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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最终没打这个电话，我没搞清楚，是否每个人都要像我这样看得那么清楚。我也没把握，看得清楚究竟是把生活过得开心，还是让自己活得闷闷不乐。

我没预想到，厚朴在学校里，形象崩塌的速度会这么快。大三一开学，厚朴似乎就变得无人问津。许多当时聚集在神游阁的人，偶尔还会私下讨论，怎么当时会崇拜这个其实没有任何实在东西的人。他们甚至会回溯：“你看，当时他是因为组乐团开演唱会而让许多人欣赏的，但其实他乐队的歌我们并没有任何印象，最蹊跷的是，他明明不会唱歌，怎么当时就糊里糊涂地欣赏他了。”

王子怡似乎比厚朴更不甘接受这样的结果。她逼着厚朴和乐队更加疯狂地练习，还从父亲那儿要到了资助，为乐队添了一些更专业的乐器。然后，在大三期中考前，“世界”乐队又要开唱了。

这次的演唱会显然专业很多，地点是在学校大礼堂——王子怡出面找学校申请的，宣传就如同大明星的演唱会一样，多层次全方位——学校电视台、广播站不断播放着演唱会的消息，铜版纸印刷的海报张贴在所有看得到的宣传板上，并由学生会的干部在各个超市和食堂的门口摊派。

海报里厚朴站在中间，其他队员分列两侧，“世界”乐队的字放得大大的，演唱会的主题是：“关于理想，关于青春”。海报上厚朴还是笑出两颗小虎牙，但可能是有化妆，脸上看不见那种透亮。

演唱会的那天，我因为在报社加班，最终缺席了。听同学说，状况奇差：能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就坐了两三百人，这其中还有被要求到场来支持的学生会干部。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看到宣传栏上贴着的海报被人打了个大大的×，上面还留着一句话：“官养的乐队有劲吗？”

王子怡没理解到的是，学校里的这种乐队，贩卖的从来不是音乐，是所谓“自由的感觉”。或许厚朴也没理解到。

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履行此前搬家时对厚朴的承诺。演唱会后的第二天，我兼职的这份报纸刊登了厚朴和“世界”乐队半版的报道。但采访不是由我来做的，我求着报社的一位老记者操刀，因为我知道我会忍不住问一些让厚朴不舒服的问题。

报纸里，记者问：你为什么把这个乐队取名为世界？厚朴回答：因为世界比任何想象都要宽广和复杂，世界是没有限制和规矩的。

报纸出来，作为登上报纸的人厚朴的受欢迎程度似乎又有所上涨。而王子怡也像打了场大胜仗一样，炫耀般和厚朴在各种公开场合缠缠绵绵。

这当中我零零散散地听说，其实厚朴和王子怡并没有那么顺利。王子怡的父亲似乎把王子怡的一切过激行为视为厚朴的“带坏”，并到学校投诉。而这所保守的师范大学，一来不愿意提倡这种“激烈的恋爱行为”，二来或许不愿意得罪“领导”，对厚朴提出了一些处罚，比如停止助学金补助，不让厚朴入党等等。

与此同时，王子怡对厚朴也开始百般挑剔起来。我常听到王子怡用这样的一个句式对厚朴说话：“你本来不应该是——”。比如，你本来不应该是完全不在乎学校领导的吗，在这难受什么？你本来不应该是很大气潇洒的吗，少了助学金会死啊？

当时的我也完全顾不上这些了。按照我的规划，大四开始我就要去实习了，大四虽然有整整一年，但据我所知，一般而言，在一个地方必须实习至少三四个月，才会有单位下决心留你，而一年就只有三次“四个月”，也就是说我只有三次机会。何况，为了支撑这一年的实习，我必须攒够经费。

为了让大四能有宽裕的时间，我甚至提前到大三下学期就开始撰写毕业论文。剩下的时间，偶尔和静宜止乎礼地吃吃饭，散散步。

大三下学期，德国某钢琴大师来这个小城市开演奏会，这一下子成了城中名流的盛事。我被静宜正式邀请了，她还问我什么时候有空逛街。我问她，逛街干什么？她红着脸说：“想拉你去买衣服。我们家族主要的长辈都会出席的。”

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和静宜的关系到底要如何发展，我确实在很理性地考虑。让我经常愧疚的是，我不是把她单独作为一个原因来考虑，而是把她纳入我整个人生的计划来考量，思考到底我是不是要选择这样的人生。

最终我很顺从地和她去逛街了，让她帮我挑了她觉得适合的衣服。但买衣服的钱我坚持自己付。当时我认真地想，这是我必须坚守的底线。

我至今依然记得，看演出的那个晚上，静宜真的很美，或者说很美好。穿着白色的小礼服，黑色素雅的高跟鞋，头上俏皮地别着一朵小花，落落大方地在剧院门口迎接我。她得体地和我保持着又近又不过分亲昵的距离，把我一一介绍给她家族里的长辈：省建设厅副厅长、省艺术学校校长、北京某部委领导……这些长辈也确实非常好，对我轻声细语地关怀，恰如其分地鼓励。这显然是个已经养出气质的家族。

演出结束后，静宜陪我走出剧院，她抿着嘴微微笑着说：“家里人都很喜欢你。我叔叔说，你大四就到省建设厅实习吧，其他他们会安排。”说完自己脸红了。

我还是料想不到自己也会这么不自在，仓促地回复：“这个还不着急，再考虑吧。”匆匆地告别。

从剧院回学校，需要到十字路口的车站去搭公交。我一路心事重重、晃悠悠地走，突然看到前面一个人，穿着正式的礼服、皮鞋，边走边像个小男孩般粗鲁地抹着眼泪。是厚朴。

我快步走上前：“厚朴怎么了？”

厚朴转身看到我，竟然小孩子一般哇一声哭了。原来厚朴也被拉来看演出见长辈，此前，王子怡还特意交代，父亲对他印象不好教他如何表现，但是当厚朴一身笔挺出现在剧院门口的时候，王子怡却突然傻傻地看了他很久，又看了看周围一样笔挺的人，大声地问：“为什么你穿这种衣服，显得这么可笑？我为什么会喜欢你这种人？还为你这么搞笑的人和父亲闹得这么不愉快？”王子怡让厚朴离开剧院。厚朴知道，这是分手。

那个晚上，我没安慰厚朴。在我看来，这是必然，王子怡已经完全知道，在厚朴身上她完成不了反叛，厚朴不是那个真正自由的人，而王子怡真正想得到的恋人其实是叛逆。

静宜的安排，在假期的时候，我当作家庭的大事和父母说了。他们当然乐于赞成，特别在看过静宜的照片后。

我却还在犹豫。

再过几天就要大四了，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翻来覆去地想，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这一选择就真是一辈子了：我到底会让自己过什么样的人生。

开学前两天，我去银行把所有钱汇总到一张卡，看了下总额：刨去要交的大四学费，还剩下一万二。

一万二够我赌一把的。我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开学前一天，我突然打包行李，提前到校了。为的是要约静宜。事实上我还没有决定，我想犹豫到和她见面时，再下这个决心。

静宜是个聪明的女孩，显然也明白我约她的原因。她乖巧地做了很多安排：骑着自行车来找我，对我说，不如你骑车带我到海滨公园走走。到了海滨公园的那座风景很好的桥上，她拿出我写的几首诗，开始念。

天气很好，景色很好，风很好。她确保一切都很好，才转过头问我，你要对我说什么？

我看着她，内心却涌起一种负罪感和恶心，我知道，那是我对自己的厌恶。我厌恶那个精明计算的我，我厌恶那个做了精明计算又不愿执行的我。我知道那刻我要开口说的，是伤害这个无辜女孩的话。

但我最终说了。

她真的是个聪明的女孩。她坚持要微笑，然后自己骑着车默默走了。从那之后再没联系。而我在开学两周打点完学校的事情后，便买了火车票准备去北京。

后来才意识到，在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那倦乏的、对一切提不起兴趣、似乎感冒一样的状态，是爱情小说里写的所谓心碎。我原本以为，这种矫情的情节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临出发的前一天，我收拾了出租房里的东西，拿到那间原本属于我和厚朴的宿舍寄存。我想和厚朴道别，也想看看，此前的境遇在厚朴身上会催生出什么样的东西。

见到我，厚朴还是笑开他那两颗小虎牙。我的床被他擅自拆了，一整套乐器就摆放在那。他看我进门，兴奋地先是要表演打鼓给我看，然后又想弹吉他唱首自己新写的歌。

然而，弹了没几下，他放弃了。坐在架子鼓的椅子上，顽固地打着精神，但消沉的感觉悄悄蔓延开。

他告诉我，原来的乐队散了，谁被父母拉去实习了；谁准备考研了；谁认真地开始筹备毕业论文，希望冲击优秀毕业生，争取选调到政府部门……他们的“世界乐队”，现在看来，更像是以青春的名义集体撒的一个娇。在看到现实的未来后，各自投奔到新的轨迹里去了，还赋予这样的行动另外一个名字：追求。

只有厚朴，像是派对后留下来收拾的那个人。

“你有什么打算吗？”我问。

他确确实实愣了一下，又急忙装作不假思索的样子，大声喊：“招新的乐队成员，继续玩啊，你别忘了，我是厚朴啊！”

只是这样的宣誓，没有从心里透出来的力气，让人听了，反而感觉到无法言说的虚弱。

我在内心挣扎了很久，终于还是没有说出类似“务实点，想想未来要走的路”这一类的话。所以我最终无话可说，仓促地结束了那一次告别。

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觉得，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彻底的地方吧。

到北京后，我确实感觉自己的判断似乎是对的。北京的确是个彻底的地方。挑战是直接的，梦想是直接的，在这个地方，要做的事情动辄都是“国家级别”，这里的人，谈论的经常是如何改变世界，而这些事情不是谈论完就随风散了，确实有的事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在发生。

这样的地方很容易和荷尔蒙相互催化，给人带来“世界确实无限展开”的那种眩晕感。这样的地方，确实需要大量想战天斗地的人。

从一家杂志社的试用机会开始，我得到了进入这个城市的机会，或者也可以说，得到被这个城市一口吞没的机会。

在一段时间里，我觉得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都长得像蚂蚁：巨大的脑袋装着一个个庞大的梦想，用和这个梦想不匹配的瘦小身躯扛着，到处奔走在一个个尝试里。而我也在不自觉中成为了其中一员。

在北京的时候，我偶尔会想起厚朴，犹豫着要不要鼓励他来到这样的北京。北京这个梦想之地，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厚朴天然的生存之所，然而，我也知道，在北京发生的任何理想和梦想，需要的是扎扎实实，甚至奋不顾身的实践。我隐隐担心，厚朴这几年一直活在对梦想的虚幻想象中，而不是切实的实现里。我没把握，当他看到梦想背后那芜杂、繁琐的要求时，是否会有耐心，是否具有能力，是否能有足够的接受度——梦想原来是卑微的执着。

十二月的时候，厚朴和我打过电话，告诉我他又招到新团员了，“世界乐队打算重新向世界歌唱。”电话那头他兴奋地宣布。然后就好奇地询问我在北京的每个细节，“我一直在想象活在那样的地方是什么感觉。”

“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更辛苦地攀爬，但可以看到每一步，都确实指向一个个看似庞大但又具体的目标。”我这样回答他。

“有没有把世界掌握在手中的感觉？”

他这样一问，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了。这样提问的人，显然没有试过在现实生活中去真正奔赴梦想。

我没能说出口的是：厚朴，或许能真实地抵达这个世界的，能确切地抵达梦想的，不是不顾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热，而是务实、谦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怜的隐忍。

但我终于还是发出了邀请，我担心内心膨胀开的厚朴会越来越察觉到自己处境的尴尬，担心他最终会卡在那儿。

“不如你也来北京？我租了个房子，你可以先住我这。”

“好啊。”他想都没想。

我真的以为他即将到来了，于是又启动了提前规划的强迫性习惯。每天结束奔走后回到家，有意无意地，就开始慢慢地整理自己租住的大开间，试图腾出两个人各自的区域。到家具店买了一块床垫，到二手市场买了个书架，中间放满书，隔在我的床和准备给他的床垫中间。我还把吃饭的小餐桌往自己的空间里挪，准备了把椅子，想着他可以偶尔坐在这里弹弹吉他。

但厚朴迟迟没有来。我打过去的电话，他也不接。

我只好向其他同学打听。他们告诉我，厚朴的生活过得一团乱：厚朴又和人打架了，厚朴又谈了好几个女朋友，厚朴又和老师呛起来了，他似乎还不甘愿于此前自己的滑落，试图以这种激烈的方式赢得存在感，而厚朴，果然又成为学校的偶像了……然后，厚朴在毕业前半年，被学校勒令休学。

最后这个消息是王子怡和我说的。她发了一条短信给我，主要的本意是打听在北京的生活——她也想到北京来，可能是要读语言学校准备出国，也可能是不顾一切想来北漂，“一切让我父母自己看着办”。

短信的最后，她似乎不经意地说：“厚朴被学校勒令退学了。你能想象到吗？他竟然偷偷来找我，让我父亲帮忙和学校沟通。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活出自我的人，但其实他只是装出了个样子欺骗自己和别人，我真的厌恶这种假惺惺的人。”

“他不是假装，他只不过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身上的各种渴求，只是找不到和他热爱的这个世界相处的办法。每个人身上都有太多相互冲突却又浑然一体的想法，他只是幼稚，还没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打好的这条短信我最终没发出去，因为觉得，没有必要向她解释什么。因为，她也是个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

在北京杂志社的实习还算顺利。为了争取能留下正式工作的机会，也为了节省路费，我主动请缨，春节留守社里，不回老家。

独自一人在老家过年的母亲显然不理解这样的决定，电话里横七竖八地唠叨着。等糊里糊涂地挂完电话，就已经要跨年了。

我准备关机，煮碗泡面加两个蛋，就当自己过了这个年。

电话却突然响了。

是厚朴。

“抱歉啊，那段时间没接你电话。”这是厚朴接通电话后的第一句话。

“你后来怎么没来北京？”

“我没钱，不像你那样会规划着赚钱，你知道我野惯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和我绘声绘色地描述，自己被劝退离校时，整个学校围观着送别的场景。“我把行李拖着，拖到校门外，然后你知道怎么了吗？我坐在校门口开了个小型个人演唱会。整个学校掌声雷动，可惜你不在现场。”

说完这个故事厚朴像是突然累了一样，一下子泄了一口气：“和你说个事，你别告诉别人。”

“怎么了？”

“我觉得我生病了，脑子里一直有种声音，哐当哐当的，好像有什么在里面到处撞击。”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打鼓打多了？”

“不是的，是从离开学校开始。离开学校后，我试着到酒吧找工作，但是，你知道我唱歌不行的。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打鼓了，就来来回回住在几个朋友家里，蹭口饭吃。”

我一下子确定了，厚朴在那段时间过的是如何的生活：因为外部的挫折，他越来越投入对梦想的想象，也因此，越来越失去和实际的现实相处的能力。

“你不能这样的，要不我让谁帮忙去和学校说说话，看能不能回学校把书读完，这段时间你也学我攒点钱，来北京。”我以为，我在试图让他的生活回到正轨。

厚朴突然怒了：“你是不是还想，让我像大一那样去工地抡石头啊？我不可能那样去做了，我不会让任何人有机会把我当失败者，因为我活得比他们都开阔。我们是不是好朋友，不要假装听不懂我的话，你能不能出钱让我来北京看病，你愿不愿意帮我？”

我试图解释：“厚朴，正因为我把你当朋友我才这样对你说，这一趟来北京的钱不是问题，问题是……”

话没说完，他电话就挂了。

我再打过去，就直接关机了。

我说不上愤怒，更多的是，我清楚，目前的自己没有能力让厚朴明白过来他的处境。

我一直在想象厚朴的生活，他已经用那些激烈的方式，把自己抬到那样的心理预期，不可能再低下身，扎到庸常的生活里去了。他不知道，最离奇的理想所需要的建筑素材就是一个个庸常而枯燥的努力。

他显然也隐隐约约感觉到，失败者这个身份似乎即将被安置到他头上来。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他能想象到的瑰丽生活去与现实抗衡，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紧张、敏感地去抗拒一切质疑和暗示。

或许厚朴在那之前不接我电话的原因还在于，他敏感地觉得，现在的我，是映照他失败的最好对比。

同学们都不知道厚朴的确切消息，只是断断续续告诉我，他偶尔突然偷溜回学校，抨击一下学校和大部分人的庸碌，调戏下小学妹，拉大家喝几瓶啤酒，就又再消失。有人在某个酒吧看到过他，也有人看到过他在马路边弹吉他，想获得些资助。

我从辅导员那里要到厚朴父亲的电话，希望他能向厚朴分析清楚这世界的真实逻辑。然而那位厚朴一直念叨的乡村英语老师，讲话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腔调，像老外在说中文一样。他告诉我：“没事，就让他闯闯，失败了，也当作是让他发泄发泄，他得把内心的欲望抒发完成啊，要不这一生就浪费了。”

我一下子明白，为什么厚朴有着那么着急、仓促，同时强烈而又真挚地拥抱世界的想象——这样的父亲帮不了厚朴。

实在没有办法，我最终试图找王子怡帮忙。她淡淡地说：“哦，厚朴，好几个晚上拖着把吉他在我家小区里半夜唱歌，发酒疯说他如何爱我，被我父亲叫警察把他带走了。他真是个——”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我不想听到那个词语，在她还没说出口前，赶紧挂了电话。

对厚朴的担心，很快被每天日常琐碎的各种滋味淹没。

在正式毕业前，我如愿地被杂志社录用。为了参加毕业典礼，我回了一趟大学。希望这次回去，能见到厚朴。

打开以前宿舍的门，里面确实出乎意料地干净。听同学说，厚朴在临走前，擦拭干净了每一个角落。他们不解厚朴的这个行为，其实我也不理解。

让人意外的是，除了带走一把吉他，厚朴把整套乐器都留下来了。他跟同学们说，这是留给以后来这所学校，同样怀有梦想的人。

我大概能感觉到，要离开学校时，厚朴内心里那复杂的滋味。

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总觉得这城市格外的小，就是一条主干道，衍生出几条功能迥异的路。然而，当它藏住一个人的时候，就变得格外的大。

整座城市就只有酒吧街上那几个酒吧，也只有九一路上那两三家乐器行。厚朴藏身的地方确实不多，但直到回北京前，我依然没能找到他。

然而生活必须继续，就像是个话剧演员，我必须在中场休息时间结束后，继续扮演起在现实生活中苦苦争取来的角色。

我就这样告别了那座城市，告别了学校，也告别了厚朴。

北京果然像只巨兽，从飞机一落地开始，就有各种触须攀爬而来，把你卷入一个个事件、一个个挑战、一个个故事和一场场悲喜中。这众多事件，这众多悲喜，厚厚地、一层层地包裹着你，让你经常恍惚，觉得似乎除了北京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生活了。

作为师范大学的学生，我和厚朴的大部分同学都留在家乡当起了老师，偶尔有些来北京进修或者补习的。我作为唯一一个扎根北京的人，自然成了他们的驻京接待处。

我没再刻意去打听厚朴的消息，但来的人总会有意无意地说起——事实上我和许多同学说不上熟悉，只是偶尔说说一些陈年旧事和另外一个共同认识的人的故事，勉强证明，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彼此身上花时间的原因。

据说厚朴流浪到最后，没有朋友收留了，借公共电话亭打了个电话，就被他父亲来城市接了回去。

为了他的事情，厚朴的母亲和父亲吵了很凶的一架，最终母亲的主意占了上风。在母亲的努力下，一些关系得到疏通，厚朴被安排到三明一个很小的村庄里去教书。教的课据说很杂，有语文、政治和音乐等。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经常会在忙到大脑快抽筋的时刻，突然想象，在一个小村庄里带着一群小孩唱歌的厚朴。在我的想象里，他还是那样激情四溢，还笑开着两颗小虎牙，而村子的阳光，能把他的脸再次照出那种动人的透亮感来。我总会边想象，边自己开心地笑。

仿佛过上这样生活的，是我自己。

糊里糊涂地，我在北京已经待了两年了。一个很平常的晚上，大学时期的班长给我打来电话：“你这周末能回来吗？一起去趟三明。”

“为什么去三明？”我没反应过来。

“厚朴死了，班级组织同学们去探望他家。想说你们是最好的朋友，要不要也去送送他？”

我当即脑子一片空白，犹如被人重击了一般。

班长还在讲述这几年厚朴经历的种种，那是和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到村里教书的厚朴，一开始有些寡言，但也称不上什么问题，但慢慢地，他不断和家里人说，脑子里有个声音，哐当哐当的，像是有只怪兽，就住在他脑子里到处冲撞。一开始，还只是在晚上隐隐作痛，渐渐地，会突然毫无征兆地发作，他一开始只是喊头疼，后来竟发展到拿自己的头去撞墙，撞得头破血流。

课最终是上不了了，他的父亲带着他到处去检查，并没能查出什么问题。

自杀的前一周，他对父亲提了最后的要求：我能去北京看病吗？

他父亲拒绝了。

这几年，已经耗尽了这个家庭的最后一点积蓄，也耗尽了这个父亲最后的耐心。

班长还在感慨：“我们要多珍惜彼此了，生活是个漫长的战役，他是我们当中阵亡的第一个人……”

我已经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

厚朴的父亲不知道，同学们不知道，王子怡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住在厚朴脑子里的怪兽，是他用想象喂大的那个过度膨胀的理想幻象。我还知道，北京不只是他想要求医的地方，还是他为自己开出的最后药方。

一种难以形容的悲伤，迅速在胸口膨胀。张了张口，试图想发出点什么，却始终没有一点声音。我这才意识到，这几来年，对自己的管控太成功了，以至于在这个极度难过的时候，还顾虑着大声宣泄会惹来邻居的非议。

大学四年，毕业工作两年，我一直控制着自己，没学会抽烟，没学会喝酒，没让自己学会发泄情绪的一切极端方式。要确保对自己一切的控制，要确保对某种想象的未来达成，要确保自己能准确地活在通往目标的那个程序里。

然而我要抵达的到底是什么？这样的抵达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

不想哭，内心憋闷得难受，只能在租住的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不断来来回回地到处走，然后不断深深地、长长地叹气。仿佛我的胸口淤积着一个发酵出浓郁沼气的沼泽，淤积着一个被人拼命咀嚼，但终究没能被消化，黏糊成一团的整个世界。

也就是在那时候，我突然察觉，或许我也是个来北京看病的人。

或许，我和厚朴生的是同一种病。

海是藏不住的

我六岁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海。虽然，我是海边的孩子，而且我的父亲，就曾是一名海员。

那次看到海，是到外祖母家的路上。沿着乡间的小路，跟在母亲的身后走，总感觉，怎么路边的甘蔗林那，总传来明晃晃的亮光。我趁着母亲不备往那跑，这才看到海。

追来的母亲气急败坏。她说，你父亲不让你知道海的，就怕你觉得好玩自己跑来了，担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其实父亲担心的不仅这个。回到家里，父亲郑重地和我说：“我小时候就是老觉得海边好玩、船上生活好玩，这才过上后来的生活。但海上太苦了，我希望你在镇上的中学读好书，不要再做和这相关的工作。”

东石，我生活的这个小镇，或许有太多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十几年来，镇区的发展，一直往反方向滋长，整个小镇都在集体逃离那片带给他们乐趣和磨难的海洋。然而这片试图被父母藏住的海，却因父母的禁止而越发吸引我。

再次去拜访外祖母的路上，我突然放开步子往甘蔗林那冲，母亲气恼地追我，把我追急了，竟扑通往那一跳，海水迅速把我淹没了，那咸咸的海水包裹着我，把我往怀里搂。我看到，这海水之上那碎银一样的阳光，铺满我的瞳孔，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

海是藏不住的。父母因为自己曾经的伤痛和自以为的对我的爱护，硬是要掩饰。我因而听到海浪声，以为是风声，闻到海腥味，以为是远处化工厂的味道。然而，那庞大的东西还一直在涨落着，而且永远以光亮、声响在召唤。我总会发现的，而且反而因为曾经的掩饰，更加在意，更加狂热。

那次被水淹后，父亲却突然带我去航行。那真是可怕的记忆，我在船上吐得想哭都没力气哭出声，求着父亲让我赶紧靠岸。从那之后，我不会疯狂地往海边跑，然而也没惧怕海，我知道自己和它最好的相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坐在海边，享受着海风亲昵的抚摸，享受着包裹住我的庞大的湛蓝——那种你似乎一个人但又不孤独的安宁。再长大一点，我还喜欢骑着摩托车，沿着海岸线一直兜风。

海藏不住，也圈不住。对待海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每个人自己去寻找到和它相处的方式。每片海，沉浮着不同的景致，也翻滚着各自的危险。生活也是，人的欲望也是。以前以为节制或者自我用逻辑框住，甚至掩耳盗铃地掩藏住，是最好的方法，然而，无论如何，它终究永远在那躁动起伏。

我期许自己要活得更真实也更诚实，要更接受甚至喜欢自己身上起伏的每部分，才能更喜欢这世界。我希望自己懂得处理、欣赏各种欲求，各种人性的丑陋与美妙，找到和它们相处的最好方式。我也希望自己能把这一路看到的风景，最终能全部用审美的笔触表达出来。

我一定要找到和每片海相处的距离，找到欣赏它们的最好方式。

愿每个城市都不被阉割

应该是在一九九八年的时候，阿爸一度打定主意要把老家小镇上两百多平方米的老石头房子卖掉，到厦门买套六十多平方米的。当时促使他做这个决定的原因是，台湾电视剧看多了，看到电视剧里描述的那种都市生活，无论怎么对比，总觉得那种生活比现在的样式好。阿爸做这个决定是在雨水多的春季，潮湿且易烦乱，影响着一整家子对所处的生活异常不满。

终于阿爸决定要带着我去探路了。他说顺便让你见识一下大城市的生活。当时老家这个海边的小镇还看不到太多的车，从我老家到厦门每天就早上六点半一班，所以小镇的人很多会晕车，包括我。我晕车是受不了那种刺鼻的汽油味。所以从一上车，往厦门的路上，难受就压过兴奋。好不容易到了厦门，下了车我一口吐了出来，我看到的是一排排车屁股对我冒着烟。阿爸以前是海员，见怪不怪，说会习惯的。

当时小孩子的鼻子敏感，觉得这座城市怎么到处都是油味，我试图激起自己的兴趣，比如挤公交车，比如看两旁整齐的绿化带，比如高楼——但显然一切都是在预料中。我知道阿爸也似乎在激发我的兴趣，一路指着，你看这栋楼有几层你数数，我说不数了，电视上还有更高的，他说你看这道路都铺砖，我说这个电视上也有，他说你看好多车，我说我也看过了，你看有红绿灯，我说书本上读太多了。最终我实在提不起兴趣了，城市里似乎太多已知，我老家的一个小水池都有好多未知。

我们去拜访的是表哥家，虽然是表哥但年纪和我爸爸相仿，他有个儿子比我小六岁左右。看我无精打采，便让这个小侄子带我出去走。本来想能有什么好玩的，其实就是四处走，叫我数楼有几层，看地面上的瓷砖。然后还有学规矩，一路上都在叫唤，不准随地扔东西、要排队上公交车、要走斑马线。当时小孩子的我一直在心里庆幸还好自己不是这里的人，而且看着大片大片望不到尽头的水泥地，我觉得好悲哀——没有各种奇特的植物没有长有小蝌蚪和五彩鱼的水池没有可以挖地道的地方。

现在我是在空气更不好的北京写这个东西，当然鼻子已经麻木，闻不出好空气的味道了。不过我觉得曾经的乡土让自己变得相对浑厚些——因为浑浊所以厚实。事实上我很庆幸阿爸后来没有让我家搬到厦门，虽然它已经是中国最美的城市之一了。记得我和《新周刊》前创意总监令狐磊有次聊天，聊到他是来自湛江一个小镇，我是来自泉州一个小镇，他就接着往下列举了，才发觉中国新闻圈、文学圈很多现在的青壮派都是小镇出身。令狐说他们总结过了，这叫小镇包围城市。他说曾经有过调查，现在大城市各个领域的主力百分之八十以上来自小镇，他问我怎么理解，我说因为小镇出来的浑厚。

我所说的浑厚有个最简单的解释，从一个小镇的生活再到一个县城一个地级市一个大城市，顺着这根链条下来，每一个层次的生活都不一样，你经过对比，对以往的更能理解而且吸收，对现在的也更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而比起一生下来就在城市的孩子们，我们有太多他们觉得奇特和不可思议的故事了。

我并不是说厦门不好，相反在我走过的中国这么多城市里，我最喜欢的是厦门和昆明了，只是我觉得城市不好。特别是中国的城市不好。厦门和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建设都有个基础——人家国外的城市是怎么样的，以及人们该怎么被组织的，然后再依据这样的标准建设。中国近代的城市不是长出来的，不是培植出来的，不是催生出来的，而是一种安排。因为初期必然要混乱，所以中国的城市也表现出强大的秩序意识，人要干吗，路要怎么样。生长在这样环境里的人，除了维护秩序或者反抗秩序，似乎也难接受第二层次的思维了。

我一直觉得有生命力的地方在于浑浊。一潭池子里的水和放在观景台上的水，永远是池子丰富也美丽。就一个池子，它里面的各种生物以及各种生活在这世界的故事都可以让一个孩子开心一个下午，而城市里的孩子只能盯着被安排好的景色开心这么一瞬间。

现在国外的建筑师常用一个词来讽刺中国，“千城一面”，无论哪个城市，都只能从国外的标准去解释当时为什么这么建，而不能说出这个建筑这条街道和人群的生活是如何自然地演变融合，骨肉相连的。中国的许多城市就这么仓促地被一个标准给阉割了。

类似于我更喜欢北京而不喜欢上海，我也更喜欢泉州而相对不喜欢厦门。在我看来，北京不是城市，而是“世界上最大的农村”。我现在住的地方是王府井旁边的小胡同，从大路走过来还是流光溢彩，突然一拐就是吊嗓子的老大爷，开做茶馆的四合院，蹲着吃东西的大妈，在路边摆棋的老人。我会觉得这样的地方有惊喜，因为你不知道你拐的下一个弯会有什么——因为层次太多，东西太杂。而在上海，第一眼非常喜欢，它已经是城市化的代表，但你在一个角落住一个星期，你就知道这个城市其他所有地方的样子了——都是类似的。

泉州和厦门刚好也构成这样的相对吧。我常这么比喻，厦门是泉州的整容版。在泉州你会看到乱闯的行人和车、粗糙的老建筑，甚至低陋的生活习俗。我是会喜欢环岛路上的精致风景，但绝不是被打动或者感动。感动我的，会是走在泉州石头巷子突然听到随便哪户人家里飘出的悲戚的南音，会是十五佛生日的时候，整个城市家家户户在门口摆上供品烧上香齐声祈祷平安。

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

离开北京的前一晚，有点冷，晚上九点过后，到处就是安静的路了。把老妈安顿在五道口的旅店，打车穿过了大半个北京去南城李大人家，车一路过是呼呼的风声。

这样叙述，感觉有点萧索，不过，确实是我当时的感受。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有那样的感觉，也说不清为什么很想在离开前去看看李大人和他的孩子七七。

很奇妙的因缘，李大人的父亲是在三十多岁才有了这个后来让他骄傲的儿子，而李大人也是在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才有了七七。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李大人抱着七七，可爱的小身躯靠在李大人的肩上，李大人则不断亲吻这个小生灵，那种父爱和温情让我内心里温温地感动。

去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李大人告诉我，他相信父亲的血就流淌在自己身上。我也相信。

奇妙的因缘。人与人关系的建立，显得那么充满偶然又似乎必然——我们的朋友参与我们的生活，改变了甚至塑造了我们的生活。没有认识李大人，我的人生逻辑肯定很不一样。

李大人是个直接而且狂热的人，他对新闻以及对人有一种很苛刻的坚持。他常常很直接地突破你说话的逻辑，不让你有试图掩饰的机会，指明你所逃避或者不敢面对、不明白的。

每次和他聊天，我时常都有种受伤感——有试图掩饰的挫败，也有的是，其实自己也不理解自己的状态，然后就被李大人这般一针见血地指出并且批评了——我知道李大人内心的善良和本意，然而我总是难以遏制挫败感。

那个晚上也是。在这里重新叙述已经过去一个多月的那个夜晚，是因为，觉得这是个对我一辈子影响深远的夜晚。

那一晚的李大人依旧先问我：“怎么样？最近过得怎么样？讲一讲吧。”

然后我开始讲，讲父亲去世过后我在老家的这半年，讲我为什么坚持要从北京辞职回去陪老妈，讲我在老家那个小镇，骑着摩托车没有目的，也没有刻意地四处乱逛，讲我的无所事事，讲我提不起工作的兴趣，以及讲我对这种状态的恐惧。

李大人习惯在说话前笑一笑，然后开始说——那都是借口，你父亲的死其实不是造成你现在状态的根本原因，你只是用这个事情来掩饰或者逃避自己不想回答的问题。

我当时很真诚地相信，从八年前父亲的中风起，我就开始了围绕于父亲的病、这个家庭负担的人生和工作规划，我觉得，我前段时间的状态很容易理解——失去了此前八年来工作和生活的中心，我的迷惘理所当然。在这个逻辑下，我会着急能否成名，着急能否赶快写本畅销书都有理由——因为我要扛这个偏瘫的家庭。

当李大人这么说时，我很不能接受，我非常生气，不过他接下去的一句话让我懂了他的意思：“你根本还不知道怎么生活，也始终没勇气回答这个问题。”

他没有说下去，我或许明白了，他想说的是，在不知道怎么生活的情况下，我会采用的是一种现成的、狭隘的、充满功利而且市侩的逻辑——怎么能尽快挣钱以及怎么能尽量成名，用好听的词汇就是所谓“梦想”和“责任”。

此刻我再重新叙述的时候，已经理解李大人的用心。我很珍惜他的话。

我，或许许多人，都在不知道如何生活的情况下，往往采用最容易掩饰或者最常用的借口——理想或者责任。

回福建的这几天，我自己在想，八年前的我，年纪刚好到了要思考、确定自己如何生活，确立一生的生存目标的时候，却因为家庭意外的病痛，就借此逃避回答了。

我疯狂工作，不让自己有空余时间，除了真实的生存压力，还在于，我根本不敢让自己有空余的时间，因为时间一空下来，我就要回答怎么去填充时间，怎么去面对生活，去回答这个问题——我要怎么生活，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我真正享受什么？

我根本不敢去判断自己的人生，也把握不住自己的人生。我逃避了，我躲在所谓对家庭的责任后，躲在所谓对新闻的追求和梦想中。于是，任何一点生活的压力或者工作的变动都让我脆弱，把生活的节奏寄托在工作上，所以任何一点波动都会让我不安让我恐慌。

那天晚上，李大人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好想想怎么生活，怎么去享受生活。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或许想说，生活从来不是那么简单的梦想以及磨难，不是简单的所谓理想还有阴谋，生活不是那么简单的概念，真实的生活要过成什么样是要我们自己完成和回答的。

或许，生活就是张这样的问卷，你没有回答，它会一直追问下去，而且你不回答这个问题，就永远看不到下一个问题。

离开李大人家里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我心里感觉到自那段时间以来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舒服。在此前，我不愿意和许多关心我的朋友联系，不愿意开口说话，或许也在于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自己、如何和自己相处，更不知道要如何和朋友相处了。

那天晚上我着急着要和挂掉他许多次电话的好友成刚联系——他在我老家当电台副台长，是个和我探讨人生和新闻理想会激动到手发抖的工作狂，或者说理想狂。在我父亲刚去世的时候，他常常打电话给我鼓气。

人生的安排有时候确实就像拙劣的肥皂剧，第二天一早接到好朋友弈法的电话，说成刚走了。三十多岁的他死于心脏病突发——对一个理想狂来说，最合适的离开理由。

原谅我，成刚，我的兄长我的老师我的挚友，在赶赴你的告别仪式时我一路上都在责怪你，你其实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为此，你付出的代价是，留下孤单的妻女还有为了你无限遗憾的这群朋友。我真想好好和你聊聊，关于我们要怎么享受生活，而不是如何让虚妄的梦想膨胀自己。我真的太想和你谈谈，什么才是我们最应该珍惜和最珍贵的。

原谅我，父亲，从你生病开始我就一直忙于在外面兼职赚钱，以为这样就能让你幸福，但当我看到我给你的唯一一张照片，被你摸到都已经发白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恰恰剥夺了我所能给你的、最好的东西。

以这篇散乱的文字给我父亲，给我的挚友王成刚。

回家

我知道那种舒服，我认识这里的每块石头，这里的每块石头也认识我；我知道这里的每个角落，怎么被岁月堆积成现在这样的光景，这里的每个角落也知道我，如何被时间滋长出这样的模样。

回老家养病，躺在病床上，才有精力和能力一一回想自己这几年的故事，才觉得这些日子自己唯一可以骄傲的事，是为父亲选了一块极好的墓地。

虽然母亲至今觉得价钱不便宜，算起来是“高档住宅区”，然而我很享受这种虚荣，因为父亲生前，我一直没能让他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自从父亲去世后，骨灰盒一直置放在中学母校旁边的安息堂。那是母亲的主意。一个考虑是母亲做义工的庙宇就在那附近，母亲每天要去寺庙帮忙时，会先绕到那灵堂的大门附近，和父亲打声招呼。另一个考虑是，“你爸爸喜欢做运动，他太胖了，学校的体育场刚好可以让他跑步”。

在我生活的这个小镇，所有人都笃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也相信有魂灵，人与鬼神亲近地生活着。我们还相信，魂灵有着和现世一样的属性，会饿到，也会吃太饱，会太胖，然后也会心情不好也会闷出病……去世的父亲就以这样的方式，继续生活在我的老家。父亲忌日的时候，母亲会拿着点燃的沉香，对着案桌上的牌位问：“今天的卤鸭好吃吧？”有时候家里人会突然闻到他的气息，母亲就会拿着经书念几句，说：“你啊要多看点经书才能去西方极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