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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月姨给我看过你的物理，太烂了，做做里面的习题吧。”

“这么烂的礼物啊。”他又恢复到傲慢的恶毒了。

他走的那个下午是星期六，我刚好去市里参加一个比赛。听说他来我家敲门，不断喊我名字，却没找到我。

依然和来的时候一样，是一辆高级的小汽车来接他的，小镇的大人和小孩围成一圈，目送着这个仿佛属于另外一个时空的人离开，依然只有兴奋地指指点点。

那晚回家，小镇里的孩子兴奋地说，我太有面子了。但我心里说不出的空落落，一个人悄悄走到阿月姨家，在他住的房间窗口，往里看了看，一切黑糊糊的。

我转过头，看到不远的地方，一个小孩在哭，我知道，那是剩下的这个阿小。听说，他没去送香港阿小。

香港阿小就像被接走的外星人，理性的我早判定，他和我是两个时空的人，此前发生的事情，就当一场梦了。不多久，我又当回我的赤脚大仙。而整个小镇也似乎迅速遗忘这么一个本来也不大起眼的小孩，依旧吵吵嚷嚷、热热闹闹。

只有一个人，提醒着香港阿小的存在——我家前面那个阿小。

没有香港阿小带他去理发店剪那样的发型，他坚持自己试图用剪刀剪出那样的形状；没有阿小陪他去开发区展现英雄气概，他依然坚持每天晚上去逼迫路过的外来打工仔扮狗叫，然后几次邀约各种人去观摩，都遭到拒绝。

没去读书，这个阿小的命运只能有一条：当渔民。他是挣扎了几次，甚至和父亲大打出手，离家出走。失踪了一个多月，饿得瘦骨嶙嶙的阿小回来了。他答应当渔民了。他的条件是：必须给他买一辆摩托车。为了儿子走回正途，他父母商量了半天，终于同意了。

打渔要赶早潮，每天早上五六点，我就听到那摩托车帅气地呼呼地催引擎，发出的声音，炫耀地在小巷里扩散开。他每天就这样载着父亲，先去下海布网。他大哥和二哥，则踩着那辆吭哧吭哧响的自行车跟在后头。

下午三四点他们就打渔结束回来了。海土、海风和直直炙烤着他们的太阳，让他越来越黝黑。每次把满装海鲜的箩筐往家里一放，他的油门一催，就呼啸着玩耍去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但是后来很多人常告诉我，看到阿小，沿着海岸线边的公路，以超过时速一百的速度疯一样地呼啸而过，嘴里喊着亢奋的声音。

慢慢地，我注意到他留起了长头发，每次他开摩托车经过我家门口，我总在想，他是在努力成为香港阿小想成为的那个人吗？

我从没想过，会收到香港阿小的来信。那已经是他离开小镇的第三年，我已经进入高考的最后准备时期。

他拙劣地在信封上写着，某某中学，然后我的名字收。还好学校负责的收发阿姨，仔细地核了全校五千多个学生，才找到了我。当然，也可能是来自香港的邮戳起的作用。

他的字还是那么差，扭扭捏捏，但已经换成繁体字了：親愛的黑狗達！

好久不見。

我在香港一切很好。香港很漂亮，高樓大廈很多，有空來找我玩。

衹是我不太會說粵語，朋友不太好交，多和我來信吧，我找不到一個人說話。

我家換了地址，請把信寄到如下……我知道他在香港可能一切都很不好。我突然想象，在那个都是白衬衫、白牙齿的教室里，另外一群孩子高傲地看着他，悄悄地在他背后说乡巴佬。

我莫名其妙地难过。

拿着信，我去敲了乌惜家的门。这个阿小正在自己玩吉他。当时流行的一部香港电视剧里，主人公总在弹吉他，许多潮流男女都在学。

我拿出香港阿小的信给他看。

他愣住了，没接过去。

“他给你写信？”

我明白了，香港阿小没给他写信。

这个阿小抢过信，往旁边的炉子一扔。香港阿小的信，以及回信的地址就这么被烧了。

我才觉得，我太鲁莽太欠考虑了。

我知道，从此这两个阿小都和我离得更远了：一个收不到我的回信，肯定是责骂我扔掉我家的地址；一个从此会因为觉得自己受伤而更加疏远我。

高三的后半学期，整个学校像传销公司。

老师整天说，别想着玩，想想未来住在大城市里，行走在高楼大厦间，那里才好玩。他们偶尔还会举例：某某同学，考上了北京的大学，然后，他就住在北京了……口气笃定得好似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谁都没怀疑住在北京就是所有幸福的终点。整个高三的年段，也像是准备离开小镇的预备营地，许多人开始寄宿在学校，全心投入一种冥想状态。仿佛学校就是一艘太空船，开往一个更开明的所在。

我也是寄宿中的一员，全身投入这种冲刺中。直到高考最后一刻结束，回到家，母亲才叫我去探探阿小。

阿小骑着摩托车在海边狂飙，一不小心车歪了，他整个人被抛出去，头先着的地。那是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当时一度下了病危通知书，但总算奇迹般地抢救过来了。

去到他家，他还躺在床上，受伤的头部已经拆线，但可以看到，前额凹进去一块。他看到我惊恐的表情，开玩笑地说：“我牛吧，摔成这样，竟然没死，而且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就是难看了点，不过这样也好，这样出去，混江湖最容易了……”

两个月后，我被一所外地的大学录取，离开小镇。我去向他告别，他当时已经开始和父兄去捕鱼了，只不过从此不骑摩托车，也蹬上了吭哧吭哧响的自行车。

阿小终于成了小镇上的渔民了。

兜兜转转，大学毕业后的我，来到了北京，来到了那个在想象中可以和香港比拼的北京。

当然，此时的我早知道，留在北京不是全部故事的结束，而是所有故事的开始。

偌大的城市，充满焦灼感的生活，每次走在地铁拥挤的人群里，我总会觉得自己要被吞噬，觉得人怎么都这么渺小。而在小镇，每个人都那么复杂而有生趣，觉得人才像人。

这个时候我才偶尔会想起老家的阿小，我竟然有些妒忌。听说他娶了个老婆，很快生了个儿子，然后自己买了块地，建好了房子，也圈上个庭院，里面还同样养了只狗。

我则每天忍受着颈椎病，苦恼着工作的压力和工作结束后的空虚。唯一能做的是不停通过职业的成就感稍微缓解自己：我是个写字的人，在一家全球闻名的顶级杂志社工作，我的文章会被到处转载。

总有老家的朋友，从那听得到狗吠的小镇上打来电话，说你这小子混得不错。装模作样地相互吹捧下，挂下电话，迎接突然袭击而来的空虚感。

这个晚上，我习惯性地查阅自己博客的评论，意外地看到一条留言：你是黑狗达吗？小镇上的黑狗达吗？我是阿小，我在香港，能电话我吗？我的电话号码是……是阿小。香港那个阿小。

说不上的犹豫感，我竟然拖了半个月没回电。我竟然有点害怕。我不想知道他活得怎么样，无论好，或者不好，对我都是种莫名其妙的震颤。

半个月后，突然有个事情必须到香港出差。我把电话抄在纸上，还是没决定是否拨通这个号码。

事情忙完了，一个人瘫在宾馆空荡荡的房间里，突然下了决心拨打出那串电话。

“喂？边个？”

“是阿小吗？”

“啊？”他愣了下，显然有点错愕。

“黑狗达！你在香港？你终于要见我啦！”

他竟然记得我的声音，可见香港的生活让他有多孤单。

和阿月姨拉着我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一样，我竟然又紧张到全身是汗。坐在路边的茶餐厅里，我一直想象，他会是怎么样的？他应该长发飘逸，穿着入时，然后应该钉上耳环了吧？他应该终于可以打扮出他想成为的样子了吧？

阿小进来了。我一眼就认出他。他的身体拉长了，五官却没怎么变，他剪着规矩的短发，但耳朵确实有曾经戴过耳环的样子。他依然打扮得很清爽，但背着一个不太搭配的帆布包。

他看到我，笑开了那嘴抽烟抽坏的牙齿，张开双臂，迎上来抱住我。

你当时怎么没回我信？他问。

我张了张口考虑是否要解释，终于还是放弃。

爱面子是没变的，当晚他坚持邀请我到香港半山的一座高级酒吧。透过窗子，是维多利亚的璀璨夜景。

适当的怀旧后，我终于忍不住问：“你现在怎么样啊？”

“我啊，好好工作啊，哪像你，混得这么好！”

“做什么工作？”

他用手摇了摇酒，支支吾吾。仿佛下了很大决心，终于说：“我在安装防盗门。”

然后马上补充：但我是高级技工，一个月能拿一万二港币。

我不知道如何把话进行下去了。一种找不到话题的恐慌感，在彼此心内滋长。

他很努力，自嘲地讲到了在香港被同学看不起，交不到朋友，对城市生活的厌恶，以及父母生意的失败。

“你知道吗，我竟然觉得，那个我看不起的小镇才是我家。”说完他就自嘲起来了，“显然，那是我一厢情愿。我哪有家？”

我知道这句话背后藏着太多故事：为什么没有家？他父母呢？

但我也意识到，这显然是他不愿意提及的部分。

晚上十点多，他说自己要赶公车回住的地方了。我送他到车站。

车站早已经排了长长一队，有打着领带穿着廉价西装的，有穿着电器行标志的服饰的，有别着美发屋样式的围裙的……临上车了，他突然说，要不要到我住的地方继续聊天，我们太久没见了，通宵聊聊天不过分吧？

我想了想，答应了。

车的站牌上写着通往天水围，我知道天水围于香港的意义。一路不断闪过高楼大厦，他兴奋地和我一个个介绍，也顺便讲述了发生在其间的自己的故事。

车继续往城外开，灯火慢慢稀疏。

“快到家了。”他说。

然后车开上一座长长的斜拉桥。

“这桥叫青衣大桥，是全亚洲最大的铁索桥。我每天坐车都要经过。”

“这样啊。”我礼貌性地点点头。

他望着窗外的桥，像自言自语一样：“我来香港第三年，父亲查出来得了癌症，鼻咽癌，建筑公司不得不停了，父亲到处找医院医病，本来还有希望，结果哥哥怕被拖累，卷着家里的钱跑了。我和母亲只好卖掉房子，继续给父亲医病。有一天，他自己开着车来到这里，就从这里冲下去了。我现在要挣口饭吃，还要从这经过。”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么接话。

他接着自言自语：“城市很恶心的，我爸一病，什么朋友都没有了。他去世的时候，葬礼只有我和母亲。”

“呵呵。”停顿了一会儿后，他自己轻轻笑了一下。

我张了张口，尝试说点什么。他显然感觉到了。

“我没事的，其实可搞了，香港报纸还有报道这个事情，我家里保留着当天的报纸，是头版头条，你相信吗？”他转过头来，还是微笑着的脸，但脸上早已经全是泪水。

车依然在开，那座桥漫长得似乎没有尽头。桥上一点一点的灯影，快速滑过，一明一灭，掩映着车里晃动着的疲倦人群。

大部分人都困倦到睡着了——他们都是一早七点准时在家门口等着这车到市区，他们出发前各自化妆、精心穿着，等着到这城市的各个角落，扮演起维修工、洗碗工、电器行销售、美发店小弟……时间一到，又仓皇地一路小跑赶这趟车，搭一两个小时回所谓的家，准备第二天的演出。

他们都是这城市的组成部分。而这城市，曾经是我们在小镇以为的，最美的天堂。他们是我们曾经认为的，活在天堂里的人。

阿小转过头去，拉开车窗，让风一阵一阵地灌进来。我突然想起远在老家，已经又敢重新开摩托车的那个阿小。

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在海边布好了明天的网线，骑着摩托车沿着堤岸往回赶。家里有房子、妻子和儿子。听说他也养了只黑狗，那黑狗会在他还没到巷口的时候，就欢快地跑出来迎接。

天才文展

大约十一岁的时候，我得过一场病。

说起来并不严重，就是不爱说话，不爱吃饭，不爱和任何人对视。对于这样的病，小镇的医生是不屑的。不屑，也可能来自不懂。在当时，每个人身上财富还没有足够的数量，对人的耐心因此也没有足够的重量，这样“多余”的症状，只会被当作一个人的胡思乱想。

“把他晾一段时间，自己就会好了。”医生是这么说的。

那个医生治疗过我养的一只猫和阿太养过的一头牛。用的是同一种针剂，只不过猫打了一剂，牛多加了一剂。我的猫当晚就死了，阿太养的牛挣扎了一个月。在即将死的时候，阿太赶紧叫屠夫来宰了。“死掉的牛，肉是不能吃的。”这是阿太的理由。缠过脚的阿太在宰完牛，忙着挎着篮子到处给亲人分牛肉时，还特意去了趟那医生的家。阿太还没开口，医生就先说了：“你得感谢我，要不是我，你那牛连一个月都扛不住。”

所以母亲听完医生对我的诊断，第一件事就是着急跑去找父亲：“看来不是小问题，土医生找不到办法，我们得找。”

父亲是个因为不太愿意动太多脑筋而显得很阳刚的男人。整天混朋友的他，开出的药方是：“不就缺玩伴吗？找啊。”

第二天，文展被母亲领到家里找我玩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文展这个人选说不上是母亲多精心的安排。

当时每个成年人似乎都练就了吃饭的一个好本事，手托着一个大碗装着米饭，手腕的剩余部分夹着一个小碟子，里面装满这一顿可以下饭的两块榨菜、一块肉诸如此类，然后女人就全世界话家常去，男人就到处找墙角蹲着海吹胡侃。

那个周六，母亲只是托着自己的午饭走了趟周边的邻居家，然后领回了文展。文展家住在后面，他大我一岁，而且“读书不错”——母亲介绍的时候强调了一下。

我不记得当时他什么表情，我只记得自己“哦”了一声，用手背盖住眼睛，继续睡觉。当时的我吃完饭就睡觉，睡醒后就发呆，然后再吃饭，再睡觉。

我的冷漠没能让文展放弃。我记得他当时似乎很用心地观察了一下我，审视了我房间里摆放的东西，然后很淡定地坐在了我的床尾。他当时的行为举止有种崇高的仪式感，我估计他当时就已经觉得自己是个有天命的人，而我或许是他想启迪或者拯救的第一个人。

他推了推我：“起来，聊聊天。”

“不聊。”我回。

“还是得聊聊，你是想一辈子这么过去。”

不知道别人的经历如何，据我观察，人到十二三岁就会特别喜欢使用“人生”、“梦想”这类词。这样的词句在当时的我念起来，会不自觉悸动。所以我内心波动了一下：“没什么可聊的，你别来吵我，我只是觉得一切很无聊而已。”

“正因为你觉得无聊我才要和你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是有机会过想象的生活的，我们可以挣脱这里的一切。”

这句话倒是让我坐起来了。我承认他猜出我当时内心在困惑的东西是什么，可能因为他也曾那么困惑过。那年我十二岁，小镇还铺不起水泥路，到处是土路或者石板路，小镇的每条小巷都串过，每个屋子都闹过，刚开始思考自己要过的生活。但当我想象自己的未来，可能像小镇里的任何一个成年人，我就觉得无趣得让自己恐惧。

在当时的我看来，小镇有种赤条条的无聊感，而自己将要面对的生活也是。但让我坐起来的，倒是文展矫情却又真诚的那种表情。他张开双臂，可能想象自己是只老鹰，但他太瘦了，留在我印象中的是一把撑开着衣服、晾在风中的衣架。

“所以我们要创造我们的生活。”这句话，我每一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时我想，怎么能有一个人，把这么矫情的话这么认真地说出来。

但我得承认，他说话的时候，有那么一两秒，我脑海里晃过诸如草原、大海、星空……此类很浩瀚的什么东西。

我记得自己坐了起来，看着他，有点眩晕，想了想，说：“我得先睡一觉，明天再找你聊。”

在他要告别前，我才努力睁开眼认真看了看他，却发觉，他竟然是个兔唇。

第二天我就去找他玩了。

由于我开始恢复对人间的注意，那一天我总算看清楚他的样子：下半身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可能哪个长辈淘汰的西装裤，上半身是另一件不合身的、可能哪个长辈淘汰的白衬衫。

文展瘦瘦的胸脯像块洗衣板，但他却坚持解开了衬衫上面的三粒扣子。我想，在他的衬衫晃荡晃荡地兜着空气的时候，他能体会到类似飘逸的感觉吧。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的兔唇，他的嘴倔强地扛着一个角度，因而格外惹人注目。

在我的记忆里，少年时期的孩子最容易不自觉做的恶事，就是发现并嘲笑他人的生理缺陷。每个小孩一旦意识到自己某部分的缺失，总是要战战兢兢地小心隐藏着，生怕被发掘、放大，甚至一辈子就被这个缺陷拖入一个死胡同里。我亲眼见过，几个有生理缺陷的小孩被嘲笑、边缘化，而内心里放弃对自己的想象，觉得自己只匹配更糟糕一点的生活，从此活成有缺陷的人生。

我因此觉得莫名其妙的崇拜——文展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降伏了缺陷的孩子。

我去他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周围将近一半的孩子每个星期天下午都聚集在这。每个人零零散散地坐在他家的客厅里，似乎在等着文展规划接下来这一个下午的安排。

而文展总是有意无意地每天和不同的小孩聊聊天，边聊天边等着更多人的聚齐，等到人聚得差不多了，他才站起来宣布他的提议：等下我们一起去海边挖文蛤。某某和某某负责去家里“偷借锄头”，某某和某某你们“最好能找来一杆秤，我们挖了文蛤好卖钱”，某某和某某你们要去找两副挑担……待一切整顿完毕，一群孩子就从文展家里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那一路上，他还会适时地讲述海边树林的白蛇传说以及某个村子真实的历史渊源。

公允地说，那些活动也和一般小孩子的玩耍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一切都要听文展的指挥。

听人指挥，对还渴望自由好动的孩子看来，是件不太能接受的事情，而且我想，应该不只是我对他经常性组织的这类活动不感兴趣吧。我看得出将近有一半三心二意的人。

每次我看到他用那高调的兔唇和奇怪的语音，布置了一个下午的事情时，总好奇地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像上课一般，每天固定时间来他家报到。他又是如何，似乎让自己高出这群孩子不止一个层次，以致让所有人忘记可以有嘲笑或者反抗他的权利。

因为，他有比这些孩子更高的理想。这是我后来才找到的答案。这答案听上去很虚假，却真实构成了文展身上那种硬铮铮的精气神。

我加入“文展兵团”——后来改名为赤脚兵团没几天，就听说文展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文展兵团的活动时间很固定，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放学四点半到晚饭前的六点，然后就是周六、周日的整个下午。

周六、周日总是结队出外玩耍实践，内容多半是烤地瓜、学游泳、挖文蛤之类，周一到周五，在集体做完功课后，总是一些棋牌类的游戏，跳棋、军旗、象棋、围棋、大富翁，等等。文展的家里，不知道从哪配置好完整的一套棋牌类游戏，只要凑齐了足够的人，就可以向他领取。

玩棋牌的时候，更主要的娱乐活动其实还是彼此间的斗嘴和聊天。这些小孩，习惯用夸张的口吻讨论着文展在做的那件很伟大的事情。

“是不是他做完，就会变成和张校长一样伟大的人？”

“有可能，或许还会变成和毛主席一样厉害的人。”

我好奇地追问，文展在做什么伟大的事情。

那些小孩不屑地看着我：“他在做你理解不了的事情，他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好奇心终于没让我忍住。等到孩子都散去之后，我把文展拉住，支支吾吾地问：“他们都在说，你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

文展的兔唇，一笑就会翻出唇白，感觉有些诡异：“你想看吗？”

我点点头。

“一般我不让他们看，但我决定给你看。”说完，他便领着我，往自己的房间走。

他必须和哥哥共享一个房间，但一看就知道哥俩的感情不是很好，因为房间分出了明晰的两块区域。

他从床底下掏出一只棕黄色的皮箱，我想，估计是他母亲当年的嫁妆之一。皮箱打开，是厚厚的一叠纸，纸下面，是另外厚厚的一叠书。

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叠纸拿出来，一张，一张，轻轻地铺展在地板上。声音都压低了：“你看，这是年份，年份下是我整理出来的、每一年这个国家发生过的我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我还写上，我认为的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从九岁开始，每天晚饭后我就一个人做这样的整理，我觉得，要是我能在十八岁前做完这一千多年的整理，我或许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脸通红通红，几乎可以看到皮肤下的血液在沸腾。

我也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名其妙的热气冲了上来，头顶似乎汩汩地在冒汗，全身的毛孔全部打开。我睁大眼睛看着他，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他已经是个伟大的人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都迫不及待地往文展家里跑，在事务性地和同伴们履行完游戏的职责后，就迫不及待地问：“你要开始整理吗？”

文展总是笑而不答，迎接我的眼神，总有种很神圣的光芒。似乎我们确实在见证着某些伟大事情一点点成真。

我本来就是个成绩不错的人，而文展正在进行的这项伟大事业，让我更加有点迫切的紧张感。很容易地，我又重新拿了年级的第一名，但这样的成绩，依然没能安慰到我，我会突然感觉紧张，甚至着急到透不过气。我总在想，必须做点什么，才能跟得上文展。

这样的焦虑，让我不得不经常找机会和文展好好聊聊。

最开始，他的回答总是，不着急，等你考了年级第一名了我再和你说。当我拿着成绩单再找到他的时候，我看得出他有些意外，我也为自己能让文展意外而内心小小地得意了一下。于是我再追问一次：“我得做点什么呢？”

“你得想好自己要拥有什么样的人生，然后细化到一步步做具体规划。”这次他回答我了。他显然认为，我是这附近孩子中唯一有资格和他进行这种精神对话的人。

或许这类宏图伟志孤独地藏在他心里太久了，那天下午，他几乎对我全盘托出：“比如我，未来一定要到大城市生活，所以我计划读大学或者读省城的重点中专。考重点高中再上重点大学，这不难，但花费实在太大了，我家里很穷，估计上重点中专比较合适。上重点中专，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分数，刚好在那个区间，得有能力掌握住分数。然而，到大城市只是第一步，我得能在大城市留下去，并且取得发展机会，我必须训练自己的领导能力，让自己未来在学校里能有机会当上学生会主席，学生会主席就会有很多和各个单位接触的机会，然后我得把握住机会，让他们看到我、选择我。”

“所以你每天组织我们这帮人一起玩，是在训练领导能力吗？”我才恍然大悟。

他得意地点头：“而我整理中国历史大纲，是因为我在中考的作文里可以大量运用历史知识，这应该能保证让我拿到不错的分数，然后，据说公务员考试，如果能用历史故事说道理，也很能加分。”

我几乎屏住了呼吸，发觉自己的人生在此前活得太天真太傻。“我怎么样才能也拥有这样的人生啊？”惊讶和莫名的恐惧，让我讲出了文绉绉的话。

“你要找到自己的路，”文展非常笃定，“我会在大城市里等你的，我相信你。”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想，这应该是从一系列抗日战争连续剧里的将军们身上学的。

或许连文展自己都没意识到，他的话，完全摧毁了我。接下去的这个暑假，我完全被抛入一种对自我全盘否定的虚空里。

和朋友玩耍，这有意义吗？只是又考一次第一名，这有意义吗？母亲坚持要我执行的，每周到外公外婆等长辈家里问好，这有意义吗？甚至我毫无目标地这么思考，有意义吗？

当时的我，相信，全世界能回答我这些问题的，还是只有文展。

但那个暑假，文展似乎在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虽然暑假每天都不用上课，但他坚持把赤脚军团的活动，压缩到只有星期天的下午。而这个下午，可以看出他在试探性地组织各种事情。其他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关在家里。

内心的苦闷，驱使我一次次去缠住他，而他总用一句话试图摆脱我：“自己的路得自己想，我不可能为你的生活作答案的。”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然后疯狂地半懂不懂地看叔本华、尼采、康德等人的哲学书，有一段时间，根据我母亲的回忆，我常常眼神呆滞地自言自语。

再不关心我的人都可以看出来，我这次生的病比上次更严重了。而母亲似乎也明白过来，还是只有文展能帮到我。

半推半就下，文展终于在暑假快结束时再次接见我了。

他走进我的房间，似乎有点急躁：“你知道吗？被你打扰的缘故，我这个暑假预计要完成的目标，只完成了八成，我明年就初三了，这是我的一个战役，你答应我，不要再拖累我。”

我点点头。

“我要告诉你的是，困惑、一时找不到未来的大目标这很正常，没有几个人能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做好眼前的一件件事情就可以了。”

“那你为什么那么早就知道自己要过什么生活？”

这个问题，或许真是问到他心坎里了。他突然两眼放大，像下了一个决心一般，转过头和我郑重地宣告：“因为我想，我是天才。”

在宣告结束后，他似乎才突然记起此次来我家的任务：“不过，你也是人才，人才不着急，按照生活一点点做好，生活会给你答案的。”

“真的？”

“真的。”

我没想到的是，我竟然会在他面前哭了。

过了那个暑假，文展初三了。用他的话说，他要迎来第一场战役了。当时有个奇怪的政策，重点中专，只招某一个分数段的高材生。按照计划，文展必须准确把自己的命运，投进那个分数段里。我知道，这个尝试的难度。

或许有种被他遗弃的哀怨感，更或许是因为相信他的话——他是天才，和我不是同一档次的人，我决定不再去文展家里了。但是文展每次上学，都要经过我家，我们总还是不可避免要碰到。

我莫名其妙地害怕那种相遇，每次见到他，仿佛自己的粗陋一下子全部裸露了，自己的困惑不自觉地又汹涌起来。

但他每次都分外热情，坚持要拉我同行。同行的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讲述自己已经实现的某个目标：“我上次单元考，准确地考到九十分，这次，则比我预计的多了一分，我相信自己能准确掌控分数了。”

我只能微笑。

“你呢？”

“我不知道，就先做好小事，大事以后再想。”

“别着急，到自己能想明白的时候，就会突然明白的。”他鼓励我。

事实上，感觉被文展抛弃的，倒不仅仅是我。或许是时间确实不够了，也或许文展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领导力阶段性的训练目标，文展越来越压缩“兵团”在他家的活动时间，到最后，只留下星期六两点到三点，这短暂的一个小时，允许其他玩伴前来探望。

许多人不解，跑来向我询问原因。

“或许他骨子里头是个自私的人，用完我们就不要了吧。”当我说出这样的话，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这让我察觉，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被他“奴役”的人。而这种意识，让我分外痛恨起文展。

我甚至偷偷想象：如果他失败了，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让我意外的是，这样的表情，我竟然很快就看到了。母亲总有意无意地给我带来文展的消息，她说，文展似乎是压力过大，每次一考试就头疼到不行，成绩下滑，还整夜整夜地失眠，头发一直在掉。“他爸妈很担心，有空你多带些孩子去看看他。”

“他不需要我们的，我们开导不了他的，因为他比我们厉害多了。”第一句话或许是气话，但第二、三句话，确实是我担心的实话。

终于，在一次上学途中，我追上文展想说些什么。

他当时应该正处于非常敏感的状态，一下子捕捉到我准备讲出口的某些安慰的话——某些会让他不舒服的话，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傲慢地答：“你以为你能开导我？”

语气一贯地居高临下，但是，或许是因为恼怒，听得到因为兔唇而发出的很大的鼻腔音。

我们居住的这个闽南小镇，据说第一批先民是在晋朝，镇子里还循着当时的许多古制，其中之一就是每到元宵节，镇教育委员会就会奖励当年各个年级考试前几名的人。

在以往，文展总是那个年龄段绝对的第一名，而我则总在前三名里来回和其他人角力。那年元宵节，我因为还没从自我的怀疑中恢复过来，只考了个第六名。这样的成绩，我本来是决不愿意前去领奖的，然而，母亲鼓励我说：“领到的奖金全归你。”第六名奖金五十元，相当于两套漫画书，我终于硬着头皮去了。

因为是循古制设立的奖项，颁奖的过程也循古制。先是当地有名望的老文人，摇头晃脑地宣读捐款的乡绅名单，然后再用同样的腔调，一一诵读获奖的孩童。诵读的秩序，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奖金也依次增加。

我小时候是极爱听这样的诵读的，抑扬顿挫很有韵味，而且经由老先生的嘴巴这么一念，仿佛自己成了某种质感的能人。那天我只是着急想听他赶紧念诵完，才发觉，那老先生念诵的节奏实在有点太慢。我焦躁不安地到处巡视前来领奖的人，隐隐觉得不对，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念文展所在的那个年段——竟然没有文展的名字。

我心怦怦直跳，顾不上领钱拔腿就往自己家里跑。跑到家寻住母亲，上气不接下气：“没有文展的名字，文展竟然没有进入领奖的名单，文展考砸了，文展完蛋了。”

母亲当下愣住了：“他怎么可能完蛋了？他可是文展。”

其他的孩子也听说了这个消息，但我们后来统一得出的答案是：文展没有考砸，文展是忘记去登记成绩，以致没有领奖的机会。

对于这个答案，我们试图几次找文展求证过。然而，文展在那个寒假，以及接下来的时间，完全拒绝和我们见面。

以前文展总交代父母，自己的家门要一直开着，方便我们来找他玩。那个寒假开始，他家总闭得紧紧的。我们在门外一直敲门喊，回应的通常只有文展的母亲：“他在温习功课，再一个学期要中考了，他没时间和你们玩。”

渐渐地，文展兵团算是瓦解了。玩伴们三三两两，组成新的团队，各自调皮捣蛋去了，而我，再一次有意无意让自己落了单，整天赖在家里。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开始一篇篇地胡乱编写着故事。写完之后，再自己读给自己听。

母亲怕极了，总和人担心地说：“会不会读书读到脑子烧坏掉了。”让她加重担心的原因还在于：“你看，我邻居家的文展，也变得怪怪的。”

有了这种意识，母亲当机立断想了一个办法：让自己的孩子旷课半个学期，就跟着在船上工作的父亲，到宁波出差。

当时的宁波，比起我所在的老家小镇，无疑是个匪夷所思的大城市。我就居住在后来被开发成“老外滩”的一个酒店里，认识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城市里的孩子，实实在在地呼吸着大城市的空气。虽然留在我脑海里的东西不多，但我似乎忘记了在小镇纠结的许多事情。

等到我回老家时，已经是期末考的前夕，也是在那一周，初三年级的学生要提前举办中考了。

这样的时间点，让我再次挂心起文展。虽然在家自己尝试补回半个学期的功课很辛苦，我依然隔三岔五去敲文展家的门，我想当面交给他自己在宁波买的明信片，我想，这能更加笃定他的追求。

但门依然没有开。

看着时间，我知道中考过了，紧接着是我难熬的期末考，然后，终于放暑假了。

因为去了宁波一趟的经历，以及从宁波带回来的种种物什，我家意外地成了附近孩子新的聚集点。他们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端详着从城市带回来的东西，不厌其烦地追问我大城市的种种生活细节。

我一开始很享受这次旅途为我身上添加的某种光环，然而，被问得多了，我开始觉得格外的厌恶，心里想着，不就是那么一个地方，值得这么傻得神魂颠倒吗？我挂念的，还是文展。然而，他家的门一直紧闭着。

眼看暑假过了一半了，我也已经失去耐心，赶走了想和我询问大城市生活的玩伴们，又习惯性地把自己关在家里，胡思乱想一些故事。

这个下午，我又躺在床上睡懒觉，突然听到母亲在和一个人高声谈论着什么。那语调奇怪却格外有力、坚决，我兴奋地跳下床，果然是文展。

他走进来，两手一摊：我做到了，我考上了在福州的重点中专，妥帖地过了分数线一分。我打败了所有不看好的人。

我顾不上反驳他其中一些偏激的话，激动地大叫起来。我激动的不是什么他可以去大城市之类的，所谓大城市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我激动的是，他活过来了。

但他依然很兴奋地和我展望，自己将在城市里展开的新生活。他还一字一句，很神圣地告诉我：“等一下，你陪我去趟居委会好吗？按照学校的要求，我的户口需要迁出这个小镇，迁往福州这个城市。”

我当然表示同意。似乎是为了奖赏我对他的关心，他郑重宣布：“我到城市后，会每周给你写信，告诉你那里生活的一切，直到你也可以去到一个城市。”

这对当时的我说不上是多么喜出望外的礼物，但我知道，自己必须兴奋地点头。

文展最终以一个模范的样子，启程前往城市了。最终是他父亲的朋友，用拖拉机把他送到车站的。当他拿着行李包要坐上拖拉机时，他的父母欣慰地哭了，似乎已经看到他光宗耀祖的未来。而一向和他家交恶的伯伯，也带着全家来了，说了些祝福的好话，还特意交代：“以后要多关照我们家的孩子。”

文展像个已经要成功的英雄一般，一一慷慨地答应了。

要上拖拉机的最后一刻，他还特意转过头对我大声地喊：“我在城市等你啊，黑狗达。”

我挥挥手，心里为他依然最看好我而得意洋洋。

文展果然履行诺言，他离开后第二周我开始收到信了。

看得出他特意花了心思，信封是福州市市庆的纪念封，邮票也是市庆的纪念票，信纸印有就读学校的名字和校标。

第一封信的内容，他主要讲述了对城市的第一印象，以及他计划的探险——他计划在一周之内，借着课外时间，沿着一条主干道，把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走一遍，并且感受下“一个城市是如何运营、滋长的”。

第二封信，他告诉我，他将进入一周的军训。军训是锻炼人意志的。这是种“聪明”、“可取”的教育方式。并且他觉得，意志力是自己的特长，军训应该有助于自己迅速获得班级人对他的尊重。

或许是军训的缘故，第三封信他延误了一周。最终第三封信里，他的口气有些疲惫，他没提到军训的具体细节，只是说到“自己的兔唇成了一些庸俗的人恶意攻击的重点”，“我知道，他们意识到没法在其他方面超越我，所以才做这么恶意的攻击”，“但我不会低下身去和他们计较，我知道，只有比他们水平多出足够的高度，他们才会恐惧到敬畏我。”

自此再没有第四封信了。

我有些担心，在等了两周后，又去敲了趟文展家的门。出来应门的是他哥哥。他哥哥早就没有读书，在我印象中，他总以文展的反面例子活着，现在正作为不好好读书所以找不到好工作的代表，被父母嫌弃地养着。

“你知道文展在福州的情况吗？他没有按照约定给我写信，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

“我没和他联系，你知道，他不喜欢和我讲话，我只听说，他在学校似乎被人取笑兔唇这个事，听说还打过一架，反正学校是要我父母亲随便哪个人到福州一趟，但车费太贵了，他们不愿意去。”

我着急地马上匆匆赶回家写信给文展，信中我委婉地问他是否遇到一些挑战。我知道，这是他能接受的问法。

他还是按照预计的时间推迟了三周才回信。信里很简单：别担心，我遇到一些自己没有料想过的挑战，但是，未知的挑战本来就是在我的规划里的，我预计在这一学期结束前，处理好这个问题。所以我可能没时间给你回信，我们暑假时见面再说。

然而还没等到暑假，文展就提前回家了。他告诉我的理由是，功课太简单了，所以他申请把课程压后考。

同伴们当然络绎不绝地去拜访文展，希望听他讲述，小镇之外的生活有着如何的模样。一开始文展还是表现得非常兴奋，每天绘声绘色、手舞足蹈地说着城市新奇的种种，但一周不到的时间，文展家的门又关上了。

一旦有人去叩门，文展的母亲会说：“文展觉得和你们说话没意思，他要一个人想想怎么干大事。”

在此之前我还自以为，我是文展看得起的人。他觉得小镇其他的玩伴没有水准和他对话，但我应该是够得着他设立的门槛的吧。

我在众多玩伴退去后，依然顽固地去敲门，倒不是愿意再听他讲述所谓城市生活的种种。我只是感觉，文展不自然了，他有哪部分一直不舒服着。他应该是生病了。

和完全拒绝其他人见面不一样，文展起码开门让我进了。他依然愿意努力占据讲话的主题，但我感觉得到，他讲话的时候气总不自觉地在喘。一个精瘦的十几岁少年，讲话却总是喘气，他心里压着巨大的什么东西。

我为和他对话制定的策划，还是一个求教的方式，我知道，那会让他觉得安全，也会安抚到他，我和他唠叨着，关于自己明年中考，打算冲刺学校的困惑。我说到，胆小而纯朴的父母希望我考所师范中专，毕业出来教小学，“舒舒服服简简单单把日子过完”。但我想考高中，我想到外面感受下大学、感受下这个国家其他省份的生活。

文展果然急急建议我，一定不要考师范中专，“这是多么让人厌倦的小地方。”他说。他觉得我考大学是个很好的想法，只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到了大城市，你会发现，咱们这种小镇捏出来的人多粗陋。”

“然后，你会恨生养你的地方，它拖累了你。”文展说得很认真。

那天我终于没勇气问他，如何和大城市同学的讥讽相处。事实上，那天之后，我突然很不愿意再和他聊天了。和他说话，就如同和一个人在水里纠缠，你拉着他，想和他一起透口气，他却拉着你要一起往下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