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 年。
紫禁城的黄昏。
上海。南洋公学，辜鸿铭执校长印。
这年初，完成了回忆张之洞的文章后，穷居北京的辜鸿铭，深感局促于下僚，难有建树，更何况此时，大清已是无可救药，明主张之洞已死，困居于此，徒然消磨时日，日日见到暮气沉沉的京师气象。令人郁闷；朝中诸公碌碌，令人丧气，不如归去。遂辞去外务部职，南下上海。受聘，任南洋公学校长。
南洋公学，1896 年4月盛宣怀创设于上海，由电报、招商两局提供经费。
分设四院：师范院，即师范学堂；外院，即附属小学堂；中院，即二等学堂（中学堂）；上院，即头等学堂（大学堂）。1903 年改名为上海商务学堂，不久又改名商务部高等实业学堂。1906 年又改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设有铁路、电机等科。辛亥革命后，改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 年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邮电学校、交通传习所等合并，改名为上海交通大学。
时正值沈曾植辞官居上海，两人时常过从，相与悠游，同时宦海浮沉数十年后，深感国事不可为，正因有报国之心。自许经世之才，却不能得到施展的机会，更是痛苦万分。此时两人索性抛开朝廷之事，让那些吃肉的人去管，自命吃素的，也就乐得个轻松。
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却越来越不好过，隔三间五总有些些事情，刺痛朝廷中枢的神经。一帮积极鼓吹立宪的人，以张骞、汤寿潜、郑孝骨为首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在日本组织政闻社……花样百出，连续组织四次到北京请愿，希望早日召开国会，遭到清廷拒绝，绝了他们的希望。
同时一帮不晓事的朝中大员，借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之机，向帝国主义大肆借款，掀起一场在四川爆发的保路风潮，成立保路同志会。四川总督奉命擒杀请愿群众，迅速点燃四川武装暴动的火焰。清政府命端方带兵从湖北入川。
1911 年4 月，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起义，不久即被镇压，但清政府却惊恐万状。正如孙中山所说：“已震动全球，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已在一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中扎下了根，湖北武昌在革命团体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等的领导下，在军队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四川、广州形势的鼓舞下，准备发动起义。
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革命党人就控制了武汉三镇，于11 日推黎元洪为都督，建立湖北军政府。
黎元洪（1864 一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海军供职。甲午战争后，投奔湖广总督张之洞，颇受宠信，两次奉派到日本学习，升至湖北新军协统。1911 年保路运动兴起，以军界代表资格参加湖北铁路协会。湖北军政府成立，出任都督。1912 年当选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仍兼鄂督。袁世凯窃权后继任。1915 年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职。1917年张勋入京后被逐。1922 年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后复职，次年又为直系所逐。1928 年6
月病死于天津。
武昌起义后，各省人民莫不同情革命，闻民军胜利，额首相庆，奔走相告。
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安徽、福建、广东等十三省和最大的城市上海纷纷宣布起义，一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的地方扯下龙旗，换下长袍马褂红顶子，挂出一块军政府的牌子，即宣布革命。
另一方面清廷朝中一帮天潢贵胄，却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举国上下一片闹哄哄一拥而上的革命景象。亲贵遗臣纷纷出都，天津上海青岛大连等洋人租界，挤满了他们的身影。屋租房价顿时骤升，有人写一联嘲讽这些风逃勋臣：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则先逃。
上海，望平街（当时报馆集中地）上，万头攒动，许多人整天都在那里探听革命的消息。此时却有许多遗老遗少，藉口交通堵塞，要求租界加以取缔，妄想像戈登当年镇压太平军一样，对这次革命进行干涉，阻挠甚至武力镇压。
十月二十五日，辜鸿铭投书《字林西报》，编辑全文照登，信中称：“此可为模范之租界，犹属大清之世界，若肯从上海报馆中痴人妄说，刊刻排满图画文章，非独有违万国公例，抑岂事理之平？……夫此等排满文章，意在鼓动长江及各埠数百万饥民，使其抛却服从皇帝之职，意使乘问起事耳。……如今日望平街所刊排满文章，英人岂能置之不言？我愈思英将戈登之诚实尽职矣。”
辜鸿铭稿一投出，如像往常一般来到南洋公学，不料学生们看了他的文章后大怒，同时有的报章上称他为“怪物”，更助长了学生们对他的看法：此公是颇有反革命意思的。于是一哄而上，围着辜鸿铭，大加诘难，一时汹汹嘈杂。
令辜鸿铭应对不暇。突然辜鸿铭一声大喝，打断学生的哄嚷，顿时都静静听着，只听他说道：“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
学生们顿时鼓掌，闹哄哄散了开去。
辜鸿铭大为气恼，长辫一抛，即返身离去，也不再到学校。辞去南洋公学校长，整日里潜心向壁，钻研中国文化，或与来访之中外客人高谈阔论而已。
北京，武昌起义后，清廷在无知而又无能的隆裕太后和软弱无能的摄正王载沣的统治下，很快陷入一种近乎愚蠢的状态。醇贤亲王载沣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曾犯过一些严重错误，而现在他继续还在犯着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决定或者是被说服要恢复一个人的职务，而这个人正是他最危险的敌人，两年前被他贬黜并使之丢脸的那个人，以为起用此人即可结束大清王朝中群臣的恐慌，重新稳定整个混乱不堪的帝国，年幼无知的宣统皇帝可以重新坐到龙椅上做他童年的梦。
毫无疑问，起用袁世凯可能会有一个明显好转的局面出现。这位疗疾彰德的袁世凯在帝国训练有素的新军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朝中文武大员多出自他的门下，其他勋贵也多与之沟通，他对各种政治集团的影响仍然是很大的。
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要他统兵南下，镇压革命。此时的袁世凯却熬足了架子，知道他的机会来了，却不管清政府这边如何急，越急对他越有利，来了个不痛不痒的答复，表示歉意，此刻不能服从皇上的召唤，因为两年前迫使他返乡治疗的足疾至今未愈，不肯从彰德老窝中出山。而他的一帮亲信坐镇前线观望不进，急坏了载沣等人。
十月二十七日，袁世凯开出条件，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与他军事全权，保证供应充足军饷等等。同时亲信也致电清廷，摇旗呐喊，最后，不得不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见火候已到，即走马上任，一到北京，他就发觉自己是掌握局势的人，他可以按自己的主意行事。
并且确信不会有人妨碍他。他身兼湖广总督，统率军队和组织内阁，于是他着手处理军务，并迅速扭转了长江中游地区同革命军的斗争形势，把武昌对岸的汉口和汉阳从革命军手中夺回，但他并不急于进攻，他有自己的打算。
袁世凯很快派唐绍仪到上海同革命军商讨和谈事宜，不料唐绍仪一到上海不久，即发表赞成共和的声明后辞去代表的职务，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袁世凯并非忠于清廷，他更忠于他自己。
此时南方，孙中山于南京组成临时政府，坚持北伐。1912 年1 月1 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手中无军队、枪炮，口袋中无金银钞票，最后毕生以革命为主旨的孙中山不得不妥协，南北双方达成协议，清帝宣布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
清廷接受了退位的《优待条例》，条例中规定：一、大清皇帝辞位后，尊号仍然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国君主之礼相待。
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三、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四、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五、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六、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旧留用，唯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七、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八、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1912 年12 月12 日，由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诏书说：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东南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
袁世凯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玩弄手中的枪杆子，鼓动一大批如簧的舌头，欺骗惊魂不定的清廷，欺骗羽翼未丰的革命者，最后终于爬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
民国，在许多人的欢庆声中成立了。它的成立，令人们随之而流泪。先前一些热心共和的人很快消失了，许多革命者经历了令人难堪的困境。今日英雄、爱国者加身，明日罪犯和叛徒之名就来，不久，也许又被呼为英雄和爱国者。
许多人死于暗杀和内战，只有极少数人在日后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和荣誉。
可怜的醇贤亲王载沣结束了他短暂而倒楣的政治生涯，这位前摄政王不得不去拜倒在皇室祖先的神位前，忏悔他对皇室毁灭所承担的责任。看来这道由皇帝颁布的诏书宣布了共和的确立，适宜地为皇帝的威权的面子蒙上一层神圣的面纱，满清王朝已如日西下，并非总是不称职或不明智的十位皇帝统治了近三百年的这片广大的土地，开始进入黑暗和动荡不宁的夜晚，但白昼的余光似乎还不愿意完全退出紫禁城的宫墙。
上海，大清皇帝退位的消息传来，辜鸿铭正坐在沈曾植家里，一帮人正在品着美酒，气氛热烈，高谈阔论。
突然。一位仆人从街上回来，手上拿着一份报纸，高声喊着走进来：“快来看，快来看，特大消息。”
席上诸人仍高谈阔论，并不理会他的大呼小叫，报纸上不过是一些记者们的危言耸听罢了。仆人见没有人理，即把报纸递到主人沈曾植手中，沈曾植接过，不以为意地扫了一眼，立刻一行大字映入眼帘——
清帝宣布退位！
头版头条，太醒目不过了。沈曾植以为看花了，瞪大眼睛再看，没有错，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座中诸人见他脸色不对，不知出了什么事，顿时鸦雀无声地盯着他，静了足足有五分钟，沈曾植才回过神来，两行老泪扑簌簌直往下掉，声音嘶哑地说：
“诸位，不好了，不得了，皇帝宣布退位了。”
座上诸人顿时齐齐站了起来，转而向北跪下，一场热闹的宴会，立时只听得一片伤心痛哭之声，不住地把头向地上叩去。
辜鸿铭拉着沈曾植说：
“灾难临头了。我们怎么办？”
沈曾植用双手抱住辜鸿铭，流着眼泪，用一种让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声音说：
“世受国恩，死生一志。”
这时，辜鸿铭修订后的《中国的清流运动》出版，在这部为大清帝国悼亡的书中，辜鸿铭一方面伤时忧国，深切怀念故去的张之洞，同时对袁世凯大加挞伐，可能辜鸿铭一生骂得最多，最喜欢骂的就要数袁世凯了。此书中，辜鸿铭大骂出口。称：
袁世凯的行为，连盗跖贼徒之廉耻义气且不如。袁世凯奉命出山以扶清室。
既出，乃背忠弃义，投降革命党，百般狡计，使其士兵失了忠君之心，然后拥兵自为，成为民国总统。……袁世凯不但毁弃中国民族之忠义观念，并且毁弃中国之政教，即中国之文明。
许多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这成了辜鸿铭此后生命的主旨。
此后，星散于各地主张复辟的遗老遗少暗中纷纷活动，借居租界，思谋借助于帝国主义列强，实现复辟，他们要用忠心在军事专家们的时代获得成功。
上海，成了一个复辟活动的中心。这里有广大的租界供他们活动。以江苏阳湖绅士恽祖祁、恽毓昌父子最为积极，和军界张勋、徐宝山、张怀芝、张作霖等均有联系，并与允升、长庆、李经羲、锡良等声气相通。卜居于上海的张之洞手下三大幕僚辜鸿铭、沈曾植、赵凤昌也积极参与，与北京宫廷暗通声气。
这些人认为袁世凯难以收买人心，其举措动则自相矛盾，混乱的秩序依然无法恢复，有效的措施不见眉目，陈规陋习仍困扰着人们。大小军阀各行其事，独霸一方，虽系一方土皇帝，其奢华、腐朽就已超过了过去的皇帝。各省常陷入混乱，生灵涂炭。天下人期望于共和者，逐渐失望，共和声誉日下。讴歌前朝者时亦有之，似乎养着一个皇帝，比养千万个土皇帝好受些，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在袁世凯的治下，不出三五年必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天下民心未忘前朝，届时，拥立宣统登高一呼，统一天下，恢复旧观，诸君岂不皆殿上中兴之臣。
这一帮子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遗老遗少，毫无根基，不得天下民心尚以不知温饱为恨！却自认为天下人心之代表，躲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卵翼下，做着白日美梦。
辜鸿铭混迹于一帮拥帝复辟的遗老遗少中，正可以其讥弹妄议，宣之于口。
此时的大清，岂不是正如白纸一张，用以复兴上古帝王事业？因为他精通汉洋之学，特别其语言天赋，正可以借助于联络列强，所以受到重视。此时的遗老遗少诸公手中无枪炮巨舰，袋中无金银钞票，只有脑中装着为天下苍生立帝王，免于无君无父的宏愿，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干预，与日本等国频频接触。
希望得到支援。而日本人对于当时的复辟活动，持有一定的观望之心。虽深知复辟者们无坚固根底，但认为参与复辟者多是中国国民之中坚——缙绅士大夫，是一股潜势力，焉知其日后前途！因此也有意预为下注，赌他一把。这样，精通日文的辜鸿铭被派往日本东京，游说日本政府，以期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
1913 年1 月初，辜鸿铭肩负复辟者们的愿望，东渡扶桑，踏上日本国土、他的如夫人贞子的国家。这个他早就想一游的国家，早在甲午一战，他就见识了日本人的能干，1887年日本海军少佐松枝新一乘着战舰到长江扬威时，见识了日本人的气度。
当时松枝新一亲往造访，辜鸿铭又到舰上参观，两人于酒市畅谈，其乐融融，初次相见，即有欢若平生之感，辜鸿铭问松枝新一：“松枝君，我一直有个疑问，想我少游西洋各国，习其语言文字，略知各国沿革立国之基。西洋近百年来，风气大开，讲求智慧，精于制造业，人口增加极快，故航海东来，于是东洋各国，因此多事。我中国自古圣人教民，重道不尚奇巧，故制造器械，远不如西人。兼以近来民俗苟安，不思进取，故常苦无抵御之策。而日本与我中国，本是同族，文字也相同。特别是日本，文物衣冠犹是汉唐风貌，民间礼俗，也多上古遗风，故士知好义，崇尚气节。当西人东来，皆慷慨奋起，献身家国，不顾性命。又有西乡诸人领袖群伦，博通古今，因时制宜，修国制、定国本。唉，日本之能有今日之国威，不受外人狎侮，当真是有道理了！然而听说日本国民近日学西洋技艺，往往重西学而轻汉文经书，我确实很困惑，想你能释我疑惑么？”
松枝新一见辜鸿铭问得诚恳，其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心下感动，遂说：
“先生多虑了，如我，原本日本士族，幼年习西人军事谋略，航船技术，然却尤好中国文学，故能担当国家重任。”
辜鸿铭慨然大叹：
“我现在更相信你们日本之所以能有今日，确非仅依持西洋区区奇技淫巧，实因为你们国家尚存我汉唐古风，故士知好义，崇尚气节。”
后经日俄战争，日本人战胜了俄国，更令辜鸿铭心中的民族主义心弦大动。
辜鸿铭来到日本东京，他发现自己已不是个陌生人，日本人对他不仅熟悉，而且崇拜，特别是他在横滨《日本邮报》上登载的许多为中国辩护的论文，以及庚子一役，以张之洞、刘坤一授权名义发表的一系列定名为《尊王篇》的文章，使他在日本名声大噪，而他于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发表的一系列为日本呐喊的文章，更受日本人欢迎。
很快，辜鸿铭应邀作了一系列演讲，演讲正对了他的胃口，他的舌辩之才，他的“金脸罩，铁嘴巴”功夫，使他能在演讲中，大肆宣扬东方文化，称道日本人以汉唐古风立国，在世界上为亚洲争了光，教训了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是的来到中国和日本的欧洲人。斥责欧洲人为半开化的没有教养的流氓……
辜鸿铭凡有邀请演讲，有请必到，到后就一阵狂吹海聊，自吹自擂，大骂西洋人……口中时而英文，时而日文，时而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常令指派的翻译目瞪口呆。
拖着长辫子，穿着长袍马褂，一双双梁布鞋，或者很别扭地套一双皮鞋的中国人，日本人见得多了。特别是那些留学生忸怩地将一条长辫子盘在头顶上，弄得油光发亮。他们学得最快的是娱乐，吃喝螵赌。日本人早就见厌了。
这一位却不同凡响，令日本人耳目一新，他在西洋人中的影响，他滔滔不绝的辩才，他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特别是杰出的语言天赋，迷住了日本人，日本人为他喝彩、欢呼。辜鸿铭大为陶醉，他在这里才真正得到了信心和自尊，他对日本人越来越有好感了。在这里，替他捧场的，比在大清王朝还多。
站在演讲台上的辜鸿铭无比兴奋，一条灰色的小辫子似乎更长了，更黑了，头上的瓜皮小帽也更神气了。一身长袍马褂，一双双梁布鞋似乎总在代表他向日本人宣扬他的信仰、他的自尊、自傲。他总忘不了把自己的辫子拿到手中，对着大日本帝国正在膨胀的臣民们宣扬大清是最纯正的中国文化之基，热情洋溢地呼吁：
“让我们一起来拯救垂老的大清帝国吧，让它在世人面前重放光芒。”
然而，辜鸿铭对日本政府的游说却极不成功。
日本人已经把牙齿磨得很好了，胃口也不错。没有患消化不良。特别是甲午一战，吃掉了台湾、澎湖列岛后，更对自己的胃口有了信心，但吃到口的辽东半岛又吐了出来。接着对俄国人一战，更是知道自己的牙齿已很好用，吃到早已想吃到的东北大餐。现在，既精强又力壮，日本人此时是太关心自己的胃口了。
站在这个日本政府衙门上，辜鸿铭却一味呼吁：“贵邦与我中国，文字相同，风习一源，现在中国政府正经历着一场浩劫，中国文化面临着毁灭的深渊，殷望贵国政府能帮助大清王朝，恢复正统……”
辜鸿铭这一番滔滔陈述，只在向日本政府兜售一件崇高的文化古董，一点都没有挠到日本人的痒处，书生意气的辜鸿铭怎么知道还有一个《征讨清国策》一直装在日本人的脑子里，他们要的是进攻北京，占领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划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浙江舟山群岛入日本版图，其余部分分割成若干小国，附属于日本。日本人对前清没有多大兴趣。
辜鸿铭是动之以情，日本人是晓之以利。空有舌辩之才的辜鸿铭怎能深明其中细故？难怪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上海会见复辟分子时，听说他们派遣辜鸿铭到日本东京，大不以为然，说：
“辜鸿铭其人，虽精通汉洋之学，稍有见识，但多辩而无才能，其言不足以动人，以其充当去我国之使者，非适宜人选。”
宗方小太郎（1864—1923） 1894 年来华，1901 年在上海创立东亚同文书院，任代理院长。1923 年病逝于上海。宗方自1890 年至1923 年，作为日本海军的间谍，长期在华活动。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曾多次潜入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旅顺等军港，刺探重要军事情报，为此受到日本天皇的嘉奖。
最后，辜鸿铭只得到日本政府的空口许诺，怏快不乐，唯日与日本人吹捧东方文化以自娱。不过，日本人还是对大清王朝，对宣统皇帝感兴趣的。他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位大清末代皇帝的命运。1932 年，他们最终帮助溥仪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不过已经太迟了，忠心耿耿的辜鸿铭已拖着长辫子进了坟墓。
如果他活到那时，不知又有何谬论。
恰值此时，瑞典文学院提名两位东方人作为1913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一位是印度的泰戈尔，另一位就是辜鸿铭，提名辜鸿铭的理由是因为他翻译中国典籍，向西方介绍中国儒家经典，宏扬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道德观和人生哲学，激烈地批判以西欧为中心的大国沙文文化。（结果印度诗人泰戈尔入选。）消息传来，心情尚比较好。
在日本继续呆了一段时间后，只会晤了阿部政务局长，仓知次官，仅仅约定回国后将复辟活动的情况向阿部报告而已，觉得事不可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1913 年1 月底返回上海，深感一帮复辟“志士”徒有忠贞之心，却百事难以措手。无聊之余，他决定到青岛看望正在那里学习的儿子——辜守庸。
早在1907 年，辜鸿铭就将他与日本小妾贞子生的唯一一个儿子辜守庸遣往青岛，在青岛大学的预科班学习。
1910 年，奥地利籍讲师赫善心博士应聘来青岛大学。讲授《哲学入门》。
课堂上，这位博士屡屡提到辜鸿铭，班上的学生们都漠然置之，没有一个知道辜鸿铭的大名，这位洋博士大为惊讶，对学生们说：“他的儿子就在本校学习，你们居然不知道大名鼎鼎的辜鸿铭？”
语气中充满了惊讶和不解，学生们这才知道原来有个叫辜鸿铭的人令洋人如此的佩服，到处打听。幸好姓辜的人不多，最后纷纷找到辜守庸，探询辜鸿铭情况。他拿出父亲所著的《张之襄幕府纪闻》上下两卷给他们看，学生们读后都觉得极为平常，无非传统笔记志人志怪一流，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更显疑惑。
到1911年，广州起义后，该学校学生纷纷自动剪掉发辫，而辜守庸因为未得父亲许可，仍旧拖着条长辫子，成为少数拖着长辫子的大清遗老子弟之一。
1913 年初，辜鸿铭来到青岛，整日里混迹于宗社党遗老之中，高谈阔论，骂人骂世。而在大清王朝统治下时，就已兴起的租界，是大清王朝不管的大清国土。在那里由洋衙门作主，洋巡警、洋捕头说了算，不容于大清的朝廷命犯老躲到那里去高谈阔论。现在袁世凯也继承了大清的这份基业，不过这次是轮到大清的遗臣们到那里去高谈阔论了。这些忠君之士，一拥到那里房租屋价登时上扬，只苦了一帮小百姓。
流亡青岛的大清恭亲王溥伟，就是这里大帮遗臣的中心，复辟叫得最响，活动最为频繁。这位王爷见辜鸿铭发高论，反对革命，大谈保全清室的道理，正隍惶无依之中，引以为同道，有意接纳。而隔三间五前来闲聊的辜鸿铭，此时心中想的却不是参加甚么政治组织，政治活动，他想的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标新立异本就是他的行当，见人就夸耀他的新、他的异正是他崇尚的清谈风度。
是思想界的花花公子本色，见人就亮出自己缝制的一件件思想新衣。
青岛本是德国人的租界，德国人又最佩服他的高论，所以常有不少混迹青岛的德国人前往拜访，聆听高谈，这下青岛大学的学生们才眼见为实了。
这时，辜鸿铭结识了一位引以为同道的德国人——卫礼贤。
卫礼贤二十五岁即从德国万里迢迢，来到山东，一边勤修中文，研究中国诸子百家，一边于他的本行——传道。雄心勃勃的他在青岛办起“礼贤书院”，着手将中国典籍译成德文，卫礼贤对辜鸿铭早已耳熟，早在1911 年即将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中国的牛津运动》译为德文。两人在青岛相见，遂结为密友，时常在一起探讨学术。辜鸿铭深厚的西学功底和对中国文化的见解，令这位德国人佩服不已。后来，卫礼贤回国后，于1924 年起，担任德国佛兰府大学中国学院院长，把辜鸿铭的影响带到了那里。
五、仕在北洋·京都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