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4 年。
上海。辜鸿铭督办浚浦局。
张之洞、辜鸿铭一行回到武汉后，即闻上海各国领事，准备开办浚治黄浦江事宜，按照1901 年奕劻、李鸿章与列强订立的《辛丑和约》第十一款二条办理，即：
现设立黄浦河道局，经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该局各员，均代中国暨诸国保守在沪所有通商之利益。
预估后二十年，该局各工及经管各费，应每年支用海关银两四十六万两。
此数平分，半由中国国家付给，半由外国各干涉者出资。该局员差并权责及进款之详细各节，皆于后附文件内列明（附件第十七）。
附件中规定极为苛刻，经费两家平摊，而该局应任之员却只有一行涉及中国人：
甲、上海道；
乙、海员税务司；
丙、各国领事中公举二员；
丁、上海通商总局中由董事公举二员；
戊、由各行船公司在上海、吴淞或黄浦之各地口岸所有每年进出口船只吨数逾五万之各行商公举二员，以保行船行商利益；巳、公共租界工部局一员；
庚、法国租界工部局一员；
辛、各国在沪及吴凇并黄浦之各地口岸如每年进出船只吨数逾二十万吨者，由该国国家特派一员。
张之洞等一帮封疆大吏早已对此不满，钱要出，却没有权。更可气的是，督办由上列各员公举，哪还有中国人的分，在中国的土地上浚治中国的河道，中国人仅列名参与而已，岂不是主权丧尽？张之洞决定派辜鸿铭前往上海，利用他的才学、瞪识同洋人交涉。
而此时，辜鸿铭却正经历一件伤心事，他最宝爱的如夫人吉田贞子染病而亡，年仅四十余岁。相随十八年，为他生下唯一一个儿子的爱妾、他的安眠药，如今弃他而去，只剩下淑姑，令辜鸿铭伤痛难抑。
此时到上海，也正合去散散心，办些事分散这份哀伤，还未将贞子下葬，即领命前往上海。
一到上海，即会同巡道袁树勋、瑞潋前往同上海各领事谈判浚治黄浦江事宜，首次即再遇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华仑。此时的辜鸿铭在上海欧美人士中已经是声名大震。华仑对这位一口纯正的英语、穿着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的谈判对手颇为客气，命人送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辜鸿铭抽出一支香烟点上，一阵寒喧之后，辜鸿铭即提出此行来意：
“领事先生，你也知道，我此次前来，是为黄浦浚治一事，别的就不废话了。”
华仑应道：
“辜先生，我觉得《辛丑和约》中所订就很好，有什么可争议的呢？”
“不然，不然。如果在英国浚治泰晤士河，英国必须出一半工费，却只派些象征性的人员参与，主持其事的全是些外国人。难道你认为很合理吗？浚治黄浦是一回事，如何浚治又是一回事，而谁出钱，谁主持又是一回事，怎么能不弄清楚呢！”
华仑也无话可说，点头道：
“那么先生以为当如何？”
“不是我认为当如何！我是代表大清政府数万万国民，我要说的是他们的心声。问题在主权二字。我们认为，你们要出钱可以，但必须由中国方面主办；你们要出人可以，必须由中国方面聘用。”
华仑见他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呷了口咖啡，略一沉思，道：“辜先生言重了，还不至于如此吧！我想由贵国政府主办，那么款项还是贵国一方承担下来最好，这样我们还是能接受的。”
辜鸿铭见事情已说到这个程度，维护主权的目的达到了，也就不再争下去。
接着辜鸿铭又拜访了其他各国驻上海领事，最后都基本同意了这个要求。
辜鸿铭即和袁树勋、瑞潋商议，电告外交部。辜鸿铭继续留在上海。
此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这是一场最令清政府难堪的战争。交战双方都毫无顾忌地在中国土地上白刃相见，清政府却视若无睹，置身局外，仿佛与自己无关似的。
日本人这一次长脸了，最终于1905 年6 月逼得俄国人没法，在美国人的调停下，在美国议和，于9 月5 日，签订《朴次茅斯条约》，俄国人输了，但输掉的却不是他自己兜里的东西，无非是把大清帝国的满洲倒了道手，赌输了，就让给日本去吧！12 月，日本人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承认日本人赢到的筹码——满洲三省的利益。
一直注视着战争进程的辜鸿铭也没有闲着，谈判之余，辜鸿铭一方面潜心于向世界各国介绍中国文化，同时拣起笔对日俄战争大抒己见。在日本横滨的《日本邮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1904 年10 月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即于开首表明自己的看法：
……使得现代半开化、半教育的欧洲人坚持来到中国和日本，那些崇拜暴力及其更露骨的形式——金钱——的欧洲人，他们心底说的是我不信神，政治的世界没有义理，对道德律不顾不惧。——为了使那些现代欧洲人（如果他们非来中国、日本不可的话）以道德律所要求的所有顾虑和尊重来对待日本和所有他们称之为亚洲的人，遵照人之为人的内在道德品质，而非依据他们面孔和皮肤的颜色——。
辜鸿铭与鲁迅看到的不同，他看到的是肤色、种族、文化，他心灵深处隐藏着羞辱。早年在爱丁堡时，以唯一的亚洲人的身份，成了仅有的种族歧视的对象。现在在日俄战争之中，不能不激起他对肤色、种族、文化的敏感。他对那些半开化的欧洲人，特别是那些坚持到中国和日本的通商口岸来的欧洲人，更是他狠狠痛击的对象。这些人不了解伟大的东方文化，自视过高，看不起东方文化，尽是些道德败坏的低劣的欧洲人。日俄战争结束后，1906 年初，辜鸿铭在《日本邮报》上发表了题为《当今，帝王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对此次战争作一反思，特别强调道德问题。
日俄战争对辜鸿铭来说，重要的不是大清的无能，也不是国人的麻木。而是在西方人对亚洲种族主义的侮慢后，成了赢得欧洲人对亚洲文明尊重的圣战。
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日益以欧洲人强权为中心的世界上，辜鸿铭在日本人的胜利中，为自己的自信自尊找到一个寄托，中国文化是有希望的。远不是那么令人沮丧的，因为日本是“真正、原出的中国文明——真正儒家文明”的守护者。
不仅是辜鸿铭，此时所有的亚洲民族主义者几乎都有类似的看法。泰戈尔在纪念日本战胜帝俄时，作了一首赞颂日本胜利的日本体诗，引起了当时印度文化大学所在地学生的胜利游行。在他们眼里，日本的胜利为黄皮肤、为亚洲赢得了自尊自信，欧洲人不再是主宰世界的唯一强者。
多年以后，辜鸿铭还记得起义和团运动留在他心中的伤疤“（义和团）对外国人的反抗……是因为他们看不起我们。”
同时，辜鸿铭还在《日本邮报》上连载他译成英文的《中庸》，1906 年印成单行本，在斥责西方的同时，向他们宣扬中国的真理，连同1898 年出版的英译《论语》，辜鸿铭表达了他要向西方人介绍的中国文化：孔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他建立了一个不是宗教的宗教，儒家是纯粹的道德体系，不是崇拜上帝或诸神的宗教，与西方的宗教近似，也与西方的法律近似，但它是道德的律令而非法律。儒家强调义利之分，此乃中国文化之核心与根本原则。而欧洲人不过是现代的自动机械的怪物，既无道德责任。亦无道德权利，是一群庸俗、粗陋、物质、机械的……以及其他二分概念中不利的东西。
但是辜鸿铭并非在抹杀西方文化，他强调的是中国文化同西方真正的文化——如阿诺德、卡莱尔——是同等的，他是在为中国文化争地位，在他的心中最美好的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另外，从1901—1905 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清帝国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乃是西洋现代文明对伟大的东方文明的打击，东方文明真正体现了自由、平等、博爱。同真正的西方文化一样。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同时还将《大学》译成英文，本打算与《中甫》合为一册出版，但觉得《大学》译文还不理想而放弃。
1905 年9 月27 日，经清政府派员与各国磋商，签订《改订修治黄浦河道条款》，对《辛丑和约》中关于浚治黄浦江的条款作了些修订，主要是强调主权问题。大致内容是：
一、所有改善及保全黄浦河道并吴淞内外沙滩各工统由江海关道暨税务司管理。其黄浦江面之巡捕及卫生、检疫、灯塔、浮标、引水等事，仍照旧章办理。
二、此项议定章程画押后三个月内，中国自行选择热悉河工之工程师，经辛丑公约画押之各国使臣大半以为合式，中国即可派委其承办工程。
……
九、河工全费，中国国家一律承出，并不向沿江各地及来往船货征收税捐。
……
十二、此条议定画押后，即将辛丑和约第十一款之第二及附件第十七暂停施行，惟中国如不照此新章每年筹拨足用之款，以致有误工程需要，或有遗漏不照本章他项要端，则辛丑和约条款及附件十七即复施行。
据此，清政府正式收回浚治黄浦江的主权，而早在1905 年初，浚浦工程局就已在九江路东口洋房租地挂牌，取代1879年巡道刘瑞芬设立的水利局。按照辛丑和约，由中国与各国干涉者各半出资，定期二十年，年支银四十六万两，请荷兰河工工程师奈格办理修浚工程。
收回主权后，上海道即聘请辜鸿铭为督办，继续聘请奈格为工程师，浚浦工程局隶属于上海巡道与税务司，奈格认为此工程在四年内即可完工，费用九百二十万两白银亦应在四年之内付清。
辜鸿铭来到地处九江路东口洋房的浚浦工程局，首先要办的就是掌握年初开办以来的工程局状况，人员和经费状况，了解实情，放手发挥自己的决断权力。因此吩咐下去，让财务主管将这一段时间的帐目清理出来，呈报与他，同时命人将这一段时间的工程计划、进展状况详细报告与他。
吩咐完后，辜鸿铭松弛下来，派人到武昌将爱妾贞子的棺木移来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不时前往祭扫。
财务主管这边将帐目详细清理一遍，不由心中倒吸一口凉气，天呀，开始才不到一年，即有十六万多两银子来无影去无踪，财务主管的额上冒出一层细细的冷汗，以为自己眼花了，忙扶端眼镜，认认真真重新核对了一遍，不错，是少了十六万多两银子，而且恰恰出在两位洋员的身上，非同小可。财务主管当即拿起帐本，急忙忙赶到辜鸿铭的办公室，进门不等辜鸿铭发言，即气喘嘘嘘结结巴巴地说：
“不得了，有许多钱找不到踪影！”
随即打开帐簿，一页页指给辜鸿铭详细过目，只见两个洋员的名下，有许多不明不白的款子，总下来，竟有十六万多两白银。
顿时一股怒火直冲辜鸿铭脑门，询问财务主管：“你觉得当如何处置二人？”
“依小人之见，这洋人的事，最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好说，不知督办大人有何主意？”
辜鸿铭一听，火不打一处来，破口大骂：
“他妈的洋鬼子，欺人太甚，以为我中国的钱要吃就吃，简直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太他妈气人了，我不重重治他二人，这督办我如何做得下去。”
即着人前去把两位吃得脑满肠肥的洋人叫到办公室。两人不知就里，正自轻松快活，毫不经意来到辜鸿铭的办公室。谁知一进门，两人就觉得一股寒流从脚底生起，腿脚不住打颤。这两人早听说辜督办声闻上海。才深悔撞在了此人手中。但见辜鸿铭一张脸上，似喜非喜，似怒非怒，一副捉摸不定的神色，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却又其冷如冰。这下两人知道，东窗事发，但却又强忍恐惧，说：
“督办大人找我二人，不知何事？”
辜鸿铭只不开口，冷冷再盯了他们一会儿，把一本帐簿举起向二人头上砸去，喝道：
“他妈的，吃了就快跑，居然还敢来见我，看看你们做的狗屁好事。”
两人知道，这次是无话可说了，只是站在那里，听辜鸿铭吩咐：“现在起，你两人必须时时呆在这里，不得外出，听候发落。”
这边辜鸿铭刚一回家，就见一位洋人早已恭候在客厅里。你道是何原因，原来这两人系工程师奈格找来的，见两人闯下如此祸事，只怕不易善了，即着一人前来做说客。这人一见辜鸿铭回来，立即站起身来，说：“啊哈，辜先生，你的大名，我早已如雷贯耳，今日特到府上请教，欢不欢迎？”
说着立即拿出准备好的埃及香烟递上，赶紧替他点上火，辜鸿铭漫不经意地吸了口，心想，虽说常有洋人来访，但这人未免太多情，俗话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看他如何说法。即请来人坐下，说：“如此急着来访，想先生必有要事指教？”
这洋人倒也干脆，开门见山地说：
“我这次来访非为别事，只是听说先生手下两人出了纰漏，先生大为震怒，必要严办，不知先生如何办法？”
辜鸿铭心道，来得好快，开始还以为是别事，不料他们来得这么快，不动声色地答道：
“先生以为呢？”
这人不知他是何态度，但见他没有怒色，以为有机可乘，即说：“本人来华多年，深知贵国衙门派头，有钱就有理，有理无钱也没得法，何况中国政府向来怕洋人，如果先生力主严办，岂不是会吃力不讨好，反而会有碍先生的前途，先生当深思。我这里有一点小意思，请先生收下，好好考虑考虑。”
那人随即拿出一张面额10 余万的银票，放到他面前，辜鸿铭这下似大受侮辱般，怒骂：
“滚，滚出去！你瞎了狗眼，竟敢拿钱收买我，不要以为我中国人都是钱可以收买的！”
收买不行，各国领事只好亲自出面，卵翼两位贪污巨款的洋员，来请浚浦工程局督办辜鸿铭，合商解决洋员问题。辜鸿铭坚决主张严惩，而各国领事想方设法为两人开脱，主张不予追究。双方争执，相持不下。忽有一领事开口说：“辜先生，我看算了吧！我们都不是工程专家，也许是先生搞错了。”
辜鸿铭一听，气冲斗牛，知道这些洋人平素从未将中国人放在眼里，复又恢复镇静，慢慢地把早就揣在怀里的德国莱比锡大学工程师文凭摸出来，摆在桌上，说：
“诸位，把你们的眼睛睁大点，看看是不是冒领的？”
诸领事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最后，只好上呈两江总督裁决，当时两江总督生怕涉及对外交涉，不予追究，只将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样处理，原也是必然，清朝官员无一不怕洋人。
辜鸿铭一介书生，意气不平，看到这样的结果，很不满意，但又知事不可为，为一泄其怒气，将事情原委，来龙去脉，写成文章，投到上海《字林西报》，不料一向欢迎他投稿的报社不愿惹起是非，不用其稿。辜鸿铭又将它投到《捷报》，《捷报》原文照登，多多少少出了一口恶气。
不久，一艘德国轮船在江阴将一艘中国货船撞沉，船主禀告官府，索取赔偿。两江总督委派辜鸿铭为代表，在上海与德国领事洽商。辜鸿铭领命前往，洽商一阵，毫无结果。辜鸿铭怒气冲冲，大怒之下，决定聘请律师，法庭上解决。向其他国家领事请教，都告诉他，千万不要以德国法律起诉，那样不会有好结果。
于是，辜鸿铭决定动用国际公法，聘请驻上海的局外人代为主持，详细调查前因后果，损失大小，他奔走其间，不辞劳苦，最后终于为中国货船主争得赔偿。
在处理此两事上，可以见出辜鸿铭的胆略识见、气魄，对洋人不卑不亢，极力维护我中国利益，与洋人周旋，取得一定的成效。
1906 年，清政府于一年前派出考察欧美和日本各国政治的端方等先后回国，密陈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消弭”三大好处，主张诏定国是，仿行宪政。而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经过一番朝廷争论，清政府于9
月间正式宣布“预备仿行立宪”，从改革官制入手，做了些改革，企图永固大清江山。
时在上海的辜鸿铭对大臣出洋颇不以为然，与正在上海的一位华侨谈起此事，说：
“你以为当今中国派人出洋考察，如何？”
那人答道：
“当年，新加坡流传有一故事，有一位土财主，家资巨万，年老无子，膝下只有一女。已当婚嫁之龄，考虑招个女婿入赘，认作半子。继承家业。但因自己目不识丁，急于想找个真读书的、又有宋玉之貌的人作女婿。正巧有个福建人，年少美貌，因家贫，前往新加坡谋生，借住在一同乡家中。土财主常到那家走动，每次都见那少年终日危坐，认真看书，遂觉此人很可以作他女婿，因此托媒人前往撮合，那少年欣然答应，很快成婚，成了土财主府上的娇客。
“过了几日，财主把少年叫到跟前，吩咐：‘现在，我家的一切帐目全归你管理，不必要帐房先生。’少年羞愧不已，良久，才回答说：‘我不识字。’土财主很惊讶，说：‘当初我怎么见你手不离书、终日钻研呢？’那少年答说：‘我不是看书，而是看书中的画罢了。’”
辜鸿铭一听大笑，说：
“妙喻，妙喻。当今中国派人出洋考察宪政，正是出去看洋画而已。”
黄浦浚治局里的辜鸿铭已不再是一名幕僚，而是大清帝国官员中的一分子，遇事可以自己作主。而此职又公务轻松，心情自是愉快。在这块洋人成堆的冒险家乐园，辜鸿铭绝非无名之辈，大上海的欧美侨民不认识辜鸿铭的人太少了，英国人在上海办的报纸《字林西报》上几乎断不了他尖刻的文章。
洋人们时常到他府上造访，他对法国人讲法语，对英国人讲英语，对德国人讲德语，纵谈天下大事。当然洋人也少不了邀请他赴宴、聚会什么的，他总不忘向西方人传播东方文化，自然发生不少趣事。
一次，一个西方友人邀请他去赴家宴，辜鸿铭到那里后，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中国人，因此一帮洋人推他坐首席。坐下后，一班人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
宴会嘛，吃在其次，多是单注重会的，会了便能满足人的高谈阔论之欲。这样的场合当然最好有辜鸿铭，有了他，宴会必是酒好、菜好、气氛好。
聊着聊着，聊到了中西文化上来，主人问辜鸿铭：“孔子之教有何好处？请辜先生指教！”
“刚才诸君推让，不肯居首座，此即孔子之教。若行今日所谓争竞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必等到优胜劣败，然后举箸，恐怕今日此餐大家都不能到口。”
座中客人无不大笑。
当然也有欧美人士以西洋近代眼光看中国，处处看到薄弱，令辜鸿铭尴尬。
有一次一位英国人问他：
“今日上海，卖娼者为何如此之多？”
“卖穷。”
辜鸿铭虽然答得响亮，心下里也嘀咕，我中国苏浙两省，素号繁华富庶之区，倚门卖笑者本有其人，然而以前所谓苏班妓女，其身价甲于天下，从没听说有卖笑到他省的。现在却不然，凡行省商埠，无不有苏班妓女，辗转营业。
托足其间，由此可见。我中国尚有教养之道么？心中暗自叹息。
特别是西方人见到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鸿铭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
辜鸿铭顿时语塞，无以自遣，这大约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口舌不灵了。
这个问题激起了他心中对中国文化阴暗一面的痛惜，使他想起了一个足让作为一个中国人惭愧而又没有中国人会惭愧的故事。
在辜鸿铭的家乡，有一市侩，并无学问，仅略识之无，为谋生计，设了一家村塾，招收乡间子弟，居然做起冬烘先生来。为取信乡人，特书一帖，贴于墙壁上——误人子弟，男盗女娼。
如此下去，不知误了多少乡人子弟，当中有位乡董子弟，读了几年，胸无点墨，引为终身恨事，曾对人说：
“我师误我不浅，其得报应，固应不爽。”
“汝师之报何在？”别人问他。
“其长子已捐道员，而其女公子现亦入改良学堂矣，难道不是男盗女娼。”
洋人之外，日夕同流寓上海的赵凤昌，以及东南互保谈判时结识的盛宣怀过从，悠游自在。但辜鸿铭却对盛宣怀的投机钻营、搜刮钱财大为不满。
有一次，辜鸿铭见报上纷纷登载，说盛宣怀被任命为度支部侍郎，即前往盛宣怀府上道贺。盛宣怀对这位出语惊人的辜鸿铭一直是颇为佩服的，两人坐定后，盛宣怀告诉他，纯是谣传，并无其事，便天南海北地聊开了。
辜鸿铭问盛宣怀：
“杏荪兄，今日度支部乃财政关键所在，除你而外，尚有谁能胜任愉快呢？”
盛宣怀谦谦自抑，笑着说：
“汤生兄太看得起我盛某了。论理财，我不如张香帅。”
“不然，不然，香帅比杏荪差远了。”
“汤生兄，不见得吧。”
辜鸿铭即侃侃而谈：
“张香帅手下，至今个个是劳劳碌碌，手头拮据，不敢随意开销。杏荪，你就高明多了，手下小小一个翻译，也是身拥巨资，家财富厚，甲于一方。由此可见，张香帅比起你差远了。”
盛宣怀听到这里，不禁大笑。辜鸿铭接着说：“杏荪兄深知治国之道啊！”
“汤生兄，此话怎讲？”
“当今中国，民困固深，官亦穷得大异寻常。如果太苛刻，其害比中饱私囊还严重。曾文正（曾国藩）曾说，爱其小儿而饿其乳母，不过是使二人都饿死而已。我曾听说过，中饱私囊固不可，而中饿更不可。我以为中饱则伤廉，中饿则伤仁，此二者不免皆有所损伤。宁可伤廉而不可伤仁。杏荪可谓深知此中关键了。”
盛宣怀听他如此说，知他别有怀抱，也不与争议，岔开话题，问：“汤生，你译的英文《中庸》不是已出版讨行了吗？此书乃大有经济之思想，送我一本，让我子女读读，如何？”
辜鸿铭回答说：
“《中庸》一书，杏荪以为其要旨当在哪一句上？”
“汤生兄以为呢？”
“贱货贵德。”辜鸿铭脱口而出。
盛宣怀一听，颇中自己痛处，遂不言语，只请辜鸿铭吸烟喝茶，说些无关紧要的话。
赵凤昌与辜鸿铭同在张之洞幕下干了近十年，自然二人没有多大隔阂。赵凤昌解职后流寓上海。辜鸿铭常怂恿他相偕出游，以解岑寂。
两人一起同去拜访上海欧美人士。一次两人同到侨居上海的德国学者花之安家中作客。这位德国人曾著有《中国理学汇编》，译有经子多种书籍。二人一到，就见他桌上摆了一套浙江刻的《二十二子》，正在翻阅，花之安请二人入座后，沏上咖啡，操一口流利的汉语，告诉他们说：“我在成丰四年（1854）来华，在教会做事。现在，教会风气大变，不能合意，遂辞职，一心从事译著。对于中国学问，很有兴趣。中国孔孟连称，我倒以为孟子立论尤当。”
赵凤昌回答说：
“春秋战国，时代不同，后之时局激荡更甚于前，孟子也自称不得已，其实孔孟之道是一样的。”
花之安连连点头称是。
又一次，辜鸿铭带他拜访一位英国学者，此人在海关任职，专攻音韵学。
辜鸿铭一见此公，即讨论起音韵来，大谈某字当为何韵，二人虚心讨论，倒把赵凤昌凉在一边。
隔了会儿，那英国人问赵凤昌：
“今年中国皇太后万寿，应令妇女放足，作为纪念。”
赵风昌回答说：
“本朝初年，就屡下诏放足，奈何积习难改，竟有甘于自尽以殉脚的。”
辜鸿铭听得有趣，问他是哪一年事，赵风昌说：“约在顺康之初，均有此事，有《东华录》为证。”
随即指出《东华录》中所载，辜鸿铭才终于不以裹足为国家所定的制度。
两人多是这般穿梭于上海欧美侨民之中，放言纵论，心情畅快，亦可见出辜鸿铭在西方人中间的地位和声望。特别是德国皇子游历东方，将到中国，清廷已在北京备下住所，准备接待这位贵宾。
这时辜鸿铭收到德国亲王亨利来信，信中称：“辜鸿铭先生：
素闻先生大名，并未蒙面。今犬子观光上国，年幼识浅，不谙世情，恳请先生教诲，望先生不以宾客待之，视为子侄可也。”
下面是亲王的签名。辜鸿铭看罢，急忙找赵凤昌商议接待之策，赵凤昌以为：
“此事宜上报朝廷，让朝廷派人接待，这样才符合两国情谊。”
辜鸿铭表示不妥，对赵凤昌说：
“我不想惊动朝廷，既是托付于我，我当尽地主之谊。竹君（赵凤昌，字竹君），你知道我寓所卑陋。我想借府上一用，宴请德皇子，谅不会见拒吧！”
赵凤昌知他固执，只好由他。德国皇子来后，辜鸿铭果然在赵风昌府上设宴接风，席问谈笑风生，一口流利的德语，令德皇子惊佩不已。
赵凤昌对西方人给予辜鸿铭的敬意大为不解，特别是当年盛气而来的俄储，一见他，气焰顿敛。辜鸿铭告诉他：
“此辈贵人，不知学问，我以西方学者之态度对付他们，其气自沮。”
西方人如此这般看重辜鸿铭，也怪不得他在西方人中有如许大的名声了。
可叹，他的学问却不能折服中国人，中国人是学问能折服的么？看来，他也只有以怪知名了。
如此这般，直到1908 年，在上海的三年多时间，辜鸿铭倒也过得畅快闲适，日夕于上海洋人中砥砺口舌之功，过得十分快活。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和西洋文化的认识逐步加深，手不释卷，潜心于中华典籍之中。以其余时，认真翻译中华典籍，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真理。
对大上海，辜鸿铭自有他的看法。在这块大清王朝的国土上，到处是西方冒险家，西洋人说了算，大清王朝似乎消失了。特别是这里的贫苦百姓，辜鸿铭深表同情，对那些人力车夫吸纸烟，他以为这些人终日劳苦，见坐车的人手一支，心下羡慕，效以自乐，也是人情之常。而对于执掌上海大权的西洋人，他总是愤愤不平。在一篇英文文章中，他讥讽道——
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什么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