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3 年，民国二年。
辜鸿铭在青岛吹够了，呆腻了，也觉得无聊了，即决定前往北京——此时的民国首都，大总统袁世凯坐镇的地方。
从宣统皇帝颁布退位诏书后，中华民国的首都——北京却同时居住着一位总统和一位皇帝。对于清王朝来说，这是一个没落的黄昏，而对于民国来说，这是一个黎明，一个非常阴暗的，在密布的云层中带有几道不祥红光的黎明。
紫禁城内的这个孩子——大清的末代皇帝的地位是奇特的，他仍据有这块古老的帝国的皇宫禁地、帝王专享的龙椅，以及一套玉玺等等帝王特有的象征物。人们总很难理解，在民国的首都怎么允许一个自称为中国皇帝的人存在呢？
然而这也是个自有其微妙神机的问题。
只是大清皇帝和民国的总统同处一方，难道会提醒人们大清皇帝像大清总统吗？不，它让人难忘的倒总是提醒人们，民国的总统也许不久的将来会是民国的皇帝。不幸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已不只是可能，而是有人已在一步步地做下去了。
袁世凯坐镇北京，乃是他精心策划的结果，南北议和中，袁世凯是同意了南方革命党人的条件——必须在南京就职。但狡猾的袁世凯现在已经抓到了大总统的印把子，怎肯甘愿离开自己的老巢，将自己置于南方革命党人的控制之中？革命党人也对他很有戒心，就像他对革命党人非常憎恨和不信任一样。当南方派人前来迎请时，袁世凯便在北京上演了一场兵变，向南方证实，北方的确存在危险的动乱。这次兵变中许多人丧生，并造成极大的财产损失，但对袁世凯来说，却无关紧要。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命运。即使有成千上万的枯骨死尸又算得了什么？历史上不是常见得很吗？重要的是这样一来，袁世凯有了藉口，南方革命党人别无他法，只有妥协。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他所希望得到的结果：袁世凯留在北京了。
阴谋、欺骗、背叛、见风使舵和谋杀……本就是袁世凯的拿手伎俩。他可不是个君子，当君子有什么好处？食言而肥正是催肥他的饲料。一而再，再而三的食言，已是他生活中、政治中的一种技巧了。
1898 年，他食言于光绪皇帝，得到了疆吏之首——直隶总督的大印。
1911 年，他食言于宣统皇帝，得到了民国大总统的宝座。
现在，食言于南方革命党人，他又得到了北京的大总统宝座。
一切都是太自然，太顺理成章，太台平他的心愿了。保不定他哪天还会食言于谁，也许他心中最大的愿望已不再是食言于谁，而是食言于天下，吞下天下，做天子皇帝了。
1912 年3 月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大总统。
现在该是举行国会选举了。从1912 年12 月至1913 年2 月，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革命党人宋教仁全力投身竞选，结果，经他的努力和南方革命党人的影响，取得极大成功，袁世凯却气愤不已。他觉得是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了。袁世凯心中暗暗盘算：
“暗杀，不是还没有用过吗？好，就暗杀他一次。”
1913 年3 月，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在上海东站惨遭杀害。袁世凯暗杀得手，惊喜地“愕然”，立即命令江苏地区当局：“迅速捉到凶犯，穷究主事之人，务得确实，按法严办。”
一场暗杀，解决了袁世凯的心腹之患。然而宋教仁之死，使本已还有几分幻想的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彻底绝望。枪里面的真理，既使革命党人痛苦又令他们无奈，兜里没钱，手里无枪，许多人只好无可奈何地留在袁世凯的机构中混日子，有的甚至投靠了袁世凯。只有伟大的革命者孙中山先生他们却被血惊得更清醒。看来，是要兵戎相见。
现在，袁世凯万事齐备，要权有权，要枪有枪，最缺少的就是钱了。没有钱，权不灵，枪不响，袁世凯对此再明白不过，该捞钱了。捞钱却最不好办。
举国上下，百姓骨瘦如柴，到处土匪横行，任你千税万税，总得要有税可收。
鸡脚杆上弄不来几点油，最后还是只有请教他的心腹、捞钱专家——梁士诒。
梁士诒（1869——1933） 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1894 年中进士。
1903 年袁世凯聘为北洋编书局总办。1905 年任铁路总文案，1907 年奉派为邮传部五路提调、交通银行总理、署财政部总长。利用职权为袁世凯筹集经费。
1915 年发起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1918 年又出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安福系国会的参议院议长。1921 年依靠奉系出任内阁总理。次年奉系战败，亡命日本。1925
年段祺瑞任命为交通银行总理。1927 年任安国军总司令部政治讨论会会长。
1928 年北洋军阀崩溃，流亡香港。
梁士诒一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有“财神爷”之称。
梁士诒向袁世凯建议：
“大总统，现在腰杆最粗的，只有洋人了，只要能拔到一毛，何愁无钱！
如今天下，你要一搜刮，弄到的不是银子，而是遍地土匪。”
袁世凯心中活络起来，但洋人的钱可不是说拿就能拿的。可他深信，洋人会相信他还钱的能耐的。袁世凯点头道。
“只是这一毛拔起来，只怕有点难，现在我他妈是只能进补，不能亏损啊！”
“大总统不必担心，只要钱到了手，还愁什么呢？只要能弄到钱，什么条件都不必怕。”
袁世凯大为赞同，立即指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前往洽谈。
赵秉钧（1864——1914） 字智庵，河南汝州人。1902 年受袁世凯委派，在保定、天津创办巡警，升至道员。1905 年任巡警部侍郎。1909 年被撤。1911
年任袁世凯内阁民政部大臣。1912 年袁世凯授以内务总长，国务总理。同年加入同盟会。1913 年参加与策划刺杀宋教仁，案情揭露后，辞职。改任步军统领兼管京师巡警，北京警备区域司令官，镇压倒袁的国民党人。“二次革命”时任直隶部督兼民政长，1914 年被袁世凯毒死。
帝国主义列强早等着生意上门。这些拿着枪炮的金融家，在武昌起义时，就看好袁世凯。他们毫不怀疑他的才能，都等着这位总统为对付他的敌人找上门来要钱。他们知道，这位大总统的信誉在外国金融市场上付得起巨额的利息。
于是立即由五国的银行组成银行团：
英国汇丰银行
法国汇理银行
德国德华银行
日本正金银行
俄国道胜银行
由汇丰银行的禧礼尔、汇理银行的贾粹尔、德华银行的柯德士、正金银行的小田切、道胜银行的基尔里组成谈判代表。
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疏通双方的翻译问题了。要疏通如此众多的代表们的语言交流，实在不是一件易事，这样的人选寥寥无几。各国在京大使馆推荐的人物中，都一致提到了辜鸿铭，不论哪国驻京人员都早已听说和见识过这位的语言天赋。欧洲诸国的语言、即使日本语言，也时常从他口中滔滔冒出。看来这件差事是非他莫属了。终于，银行团的首脑禧礼尔最后决定，聘请辜鸿铭做银行团谈判的翻译。
辜鸿铭到北京后，深感变化巨大，此时的北京早已不再是他前两次来过的帝都了。男人们头上的辫子不见了。长袍马褂还套在人们的身上，然而那种雍容华贵的官服和正宗的大红顶子消失了。人们在更加混杂、更加尘土飞扬的大街小巷踱着永远拖沓的步子，整个一副落泊样。女人们大多还有小脚，然而再不是从前那般深居闺房，羞答答绣花刺字了。年轻女子的脚已是一双天然的大脚丫子，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说起话来纵声大笑，毫无顾忌。更有甚者，烫了一头弯弯曲曲的乱鸡窝头发，穿上一双高跟鞋，一件旗袍做得紧扎扎的，要知道什么，就看得到什么……
辜鸿铭深为叹息，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辫子、长袍马褂双梁布鞋更耀眼更夺目了，更值得珍惜了。看到那些时髦男女们的装束，他总忘不了告诫一声：“别以为穿西装、着皮鞋就很时髦，那不过是西洋人的无聊玩艺儿而已。”
他整日里坐在家中，研读诗书。钻研中国文化，时常有中外客人来访。每次神聊，总忘不了教训西洋人一番，替中国人出口气。
五国银行团派人前去迎请辜鸿铭，辜鸿铭反正无事，也不好在家坐吃山空，有意谋些事做做，但他是不会出门去求人的。不过，既然有买卖上门，那也不错，遂告诉来人说：
“区区小事一桩，完全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那人一听他愿意，赶紧说：
“只要先生愿意，什么条件都好说。”
“那好，我这条件很简单，开价是6000 银元，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那人吃了一惊。说：
“6000？太多了吧！”
辜鸿铭听他这一说，顿时笑道：
“你以为我只值你们那些办事员那一点银子吗？告诉你，少一分我也不干。”
那人口中应承，心里却说，你这价也开得太高了，不要以为非用你不行。
看来，你是太看得起自己了。谁知他回去这么一报告，禧礼尔大喜，能聘到这样一位语言天才，名震西洋的学者，那是太好了，对其他诸位说道：“6000，值，太值了，别的人也许一两银子都不值，但辜先生却值得这6000
元。”
就这样辜鸿铭当上了五国银行团的翻译，一口流利的英语、德语、法语、日语，解决了银行团诸公不少困难，使他们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令他们大为高兴，辜鸿铭也日进斗金，很是风光。
最后袁世凯痛下血本，于1913 年4 月26 日在北京订立《善后借款合同》，借到二千五百万英镑（约二亿八千万银元），年息五厘，打八四折，另外还控制了全国盐税的征收。
条款一签下来，辜鸿铭大为感叹……
银行家是在天晴时硬把雨伞借给你，而在下雨时收回的人。
辜鸿铭狠狠敲了他们一记，而这些洋鬼子却更黑，狠狠地敲了袁世凯一棒。
袁世凯又狠狠搜刮百姓一遭。
辜鸿铭整日里除坐拥书城、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外，便是高谈阔论，骂人骂世，过得逍遥自在，内心里却难以宁静。住在天子禁宫边上，紫禁城的落日总使他想起中国文化的命运。高高的威严红墙困住了他的思绪，夜望帝宫，令他心潮难静；展开先圣列贤的经典，总令他神游于伟大的古圣先王时代。那里才是幸福、和平、宁静的世界啊！如这般的现状，只有地狱可能还有些相似！
紫禁城，紫禁城，只有那高高在上，威严无比的神色，还在诉说着一种梦幻、和平、宁静、幸福，还在诉说着一种光荣——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可惜，这些伟大的梦幻都被一道高高红墙围住了，困住了，眼看就要断绝了！
在这个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太阳的天空下，在深广迫人的暗夜中，辜鸿铭挥笔上阵。他的背后站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他要借助于先贤们的智慧伟业，让这个世界重见星光。
这个世界正走火入魔，西欧国家早已被金银的臭气熏昏了头脑。武器被镀上金银的光亮，时刻都会刺刀见红……血还流得不够，整个污秽的世界仿佛只有血能清洗。
辜鸿铭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啊！他仍在讲着笑话，仍在高歌放谈，然而此时的他只是大笑之后，继之以涕泪，涕泪之后，复继之以大笑，这大笑像笑弥勒身旁的一副对联：
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
大肚能容。容天下不平之事。
1914年，陈友仁在北京创办英文报纸《京报》，慕辜鸿铭大名，以每月350
银元的重酬，特约他每天写一篇专稿。辜鸿铭欣然领命，日草一稿，大肆抨击共和制度，批判欧美诸国的强横，大受欢迎。然而这两人却都有一身番仔脾气，彼此不让。陈友仁是立定反对帝制，为共和披荆斩棘的。不久两人就分道扬镳，各以自己的笔在世界上为中国呐喊，为中国争颜面。他们两人虽然道路不同，但都有一身铮铮铁骨，非碌碌政客庸庸群僚为一己之私可比，鼓足勇气，为一个他们热爱的家园——中国，擂鼓助威。可惜，他们心目中的这个巨人像是中了蒙汗药，睡得太死，太深，太沉了。你擂得太响了，她不过梦呓一声。
“我先前也阔过一阔呢。”
接着翻身又睡去，她的皮太厚，太麻木，太不容易接受刺激了。
陈友仁（1875——1944） 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出生于西印度洋群岛的特立尼达。西名尤金·陈，精通英文，不会说中国话。1912年春，回到北京，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施肇基的法律顾问。1914 年创办英文报纸《京报》，自任总编。1924 年任孙中山秘书。1927 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1932
年续任国民党外交部长，因力主抗战，被迫去职。1933 年参加福建事变，失败后赴法。1937 年后闲居香港，1944 年病逝于上海。
辜鸿铭、陈友仁、伍朝枢三人同列孙中山赞誉的中国通英文的三个半中的三个。
辜、陈二人闹翻后，辜鸿铭自告奋勇给另一家北京的英文报纸《北京每日新闻》写专稿，不要稿酬。但有一条件，他写什么就登什么，不能删改一字。
辜鸿铭鼓动一支妙笔，文彩斐然，报纸销量直线上升。但是一个半月内，他就连续写了三篇主张纳妾的文章。主编急了，迫于教会等各方面的压力，请他不要再写这类文章了，辜鸿铭大为生气，怒骂：“你是接受了美国人的美元还是娶了美国女人？你的报纸要不是我哪有今天，那些美国人没有出息，不敢娶小老婆，你也跟着嚷。”
弄得那主编哭笑不得。只好中断与他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