：630分！”我拿着成绩册转身就向家里跑去。“我考上了！我考上了！”我一边大喊，一边飞快地奔跑，630分，这是多么高的高分啊！我清楚地明白这个分数的意义：有了这个分数，我就可以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之间随便选择了。我会选择哪一所大学呢？哦，这是根本不需要考虑就能得到答案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北京大学，它可是我天天梦想的大学啊，以前我读的那所大学有什么用呢？我简直白过了四年，一点东西也没学到。现在，现在我可又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了！谢天谢地！
我兴冲冲地跑进家门，立刻愣住了：父亲铁青着脸站在那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他好像完全知道我刚才的心理活动似的，我还没有完全站稳，他就大声吼道：“还读什么北京大学！”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一听到这句话，我便已经完全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你已经读了四年的大学，已经参加工作，已经开始赚钱了，还读什么大学啊！这简直是强盗逻辑，我气愤地想，可是我连争辩的勇气都没有，只是感到无边地绝望正朝我包抄过来。完蛋了。
2000年11月8日 星期三 通往坟墓的吻
我和一位陌生的女孩面对面坐在一辆开往天堂的公交车上。车在黑暗中无声地行驶。她的两个膝盖放在我的两个膝盖之间。她把脑袋凑过来，吻了我一下，说：“我跟你讲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说：“好啊。”
她说：“昨天，我陪一个客户去宣阳，走到南山路的时候，你猜我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一男一女，在我们前面并排走着，看起来很悲伤的样子，男的女的都流着眼泪。突然，男的一把搂过女的，就在马路上打起Kiss来，边走边打，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打了一会儿，松开了，继续并排走着，脸上仍然是一副悲伤的模样。走了几步，男的又一把搂过女的，女的呢，也一把搂着男的，又像刚才一样打起Kiss来了，那个姿势啊，旁若无人啊。他们打了一会儿，又分开了，并排走了一会儿，可是，没走几步又……唉，就这样反反复复。你不知道，我陪着去的那个客户，是个男的，面对眼前这阵势，显得……显得，怎么说呢，反正是很窘迫的样子，左顾右盼的，眼睛也不敢看前面，我心里面真是笑都笑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