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 年
张之洞入阁拜相。辜鸿铭入外务部。
七月一日，任命张之洞为协办大学士。
七月二十三日，授大学士，留湖广总督任上。
七月二十七日，充体仁阁大学士。明清两朝，不设宰相，大学士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故张之洞充任体仁阁大学士，时称“入阁拜相”。
九月三日，补授军机大臣。
九月中旬，张之洞入京，兼掌学部，开始以首相身分跻身晚清政坛。
调张之洞入京，是清廷早有的主意。1900 年东南互保时，张之洞等汉族封疆大吏已坐大，中央政府指挥不灵。清政府对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已深怀疑惧，企图调他们入参军机处，以明升暗降的办法，把他们调离自己的权力根基。
张之洞坚决推辞，清廷暂时维持现状，但也多次调张之洞到两江总督任，张之洞疲于应付。到1907 年，局势却有了变化，朝中重臣凋零殆尽，以曾国藩开始的汉族封疆大吏主持实政的同光时代，随着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刘坤一……
纷纷去世，满族人突然觉得汉族大吏太受纵容，数遍天下，惟袁世凯、张之洞二人乃人望所属，决定调二人进京。
满汉矛盾在沉寂了多年后，又于此国难当头之际抬头。张之洞极强调化除满汉畛域，维持清王朝的统治。
清廷上一帮天潢贵胄，在此日益危机之时，更感受到他们的地位受到冲击，急欲抓住朝廷大权，排斥汉族大吏。
袁世凯也于1907 年初，因清廷对他无比疑惧，此前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驻居之地，被称为“第二政府”，而调入北京，充任军机大臣，兼任外务部尚书，成为与张之洞并列的朝中要员。二人虽有矛盾，但他们同持新政态度，深受满洲亲贵疑忌，故彼此援引，深相结纳。
这年6 月，追随张之洞多年的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就曾上专折，奏请罢庆亲王奕勖、权臣袁世凯，称：
人知有奕勖、袁世凯，不知有我皇太后、皇上矣。
……奕劻、袁世凯贪私，负我大清国如此已极。
张之洞很不以为然，称当此朝政危机之日，鄂吏不当为此种言论。辜鸿铭却佩服不已。
正当此汹汹局势之际，张之洞推荐梁崧生、辜鸿铭入外交部。张之洞是这样评价辜鸿铭的：“鸿铭满腹经纶，确是杰出之才。”1907 年9 月，梁赴京任外务部右侍郎。次年，辜鸿铭浚浦工程完成，亦北上，任外务部员外郎。
辜鸿铭携家人再次来到帝都——北京。
一到北京，安置下家人，辜鸿铭已无暇去看这座他已熟悉的帝都了。一下火车，他就已发觉，这座古老的都城比起几年前非但没有一点生机，反而更显得拖沓沉闷了。狭窄的胡同，飞驰过去的马车，带起一片尘土，污水遍地。不下雨还好，一下雨简直无落足之处，到处恶臭难闻，墙头转角，随地大小便的人畜，比比皆是。整个帝国就像都城一样，没有排污设备，到处乌七八糟、一塌糊涂。只有那紫禁城像一只掉光了毛的巨鸟无力地栖息在那里。在夕阳的余辉中，显得是那么的无力，那么的无奈，那么的感伤。
辜鸿铭打点起精神，应召陈言，草拟了一分奏疏，将他深厚的西洋学识，二十余年从幕僚之门看到的是是非非，三年上海督办浚浦的洋场痛苦，一并抒发出来，奏疏中称：
一、中国士大夫不知西洋乃乱政之所由来，徒然慕其奢糜，从政朝野一致倡行西法，典新政，一国若狂。
二、政治之所以不得其平，不患无新法，而患不守法。
三、朝廷行内政则不守旧法，为外交又无定章可守。
四、自太平军兴，湘军转战各省，清廷许曾国藩便宜行事，因而形成内轻外重之局面。
五、李鸿章继曾国藩而起，品学行宜不如曾国藩纯粹，以致北洋权势几与日本幕府专政不相上下。言洋务者，中外成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
六、北洋既败（甲午一役，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各省督抚争相办理洋务，度支部不敢过问开支，户部不知何人声势显赫，人人各循私意，上下纲纪废弛，所以庶政不修，民生日艰，民怨四起，国势遂每下愈况，渐趋阽危。
指陈时弊之后，辜鸿铭为根治病体开出一个方子，以“申明成宪”四字提纲挈领，提出他的看法：
一、自军机大臣以至久于任所而有学识的地方官员，会同彻底研究，据实订定各项法令。务使所有法令不致繁琐重复，简易可行，然后分别纲目，印行善本，颁布天下一体凛遵。
二、办理外交应先统筹全局，尤须确立“修邦交”重于“讲武备”的决策。
三、甲午、庚子以来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为国雪耻，致朝廷近日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此种观念应予革除。
其所谓“修邦交”重于“讲武备”可谓书生之见，但其所陈，也不无可取之处。
同时，辜鸿铭写道：“有小人办外事，其祸更烈。”矛头直指袁世凯，与梁鼎芬一般脾气，其任气忤物，于是可见一斑，其“金脸罩，铁嘴皮”的骂人骂世功夫于此亦可见一斑。
辜鸿铭一阵快意之后，回到寓所，却见张之洞沉默无语地坐在客厅里，满脸倦色，一部长须有些发白了，赶紧上前参拜，问询请安。问：“香帅，怎么亲自前来？也不先通报汤生知道。”
张之洞也不理他，辜鸿铭坐下后，命人泡上茶来，张之洞呷了一口，缓缓说道：
“汤生，一罢朝我就到处找你，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今日你这折奏疏，别的不说了，又何必加上两句：‘用小人办外事，其祸更烈’。徒然与袁项城结怨。”
辜鸿铭一听，原来是为此事，大大松了口气，答道：“香帅，袁项城的为人，你也不是不知道，听说你去年进京时，袁项城与你同入军机处。项城会见德国公使时，曾得意地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专讲办事的’。”
“香帅，试想，当今天下办事，哪种不要学问？似他这等颟顸，如何做得好事？天下不要学问的事也有，如老妈子倒马桶，就用不着学问。除此之外，我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张之洞知他不服，也就不再多说，但心头的话也放不下，遂又说道：“我知你素倔犟，说服不了你，不过你这道奏疏却令鹿定兴十分钦佩，但有什么必要呢？”
辜鸿铭一听，当下回道：
“此时尚非袁之天下！”
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张之洞也就默然无语，不再多说了。
鹿传霖（1836—1910）字滋轩，一作芝轩。直隶定兴人。同治进士。历任广西兴安知县，桂林知府，河南、山西巡抚。1895 年擢四川总督。因上疏主强对三瞻行改土归流，奕沂恶其多事，被撤职。1898 年戊戌政变后，起用为广东巡抚。次年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1900 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他募兵三营，护送慈禧太后逃西安，授两广总督，旋升任军机大臣。回京后兼督办政务大臣。
宣统即位后，与醇贤亲王载沣同受遗诏，加太子太保，历拜体仁阁、东阁大学生。
罗振玉对辜鸿铭的这道奏疏也极为赞佩，说：“采索根元，洞见症结；贾长沙（指西汉贾谊）复生，不能过是，盖天下之至文，沉疴之药石。”
辜鸿铭虽然极力倡言，可惜此时，大清王朝已是病入膏肓，无处下药了，谁人还会听他一言呢？
1908 年11 月，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隔一日，先后离去，斗了一辈子的姑侄二人，到黄泉路上也走到一块，可能不会寂寞了。
慈禧太后执掌政柄达四十余年，如今一死，出现权力真空，如何稳定朝局，成了此时的大事。张之洞以顾命重臣的身份，昼夜入宫议事，为继承皇统、权力交替出谋划策。光绪帝死后，皇后隆裕为皇太后，此时问诸大臣：“何人继位？”
诸臣都闷着，不吭气。张之洞回答说：
“承嗣穆宗毅皇帝（指同治），兼祧大行皇帝（指光绪）。”
隆裕问：
“何以处我？”’
张之洞答：
“尊为皇太后。”
隆裕说：“既如是，我心慰矣！”
在此嗣君年幼，国变日亟，人心惶惶，朝中老成凋零殆尽之际，有些大臣心中慌乱，手足无措，甚至提出调兵入京。张之洞老成持重，极力反对，认为这样做会引起民心惶恐，加以阻止。同时请度支部发放款项周转市面，安定人心。张之洞的这些行为，显示出“一言定邦”的元戎重臣的特殊地位。
顺利过渡，溥仪继位，醇贤亲王载沣为监国摄政王。
载沣（1883—1951）清末摄政王。爱新觉罗氏。满族。1890 年袭爵为醇贤亲王。1901 年被派充头等专使赴德国“谢罪”。1908年，其三岁之子溥仪即帝位，任监国摄政王。遂罢免袁世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并任用买办盛宣怀推行加捐加税，铁路国有等政策。1911 年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12月被迫辞职，仍居北京。1928 年迁居天津，后去东北。1951 年病逝。
溥仪（1906 一1967）姓爱新觉罗，名溥仪，字浩然。清朝末代皇帝。1908
年11 月继帝位，次年改元宣统。由其生父摄政。1908 年11 月——1912 年2
月在位。辛亥后，退位，仍住北京皇宫内。1917 年7 月，张勋拥之复辟，12
天失败。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废大清皇帝称号。次年潜至天津，谋复辟。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卖身投靠日本到东北。次年任伪“满洲国”
执政，1934 年3 月又改称皇帝，改元“康德”。1945 年日本投降，入苏联监狱。
1950 年，移交中国，禁于抚顺。1959 年12 月获特赦，回北京。1967 年病逝于北京。
载沣摄政后，大肆任用满族亲贵，无视此时汉族大臣在朝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所欲为。张之洞此时尚无明显政敌，处境还算平稳，袁世凯则不同了。
袁世凯由于曾出卖过光绪帝，光绪帝恨之入骨，据说光绪生前就常写“袁世凯”三字于纸条上，然后撕碎……因此为皇帝系统的贵胄所深恨。据说，光绪帝临死前留下遗诏：对袁世凯，“时机一至，立即处斩”。光绪帝之弟载沣摄政后，声言为兄报仇，要诛袁世凯而后快。更重要的是此时袁世凯手握重兵，占据军政外交要津，“权重震主”，为少壮亲贵集团所不容。这样，光绪、慈禧一死，袁世凯性命可忧。
张之洞虽素对袁世凯的骄横颇为不满，但老于世故人情的他意识到，亲贵们对袁世凯的打击排斥，不是冲着袁一人来的，而是冲着汉族官员来的，兔死狐悲之感涌上心头，因此才对梁鼎芬、辜鸿铭的奏疏表示不悦。现在载沣要杀袁世凯，张之洞当然不能置之不理。
当载沣代表隆裕皇太后临朝，宣布袁世凯罪状，以为帝后不和，国政失调，皆袁世凯所致，宜处极刑。宣布后，朝上大臣缄默不言，面面相觑。唯张之洞犯颜直陈，称袁世凯身负练兵重任，京畿为其势力所在，倘处置不慎，非国家之福。载沣觉得问题比较严重，决定从轻发落。
张之洞为此，出朝后曾与人说：
“主上冲龄践祚，而皇太后启生杀黜除之渐，朝廷有诛戮大臣之名，此端一开，为患不细。吾非为袁计，为朝局计也。”
清宣统六年，1909 年1 月21 日，颁布罢除袁世凯的上谕，袁世凯以患足病，着即开缺，回籍养疴。袁世凯回到河南彰德，却无心养病。朝中大臣早已为袁世凯收买，而他的一班心腹重臣，文武官员，早已身任要职，布满朝廷内外，对袁唯命是从。彰德成了名符其实的小朝廷。
罢斥袁世凯，一方面显示了同光中兴，地方封疆大吏权势上升，汉族官员控制时局，满族亲贵的地位受到冲击，同时也是标志着汉族支持大清王朝的结束，再也不能为满清王朝提供大量的、富于活力的人才了。而满清王朝皇子皇孙们似乎确实遇到了皇帝的末年，举动失措，不知大体，只知争权夺利，个个都盯着官位，没有几个是能做事的。
随即，载沣以监国摄政王代理大元帅，系统禁卫军，掌军政大权，任命他的弟弟载洵为海军大臣，另一个弟弟载涛为军谘大臣，痛昌为陆军大臣，实现了由皇室把持兵权的意图。这一帮纨绔子弟执掌大权后，政局可想而知。
全国各地的各种组织不断活动，立宪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到处游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到处奔走，时刻准备武装起义。地方士绅也忍无可忍，大肆活动。大清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这时，张之洞病重，1909 年6 月，确认患了肝病，医药无效，但仍勉强办公。
眼见载沣一味任用皇室宗亲，满汉鸿沟日深，帝国行将覆灭，张之洞忧心忡忡。6 月，载沣免去津浦铁路总办道员李顺德等人后，又要起用满官继任，并询张之洞意见，张之洞答说：
“不可，舆情不属。”
载沣仍然坚持，张之洞又说：
“舆情不属，必激变。”
载沣不以为然，有恃无恐地说：
“有兵在。”
张之洞无话可说，退出后，黯然神伤，叹息：“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此时之大清王朝已是汤药不进了。
张之洞病情亦加重，十月四日，载沣前往探病，张之洞同载沣进行了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
载沣对张之洞说：
“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
张之洞答说：
“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
载沣离去，太傅陈宝琛（字伯潜，福建闽侯人）进来，问道：“监国之意何？”
张之洞什么都没有说，只叹道：
“国运尽矣！盖翼一悟，而未能也。”
当晚，清流运动的主角即离开人世。谋士辜鸿铭哀伤不已。
张之洞之死，标志着晚清时代一个重要的时期——所谓同光中兴的结束。
自从1864 年7 月太平军的首都南京被曾国藩的军队攻陷后，中国的统治者们暗自庆幸，他们亲眼看到了历史中的罕见现象——一个统治了二百多年并且一度鼎盛的王朝，在衰败时仍能扑灭一次席卷全国的难以对付的叛乱。这就是传统史学家称颂的中兴。
谋士辜鸿铭得知张之洞的死讯，无比悲伤，历历往事不竟重现眼前。一时人世沧桑，不胜今昔之慨涌上心头。为感念故人，开始摭拾归闻，铺缀成篇，追怀辅助二十余年的张之洞。
这日，同在外务部任职的梁敦彦前来拜访（梁敦彦，1909 年3 月入外务部），这两位追随张之洞多年的幕僚，虽同到京师外务部任职，毕竟是很少畅谈的机会。现在，张之洞已死。两人一见，唏嘘不已，辜鸿铭即邀之入座，命人奉上茶来。梁敦彦端起茶碗，轻啜一下，即叹道：“汤生兄，现在香帅已去，朝中诸公，碌碌无为，天下大势，不可为啊！
听说你正在著文追念香帅，可否让我先睹为快？”
辜鸿铭亦神色黯然，应道：
“崧生（梁敦彦字）兄，数年前，你我同随香帅来京，一阵畅谈，至今思之，令人有沧桑之感，我拟草文追忆香帅。却未成篇，如果写好，一定让兄先睹为快。”
“那么，汤生兄，可以把你的想法说给我听听么？”
辜鸿铭道：
“这时节，你想听哪一方面的呢？千头万绪，我也说不清啊！”
“就说说香帅这几年的政绩吧！”
“要说香帅出任封疆大吏以来，讲求最多、用力最勤的要数洋务、新政和最近的宪政了。这得从头说起，我中国自咸同以来，经粤匪、捻匪搅乱。内虚外感，列强环伺，经至迭乘，就像一个百病丛生的病人，令医道高手也不知从何着手。一开始，却有一位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曾国藩），开出一个处方，叫洋务清火汤，服了若干剂。不见起色。甲午一战。症候突变，来势凶猛，有儒医南皮张姓者（张之洞），另外开一处方，叫新政补元汤，药性燥烈，服之恐生巨变，因就原方，略加删减，美其名日宪政和平调胃汤。自服此剂后，不仅没有见到转机，病却愈发凶了，势至今日，恐怕非别拟良方不可了。”
辜鸿铭深处沉郁之中，今有人畅谈，正可一泄胸中郁闷，即口才滔滔，舌辩不绝，大谈特谈。梁敦彦接着话头问道：
“似兄这样说来，又有何良方？”
“现在天下，已是不可收拾之局，良方暂且不说，只说此时时局，便可知问题所在了。”
说到这里，遂抽出一支一生酷爱的埃及香烟，点上，深吸一口，不等梁敦彦问话，即在轻烟缕缕中继续说道：
“现在时局，即如这缕缕轻烟，只待风一吹到，即会大变。若无劲风。也会袅袅散去，不依人力啊！你看朝中诸公，哪有一点国治民兴气象。想当初，厩焚，孔子退朝即问：伤人乎？不问伤马没有。现在地方上一有事变，朝中上下衮衮诸公，莫不函电交驰，函问日：伤羊乎？不问民之死活。可叹啊！其实，当今天下，外人为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天下百姓无不思乱。而百姓所以思乱，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饿，一是怨。想一时不使百姓挨饿，谈何容易！因此入手办法，当在先使百姓不怨。百姓之所以饿，是由于新政造成的；而百姓怨恨，则并非新政所造成。百姓并不怨新政，怨的是主持新政的衮衮诸公而已，这些人只将新政认作进身之阶，怎么得了啊！”
言罢不胜感叹，喝了口茶，接着说：
“似这等诸公立于朝廷之上，个个只是争官做的，厚颜无耻，上下皆以顽钝无耻为有度，以模棱两可为适宜，不学无术以自是其愚，植党干没以自神其智，此真乃患得患失的一群鄙夫，全都足以亡人家国。用这些人，不要说新政，就是比新政好上千万倍，必然也只落得民怨沸腾，朝廷衰微。”
梁敦彦听得心寒，想换个话题，问他：
“地方大员如能体恤民情，岂不也能惠及一方？”
“不然，不然。天下已如此，岂是一二督抚可为，记得当初香帅督湖广时，曾大兴新政，香帅欲使地方上报土产矿物，以宜开采。有一县官，急欲以邑中所有树木茶纸三属，据实上报。其幕僚劝他道，只须将些土产中种种玩物报上去应付了事，千万不可将地方上一应物产矿产全报上去，否则，考察大员纷纷来到，求所以改良方，一时迎来送往，不吃平你这一方才怪。如此上下敷衍、欺瞒，只为自己口袋，哪有一丝为苍生之念？
“而今日大人诸公，无不深通孔子精髓，君子有三畏，我以为他们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当今各省城镇市以及通衢大道，遍布警察巡逻，岂不是以匪待百姓么！当今官学堂学生之功课，与犯人做苦工有甚么差别，同一苦字而已！至于大人待属下一节，当今在官场者，谁有不知，何必我说。只不知朝廷设州县官，是为民作父母，还是为督府作奴才？”
梁敦彦听了心下大为佩服，再问道：
“难道真连一两个能称道的都找不到吗？”
“唉，这一帮大小臣工，只认得争官做，只认得搜刮来的银子，即使有一二大臣，也只是见识短浅，说起来也没有多大建树。同光以来，数得上的也不过几位，曾文正公，算得上是大臣，我们香帅，一介儒臣，李文忠（李鸿章），只算个功臣。三公论道，是儒臣的本分，统筹天下安危大计，行政得失，是大臣的本领，因循时势制定时宜，是功臣的能耐。没有大臣就没有政治，没有儒臣就没有教化。政治之有无，关系国家兴亡；教化之有无，关系人类存在，况且，无教化之政治等于没有政治。而这几位也是徒知皮毛，以为西洋人之所以强盛，随意欺侮我中国，不过是有铁舰枪炮，至于他们的学术制度文物，则不予过问，真是不可救药。记得以前我曾与你说过西洋剧院情形，那才是教化之国的气象啊！以那洋正心诚意的民众来经邦定国，何所不能呢！
“香帅终日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他之效西法，只是为富强，而他的志向却又不在富强，是想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香帅既想行有教之政，又想图财用讲富强，所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怎么能够兼行二者之道呢！”
在这大清帝国将烟消云散之际，辜鸿铭已经看到了张之洞的失败，他甚至已经看到了张之洞的心理上的矛盾，既要富国强兵，又要找借口，最后遮遮掩掩弄成个四不象，张之洞的新政、宪政必然归于空谈。张之洞要诊治的病人—
—大清王朝——已汤药不进了，像张之洞这样的努力，只是令人生敬佩之心而已。
不知不觉两人又从傍晚聊到深夜。现在已是深秋季节，窗外又飘起细雪，窗内两人仍是在如豆灯光下坐谈。炭火仍生着，暖烘烘地令人似睡非睡，与数年前的一幕多么相似啊！那时两人纵谈天下，臧否人物，意气横生。数年后的今日，却是举国一片疲怠欲死模样。比起数年前的景象更令人伤感。整个朝廷都似乎在暖烘烘的炉火旁昏睡，不知一场飓风即要吹到。
两人虽然已很疲倦，却了无睡意。辜鸿铭即对梁敦彦说道：“今晚，咱们索性再来个彻底长谈，你也不必走了。想来吹了半日，肚皮也饿了。我已命人准备了酒菜，咱们边喝边聊，定可驱驱寒气。”
当下遂命人将酒菜摆上来，两人先喝了杯酒，辜鸿铭开口又说道：“崧生兄，香帅的一件本领，我是比较佩服的。”
“哪一件？”
“香帅当年亟力为国图富强，但过世后，债务累累，不能清偿，一家大小八十余口，几乎无以为生。每一思之，即令我黯然神伤。”
两人一阵叹息，接着辜鸿铭大声说：
“身本国末，一国之人皆穷而国家能富强的，从来就没有过。中国今日不求富强则已，若要求富强，则必用袁世凯辈，盖袁世凯辈欲富其国，必先谋其身，此所谓以身作则。”
梁敦彦听得绝倒，二人相与大笑，辜鸿铭忽告诉他说：“这袁世凯是一个贱种。”
梁敦彦听他如此一说，心下一愣，颇为疑惑，袁世凯家世不是还不错吗？
即问道：
“此话怎讲？”
“说起来话就长了。不久前，有个洋人与我吹牛，他问我，他们西方人种族有贵贱之分，能不能识别。我说不能，他便告诉我：‘凡我们西方人到中国，虽寄居中国很长时间，形体不变、状貌如一的，必是贵种；若一到中国，居住未久，便形体大变、挺胸凸肚的，必是贱种。其间缘故很简单，中国食品，价格便宜，贱种一到，即放口大嚼，不用多久便会膘肥体壮。’你看那袁世凯甲午战争以前，本一乡曲穷措大、无赖之徒，不久暴富暴贵，位至北洋大臣，于是造洋楼，置姬妾。等到解职还乡，又营造府第，广置园圃，穷奢极欲，于享乐一道无所不至其极。与西洋人之贱种一到中国，便敞开肚皮大嚼，有何差别！
庄子曾说过，嗜欲深者，天机必浅。孟子说，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所以别人称袁世凯为豪杰，我却认为他不过贱种一个而已。”
听得梁敦彦鼓掌大笑，说；
“汤生，你这张嘴太过刻薄了。”
穷居幕府二十余年的辜鸿铭，沉郁下僚，宦海浮沉，骨鲠在喉，令他常郁懑不已，其志难伸，常议人论事，尖酸刻薄，如今梁敦彦这么一说，辜鸿铭叹道：
“在如此天下，你我唯只一张嘴还能胡说八道，为何又要虐待它呢？说说也可免得憋出毛病来，别人能刮地皮，争官做，你我过过嘴瘾，又有何不可呢？”
梁敦彦深有同感，说：
“当年在香帅手下，有许多遗闻逸事，哪几件没有你老兄呢？这且不说，只是目下，我还有一事不明，现今国会请愿汹汹，汤生兄有何看法？”
1908 年，光绪和慈禧死后，载沣即以预备立宪笼络人心，宣称1909 年内各省成立谘议局，一帮早在1906 年清政府预备立宪时，就已行动起来的立宪党人，现在积极从事成立各省谘议局的活动，以控制各省谘议局。同时于1909
年10 月纷纷宣扬早开国会，组织各省谘议局到北京请愿。后来，先后连续组织了四次请愿，清政府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令立宪派人士伤心绝望，具称，“希望绝矣”！此时正热热闹闹。
辜鸿铭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说：
“国会请愿，令人有说不清的感觉，香帅生前，就不敢轻言宪政。此时我想起了诸葛武侯的前出师表，那才真是一篇货真价实的国会请愿书，武侯所谓宜开张圣听，即是请开国会。所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即是请立宪。西洋各国当日所以开国会立宪者，其命意所在亦只欲得平明之治耳。
现在朝廷果能开张圣听，则治必明。如此，虽无国会亦有国会，不如此，虽有国会亦如无国会。如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大小俱为一体，陟罚臧否，无有异同，则治必平。如此，虽不立宪亦是立宪，不如此，虽立宪亦非立宪。所以我说出师表就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
“今日各省代表所请者，不过是发财公司股东会，非真国会也。因为真国会之意即在得平明之治。得平明之治，则上下自为一体，然后国可以立。股东会之意在争利权，一国上下皆争利权，无论权归于上、权归于下，国已不国，还谈何权利呢！”
粱敦彦听后，不禁问道：
“只是你这般说来，以君子之心视人，如果是一个公司，大家以君子待经理，不查帐，无报告，卷款不追究，谁来投资呢？”
辜鸿铭听完，不禁脸有怒色：
“天下之道只有二，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
二人这一长谈，不分白天黑夜，从朝廷到民间，从官僚到百姓，从西洋到中国，一阵神吹海聊，把一腔书生意气，报国经世之意致用无门，发泄个透。
两人虽已来京，列名外务部，然不过帝国千万官僚之不足道一员而已。虽然有致用报国之心，却是无所措手脚，朝野上下，浑浑噩噩，令人窒息，心中愤懑，压抑不住，发泄出来。
此时，东方已白，酒已罄，人意已阑珊，辜鸿铭二人举目一望，但见整个京师已蒙上白朦朦细雪一片，显得白茫茫一片世界，一股凉气渗人，路上行迹，全被细雪蒙住，神思恍惚间，二人真有今夕何夕，不知何所去的感叹，不禁齐出长长一声叹息。
不久，辜鸿铭从快要断气的大清王朝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功名。1910 年1
月19 日，年仅三岁的宣统皇帝宣布赏赐进士。此时科举早废，所以只有颁赏进士。辜鸿铭以“游学专门列入一等”的资格，获赏文科进士。和他同榜的还有严复和他的学生伍光建。另外还有一位叫王劭廉，名次是严复、辜鸿铭、伍光建、王劭廉。文科进士之外，詹天佑、魏瀚获赏工科进士。令辜鸿铭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名次居然排在严复之后，夹在师徒二人之间，心中有些不平，对人愤愤然说：
“严复不过把人家种的东西培养一下，人家已经倾倒的东西扶一下，有何创见？有何贡献？”
言下大为不平，颇有看不起严复这位被奉为近代翻译鼻祖的意思。而他辜鸿铭也是搞翻译的，不过他是首位把中国典籍译成西文的中国人。
辜鸿铭此时已由外务部员外郎、侍郎而晋升左丞（相当于部长助理），对大清王朝的暮气感受日深，对于普通百姓困窘的生活深表同情，借当日之禁售彩票发表过一段辛酸看法：
“无分得足以祸民，本国法所宜禁，此乃言礼教之常耳。如近日禁售彩票，盖亦恶民之惯以无分得也。然而也应看时局如何？今日天下多穷无聊赖之人，有时购买一纸彩票，得者无论矣，即不得者，亦尚可作旦暮希望，聊以博人生之趣。今并此人生之趣亦绝之，吾不知穷无聊赖者以后更作何聊赖耶？”
对于当今的中国文化，中国时局也已颇感失望。获进士赏赐时，适逢来京结识的朋友瑞仲兰来贺，两人闲谈之中，辜鸿铭忽想起曾看过一本日本人写的书，对瑞仲兰说：
“中国今日如此沉疴不振，犹夜郎自大，记得曾看过日本人冈千振衣光绪十年游中国写的一部书，书名叫《观光纪游》，当中有一段话很耐人寻味，他是这样写的：‘中土士大夫重名教，尚礼让，志趣高雅，气象温和。农工力食者，忍劳苦安菲素，汲汲营生，孜孜治产，非我邦所能及也。而士人谓经艺，耗百年有限之力于自首无得之举业，及其一博科第，致身显贵，耽财贿肥身家，喜得忧失，廉耻荡然，不复知国家之为何物。而名儒大家，负泰斗盛名者，日夜穿凿经疏，讲究谬异，金石说文二学，宋明以前所无。顾炎武、钱大昕诸家以考证为学以来，竟出新意，务压宋明，纷乱拉杂，其为无用，百倍宋儒。其少有才气者，以诗文书画为钓名誉，博货贿之具，玩物丧志，无补身心，风云月露，不益当世，此亦与晋时老庄相距几何？吏胥奴颜婢膝，奉迎为风，望门拜尘，欺己卖人，自为得计。商贾工匠，眼无一丁，装貌炫价，滥造粗制，骗取人财，此犹可以人理论者。其最下者，狗盗鼠窃，不知刑宪为何物！立门乞怜，不知秽污为何事！其人轻躁扰杂，喧呼笑骂、此皆风俗颓废，教化不行者。呜呼，政教扫地，一致此极。而侮蔑外人，主张顽见，傲然以礼义大邦自居。欧美人之以未开国视之，抑有故也。’而当道光末年徐继畲出使西洋，归国撰《瀛环志略》，国人哗然，以其吹捧洋人，攻击惟恐落后，最后被迫去职，令人感慨不已。自来我中国士大夫至于平民，夜郎自大惯了，被别人嘲笑，也不足奇怪。
时至今日，慕欧美者，又何前倨而后恭也？看来这些人只知责己，不知责人，那有什么出息！”
瑞仲兰听后大笑，说：
“闻君才名四播，学贯中西，一时俊杰，本以为君已飞黄腾达，不料却久居人下，屈抑不伸，是何道理？”
辜鸿铭回答说：
“不拜客。”
“怪不得如此啊！”
两人相对大笑。
辜鸿铭继续著文追念张之洞，终于于1910 年同时完成两部书。
《张文襄幕府纪事》，中文版。
《中国的牛津运动》，又译《清流传》，英文版，次年由德国文学家卫礼贤将此书译成德文出版，定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新康德派对该书大为推崇，列为该校哲学系师生必读之参考书。
在《张文襄幕府纪事》一书中，谋士辜鸿铭把张之洞奉为清流的主角，对晚清的时局发抒己见，同时对其穷居幕府二十余年看到的世间百象，大加挞伐，以其愤世嫉俗之笔，伤时忧国，喜笑怒骂，皆成文章。
后于1912 年改定《中国的清流运动》，实为替大清帝国的悼亡之作。
书中辜鸿铭用英文编造了一个凄美而哀怨的故事：满清帝国的覆没，原因在于清流运动的失败。他所辅助二十余年的张之洞，无疑是这场运动的主角。
辜鸿铭认为同光年间的清流运动与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牛津运动十分相似。
十九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帮反思欧洲行为的思想家，他们对西方世界自认为自己的规则就应是全人类的规则大加批判。他们深信，全体人类在任何时代的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然而由于冷、暖不同的气候，高山平地区别，处理人类自身事务的方式各有不同，任何一种方式都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处。但他们各自表达自己的集体经验，全都是人类自我表达的真切而有效的工具。以任何一个文明的特殊方式作为人类唯一合理的存在都是狂妄的，令人嘲笑的。英国的一群思想家也早就有此传统，从柏克、科贝特、柯勒律治、卡莱尔纷纷向现代欧洲发出怒吼——
个人主义的自私撕毁了社会的经纬！
早年留学西洋的辜鸿铭一直师事诸位大师，自命弟子，特别是卡莱尔更是深印在他的脑子，当时纽曼大主教和阿诺德在英国发动的牛津运动令辜鸿铭钦佩不已。
辜鸿铭认为，同光年间的清流运动同英国的牛津运动一样，都是针对自由主义、针对现代欧洲的进步观念和新学的，他们所反对和攻击的是同一个敌人：“现代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辜鸿铭以他特殊的文化背景既切合了西洋的反现代化思潮，同时又以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牛津运动的失败使物质主义在英国和欧洲泛滥。清流运动的失败也使进步与改革代替了思想开放和精神宽容，从而导致了帝国的末日，中国文化的光芒再次蒙上了污垢。
最后辜鸿铭深切呼吁：兼收并蓄，吸取精华，是中国也是当今世界的共同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