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帝！”萨拉喘息着说。
“你一定是基督徒了。”我说。
“你说什么？”
“别说了。”
“我在问你呢。”
我叹息了一声，危机避免了，可我的肾上腺素像是丢了似的。身子侧面疼痛难忍；要是胁骨断了，那就得开车去医院，可是一想到那编得天衣无缝的谎言，就叫我筋疲力尽。“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过去是它在寻找我。现在又重演了。”
“你在说什么呀？”
我在回忆她的事，想对她的能力做出判断，尽管对她了解得不多。“有时，你开始想躲避某些事情时，就难得停下不做。”我又侃起那些陈辞老调。她嘴里嚼着东西，好像听懂了我的话。我本想多说些事给她听，胡扯！想圈弄我，我早就看透了，我跟你说实话，对所有的人说真的吧。
“这狗……妈妈……。”过了好长一阵子她才说话。
“在狗的事情上我做的有些不对，但是你妈妈和姐姐要比你安全得多。”我对她说，“她们可能吓坏了，但你爸爸和哥哥很快就回来了。”
“六年前，十一月份，爸爸和其他人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当时爸爸喝醉了。”
她的话压住了我的自怜，使我感到一片空虚，也不敢看她的脸，除了说些老生常谈的话之外，再也没有话可说了，我坐在那里一声不吱。
“我们在这里安全吗？”她的声音有些颤抖，眼泪好像就要掉出来似的。
“不太安全，”我托实说出。这时路面好像应了我的话变得弯曲坎坷起来。我使劲地转动方向盘，这时身子的侧面像似用什么东西捅了一样地疼。我用双脚踩住刹车，但是一点都不起作用。在这湿漉漉的路上，这辆小车就像一个油罐车。萨拉拉下了紧急掣动闸，车便滑向路边，开始在原地打转转。我很快就意识到方向盘从我的头上挤了过去，胳膊顶在脸上。当我睁开眼睛再看时，我们之间的距离大约有十码左右。那辆大众车空转了一会儿，呼喇呼喇响了一会儿就没声了。我粗算了一下，从家到这里我们大约走了六七英里的路。
“我的车！”萨拉喊道。她冲了出去，绕着车直跺脚，脚下的泥水四溅。车的左边有两处破损，就停在用来固定铁蒺藜的一对桩子前边。“我的车啊！”萨拉说着便大哭起来，两手不停地捶打着车棚。这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抚摸着她的胳膊，把她的头搂进了怀里。我明白了这一切。过了一会儿，她才渐渐地安静下来，向后退了几步，不再哭了。
“我得走了”，我对她说。我能够感到它就在后面的什么地方，但我还得往前赶七英的路，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它善于短跑，而我则喜欢长距离跑。身子侧面不那么疼了……也许根本就没事。待我完全处于领先地位时我再去好好地检查一下身体。这时想起我那个装着钱的背包丢在戴尔家的车道上。总之，戴尔应该得到钱。
“等一下，伙计，什么事？你要上哪儿？”
“萨拉，没时间问了，对不起。对不起让你的狗和车都受损失了。……”我不喜欢那种说话的方式，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钱几乎都在那个包里，也许戴尔已经得到了，他可能和你对半分。我们之间能够相互理解，谁知道我在哪里？我得走了。”
“等一下……”
我记得在蒙大拿路边的一个景色：红色的马路和弯曲的金属。
“呆在这里，你这个蠢家伙！跟我来，好吗？还有八个星期就到二年了，一直叫我不舒服。你都看见了。你真的就想中止我们之间的联系吗？”
她问得不多。总之就是把它带回去。我们不清楚那小东西是怎么走丢了的，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也从未想过把它带回去会这么难。但是这时走廊关上了或者转移了，我就找不到它了……他们就会把我给抛弃了，而不是我们把它给扔了。另一个门也许在什么地方开了，我们会找到它的。
萨拉希望我去，也许我应该去，可我倒没去想它。不过已经说过我真的不理解这里的人。
“我看有些事是不可能的，”她说，“有些事根本就不存在。我想同一个戴红帽子的乡下农民结婚，然后开始抚养孩子，在这之前，我想去干件冒险的事，我想……”
我没有对她说这是不可能的，尽管想一下最好客气一点才好。我没有上车，摘下了太阳镜。
“怎么样？”我说，敲了敲上面的照片。
她看了看，深深地吸了口气，回头对我说，“他们都去世了。”
“不是全部。”
“忘掉他们。”她说，停了好长时间才说出这句话，好像这话伤了她的心。
我摇了摇头说：“你不能。”
“我忘不了就在这里我失去了我们，我得花费了我毕生的时间来等待这种事情再次出现。”
“在这里人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只有失去。回家吧。上午，为这事写点曲子，如果我到了什么地方，我会惦记着你的，这行了吧？”
“不行，”她说，“这不行！”
我们又把那辆大众牌车开到路上，向北开去，一路上遮阳镜都没有放下，她不断往后看着那个小东西，就像一个赌徒在口袋里摸索自己那最后一个硬币似的。她把车开走了，就像那天下午一样没有回头，只是摆了摆手，就把我扔在她遇见我的地方。
就在赫利索帕外面，我搭上了一辆从切维特开来的车，车的后视镜上印着“杜克大学”的字样。上车时，我有点迟疑，往南看了最后一眼，感到脑海中产生一种想法。车开后才想到就是在那时她也应该改变想法，那辆大众牌破车也许会开到街角。即使开来，我早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