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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手笨脚的，做得一般，但神明很理解。”

母亲一下子冲到案前，对着神龛拜了起来：“还请神明多担待啊，我家先生他从来就是笨手笨脚的。”然后似乎就像对着父亲一样小声地教训起来：“你啊，多耐心点，别给神明添麻烦。”

母亲确实不放心，第二天吃完中午饭，虽然看不见也听不见那个“正在做义工的父亲”，母亲还是坚持让我带她来探视。

主持一样泡了茶，阳光一样很好。他们一样聊着父亲和这寺庙的各种事。临行前，母亲同样忍不住问主持，主持一样当即帮忙问卜。这次的答案是：今天表现有进步了。

“真的啊，太好了，值得表扬，我明天做你爱吃的卤鸭过来。”于是又三四十分钟的摩托车车程。

再隔天，吃完午饭，母亲又提出要来探视，当然还带上卤鸭……慢慢地，主持的答案是“不错了”、“做得越来越好”、“做得很好，神明很满意”。母亲每次要到镇海宫时，总是笑容满面的。

算起来，父亲的义工生涯满满一个月了。按照母亲此前问卜的结果，父亲先要在这做满一个月，如果不够，再转到另外一座庙——那意味着还要找另外收留的神明。

这天午饭后准备出发时，母亲像是一个准备去看揭榜的人，意外地心神不定。一路上，她一直追着问：“你觉得你父亲这个月表现合格了吗？他肯定要犯些错，但神明会理解吗？你觉得你父亲在那做得开不开心？”

我一个问题都回答不上来。

我们一进到寺庙，主持果然又泡好了茶。

母亲已经没有心思喝茶：“我先生他合格了吗？”

主持说：“这次别问我，你坐在这休息一下，傍晚的时候你自己问卜。”

这次，母亲顾不上喝茶、说故事了。她搬了庙里的那把竹椅，安静地坐着，慢慢地等着阳光像潮水般退去，等待父亲接下来的命运。

或许是太紧张，或许太累了，等着等着，母亲竟然睡着了。

站在镇海宫往外望，太阳已经橙黄得如同一颗硕大的橘子，正一点点，准备躲回海里了。

我轻轻摇醒母亲，说：“该问卜了。”

被我这一摇，母亲突然从打盹中醒来，醒来时脸上挂着笑。

“不用问卜了。”母亲说。

她说她看见了，看见父亲恢复成二十出头的样子，皮肤白皙光滑，肉身才刚刚被这俗欲打开完毕，丰满均匀，尚且没有岁月和命运雕刻的痕迹。他剪着短发，身体轻盈，朝母亲挥挥手，就一直往隐秘模糊的那一方游过去。身影逐渐影影绰绰，直到完全的澄明。

“他走了。”母亲说，“他释然了，所以解脱了。”

说完，母亲的眼眶像泉眼一样流出汪汪的水。

我知道，有多少东西从这里流淌出来了。

要离开镇海宫的时候，母亲转过头，对镇海宫里端坐着的神明笑了笑。

我则在一旁，双手合十，喃喃地说着：“谢谢您，母亲的神明朋友们。”

我再一次相信神明了。

张美丽

张美丽本人确实很美丽，这是我后来才确认的。

在此之前，她的名字是一个传说。

小学时，我每天上课需要经过一条石板路，石板路边有一座石条砌成的房子，每到黄昏，胭脂一般的天色，敷在明晃晃的石板路上，把整条巷子烘托得异常美好。

也是每到这个时刻，就会听到一个女人啜泣的声音，凄凄婉婉，曲曲折折。也因此，那座房子在这所学校的学生嘴里，被讲述成一个女鬼居住的地方。女鬼的名字就叫张美丽。

年少的时候，身体和见识阻碍了内心急于扩张的好奇。传奇故事因而成了急需品：关于侠客，关于女鬼，还有关于爱情。

张美丽的故事在学校大受欢迎，因为以上三要素兼有。

据说，她本来是个乖巧美丽的女人，据说，她喜欢上一个跟着轮船来这里进货的外地男人，据说那男人长得身材魁梧好打抱不平。在这个小镇，结婚前女人不能破身，她却私自把自己给了那男人，他们曾想私奔，最终被拦下，张美丽因而自杀。

张美丽的故事在当时一下子成了负面典型。在那个时代，身处沿海地带的这个小镇，开始有酒楼的霓虹灯，以及潮水般涌来的，前来贩卖私货的人。

小镇的每个人，都在经历内心激烈的冲击，他们一方面到处打听那些勇敢迈进舞厅的人，打听那白白的大腿和金色的墙面，另一方面又马上摆出一种道貌岸然的神情，严肃地加以批评。

但谁都知道，随着财富的沸腾，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各种欲求在涌动。财富解决了饥饿感和贫穷感，放松了人。以前，贫穷像一个设置在内心的安全阀门，让每个人都对隐藏在其中的各种欲望不闻不问，然而现在，每个人就要直接面对自己了。

那段时间，似乎男女老少都躁动不安，又愁眉紧锁，老有男人和女人各自聚集在角落，喟叹，以前穷的时候怎么没那么多烦扰。听完，彼此相对点点头，却一副各有心思的样子。

幸亏有张美丽。张美丽作为一个沦陷的标志，牢牢地立在欲望的悬崖边，被反复强化，反复讲述。关于她的细节，成了这个小镇用来教育孩子的最好典型：不准和外地人讲话，不要和男同学私下见面；不能靠近那种漂染头发的发廊……说完不准，大人们会用这样的话收尾：要不你就会像张美丽那样，名声臭遍整个小镇。

小镇没预料到的是，与妖魔化同时进行的，是神化。

关于张美丽的很多据说，后来就变成了更多的据说。关于她与男友约会如何被抓，关于她身上有种香味能让男人一闻就忘不掉，关于她男人其实是个开国将军的后代……张美丽在我的心中变得栩栩如生又面目模糊。在过滤掉众多信息之后，唯一烙印在我们这群学生心中的是，据说“张美丽长得好像色情月历上，那些靠着摩托车摆姿势的女郎”。

那时候，一股莫名的冲动开始在我们这群男同学的内心涌动，我们后来明白那叫性冲动，并且，彼此交流起偷偷收集来的色情照片。而张美丽，一个性感如摩托车女郎的女鬼，总让我们在夜晚提到的时候，血脉偾张。

如果当时小镇有给学生评选所谓的性感女神，张美丽必然当选。而我痴迷《红楼梦》的同桌则说，张美丽就是那通灵仙子。

那时代太喧闹了，只要看到头发染色、穿稍微艳色一点衣服的外地女郎走过，大人就要捂住孩子的眼睛说，妖怪来了小孩不要看。过了不到两年，小镇的妇女也开始竞赛般争着挑染各种时髦的色彩——要不怎么和勾引老公的外地狐狸精比。

路上到处是拿着大哥大、粗着嗓子说话的大老板，还有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浓妆艳抹的各地姑娘。

张美丽的传说彻底消失了，被那妖娆闪烁的霓虹灯和满街走动的“公主们”的故事彻底淹没。最后连小巷尽头的啜泣声，也消失了。

我竟然莫名失落。我想象过太多次张美丽的样子，而现在，她似乎就要完全不见了。

实在遏制不住好奇的我，拉上邻居阿猪，决定做一次探险。我们两个人，各自带着手电筒、弹弓和大量的符纸，专业的阿猪还从当师公（为亡灵超度的道士）的爷爷房里偷来了桃木剑。走到半路，阿猪问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探险。我愣了很久，“难道你不想看下张美丽？”

阿猪犹豫了好半天，“很想，但很怕。”

最终还是上路了。

越逼近她家门口，我就越感觉自己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热潮在攒动，甚至往裤裆中央那地方奔突。我意识到这次探险的本质是什么，因而越发亢奋。

阿猪用桃木剑轻轻推开那木门，两个女人的对话从那稍微张开的门缝飘出来。我的眼光刚钻进门缝，看到一张瘦削苍白的脸，就马上感觉，她也在直直地盯着我看。阿猪显然也感觉到了，大喊了一声鬼啊，仓皇而逃。

我在那一刻也确信那就是鬼，来不及多想就往家里奔，把自己关在家里，心扑扑地蹿，而下体控制不住地立了起来——这段探险我当然没和家里任何人说起，但那瘦削苍白的脸像烙在心里了，走到哪都不自觉浮现，在那苍白中，脸慢慢清晰，清晰成一对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我。她不再让我感觉恐惧，相反，她让我很愿意在思维被打断后，继续投入冥想中去。

那几天，我因而老恍神。甚至吃饭的时候，筷子一不小心就掉了下来。掉到第三次，母亲气到用手敲了一下我的头：“被鬼勾走魂魄了啊？”

她无意的一说，却直直切入我的恐慌——难道这就是被鬼勾魂？

接下去那几天，我一想到那张脸就恐慌，背着父母，偷偷到庙里去拜拜，求了一堆符，放在身上，却还是会不自觉地想起那张脸。

到最后，我甚至恐慌地看到，那张脸对我笑了。

这样的折磨，几乎让我失眠了，而且让我更羞愧的是，一次次梦遗，身体越发地虚脱。那天下午，我终于鼓起勇气打算要向母亲承认，我被女鬼勾了魂。

不想，母亲拿着喜帖进了家门，乐呵呵地说，巷尾那张美丽要结婚了。

她不是死了吗？

哪有？是她做了丢脸的事情，所有人觉得她应该死了。不过现在也好了，那外地人做生意发了家，来迎娶她了。虽然她父母还是很丢脸，出了这么个女儿，但是，终归是个好事。

张美丽的婚礼在当时算极铺张，却也异常潦草。

按照老家的风俗，要备的彩礼，都翻倍地备，要送街坊的喜糖包，也是最好的那些品牌。婚宴是在老家最好的酒店举办，然而，作为新娘的张美丽，和她那神秘的丈夫，只是在酒席的开始露了一下脸，同大家举了一下杯，就马上躲回那至亲才进得去的包厢。

第二天，张美丽就去东北了——她丈夫的老家。

我只知道东北在老家的正北边。我偶尔会站到小镇那条唯一的马路中间，想象，就沿着这条路，直直、直直地往北走，应该就可能在哪个路边碰到张美丽。

我一直坚信自己将有一天会到达，所以为了到时候认出她，我反复想象着那张脸。

但时间像水一样，把记忆里的那张脸越泡越模糊，模糊到某一天我突然发觉自己好像忘记张美丽了。

我开始惆怅地想，难道这就是人生。为此还写下了几首诗歌。

其实书呆子哪懂青春的事情。

张美丽的青春才是青春。

两年后，张美丽突然回来了，她穿着开衩开到大腿的旗袍，头发烫的是最流行的屏风头，一脖子的项链，还有满手的戒指。

据说那天她是在一辆豪华车里下来的。我没亲眼目睹她回来的盛况——那是上课的时间。但我脑海里反复想象万人空巷的那个场景。

过了几天，关于她的最新消息是：原来她离婚了。这是她回来的全部原因。

但离婚是什么？小镇的人此前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有离婚这样的事情。

学校对面突然开了一家店。外面是不断滚动的彩条，里面晚上会亮起红色的灯。那是张美丽开的，街坊都那么说。

据说她回来第三天就被家里赶出来，她就搬到这里。我唯一确定的是，红灯亮了三天，小巷的拐弯处贴着一张毛笔字写的声明：特此声明，本家族与张美丽断绝一切关系，以后她的生老病死都与本家族无关。

字写得倒很漂亮，一笔一画刚劲有力。显然是很有修为的老人写的。这字，也可见这家人的学养。但围观的人，都是捂着嘴偷偷地笑。

我每天进学校前，都要路过那家店。每天一早七点多，店门总是紧紧关闭着，上面贴满了字条。我好几次想冲上前去看，然而终究没有冒险的胆量。直到第二周，特意五点半起了个大早，才敢走上前去看。店面口贴满了歪歪斜斜的字：不要脸、贱人、狐狸精去死。

我边看字边观察是否有人经过，远远地看到有人来了，赶紧蹬着自行车往学校里冲。

张美丽开的是什么店？这个疑问让她再次成为传奇。

有人说，那是一片酒池肉林，别看店面小，一开门，里面地下有两层，每层都有美女招待，谁走进去都是一片又亲又摸。

有人说，那是一家高级的按摩店。有种国际进口的躺椅，把你按得全身酥麻，爬都爬不起来。

每个晚上，男生宿舍一定要讲这个传奇，讲完后，各自忙活起来。

魁梧哥竟然来了——这是小镇学生送给张美丽前夫的昵称。

一开始没有人信，但渐渐地可以看到，确实有一个男人在傍晚的时候，会拉出一把椅子在外乘凉。

然后街坊会在半夜听到吵闹的声音、摔盘子的声音。第二天傍晚，还是看到那男人若无其事地搬椅子出来在那乘凉。

房子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连当事者都说不清楚。只是最后，某一天，彩条灯拆了，店门大大方方打开了，门楣上挂了个牌子：美美海鲜酒楼。

从此可以光明正大地看到张美丽了，她总是笑眯眯地站在柜台前迎客。然而小镇本地的人是坚决不去的，捧场的都是随货船从外地来进货的商人。

站在学校这边，就可以看到，那确实是张美丽的店，充满着和这个小镇完全不搭的气质：金边的家具，晶莹的玻璃珠帘，皮质的座椅，服务员都是外地来的高挑美女。充满着“妖娆的气息”——小镇的人都这么形容。

张美丽的小店，和我们的小镇，就这样充满着这种对立的感觉，而在小镇人的口气中，仿佛永远是：张美丽代表一种什么势力，在侵蚀着这个小镇。

如果这是场无声的战争，结果上，张美丽似乎获胜了。隔壁店面也被盘了下来。渐渐地，一些本地的老板们“不得不进出”美美海鲜酒楼。

“没办法，外地的客户都喜欢到那。”——进去过的人，在极尽形容后，都这样解释。

紧接着，终于有一天，小镇某个大佬的儿子结婚，其中一个场子安排在那。

那个下午，我其实异常紧张，父亲也收到请柬了，他被安排在美美海鲜酒楼，对方特意交代，那个会场邀请的都是各地的商人，去了可以帮着开拓生意。

我自告奋勇提出陪父亲去，却被母亲恶狠狠地拒绝了。我只好趴在窗前，看犹豫不决的父亲，踌躇着往那走。

很好吃的餐馆。父亲回来这么说。这是他唯一能说的东西，这也是小镇其他人唯一能评价的方式。事实上，张美丽的店，就味觉上的正当性，避开那些种种暧昧和复杂的东西，重新与小镇发生关系了。

学校的一些校舍要翻修了，宗族大佬开始号召每个人响应捐款。开卖场的蔡阿二犹犹豫豫，开电器行的土炮扭扭捏捏，张美丽却激动了。一个人跑到学校，进了校长室说，我捐五万。

在那个时候，五万是很多的钱，可以建一栋小房子。

然而校长犹豫着没接过来。说，再考虑看看。

最终学校公布的捐款名单上没有张美丽。

不久，地方大宗族的祠堂要翻修一个小工程，张美丽又跑去认捐了。出来的最终名单依然没有她。

直到年底，妈祖庙要拓宽一个小广场，张美丽的名字终于落上去了。

“五万元：信女张美丽”。这是最高的捐款金额，却被刻在最低的位置。但张美丽很高兴，那段时间可以看到，她时常一个人溜达到那，弯着腰，笑眯眯地看着刻在上面的她的名字。

而我也时常守在妈祖庙旁边的杂货店，看着她一个人在那笑得像朵花。

我考上高中的时候，张美丽的身份已经是镇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她的美美海鲜酒楼就坐落在入海口，整整五层楼。

学校犒劳优秀学生的酒会是她赞助的，坐在金灿灿的大厅里，她拿着演讲稿，说着报效祖国、建设国家的这类话。

她有了双下巴，厚厚的脂粉掩不住头上开始攀爬的那一条条皱纹。但她依然很美。

其实，宗族大佬们对学校接受张美丽的好意并不是很满意。张美丽现在不仅仅是海鲜楼的老板，还是隔壁海上娱乐城的老板。

连邻近的几个小镇都知道这海上娱乐城。据说那里有歌厅、舞厅、咖啡厅和KTV包房，还有种种“见不得人的生意”。学生里传得最凶的是，那里有卖毒品。据说前段时间退学的那学生，就是在那染上的性病。

学校领导三令五申地禁止学生靠近那娱乐城，而父母每晚都要讲那里的罪恶故事。我知道，小镇对张美丽的新一轮讨伐正在酝酿。

沿着一堵墙，美美海鲜酒楼的旁边就是海上娱乐城。那天饭桌上我不断走到窗边，窥视那个霓虹闪烁的娱乐城。

这娱乐城是个巨大的建筑群，中间一个主建筑应该是舞厅，周围围了一圈欧陆风格的别墅。据说每栋别墅都有不同主题：有的是抒情酒吧，有的是迪厅，有的是高雅的咖啡厅。

饭局结束后，老师安排作为记者团团长的我，采访“优秀企业代表”张美丽。

采访安排在她的办公室。

那天她穿着黑色的丝袜，配上带点商务感觉的套裙，我还没开口就全身是汗——这是我第一次和她说话。

在一旁的老师附在耳边提醒我，这次采访不用写出来，只是对方要求的一个形式。

我知道，那对张美丽是个仪式，获得认同的仪式。我支支吾吾地问了关于对中学生有什么建议这类无聊的话题，她努力按照想象中一个德高望重的女人该使用的语言和动作表现。

显然结果她很满意，采访中当即表示捐款支持学校成立记者团。老师和她握手庆祝，一切功德圆满。

在带上她办公室门的时候，我忍不住转头想再看她一眼，却一不小心看到，她像突然泄气一般，后脑勺靠在座椅背上，整个人平铺在那老板椅上，说不出的苍老和憔悴。

宗族大佬、家长和学校越禁止的东西，越惹得孩子们想要冒险。一拨拨等不及长大的同学，偷偷溜进那个娱乐城，然后兴奋地和大家描述里面让人“爽呆了”的种种。

进或者不进那娱乐城，在学生的小帮派看来，是有种或没种的区别。而在小镇家长们看来，是好孩子或者坏孩子的分界线。

渐渐地，传到我耳朵里的传说越来越多：听说娱乐城里出了四大天王，听说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绝招，领衔不同的生意，听说他们开始在学校发展手下。

我倒一直不相信发展手下，真是娱乐城里管理层推进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完全没必要，甚至是自讨苦吃的事情。我的猜想是，娱乐城的员工为了显摆，而自发组织的。但无论如何，确实是因为娱乐城的存在。

小镇里的怒气正在积蓄，开始有宗族大佬和妇女机构，到每一户人家拜访，要签订什么取缔请愿书。而张美丽的回击是：镇政府大楼修建，她捐助了二十万。

局势就这样僵持着，整个小镇都躁动着，就等着一点火花，把所有事情引爆。

火花终于在我读高三的第一个假期燃起了，娱乐城里发生了一起恶性打斗事件。一个人被当场打死。那人是当地一名大佬的儿子。

那简直是一场围剿。大批大批的小镇居民，围在娱乐城门口扔石头，辱骂，要求娱乐城关闭。

那个下午，我以学生记者的身份赶去现场了。

老的少的、相干不相干的，都聚集在那。骂的还是几年前的那些话：“不要脸”、“贱人”、“狐狸精去死”……张美丽出来了，就站在主楼的屋顶上。她拿着扩音器，对着围观的人喊：“这是一场意外，请乡亲们理解，我会好好处理……”

一句话还没说完，开始有人愤怒地拿起石头，咬牙切齿地往她的位置砸去。

但她站得太高了，石头一颗都靠近不了。

人流分开了，她的母亲颤颤悠悠地走出来，对着楼上的张美丽，哭着喊：“你就是妖孽啊，你为什么那时候就不死了算了，你为什么要留下来祸害……”

扩音器旁的张美丽估计很久没看到母亲了，哭着喊：“妈，你要相信我，我对天发誓，我从以前到现在从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真的从来没有。”

她的母亲显然已经崩溃了：“你就是妖孽，你就是妖孽，我当时应该掐死你。”

魁梧哥到屋顶来了，拉着张美丽回屋里去。

众人的骂声又持续了一阵，渐渐消停了。

那个晚上我没听到声响，是第二天醒来后才知道的。张美丽当晚跪在自己宗族的祠堂门口，大声哭着，对天发誓自己没有作孽，“除了一开始追求爱情，我没有做娼妓，没有卖毒品，我只是把我觉得美的、对的、我喜欢的，都做成生意，我真没有作孽……”

哭完，她狠狠地往祠堂的墙撞去。

第二天祠堂大佬起来才看到，张美丽死在祠堂的门口，流出来的血都凝结了，像沉压已久的香灰。

按照宗族的规矩，人死后，要在自家或者宗族祠堂做法事，然后再落葬。最后还要摆一个木牌在祠堂里，这样灵魂才会安息。

然而，无论家里还是祠堂都不愿接收，更别说木牌了。按照传说，这无法安息的魂灵，将没处安身，只能四处游荡——这是宗族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了。

张美丽确实成了孤魂野鬼了。

最终是魁梧哥料理张美丽的后事，他坚持要办一场隆重的葬礼。尽管小镇上没有一个人参加，他还是请来隔壁乡镇几十支哀乐队，咿咿呀呀了三天三夜。

哀乐一停，魁梧哥就把所有人散了，一把火烧了整个娱乐城。

没有人打救火电话，也没有消防车前来。小镇的人就冷冷地看着娱乐城烧了一天一夜。待烟火散去，开始有人拿鞭炮出来燃放——按照小镇的风俗，谁家病人好了，要放鞭炮。

大学都毕业六年了，一个已经成了大老板的高中同学才组织说，应该纪念下高中毕业十周年。远在北京的我接到他特意发过来的请柬。请柬是传统的红纸镶金，打开来，聚会的地点竟然是海上娱乐城。

因为后来考上大学我就离家，实在不清楚，这娱乐城竟然重新开张了。

这娱乐城和张美丽的娱乐城完全不一样，原本走进去正对的主楼，现在变成了一片绿地，不过周围分布的，还是一栋栋别墅。到处都是厚重的低音炮一浪一浪地袭来，而每条路上，一个个打扮入时的男男女女亲密地亲吻。

那天我到得晚，大部分同学都已经聚集了。虽然我提醒自己别说这个话题，但终究忍不住问：“怎么这娱乐城又建了？”

做生意的那同学干笑了两句：“有需求当然就有人做生意，小镇这么有钱，有钱总要有地方花。”

我没问下去了。

“有欲望就有好生意，人民币教我的。”同学继续不依不饶。

喝了几巡酒，有同学开始调侃我，“对了，张美丽不是你梦中情人吗？”

我脸一红，说不出话。旁边有同学起哄道：“有什么好害羞的，我也想象着自己爽了好多次。”

当中有人提议，敬张美丽。那大老板抢过话去：“我谨代表一代热血青年，敬这位伟大的小镇启蒙运动奠基人，审美运动发起者，性开放革命家……”

众人跟着歇斯底里地喊：“敬伟大的张美丽！”

我一声不吭，拿着酒走到一个角落，刚好看到那片绿地。我反复想起，那石头房子，那苍白的脸。“她终究是个小镇姑娘，要不她不会自杀的。”我对自己说。

同学们还在起哄，说着这地方曾经淫荡的种种传说。

我突然心头冲上一股怒火，把酒杯狠狠往地上一摔，冲出去，一路狂跑，一直狂跑，直到我再也看不见那个恶心的娱乐城。

阿小和阿小

阿小和阿小是两个人。

小学五年级前，我只认识一个阿小。他住在我家前面的那座房子。

那是座标准的闽南房子：左主房，右主房，中间一个天公厅——这是专门用以供奉神灵和祭祀的厅，闽南家家户户都供着一个神仙团，节日繁琐到似乎天天都在过。

接着下来是左厢房、右厢房，中间一个天井。本应该接着连下来的，是左偏房、右偏房，中间一个后厅，他们家当时没能力一口建完，草草地在天井附近就收尾，把空出来的地，圈出了个小庭院，里面种了芭蕉树，养了一条黑色的土狗。

那是个海边典型的渔民家庭。他父亲从小捕鱼，大哥小学毕业后捕鱼，二哥小学毕业后捕鱼。母亲则负责补网，还有到市场叫卖收获的海鲜。他当时还没小学毕业，不过他几次和我宣誓一样地说：“我是绝对不会捕鱼的！”

我喜欢他的母亲乌楼，每次和母亲去见她，就意味着家里难得会有顿海鲜大餐。乌惜似乎从来只会乐呵呵地笑，而不懂得其他表情，每次看到我，都要找点小零食给我吃，过年过节找个理由就往我家送点小鱼虾。偶尔他的父亲和哥哥也会来逗我玩，甚至他家养的那条狗，我还没进巷子口，它就已经在那边摇着尾巴欢迎我。

但阿小，似乎总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不参与我们两家的交际。他很安静，这种安静却分明带着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似乎永远在专注思考着什么。他唯一一次和我聊天，是听我母亲在和乌楼开心地说，我又考了年级第一。他招招手傲慢地把我叫过去，说，黑狗达，所以你要好好读书，离开这个小镇。

我当时还觉得小镇很大，没有离开的迫切感，但心里对他莫名产生一种佩服：一个能看不上小镇的人内心该是如何的宽广。然而他读书却并不好，这让他这种高傲的安静，被理所当然地理解成一种孤僻。

孤僻的阿小，街坊开始这么叫他。

另一个阿小是搭着高级的小汽车抵达我的生活的。

还记得那个下午，一辆只在电视里看得到的小汽车突然出现在巷口那条土路上。巷子太窄了，车子进不来，来回倒腾的车，扬起呛人的烟尘，把围观的人，弄得灰头土脸。

我光着脚站在围观的人群里。那时候，白色的运动鞋，水手服样式的校服已经在小镇流行，但我习惯穿拖鞋的脚，却死活耐不住运动鞋里的憋闷和潮湿。老师说，不穿运动鞋就只能光脚来上课，学校禁止粗鲁的拖鞋。我干脆就把运动鞋往书包里一装，无论下雨酷暑，永远一对赤脚。日子久了，脚底磨起厚厚一层皮，甚至踩到玻璃也不会刺穿，开始骄傲地强迫同学叫我赤脚大仙。

然后这个阿小走下车了，他脚下是电视里小少爷穿的皮鞋，身上穿的是电视里小少爷穿的吊带裤，头上梳着电视里小少爷才梳的那种发型，皮肤白得像他身上的白色衬衫。

他长得一副小少爷该有的模样，白得发亮，瞬间让周围的一切都灰暗了。

他是我东边邻居阿月家的侄子。父母到香港承包工程发了家，哥哥已经办好香港移民手续，接下来办他的，这中间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这时间里他就暂且借住在这里等。

香港阿小，街坊觉得这名字特别适合，仿佛香港才是他的姓氏。

香港阿小给这群野生的孩子内心，造成了极大的触动。或许印第安人第一次看到欧洲人也是如此的心情。

从那天开始，他的家里总围着一群偷窥的孩子，这些孩子好奇他的一切：他说话老喜欢扬扬眉毛，他头发总梳成四六分的郭富城头，他喜欢吹口哨，还每天洗很多次澡。没过几天，这群老赤脚到处乱窜的小屁孩，个个说话也扬眉毛，头发也梳四六分，也开始吹口哨。竟然还有孩子偷窥他洗澡。

阿月姨家稍微殷实点，在那片地区是唯一的两层楼。香港阿小每次换洗的白色T恤和内裤就挂在楼顶迎风飘扬。那白色的衣物，雪白得太耀眼，似乎是文明的旗帜，傲慢地挺立在那边。对这些青春期的孩子，那衣物夹着莫名的荷尔蒙感。香港阿小来的第三天，有个小孩爬上电线杆就为了看一眼阿小最贴身的秘密，一不小心摔落下来。还好以前的土地都还是土地，而不是冷酷的水泥地。孩子磕出了伤痕，但不至于伤残。

这样的故事，小镇甚至羞于传播，大人们当作一切都没发生。他们用假装没看见，或者不理解，继续守着风土的简单。

我其实内心已经认定自己不会喜欢这个阿小的。在邻居小孩共同组成的拖鞋军团里，我最会读书，也是最得长辈和同龄人关注的，阿小虽然也引起我的兴趣，但他夺走了原本属于我的许多目光，让我多少有点失落感。

我假装漠视这一切，直到这一天，阿月姨来邀请我去和这个阿小玩。“你读书好，多带带他，别被那些野孩子带坏了。”我竟然掩饰不住地激动。

第一次的见面，有点狼狈。我手心全是汗，说话有点结巴。还好是他淡定。

他身上有花露水的香味，穿着雪白雪白的T恤，他笑出白白的牙齿，说：“我叫阿小。听说你是这里最会读书的孩子？”

我点头。

“你比我大两岁？”

我点头。

“黑狗哥好！”

回到家没多久，拖鞋军团的人早在等我，他们像堆苍蝇一样聚拢来，叽叽喳喳地问询。我当时还假装深沉地说这小子很客气，不是简单人物。心里早生出了无比的好感。

担心他一个人孤单，也担心他被小孩子带坏，亲戚给他配了两个保镖——他两个表弟，一高一矮，一瘦一胖。阿小对他们说话都是命令式的：你们给我做什么去……我不知道阿小是哪点喜欢我，第一次认识后，他就不断支使他的两个表弟轮流叫我。一会儿问：“一起玩弹珠？”要不“一起捉迷藏？”或者“一起玩飞行棋？”

拖鞋军团的人开始意识到可能会失去我，他们看着阿小的表弟拜访我家，也派一个小孩，卡着同样的时间通知我。抉择的时间到了。

我犹犹豫豫，直到那表弟又来了：“我哥问，要不要一起看他从香港带来的漫画书，还有任天堂游戏机。”

于是我选择阿小那边了。当天，拖鞋帮宣布和我决裂。

于我，阿小真是个让人愉快的玩伴，他总有最新奇的东西，漫画书、游戏机、拼图、积木……而且还有两个跟班帮你处理一些杂事：口渴了，他们去弄来冰冻饮料（香港带来的冲剂），热了，他们打开小风扇（香港带来的）。

于他的表弟，他真是个霸道的王子。吃桑葚表弟多拿了一个，他一瞪，表弟马上转过头去一声都不吭。玩游戏，我赢他可以，表弟眼看着也要超过他了，他喊了句表弟的名字，形势就马上逆转。

拖鞋军团站在外面的空地上，拿着用纸卷起来的纸筒不断喊：叛徒、走狗……我隐忍着不吭声，阿小却一个人走出家门，对着他们大喊：“你们吵什么吵，野孩子。”

我意识到战争开始了。

拖鞋军团惯用的绝招是——牛粪加时钟炮。时钟炮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是高级的武器。它就像巨大的火柴棒一样，一擦，火着了，会按着固定的时间爆炸。炮的等待时间有一分钟的，也有半分钟的，恶作剧的关键是，时间要卡得刚好，把炮插在准备好的牛粪上，等我们刚好走到，还没注意时，牛粪突然仙女散花般，飞溅我们一身，就算成功。

然而，这些伎俩我太熟悉了，几次都成功地避开。直到拖鞋军团恼羞成怒，竟然直接把炮往我们身上扔。阿小怒了，回家拿出一把打鸟的猎枪冲出来，斜斜对着半空打了一枪。

“砰”——声音像海浪一样，在耳边一起一伏。拖鞋军团的人吓呆了，我也是。

“野孩子，吓傻了吧？”他骂人的时候，口中的牙齿还是很白，但声调傲慢得让我有说不出的寒意。

或许是不愿意失去拖鞋军团的传统友谊，或许是对香港阿小傲慢的不舒服，我慢慢地开始寻找平衡。刚认识那几天，我们几乎绑在一起，到枪击事件后，我决意抽出一半时间和拖鞋军团的人玩。

阿小察觉到了，竞争一般，拿出他所有的宝贝——香港来的拼图、香港来的唱片、香港来的遥控飞机。直到他意识到，我们俩之间确实有某种隔阂了，他也淡然了，冷冷地说，有空来玩，没空我自己玩。

我知道，他是在自己亲身感觉到自己的失败前，先行切割。

其实我偶尔会同情阿小的，特别是熟悉后。我觉得他是个孤单的人。这种孤单我觉得是他父母的错，他活在“去香港前准备”的生活里。他经历的所有一切，都是过渡的，无论生活、友谊还是情感。

那时候，香港是个更好的世界，他即将去到的目的地，让他不得不时时处于迫不及待离开的状态中，他会觉得，自己是可以蔑视这里的人。

但他却是个孩子，他需要朋友。

我想，他选择我或许只是因为，我是附近最会读书的孩子，他认为这是一种阶层上的接近。同时，或许他还有征服感。

在我开始疏远他的时候，他时常拿出他哥哥的照片看。

其实他和哥哥并没有太多相处的机会。母亲疼幼子，小时候夫妇俩去香港打工，不舍得阿小跟着吃苦，就把他留在老家，每月寄来丰厚的钱求得亲戚对他的照顾。而长子他们带在身边，帮忙工地做点事情。

所以哥哥从小就在香港长大，现在已经长出一副香港人该有的样子：留着长头发，打了耳洞，夏天会穿白色短裤配皮鞋，有时候还戴着条丝巾。

阿小崇拜这样的哥哥，我觉得他其实是崇拜着香港，正如我们崇拜着黑白电视里游走在高楼大厦里的那些人。

但对我们来说，高楼大厦还是遥远的事情，而对阿小，这是即将到来的事。

他几次尝试把头发留长，都被爷爷硬压着给剪了，他尝试用针给自己穿耳洞，最终扎出满身的血，让爷爷急匆匆送医院了。现在这些他都放弃了，但是常拿着哥哥的照片一个人发呆。

和他保持距离后，我每次和拖鞋军团的人疯回家，就会来看看阿小，他会给我讲哥哥的故事：我哥哥很牛的，他像电视里那样，骑着摩托车，带着一个女的飙车。但是到了我爸的公司，又换了一身西装，可帅气了。

有次他很神秘地和我说：“我哥吸毒的。”然后拿给我一根烟，附在我耳边，“这是毒品。”一脸得意的样子，仿佛他掌握着通往天堂的钥匙。

他给我看完，又把那香烟小心地包在手帕里，然后装到一个铁盒子里，放在床下——我知道那是他认为最宝贵的东西了。

我看着这样的他，越发觉得遥远。我知道他身上流动着一种欲望，一种强烈而可怕的欲望。他要马上城市起来，马上香港起来。他要像他想象里的香港人那样生活。

我得承认，我看着电视上那些摩天大楼，心中也充满热望。但我老觉得不真实，它是那么遥远。而阿小，他简直活在奇怪的错位中：他穿戴着这个世界最发达地区的东西，肉身却不得不安放于落后似乎有几十年之久的乡下。

果然，一个晚上，阿小把我叫进他的房间，掏出厚厚一把钱：你知道哪里能买摩托车吗？电视上那种摩托车，带我去买，我要去飙车。

但小镇当时没有卖摩托车的地方，要买，必须去到六十公里远的市区。他着急了，那毒品呢？大麻呢？

那个晚上，是我陪着他去一家地下游戏厅玩了赌博老虎机作为结束的。看着他在老虎机上几百几百地兑换游戏币，然后大把大把地输，我内心里决定，远离这个阿小。

我知道他活在一种想象出来的幻想中。我担心他的这种热望，也会把我拖进去。

因为我察觉到自己身上也有，类似的躁动。

实话说，我不知道，阿小和阿小是怎么熟上的。

香港阿小很久没让表弟来叫我了，我也不怎么主动去。这天阿月姨叫我帮阿小补习——数学成绩下来了，他考了12分。

我拿着他的考卷，笑了半天，连最简单的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他都不懂。准备好好糗他一把。

走进去，看到那个身上还带着海土味道的阿小。

他们俩头凑在一起，正在搭一架木构的恐龙。

我有点错愕。这个阿小，对外人说话都不愿意超过三句。但我看到他在那夸张地开着玩笑：“哇，这恐龙好酷啊，简直要叫出声了。”

很蹩脚的讨好。我心里说不出的反感，然后对这个老家的阿小有种莫名其妙的悲哀。我知道他为什么喜欢香港阿小的——他其实是喜欢这个阿小身上的香港的味道。

那个晚上，我只是简单把题目的正确做法示范了一下，就匆匆要走。

香港阿小着急了，追着出来，说要不要一起去打电动。他后面跟着那个老家的阿小。

我看着老家的阿小，躲在香港阿小背后，跟着一脸的赔笑。我说不出的难受，说，算了，我不玩了。转头就走。

从此，即使阿月姨叫我再去帮忙补习，我都借口推了。

我害怕看到老家阿小的这个样子，他会卑微到，让我想起自己身上的卑微。

老家的阿小突然新闻多起来了：他瞒着父母翘了整整三个星期的课，但每天假装准时上下学。他跑到小镇新开的工业区，不由分说地逼迫那些外地的打工仔，要求他们学狗叫，不叫就一阵拳打脚踢；最后他父母还发现他竟然偷偷溜进父母房间了，偷了几百块不知道去干吗。

乌惜心里憋闷得难受，又不敢在丈夫面前哭，每次出事就偷偷来我家和母亲说。

母亲只能安慰：“孩子总是调皮的。”

我在一旁不说话，我知道这个阿小生病了，他从香港阿小那传染了“香港病”。我几次在路上碰到他，他说话的腔调、梳着的发型都很香港阿小。连笑的时候嘴角微微的上撇，都模仿得那么入微。

我忍不住插了一句：“你让他别和香港阿小玩。”

乌惜愣了，她一向还挺骄傲香港阿小看得起自己家的孩子。母亲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能乱说话。”

但总之这话还是传出去了。后来路上碰到两个阿小，一个对我冷漠地转过身假装没看见，一个示意着要和我打架。想打我的，是老家的阿小。

不过，拖鞋军团的人总在我身旁，大家也相安无事。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和两个阿小也彻底断了往来。

然后断断续续听到消息：老家的阿小又打人了，老家阿小被学校警告处分了，被留校察看了，后来，老家的阿小退学了。

然后再后来，听说香港的阿小一个星期后要去香港了。

阿月姨来我家了，手上带着一只木头拼成的恐龙，和一个任天堂游戏机——这是香港阿小最喜欢的两个玩具，现在，他想全部送给我。

阿月姨说：“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小孩子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还是最喜欢你这个朋友，有空去找他玩玩。”

香港阿小显然对我的到访早有准备，估计都是演练过无数次的动作，所以表现一直得体并保持着骄傲感。

他一手勾住我的肩，像电影里那种兄弟一样把我拉进他房里，坐在床上，掏出一张纸片，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一行字，是地址。

“地址我只给你，有空给我写信。”他扬了扬眉毛。

我倒是笨拙，傻傻地补了句：“寄到香港要寄航空信，很贵吧。”

他笑开了，“咱们好朋友你在乎这点钱，以后你到香港来，我一次性给你报销。”

然后我把我准备的礼物递过去给他，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本物理参考书，厚厚一本，50元，对当时的我来说很贵，是我攒了半年才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