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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寒假，小镇依然举办了教育基金颁奖大会，依然有老先生用古朴的乡音吟诵一个个未来之星的名字。按照教育基金的惯例，当年考上重点中专和重点高中的学生，是会被着重奖励的。早早地，老先生就把文展的名字大大地书写张贴在祠堂的门口。然而，文展终究没来领奖。

虽然有许多担心和好奇，但我终究没再去敲他家的门。我心里隐隐觉得，他的脑子或者心里有种异样的东西，说不上那是不是病，但我害怕自己会被传染上。

我害怕哪一天我会憎恨生养我的小镇，会厌恶促成、构成我本身的亲友。

那年他什么时候离开老家的，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暑假，他有没有回老家我也不知道。即使我们就隔着一座房子，但我感觉，我们像隔了两个世界一般。

直到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时，我才觉得，自己或许有必要和他说一声。前往他家尝试找他，他果然没回来。

“文展告诉我说要从现在开始，他要想办法努力，留在那个城市，他说，他希望自己不用再回来了。”他的母亲这样告诉我。

有时候人会做些看上去奇怪的反应，比如，越厌恶、越排斥的人和地方，我们却越容易纠葛于此，越容易耗尽自己所有就为了抵达。文展的那种执念，我尝试剖析、理解过，想象他怀抱着这种心态度过的每个日子，会有怎么样的生活。

高中三年，文展于我来说，已经是个失踪的人。只是在考虑填报哪个志愿的时候，我一度非常希望能见到他。我也搞不清楚自己是如何的心情。我想，或许他代表了我们这种小镇出生的人，某种纯粹的东西。那种东西，当然我身上也有。我在想，或许他是某部分的我。

他自那之后，果然再没回过小镇。只是在过新年的时候，给他父母打来电话，重申他的努力和追求。他父母依然笃定文展会再次凯旋，而他哥哥依旧不屑。因为在小镇“闲着”没事，他哥哥早早地结了婚，没满二十岁，就抱着自己的孩子，像文展痛恨的那种“无能的父辈”一样，过着安逸的小镇生活。

在我考上大学，也进入“城市”生活之后，我经常遇到和文展很像的人，他们一个个和我说着对未来的规划，和在故乡在中小学阶段的成功带给他们的无比信心。这样的人，还因为出身，总可以嗅到他们身上的泥土味。这使得他们的理想粗暴却淳朴，让人感觉不到野心勃勃或者城市孩子般的精明，我乐于和这样的人交朋友，就如同喜欢某种精致的土特产一般。但显然我不是这样的人，要感谢文展的是，我基本不太想太长远的事情，很多事情想大了会压得自己难受。我只想着做好一点点的事情，然后期待，这么一点点事，或许哪天能累积成一个不错的景观。起码是自己喜欢的景观。

在他们极度亢奋的时候，总是不自觉把声音抬高，那声音，总有几个音节让我回想起文展那因为兔唇而显得奇特的腔调，再定睛一看，我总能找到他们脸上和文展类似的部分。我会突然想，在这么密密麻麻的人群中，那个兔唇、倔强的文展，究竟处在哪种生活中。

大学毕业后，我如愿找到了一份记者的工作。我做记者，是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最美妙的风景，是一个个奇特的人。越大的杂志社有越高的平台，能见到越丰富的人，我被这种爱好引诱着引诱着，一不小心，来到了北京。

人总是在自己不注意的时候，回归到了原型。把行李和住所安顿好之后，我第一个事情，就是买了一张票，登上了景山公园的最高处。边往上走，我边想象，如果是文展，他此时是否会觉得豪气万丈，未来就这么铺展在眼前。我想到的，倒一直是对生活的不确定，我享受一个城市提供的更好的平台，但我不知道自己终究会比较享受怎么样的生活。

爬到景山公园最高处，我突然想给文展打电话。他的母亲每次过年，总是要来找我聊聊天，然后一次次抄写给我文展的号码。她说：“你有空和他聊聊吧。”我知道，文展的母亲心里还是隐隐地不安。但她不敢把这不安说出口，似乎一说出口，一切就清晰可见，一切担心就落地为实了。

电话接通了。“哪个兄弟啊？有什么好事找啊？”他的声音竟然听不出兔唇的感觉。他再次吞下了自己的残疾，但是，不是以童年时期的那个方式。

我张了张口，最终没说一句话就把电话挂了。我感觉到，那样的言说方式背后，有着某些油滑、市侩。我没想过，要如何与这样的文展对话。

或许是文展听他母亲念叨过我关心询问他近况的事情，或许是他猜测出那通电话是我拨打的。过了一周左右，我在自己博客上公布的邮箱里，突然接到文展的一封信。

信里他热情洋溢地夸奖我的“成就”：“竟然是小时候所有玩伴中唯一一个能进到北京，并且在一个大单位混下来的人。”他还提到，看到我的一些文章，然后很仔细地点评他认为的优缺点，最终说：我最近在筹划一个大计划，计划成了，将打败所有人对我的质疑，让老家人以我为傲。

斟酌了好一会儿，我还是回信说：没有人对你有质疑，大家许久没见到你，很期待能和你聚聚。不如今年春节就回老家，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

出远门工作，反而让我明白自己确实是个恋家的人。自工作有经济能力之后，我每年总要借着过年或者什么重大节日的名义往家里跑。老家的路已经翻修过几次了，乡里街坊每户人家，也因为不同际遇，不再如同以前清一色的石板小屋，开始长出不同样子的房子来。我家的房子也已经翻修成四层的小楼房。四楼就是我的书房，只要走到阳台，就能看到文展的家和文展的房间。他们家至今没有翻修。每年春节回家，我坐在书桌前，总要抬眼看看文展的房间，每次都是窗户紧闭。

文展没有回信，春节也没回来。而且我知道，短时间内，他不会再让自己被我联系上了。那年春节，我倒心血来潮提起了勇气，开始走访一个个小时候玩伴的家。

有的人已经结婚了，抱着孩子，和我讲述他在夜市上摆着的那摊牛肉店的营收。有的当上了渔夫，和我讲话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身子一直往后退，然后问：“会不会熏到你啊？”有的开起服装厂当上了老板，吃饭的时候一直逼我喝陈酿多少多少年的茅台，然后醉气醺醺地拉着我，中气十足地说：“咱们是兄弟对不对，是兄弟你就别嫌我土，我也不嫌你穷，我们喝酒……”

我才明白，那封信里，我向文展说的“小时候的玩伴真该一起聚聚了”，真是个天真的提议。每个人都已经过上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让许多人在这个时空里没法相处在共同的状态中，除非等彼此都老了，年迈再次抹去其他，构成我们每个人最重要的标志，或许那时候的聚会才能成真。

从老家回到北京没多久，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文展的父亲突然中风病逝。“文展回来送葬，你都不能想象他变成什么样了，很瘦，很黑，头发枯枯的，不太愿意和人说话。”

又过了一个月，母亲和我闲聊说起，文展回小镇工作了，“是他母亲劝他留下的，据说找了关系，在镇里的广播站当电工，也帮忙编辑些文字。”

听说这个消息，我几次想找个事由回老家一趟，我知道，如果只是因为想见见一个儿时玩伴就突然休假回家，对母亲、对公司的领导，都是个让他们错愕的理由。

越想寻到理由，越不能如愿。耽误着耽误着，又一年了，终于要过年了。

在启程回老家前的一个月，我竟然不断想象，和文展相见会是如何的场景。我不断在思考，自己是该客气地和他握手，还是如同以往，像个哥们儿拉住他拥抱一下。

但我们已经十几年没见了。十几年，一个人身上的全部细胞都代谢完多少轮。我因而又惴惴不安起来。

我早早地回到了小镇，然而，因为内心的这种不安，我始终没有去敲他家的门。我想着的是，我们两家住得那么近，总能无意间撞上吧。或许这样的见面方式更好。

果然第三天，我拐进小巷的时候就远远地看到文展。他正从巷尾走过来，应该是要回家。我兴奋地招手，他似乎有抬头瞄到了，但又像没看见继续走。我喊了声：“文展。”他却似乎完全没听见，竟然在一个小路口直接一拐，拐出了小巷。

当晚，我向母亲打听来他下班的时候，特意在那个时间点“出门走走”。文展果然在那个时候出现，我依然很兴奋地朝他挥手，他又似乎刻意避开一样，往相反的方向走了。

我确定，文展在躲我。但我不确定，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

眼看春节要过了，我最终决定，去他家拜访。

其实我家出门右拐，再走一二十米，就到他家了。门还是那个门，敲起来还是这样的木头声。“文展在吗？”

“谁啊？”依然是他母亲这样询问的口气。

“是我，我来找文展。”

门打开了。文展的母亲笑容满面地迎我进去：“他在自己的房间，你还记得吧。”

我当然记得。

这房子，我也十几年没进来了。它果然是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但又不仅仅是那个样子，就如同一张没对焦好的照片，一旦清晰起来，大概的模样还是如此，只是每部分的景致，完全颠覆了此前的感觉。它比我记忆中小，土墙斑斑驳驳、老气沉沉，还飘散着一股发霉的味道。

到了文展的门口，他果然还是如同以前，把房门关上了。我敲了敲房门，门开了。是文展。

他是如同母亲说的，瘦了，黑了，头发枯枯的。但他最重要的改变不是这些，而是他给人的感觉。他背微驼，眼睛半乜着，疲惫但警惕，眼神的冷漠不是有攻击性的那种，而仿佛是对他自己的冷漠。

“好久不见了，文展。”我试图用小时候一周不见那种打招呼的口吻。

他显然没有预料到我会来，也愣了一下。

我在那一刻也愣住了，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和他拥抱。他的外表，他的眼神，他的气质，似乎都不是十几年前我熟悉的那个文展，生活已经把他雕刻出另外的模样，但即使这样的面目全非，还是可以从他的眉角、他脸上细微的一个表情，找寻到，那个文展。那个文展或许破碎了，但他是在那身体里的。

文展最终帮我做了决定，不握手也不像老朋友那般拥抱，而是平淡地指了指椅子，“坐吧。”

他的房间还是没打开窗户，即使白天，也把电灯亮着。钨丝灯有些发黄，让我目光所见，似乎都有种老照片的错觉。

我努力想找寻到过去的影子，因为，那是我来找他，并且此刻能和他对话的原因：“这房间没变啊，那个皮箱还在吗？我还记得，里面放着你整理的历史大纲。”

“皮箱装上一些父亲的衣服，和他的尸体一起烧了。”

“不好意思。”

我沉默了一会儿。

“那些历史大纲呢，当时你做的这个事情让我非常崇拜。”

“哦，那些无聊的东西，我带去福州不多久就扔了。”

“真可惜啊。”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

我们又沉默了许久。他似乎意识到我努力背后的善意，试图挑起话题：“我在广播站，还播过你的文章。”

“是你特意关注的吗？哈，我又不是什么大作者。”我马上抓住机会，试图通过自嘲，让这个对话进入放松的阶段。

然后我开始讲述，自己在外地生活的种种。

我没有预料到，他竟然沉默了。而且这一沉默，不像我想象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可以逾越、可以熬过的间歇。他冷漠地坐在那，任由沉默如同洪水汩汩淌来，一层层铺来，慢慢要把人给吞没了。

我终于忍不住，站起身说：“那打扰了，我先回家了。”

此刻他却突然说话了：“对不起，其实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厌恶你。”

我愣住了。

“你说，凭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我？”

我知道他在说的是什么，我知道他提问的，是我们都没办法回答的问题。

第二天，我改了机票提前回北京。在路上，我反复在想，自己此前对文展耿耿于怀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种无意识的愧疚感，仿佛我莫名其妙地过了他应该过的生活？又或许，是因为，我知道，从本质意义上，我们都是，既失去家乡又永远没办法抵达远方的人。

自此之后，我再也没去过文展家里。每次过年回家，远远地看到他，也总是赶紧躲避。母亲不知道其中发生的缘由，总源源不断带来他家的信息：文展和他哥哥的矛盾爆发了。他哥哥凭着老婆带来的嫁妆，开了家海鲜店，日子过得不错，或许是为了争回以前那口气，每每总是对文展冷嘲热讽。文展的工资不高，只有一千多，他在工作中本来就看不上同事的粗俗，在单位的日子也越发难受。文展的母亲，到处奔走着试图帮他找到一个好妻子，但因为兔唇和事业一般的缘故，一直没找到。坚持了两年多，文展再次走了。这次不是去往任何一个城市，而是向广电系统申请，跑到一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村庄，挑起附近地区发射台的维修看护工作。

我知道，他和我这辈子都注定无处安身。

厚朴

见第一面时，他就很郑重地向我介绍他的名字以及名字含义：“我姓张，叫厚朴，来自英文HOPE。”

为了发好那个英文单词的音，他的嘴巴还认真地圆了起来。

一个人顶着这样的名字，和名字这样的含义，究竟会活得多奇葩？特别是他还似乎以此为荣。

他激动着兀自说了下去——

他的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原本只有小学毕业，后来自考了英语，作为全村唯一懂英文的人，在村子里的学校当英语老师兼校长。他父亲不仅通读世界文明史，还坚持每天听美国之音，他认为父亲是那个村子里唯一有世界观的人。别人家的院子，一进门就是用五彩瓷砖贴成的福禄寿喜，他家一进门，是父亲自己绘画、乡里陶瓷小队帮忙烧制的世界地图。

“这世界地图有一整面门墙大，”厚朴尽力地张开手比划着，好像要抱着整个世界一样，脸上充满着说不出的动人的光。

他像面对广场演讲的领袖，骄傲地宣布自己的名字和名字的含义。

他的行李是用两个编织袋装的，进门的时候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像少林寺里练功的武僧。身上穿的一看就是新衣服，头发也特意打理过，只是天太热，衣服浸满汗水，粘在身上，头发也横七竖八地躺在头上，像被吹蔫的野草，全然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种潇洒。倒是有几根顽固地站立着，很像他脸上的表情。

他很用力地打招呼，很用力地介绍自己。看到活得这么用力的人，我总会不舒服，仿佛对方在时时提醒我要思考如何生活。然而，我却喜欢他脸上的笑。一张娃娃脸，脸上似乎还有帮忙种田留下的土色，两个小虎牙，两个酒窝，笑容从心里透出来。

我想起了家乡小镇，改革开放后莫名其妙地富了。而我所在的中学是小镇最好的中学，有钱人总拼命把孩子送进这里。

每个小孩到班级的首次亮相，都映射出他们父母想象中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该有的样子：戏服式的夸张制服，有的还会别上小领结，头发抹上光亮的发蜡。父母在送他们上学的时候，也许带着骄傲感。然后，在饱含紧张和骄傲的期待中，小孩走进教室，惹来一阵哄堂大笑。每当此时，我总能听到来自孩子以及父母内心，那破碎的声音。

不清楚真实的标准时，越用力就越让人觉得可笑。

厚朴大约也是这样的小孩，他们往往是脆弱的，因为干净到甚至不知道应该要去判断和思考自己是否适合时宜。

我什么时候成为务实而细腻的人的？我自己也不知道。

表面上我大大咧咧、粗心大意。事实上，我讲每句话的时候，总担心会冒犯他人。我总在拼命感知，人们希望听到什么？如何表达到位？说不出的恐惧，恐惧自己成为别人不喜欢的人。为什么这么需要让别人喜欢？或许是求生的本能。

时间久了，就会觉得脸上仿佛长出一个面具。每天晚上回到家，深深卸口气，仿佛职业表演者的卸妆仪式。中学过集体生活时，我把这个动作掩饰成用水擦脸时舒服的“哼哼声”。我自嘲这怪癖是我让人喜欢的一个原因。唯独有一次，一个同学神经兮兮地凑到我耳边，说，我看出来了，你不是因为擦脸舒服，而是因为觉得扮演自己太累。他“呵呵”、“呵呵”地笑着，诡异地离开。而我当即有被一眼看穿的感觉。

中学时，总会碰到可以用“神奇”来形容的同学。看穿我的那位同学就是其中一个。他干过的大事包括：临高考前的一个下午，邀请年级考试前十名的同学，到团委活动中心集合。等到大家都满脸茫然地坐好的时候，他突然一蹦，跳上讲台，大喊：“诸位护法，我召集尔等是为了正式告诉你们，我是你们等待的神，尔等是我的亲密子民，必须发誓永世为我护法。”同学们一愣，有的翻了白眼，有的直接拿书往他头上一扔，还有的笑到捧着肚子在地上打滚。他却还在认真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半晌不动，像个雕塑。

一直在内心期待，他终有一天会变成邪教头目吧。让我失望的是，这家伙后来竟然是高中同学里第一个结婚的，也是第一个发胖的。他在一所中学当生物老师，最喜欢教的课是青蛙解剖课。毕业十周年的高中同学会时，他抽烟、喝酒，说黄色笑话，一副活在当下、活在人间的尘俗感。

我实在好奇，他“神奇”的那部分跑哪儿去了。借着酒劲，我凑到他耳边，用故作神秘的口吻提起当年那件事：“其实你是唯一看穿我的人。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哈哈大笑：“当时都是开玩笑。”

看我怅然若失，他严肃地说：“其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哪个才是我应该坚持的活法，哪个才是真实。”说完抬头直直地看着我，看得我内心发毛。他又突然重重用手拍了我的肩膀，说：“怎么？被吓到了啊？骗你的！”

我不知道他哪句是真话，生存现实和自我期待的差距太大，容易让人会开发出不同的想象来安放自己。我相信，他脑子里藏着另外一个世界，很多人脑子里都偷偷藏着很多个世界。

我自己也一直警惕地处理着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任何不合时宜的想象都是不需要的，因为现实的世界只有一个。

那天下午，我在厚朴的脑袋里看到了他的想象：他以为他现在到达的，是整个世界的入口；他以为再走进去，就是无限宽广的可能；他以为正在和他对话的，已经是整个世界。

我忍不住提醒：“厚朴，你最好不要和同学们说你名字的来历。”

“为什么？”他转头问我，脸上认认真真地写着困惑。

“因为——”

我实在说不出来：因为世界不是这样的。

他果然、终于还是说了。

班级的第一次聚会，他喝了点酒。这大概是他的人生第一次喝酒。

不知道自由是什么的人，才会动辄把自由挂在嘴边。

他的脸红红的，口齿有点不清，最后描绘到世界地图的时候，他加重了口气，甚至因为酒劲的缘故，还夸张地跳了起来——“有这么大一面世界地图。”

一片哄堂大笑。

或许是喝了酒，又或许厚朴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嘲笑这样的词，同学们的大笑反而让他像受了鼓励一般越发激动了。他开口唱了一首英文歌，好像是BIG BIG WORLD。唱完后他郑重地宣布自己要尽可能地活得精彩，还矫情地用了排比句：“我要谈一次恋爱，最好马上破处；我要组建个乐队，最好再录张专辑；我要发表些诗歌，最好出本诗集；我要我的世界分分秒秒都精彩，最好现在就开始精彩。”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大概以为自己是马丁·路德·金。“多么贫瘠的想象力，连想象的样本都是中学课本里的。”我在心里这样嘲笑着。

厚朴的言行果然被当作谈资到处传播，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一点都没在意。他是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谈论是嘲笑，甚至可能以为这是某种认可。

去食堂的路上，有人对他意味深长、不怀好意地“呵呵”笑，他直接冲过去，双手搭在人家肩上，“兄弟对我有好感啊，那认识下？”反而搞得那人手足无措，仓皇而逃。调皮一点的，看见他走过，就模仿着漫画里的角色，双手高扬大喊：“热血！”他也开心地跟着认真地欢呼起来：“为青春！”

我在一旁看着，总觉得尴尬。

出于担心，又或者出于好奇——这样的人会迎头撞上怎样的生活——我有段时间总和他一起。

我终究是务实和紧张的，我开始计算一天睡眠需要多少时间，打工需要多少时间，还有赚学分和实习……这样一排，发觉时间不够用了。大学毕业之后的那次冒险将决定我的一生。高中时父亲的病倒，让我必须保证自己积累到足够的资本，以便迅速找到一份工作，这份工作还得符合我的人生期待。这很难，就像火箭发射后，在高空必须完成的一次次定点推送一样。

厚朴不一样，他实在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东西，或者是不知道可以担心什么，没有什么需要认真安排。

厚朴参加了吉他社——理所当然，毕竟他想组建乐队，然后他又报名了街舞社、跆拳道社——他甚至说自己想象中穿着跆拳道服和人做爱的情景。他是用嚷嚷的方式说的，生怕别人不知道。那段时间里，他脑子里充满着太多诡异的想象，跆拳道在他心目中或许意味着青春的叛逆和城市化吧。最后他还报名了诗歌社。

他热情地拉我去各个社观摩他的“精彩尝试”。陪他走了一圈后，我觉得，吉他社应该更名为“想象自己在弹吉他的社团”，同理，街舞社、跆拳道社、诗歌社，分别是想象自己在跳街舞、打跆拳道和写诗歌的社团。

在迅速城市化的这个国家里，似乎每个人都在急着进入对时尚生活的想象，投入地模仿着他们想象中的样子。这些社团或许更准确的描述还可以是——通过假装弹吉他、跳街舞、写诗歌来集体自我催眠，以为自己变得现代、时尚的邪教组织。

被这种想象俘虏多可笑。真实的世界，世界的真实不是这样的。

大一，我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两个学期都拿奖学金——生活费都从那儿来。打一份工，争取第一年攒下三千块——为毕业找工作备粮草，然后进报社实习。实习是没有收入的，但可以看到更多的真实世界：真实的利益关系和真实的人性。要训练自己和真实的世界相处。

就这样，我和厚朴朝两个方向狂奔，以自己的方式。

过五关斩六将之后，我终于获得了到报社实习的机会，面试是厚朴陪我去的。回来的路上，他没有祝贺，而是摇头晃脑地说：“父亲和我讲过一个故事，是他从美国之音里听到的。一个常青藤毕业生到某世界五百强企业面试，那企业的董事长问他，你大一干吗了？那学生回答，用功读书。大二呢？认真实习。大三呢？模拟现实试图创业。你挥霍过青春吗？没有。你发泄过荷尔蒙吗？没有。然后那董事长就叫那学生出去，说你还没真的生活过，所以你也不会好好工作，等补完人生的课再回来吧。”

我知道他想借此告诉我什么，但这故事一听就真伪可疑，厚朴竟然全盘接受。

他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世界。

我没有直接反驳他，也许，我也在隐隐约约期待着，有人真可以用务虚的方式，活出我想象之外更好的人生。

厚朴见我没反驳，接着宣布：“我要组建乐队。”一副青春无敌的样子，又似乎是对我的示威。

开学后没多久，一家台湾连锁的咖啡厅在我们全校招收服务员，要求有三个：长相端庄、谈吐有气质、身材标准。一个月工资一千，可以根据具体课时调整安排工作时间。他兴冲冲地去面试并拉我作陪。乌泱泱的一群学生，都极力想象着高端的感觉，抬头、收小腹、翘屁股，用气音说话，放慢语速。面试的现场我还以为是表演课的课堂。

第一关，端庄，他勉强过了；第二关，谈吐，据说他又热血了一回；第三关，身材——里面传来“吭吭哐哐”摔东西的声音，然后厚朴走了出来：“草泥马的一米七。”咖啡厅老板对他用尺子一量，一米七不到，便很认真地打了个×。他拉着我就跑，边跑边笑：“端庄个毛啊。”

咖啡厅的工作没找到，但厚朴开始忙到不见踪影。经常我睁眼的时候他已经不在宿舍，我睡觉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宿舍里的乐器越来越多，他皮肤越来越黑，人也越来越精瘦。我几次问他干吗去了，他笑而不答。直到我跟着报社的记者到学校后山的采石场采访，才看到不到一米七的他，正抡着一个巨大的铁锤在敲打着巨大的石块。

我吃惊地走上前拉住他：“你可真能啊。”他当时全身汗涔涔的，一条毛巾搭在头上防日晒，活脱脱一个农民：“去他妈的世界，难得住我吗？文明人才怕东怕西，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不文明，我比你底线低。”

他依然笑得很好看。

不合时宜的东西，如果自己虚弱，终究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但有力量了，或坚持久了，或许反而能成为众人追捧的魅力和个性——让我修正自己想法，产生这个判断的，是厚朴。

厚朴的乐器在大一下学期购买完毕。大二上学期刚开始，他自己写了个组乐团的启事，挤到一堆正在招新的社团里面，大声吆喝。

海报特别简单，就写了个标题：组建改变世界、改变自我的乐队。

然后下面是两句他自己写的诗歌：你问我，要去到的地方有多遥远我回答你，比你看得到的最远处还遥远你问我，想抵达的生活有多宽广我回答你，比你能想象到的一切还宽广事实上，那时候的他之所以能配齐全所有乐器，还是参考着网上的资料进行的。自以为能用吉他弹完几首曲子，对于乐队，他其实什么都不懂。

厚朴找到的第一个团员叫小五，白白嫩嫩、瘦瘦小小，戴着个眼镜，父母都是公务员，此前没有任何音乐基础。招新的前一天，厚朴在操场边布置第二天的招新展位，看到一个又白又净的小男生默默地换完衣服，认真叠好，像豆腐整整齐齐地放在场外，蹦了几下当作热身，就跑进球场里。然后传来了歇斯底里的吼叫声，转头一看，小五青筋暴涨，满脸狰狞，和刚才活生生两个人。厚朴就冲过去邀约了。

第二个团员绰号瘦胖，父亲是国家武术教练，每次从班级到宿舍，总要评点不同女生的不同特质——“她脸是好的，可惜鼻子短了点，导致人中过长，嘴巴即使小巧精致，也已经无法构建整体的美感了，可惜”、“她是个狡猾的女生，其实身长腿短，所以你看她穿裙子，故意把腰带围得那么高，这种女人不能泡”……第三个团员叫圆仔，父母是开小卖部的，他后来写了许多有零食名字的歌，称之为物质主义流派：“脆脆的虾条你汪汪的眼，薄薄的薯片你软软的话，苍苍的天空，这满地的花生壳，流动的河水，这浓浓的啤酒香……”

团员还有阿歪、路小、扁鼻等等。

厚朴本来想自己当主唱的，但是第一次聚在KTV试音，他一张口，就马上被轰下台了。瘦胖的原话是：不彻底的文明，不彻底的土，彻底的乱唱彻底的难听。结果，扁鼻当了主唱：他起码能用鼻腔共鸣。

最终的排练场地只能设在我们宿舍。据说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开敲，“哐切哐切”一直到九点，全程五个小时，雷打不动。但有效排练时间一般只有三个小时，中间总是要应付前后左右宿舍传来的抗议，必要时，还得和某个宿舍的人干场架。

使用“据说”这个前缀，是因为那段时间我也经常不在。大二开始，报社的实习转成了兼职。我每个下午都去市区跑新闻：退休干部养成了稀世兰花、老人的孙女爱上自己的老友、领导干部的重要讲话、某场斗殴导致几死几伤……这个工作经常接触到车祸和事故。带我一起跑新闻的是个女记者，遇到这样的事件，尖叫声的音量总是和靠近尸体的距离成正比。我却有着自己都想象不到的冷静，若无其事地详细打量，记录细节，必要时，我还会用笔去挑开尸体的某一部分。之所以不恐惧的原因在于，我把他们都当成“事件里的某个细节”，而不是“某个人”。然而，每次从事故现场采访回来，走进学校，看到这里乌泱泱的人群，努力散发荷尔蒙、享受和挖掘身体的各种感官时，总会有种强烈的恍惚感。甚至会矫情地想，这么努力追求所谓青春的人，意义在哪？

这种心境下，厚朴越来越成为我心中的奇观。

我担心着、羡慕着、怀疑着又期待着他：他到底会活出什么样子，他到底能活出什么样子？

看着他，犹如在看老天爷正在雕塑的一个作品。但一想到他是我的朋友，却又莫名为他心慌。

乐队的第一场演出在三个月之后，我想他们应该进行了异常刻苦的训练吧。那场演出我被安排出席，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还被派了活——上台献花。事实上，我非常不乐意这么做，容易让人产生奇怪的联想。但厚朴坚持：你是看着我爆发生命力的人。

演出地点在学校第二食堂，舞台就是把大家排队打饭刷卡的地方清空了，接上厚朴找学生会文娱部借的音响。吃饭的桌椅是天然的座位。为了烘托气氛，从食堂的大门到走廊到打菜的窗口都贴满诗歌式的标语：“你是否听到自己的灵魂在歌唱”、“我不会允许自己的青春夭折，所以我要让我的无知放肆地宣泄”、“孤单是所有人内心的真相”……我想，传销公司的装修标准也不过如此吧。

也是直到那天，我才知道，乐队的名字叫——“世界”。读到海报上这个名字时，想起了厚朴张大双臂描绘他家那面用五彩瓷砖贴就的世界地图的样子。

或许实在有太多话想说了，当不了主唱没法亲自用歌曲表达，厚朴自己扮演了主持人的角色。

各种乐器准备好，食堂的五彩灯点亮。厚朴带着成员一起上台。他拿起麦克风，似乎用尽全身力气，大喊：“大家好，我们是世界，请从现在开始，听我们歌唱……”

事实上，整场演唱会我没记住一首歌。或许是为了赶时间，“世界”乐队的所有歌都是用既有流行歌曲的曲子，厚朴自己填词。厚朴的词笨重又血脉偾张，流行音乐的曲子当时还多是轻巧简单的节奏循环，两者实在不搭。但我确实记住了厚朴开场前吼的那一嗓子：我们是世界，现在听我们歌唱吧。

虽然不愿意承认，但在那一刹那，我竟然被触动到了，竟然很认真地想：自己是否也可以活得无所顾忌、畅快淋漓。

显然，记住那一嗓子的不仅是我。“世界”乐队没红——那些歌大家都没怎么入心，但厚朴在学校红了。

演出的第二天晚上，就有人在宿舍门口探头；到后来，去教室的路上都开始有人和厚朴打招呼；最后，中文系主任给整个系开大会，在传达如何应对SARS的通知时，也开玩笑地说：“听说我们中文系有个世界，还开口唱歌了……”

每次被人肯定的时刻，厚朴不会扭扭捏捏地不好意思，也没有故作姿态地矜持，而总是马上笑开两颗小虎牙，大声回应：“对，是我，我是厚朴，我是世界。”

我总结是：厚朴确实在用生命追求一种想象，可能是追索得太用力了，那种来自他生命的最简单的情感确实很容易感染人，然后有人也跟着相信了，所以厚朴成了他想象的那个世界的代言人。

我喜欢这样的厚朴，我也愿意相信这样的厚朴，但我总觉得他是在为所有人的幻象燃烧生命。假如这个幻象破灭，别人只是会失望，但厚朴自己的内心会发生什么呢？

厚朴谈恋爱了。这是意料中的事。

他走红后，我们的宿舍简直成了个性人士在这所大学的必游景点，这么多人来来回回，都带着打开的内心，总会有和厚朴对接上，并最终睡到一起的人。

那时，我采写的一篇报道意外获得省里的新闻奖，报社给我派的活越来越多。我在外面采访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回到宿舍都晚上十点后了。但宿舍里，总还是异常热闹，聚集而来的人又总是性格各异。有那种神叨叨的人，拽着厚朴坚持讨论“人活着的意义”；有整个手臂纹满刺青，身体到处打洞的人，狂躁着要拉厚朴干件牛逼哄哄的事；有那种书呆子气重到让所有人避而远之的人，怯生生地问，能否和厚朴一起发起一个什么实验；还有拉着厚朴要做音乐生意的……每个人都有各自天马行空的愿望和想象，在现实中因或多或少的原因和困难“正在筹备”或者“暂缓执行”，但似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出口：厚朴你来带头做吧！

每晚，我走进宿舍，总会看到他们围着厚朴，像真的围着他们生命的希望一样，极力鼓动着，要厚朴马上投入某个由他们策划的伟大计划。大学统一十点关灯，这群人在关灯后非但不散，反而更能释放自我，仿佛黑暗容易让人忘记理性。总在我迷迷糊糊快进入梦乡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我们一定得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只有一次青春啊！”

然后肯定会听到厚朴更激烈的回应：“对的，就是要这样！”

因为在报社兼职有了积蓄，也因为兼职的活太累、太需要好的休息，我终于受不了这样的“夜夜群体激情”，在大二期末考前搬出宿舍，租了一个房间。

搬家那天，厚朴突然有种被抛弃感，甚至有种警惕：你不认同我了？或者吵到你了？

厚朴担心的显然是前者。

我解释了一遍自己工作的强度以及需要休息的迫切度。厚朴似乎依然还想得到我的认同，但他自己也没想到办法，只是反复问：“所以你一定会支持我吧！”

“当然！”我回答。

“但是你真的不是因为不认同我？”

我实在不想来回绕，也突然想到，这何尝不能成为我换取稿费的一个选题：“校园乐队青年和他的热血青春”。采访他不恰恰可以是我对他认同的证明吗？所以我说：“对了，不如我采访一下你吧，你的故事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他愣住了，然后马上开心地笑出了那两颗著名的小虎牙：“真的啊？我太高兴了。”

于是我顺利地搬离了宿舍。在我搬离后，厚朴认真地用油墨笔写上“神游阁”，严肃地贴在宿舍大门上。

在我搬离宿舍的第三天晚上，凌晨两点，厚朴打通了我的电话。

“你在干吗？”他问。

我知道是他有话想说：“什么话说吧。”

“我刚那个了……”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实在不想把这对话继续：“晚安吧。”

他着急地嚷着：“别挂电话啊——”在电话挂断前，我听到他在那兴奋地狂嚷着：“这样的青春才有意思啊，才有意思啊——”

即使我没怎么去学校，还是听说了厚朴足够夸张的事迹：一周换三个女朋友；在学校外的饭店里和人打架；在上当代文学课时，直接把老师从课堂里轰下来，跳上讲台演唱自己写的歌……甚至，还有一次在宿舍里当着一群人的面和一个男同学接吻，用那种一贯的宣誓口吻说：我想尝试世界的各种可能。

学校辅导员终于忍不住了，打电话到厚朴山区里的那个家。没想到的是，厚朴的父亲，那个著名的乡村英语老师，听到这一番描述，只是哈哈大笑。

我不禁开始揣测，或许厚朴是他父亲自认为未尽兴的青春，在新一个肉体上的延续。

最后辅导员找到了我，希望我从未来的角度劝说下厚朴:“谁没青春过啊？但得有个度。你比较成熟，知道这样下去厚朴的档案里有这些，他以后会吃苦头的。现实的生活就是很现实的……”我知道辅导员的好意，他说的话我也认为在理。但我知道自己劝说不了厚朴，我们能成为好朋友，或许正因为我们是相反的人。

然而，厚朴再一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闹哄哄的厚朴突然安定下来了。更想不到，让他安定下来的女孩会是王子怡。

王子怡在学校里也算是名人，有名的原因不在于她多漂亮或者她多出格，而在于她的父亲——据说是市委秘书长。这样的传说，没有人当面问过，但是学校的老师，在她面前也总是一副点头哈腰的样子。

对这个学校的人来说，王子怡始终是面目模糊的。除“秘书长的女儿”之外，她似乎害羞、傲慢，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歪着头，似乎看不到任何人。许多人本来是那么笃定，王子怡应该是与厚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王子怡所属的世界，充满着的，应该是家里也同样握有权势的继承者，或者钻破脑袋想往上爬的凤凰男。王子怡似乎就应该属于同学们心目中又土旧但又让人嫉恨的圈子。

但王子怡却成了厚朴的女朋友。

得知这个消息，我确实也吃了一惊。但我一下子明白过来，这也是厚朴。有些人确实一门心思突破一切想抵达所谓的新世界，但转头一看，却发觉，他们只知道用老的规则来衡量自己；才发觉，其实他们彻头彻尾地活在旧体系里了。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所有人都误解了，厚朴不是能带着大家找到新世界的人，他其实还是活在旧世界的人。不过这一点，或许厚朴也不自知。

在我看来，厚朴和王子怡的恋情非常容易理解：厚朴以为通过拥有王子怡可以证明自己又突破了什么，而王子怡以为通过厚朴完成了对自我所拥有的一切的反叛。其实王子怡才是比厚朴更彻底的反叛者，或者说，来神游阁的其他人，其实都比厚朴更知道自由的世界是什么。

无论如何，这段恋情确实揭发了厚朴。自从王子怡搬到神游阁后，来的人就少了。那些人以为自己不愿意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来自旧世界”的王子怡，以为王子怡身上老土的腐朽感污染了自由世界，但或许他们心里清楚，他们只不过是察觉到了厚朴身上的另一个部分。

当时的我也意识到一个名叫张静宜的女孩在向我示好。她来自和王子怡同样的“世界”：她的父亲是市文化局局长。她收集着我发表在报纸副刊版的诗歌和小说。

我搬到出租房的第三天，她就不请自来了。没说什么话，但是眼睛总是骨碌碌地转，到处认真地搜索。停留没一会儿，就走了，下午再来的时候，带来了一床棉被、一副蚊帐、一个枕头、一个熏香炉和一支笔。我愣在那，来不及拒绝，她就已经把这些东西布置好了，好像它们天然就应该在那。

然后她坐下来聊天，说，她父亲一直让她寻找有才华的男孩子。她说，父亲交代，不要看一个人的出身，要看一个人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家族能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也是一个女人最重要的能力。”

我一下子明白她是什么样的女孩，虽然我一直看似功利地在努力测算和安排自己的未来，但骨子里头是那么厌恶这样的计算。从得失的角度，我应该把握这个女孩。而且她确实是个好女孩，没有娇养的气息，没有功利感，她在试图成为一个传统的、考虑到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女人。但我听了她的这些话后，竟然觉得异常的不舒服，我慌乱地、笨拙地催她离开。

等静宜离开后，我突然想打电话约厚朴出来喝酒。我们刚好成了有趣的对比，而我们各自都是对自己有误解的人：他以为自己做着摧毁一切规矩的事情，但其实一直活在规矩里。我以为自己战战兢兢地以活在规矩里为生活方式，但其实却对规矩有着将其彻底摧毁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