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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像是只跳蚤从此就落入我的心坎里。好几天，整个楼层都在讨论，并开始想象他们未来的生活如何。

就像一出跌宕起伏的连续剧，谜底一个个揭开：早上阿姨来，宣布了性别，是两个男婴。众人一片唏嘘：“多可惜啊，本来双胞胎男孩子该高兴坏了。”

下午阿姨来，宣布医生打算用锯子锯开，正在讨论方案。众人一片哗然，整个晚上研究如何锯，并运用自己经历的几次手术的经验，交流可能性。

隔天所有人盼着阿姨来，她终于说了：“但可惜心脏连在一块。”

众人开始纠结了。“哎呀，一辈子要和另一个人一起吃饭睡觉。”

二楼的另外一大片区域，是妇产科。我每次打完饭经过那，总喜欢探头探脑。医院里的护士几乎都认得我，其他区域病房的人都会让我进去游荡，这似乎是重症病房家属的特权。然而，妇产科的人却总拦住。或许他们不愿意我们身上带着的疾病的信息传递到新生的人群里去。

在重症病房，妇产科里的故事是最受欢迎的，说起一个小孩的任何一颦一笑，都会有极大的反应。在重症病房这个楼层的人看来，那里简直就是旅游胜地。和我同处于这楼层的孩子，也都特别向往那科室，想着不同法子突围。

有的装成去送饭的，有的装成刚买药回去的，有的还玩起了乔装——戴上个帽子，别上个口罩，都被逮了出来。

好说歹说，王阿姨答应带我去，条件是，我要把看的那几本教辅书送给她——她想给自己的孩子。

我拿着水桶，跟着王阿姨，她身上散发着浓重的汗味，每走一步就要喘一声。终于来到那关卡，对着门的那两个值班护士，充满质疑地看着我。

王阿姨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他主动帮忙，真是个好孩子。”

护士想了想，拿出一件护士的蓝色外套给我套上，然后又叫住我：“你最好先去消毒室消毒一下。”

被歧视的猜想这次被正面印证了，我把外套一扔，跑回了重症病房。

那连体婴儿我决意不想看了。但她还是日复一日地直播。直到一个星期后，不管别人怎么追问，她都不说。

每个人都明白了，是大家共同熟悉而亲近的朋友带走了这两个小孩。

那个朋友的名字谁也不想提，因为谁都可能随时被带走。

我可以从眼神里感觉到，护士长和新来的那个医生正在发生什么。

护士长年轻时肯定是个甜美的女孩，瓜子脸，笑起来两个酒窝。不过从我认识她，她就永远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说话一直在一个声调。

楼层最中间，是护士间，那是类似酒吧柜台的样子，半人高的桌子，有限度地隔开了病房和她们。紧挨着的房间，我们称之为贵宾室。贵宾室的门一直是关着的，只有那些医生才能进进出出。

关于贵宾室里面的摆设，在没有多少信息流通的这个楼层，也成了长盛不衰的话题。听说椅子是欧陆风格的，铺着毛地毯，里面还有台球桌。

但每个家属早晚都要进到里面去——那意味着，你家里的病人要直面生死，要动手术了。

程序一般是这样的：通常前一天的晚上护士长会笑着拿着张通知单给你，然后说，晚上医生们想邀请你去办公室一下，记得带上觉得必要的人。晚上八点开始，护士长一个个病房去敲门，把一队队家属分别往那贵宾室带。

推门进去，门关上了，第二天一早就可以看见，他们的亲人被推进手术室，从此不见了——如果手术成功了，会送到紧急情况看护室，调理一段时间，然后送到楼下各专业看护室，或者直接出院。如果失败了，他们谁都不会回来了。

对于护士长和年轻医生的恋爱，重症病房里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恋爱在这个地方看来，其实只是极端的情绪，有极度的开心，也意味着同时可能有可怕的不开心。护士长稍微情绪一波动，就意味着打针的时候更疼了，或者是办杂事时的不耐烦。虽然他们都尽量保持专业，但是脆弱的病人和家属们，看着他们脸上曲线的一起一伏，内心都要跟着一跳一宕。

于我来说，更是个紧张的事情，因为那年轻医生，恰恰是心血管科的，将来，手术的某个环节上他有可能掌管着父亲的生死。

于是，他们两个的情感成了整层楼最重要的安全事件，大家会私底下交流着对他们恋爱进程的观察，来决定集体将如何地推波助澜。

一开始有人建议，不如造谣让他们分开。他们开始在护士长帮他们打针的时候，说，好像看见某某医生和另一层的护士出去了。哦，是吧。针意料之中地没打中血管，痛得病人唉唉叫。

有人张罗着，要给医生介绍有钱又漂亮的女孩子，护士长听到了，闯进那病房里，叉着腰就骂：“你们是活得太舒服了吗？”众人静默。

从此，一切都是往推进他们情感稳定的方向上布局了：甲负责打探护士长需要什么，乙建议医生怎么买，谁听到护士长如何地不开心，都要负责让她开口，然后集体研究解决办法。

我并不是其中太重要的参与者，只需要每次看到护士长的时候，笑着说，姐姐今天真漂亮。有意无意在医生面前说护士长如何地体贴、负责，然后要提高声调说：“要是以后我能娶这样的老婆就好了。”

但通常，我都是在厕所碰到他。他不耐烦地拉起拉链，说，你这小毛孩懂什么，再乱说就揍你。我点点头，不能告诉他，根据大会要求，我坚持一定要见一次说一次。

这样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却也热闹非常。慢慢地，我发觉医生开给父亲的刺激性药越来越少，然后要求我们，每天陪着父亲做复健。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进贵宾室的日子近了。

那个晚上，护士长来叫我和母亲了。从护士室的柜台进去，总算打开了那扇贵宾室的门：几张大大的办公桌，配着靠背椅。唯一的亮点只有，一张软软的沙发。

沙发是用来给家属坐的。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放松。

我来不及失望，主治医师已经坐在沙发的另一角，看我们来了，满脸堆笑地迎接。他握手的时候特意用了用力，这让我不禁猜测，这笑容，这握手，还有这沙发，都是精心研究的专业技术。

其他医生各自散落在周围，那恋爱中的年轻医生也在。他果然参与了父亲的手术。

主治医师讲了一堆术语，母亲和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医生，您能告诉我，手术成功率有多少？”母亲直接打断。

“百分之六十。我和你们解释下可能的风险，病人的手术，是把整个心脏拿出来，先用心脏起搏器维持，如果中间血压过低了，就可能不治；然后要切开那瓣膜，换上人工的瓣膜，如果这中间有小气泡跑进去了，那也可能不治……”

母亲有点头晕，想阻止医生说下去。

但他坚持一句话、一句话说着。“抱歉，这是职责。”他说。

过了大概有整个世纪那么久，医生问：“那么是否同意手术了？如果手术，60%的成功率；如果不手术，估计病人活不过这个冬天。”

母亲愣住了，转过头看着我：“你来决定吧，你是一家之主。”

“我能想想吗？”

“可以，但尽快，按照检测，病人的手术再不做，估计就没身体条件做了。如果可以，手术后天早上进行。”

我出了贵宾室，一个人再次爬上医院的屋顶。屋顶四周用一人高的铁丝网圈住，估计是担心轻生的人。

意外地，却有另外一个和我差不多同龄的人。我认出来了，他是在我前面进贵宾室的人，看来，他也被要求成为一家之主。

按照默认的规矩，此刻应该彼此沉默的，但他却开了口：“明天是圣诞节，你知道吗？”

“是吧。”我这才意识到。

“我父亲一直想回家过春节，他说他很想看，过年老家的烟花，你说圣诞节能放烟花吗？”

“不能吧。”

他没再说话，两个人各自继续看着，夜幕下，路灯边，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还是签了同意书。母亲甚至不愿意陪我再进到贵宾室。她害怕到身体发抖。

签完字，那恋爱中的医生负责来教授我一些准备：明天晚上，你记得挑起你父亲各种愿望，让他想活下来，越多愿望越好。“一个人求生的欲望越强，活下来的机会就越大，更多是靠你们。”

傍晚依然我负责打饭。母亲交代要买父亲最喜欢的卤鸭，虽然他不能吃，但让他看着都好。但我突然想，不能买给他，而是买了他最不喜欢吃的鱼片和蔬菜。

父亲显然生气了，一个晚上都在和我唠叨。

我哄着他，“后天买给你吃，一整只鸭好不？”

父亲不知道手术的成功率，但他内心有隐隐的不安。他显然有意识地要交代遗言：“你以后要多照顾你母亲知道吗？”

“我照顾不来，你看我还那么小。”

他着急了。

又顿了口气：“怎么不见你二伯？我给你二伯打个电话，我交代他一些事情。”

“二伯忙自己的事情去了，没空和你说话，等你出来再说。”

他瞪着我：“你知道气病人是不对的。”

“我没气你啊，我只是说实话，二伯说后天会过来陪你一整天。”

“你这调皮鬼。”他不说话了。

我不知道自己的这场赌博是否对，如果不对，如果父亲就这样离开我，今天晚上这样的对话会让我自责一辈子。

走廊上有孩子在闹着，说今天是圣诞节，吵着要礼物。但没有多少反应，就像一块石头投进深深的水潭，一下子不见了踪影。他不知道，这里有另外的四季、另外的节气。

母亲内心憋闷得难受，走过去想把窗打开。这个时候，突然从楼下冲上一缕游走的光线，擦着混浊的夜色，往上一直攀爬攀爬，爬到接近这楼层的高度，一下子散开，变成五颜六色的光——是烟花。

病房里所有人都开心了，是烟花！

烟花的光一闪一闪的，我转过头，看见父亲也笑开了。真好，是烟花。

我知道这是谁放的，那一刻我也知道，他是那么爱他的父亲。我从窗子探头出去，看见三个保安正把他团团围住。

九点，父亲被准时推进去了。二伯、三伯、各个堂哥其实昨晚就到了，他们和我就守在门口。

那排简单餐厅常有的塑料椅，一整条列过去，硬实得谁也坐不了。

十点左右，有护士匆匆忙忙出来。母亲急哭了，但谁也不敢问。

又一会儿，又一群医生进去了，二伯和三伯不顾禁令抽起了烟，把我拉到一旁，却一句话也没说。

快到十二点了，里面的医生和护士还没动静。等待室的所有人像热锅上的蚂蚁。

过了十二点，几乎谁都听得到秒针跳动的声音了。堂哥想找个人问问情况，但门紧紧关住，又没有其他人进出。

一点多，一个护士出来了，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亲人们开始哭成一团。

二伯、三伯开始发脾气：“哭什么哭，医生是忙，你们别乱想。”却狠狠地把烟头甩在地上。然后，各自躲到安静的角落里。

等父亲送到紧急看护室里，我到处寻找，就是找不到那个男孩。

“今天没有其他做完手术的病人送这来了吗？”

“没有，只你父亲一个。”看护的医生说。

我挂念着实在坐不住，隔天瞒着亲人，一个人回到重症病房。病人和家属们，看到我都掩饰不住地兴奋，纷纷上来祝贺我。我却没有心思接受他们的好意。

“你知道和我父亲同一天手术的那个人怎么样了吗？”

“对的，他有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孩。”

“昨天一早他父亲和你父亲差不多时间推出去，就再没见到他了。”终于有人回答我。

我一个人默默搭着电梯，走到楼下。燃放烟花的痕迹还在那，灰灰的，像一层淡淡的纱。

我知道过不了几天，风一吹，沙子一埋，这痕迹也会不见的。

一切轻薄得，好像从来没发生过。

我的神明朋友

父亲葬礼结束后的不久，母亲便开始做梦。梦里的父亲依然保持着离世前半身偏瘫的模样，歪着身子，坐在一条河对岸，微笑着、安静地看着她。

这个没有情节、平静的梦，母亲却不愿意仅仅解释成父亲对她的惦念，她意外地笃定，“你父亲需要帮忙。”

“如果他确实已经还够了在这世上欠下的债，梦里的他应该是恢复到他人生最美好时候的模样，然后他托梦给某个亲人一次，就会完全消失——到天堂的灵魂是不会让人梦到的。”

“所有人都是生来赎罪，还完才能撒身。”“上天堂的灵魂是不会让人梦到的。”这是母亲笃定的。

于是母亲决定，要帮帮父亲。

我也是直到后来才知道，年少时的母亲，是个不相信鬼神的硬骨头。虽然作为一个神婆的女儿，母亲应该一开始就是个对信仰笃定的人。

母亲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那是个格外强调政治理念的时代，政治标语贴满了祠堂寺庙，不过，外婆和阿太依然在自己家里天天燃上敬神的烟火。让母亲在这个家庭中坚定理性主义的，其实和那一切政治教育无关，她只是因为饥饿，她不相信真正慈爱的神灵会撒手不帮她无助的家人。

母亲有一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这些孩子是政府鼓励生育时期一一落地的。和世界各地的情况一样，政府似乎只负责理念上的指导，日子却需要一个个人自己去过。除此之外，这个家庭的负担，还有半身偏瘫在家里伺候神明的外婆。母亲很愿意讲起那段过去，却从不愿意刻意渲染困难。她愿意讲述那个时代，人若无其事的隐忍。用她的话说，那时候困难是普遍现象，因此困难显得很平常，显得不值一提。只是每个家庭要想办法去消化这种困难，并且最终呈现出波澜不惊的平凡和正常。

母亲最终习得的办法是强悍。在以贤惠为标准要求女性的闽南，母亲成了住家附近，第一个爬树摘果子的女孩。树上的果子当然无法补贴一家人每日的运转，母亲又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抓螃蟹和网虾的好手，这一切其实只有这么一个秘诀——强悍。起得比所有人早——即使冬天，四五点就把脚扎进沼泽地；去到所有人不敢去的地方（岛礁附近肯定盛产贝类，大多数人担心船触礁或者有乱流不敢去）……年少的母亲因此差点死过一回。

和世界上很多道理一样，最危险的地方看上去都有最丰厚的回报。傍晚的暗礁总能聚拢大量的鱼，只是潮水来得快且凶，浩浩荡荡而来，水波像一团又一团的拥抱把岛礁抱住，如果没能在这拥抱到来前逃离，就会被回旋的水流裹住，吞噬在一点点攀爬的海平面里。

那个傍晚，对食物的贪恋让母亲来不及逃脱，水波一圈圈拥抱而来，站在岛礁上的母亲被海平面一点点地吞噬。不远处有小船目睹这一幕，试图拯救，但那小船哆嗦着不敢靠近，船上的人只能在水流另一面惊恐地呼叫。

事情的最后解决是，母亲依然顽固地背着下午的所获，一口气扎入水流里，像负气的小孩一样，毫无策略地和缠在自己身上的水线愤怒地撕扯。或许是母亲毫无章法的气急败坏，让水鬼也觉得厌弃，母亲被回旋的水流意外推出这海上迷宫，而且下午的所得也还在。

据母亲说，她被拉上船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的，只是，她从此不愿意下海。“我记得那种被困住的滋味。”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象母亲穿过乱流的样子，或许像撒泼的小孩子一般咬牙切齿，或许脸上还有种不畏惧天地的少年狂气……但也正因为对生活的乱流，丝毫不懂也因此丝毫不惧，才有可能靠着一点生命的真气，混乱挣扎开一个方向，任性地摆脱了一个可能的命运。

母亲告诉我，从小到大，外婆总对她叹气：“没有个女人的样子，以后怎么养儿抚女、相夫教子。”

如果神灵要亲近某人，必然要发现某人的需求，然后赐予她。人最怕的是发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是母亲后来说的。

即使在政治动荡的年代，闽南依旧是个世俗生活很强大的地方。而世俗就是依靠着流传在生活里的大量陈规存活。

母亲和这里的女性一样，在二十不到就被逼着到处相亲。其实未来的生活和那远远看到的未来夫君的面目，于她们都是模糊的。然而她们早早就知道作为一个女人生活的标准答案：第一步是结婚；第二步一定要生出个儿子，让自己和夫君的名字，得以载入族谱，并且在族谱上延续；第三步是攒足够的钱，养活孩子；第四步是攒足够的钱，给女儿当嫁妆（嫁妆必须多到保证自己的女儿在对方家里受到尊重）；第五步是攒足够的钱，为儿子办酒席和当聘金；第六步是一定要等到至少一个孙子的出生，让儿子的名字后面还有名字；第七步是帮着抚养孙子长大……然后他们的人生使命完成了，此时就应该接过上一辈的责任，作为口口相传的各种习俗的监督者和实施者，直到上天和祖宗觉得她的任务完成了，便把她召唤走。

她们的生活从一出生就注定满满当当，而且哪一步拖累了，都会影响到最终那个“美好的结局”。只是出于对父母催逼的厌烦，母亲躲在角落，偷偷看了父亲一眼，随意点了点头。这个点头，让她马上被推入这样的生活链条中。

在她迎来第一个关卡时，生的是女儿，内外亲戚不动声色地，通过祝福或者展望的方式委婉表示，第二个必须是儿子，“必须”。倒不只是外人的压力，母亲渴望有个儿子来继承她身上倔强的另一些东西。

母亲硬是不动声色了大半年，然而临盆前一个月，压力最终把她压垮了。她痛哭流涕地跑到主管生育男女的夫人妈庙许诺，如果让她如愿有了儿子，她将一辈子坚信神灵。

最终她有了我。

母亲描述过那次许愿过程。和其他地方不一样，闽南的神庙都是混杂而居的。往往是一座大庙里，供着各路神仙，佛教的西方三圣，道教的关帝爷、土地爷、妈祖等等。

她一开始不懂得应该求谁、如何求，只是进了庙里胡乱地拜。路过的长辈看不过去指点，说，什么神灵是管什么的，而且床有床神，灶有灶神，地里有土地公，每个区有一个地方的父母神……“每一种困难，都有神灵可以和你分担、商量。”母亲就此愿意相信有神灵了，“发觉了世界上有我一个人承担不了的东西，才觉得有神灵真挺好的。”

我不确定，家乡的其他人，是否如母亲一样，和神灵是这样的相处方式。从我有记忆开始，老家的各种庙宇，像是母亲某个亲戚的家里。有事没事，母亲就到这些亲戚家串门。

她常常拿着圣杯（由两块木片削成，一面削成椭圆形，一面削平，把两块木片掷到地上，反弹出的不同的组合，表示神明的赞同、否定与不置可否），和神明抱怨最近遇到的事情，窃窃私语着可能的解决办法，遇到激动处，对着神龛上不动声色的神灵哭诉几下，转过头又已然安静地朝我微笑。

我还看过她向神灵撒娇。几次她询问神灵的问题，显然从圣杯里得不到想要的肯定，就在那顽固地坚持着，直到神明依了她的意愿，才灿烂地朝高高在上的神像说了声谢谢。

我不理解母亲在那些庙宇里度过多少艰难的事情，在我的这段记忆中，只是那浑厚的沉香，慵慵懒懒地攀爬，而圣杯和地板磕碰出的清脆声响，则在其中圆润地滚动。

事实上也因为母亲，我突然有了个神明干爹，那时我三四岁。因为怀胎的时候，家里境况并不是很好，最终我落地以后，总是隔三差五地生病。我听说，是母亲又用圣杯和古寨里的关帝爷好说歹说了半天，最终，每年的春节，母亲带着我提着猪手上关帝庙祭拜，而关帝庙的庙公给我一些香灰和符纸，当作对我这一年的庇佑。

我是不太理解，这个神通的干爹能赐予我如何的保护，但我从此把一些寺庙当作亲人的所在，而关帝庙里出的用以让人占卜的签诗集，则成了我认定的这个神明干爹的教诲。这些签诗集，其实是用古诗词格律写的一个个寓言故事，我总喜欢在睡觉前阅读，关帝爷从此成了一个会给我讲床头故事的干爹。

这个干爹，按照老家的习俗只能认到十六岁，十六岁过后的我，按理说已经和他解除了契父子的关系，但我却落下了习惯，每年一定至少去祭拜一次，任何事闹心了，跑到关帝庙里来，用圣杯和他聊一个下午的天。

父亲偏瘫的时候，母亲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地跑到这些庙宇，一个个责问过去，为什么自己的夫君要有这样的命运。

说到底，母亲和神灵的交谈，从来是自问自答，再让圣杯的组合回答是或者不是。母亲提供理解这些问题的可能性，“神灵”帮她随机选了其中一种。

母亲最终得到的答案是，那是你夫君的命数，但你是帮他度过的人。

我知道，那其实是母亲自己想要的答案。她骨子里头还藏着那个穿过乱流的莽撞女孩。

不顾医生“估计没法康复”的提醒。母亲任性地鼓励父亲，并和他制定三年的康复计划。三年后的结果当然落空，事实上，父亲因为身体的越发臃肿，行动越来越不便。

母亲坚持着每年带我去到各个寺庙任性地投掷圣杯，强硬地讨要到神明对父亲康复的“预言”，然后再一年年来责问，为什么没有兑现。

一年又一年，父亲那睡去的左半身，越发没有生机，但身材越发臃肿，而且似乎越来越肥硕。到了第四年的时候，每次摔倒，母亲一个人都无法把他扶起来。

母亲几次气急败坏地到寺庙来讨要说法。一次又一次，终于到那一年年底，她还是带着我到一座座寺庙祭拜过去。

惯常性地摆供品，点燃香火，然后，她却不再投掷圣杯，而是拉着我，跪在案前，喃喃地祈祷起来了。

一开始我没听清，但把零碎听到的只言片语接合起来，渐渐明白母亲在祈祷一个可怕的事情：千万让我丈夫一定死在我前面，不要让他拖累我的孩子。如果我的阳寿注定比他少，请借我几年阳寿，送走他后我再走。

我不干了，生气地责问母亲。她一个巴掌过来，许久才说：“我是为你好。”

我任性地跪在地上乞求：“请让我和父亲、母亲的寿命平均，全家一起走比较好。”

母亲一听，气到连连地追打我，然后号啕大哭地对着神明说：“小孩说话不算数，请神明只听我的。”

从寺庙回来的路上，母亲打开天窗说亮话，异常冷静地交待她认为的安排：“你呢，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赚自己的钱，娶自己的老婆，过自己的日子，你父亲就交给我，他活一年，我肯定会硬扛着多活一年，我会伺候他吃穿起居。”

“但是你现在已经扶不起他了。”

“我可以。”

“但是你以后怎么能边赚钱边照顾他，而且你以后年纪大了，更没办法。”

“我可以。”

“但是你自己的身体也不好，肯定扛不住。”

母亲不耐烦地白了我一眼：“我可以。”

“但你们是我父母啊。”

母亲停下来，严厉地训斥我：“你听好了，我是命里注定陪他过这坎的人，这是我们俩的事情，和你没关系。”

“这是神灵说的。”母亲补充了下。

母亲这个可怕的祈祷，我从来不敢和父亲说。

康复的希望渐渐渺茫后，父亲已经整天对着家里神龛中供奉的神灵絮絮叨叨地抱怨：“如果不让我康复，就赶紧让我走吧。”每次母亲听到了，总要追着出来发火：“呸呸呸，这是你的命数，不能向神明抱怨，是时候了，该走总会走，不是时候，别叨唠神明。”

事实上，虽然一直在病榻，但因为母亲的照顾，那几年的父亲，气色反而格外地好，皮肤越发白里透红。母亲见着人总和人骄傲地说：“我都把他照顾成大宝宝了，别看他行动不便，他至少能活到八十。”

母亲这样的判断，我既为她紧张也同时跟着高兴。父亲越发臃肿，母亲照料起来的难度越大，吃的苦头要更多，但是如果父亲能如此健康，母亲无论如何都会和生活生龙活虎地缠斗下去：她认定，照顾父亲是她的使命。

然而，母亲的预言终究是落空了。一个冬天，父亲突然离世。

母亲不能接受，在她的感觉中，虽然瘫痪的左身越发没感觉，但是右身更有力量了，因为长期需要右边支撑，父亲的右手和右脚有着非常健硕的肌肉。“他没理由一个跌倒就没了，这么皮实，千摔万倒的，连淤青都没有，怎能就这么没了。”

我从北京赶回家时，她依然在愤恨地不解着，然后，她开始准备出发了——她想去各个寺庙，向神明讨要个说法。我赶忙把她拦住，她一下子软在我身上大哭起来：“是不是神明误解我了啊？我从没觉得照顾他麻烦，我那样祈祷，只是希望不拖累你，我照顾他到九十岁一百岁我都愿意。”

“神明没有误解，或许是父亲的劫数要过了，他活得这么辛苦，罪已经赎完了。”

母亲愣住了，想了想：“那就好，他难受了这么多年，该上天享享福了。”

但是，葬礼张罗完第二天，她就开始做那个梦。“你父亲肯定遇到什么事情。”

“不是，他只是想你，来探望你。”

“不是的，我得帮他。”

“你怎么帮他，你都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所以我去问清楚。”母亲回答得异常认真。

要问“下面”的事，就得去找“巫”。

找巫人，让他借身体给过往的灵魂，和阳间人通话，在我们这，叫“找灵”。

在我老家这个地方，伺候神鬼并不是多么特殊的职业，就如同看病的、打渔的、卖菜的……乡里谈论起他们，并不会因此加重口吻，如同市集上任何一个店铺的交易一般，还会像计较斤两一般，对比着各个“巫女”的能力和性价比。

母亲打听来的说法，西边那个镇上有个“巫”，特长在捞人——即使隔个二三十年，灵体感应很薄弱了，他也能找到；而北边村里那个巫，和东边的都擅长新往生的。北边这个据说你什么都不用说，那往生的人自然会报出自己是谁，以及提起过往的事情，只是，这个巫代灵魂传话都必须用戏曲的唱腔；东边这个，是你得自己说清要找谁，但他找到后也是一五一十会说过去的事情证明，他说的，倒是日常的口语。

对比了再三，母亲决定找北边村里的那个巫。

“巫”是平常的职业，但找“巫”终究还是件得小心谨慎的事。

在我们这里的人看来，这是去阳界和阴间的夹缝见个灵魂，一不小心冒犯到什么，或者被什么不小心缠住，那终究会带来诸多麻烦。

母亲还很犹豫是否让我同行，据说，亲人越多，灵体就越能找到准确的地方，出来和亲人见面。然而，太过年轻的灵魂，在阴间人看来，生命力是最让他们迷恋的，最容易招惹什么。

母亲把心中的犹豫和我说了，因为内心的好奇，我倒是异常踊跃，而对于母亲的担心，我提议，为什么不找你的神明朋友帮帮忙，请她给我出个符纸什么的。

母亲一下子觉得是好主意。出去一个下午给我带来了十几张各个寺庙里的护身符，以及一整包香灰。

母亲告诉我，许多神明不是那么同意去“找灵”的，神明大概的意思是，死生是命数，孽障能否在这一世清结完毕也是命数，没有必要去打扰探寻，多做努力。“但我反问神明，那活着的人一定要做善事是为了什么，就是力求在这一代把罪责给清了不是吗？他现在往生了，但他还可以再努力下。”我知道母亲一向顽固的性格，以及她向神明耍赖的本事。

“结果神明赞同了我们的努力。”母亲满意地说。

母亲先请一炷香，嘴里喃喃自己是哪个镇哪个地区想要找什么人。

我再请一炷香，描述这个人什么时候往生，年龄几何。

然后一起三次叩首。

做完这些，巫人的助手就叫我们到庭院里等着。

这巫人住的房子是传统民居，两列三进的石头红砖房，看得出祖上是个大户人家。至于为什么有个子孙当上巫人，而且似乎其他亲人都离开了这大宅，倒无从知晓了。

那巫人就在最里面的大房里，大房出来的主厅，摆设着一个巨大的神龛，只是和闽南普通人家不一样，那神龛前垂着一块黄布，外人实在难以知道，里面祭拜的是什么样的神鬼。

任何有求于巫人的来客，都先要燃香向这些神龛背后的神鬼诉说目的，然后做三叩首，便如同我们一样，被要求退到第二进的庭院里。人一退到第二进的房子，第一进的木门马上关住了，那木门看得出是有些年头的好木，很沉很实，一闭合，似乎就隔开了两个世界。

我们退出来时，第二进的庭院里满满都是来找灵的人，他们有的在焦急地来回踱着步，仔细聆听着第一进那头传来的声音，大部分更像是在疲倦地打盹。

然后第一进里传来用戏曲唱的询问：“我是某某地区某某村什么时候刚往生的人，我年龄几岁，可有妻儿、亲戚来寻。”

合乎情况的人就痛哭出声：“有的，你家谁谁和谁谁来看你了。”

然后门一推，里面一片夹杂着戏曲唱腔的哭声缠在一起。

事先在敬香的时候，巫人的助手就先说了：“可不能保证帮你找到灵体，巫人每天要接待的亡灵太多，你们有听到自己的亲人就应，不是就改天再来。”

其实坐下来观察一会儿，我就对这套体系充满质疑了。自己在心里寻思，可能是巫人派人到处收集周围所有人的死讯，并了解初步的情况，然后随机地喊着，有回答的，那巫人自然能假借“亡灵”之口说出个一二三。

我正想和母亲解释这可能的伎俩，里面的戏曲唱腔响起：“可有西宅某某某的亲人在此，我拄着拐杖赶来了。”

母亲一听拄着拐杖，哇一声哭出来。我也在糊里糊涂间，被她着急地拉了进去。

进到屋里，是一片昏暗的灯光。窗子被厚厚地盖上了，四周弥漫着沉香的味道。那巫人一拐一拐地向我们走来，我本一直觉得是骗局，然而，那姿态分明像极了父亲。

那巫人开口了：我儿啊，父亲对不起你，父亲惦念你。我竟一下子遏制不住情绪，号哭出声。

那巫人开始吟唱，说到他不舍得离开，说到自己偏瘫多年拖累家庭，说到他理解感恩妻子的照顾，说到他挂念儿子的未来。然后停去哭腔，开始吟唱预言：“儿子是文曲星来着，会光耀门楣，妻子随自己苦了大半辈子，但会有个好的晚年……”

此前的唱段，字字句句落到母亲心里，她的泪流一刻都没断过。然而转到预言处，却不是母亲所关心的。

她果然着急地打断：“你身体这么好，怎么会突然走，你夜夜托梦给我，是有什么事情吗？我可以帮你什么吗？我到底能为你做什么？”

吟唱的人，显然被这突然的打断干扰了，那巫人停顿了许久，身体突然一直颤抖。巫人的助手生气地斥责母亲：“跟灵体的连接是很脆弱的，打断了很损耗巫人的身体。”

颤抖一会儿，那巫人又开始吟唱：“我本应该活到八九七十二岁，但何奈时运不好，那日我刚走出家门，碰到五只鬼，他们分别是红黄蓝青紫五种颜色，他们见我气运薄弱，身体残疾，起了戏耍我的心，我被他们欺负得暴怒，不想却因此得罪他们，被他们活生生，活生生拖出躯体……”

母亲激动地又号哭起来。刚想插嘴问，被巫人的助手示意拦住。

“说起来，这是意外之数，我一时无所去处，还好终究是信仰之家，神明有意度我，奈何命数没走完，罪孽未清尽，所以彷徨迷惘，不知何从……”

“那我怎么帮你，我要怎么做。”母亲终究忍不住。

“你先引我找个去处，再帮我寻个清罪的方法。”

“你告诉我有什么方法。”

母亲还想追问，那巫人却突然身体又一阵颤抖，助手说：“他已经去了。”

最终的礼金是两百元。走出巫人的家里，母亲还在啜泣，我却恍惚醒过来一般，开始着急要向母亲拆解这其中的伎俩。

“其实一看就是假的……”我刚开口。

“我知道是你父亲，你别说了。”

“他肯定打听过周围地区的亡人情况……”

母亲手一摆，压根不想听我讲下去：“我知道你父亲是个意外，我们要帮你的父亲。”

“我也想帮父亲，但我不相信……”

“我相信。”母亲的神情明确地表示，她不想把这个对话进行下去。

我知道，其实是她需要这个相信，她需要找到，还能为父亲做点什么的办法。

还是神明朋友帮的忙，在各寺庙奔走的母亲，终于有了把父亲引回来的办法：“只能请神明去引，只不过神明们各有司命，管咱们阳间户口的是公安局，管灵体的，就是咱们的镇境神。”母亲这样向我宣布她探寻到的办法。

我对母亲此时的忙碌，却有种莫名其妙的了解和鄙夷。我想，她只是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内心的难受。我察觉到她的脆弱。

她在投入地奔忙着，我则不知所措地整天在街上晃荡。因为一回家，就会真切地感知到，似乎哪里缺了什么。这样的感觉，不激烈、不明显，只是淡淡的，像某种味道。只是任它悄悄地堆积着，滋长着，会觉得心里沉沉的、闷闷的，像是消化不良一般，我知道，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悲伤。

按照神明的吩咐，母亲把一切都办妥了。她向我宣布，几月几日几点几分，我们必须到镇境神门口去接父亲。“现在，镇境神已经找到，并在送他回来的路上了。”

我却突然不愿意把这戏演下去，冷冷地回：“你其实只是在找个方式自我安慰。”

母亲没回答，继续说：“你到时候站在寺庙门口，喊着你爸的名字，让他跟你回家。”

“只是自我安慰。”

“帮我这个忙，神明说，我叫了没用，你叫了才有用，因为，你是他儿子，你身上流着的是他的血。”

第二天临出发了，我厌恶地自己径直往街上走去。母亲见着了，追出来喊：“你得去叫回你爸啊。”

我不应。

母亲竟然撒腿跑，追上我，一直盯着我看。眼眶红红的，没有泪水，只是愤怒。

终究来到了寺庙门口。这尊神明，对我来说，感觉确实像族里的长辈。在闽南这个地方，每个片区都有个镇境神，按照传说，他是这个片区的保护神，生老病死，与路过的鬼魂和神灵的各种商榷，为这个地方谋求些上天的福利，避开些可能本来要到来的灾害，都是他的职责。从小到大，每年过年，总要看着宗族的大佬，领着年轻人，抬着镇境神的神轿，一路敲锣打鼓，沿着片区一寸寸巡逻过去，提醒着这一年可能要发生的各种灾难，沿路施予符纸和中药。

按照母亲的要求，我先点了香，告诉镇境神我来了，然后就和母亲站在门口。

母亲示意我，要开始大喊。

我张了张嘴，喊不出来。

母亲着急地推了推我。

我才支支吾吾地叫了下：“爸，我来接你了，跟我回家。”

话语一落，四下只是安静的风声。当然没有人应。

母亲让我继续喊，自己转身到庙里问卜，看父亲是否回来了。

寺庙里，是母亲掷珓的声音。寺庙外，我一个人喃喃地喊着。

喊着喊着，声音一哽，嘴里喃喃地说，“你如果真能听到，就跟我回来，我好想你了。”

里面母亲突然激动地大喊，“你父亲回来了。”

我竟然禁不住，大声号啕起来。

在父亲被“引回来”的那几天，家里竟然有种喜庆的味道。

母亲每天换着花样做好了饭菜，一桌桌地摆上供桌。她还到处约着巧手的纸匠人，今天糊个手机，明天糊个摩托车……那都是父亲残疾时念叨着想要的。

又几天的求神问卜，母亲找到了为父亲“清罪”的办法——给一个神灵打下手，做义工，帮忙造福乡里——有点类似美国一些犯小罪过的人，可以通过社区劳动补偿社会。我和母亲开玩笑地说：“神明的方法还这么现代啊。”

母亲严肃地点点头：“神明那也是与时俱进的。”

又经过几天的求神问卜，母亲为父亲找到了做“义工”的地方：白沙村的镇海宫。

白沙村是小镇闻名的旅游地。老家那条河，在这里潇洒地拐了个弯，然后汇入了大海，呈三角状的白沙村，因而三面铺满了细细的白沙。从小到大，学校所谓郊游的旅游地，毫无疑问是白沙。

镇海宫就在那入海口的犄角处。小时候每次去白沙，都可以看到，在老家的港湾休憩好的渔船，沿着河缓缓走到这个犄角处，对着镇海宫的方向拜一拜，然后把船开足马力，径直往大海的深处行驶而去。

父亲做海员的时候，每周要出两三趟海，“这庙因此被他拜了几千遍了，所以这里的神明也疼他，收留他。”第一次去“探视”的路上，母亲和我这么说。

送父亲到这寺庙做义工，对他来说，似乎是简单的事情。母亲点燃了香烛，和家里神龛供奉的神明说，“镇海宫已经答应接受我丈夫去帮忙，还请神明送他一程。”然后，我们就赶紧带上贡品，跟着到镇海宫来探视。

我是骑着摩托车带母亲去的。从小镇到白沙村，有二十多公里。都是沙地，而且海风刮得凶，我开得有点缓慢，这让母亲有充分的回忆机会。她指着那片沙滩，说：“我和你父亲来这里看过海。”路过一家小馆子说：“你父亲当年打算离开家乡去宁波时，我们在这吃的饭……”

到了镇海宫，一进门，是那股熟悉的味道，一切还是熟悉的样子。我总觉得寺庙是个神奇的所在，因为无论什么时候进来，总是同样的感觉，那感觉，或许是这肃穆又温暖的味道塑造的，或许是这年复一年在神灵案前念诵经文、乞求愿望的俗众声音营造的。

庙里的主持显然已经知道了父亲的事。他一见到母亲，就亲切地说：“你丈夫来了，我刚问过神灵了。”他泡上了茶，递给母亲和我：“别担心，这里的神明肯定会照顾好他的，他从小就和这里的神明亲。”

茶很香，太阳很好。爬进寺庙，铺在石头砌成的地板上，白花花的，像浪。

“那他要做什么事情啊？”

“他刚来，性格又是好动的人，估计神明会打发他跑腿送送信。”

“但他生前腿脚不好，会不会耽误神明的事情啊？”

“不碍事，神明已经赐给他好腿脚了。你家先生是善心人，虽然有些纠葛还没解完，但他做了那么多好事，神明会帮的。”

“那就好。”母亲放心地眯眯笑。

接下来的话题，是关于父亲和这座庙宇的各种故事。

坐了一个下午，母亲不得不回去准备晚饭了。临行前，犹豫再三的母亲终于忍不住问：“他忙完了，做得好不好啊，会不会给神明添麻烦了，你能帮我问问吗？”

主持心领神会地笑了，径直到案前问卜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