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 年。
清政府风雨飘摇，慈禧下变法诏。
张之洞大倡新政，辜鸿铭腹诽不已。
庚子一役，国事日非，抱残守缺的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帝国主义列强这一场联合风暴几乎撼动了清政府的根基。
同时，忧国忧民的伟大的民主革命者孙中山先生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很快扑灭了这场革命。然而这场革命之火注定要烧得更熊，腐朽的大清帝国材质已经干枯，火星一来，必呈燎原之势。
孙中山，名文，字逸仙，1866 年出生。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
青年时代，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接受西式教育。1894 年上书李鸿章，提出改革的主张，遭拒绝，遂走檀香山，建立起中国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1895 年设兴中会总会于香港，策划广州起义，事泄，亡命海外。1900 年组织惠州起义，失败，远走海外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05 年8 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此后多次发动反清武装起义。1911 年辛亥革命后，回国领导革命。1912 年1 月1 日于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中华民国。2月13 日，被迫辞职，让位于袁世凯。1913 年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1914 年6
月在日本东京建立中华革命党。1915年，为反帝制复辟，参加护国运动。1917
年在广州领导护法运动失败。1924 年1 月，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同年11 月应邀北上，1925 年3 月12 日病逝于北京。
慈禧太后带着一帮皇子皇孙东奔西窜，心魂胆魄具受震动，深感宗社倾覆，不得不捡起她亲手扑灭的“维新”旗帜，美其名日“新政”，以图救治危机时局。
1901 年1 月29日，避难西安的慈禧，以自己和光绪帝的名义下“变法诏”，指陈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欲求振作，必当更张。诏书中说：
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理，无一成不变之法治……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此日月之照也；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起用张之洞《劝学篇》详加阐述的“中体西用”学说，把一帮东南互保的封疆大吏重新纳入朝廷控制之下，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弥合了几乎分裂的统治集团。
为筹办新政，清政府于1901 年4 月21 日设立督办政务处，委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麟为督力政务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遥为参预政务大臣。
从此，清政府颁行了一系列上谕，设外交部、废武举、建武备学堂、派遣留学生出洋、废科举、兴学堂、酝酿实行立宪……，广泛展开上层改革。
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李鸿章是操纵这次新政的主角。李鸿章、刘坤一、分别在1901 年、1902 年先后死去。李鸿章临死，推荐袁世凯自代，袁世凯成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之洞、袁世凯成为清末新政最显赫的两个角色。
张之洞在成功策动东南互保后，声望大增，显然以百官之首自任，举足轻重，于1902 年，会同刘坤一连上三疏：七月二日，《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
七月八日，《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
七月九日，《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
合称《湖广、两江总督合奏三疏》，即著名的变法奏议三折，疏中强调不变何以为国，认为当兴学育才，总结他在湖广、两江施行的经验，推向全国。同时强调革除积弊，仿效西法，兴办实业，自称决非扰乱纲纪的康有为所倡的种说谬论，乃是三十年来奉旨陆续兴办的经验总结。
三疏一上，慈禧太后阅后，脸上神色阴晴不定。似喜似忧。家国之念涌上心头，不无感伤，低沉沉叹道：
“法是好，只是无人办。”
看来慈禧太后亦深知，大清帝国此时已是病入膏肓，无药可疗。即使有良方圣药，也不知从何处入手了。此新政连慈禧本人都骗不了，不过徒媚外人，欺骗国民而已。
张之洞却一边上疏朝廷，积极参议新政，一边继续在湖广总督任上大力推行他一直在进行的洋务。不过现在是美其名日新政了。张之洞自云他的一生宗旨离不了新政二字，他曾对他的侄女婿黄绍箕说：“我从政有一定之宗旨，即：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十六字，终身持之，无敢异也。”
张之洞着手将早年兴办实业学堂、军事学堂大规模扩展，准备创办一些普通教育学堂。特别是在兴办各类学堂的过程中，深感师资难得。为解决师资之急，他曾从经心、两湖、江汉三书院选派优等生赴日本学习师范。即使刘坤一死后他暂署两江总督亦未停顿。从1902 年开始，创办一些师范学堂，如：湖北师范学堂，1902 年开设，以追随他来湖北的武昌和府梁鼎芬为监督。
两湖师范学堂，1904 年七月，委派梁鼎芬将两湖高等学堂改作两湖师范学堂。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就毕业于该校。闻一多先生亦就读该校的附属小学。
湖北师范传习所，1903 年开设。
支郡师范学堂，1905 年开办，为府县培养师资。
梁鼎芬为给张香帅捧场，创开学会，特联络通省当道官员，于某校举行，教员学生到者数百人，官员亦不少。
梁鼎芬派东洋留学归来的刘某致辞，念的是梁早已准备好的一篇辞藻华美、为张之洞大唱赞歌的长篇颂词。
刘某站到台上，一口湖北官话，琅琅高读，极为卖力，抑扬顿挫，兴会淋漓。下面来宾，坐者无不肃然静听。诵读刚完，当时还未兴起鼓掌，众人正在回味之际，突听得一响亮的声音，接着话头朗吟：“呼呜哀哉，尚飨！”
众人顿时大笑不已，回首齐看，原来辜鸿铭在一角落里，正自兀然高座，一副妙态，洋洋得意，沾沾自喜，硬将梁鼎芬费尽心思、搜寻美仑美奂妙语。
铺缀而成的一道颂词，比着一篇祭文了。因为古人祭文总是念给死者的后人听，莫不大唱赞歌，只恐其少，不怕其多。
气得梁鼎芬脸色铁青，久久不发一语，只有香帅仍自坐在那里毫不变色，充耳不闻，似未听到过一般，眼睛也没眨一下。
张之洞对他手下的这个谋士，还是很能容忍的，这既缘于张之洞的雅量，但最重要的还是他对辜鸿铭的赏识，所以能对辜鸿铭的任气忤物，多加容忍。
就在1902年，慈禧太后生日，举国上下举行万寿节庆典时，辜鸿铭又发惊人议论。
这日，张之洞总督府上张灯结彩，铺张扬厉，花了无数银两，邀请驻武汉各国领事，大开筵席，并广招军界、学界人士，高奏西方乐曲，杯觥交错，喜气洋洋。这时正逢圣谕令举国传唱爱国歌，辜鸿铭心下大有感触，遂问梁鼎芬：“星海，满街都在唱爱国歌，怎么没有听到人唱爱民歌呢？”
梁鼎芬知他心有不平，必有妙语，遂怂恿道：“汤生兄何不编他一首？”
辜鸿铭略一沉思，脱口而出：
“我已得四句佳句，想不想听？”
“当然愿意听了。”
随即高声吟道：
“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话音刚落，听者无不色变，还是张香帅充耳不闻，正自津津有味品着一杯美酒。要知，此直接对着老佛爷骂过去的话，可是天大的罪状，谁知他老先生随口即说，香帅也左耳进，右耳出。好一个明主，好一个谋士！
辜鸿铭早先在《日本邮报》上发表的《尊王篇》中为慈禧太后吹捧，可他是清醒的人，那是骗骗洋鬼子，我民心犹在，士气犹存。心底下，却是腹诽颇多，这只不过是其偶然冒出的一点点而已。
在创办学校的同时，张之洞还大量派遣留学生，早在1898 年，即派一百五十名两湖子弟前往日本学习武备、格致、农、商、工诸艺。他对派遣留学生的热衷，是由于急需洋务人才。而他派留学生的方针则是西洋不如东洋，一则日本近，费用少，易考察；二则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三则，日本人已对西书作了处理，便于学习。因此在1898 年后近十年间，大量派出湖北学生游学日本，达数千人之多。1903 年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选派江南水师学堂毕业生十六人赴美、德学习军事，同年湖北派出八人赴德，四人赴俄，二十四人赴比。
张之洞对于国外留学生接受新思想，宣传改革、革命的信念，时有所闻，但他却不知道时势变化，在他看来：
“留学生，年少无训，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加以引导。”
1903 年9 月，张之洞上奏清廷，条陈饬筹防范之法，清政府根据他的意见，颁布《约束游学生章程》和《奖励游学生章程》，对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的学生，立即命其停止，如有不从，即命退学。同时又施之以恩惠，对循章守法的学生，赠以举人、进士出身等奖赏，恩威并济，试图以利吸引学生。
殊不知，此利禄一途大开，本为冷门的留学。多是一帮困穷或求真知者的途径。一变而为大热门，以出洋为猎官之捷径，当官在中国，好处是太多了，一登官位，手下百姓的钱财是他的自不必说，就是命也是他的，如何不令人眼红？稍有家资者无不纷纷出洋，以期镀金回来，挣个大红顶子，再做个三年清知府，弄到十万雪花银，太诱人了。而一帮真正忧国忧民的学人，却仍热衷于探求救国之路，原非张之洞的势利之心所能诱动的。辜鸿铭对主公此举，大为不满。
这一日，有大批留学生又要派赴外国，张之洞亲自为他们饯行，酒酣耳热之际，学生们一致请张之洞讲儿句，张之洞也正要告诫他们，欣然说道：“你们到了西洋，要好好努力，认真求学，学得一身本领，将来回到祖国，为国家效命出力，挣个红顶子，做大官，那是很容易的事情。希望诸君勉之，不要信那些异端邪说，闹嚷嚷无所作为。不小心还会坏了诸君的性命。”
辜鸿铭听他如此说，大不以为然，私下里对人说：“香帅只知利害，不知是非。是非之论，他听不进去；只有利害呢。他还能接受。”
此话传到张之洞耳里，张之洞大怒，立即把辜鸿铭叫来，训道：“谁说我只知利害，不知是非？如果我只知利害，岂不早已有万贯家私？
所谓利者，在哪里？我讲究的不过公利而已，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则不能不讲。”
辜鸿铭针锋相对地答道：
“当初，孔子不言利，然而孔子就讲私利吗？”
张之洞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认为公利私利大有区别，公利不可不讲。最后辜鸿铭讥讽道：
“《大学》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然而小人为了国家讲富强，岂不是说公利吗？香帅诱学子以名利，恐怕遗害不浅。香帅学识丰富，难道没有看过袁枚说的一则故事？”
张之洞一愣，不知他如何扯到袁枚身上，愕然问：“又与袁枚什么相干？”
“那也很简单，袁枚的故事不过是说。从前有这么个人，因为无子，终日忧心忡忡，求教于人。别人告诉他，只要能学学禽兽的样，必定会有子女。这人惊讶异常，问是何缘故。那位出主意的告诉他，男女交合，万物化生。此处是只有人欲没有天理的。现在的人年过四十，就有了传宗接代的想法，将天理掺加入人欲当中，不仅欲火不能旺盛，难以尽怀，要怀孕当然难了。而且以人胜天，是造物之大忌。难道不见牛羊犬豕乎！其交合，如神射手一般，一发一中，百发百中，是什么缘故？那是因为禽兽无生子之心，阴阳自然鼓动，行其所不得不行，止其所不得不止，因此其繁殖生育，可以说是势所必然。”
张之洞面带窘色，犹有小忿，说：
“这又与利害有何关系？”
“香帅，关系大着了，你这番不断派人出洋留学，诱人以功名利禄，此乃等而下之者，再则诱人以报效祖国，既有谋利谋官之心，又有为国效命之想，岂不是存了传宗接代之心？如此三心二意，岂能学有所成，徒增几个想当官的而已。更何况派出去的留学生，大半是去挣洋功名的，国学根基虚浮，好高夸大，回国之后，妄自尊大，不屑与国内学人同列，未先尝试，即求大用。宁为高等游民，不肯屈就卑职微俸，处处以洋人为规矩，不明国情，趾高气扬，自以为是。在我看来，祸中国者，官僚而外，即留学生。”
张之洞为之气结语塞，支支吾吾，默默端起茶杯，不再言语。
日后，辜鸿铭有位老友的孙儿清华毕业后，将赴美国留学，前往他府上拜访，辜鸿铭听说这位后生将赴美学商科，很不赞成，说：“你家乃书香门第，竟允许乃孙出国学做买卖，实为奇耻大辱。”
随即以四书中一段话，让小伙子译成英文，小伙子随口译来，令辜鸿铭大为感叹：
“如此英文水准，学商，太可惜了。”
辜鸿铭不仅对于留学生不满，而且对于崇洋媚外者也大为不满。固步自封的天朝上国自从洋人打进来后，信心尽丧。同光以后，争以洋气为尚，一登洋地，身价倍高，特别是留洋学生可以授举人、进士，国人更是趋之若鹜。辜鸿铭大作讥讽，说：
“想当初范蠡浮海出齐，隐姓埋名，自称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大约就是当年华侨。想当日，齐国穷无聊赖之一般官绅，必大开欢迎会，必定还请了招待员，挂国旗，奏军乐，吃大餐，有一番大热闹。可惜太史公纪陶朱公事，未曾将此热闹情形以龙门之笔描写出来，至今犹令人费三日思。”
张之洞在处理人才问题上，一直十分矛盾。作为封疆大吏，他十分注意引荐、培养和任用通晓近代知识的人才，谋士辜鸿铭，即是位通哓世界事务的专家，见解学识，胆量气魄均属一流。特别是他的任气忤物，无所不骂，无所不讥，能为明主张之洞赏识，足见谋士对明主之敬佩，明主对谋士的优容。
一时，张之洞幕下人才济济，这也是谋士辜鸿铭极敬佩的。同时他又向清廷大量推荐人才，晚清名流学者自称门生，出其门下者无数。
当此，天下日益混乱，局势不明，举天下之人皆在寻求不同的方式，既为自己的发展，也为帝国的前途，纷纷攘攘，一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革命的风潮已吹来，弄潮的革命者用报纸作为阵地，多是单身上阵，骑匹瘦马，向大清王朝挑战。1903 年，章太炎、邹在《苏报》上，大骂清王朝，嘲“载湉小丑、未辨菽麦。”
张之洞即刻表现出与章、邹不共戴天的仇恨，虽然最后没有将章、邹容捉拿归案，但可以看出，张之洞的嗅觉已发现吹覆大清王朝的飓风即将登岸了，他决心全身心投入扑灭这场大火。
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 年。
张之洞奉旨入京，辜鸿铭随行。
辜鸿铭首次得见天朝威风，大发感慨。
1903 年初，张之洞奉旨入京陛见，带着辜鸿铭、梁敦彦起程，五月十六日抵达京师。此时正值晚清重臣李鸿章去世，舆论一致认为张之洞将握政柄，大受重用。但此时朝中亲贵以满族为主，庆亲王奕劻为首的一班大臣因张之洞秉执大权、带头策划东南互保，对他大为不满，因此被凉在一边，进退维谷，尴尬之极。幸喜此时，清廷正筹议全国学制改革，张之洞素以知学著称，特别是在湖北兴学育才，名闻遐迩，乃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于此中利弊认识最深，清廷遂委任张之洞会商学务，由他主持了一系列教育制订制度的工作。
七月，设定《约束游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
八月，奏定《约束出洋游学生章程》、《奖励游学生章程》十二月，奏进和通过《重订学堂章程》。
此年正当癸卯年，所以称“癸卯学制”。这是我国正式颁布的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的学制，施行到辛亥革命为止。以后，民国年间提出的几个学制，也与此大同小异。
张之洞在制定学制时，同辜鸿铭反复讨论，最后，决定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旨，强调：
“中国圣贤经传无所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
著名史学家王国维先生质问：“若不改此根本谬误，则他日二科（指经学、文学二科）中所养成之人才，其优于占毕帖括之学者几何？而我国之文学经学不致于坠于地不已，此余所不能默然而息者也。”
张之洞的这种观点还受到当时主张西学的梁启超等人的驳斥，留日学生尖锐抨击说：
“（张之洞）平日守数千年文章诗赋之旧，傲然自负为通学，耳食一二西事，知之未全。便又自以为深通西学，于文明之学术，未尝梦见，亦未肯虚心求益。”
于此可以看出张之洞一身执持不移的汉宋学术精神，昧于世界大势，津津乐道于此邦文物制度，由此入于魔障，终以“新政”竟其一生。
而首次来到天朝帝都的辜鸿铭，一方面协助张之洞会商学务，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帝都风范上。这里是天朝的心脏，神话般的东方巨龙之首，这里的一切都在诉说着一个古老的神话——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精心安排，色彩威严，檐飞角斗，庄严肃穆的紫禁城，从南到北，一字排开，前门、天安门、午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在一条中轴线排列着。静，静得肃穆；大，大而无外。红墙碧瓦在夕阳下显然竟是如此的浩大，庄严。天坛、地坛、日坛、月坛、颐和园、北海、荒草凄凄的圆明园无一不在诉说着什么！
如此帝京，恰合了书鸿铭梦幻中的中国，礼数之邦的气派。
而那一班大臣们更令辜鸿铭心仪已久，钦佩不已，令他想起了当年蔡锡勇给他讲的大臣风范。
当年，蔡锡勇在广东同文馆学习英文，随后奉派前往京师同文馆学习。蔡锡勇一行到达北京后，径到京师同文馆，下车，卸下行李，即有一位长须飘飘的老翁，欢喜迎入，慰劳备至，随即带他们到馆舍，引导这些学员，遍观各地。
每到一处，必亲指点，这里是斋舍，这里是讲堂，这里是饭厅，带着他们看了每处地方，一直和颜悦色，兴致勃勃。
这一群学员以为不过是个年老长者，此处一般管事的人而已，都不以为他是什么大人物。这时，参观完了，老者询问他们：“诸位，吃过午饭没有？”
学员们齐声回答：“没有。”
老人即召来提调官，学员们见一位红顶花翎的官员立即侍立一旁，态度无比恭敬，学员们才知道这老人乃当日之宰相文祥文中堂也。
辜鸿铭当年听到后，即有恨不早生数十年的想法，感叹前辈大臣之风度，非常人可及。更佩服文祥远略过人，在当时曾国藩等大肆兴办洋务，建造船厂、枪炮厂之时，首先倡导设立同文馆，培养洋务人才，学习西洋语言文字学术制度，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非如此不足以消除外患。
不料此时一到北京，权倾朝野的袁世凯这时已非吴下阿蒙，驻守京师的多是北洋军队，为了巴结张之洞，袁世凯特派军队到张之洞寓所守卫。不久张之洞到天津，去见袁世凯，谋士辜鸿铭亦随侍在侧，袁世凯一副巴结逢迎之态，令辜鸿铭大为看不起。
会谈后，袁私下里拉着辜鸿铭吹牛，说：
“汤生兄，西洋人练兵，秘诀在什么地方？”
辜鸿铭见他这一问，即回答：
“最重要的是尊王。”
袁世凯即顺着他的话往下问：
“我曾听说你用西文写有《尊王篇》，尊王的意义，我倒很想听听。”
辜鸿铭听他这一说，知道这个圈他是钻定了，当下毫不客气地说：“西洋各国，凡大臣寓所，有派军队守卫的，都是出于朝廷特别的恩赏，现在香帅入都，你竟派军队替他看门，以国家的军队巴结同僚。士兵们见你以国家军队巴结同僚，则士兵知有你而不知有国家，一遇效命疆场，将士各为自己的领兵统帅，临阵必致彼此不相救援，如此，虽然步伐齐整，号令严明，装备先进，士兵娴熟，也不可能打胜仗。因此说：练兵的秘诀，第一是尊王。”
袁世凯讨个没趣，怏怏说不出话来。辜鸿铭却对帝都大僚信心尽失，感叹不已，无限伤感，自言自语：
“现在不仅士兵不知有国家，而且各省督抚属下大小官员，也只知有督抚，哪里还知道有国家啊！行伍中人又有什么值得责怪的呢？中国不必洋人瓜分，早被自己瓜分完了。”
不料辜鸿铭一阵叹息，却成谶语，日后，袁世凯继续他出卖维新派的伎俩，把清王朝卖了，得了个民国总统，最后竟然称起帝来。手下将兵果然纷纷叛离，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而从此中国数十年不得清净。
幸而这时随来的梁敦彦带来了一线曙光，使辜鸿铭不致绝望。梁敦彦以候补道员身份奉旨召见。回来后，与辜鸿铭大谈朝廷见闻，百官威仪，皇家气派，听得他心中痒痒的，可惜又身无品级，至今仍仅是个幕僚而已，无缘晋见。两人这么一番感叹，梁敦彦随即告诉他：
“汤生兄，今日在朝房，等着叩见皇上，一帮大臣等在朝房中，三三两两，阔谈议论，只是声音都不敢太大，我注意着听他们谈话，只听得锡良锡清帅对别人说：‘咱们这些人，怎么配得上做督抚。’你要是有机会，一定要记下来，这样的人难得啊！随后有个人对我说：‘当今要想看一个督抚的识见、器量、才能，不必看他如何行事，单看他用人。不必看他所委任补缺的人，单看他左右所用的幕僚，就可知其一二了。’”
辜鸿铭听得频频点头，心驰神往，如见上古之君子，接口答道：“甚至连他左右幕僚都不必看。想要知道当今督抚贤明与否，只看他吹牛皮不吹牛皮，今天中国并不是亡于外交上的失败，也不是亡于没有实业。我看，中国之亡，实在是亡于中国督抚喜欢吹牛皮。毛诗说：俱曰予圣，谁知鸟之雌雄。不过是说，都认为我圣明，谁又知道鸟的雌雄呢？今日要想拯救中国之亡，必从督抚不吹牛皮做起。”
梁敦彦连连称好，辜鸿铭点上一支埃及香烟，接着说：“孔子说，一言兴邦。又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像锡良锡清帅这样的人，堪称今日督抚中之佼佼者。”
辜鸿铭吹得起劲，梁敦彦听得认真，两人不觉都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一阵唏嘘，辜鸿铭正在兴头上，接着往下说：
“当今天下，都说是同光中兴，特别推崇曾文正（曾国藩），曾文正公功业大节所在，固不可轻议，然而其学术及其筹划天下大计，实在不能令人心折。
他自己日记中也说：‘古人有得名望而象我这样的人，没有比我更陋的了。’”
梁敦彦心下疑惑，却素知他好辩。不禁问道：“曾文正之陋，陋在何处？”
“这个嘛，只要看看南京制台衙门，那规模造型的笨拙，用工用料的粗率，一句话，大而无当，于此处，即可知道曾文正公的陋处了。”
梁敦彦不禁大笑，辜鸿铭却一本正经：
“笑话少说，你看他，执天下之望，却不知如何筹划，只知道西洋人有大舰巨炮，以为能制造大舰巨炮，西洋人也就不足惧了，殊不知李文忠（李鸿章）
遵循曾文正故旨，愈走愈远，最后甲午一役，北洋水师的大舰巨炮不堪一击，唉，可叹，其不知西洋制度故也。”
梁敦彦亦感叹不已，问：
“那么他的大舰巨炮，何以不灵？”
辜鸿铭欲言又止，颇费思量，答道：
“这个就不好说了，形象说罢，当初我到西洋留学，见各国都城，无一不有大剧院，规模壮大，宏伟华丽，金碧辉煌，自不必说。到了演戏时节，每演一剧，观众数千人，清风雅静，肃然静听。而我国新办所谓文明新舞台，固欲仿效西洋，但每天场中观剧。观众举止嚣张，语言嘈杂，虽有佳剧妙音，也几乎被淹没了。由此可见，西洋与我中国，有教无教，不问可知。”
梁敦彦听得眼发直，说：
“这与国家大计有何关系？”
辜鸿铭续道：“关系可大了，俗话说，窥一斑而知全貌，观剧尤能如此正心诚意，崧生兄啊！如此国民，干什么不行啊！”
这时天上已飘起细雪，冷风渗体，凉意逼人身。两人从中午一直谈起，到此时也该是晚餐时候了，两人遂在房中摆下酒菜，生上炭火。谈兴仍不减。几杯酒下肚，辜鸿铭更是兴从中来，此时两人一旦脱离江南幕府的繁杂事务，来到京都，闲了下来，好久未有如此谈兴的辜鸿铭一身“金脸罩，铁嘴皮”功夫又发作起来，索性将他这近二十年穷居幕府之门，从那里狠狠咀嚼的世情，一发抖将出来。
辜鸿铭接着话题，继续说：
“崧生兄，当今天下，非一二督抚的问题。近日御吏能参劾权贵已属不易，而其下场多是去官归乡。中国到如今这般状况，已容不下一二耿直御史，更不要说其他了。即使能容这一二耿直忠心的御史，当今中国也并非如前代朝廷，因有大奸大恶之人，窃持大政，作威作福，参倒他们，就可以了。而是整个国家上下，以顽顿无耻为有度，以模棱两可为合宜，不学无术以自是其愚，这些人，真是患得患失的鄙夫了！但却足以亡人家国。而当今言官，却没有一个能上疏朝廷，一言有益于主德，提出一条建议以肃纪纲，使朝中上下，革面洗心，只是急急攻讦一二贵人琐屑小事，像是与人有深仇大恨一般，愤愤不平而不能自已。你说这是什么个状况啊！今日于天子足下，你也看到了。”
梁敦彦听得入神，接口说：
“似汤生兄此言，天下岂不是无可救药，你以为香帅如何？”
辜鸿铭再点上一支埃及香烟，深吸一口，徐徐吐出，望着缭缭烟雾，神思有些恍惚，呷了口茶，润润嗓子，说：
“说到香帅，当今督抚，我打过交道的。袁项城小人一个，不说他。李中堂，死了，我是不佩服他的，也不说他。刘制军，也已作古，此人我还有些佩服，也不说他。只剩两人，香帅与端午桥（端方）。端午桥在香帅署两江时，曾暂署湖广，我当时正在武昌，当时京师正拟办税务学堂，因而与午桥谈及此事，午桥告诉我：‘现在中国急需讲求专门学问，鄙意以为应在湖北创办釐金学堂。’
我说：‘既有釐金学堂，州县官亦不可无学堂。’午桥答说：‘诚然。’我一本正经地继续说：‘如此则督抚亦不可无督抚学堂。’午桥闻之，大笑。我当时就说：‘学问之道，有大人之学，有小人之学。小人之学讲艺也，大人之学，明道也。
讲艺则不可无专门学堂以精其业。至于大人之学，则所以求天下之理而不拘以一技一艺名也。自学成理，明以应天下事，乃无适而不可。犹如操刀而割，锋刃利则无所不宜，以之割牛肉也可，割羊肉也可，不必切牛肉用一把刀，切羊肉却又另做一把刀。”
辜鸿铭一吹起来就没个完，梁敦彦也听得不亦乐乎，也不等他息下，紧接问：
“到底当今天下，你以为午桥与香帅的刀如何？”
辜鸿铭一副高深莫测的神态：
“这个么，恕我直言，香帅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香帅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为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当初曾文正公说，督抚要考绝无良心科，沈葆桢当考第一。我以为现在考督抚绝无良心科，端午桥当考第一。或许有人说，午桥多情好士，焉得为无良心，我却以为午桥不过是质美而未闻君子之道也。聪明人处浊乱之世，没有听过君子之道，则心中没有主见，故没有一个立身处世的标准。这样，人虽然有情，也像水性杨花的妇人一般，最容易做没良心事。故我以为，端午桥必考第一。当然，午桥是真好士的，不像吕不韦之流，无非要的是好士之名而已。端午桥之质美，亦可以说是今日浊世翩翩一佳公子也。”
梁敦彦听他如此说，心有疑惑：
“汤生兄如何说香帅手下多伪君子呢？”
“唉，崧生兄，我想你也明白，既然你有此一问，那么我就给你举两个例子吧！香帅为人，风流自许，以学问自命，常常称能作数年京官，读书篱下，其愿已足。星海（梁鼎芬，字星海）早年即投其所好，深知香帅饱含书生意气，尤重诗文，特别是苏东坡、黄庭坚二家，却又不喜别人言其师承。星海诗本宗晚唐，乃一变其诗风。专诵苏、黄诗句。面见香帅，侃侃而谈，香帅深重之。
此次香帅入京，实是香帅调署两江后，端午桥执掌湖广总督，梁星海功名心太重，立即奔走端午桥门下，阿之谀之，协助端午桥，排挤香帅，致香帅不能回湖广任上，而羁留京师。人云星海乃小之洞，之洞乃大星海。虽香帅深恨星海，却是幕下多伪君子了。单此一人，即可见香帅幕中人物，特别是移督湖广后，香帅优容手下，恣意贪婪，你我跟随香帅多年，不说也罢。”
日后，张之洞死，梁鼎芬扶棺恸哭，虽为伪君子，终亦算有君子之心。
辜鸿铭言下甚为得意，仿佛心中早有一杆称天下人物的大秤。想当初，曹孟德与刘玄德煮酒论英雄。曹孟德快意之下，指着刘玄德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也不过如此。心中豪气，睥睨天下的怀抱，实不是俗世人物可比了。
说到得意处，举杯一饮而尽，又抽出一支埃及香烟点上。端起茶杯，润润喉咙，只听梁敦彦问道：
“汤生兄，小弟不敏，不知道，你这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如何就傲了？
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如何就浮了？”
辜鸿铭认认真真，一脸正经地说：
“前哲说过，凡人气傲而心浮，象之不仁，朱之不肖。也只因为一个傲而已。一个人如果不忠不信，那么做事就不会踏实，很易为恶，做善就难了。傲则必乖戾凶狠，浮则必浅薄轻浮，论其才智，不过中人以下，傲就不肯屈居人下。浮呢？义理不能入。不肯屈居人下，必自以为是，顺着他就好，稍为拂逆其意，必定大怒，喜欢的必是些奸佞之人，讨厌的必定是正直不阿的人。义理不能入，则心中无主见，时间一长必随大流，稍一诱惑就趋之若鹜，而随大流必定就会向下流，一向前就会跟着奸邪一流走。”
停了一下，接着说：
“我认为，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其病往往在犯做。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其病往往在犯浮。傲则学而不化，浮则学而不固，学不化必道貌岸然，至其极就是伪君子。学不固必无常态，至其极即是真小人。”
辜鸿铭说完，长长出了口气。仿佛在这黑夜中，在层层笼罩着中国的黑夜中，忽发一声长啸，嘎然而止。唯有一灯如豆，忽明忽灭，中国的前途，不知到底走向何方。大地在暗夜中一片寂挣。挣得无音，静得怕人。幸喜还有四壁与二人为伴，不至飘向无边的旷野。西洋人的火车，在这里开得太慢；西洋人的枪炮还不足以敲碎这片浓黑的夜幕，天地间仿佛唯有二人在忧心评论，不平啊，公平在哪里！
此时两人唯相视而笑，笑什么？管他呢！东方未白，杯盘已狼藉，酒已罄，壶已干，醉意早已朦胧了。
文祥（1818 一1876）瓜尔佳氏，字博川。满洲正红旗人。世居盛京（今沈阳）。
1845 年中进士。1858 年署刑部左侍郎，迁内阁学士。1859 年任军机大臣上行走，授礼部侍郎。历吏、户、工部恃郎。186O 年英法联军陷北京，随恭亲王奕沂议和。1861年任总理衙门大臣，参与“辛酉政变”。1875 年任武英殿大学士。
1876 年死，谥文忠。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1838 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军机大臣穆鄣阿门生，从倭仁等讲习程朱理学。后任礼部侍郎，署兵、吏部侍郎等官职，1852 年丁母忧回籍，1853 年初，奉旨在湖南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开始镇压太平天国。1860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
次年，奉命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1862 年春晋协办大学士，1864 年，湘军陷天京（今南京），受封一等侯爵，加太子太保衔。1868 年任直隶总督。1870
年9 月调任两江总督。
端方（1861—1911）托忒克氏，字午桥，号匋斋。满州正白旗人。1898 年任直隶霸昌道，因上《劝善歌》标榜维新，被光绪帝擢升陕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1900 年在西安拱卫慈禧、光绪有功，升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1904
年调任江苏巡抚，摄两江总督。1905 年奉派出国考察宪政。后相继任两江、直隶总督。1911 年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于四川资州（今资中）被击毙。
张之洞这一次在北京呆了八个月，只做好一件事：会商学务。朝廷似乎没有这位封疆大吏放手一干的机会。现在事情也完了，朝廷也不好再将这位封疆大吏羁系京都。1904 年春天，张之洞、辜鸿铭、梁敦彦一行返回湖广任上，结束了京都之行。
此行，却使辜鸿铭长了不少见识，更加深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整个朝廷暮气沉沉，看不到一点活力，文武百官衣冠赫赫、道貌岸然，却个个都是争官做的。礼仪之邦、谦谦君子的东方古国的神话世界，被现实击得粉碎。他早已定下主意要将中国文化的精义发挥出来，决不是今天这种朝廷上下都似慢了一步的中国现状，而是那宏大、宽广、渊深的礼仪世界，让世人瞧瞧。
他，要代表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发言，让世人同去追回失落已久的伟大辉煌的中国文明，他和他的明主，在他看来，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让中国文化重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