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明不是没苦过，但怎么也忍不住眼泪，小强是面镜子，他不敢再往里看，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低着头，一味地弹琴。
小强忽然开口：真想快点儿长大，长大后就可以干很多活儿，挣很多钱……也不用再挨打。
他羡慕地看着阿明说：你看，你就已经长大了，真好……
阿明后来写了一首歌，叫《小强》：
他说他就有个梦想，想一夜就能长大
我问他为何那么想，他说他就想长大
云没有方向地飞，落叶不怕跌地落下
他说他很想长大
他说他只想长大……
阿明教了小强半年吉他。
香蕉树长到三米多高时，小强一家被撵出了这片香蕉地。原因很简单：父亲经常醉酒误工，疏于管理，严重影响了香蕉的长势，被农场主取消了管理资格。后来有一天在赶集时，阿明在马路边遇到小强，小强说他在帮一户农家放养鸭子，200多只，太累了，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跟阿明学习吉他。
临别，他对阿明说：别人都说弹琴唱歌没用，不能养活人。
阿明下意识地反驳：能的，能养活！
小强看着他，龇着牙笑了一会儿，摆摆手，走了。
从此阿明再没见过他，听说有人看到他在孟定的街道上捡垃圾，还有人说他在其他香蕉地里干一些杂活儿，还听到一种说法，他被送去了境外，扛枪当了炮灰兵。
（六）
香蕉终于开花了，碧绿的花苞探出枝头，一天一天往下垂。阿明的工作量也一点儿一点儿加大，三天一打药，五天一施肥，还要为每一株香蕉树安置三米多长手臂粗细的撑杆，防止香蕉树因为果实过重而侧倒或倾斜。
夜里弹琴的时候，阿明偶尔会想起小强的话：弹吉他没用，不能养活人。
他开始烦躁，香蕉园像个笼子，囚着他，笼子的铁条看不见，却也掰不断。
工作越来越累，有时又累又烦，阿明会对着香蕉树胡踢乱打一番，或者跳进河里，闭目静泡，半天不愿出来。
他抱着脑袋想，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像我一样岁数的人，里面一定也有许多爱弹吉他唱歌的人吧，他们每个人都在过着这样的生活吗？他们都是怎么活的？我是不是不配弹吉他，我是不是想要的东西太多了？
他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河水清凉，却冷却不了这颗发烧的脑袋。
对岸傣族人的西瓜地里也成片地开满了黄色小花，白天来小河里洗澡的傣族人也一天一天多了起来。小河三四米宽，清澈见底，河底全是细沙，间或散布着一些鹅卵石，河两岸长满了翠绿的凤尾竹。
当地的傣族人在这条河里洗澡的风俗已不知有多少年，天热时，集体沐浴的人上至五六十岁，下至五六岁，小孩儿全部光着屁股，成年男子穿着底裤，女人洗澡时则穿着傣族传统裙子。男女老少赤膊相见，光风霁月，他们搅碎水波嬉戏打闹，笑声飘得很远。
阿明停下手中的活计看着他们，看着看着就看呆了，他取出吉他拨弹，水声交融着吉他声，一时间让人如同入得三摩地。弹着弹着，他不自觉地吟唱起来，没有歌词，即兴吟唱，仿佛长长的叹息，又好似大声的呻吟。
一首歌唱完，心里好似松快了些许，他放下琴，继续干活儿。
当天夜里，阿明刚上床，忽然，六七辆摩托车的马达轰鸣声由远而近，停在了工棚门口，嘈杂的机械声夹杂着些许男女的对话让阿明茫然地坐起。
边民彪悍，与外来人员打架的事件时有发生，阿明不知何时得罪了人家，惴惴然推开门出去看个究竟。
刚出门，一个傣族小伙子迎上来，敞开的衣襟半遮着鼓鼓的肌肉。
他用生硬的普通话问：白天在河边唱歌的人是不是你？
阿明倒退一步：你们想干吗？
傣族小伙子的脸上哗地一下子堆满了笑意，他逮住阿明的手，自我介绍说他叫岩明，白天在河边洗澡时听到阿明的弹唱，很是喜欢，于是约了周围村寨的十个朋友一同来听歌。
阿明松了一口气，邀请他们进屋，十几个人男男女女都笑嘻嘻地看着阿明，他们还带来了一些傣族米酒和酸辣小吃。
三碗酒下肚，阿明敞开了心扉，吉他弹得如流水。
阿明忽然间多了一堆要好的朋友，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过来，和阿明一起弹琴唱歌。他们喜欢他的弹唱，总是不停央求：再来一首，再来一首吧。
转眼泼水节到了，河对岸的西瓜也熟透了，傣族小伙子岩明和他的伙伴们邀请阿明去他们村做客。
中午，全村人汇聚在寺里的大榕树下，佛爷做完了祭祀仪式，男人们从佛寺的储存室里搬出一年才用一次的象脚鼓敲打起来，身着盛装的小仆少（傣族少女）跳起了孔雀舞。
泼水节正式开始了，人们互相泼水祝福，阿明是客人，第一个浑身湿透，他湿淋淋地抱着吉他，一首接一首地给大家唱歌，很快，吉他里也被灌了半箱水，声音奇怪地拐着弯。
太开心了，阿明忘了去担心吉他，他嘴合不上，眼睛和耳朵都不够用了，每个人都在冲着他笑，从童年到少年缺失的欢乐好像都在这一天里被补齐了，这是他第一次正儿八经地过节。
傍晚，岩明家的院子里聚满了亲朋好友，丰盛的傣味摆满长桌。
他从小没吃过超过四个菜的晚餐，在香蕉地的这些日子里，虽然有生活费，但习惯了简朴，每天吃的都是空心菜和莲花白，一日三餐随便打发，现在猛然看到这满桌丰盛的晚餐，眼睛立马拔不出来了。
他使劲掐自己的大腿，告诉自己不能丢人不能丢人……却怎么也咽不完口水。待岩明的父亲说完祝福的话，阿明埋头开吃，他吃得太猛了，手不受控制地频频出击，一筷子菜还没咽下，一筷子菜又塞进嘴里。他不好意思看人，压低脑袋不停装填，仿佛想用这桌美食去填满心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空洞。
吃得正香，后背突然传来一道凉意。
阿明还不明所以，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然后笑了起来。
阿明的嘴巴塞得满满的，他回过头，一个漂亮的傣家女孩捂着嘴笑，手上的竹瓢还在滴着水。岩明的父亲站起身，端杯祝酒道：“小伙子，来喝一杯，你是今天最幸福的人啦！”
在这个傣族村子的传统里，在席间的众目睽睽下，女孩给男孩泼水，是表达爱慕的意思，男生若有意，当席喜结连理。
那个泼水的女孩面颊微红看着阿明，窄窄的筒裙，细细的腰。
阿明傻掉了，落荒而逃。
岩明用摩托车送阿明回工棚。
他在摩托后座上问岩明：我这么穷这么丑，她怎么会喜欢我？
岩明说：怎么会不喜欢你？你唱歌那么好听……
岩明咂咂嘴，叹口气说：可惜可惜，她浇完你水后，你应该浇回去才对，现在你跑了，错过了，不算数了，没戏了……这可是我们寨子里最好看的小仆少。车又开了一会儿，岩明哈哈大笑着说：兄弟，我后背能感觉出你的心跳，咚咚咚的！哈哈，你这个傻瓜后悔了吧？
（七）
香蕉丰收，整车整车地被拉走，经过一个多月的忙碌，采摘告一段落。
一天晚上，农场主来到工棚给阿明结算工钱。
农场主赖皮，轻车熟路地浇下一盆凉水，他理直气壮地说出了一些以前从未提及的苛刻条款。
譬如，生长期因虫害死去的香蕉树要赔偿，挂果期被大风刮倒的香蕉树要赔偿，所有人力不可抗拒的损失都要由阿明来赔偿……七算八算，工钱比阿明预期中的少了几乎一半，而且还要到下一季香蕉成熟时才能一起结清。
阿明不满，想要离开，却又受缚于之前签订的合同，受制于农场主张嘴闭嘴打官司的威胁，他没的选，只能吞下委屈，继续当雇工留在香蕉园。
他长到20多岁一直在中国边陲的底层世界讨生活，没人教他如何维权。
他能做的只有祈祷来年不要再有这么多天灾人祸，期待农场主能发点儿善心，不再刁难。
农场主象征性地留下了一些钱，拍拍屁股扬长而去，没有丝毫良心不安。
临走时，他指着屋角的吉他，对阿明说：你还挺有闲情逸致……
阿明使劲咬紧后槽牙，听得见咯吱咯吱的响声。
香蕉在生长过程中会从根部长出很多再生苗，采摘完香蕉后，需要砍掉主株，只留下长势最好的那株再生苗，这样就不用再从幼苗开始种植，省去了一些麻烦。阿明憋着火在香蕉林里砍主株时，正逢缅甸政府军和果敢特区彭家声部开战。彭家声曾是当年金三角地区有名的“战神”，但那时已临耄耋之年，久未用兵，将庸兵懒，没几天，他的部队便被缅甸政府军打散，其本人也不知所终。
缅甸政府军搂草打兔子，顺势将兵力部署到了左近的佤邦地区，坦克开到了阿明当年修建军校的那个小镇。
佤邦军队和缅甸政府军在小镇对峙了好些时日，听说后来经过好多次谈判才使局势不再紧张。
阿明念起小镇上的集市、录像室，暗自庆幸自己已离开了那里。
战争开始后，难民仓皇逃到了中国边境，中国政府搭建了简易帐篷，把他们安置在指定区域，妇女绝望的眼神，小孩哭闹的声音，让人感到阵阵凄凉。
阿明辗转得到一个消息：那个卖给他磁带和吉他的湖南人，已死于流弹。
湖南人当年赠他的那本《民谣吉他入门教程》他一直留着，扉页已翻烂，用透明胶勉强固定着。
那个耳机他也还留着，捡来的宝贝随身听早用坏了，耳机没地方插。
听说那个湖南人也曾是个弹唱歌手，在他的家乡一度小有名气，中年后不知何故沦落缅甸佤邦，靠卖磁带、卖琴维生。客死异国的人尸骨难还乡，应该已被草草掩埋在某一片罂粟田畔了吧。
阿明买来元宝、香烛，在香蕉园里祭奠那位湖南人，香蕉盛在盘子里，红棉吉他摆在一边。
那几句浓重的湖南腔他还记得呢：
鸟你妈妈个×，你不知道吉他需要按和弦吗？……
要么别练，要练就好好练，吃得苦，霸得蛮，将来你才能靠它吃饭。
……
阿明第二天离开了孟定的香蕉园，临走时没去讨要工钱。
除了背上那把红棉吉他，他身无长物。
阿明没回家乡，他一路向北流浪，边走边唱，一唱就是许多年。
（八）
某年某月某夜，云南丽江大研古城五一街文治巷，大冰的小屋。
三杯两盏淡酒，老友们围坐在火塘边上，轻轻唱歌，轻轻聊天。
在座的有流浪歌手大军、旅行者乐队的张智、“越狱者”路平、丽江鼓王大松……大松敲着手鼓，张智弹着冬不拉，吟唱新曲给大家听。
张智唱的是后来被传唱一时的那首《流浪者》，他唱：
我从来都不认识你，就像我从来都不认识我自己
所以我不停地走，所以我不停地找啊
太阳升起来又落下去，爱人来了她又走了
所以我不停地走，所以我不停地找啊……
小屋的门外站着两个人，静静地听着，一曲终了才推门进来。
来者一位是大松的徒弟瓶罐，一位是个黑黝黝的长发披肩的精瘦男子。
我蛮喜欢瓶罐，这是个朴实的年轻人。他来自临沧乡下，励志得很，来丽江后先是在手鼓店当杂工，又跟随大松学了一年打击乐，然后考取了南京艺术学院。
瓶罐第二天即将赶赴南京入学，临行前来看看我们。
他介绍身旁那个黝黑的长发男子：这是阿明，我的老乡，小时候我们一起在建筑工地上干过活儿。他也是一个歌手，今天刚刚流浪到丽江，我领他来拜拜码头。小屋是流浪歌手的大本营，进了门就是自己人，酒随便喝歌随便唱。广庇寒士的本事我没有，提供一个歇脚的小驿站而已，同道中人聚在一起取取暖。
我递给流浪歌手阿明一碗酒，问他要不要也来上一首歌。
阿明蛮谦逊，推辞了半天才抱起吉他。
他唱了一首《青春万岁》
短暂的青春像是一根烟，不知何时不小心被点燃
美丽的青春就像一杯酒，喝醉再醒来我已经白头
但我没有后悔，我已展示过一回
我没理由后悔，谁也只能有一回
青春万岁，我愿意为你干杯，青春万岁，我愿意为你喝醉
青春万岁，我一直与你相随，青春万岁，再次回头看我也不会枯萎
……
阿明唱完歌，半晌无人说话，我开口问他：是你的原创吗？
他腼腆地用云南话回答：野路子，我没读过书，瞎写的……
张智插话，就两个字：好听！
大军和大松交换着眼神点着头，路平递给阿明一支烟，拍了拍他的肩说：歌词我喜欢。
我用云南话说：兄弟，以后不论何时过来，都有你一碗酒喝。
阿明客气地端起酒碗，环敬一圈，一饮而尽。
都是活在六根弦上的人，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一首歌即可。
就这么着，我认识了阿明。
阿明在丽江找了一份酒吧驻唱的工作，他的作品和唱法异于常人，经常会让客人驻杯发愣，继而满面泪痕。
酒吧老板恭送他出门，说他的歌太沉重，不能让客人开心，太影响酒水销量。阿明不说什么，继续去其他酒吧见工。
兜兜转转，偌大个古城800家酒吧，最后只有一家叫38号的酒吧让他去容身。
38号酒吧离小屋不远，也是个奇葩的所在，老威和土家野夫曾在那里长期战斗过，一个鬼哭，箫声呜咽，一个痛饮，黯然销魂。现任老板阿泰也是奇人一个，自称是画画的人里面唱歌最好的，唱歌的人里面画画最好的，喝醉了爱即兴作诗，不在自己酒吧念，专跑到我的小屋来念，起兴了还会脱了裤子念，大有魏晋竹林癫风。
阿泰识货，阿明留在了38号酒吧，一待就是数年。有时我路过北门坡，阿明的歌声流淌过耳朵，夹杂在其他酒吧劲爆的H曲声中，安静又独特。
阿明每天午夜一点下班，下班后他会来大冰的小屋小坐，我递给他酒，他就安静地喝，我递给他吉他，他就缓缓地唱歌。
几年间，他每天都来，话不多，一般坐上半个小时左右，而后礼貌地告辞，踩着月色离去。
阿明花10块钱买了一只小土狗，取名飞鸿，他吃什么飞鸿就吃什么。飞鸿极通人性，长大后天天跟在他身旁，半夜他推门进小屋前，飞鸿会先进来，轻车熟路地跳到座位上，蜷着身子缩着尾巴。
阿明性格闷，朋友不多，他极爱飞鸿，把它当兄弟和朋友。飞鸿和阿明一样闷，一副高冷范儿，但很护主。丽江午夜酒疯子蛮多，阿明常走夜路，有几次被人找碴儿找事，飞鸿冲上去张嘴就啃，骂阿明的，它啃脚脖子，敢动手的，它飞身照着喉咙下嘴，几次差点儿搞出人命。
狗如其名，整条街的狗没敢惹它的，风闻它身手的人们也都不敢惹它，它几乎成了阿明的护法，24小时跟着他。
一人一狗，一前一后走在古城，渐成一景。
有一天半夜，我问阿明，如果你将来离开丽江了，飞鸿打算送给谁养？
他想也不想地回答：我去哪儿就带它去哪儿……将来去北京也会带着它。
我说：阿明的志向不小啊，将来去北京打算干吗？还是唱歌吗？
他说：是啊，要唱就唱出个名堂来。
我说：有志气，加油加油，早日出大名挣大钱当大师。
阿明笑，说：我哪儿有那种命……能靠唱歌养活自己，能唱上一辈子歌，就很知足了。
我问：这是你的人生理想吗？
他很认真地点点头。
我心里一动，忍不住再度讲起了那个故事：
很多年前，我有几个音乐人朋友曾背着吉他、手鼓、冬不拉，一路唱游，深入西北腹地采风，路遇一老妪，歌喉吓人地漂亮，秒杀各种中国好声音。
他们贪恋天籁，在土砖房子里借宿一晚，老妪烧土豆给他们吃，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连电灯也没有，大家围着柴火一首接一首地欢歌。老妪寡言，除了烧土豆就是唱歌给他们听，间隙，抚摸着他们的乐器不语，手是抖的。
老人独居，荒野上唱了一辈子的歌，第一次拥有这么多的听众，一整个晚上，激动得无所适从。
次日午后，他们辞行，没走多远，背后追来满脸通红的老妪。
她孩子一样嗫嚅半晌，问：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
我第一百次问出那个问题。
我问阿明：若当时当地换作是你，你会如何回答老人的那个问题？
阿明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大冰的小屋安安静静，满地空酒瓶，飞鸿在睡觉，肚皮一起一伏，客人都走了，只剩我和阿明。
阿明的脸上没有什么波澜，他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开口，给我讲述了另一个故事。
这是个未完待续的故事，里面有金三角的连绵雨水，孟定的香蕉园，新千年的建筑工地……
故事里有穷困窘迫、颠沛流离、渺茫的希望、忽晴忽雨的前路，还有一把红棉吉他和一个很想唱歌的孩子。
这个孩子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想一辈子唱歌，同时靠唱歌养活自己。
他是否能达成愿望，还是一个未知数。
那天晚上，阿明讲完他的故事后，也留给我一个问题。
他的问题把我问难受了。
他腼腆地问我：
冰哥，你觉得，像我这种唱歌的穷孩子，到底应该靠什么活着呢？
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酒斟满。
弦调好。
阿明，天色尚早，再唱首歌吧。
听歌的人不许掉眼泪
时光荏苒，眨眼带走许多年。
有人说：小屋是丽江的一面旗，不能倒。
当然不能倒。于我而言，它哪里仅是间小火塘，它是一个修行的道场，是我族人的国度，哪怕有一天我穷困潦倒捉襟见肘了，捐精卖血我也要保住这间小木头房子。
给你讲一个最遥远的理由。
你曾历经过多少次别离？
上一次别离是在何年何月？谁先转的身？
离去的人是否曾回眸，是否曾最后一次深深地看看你？
说实话，你还在想他吗？
古人说：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
古人说：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
古人还说：无言独上西楼……
古人说的不是西楼，说的是离愁。
情不深不生娑婆，愁不浓不上西楼。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怨憎会、求不得、爱别离，每个人的每一世总要历经几回锥心断肠的别离。每个人都有一座西楼。
我曾目睹过一场特殊的别离。
也曾路过一座特殊的西楼。
（一）
不要一提丽江就说艳遇。
那时的丽江地，还不是艳遇之都。
过了大石桥，走到小石桥，再往前走，一盏路灯都没有。三角梅香透了半条街，老时光零零星星地堰塞在墙壁夹角处，再轻的脚步声也听得见。
流浪狗蜷缩在屋檐下舔爪子，虎皮大猫撵耗子，嗖嗖跑在青石板路上画“之”字……远远的是一晃一晃的手电筒光圈，那是零星的游人在慢慢踱步。
整条五一街安安静静的，一家铺面都没有，一直安静到尽头的文明村。
我和路平都爱这份宁静，分别在这条路的尽头开了小火塘。
火塘是一种特殊的小酒吧，没有什么卡座，也没舞台，大家安安静静围坐在炭火旁，温热的青梅酒传来传去，沉甸甸的陶土碗。
木吉他也传来传去，轻轻淡淡地，弹的都是民谣，唱的都是原创。
寻常的游客是不会刻意寻到这里的，故而来的都是偶尔路过这条小巷的散客。他们行至巷子口，觅音而来，轻轻推开吱吱嘎嘎的老木头门，安安静静地坐下，安安静静地喝酒听歌。
那时候没有陌陌和微信，没人低头不停玩手机。
那时候四方街的酒吧流行一个泡妞的四不原则：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不要脸。
火塘小酒吧也有个待客四不原则：不问职业，不问姓名，唱歌不聊天，聊天不唱歌。这里不是四方街酒吧街，没人进门就开人头马，大部分客人是一碗青梅酒坐半个晚上，或者一瓶澜沧江矮炮坐一个通宵，他们消费能力普遍不强，我们却都喜欢这样的客人。
他们肯认真地听歌。
路平的小火塘叫D调，青石砖门楣。
我的，叫大冰的小屋，黄泥砖墙壁。
小屋里发生的故事，三本书也写不完。
游牧民谣在这里诞生，26任守店义工在这里转折了自己的人生。
数不清的散人和歌者在这里勒马驻足，李志在这里发过呆，张佺在这里拨过口弦，李智和吴俊德在这里弹起过冬不拉，万晓利在这里醉酒弹琴泣不成声。
时无俗人论俗务，偶有游侠撒酒疯。
支教老师菜刀刘寅当年在小屋做义工时，曾写过一首歌。
《大冰的小屋》
月光慢慢升起，扔出一枚烟蒂，静静地呼吸
一个女人离去，留下落寞背影，碎碎的绣花裙
昏暗的灯光里，点上一支双喜，满地空酒瓶
一个男人闯进，穿件黑色风衣，背起满脸胡须
……
人群都已散去，门环的撞击，清脆的声音
大冰的小屋，一切都很安静，你我沉默不语
大冰的小屋，一切都是安定，世界陪我一起
大冰的小屋，总有人离去，我们依然在这里
……
时光荏苒，眨眼带走许多年，房租从四位数涨到六位数，丽江的民谣火塘日渐凋零，从当年的上百家到当下这唯一的一家。
小屋是最后一家民谣火塘，不用麦克风不用音响，只唱原创民谣。
有人说：小屋是丽江的一面旗，不能倒。
当然不能倒。于我而言，它哪里仅是间小火塘，它是一个修行的道场，是我族人的国度，哪怕有一天我穷困潦倒捉襟见肘了，捐精卖血我也要保住这间小木头房子。
按理说，佛弟子不该执念于斯，可我有九个理由守住它、护持住它。
给你讲一个最遥远的理由。
就从歌里的那个穿绣花裙的女人说起吧。
那个女人叫兜兜，眉目如画，是我见过的最白的女子。
兜兜脸色白得透明，白得担待不起一丁点儿阴霾。手伸出来，根根是白玉一般的色泽。不知道她是长发还是短发，不论室内室外，她始终戴着帽子，从未见她摘下来过。
她说话细声慢语，笑笑的，一种自自然然的礼貌。
我那时酷爱呼麦，热衷唱蒙古语歌曲，她问我：这是什么歌？
我说：蒙古语版《乌兰巴托的夜》。
她轻轻地挑一下眉毛，眯起眼睛说：真好听……有汉语版么？
那时候兜兜歪坐在炭火旁，头倚在男人的肩头，火光给两个人镀上一道忽明忽暗的金边，她在他的手心里轻轻打着拍子。跟随着吉他的旋律，两个人都微微闭着眼睛。
……
来自旷野的风啊，慢些走
我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
飘向远方的云啊，慢些走
我用奔跑告诉你，我不回头
……
男人眼中泪光盈盈一闪，稍后又慢慢隐退。
兜兜喊他大树，听起来很像在喊大叔，他40多岁的光景，新加坡人。
我和路平都对大树有种莫名的好感。
这是个听歌会动情的男人，有一张温暖的面孔和一双厚实的手。他好像一刻都离不开她的模样，要不然揽着她，要不然让她倚靠在自己身上，要不然把她的手搁在自己的手心里……好像她是只黄雀儿，须臾就会蹿上青云飞离他身边。古人描述男女之情时，并不用“爱”字，而是用“怜惜”一词。
大树没有中年男人的矜持和城府，他对她的感情，分明是一种不做任何避讳的怜惜。不论什么年纪的女人，被百般呵护宠溺时，难免言谈举止间带出点儿骄纵或刁蛮，兜兜却丁点儿都没有，她喜欢倚靠在他身上，好像他真的是棵大树，承担得住她所有的往昔和未来。
（二）
他们都爱小屋，经常一坐就是一个晚上。
那时，来小屋的人一半是客人一半是歌手，经常是歌手比客人还多。
流浪歌手们背着吉他，踩着月色而来。有人随身带一点儿花生，有人怀里揣着半瓶鹤庆大麦，诗意和酒意都在六根弦上，琴弦一响，流水一样的民谣隔着门缝往外淌。
时而潺潺，时而叮咚，时而浩浩汤汤，时而跌宕。
靳松的歌最苦×，小植的最沧桑，大军的歌最温暖，我的最装×，菜刀的歌最奇怪，各种肾上腺素的味道。
那时候，菜刀已经开始在宁蒗山区的彝族山寨当支教老师。他在小屋当义工时基本的温饱有保障，去支教后却基本没有了经济来源，我让他每过几个星期回丽江一趟，把小屋的收入分他一部分当生活费。他知道小屋存在的意义，故而并不和我瞎矫情。
菜刀最初写歌是我撺掇的，我一直觉得他骨子里有一种很硬朗的东西，若能付诸音乐的话，会创作出很奇特的作品。他采纳了我的建议，边支教边写歌，后来制作了一张自己的民谣专辑，每次回丽江时，都站在街头卖唱、推销CD，打算用卖专辑CD挣来的钱给孩子们买肉吃。
他实在是没钱，手写的歌词单，封套也是自己用牛皮纸裁的，有的是正方形，有的是梯形，比盗版碟还要盗版，故而几乎没人愿意买。
一箱子碟卖不出一两肉钱，菜刀很受打击，一度有点儿沮丧。
有一天，菜刀从街头回到小屋后，情绪很低落，一个人躲在角落里闷着头，我随口问他今天的销量如何，他用手比出一个“0”，然后苦笑了一下，很认真地问我：大冰哥，你觉得我真的适合唱歌吗？
我说：啊呸，不就是碟片卖不出去吗，至于吗？
当着一屋子的客人的面，我不好多说什么，递给他一瓶风花雪月让他自己找酒起子。菜刀好酒，一看到啤酒眼里长星星，喝完一瓶后很自觉地又拿了一瓶，很快喝成了只醉猫。喝完酒的菜刀心情大好，他美滋滋地拿过吉他拨弹几下，高声说：接下来我给大家唱首原创民谣……
我说你省省吧，舌头都不在家了还唱什么唱。
他不听劝，非要唱，且满嘴醉话：今天晚上就算是我的原创音乐告别演出了……以后我再也不唱自己写的歌了，以后大家想听什么我就唱什么，我唱五月天去……我唱TWINS（香港女子歌唱团体）去……
他弹断了三弦，把自己的作品唱了两首半，剩下的半首还没唱完就抱着吉他睡着了，不一会儿，呼噜打得像小猪一样。
菜刀年轻，众人把他当孩子，没人见怪，大家该喝酒喝酒，该唱歌唱歌。我起身把菜刀横到沙发上睡，喝醉的人重得像头熊，好半天才搞定，累得我呼哧呼哧直喘气。
正喘着呢，兜兜说：菜刀的CD，我们要十张。
我吓了一跳，十张？
大树掏出钱夹子递过来，兜兜一边数钱一边悄悄说：别误会，我们是真觉得他的作品挺不错的，真的很好听，他不应该放弃。我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先买十张好吗？
她把钱塞进我手里，又说：明天等菜刀老师醒了，能麻烦他帮忙签上名吗？
菜刀趴在卡垫上一边打呼噜一边滴答口水，起球的海魂衫一股海鲜味，怎么瞅也不像是个给人签名的人。
那应该是菜刀第一次给人签名。
他借来一根马克笔，把自己的名字在报纸上练了半天，往CD上签名时他是闭着气的，力透纸背。
他搞得太隆重了，像是在签停战协议。
兜兜接过专辑时对他说：菜刀老师，我喜欢你的歌，虽然发音很怪，但你的歌里有情怀。加油哦。
在此之前没人这样夸过他，我们一干兄弟在一起时很难说出褒奖对方的话，这算是菜刀靠自己的音乐获得的第一份认可。
我在一旁看着这一幕直乐，菜刀老师像个遭到表扬的小学生一样，耳朵红扑扑的。他努力调节面部的肌肉，想搞出一副淡定的模样，却怎么也合不拢嘴，没办法，菜刀老师的门牙太大了。
精神状态决定气场，此后菜刀的街头演唱充满了自信，虽然销量还是很差，但再没听他说过要放弃原创这一类的话。
他把那种自信的气场保留了很多年，他曾站在《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理直气壮地说：我写歌是为了给孩子们挣买肉吃的钱。也曾站在《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说：我是一个支教老师，但也是一个民谣歌者。
菜刀后来接连出了两张专辑，都是在支教工作的间隙写的，他的歌越写越好，第三张专辑和第一张相比有天壤之别，慢慢地，他有了一群忠实的音乐拥趸，也影响了不少后来的年轻人。
最初唆使菜刀写歌的人是我，最初帮他建筑起信心的人却是兜兜和大树。
兜兜和大树不会知道，若无他们当年种下的那一点儿因，不会结出当下的果。有些时候，举手之劳的善意尤为弥足珍贵。
虽然我不确定他们当年买碟时，是否真的爱听菜刀的歌。
兜兜和大树还帮大军卖过CD。
大军是我的仫佬族兄弟，胡子男、音乐疯子、资深流浪歌手。我不喜欢结交不三不四的人，所以我认作兄弟的人一般都很二，大军是个中翘楚，他那时候刚干了一件二到家的事情——把累年16万元的积蓄取出来，倾其所有制作了一张专辑。
他的这张专辑叫《风雨情深》，塑封的外壳，铮亮的黑胶盘，制作精良、内外兼修，编曲和录音不亚于一个出道歌手的专辑品质。
但花了16万元啊！有这个必要吗？
我骂他败家，骂了半个多小时：你花一万两万做个好点儿的DEMO（样片）就得了，有必要把全部身家押上去吗？你有几个钱能糟蹋？一张碟你卖50元的话，得卖3200张碟才能回本。你能保证丽江天天不下雨吗？这里半年是雨季！你能保证琴被城管没收的时候碟片不会被没收吗？你又不需要打榜又不需要拿金曲奖，你这16万元等于是打水漂儿啊，吧啦吧啦吧啦……
我负责骂人，大军负责被骂，一边还笑眯眯地喝茶。
大军很包容地看着我说：可那是我自己写的歌啊。
我形容不出那种眼神，好像他是个戴红箍的，我是个随地吐痰的。
新碟出来后，大军继续以卖唱为生，计划着攒够了钱再出第二张，他甚至已经把第三张碟的封面都找人画好了。我计算了一下投入产出比，回想了一下自己认识的那些心狠手辣的理财经理，没有一个黑心理财经理的手段有大军对他自己狠。不过说实话，大军唱歌确实好听，他有自己独特的嗓音和风格，老暖男一枚。大军气场很独特，他在街头唱歌时简直可以用不卑不亢来形容，你若给他鼓掌，他是面带微笑宠辱不惊的。收钱时他有种天经地义的理直气壮，他会说：哎呀，谢谢你支持我的音乐……我的碟好啊，什么电脑都能放出声音来……
每回听他说这句话，我都暗暗咽下一口血，眼前飞过一只乌鸦，尾巴上拴着个牌子，上面写着：16万元。
大军每次都强调自己碟片的播放质量，还真有较真的客人要现场验证的，有一个时期几乎是五分之一的比例。没办法验证人家就不买，交了钱的也把钱要回来，这对生意的影响比较严重，我劝他改改广告词，他不听，坚持认为自己的碟什么电脑都能放出声来……可大马路上上哪儿找电脑去？
没想到电脑自动出现了。
不知从哪天开始，大军街头卖唱时，兜兜和大树天天去报到，大树背着他的笔记本电脑，一张一张地帮买碟的客人验证碟片是否能放出声音来。兜兜坐在他旁边，细心地帮忙拆封又重新包装好。
人是很奇怪的动物，之前是每五个人里才有一个要求验证，现在硬件设施一到位，几乎人人都要求验证，大树天天把电脑充满了电拿到街头，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废掉了光驱。
大军过意不去，请他们两口子吃饭，他们笑着拒绝，转过天来换了新光驱又来帮忙做验证。
我们一帮人都过意不去了，死说活说才说服他们赴一次宴，席间推杯换盏相谈甚欢，一个不留神，他们悄悄埋了单。
（三）
我忘了兜兜和大树在丽江盘桓了多久，好像有一个多月，他们从客人变为友人，每天到小屋来报到，大家相处得很融洽。
他们在丽江的最后一夜，兜兜拿出一支录音笔，擎在手上录歌。
过了一会儿，大树也伸出一只手，托住她的手和那支录音笔。
手心朝上，轻轻地托住。
这一幕小小地感动了我，于是唱结束曲时，再次为他们唱了一首《乌兰巴托的夜》，蒙古语版加贾樟柯版，没用吉他和手鼓，加了点儿呼麦，清唱了六分钟。
别林特里，苏不足喂，赛义何嘞
也则切，亚得啦，阿木森沉么
别奈唉，好噻一亚达，嗦啊嗦
安斯卡尔嗒嗒啊，沉得森沉么
乌兰巴特林屋德西，那木哈，那木哈
啊哦陈桑，郝一带木一带木西，唉度哈
……
游飘荡异乡的人儿在哪里
我的肚子开始痛你可知道
穿越火焰的鸟儿啊不要走
你知今夜疯掉的啊不止一个人
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那么静
歌儿轻轻唱，风儿静静追
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那么静
听歌的人不许掉眼泪
……
大树貌似在轻轻颤抖，他调整了一下坐姿，一支空酒瓶被碰倒，轻轻叮咚了一声。这首歌是我的挚爱，那次演唱是状态最好的一回，故而留了邮箱号码，请他们回头把电子音频文件发给我。
兜兜微笑着点头，然后站起身来伸出双臂，说：能拥抱一下吗？
拥抱？
我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尴尬，已被她轻轻揽住。
她把下巴搁在我肩头，轻轻拍拍我的后脑勺，说：弟弟，谢谢你的小屋。
我说：客气什么呀……下次什么时候再来丽江？
兜兜轻轻笑了一声，没接我的话，自顾自地轻声说：多好的小屋哦，要一直开下去哦。
她没说再见，拉起大树的手，转身出门。她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印象，是扑簌在夜风中的那一角碎碎的绣花裙。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载有音频文件的邮件，以及一封短信。
信很短，只有一句话：
音频文件在附件里，弟弟，真想再听你唱一次《乌兰巴托的夜》。
我懒，回信也只写一句话：文件收到，谢谢啦，有缘再聚，再见。
每个人是每个人的过客，和谁都不可能比肩同行一辈子，再见就再见吧。
我与兜兜自此再未见过面。
有一年，有客人从西安来，一进门就满屋子上蹿下跳地大呼小叫：额们西安有一家酒吧和你这家酒吧简直一模一样。
我说：你个瓜怂，踩碎我们家的接线板了。
我心下略略生疑，但没怎么当回事。
小屋的前身是老年间丽江古城唯一一家花圈店，变身酒吧后被挖地三尺改成了个半地窖的模样，类似汉墓内室的棺椁模式，且四壁灰黄古旧，正宗的泥坯草砖干垒土墙……在整个丽江都是独一份，怎么可能在千里之外的西安会有个酒吧和我的小屋一模一样？
还有蜡烛塔。
你说的那家酒吧怎么可能有我们家这么大只的蜡烛塔？一尺半高呢，多少年来不知多少滴蜡泪生生堆积起的。
西安客人：真的真的，真的一模一样，墙也一样，蜡烛也一样，额没骗你……我说：你乖，你喝你的啤酒吧，别BB了……
此后的一两年间，接二连三地有人跟我说同样的话，一水儿的西安客人，他们每个人都信誓旦旦地说：没错，那家酒吧和你的小屋一模一样。
一样就一样呗，未必我还要飞越半个中国去亲身验证。
我问他们那家酒吧的老板是谁，有人说是一对夫妻，也有人说只有老板，没有老板娘，老板好像是个新加坡人。
新加坡人，会是大树吗？
我很快推翻了这个猜测——若大树是老板，兜兜怎么可能不是老板娘？
此时的丽江已与数年前大不相同，五一街上酒吧越开越多，像兜兜和大树那样肯安安静静听歌的客人却越来越少。好几年不见了，忽然有一丁点儿想念他们，我翻出兜兜的邮箱地址给她发邮件：
新酿的青梅酒，当与故人共饮，和大树一起回小屋坐坐吧，我还欠你们一首《乌兰巴托的夜》。
点发送键时，我心想，这么久没联系，说不定人家早就不记得你了，这么冒昧地发一封邀请信，会不会有点儿自作多情了？
邮件发完后的第三天，一个男人推开小屋的门，他用新加坡口音的普通话说：大冰，来一碗青梅酒吧。
我哈哈大笑着上前拥抱他，我说：大树！你是大树啊！
我拽他坐下，满杯的青梅酒双手递过去，我仔细端详他，老了，明显老了，鬓角白了。
我一边给自己倒酒，一边问他：大树，怎么只你自己来了，兜兜呢？
他端着酒碗，静静地看着我说：兜兜不在了。
（四）
兜兜和大树的那次丽江之旅，是她此生最后一次远游。
大树和兜兜最初是异地恋。
大树工作在广州，兜兜那时做独立撰稿人，居住在西安。
两个人的缘分始于一家征婚网站。
在旁人看来，故事的开端并不浪漫，他们并没在最好的年纪遇见彼此。
兜兜遇见大树时已近30岁，大树已过不惑之年。
大树从小是家中的骄傲，在新加坡读完大学后，在美国拿了MBA硕士学位，之后辗转不同的国度当高级经理人，人到中年时受聘于广州一家知名外企，任财务总监。在遇见兜兜之前他把大部分的精力倾注在事业打拼上，生活基本围绕着工作展开。
二人都是情感晚熟的人，在遇到对方之前，两个人好像都在不约而同地等待，从年轻时一直宁缺毋滥到青春的尾端，直到对方的出现。
很多事情很难说清，比如一见钟情。有人在熙攘的人群里怦然心动，有人在街角巷尾四目相对，也有些人像兜兜和大树一样，在虚拟空间里一见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