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到叶家渡看病去。我早晨出发，走了约摸三个小时的山路才走到一条狭窄的机耕路上。又走了很久，我搭上一辆前往叶家渡的拖拉机。道路在山间盘旋，高低不平，我爬上拖拉机不久，便被颠得呕吐了一场，快要把整个胃都吐出来了，一点办法都没有。拖拉机吼叫了一个多小时，才到了叶家渡，我下了拖拉机，又累又渴，我在叶家渡那条唯一的街道上挨家挨户地走过去，想找个能喝口水的地方——我简直忘记了此行的目的是看病。我弯着腰，喘着粗气。我想我的模样一定吓人得很，不过我想，这一切很快就会好的，只要让我休息一会儿。然而既看不到医院，也看不到药店。我向好几个人打听，每次吃力地说个半天，他们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们根本就听不懂我的话。很快这条街就走完了，我发现眼前是一片广阔的田野，田野的尽头是绵延不绝的山峦。我想我是否在梦游。田野里，稻粒开始变得饱满。我失望了，这失望是如此深厚，以至把饥饿、疲倦甚至疾病都给统统忘光了。我循着老路往回走，白云在田野、山脉和溪流上空快速旋转，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可以有一千次的开头和结局。我情绪又慢慢高涨起来，慢慢地，我又能挺着胸膛走路了，我恢复了对健康的自信。我相信，我回到永安的住处以后，疼痛就会消失。我相信我有抵抗疾病的力量。从明天开始，我每天都要早起，晒一晒早晨六点钟的太阳，让自己心情舒畅，并对每件事情的前景都抱一种乐观的态度，相信自己是个好人，想信自己能做成许多了不起的事情——如果我每天都这样想，而不是像从前那样老是忧心忡忡，我一定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力量的。
我回到永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山谷里传来雉鸡鸣叫的声音。主人已经睡去，鼾声很重很杂，好像有一大批人在睡觉打鼾。我感到累。空气闷热黏稠，紧紧贴着我的皮肤。一会儿，我就大汗淋漓了，尤其是额头好像打开了泉眼似的，汗水汩汩地冒出来，漫过我浓密的眉毛，淌进眼窝里。我用毛巾一遍一遍地擦也无济于事，直到后来我跳进冰凉的溪水里，情况才有所好转。在溪水里，我像一片树叶漂了起来。这时候，我才知道，我的身体是多么虚弱，它距离真正的生活已经越来越遥远了。
第二天，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阳光已经退出房间。我开始剧烈地咳嗽，无疑，这是昨天晚上溪水侵袭的结果。我集中起身体所有的力量对付咳嗽，然而这也不是什么容易对付的事情，咳嗽一声比一声悲惨，并且间隔越来越短。咳嗽是一种呼救的信号，但是没有人会听得见，主人们到远处干活去了。后来，来了一只野狗，它远远地站在门外，一边惘然地注视着我，一边学着我的腔调叫着。最大的可能性是，这只狗根据我的声音把我当成了同类。
我的肚子也每况愈下。在短短的一个上午里，我就上了五趟茅房。到了晚上，只要稍微想想自己的肚子，我就禁不住要到茅房去。真是可怕的腹泻，好像整个身体组织变成了恐惧的夺路而走的液体。终于，连睡觉也变得不可能了。我上了床，只能坐着，而不能躺下去。后来，我想了个暂时忘却肚子的办法，那就是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对付蚊子。过了这么多天，蚊子也变得刁钻老练多了。这些蚊子，往往在我发现它们之前就吸饱了血，在我发现它们之后又能安全地跑掉。它们往往叮在我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脚底、脑门、脊背。对于这些蚊子，我丝毫不手软，我的手掌很快就沾满了自己的鲜血。有时候，我一巴掌打下去，就能拍扁四五只蚊子，血溅开来，像五朵鲜艳的梅花。这时，我的心中荡漾起了隐秘的快感。我细细地观察这些比我弱小得多的飞虫，得意极了，以至对主人们在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件事情都没加以注意。我吵醒了他们，他们在提醒我，可是我居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来，他们中的一个——我想是小儿子——用拳头使劲敲打板壁，我才恍然大悟，马上停止与蚊子的战斗。可是这时，我肚子又开始咕咕地叫起来，大肠、小肠和胃好像被一只有力的手绞着，仿佛要绞尽那里的最后一滴水份。我跑到茅房里，蹲在那儿。我难受极了，好像大小肠都已经腐烂了，一小块一小块地掉下来。手纸是我到永安以后断断续续写下的手稿。这些手稿我曾经想带到山外去的呢。
感冒和痢疾并没有使我进一步去考虑后果。此时此刻，我仍然认为生命是无所谓的。我想，即便我死了，那又没有什么，除了我自己，什么都不会发生变化。可是一想到自己一旦死去，便不可能再回到这个世上来，我便又产生了一丝担扰。会慢慢好起来吧，我的身体，我身体里的灵魂，我身体外的空气，树木，一切的一切。我这样想着，心情又慢慢变得舒畅起来。
白天，我支撑着孱弱的身体走到屋外去，走到阳光里，有时还帮主人干点活。我没有向他们提起我的疾病。我想，用暴露自己的不幸来博取别人的同情，那是卑贱的。我再也握不起笔了，再也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思考问题了。我得集中所有的意志去对付疾病。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我的脑袋仅仅为了肉体而存在。但是我转念一想，这其实也没什么，这样我会活得比原先更加简单些，也更实在些。我反复叮嘱自己，一定要记住等病好以后，马上离开永安，然后摆脱掉所有的疾病和梦魇，好好地生活，在生活的表面生活。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逝去，然而疾病向我显示的征兆却一天比一天险恶，半点好转的希望都没有。一个星期以后，我甚至都迈不出门槛了。晚上要上十多次茅房，并且开始便血，每次抓着墙壁蹲在那儿，好像除了大肠小肠，连胃和肺都烂了，吧嗒吧嗒往肚底坠，但不管你怎样拼命用劲，就是拉不出来。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对自己说，我的心脏甚至肋骨都会烂掉的。
主人们好像发现了我正在患病。一天黄昏，我从床上爬起来，贴着墙壁挪到门口，在门槛上坐下，眺望远处的群山。夕阳的余辉像金子一样洒在这块寂寞而温和的土地上。女主人朝我走过来，问我是怎么搞的，都瘦得皮包骨头了。我吃了一惊，皮包骨头，这么严重吗？我怔怔地看着她，许久才说，我病了。
女主人叫来她的丈夫和三个儿子，让他们抬我躺到床上。她熬了一碗热汤给我喝，说它是专门治拉肚子的。汤是烧成了炭的猪骨头和炒焦的大麦和在一起煎成的，我不相信这碗乌黑的水对我会有帮助，但是我还是鼓着勇气喝下去。对于别人的好意我总是不好意思拒绝。可是没等女房东的脸上的肌肉舒展开，我就“哇”的一声狂吐起来。我已经滴水不进，因为喝水也吐。除了回到从前的地方去，我还有别的出路吗？我这样想。可是我还有回到过去，回到从前的力量吗？
恍惚中我感觉到永安这块土地在颤抖。现在我知道，从我踏进永安的那一天开始，永安就把我当成了一枚扎进来的刺，想方设法想把我同化，然后最后仅仅把我变成一颗坚硬的鸡眼而已。永安也因为我而疼痛。
女主人问起了我的家乡。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起了平原、大河，还有母亲，这些似乎都是年代久远的事物，沉淀在我的心底里，早已失去了任何意义。现在，一根外部的棍子捅进来，痛苦地搅动着。女主人让我用笔写下我的家庭住址，然后让他的二儿子带它到叶家渡去。她叫我相信，在叶家渡，他的儿子会找到把信捎到我家里的方法，让我家里的人前来接我回去。叶家渡有邮局吗？我问道，可是我说话已经含糊不清。没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不过，我对许多东西都已经无所谓了，包括那封信。不顾一切地占据我的头脑的是那个我苦思冥想求之不得的问题，我不知道哪一个环节出了毛病了：我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
我感到悲伤。然而我连悲伤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沉沉地睡去。
1992年5月
【割台坡的姑姑】
门外飘着雪。爸爸、妈妈在做馒头。大姐、二哥和我坐在火堆旁打扑克。九点钟的时候，大姐站起来，说：“我们都歇下吧，到割台坡去，吃过中饭就回来。”
妈妈把面团从锅里抓起来，扔在旁边的面板上，说：“你们早点去吧，早点回来。”
爸爸把那块粉团抓在手里，忧心忡忡地白了我们一眼。
二哥也站了起来，我把扑克牌收拾好，堆在桌角。二哥跑过去把门打开，雪还在下，但是已经明显稀疏下来。雪落在地上就化成了水。地面上没有丝毫积雪。大姐找来一只大菜篮，把昨晚买的礼酒、白糖、荔枝和桂圆装进去，盖上一块纱巾。
“我说你们还是不要去的好。”爸爸说。
大姐又找来一根扁担。
“下雪，路滑着呢。”爸爸说。
“上岭，下岭的时候小心点，”妈妈说，“双脚踩稳了再走。”
“小军，你到小婶家再去借一把伞。”大姐说。
二哥唱个喏，原地打个转，出门去了。
“你们这些读书人的脚怎么走山路？你们会掉到湖里去的。还是好好在家待着吧。”爸爸说。
妈妈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着爸爸，说：“你怎么啦，今天他们去割台坡，踩着你的尾巴啦。”
爸爸埋头揉面粉。
“陆军，小军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亲姑姑呢！玲妹也有十五六年没去过割台坡了。”妈妈说。
“好吧，让他们去吧，他们大了，我也管不着了。”爸爸一面说，一面使劲揉面粉。面板咿咿呀呀地叫着。
“你这辈子去过几次割台坡？”妈妈说，“你连自己的亲妹妹也不亲！看以后谁还来理你！”
爸爸低着头。桌子咿咿呀呀地叫着。
“何家岙有个老光棍，今年六月在家里故世，都没人给他收尸，整个村子臭了半个月。”妈妈说。
“妈，你别说了，我们不去了。”大姐把手插到大衣口袋里，重新坐到火堆旁。我站着，看门外。雪似乎有点变大了。我说：“雪一着地就化了呢，路肯定不会滑。过了一晚，地上积起雪来，那才不好走呢。”
二哥双手插在裤袋里，腋下夹着一把伞进门来。“怎么不走啦？”二哥看看爸爸，又看看我们，说，“起来走路啊，今天是正月初三，过了初五我们又得散啦。”
二哥夹着伞，迈着八字步，在屋里兜着圈子。
“你不要扮小花脸了！”大姐训斥道。
爸爸把揉好的粉团切成块，准备做馒头。大姐站了起来，把菜篮套到扁担中央，“陆军，你跟小军扛篮子。”
“我说句难听的话……”爸爸说。
我们站着不动。我们能听到爸爸嘴里发出的扑哧扑哧的声音。我们都看着他。
“你们这些书呆子！这么多的书都是从屁眼里读进去的！”
“好了，好了，”大姐跺着脚，回到火堆边，“我们不去了。”
妈妈瞪着爸爸。但是爸爸不抬头，只是狠命地揉着面团。面板咿咿呀呀地叫得更响了。我们再也没兴致打扑克，就在火堆边干坐着。后来，大姐跟我们讲了一些单位里的事情，都很无聊。从师范学院毕业以后，她在县城的一所中学里做了一名教师。两年后，她结了婚，丈夫是一个机关小职员。她已经连续八年没在城里的婆家过年了。每年寒假一开始，她就带着女儿坐长途汽车回到乡下的老家，直到学校开学才回去。婆婆每次都气得不行。
我们吃过中饭，雪也停了。爸爸步行到乡里去开会。他已经当了多年的村支书了。我们目送着他慢慢消失在那条灰褐色的大路上。
“现在去吧，四十分钟就能到割台坡，”妈妈说，“让姑姑早点烧晚饭，你们吃了晚饭就回来。”
我们出门，走在通往村外的土路上。泥路弯弯曲曲地伸出村子，伸进长满小麦和青菜的田野里。泥路已经很干燥，好像根本就没下过雪似的。天空亮堂堂的，有好几朵奇形怪状的薄云正从东向西飘去。一辆满载着牛粪的平板车迎面而来。我们站到路边的麦田里，让它过去。
一会儿我们就走到杨岭脚下。溪水从山谷的岩石上泻下来，淙淙地从我们的脚边淌过。我们踏上台阶。台阶是用石块砌成的，长满稀疏的青苔。路旁长满了松树和灌木，它们挤挤挨挨的，一阵风吹来，他们便喧闹着朝我们凑过来。
山岭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低矮和平坦，我几乎没花什么力气就爬到了山顶。我仿佛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里，眼前豁然开朗，除了远处的山峦，没有什么东西能遮住我们的视线，连松树都是那么的低矮，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随风摇曳。我和二哥回头往山下看。大姐肥硕的影子还在山腰上移动。我们坐在路边等了老半天，大姐才呼哧呼哧地挨上来，站在那儿直喘气。
“小时侯我经常把牛赶到这里，可是一点也不觉得累，”大姐说，“那时我很瘦。”
我们继续赶路，道路平坦了一些，但是很泥泞。在角落里，我们看到了积雪。路边又出现了小麦和青菜，还有枇杷树。山岗上有一间四方的石头房子，那是守林人住的。
“快要到了吧？”我问。
“远着呢，”大姐说，“还要翻一座岭。”
这时候我发现两只脚开始疼起来。我在路边的石头上坐下，脱掉鞋子，把袜子褪下。脚跟起了血泡，血泡碎了。
“怎么搞的。”我说。
“你下次还敢来吗？”大姐问我。我不吱声。
“‘有囡勿嫁割台坡’这是老话呢。”大姐说着，和二哥走到前面去了。我起来跟上他们。
“姑姑是怎么嫁到割台坡的？”我问。
大姐叹了一口气，说：“说来话就长了……再说，很多事情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
“那你就跟我们讲讲你知道的吧。”我说。
“是啊，你们应该知道一些父辈的事情——可是知道了又怎样呢。”
我们开始下坡。山坡开始变得光秃秃的。猩红色的泥土露出地表，把整个山谷映得红彤彤的。远远地我们就看见了下边山沟里的那口湖泊，湖水碧绿清澈，发着阴森森的寒光。
“那里溺死过一个女婴。后来女婴的父亲被抓走了。”大姐轻声说。听得出她的声音在微微颤抖。
路朝湖边延伸。很快我们就走上了湖边的小路。路很窄，左侧是湖水，右侧是陡峭的山壁。大姐低着头，一边缓缓地挪动着脚步，双臂像翅膀一样张着，眼睛都不敢往旁边瞄一下。我在后面扶着她走。
“有什么好怕的！”二哥大声说着，大步流星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湖泊的下方有许多狭长的水田，巴掌那么大，现在种着小麦。
要是你没看到这口水塘和这些水田，你也许不会相信经常有人到这里来。
我们又开始上岭了。这里的山岭没有砌台阶。一条猩红色的土路斜斜地垂挂下来。爬坡比刚才吃力多了，我们得时刻保持前倾的姿势，以免仰面跌倒。大姐喘着粗气说：
“我们爸爸的命，也许是世上最苦的……”
“姑姑一定也很苦。”我说。
“爸爸七岁时死了娘，十三岁时死了爹——也就是我们的爷爷。爷爷是得天花死的。爷爷下葬的时候，六月的太阳很猛。爸爸戴着一顶破斗笠，一个人背着爷爷去山上的墓地。街坊邻居看爸爸走过来就把门‘砰’的一声关上——天花是要传染的。
“爷爷死了以后，爸爸的弟弟和妹妹过继给了爷爷的一个兄弟（也就是爸爸的叔叔，我们叫他叔爷）。过了几年，叔爷也死了，是在外出的路上被人用尖刀戳死的。第二年的春天，叔婆在山上砍柴的时候被何家岙的一个穷光棍抢走了，做了他的老婆。后来叔婆把爸爸的妹妹和弟弟也带过去了……”
“那就是割台坡的姑姑和何家岙的叔叔吧。”我说。
“是的，姑姑是从何家岙嫁到割台坡的。”大姐说。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一个阿婆？”二哥说。
“你们没听说过的事还多着呢。”大姐说。
“爷爷过世了，叔婆也改嫁了，那么爸爸怎么办呢？”我问。
“这个我也不清楚，爸爸不肯说，也从来没听人家说起。我们只知道一些他当上大队书记（现在叫村支书）以后的事。”大姐说。
“叔婆改嫁以后，也不知道为什么，爸爸很少跟姑姑、叔叔他们来往。爸爸费尽心机送我们去读书，使我们一个个地成为大学生，成为国家干部。叔婆他们则继续老老实实地做农民，他们的子女则过着和上辈一模一样的生活。爸爸隔几年会去看望一下他们，但是每次总是很失望地回来。他们之间好像存在着一道很深的隔阂。叔婆和姑姑则从来都没来看过爸爸。去年叔婆做八十寿日，爸爸托人送去两百元钱和几盒营养品，可是被叔婆退回来了。叔婆说爸爸没心。”
“爸爸不是那种人。”我说。
终于挨到了山顶，我们全都坐在岩石上。岩石连绵成一片，一直通往另一座更高的山上。四周很安静，连山雀的声音也没有。我看看表，我们都已经走了一个半小时了。我们放眼望去，延绵不绝的山峦一阵阵地朝我们的视野里铺来。假如你一个人，在山里走，寻找着一条通往山外的路。这时候你走到一座高山上，就会发现四周的重重叠叠的山峦，一眼望不到头。你会觉得自己是一片风卷着走的树叶，最后要腐烂在路上。
“小军，你在想什么？该上路了。”大姐在叫我。
我们都站起来，继续赶路。接下来的路好走多了。全是下坡，而且比较平缓，我们加快了脚步。路还很长。我看看表，我们又走了半个钟头了。
“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啊？”我说。
“转过前边那个山嘴就是了。”大姐说。那个山嘴像野猪的嘴。
我们加快脚步。绕过那个山嘴，一个小小的村落终于远远地呈现在眼前。那就是割台坡，它伏在一片光秃秃的缓坡上，周围栽种着几丛四季竹。
“姑姑肯定认不出我们。”二哥说，“她会烧鸡蛋和腊肉面给我们吃吗？”
大姐默不出声。
我们走进村子。大姐在前面带路，二哥和我跟着走。大姐带着我们在房屋之间转来转去，转了老半天，又转回到村边上。
割台坡的房子全是用黑褐色的形状不一的石头叠成的，一座座排列得很齐整，外表看上去似乎没什么区别。大姐站在那儿使劲想，想了好久，才带我们从另外一条路进去。
“这下对了，就在前边，和十年前的一模一样。”大姐说着指给我们看。我看到了那座房子，黑褐色，像只匣子，比周围的都要矮。
我们走到那座房子跟前，门开着，我的心怦怦跳起来。大姐第一个进去，紧跟着的是二哥，我走在最后。我还没迈进门槛，大姐已经“姑父”“姑姑”地叫开了。二哥也跟着叫。
姑父正在锯木头，姑姑在纳鞋底，看见我们进来，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一边哦哦应着，一边仔细辨认我们。姑姑非常瘦小。
“姑父，我是玲芳呀！”大姐的嗓门很高。
“哦，哦，是玲芳呀。”姑父手忙脚乱地搬凳子让我们坐。凳子没放稳，“啪”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姑父连忙去扶。
“你们看我，眼睛都花到这田地了。”姑父说。姑姑现在已经坐到灶间，点燃了柴火。我都还没看清她的脸。
“坐，坐。”姑父说。看得出他慌乱极了。
我们没坐。我们听见了姑姑在灶间搬动火钳的声音，于是一齐涌到灶间。姑父紧跟了上来。
“姑姑，不要忙了，我们肚子饱着呢。”大姐说。
灶间很暗。
“你们别慌，先坐一会儿嘛。”姑姑说。
姑父说：“你们先到楼上歇一会儿。”姑父说话有点结巴。我们全都站在灶间不动。
姑父伸出两臂，像赶鸭子一样把我们朝楼梯上赶，说：“你们到楼上歇一会儿。”
我们一步步后退，退到楼梯脚下了，只好往楼上走。楼上空空荡荡的，靠墙有一张非常古老的雕花床，床前摆着一张小方桌。桌上摆着一只圆木盘，盘里盛着花生、糖果和橘子。我们都坐在床沿上。这时，我们听见了一阵轻微的响声——是从我们身下的这张床上发出来的。我们回过头看，发现床上躺着一个人，整个儿蒙在被子里，扁扁的，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呢。我刚想叫，大姐在我的胳膊上拧了一把，并示意我不要出声。我低下头，看见床前摆着一双女式的皮鞋。
“我下去看看，让姑姑不要烧得太多。”大姐说。楼下灶间传来了木柴燃烧时发出的哔哔剥剥声。
大姐下楼去，二哥拿了个橘子剥开吃。橘子很小，二哥一口就吞掉了一个。他又拿了一个。
风从石头墙的缝隙里鼓进来，呼呼叫着。透过正对着我的那只没遮拦的屋角，我看见了一大片屋外的天空。
姑父在楼下叫我们了。我们下楼。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排着三碗糖汆蛋。姑父招呼我们坐下吃。鸡蛋是和豆腐皮一起烧的，时间烧得太长，糊了。二哥一边喝一边直皱眉头。大姐偷偷地拿眼睛瞪他。二哥把鸡蛋捞到我的碗里。
“我吃不下了。”二哥说。
二哥最先吃完，接着是大姐。他俩看着我吃。
“别看了，”我埋怨道，“我吃不下。”
大姐、二哥把头别开。我继续吃鸡蛋。我闭着眼睛把它吃完。
姑父过来收拾桌子，说：“你们回到楼上坐。”
姑姑一直待在灶间。这回，她又把木柴烧起来了。
“姑姑，你别再忙了，我们一会儿就要走的。”大姐走过去，夺下姑姑手中的火钳，把火打灭。
“你们都不来这里。”姑姑说。
“以后我们每年都会来的。”大姐说。
姑姑又把火点燃，说：“你们是稀客，千年走一次，吃点腊肉面又怎么啦。”
按山里的风俗，凡是稀客总是要吃糖汆蛋和腊肉面的。
“都吃饱啦。”大姐说。
“赶了那么长的山路，早就饿了。”姑姑说。炉膛里的木柴又开始毕毕剥剥地烧起来，火光映红了姑姑的脸。姑姑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眼睛凹陷下去。我第一次这么清晰地面对这张陌生的脸，有些惘然。这就是爸爸的亲妹妹，是我的姑姑吗？
大姐又一次夺下姑姑手中的木柴，把它打灭。“真的不要忙了，姑姑，你看天都已经暗下来了。”
姑姑站起来。瘦小的姑姑站在肥硕的大姐身边，两手摩挲着衣襟。
“你们总得再吃一点才走。”姑姑说。
我们从灶间里走出来，外边亮多了。地板是用泥填的，可能是因为日子久的缘故，地板坑坑洼洼的，然而很洁净，连一丁点的泥土粉末都找不到。角落的鸡子篮里蹲着只眯着眼睛的母鸡。
“姑父家快要盖新房了吧。”大姐问。
“阿坚刚娶了媳妇，手头紧着呢。”姑父说。听母亲说过，阿坚是姑父、姑姑的独生儿子。
“有困难，我们可以支援点。”大姐说。
“不用啦，”姑父说，“明年再卖一窝小猪，阿坚和他媳妇在外边再做两年工，就可以盖新房了。”
“志坚现在在哪里？”大姐问。
“志坚上午到何家岙娘舅家拜年去了，他媳妇……”说到这里，姑父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脸上的表情变得不自然起来，“刚才还看见她在家里……”
“让他们到我们家里来玩。”大姐赶紧把话岔开。我突然想起楼上床前的那双鞋子。
姑姑什么时候站在楼梯下面，整个儿被楼梯投下的阴影遮住了。我隐约看见她举起了左手。
“姑姑长久没去我们家了吧。”大姐说。
姑姑应着，声音很含糊。
“姑姑生活做闲了，和姑父一起到我们家住几天。”大姐说。
姑姑答应了一声。然后是一阵沉默，一阵风从门外刮进来，空气中充满了傍晚的气息。
大姐说：“天不早了，我们该往回走啦。”
姑姑说：“怎么刚进门就走了呢。”
大姐先出门，紧跟着的是二哥，最后是我。姑父送我们出门，然后走到前面，给我们带路。他头也不回地在前面走。他有点驼背，腿有点瘸。我们叫他回去，他不肯，执意要送一程。
姑姑远远地在后面跟着。后来我们全都停下来，回头看着她。姑姑也站住。我们大声叫她回去，她点点头。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回头一看，发现姑姑仍然不紧不慢地在后面跟着。
弯过了那个野猪嘴，我们停下来，把姑父劝回去。我们已经看不到姑姑，路边是一片微微摇晃的茅草，我和大姐对视了一眼，大声喊道：
“姑姑，不用送了，回去吧！”
四周一片寂静，一会儿，我们听到了山脉沉着的回声，紧接着又是一片寂静，然后，我们听见了一阵被拼命压抑着的呜咽声，像一缕游丝，从山嘴那边断断续续地却是异常清晰地传过来。
是姑姑。
“我们回去劝一下她吧？”我说。
大姐不吱声，快步朝山上走去。我和二哥只好紧跟着走。远处的松树林黑鬼鬼的。
“躺在床上的一定是志坚的媳妇。”我说。
“是的，她醒着，却把自己蒙在被子里，”二哥说，“可是她为什么不爬起来认识一下呢？”
“她一定没料到我们会来，也许感到难为情……她觉得还是假装睡着，不要认识我们这些亲戚的好。”大姐说。
“爸爸一定早就从乡里回来了。”我说，心头涌起一股细细的暖流。
爸爸。
“是啊，馒头肯定已经蒸熟了。”二哥说。
是啊，爸爸肯定把馒头都蒸熟了，它们堆放在大箩里，热气腾腾。
天黑了，风掠过岩石表面，呼呼地钻进树林里。我们都不说话。
山间回响着我们缓慢的脚步声。
1992年7月
【古典爱情】
当初，我相信我的爱情已经走到头了。临近毕业，我怀着悲伤草草收拾行装，准备尽快离开这座城市。一个星期前我还想永远待在这里。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晚上，在苦竹掩映的阳台里，我对范妮娅说：“要是能永远看着你，那有多好！”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
出发的那天下了一场大雨。一支支水流在大街上汇聚，冲刷着城市垃圾。我提着行李箱走向火车站。我是一只被人丢弃的塑料瓶，正被雨水冲进下水道。我想着，伞歪向一边也毫无知觉。雨打在身上，凉飕飕的。透过雨幕，我看见前面不远一辆有这个城市标记的黄包车，牌照是007号。
我走进候车大厅，坐在长凳上，也忘了把伞合起来。许多旅客在打盹，离上车还有一个钟头，范妮娅来了。我记得当时车站门口那面大钟敲了八下，或者是七下。
范妮娅还是穿着那件蓝色裙子，胸口绣着几朵淡黄色的算盘子，裙子的下摆淋湿了，贴着小腿。本来我觉得爱情离我已经远了，现在我仰头看着范妮娅，发觉它又一次紧紧吸附在我身上。我脸色苍白，想握住她的手，但是她把手举了起来，擦额头的水珠。我抓了个空。我说：
“我以为这辈子都看不到你了。”
“李强告诉我，你今天走。”范妮娅躲闪着我的目光，就像当初我们刚刚认识时那样，她的左嘴角微微抽动着。这种表情使我产生了错觉，以为一切又可以重新开始。我终于握住了她的手，说：
“只要你对我说一声别走，我就留下来。”
范妮娅背过脸去，对着门外的车站广场。雨水沿着玻璃门淌下来，门外的建筑物、建筑物之间的人力车和出租汽车都模糊、变形了。范妮娅的肩膀开始颤抖。一阵风卷过，把她的一头黑发弄得凌乱不堪。
我又陷入了悲伤，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范妮娅的过错。要说过错，那也是过去的事情，它们仅仅是一枚细小的楔子嵌在尘世生活的缝隙里，毫不起眼，一定有一种更险恶更致命的东西隐藏在生活内部。
我神思恍惚，嘴角受惯性的驱使把刚才的话轻轻重复了一遍。说实话，这一次我并不希望范妮娅听到。
“不要说了，”范妮娅把脸转向我，“我已经够难的了。”
她的双眼被头发遮住了，左嘴角开始抽搐个不停。想到她的眼窝里一定早已蓄满了泪水，我便不知所措。我讷讷地说：
“别哭啊，我不怪你，都是我命不好。”
话一出口我便后悔了。我不该把这种怯懦的话说给范妮娅听。我不是一个脆弱的男人，再说，我也无意博取女人的同情和泪水。
范妮娅双手捂面，泪如泉涌，中间伴随着呜呜的哭声。我几乎要被击倒。我对她说：
“别哭……我不该说这种鬼话。”
过了一会我又说：“其实也没什么。还是分开好。我属蛇，你属鼠，我在一本书上读到过，蛇鼠相克。”
我绕着范妮娅，陀螺似的转着。
她从指缝里看到我手忙脚乱的样子，止住哭声，哽咽道：
“你不要把我的眼泪当回事，就是不来送你，今天我也是要哭一场的。”
火车在外头鸣叫，声音穿透层层雨幕传进大厅，变嘶哑了。
“去南方吧，那里是你梦想要去的地方。”范妮娅说。
我扶她坐在长凳上，她的脑袋斜靠着我的肩膀，柔软的冰凉的黑发撒在我的脖颈里。她每抽泣一声，我的心脏就紧缩一下。或许真正的爱情就是这样，或许这就是爱情的巅峰时刻：两颗烧焦的心生保持这种状态。我不禁恸哭起来，我和范妮娅是真正相爱的一对。我曾经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有人说我们的所爱仅仅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起来的幻象，我认为这是扯淡。”我爱范妮娅，爱她的脸、头发、脚趾，爱她的温柔、软弱、庸俗。我爱那个实实在在的范妮娅，那个范妮娅天下就一个。
我看着范妮娅，说：“范妮娅，我会等，再等十年，十年以后，我会回到这个城市……”
我已经忘了当初怎么会说出这句非常孩子气的爱情宣言。当初我大概是这样想的：我的爱情失败了，因此我需要十年的时间把失败的阴影彻底抹掉；或者我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我对范妮娅的爱情一定还可以延续十年，在这十年里，我要过一种清教徒式的孤寂生活……当然，时过境迁，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因为结果是一样的。
不管怎么说，我去了南方。南方是我经常梦到的地方。南方的油菜和小阁楼在我的梦中摇晃。在一座小镇，在一间保险箱似的小房间里我开始了孤寂的蛰居生活。我希望能彻底忘掉范妮娅，以便开始正常的生活。把有害的感情剔除出去，让生活重新变得纯净一些，这样消磨漫长的青春时会显得容易些。我竭力回避着一切可能使我想起范妮娅的人和事：在她那个城市居住的我原先的朋友，她那个城市出版的报纸、书刊，和她有着类似穿着、口音、姿势、身材的本地姑娘……记得，范妮娅在一封给我的信中写道：“把我当成你的朋友或者妹妹吧，如果你无法做到这一点，请把我彻底忘掉。”这句话是对的，虽然做起来相当吃力。我把她赠给我的相片全部撕掉，扔进垃圾箱里；还有那些日记、书信、她买给我的那件咖啡色茄克衫、那条深红色领带，我都丢进了燃烧的火炉。干这些事情时我额头冒着汗珠，仿佛闻到了自己皮肉烧焦时发出的糊味。我的心头涌起了一股受虐狂般的快感。我终于能够把范妮娅从头脑里铲除出去了，这是一项多么了不起的工作。范妮娅像一颗沙子慢慢沉入我记忆的井底，最后淹没在一堆水草中。我开始过起了枯燥而又有条不紊的生活。我白天躺在床上，睡觉或者奇思冥想，晚上坐在灯前阅读写作。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
然而，我发现自己还是错了。一年后的一个傍晚，我在箱子里寻找衣服时翻到了一块花手绢，它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众多的衣服中间，散发着惨淡的光泽，仿佛一位不速之客。我不知如何是好。记得，范妮娅把它送给我时曾经说过：“你不要把它当作什么宝贝，它仅仅是一块手帕。”多年来，我一直把它放在贴身的衣服里，直到后来我到了这座小镇。现在我不知该怎样对付这块花手绢。我已经没有勇气烧掉它了。我把它放在书桌上，凝视着它。天色渐渐暗下来，夜的雾气弥漫进房间，在灯下萦绕。不久，范妮娅出现了。我们并排坐在阳台的情人凳上，范妮娅手指绞着一片竹叶，说：“我一个人的时候非常想你，晚上想进入你的梦乡中去。”隔了一会儿，范妮娅又说：“可是我从来没感觉到自己去过你的梦境，也许只有我死了，那才成为可能。”范妮娅说完，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梦中的范妮娅是这样真切，带着温柔的笑靥，我死死挣扎着不愿从梦境中撤退出来。然而早晨的光亮使我的眼皮疼痛，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伏在书桌上，那条花手绢已完全被泪水濡湿。
我几乎要哭出声来。我发觉我为了忘却范妮娅而所作的努力已经全部付诸流水。我看到，失去了范妮娅，我的生活面临着怎样一个无法填补的空洞啊。
经过一场翻箱倒柜似的搜罗，我和范妮娅交往的所有细枝末节，统统回到我的头脑里来了。同时，我开始相信，范妮娅仍在思念南方的我。范妮娅在给我的那封绝交信上说：“我还是非常想念你，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勇气。”我相信范妮娅对我的爱情绝不止火车站离别时的那一些，她完全有足够的毅力等我十年。在这十年里，所有来自外部的障碍将在时间的冲刷下淡化、消失，仅留我们两人默默相视。
我欣喜若狂，仿佛又回到了从前的日子，仿佛又拥有了开始新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一天早晨，我走出了小木屋，看见许多蜻蜓在湿润的空气中飞翔。我重新开始和人们接触，还买了一面镜子。在镜子里我找回了自己的过去：单纯、富有激情、对未来充满信心。而范妮娅似乎就站在我的后面，用目光鼓励我去好好生活。到了第二年年底，我竟能做到一边回忆范妮娅一边背诵英语单词了。时光飞速流转，无声无息，我每天都非常舒畅，以至漫长的十年都快过完了还浑然不知。我在生活，勤奋地工作。当那个约定的年头悄然来临的前夕，我才恍然惊觉。
我踏上了北上的旅途。临行前我去理发店做了个发型，但是没刮胡子，这满脸胡子都是十年间长出来的。它是爱情的证物。我依然背着十年前用过的那只旅行包，包里装着我准备送给范妮娅的礼物，它们是：一枚蓝色蝴蝶结、一枚银色胸针、一副发卡、土特产以及两本我自己写的书。我仍然是十年前的那个小伙子，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范妮娅本来就是我的妻子，我离开她是为了赚钱让两个人生活得更体面一些。
火车站出来时，我如履春风。我在广场附近一个旅馆开了个房间。然后出去买一盒速溶咖啡和一小包方糖。我准备先在房间里坐一会，考虑一下行动步骤。
从商店出来时我撞上了老同学李强。李强红光满面，一眼就认出了我：
“嘿，林小军！”
“嘿，李强！”我只好应了一句。十年前，我老是在范妮娅的房间里遇上他，他梳着当时最流行的大背头，一脸可怜相。碰见他，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我希望快点结束这次会面。
“你怎么在这儿？”李强兴冲冲地说。
我只是咧了一下嘴。我竭力掩饰对他的反感。
“怎么样，晚上到我们家吃饭？”李强把肥厚的手掌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说不行，把他的手拿开。
“吃顿饭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还可以住下来，我们有个空房间。”李强说。
我告诉他我已经在旅馆里订好了一个房间，晚上准备洗个热水澡，好好休息一下，明天还有要紧的事情等待去做。我告诉他旅馆的地址和房间号码。
李强好像没有听见，继续刺激着我的神经：“难得见一次面嘛，我和妻子都非常欢迎你！说定了，晚上七点，我们一起喝喝酒，叙叙旧。记住，康平街13号！”
李强拍拍我的肩膀，走开了。可是我迈不开步子。“康平街13号”，怎么这么熟悉？对了，那是范妮娅的家。范妮娅的父母，曾经把我堵在钉有“康平街13号”门牌的大门外，呲牙咧嘴，骂我是“穷光蛋”“牛粪”“骗子”，威胁我从此不准再碰一下他们高贵的女儿的哪怕一根头发丝。
我独自回到旅馆。天气突然冷起来，天空灰蒙蒙的。广播里说要下雪了。我把窗帘拉上，斜靠在沙发椅上。眼皮有点发紧，想睡，但是睡不着。我一动不动，直到傍晚，才想到要泡一杯咖啡，结果发现自己四肢僵硬。从前，我们喜欢给咖啡加方糖。记得有一次，范妮娅在一杯咖啡里加了六块方糖，还说加得不够。
我想起了李强，明白了他为什么待我那么热情：他想减轻一下自己的歉疚之情。范妮娅也没什么不对，我仅仅给自己立下了誓言，并没有要求她也来遵守。她的脸像火苗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窜着。从明天起我可以不用再想她了。天色渐渐暗下来，我的心境和冰凉的夜色融为一体，在黑暗中裂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双手捂面的范妮娅的形象和若有苦无的尘埃一起飘浮在空中。我跪在地毯上，仰面看着她，轻轻啜泣起来。
空气中的范妮娅消失了。我停止哭泣。房间里显得很安静：席梦思、椅子、球形吊灯。然后我看见范妮娅从门外进来。
在这之前，我似乎听见了敲门声，又好像不是。车站那面大钟在响。范妮娅穿着那件蓝色裙子，裙子的下摆湿漉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