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椿树胡同十八号小独院。
主人，冬烘先生辜鸿铭。
定居北京后，辜鸿铭花银子买下了一座小独院，这座小独院位于东四南大街与王府井大街之间的椿树胡同，离东口不远，路南的一个院落，门牌号是：十八号。
椿树胡同在朝阳门内，离紫禁城不远。飘泊半生的辜鸿铭，此时息心篱下，住到天子脚下的北京城。虽然天子没了，在这座中国古老的帝都，却还能体昧天朝往昔的荣光，深潜于天朝往昔的辉煌中，辜鸿铭细心地从古老的典籍中依稀还能听见往昔的威严。正是这种威严的余晖，吸引了他，迷住了他，使他不仅对圣贤经传拜服不已，而且对这个古老文明的一切都爱护备至，纳妾、缠足、长袍马褂、长辫子、文盲……对这些文明的余渣也津津乐道、吹捧不已。
十八号小院内的辜鸿铭在帝王时代的余晖中，成了唯一一个以向西方人传播圣贤经传为务的中国人。他以其纯正的英文，向西方人细细称道伟大的中国文化。第一次在世界上，能够听到中国人倔犟的呼声。他之所以能名扬世界，也许正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倾慕着辉煌的古代中国文明，他恰恰满足了这种心愿。
小院进门处是一个小花园，种着各种花木。春天到来时，这里总是生机勃勃，有名的无名的花草竞相破土、拔芽、抽绿，茂茂芊芊，春风醉人。园内一株高大的椿树，孤孤零零的，高达数丈，树干笔直，顶上也开始发出淡黄淡黄的嫩叶，慢慢地就要转青，转绿了，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椿味。浓浓密密的枝丫直指蓝天，仿佛这座小院倔犟的辫子，尤受主人喜爱。特别是到了冬日，整个花园已经花残枝败，椿树也蜕尽了叶儿，在一片细雪朦朦的银白中，傲立着，清奇绝伦。
花园尽处是一排平敞的北房。
辜鸿铭就在这座清静的小园内，日日与圣贤经籍为伍，探寻他理想中的世界。在这个理想的世界中，一切都是那么和谐，那么伟大，散发出一种久经浓缩的芬芳。在这个世界中，堆着古老中国文明往昔的卷子，说的都是人的故事，可已没有了人的尘俗昧儿。悠长的岁月，给它们薰上了书卷的寒香。这里是感情的冷藏室，一页页翻过去，仿佛可以看见圣哲的荣光，帝王的龙袍……
早年游学西洋，辜鸿铭是自负的西洋人嘲弄的对象。沉郁下僚，困居张之洞幕下二十年，督办浚浦三年，列名外交部，他是志不得伸。现在没了皇帝，只有前清的宣统帝还居住在高高的、渊深莫测而有几分令人窒息的紫禁城。走遍东西南北之后，不禁生出几分感叹，几分伤感。江湖水清还好洗衣冠，可现在水浊啊，不得已，就把脚伸到这盆混浊的江湖水中去罢，洗脚江湖，不也很惬意吗？辜鸿铭这么一定下来，心也有几分宁了，遂给自己取了个颇有几分幽默的绰号：冬烘先生。
冬烘先生此时已年近六旬，却仍体格硕健，神采奕奕。颏上下唇上几绺长须已有些花白，拖着一条灰里泛黄的长辫子，用红丝线夹在头发中，细细编起来，当真是五彩缤纷，鲜艳夺目。头上一顶红色结黑缎平顶小帽，四时戴着，有时还饰上一颗祖母绿，常常已是油光可鉴。一袭长袍，枣红宁绸的，外套樟缎大袖马褂，有时是天青大袖马褂，一律磨得油光闪亮。袖子上斑斑点点尽是鼻涕唾液的痕迹，可以照见人影了。好事者立在他面前，不须镜子，即有顾影自怜之乐。脚上终年一双双梁平底布鞋。如此这般一位混血儿模样，即使在前清时代，马路上出现这么一位华服教士似的人物，也不免令人瞪大眼睛，看得出神。而辜鸿铭自己却有一套理论，在他的得意之作《春秋大义》中，他宣称：中国人有不洁之癖，因此中国人只注重精神而不注重物质。
冬烘先生又是很怕老婆的，怕老婆还有一段特别的理由，每当有弟子来访，谈客过从，他总忘不了告诫一声：
“不怕老婆；还有王法么？”
记得古时有位将军怕老婆也是怕出名了的，据说别人问他为什么怕老婆，他回答说：
“不怕老婆如何做得将军？古来将军有几个不怕老婆的？”
冬烘先生倒可以与这位古时将军辉映古今了。而且他怕老婆也是怕得认认真真的。当他高谈阔论，兴致勃勃时，夫人淑姑是不管他的。但他老人家却有那么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北京当时叫化子很多。每一次叫化子来到门前，他总少不了开门，给叫化子些钱。不料有一次，却被淑姑当场拿获，淑姑大怒，拿饭碗就向他头上掷去，辜鸿铭没有留心，头上就挨了这么一下，随即听到身后淑姑一声大喝，骂道：
“好你个败家子。像你这般没个规矩似的施舍，再大的家当，也够不了你抛撒。你也不瞧瞧自己是谁，是菩萨么？”
辜鸿铭气不敢出，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讪讪地走了开去。此后一听到叫化子呼号之声，立即开门，赶紧扔下一二枚银币，动作敏捷得如像做贼一般，生怕淑姑看见。老夫妻二人如捉迷藏一般，时不时又被淑姑捉住，臭骂一顿。
冬烘老人极爱子女，膝下有一子二女。
儿子辜守庸，日本夫人贞子所出，倍受辜鸿铭溺爱。用守庸自己的话说，是过了一辈子公子哥儿的生活。成婚后，育有四男二女。长子辜能以解放后到台湾卖文为生。1957 年，辜鸿铭百岁冥诞时，辜能以组织力量出版辜鸿铭的著作。次子辜营商解放后留在北京。
女儿珍东、娜娃是淑姑所生的两位千金。这两位小姐不仅聪颖明慧，学得多国语言，而且也继承了乃父的性格，骄傲、清高。
据说辜鸿铭的一位弟子非常仰慕珍东小姐，朝夕追求，殷勤备致。珍东小姐呢？却不为所动。到得后来，小伙子急了，直接问她：“我的大小姐，到底你在想啥？你是觉得我长相丑陋还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倒是给我个说法呀！”
珍东小姐见他憋了许久，说出这番话后，手足无措，冷汗直冒，惶惶惑惑的模样，开口说话了：
“别的也没甚么！只有一样，不知你能不能做到？”
小伙子如获大赦，心头独喜：
“做得到，做得到，只要你说一声，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怕。”
“也不要你上什么刀山、下什么火海，伤筋动骨的。说起来呢也比较简单，只要你用中、英、法、德、意、日六种文字各写一封求爱信，什么都依你。”
小伙子倒抽了一口凉气，如寒冬天当头泼下一盆冷水，当下就死了这份仰慕之心。从此，再也没有小伙子敢心存奢望，珍东小姐却乐得个耳根清静。姐妹二人整日价不是与来家拜访的青年学子们跳舞、玩台球，就是吟诗谈文，辜鸿铭倒不去管她们。在他看来，跳舞可是西洋人很好的礼仪，玩台球也是一种锻炼，淑姑也就只有徒唤奈何了。
两位小姐就这么在父亲的卵翼下，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始终不谈婚嫁，直到辜鸿铭后来突然去世，姐妹安排完后事，才满怀悲伤，遁入空门，在苏州的一所庙里出家，落发为尼。终究是过了绝尘的生活，也许只有庙宇才能容得了她们的骄傲和明慧。
在这座小院内，还有两位特别的人物不能不提。一位是这家子的仆人——
刘二，兼着车夫的。另一位是年轻貌美的姑娘——碧云霞。
刘二，也是头顶一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一身粗布长袍外套马褂足登布鞋，长得虎背熊腰。也难为了辜鸿铭，都民国了，不知他从什么地方弄来这么位人物，忠心耿耿，像他的影子般，也可算是当时仆人、车夫行当中特殊的一位了。
辜鸿铭常得意地笑着说：
“刘二是我的影子。不过虽然和我装扮一样，可是我却有大乔小乔之好，刘二却是皮硝李（李莲英）的把式。”
那位碧云霞小姐呢，则长得清清秀秀，活泼动人，机灵可爱。整个人上上下下浑身透着股子大姑娘的青春魅力。更妙的是还有一双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如风摆荷叶，外加一件衫子，及地长裙，恰似一只温柔而又逗人心疼的小鸟，常伴在辜鸿铭身边。辜鸿铭得到这位可人儿也是机缘凑巧，偶然谋得。
据说有一次，辜鸿铭到一家著名的妓院去冶游，那鸨母当然关照姑娘得好好侍候这位贵客。姑娘极力奉承，弄得辜鸿铭大为愉快且不说，一阵快活过后，辜鸿铭与姑娘喁喁闲话，天上地下一阵胡说，却听得间壁一阵喝斥之声，好像是鸨母在教训一位姑娘，那姑娘哭声殷殷，本就一副菩萨心肠的辜鸿铭听得心烦意乱，问陪他的姑娘：
“什么人如此教训？”
“还有谁？不是新来的才怪。这丫头前日刚才送到，人么可是长得水灵灵的，花了妈妈大笔银子，以为要赚大钱。哼，谁知这丫头不识抬举，不愿好生侍候客人。我的爷，你们这些男人到这里来，挥金如土，图的是什么？谁不明白。难道谁会到这儿来念经拜佛？要念也念的是情意绵绵经，要拜也拜的是玄天欢喜佛。唉，一开始进这种地方，谁都不愿意，等到瓜破蒂落时，也就会自愿认命了。那份等着攀高才兑换的贞操也就早已到九霄云外了，不如及时趁早多换几个钱，有机会，从了良去。这丫头现在不肯，要死要活的，得罪了客人，妈妈正生气呢！”
辜鸿铭听她侃侃而谈，间壁却正越骂越凶，坐不住了，叫那鸨母带了小姑娘过来询问，一见之下，心道，天下竟有如此温容柔貌的人儿，不禁想起了死去的贞子，已有几分属意，便不理那鸨母，温言问那姑娘：“小姑娘，你怎么到了这里？”
那姑娘听了，如此这般说了一遍，自己是家里适逢死了爹，无钱下葬，才被卖了几两银子，安排后事，说罢又抽抽咽咽起来，这一阵伤心模样，恰如梨花带雨般，惹起了辜鸿铭一副怜香惜玉之心，当下说道：“姑娘愿不愿意随我走？”
姑娘顿时如抓到根救命稻草，使劲点点头，眼睛却盯着鸨母那边。鸨母立时变了个笑脸，脸上做出一堆笑容，心知今日可以敲这位爷一竹杠了，两张血红的嘴唇一张，说道：
“既是辜爷有意，就带去好了。”
说着却盯着辜鸿铭的钱袋，辜鸿铭仿佛觉得她脸上的一层厚粉在扑簌簌地往下掉，两张红唇闪亮，少不得要破费一笔了。最后付了五百大洋的赎身钱后，带姑娘走了。回去之后，金屋藏娇，对这位楚楚可怜、小巧可爱的人儿，那真是含在口中怕化了、捂在手中怕飞了。
幸好淑姑已年近半百，早年他娶贞子也未与他介意，现在更不与他计较。
这倒便宜了辜鸿铭，让他落了个小鸟依人、温香在抱，以娱老怀了。
这座小院，却又是最热闹不过的，因为主人是辜鸿铭，凡是辜鸿铭在的地方，岂能有不热闹之理？清静与热闹奇特地交织在他身上。一边躲到清静的书斋，潜心于古籍学问，玄想先圣辉煌，古贤遗风；一边更喜座中客常满，砥砺他那身“金脸罩、铁满皮”功夫，眼见是越来越精纯，越来越游刃有余了。出入于门墙的中外人士总是络绎不绝，特别是西洋人，无不拜服得五体投地。据说当时辜鸿铭的书就很不容易买到，价格昂贵。因为洋人到处收购他的著作，大有洛阳纸贵的遗风。
说起来，辜鸿铭和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还有一段渊缘。
早在1906年，日俄战争结束后，辜鸿铭在横滨《日本邮报》上发表那篇名为《当今，帝王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的文章。三月，辜鸿铭将这篇论文同他著的《尊王篇》一起寄往俄罗斯，收件人是大名鼎鼎的列夫·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泰，全名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生于1828 年，出身于贵族家庭。1851 年在高加索从军。1856 年，满怀理想主义，充满幻想的托尔斯泰试图解放自己领地的农奴，谁知道却不容于世人，连农民自己都不信任他。当惯了奴隶的人怎么能够理解居然要与他们平起平坐的主人。令人大为失望。次年游历欧洲。不久回国。在他长达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揭露沙皇制度和统治阶级的虚伪，宣扬人性的善良，呼吁一种理想主义的近乎圣人的道德观念，在人类的比比皆是的罪恶中为人类的善良辩护。同时，他又过分地沉溺于这份善良，希望人类不要以恶报恶，把他理想的世界寄托在最靠不住的人性善良上，这使他与辜鸿铭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191O 年，因为他总是希望解放自己领地上的农奴而与妻子不和，最后在长期的冲突后，八十余岁高龄的他仍然火气不减，于这年冬天，大雪纷飞之际离家出走。他似乎要以他最后的生命去追寻越来越飘渺而又越来越切近的世界。
不几日后，客死他乡。他终于融入了永恒。不再为人世的不良耿耿于怀了。也许，只有死，是他最好的酬报了。
托尔斯泰收到辜鸿铭的邮件后，于八月让他的秘书以自己著作的英译本回赠，又于九、十月间给辜鸿铭写了一封篇幅很长的信：亲爱的先生：
中国人的生活常引起我的兴趣到最高点。我曾竭力要知道我所懂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智慧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调查中国的佛教状况，并且我读过欧洲人关于中国的著作。
但是，晚近以来，在欧洲——尤其是俄国人——对于中国施行了种种横暴的举动之后，中国人民的思想的普遍趋向，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它永远引起我的注意。
中国人民曾经受了欧洲民族的贪婪的残暴、蛮横和不道德的许多痛苦，直到现在，他们总以一种庄严的、有见识的“Stoicisme”（禁欲主义）——宁愿忍受暴力，不愿反抗它——来对付这一切的暴力。
这个伟大的、众庶的中华民族的镇静和忍耐反使欧洲民族的傲慢增加了。
这在那班过纯兽性生活的自私的人们里可以看得到的，——这个竟发现在中国人要对付的欧洲人身上。
中国人民过去以及将来还要遭受的折磨确是重大，但是，正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民不应当把忍耐心失了，不应当把对于压迫者的态度改变了，俾不致自己使这个对于暴力的退让——不以恶报恶——所造成的伟大的结果濒于危亡。
基督教导人：“那些能忍耐到底的人，是唯一的有福者。”我觉得这已是不可否认的真理，虽则人们很难使自己相信。不以恶报恶，不与恶合作，这就是自赎和战胜那些作恶者最妥当的方法。
自从俄罗斯租借旅顺之后，中国人当曾看见，这个法则奇迹般地被证实了。
如果中国人想保住旅顺，拼命拿武力抗击日本人、俄国人，俄国也许在物质和精神方面不致有这样损害，落得如此下场。德国租借胶州湾，英国租借威海卫，将来必是同样的结局。
强盗走好运，总会引起别的强盗的妒嫉，赃物成了他们争夺的目标，最终必两败俱伤。
现在，我从你（辜鸿铭）的书里知道，好战的思想在中国觉醒了，中国人民想用武力击退欧洲横暴举动，非常焦虑，就是因为上述原因。
如果是这样，中国人民真不能忍耐了，并且学着欧洲人的方式把自己武装起来。如果他们想以武力把欧洲强盗全赶走——这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有着这样的特性：智慧、坚忍、勤劳，尤其是他们广大的群众——这是很可怕的。
可怕，却并不象德皇，这位西欧最野蛮的，最无知的代表所说，中国将成为欧洲的祸患。因为到那时。中国就不可能再作这样智慧的屏障了，——真正的，合于实用的，想过安静的农民生活的大众的智慧。凡是有理智的人们都有着这共同的智慧，那些舍弃了这种生活的民族早晚要回到那里去的。
我坚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生活正面临一种重大的变化，并且坚信，在这个变化中，中国将领导东方民族扮演重要的角色。
照我看来，东方民族，中国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俄罗斯人，也许还有日本人——如果日本人还不曾完全被欧洲人腐烂的文明罗网捕住的话，这些东方民族的职责是要把自由的新路径指示给世界。这条新路，在中国的语言里，只有一个字“道”表达。道就是说，和人类的永久的法则相符合的生活……
可从你（辜鸿铭）的信里，以及从其他途径得来的消息，我知道，一般轻率的人们，即所谓“改良派”相信，中国应当模仿西洋国家做过的事情。换言之，以宪法代替军人专制，创设和西方一样的军队，以及振兴实业。表面上看，这个结论似乎十分简洁，而且自然。实际上，这不仅是很轻率的也是愚蠢的。就我对中国的认识来说，这种轻率愚蠢的行动是不适宜于有见识的中国人的。如果学欧洲民族，草创一部宪法，设置军队，也许甚至行强迫的征兵制，创办实业，这就是否认了中国人生活的一切之基础，否认他们的过去，他们的淡泊、宁静的农民生活；舍弃了真生命唯一的路径——道，不但对中国是损失，而且全人类也永远失去了它。
中国人不应当模仿西方民族，西方民族正可给他们当作一种警告，使他们不致陷入同样的绝境。
欧洲人的一切吞并、盗窃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有一个政府存在。对于这个政府，你们（中国人）承认做它的臣民。一旦中国没有政府，外国人就不再能施行他们的掠夺政策了，就不再能以国际关系为借口。如果他们拒绝听命于你们的政府，如果你们不再帮着列强压迫你们，如果你们拒绝替列强的机构，不论是私人的，国家的还是军队的机构服务，你们现在所受的痛苦就会消失。
这样看来，东方民族——他们面前摆着西方可怜的样子——应当合理地放弃这种尝试，想以选举议员限制权力这种娇柔的方法把自己从人类暴力的痛苦里解救出来，特别是那些与西方有关系的人物，东方民族应该用一种更为彻底、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一权力问题，这个方法就是“道”。照着这条路走下去，这条路自会在那些人面前展开，那些人忠诚信仰这个最高的、带命令式的，造物或上帝的法则，——禁止我们听命于人们的武力的法则。
如果，即使在最低限度上，中国人像直到目前那种继续他们的宁静的、勤劳的农民生活，并且使自己的行为不违背孔、道、佛三教的精义——它们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道教强调不受人们的武力的束缚；孔教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教强调牺牲、退让，对人类和一切生命的爱。如果中国人这样做，他们现在所受的痛苦自会消失，将来的世界必没有一个强国能使他们屈服。
中国人，以及一切东方民族现在所担负的使命，据我看，不仅是把他们自己从他们政府以及外国人强加给他们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并且还要把这个过渡时代的出路指示给所有民族——他们都在那里，无一例外。
确实，除非屈从于上帝的势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此外没有，并且也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托尔斯泰
1906 年10 月
1906 年底。德国的《新自由报》和法国的《欧罗巴邮报》先后登载了这封信，所加题目是《给一位中国人的信》。看来，信中，托尔斯泰特别强调道德的主张与辜鸿铭是颇有相似的地方，辜鸿铭肯定是颇能接受托翁的思想的。到1908 年8 月28 日，托尔斯泰八十大寿，正在上海的辜鸿铭以中国文艺界代表名义，撰写中英文祝寿文，通电祝寿。其祝寿文如下：今日我与同人会集恭祝笃斯堆（即托尔斯泰）八秩寿辰，窃维先生当代文章泰斗，以一片丹忱，维持世道人心。欲使天下归于正道，钦佩曷深。盖自伪学乱世，刍狗天下，致使天下之人汩没本真，无以率性而见道。惟先生学有心得，直溯真源，祛痼习而正人心，非所谓“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者欤？至若泰西各国宗教，递相传衍，愈失其真，非特无以为教，且足以阻遏人心向善之机。
今欲使天下返本归真，复其原性，必先开民智，以祛其旧染之痼习，庶几伪学去，真学存，天下因登仁寿之域焉。今天下所崇高者，势力耳，不知道之所在，不分贵贱，无有强弱，莫不以德性学术为汇归。今者与会同人，国非一国，顾皆沿太平洋岸而居，顾名思义，本期永保太平；孰知今日各国，专以势务相倾，竞争不已，匪特戕贼民生，其竞也，必至互相残杀，民无噍类。故欲救今日之乱，舍先生之学之道，其谁与归？今之所谓宗教，如耶、如儒、如释、如道，靡不有真理存乎？惟是瑕瑜互见，不免大醇小疵；各国讲学同人，如能采其精英，去其芜杂，统一天下之宗教，然后会极归极，天下一家，此真千载一时之会也。同人不敏，有厚望焉，是为祝。
看来，托尔斯泰与辜鸿铭大有惺惺相惜之意。托翁穿着，常是粗布衣衫，与一般俄国农民无异，混同于一般的俄国百姓之中。辜鸿铭呢？则有些不同流俗，一身辜记服装，不似托翁浑朴，倒有些游戏风尘色彩。这却无损于他们二人在中国问题上的一致。两人都有主张中国文明救世的倾向。特别是托翁对中国的幻想，也许是没有实现而存期望更高，对中国有一种雾中看花的感觉，早在1891 年10 月25 日他写给彼得堡一名出版商的信中，回答出版商问他什么书对他影响最大、印象最深时，严肃认真地列了五十余种书，分别说明在他一生的五个时期的影响，并注明影响的程度。而在五十——六十三岁这段时间，列举了十一种，其中有两种是中国古代著作，一种是《孔子和孟子》，下注他的印象和对他的影响：“极深刻。”另一种是《老子》，下注明：“深刻。”很可能是这两部书，沟通了他与辜鸿铭的思想。
托翁对中国不切实际的幻想，也许正是他本身理想世界的依托。他远没有像哲学家罗素到中国后体悟到的那种结论，一个自私的民族如果加愚昧和残忍，结果会很悲哀。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原本忍唇负重，不，原本是因为不得不忍辱负重才忍辱负重的民族，变得何等令人吃惊！变着法子损人、辱人、整人。然而怪不得托翁，托翁与辜鸿铭也许太天真太幼稚。然而这种天真与幼稚却是太难能可贵了。人类早已投奔金钱太快，无暇去寻思前路如何！
托翁之所以伟大，就在他能以一己痴念，为人类描绘理想的性灵，在灰暗的人世灵魂辉耀一颗明星。临逝前，托尔斯泰也未忘记他给辜鸿铭写的这封信，有人称道其生平著述，托尔斯泰答言：
“此皆不足道。余以为最有价值者，复中国人某一书而已。”
言下对他给辜鸿铭这封牢骚满腹的长信，追怀不已。看来他是在信中刻意要与辜鸿铭阐发他辉煌的中国梦想的。而辜鸿铭在祝寿文中也称述其意，大加颂扬。这两位堪称未曾谋面的异国知己了，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梦：中国文化拯救世界。
辜鸿铭定居北京后，家中更是洋人不断，当时在华的欧美人士无不纷纷慕名前往拜访。特别是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节节胜利时，辜鸿铭却早已看到德国内部的危机，德国工人革命运动潜伏着不可忽视的力量，预言德国人必败。
战后，中外人士对他的论断无不佩服。侨居北京的西方人，遇有争论不决的问题时，总是说：“我们去请教辜鸿铭先生，看他怎么说。”而他也老实不客气，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以其渊深的西洋学术涵养，来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常能得到明晰的结果，令西洋人钦佩不已。
本世纪一、二十年代访华的外国作家、记者，无不以一见辜鸿铭为荣，甚至宣称：
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紫禁城中的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成了外国人到北京不可不看的一位圣哲了。
1920 年，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游历东南亚，看过辜鸿铭故乡槟榔屿后，来到北京，现在，他急于想见的就是辜鸿铭。
毛姆（1874 一1965） 英国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生于巴黎，曾在法、英、德等国受教育，四十余岁后开始游历东方，在南太平洋追寻画家高更的遗踪，后到槟榔屿观光，再到中国旅游，1929 年起定居法国。一生创作丰富，题材多样，涉足小说，剧本等创作。
毛姆到了北京后，即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大约此时的中国在一般西方人眼中，乃生番之地，出乎意料，这里居然繁华得很，他在访问记里，编造了一个神话似的城市，他写道：
在如此偏僻的地方发现如此巨大一个城市，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向晚，从城门的雉堞上望得见西藏的雪山。这里人口稠密，只有走在城墙上才走得自在；就是步子迅疾的人，走完一周也得花三个小时。周围一千英里内没有铁路；城旁的河流如此之浅，只有轻载的平底帆船才能安全航行。坐舢板到长江上游，得花五天。一时间你感到烦燥，不禁自问，火车轮船到底是否像每日搭乘的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为生活所必需；因为在这里，一百万人口成长发育、结婚、生儿育女、死亡；在这里，一百万人口致力于商业、工艺和思想。
也许这是毛姆对北京城虚幻的感受。但他知道这座城市住着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名震西洋的辜鸿铭。他之所以踏上到北京的旅程，动机之一就是想见辜鸿铭一面。
在毛姆的想象中，辜鸿铭早已是位神话般的人物。这位神话人物是中国最伟大的儒教权威，为慈禧太后手下最大的总督当过多年秘书，如今已退隐。然而，一年中，每周总有几天开门揖客，接待求学的人，宣讲儒家的教义。他拥有一班门生，但为数不能太多，太多就不会有高人之清奇了，就俗了。因为学生们敬畏他那朴素的寓所和严厉的教诲，而更向往洋大学的豪华楼房与蛮子的实用科学，而这必是他嗤之以鼻的，而且这位传说中的人物性格倔犟。
毛姆向他落脚的那家主人——一个快活的英国人，提出希望会见这位神话人物，主人当即表示愿意为他安排一次会晤。毛姆便一边游览北京城，一边热切地等着这场会晤，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却音讯杳无。毛姆实在忍不住了，拜见一位渴望拜见的人，就像渴望一杯美酒，越喝不到，越想喝，越觉得如果没有喝到，世界上最好喝的就是这杯了。他向主人探听，主人却耸一耸肩。
“我派人捎信过去，叫他快来，”他说：“不知怎么，他还没来。他是个固执的老头。”
毛姆听他一说，知道坏了，以这种倨傲的态度去接近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成何体统，难怪他置之不理了。当下立即写了封信，措辞谦恭，态度诚恳，希望能前去造访云云，派人送去。不出两小时就收到复信，约他于次日上午十时会面。毛姆兴奋不已。
次日一大早，经主人指点路径，毛姆就上路了。这段路程，在他眼里仿佛穷无尽头。经过一遍遍拥挤的市街和寥寥的街区后，终于寻到了一条小巷内。
这条小巷在毛姆的眼里，是阒无人迹的、隐者居住的小巷——椿树胡同。来到白色的墙上开凿的门庭前站定，抬头一望，不错，椿树胡同十八号，正是辜鸿铭的隐居之地。一看时间尚早，只好一人独自到近处遛达，不敢造次，时间差不多了，才再次来到门前。
毛姆举手扣门，门上的窥视孔“嗒”一声开启，一双黑黑的眼珠望着他，见是位洋人，知是找他家老爷来的，立即开门让他进屋。毛姆见是位身着粗布长袍，脑后拖着辫子的男子，心里嘀咕，这位不知是那伟人的仆人还是门生。
他不通汉语，怎知这位就是北京城最独特的车夫、仆人刘二、辜鸿铭的影子呢！
这刘二早经主人交待，立即带毛姆穿过那个小花园。此时已是秋天，显得有些破败，间或几株黄菊，开得正艳，顿生一片生机。然后毛姆踏进了一间长而低矮的房间——辜鸿铭的书房，只见室内陈设稀疏，摆有一张美国式活动顶板书桌，两三把乌木椅子，两张中国式小几，靠墙是书架，不消说大多数是中文书籍，但也有不少英文、法文、德文版哲学和科学著作，以及数百本未经装订的各种学术评论。墙上的空隙地方，挂着一卷卷各种书法卷轴，毛姆心里猜测，定写的是孔子语录吧。
毛姆扫视过这间书房后，心想。完完全全冷清、空旷、简陋、令人不适。
幸好书桌上那只孤零零的长花瓶不是空的，插着一株傲岸的黄菊花，整个房间里沉郁的空气才登时调和了。
毛姆独自在那里等了许久，刘二才送来一壶茶，两只杯子与一听弗吉尼亚香烟，刘二前脚出去，辜鸿铭后脚进来。毛姆赶紧恭恭敬敬地说：“辜先生，承蒙慨允，使我能亲见先生，不胜荣幸之至。”
辜鸿铭微微一笑，手一挥，说：
“坐，坐，坐下来聊。”
然后沏了杯茶，顺手抽了根烟点上，深深吸了口，说：“你想来看我，我深感荣幸。你的同胞专同苦力打交道；他们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两者必居其一。”
毛姆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他用意何在，只好硬着头皮抗辩。辜鸿铭却坐在椅子上，靠着椅背，头微微后仰，以嘲弄的神色盯着他，说：“他们以为，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
毛姆这才弄明白，原来对他的朋友那封倒楣的信，辜鸿铭还记在心里，一时毛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于是含混着说了些恭维话。
这时毛姆才看清眼前这位神话人物，年事已高，高个儿，脑后拖一根细长的灰色小辫，两眼炯炯有神，厚眼睑，牙齿已有些脱落了，而且泛着黑色；瘦骨嶙峋，手小而纤细，像鸡爪子似的；服饰如传说中的一样。毛姆觉得，哲学家在关心精神界的人中当然拥有高贵的地位，本杰明·迪斯雷利说得好，对高贵的人，我们应当百般奉承。
于是，毛姆开始认认真真地恭维起来。少顷，他感到辜鸿铭防备的神态略有放松，此时的辜鸿铭恰如站在拍摄镜头前，刻意表演，表情呆板僵硬，但听到快门“咔嗒”一声之后，便松弛下来，神态恢复了自然，拿出他的著作给毛姆看。
“我在德国得了博士学位，你知道。”他说。“后来在巴黎攻读过一段时间，但最早，我是在爱丁堡大学求学的。恕我直言，英国人最缺少哲学方面的才能。”
虽然他说着抱歉似的口吻，却又不无快意地有稍含挖苦的意思。毛姆暗示：“我们有些哲学家在思想界也不无影响。”
“休谟与伯克利？我在爱丁堡大学时，那些执教的哲学家们生怕触犯了他们的神学同事。他们不愿意遵循自己的思想以谋得合乎逻辑的结论，只怕危及了自己在大学社会中的地位。”
“现在美国在哲学方面的造诣，你研究过没有？”
“美国哲学？你指的是实用主义么？那是愿意相信不可信的东西的人最后一个避难所。我需要的与其说是美国哲学，倒不如说是美国石油。”
辜鸿铭尖酸刻薄劲上来了。对他来说，有机会发挥他的“金脸罩，铁嘴皮”
功夫，真是太好不过了，说到这里，辜鸿铭又点了一支烟，喝了口茶，然后操一口流利而地道的英语，不时借用一些法、德短语，滔滔不绝地侃侃道来。
在毛姆看来，要说辜鸿铭这样倔犟的人也会受影响的话，他显然是受了德国人的影响，德国人的条理与勤勉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当辜鸿铭谈到当时一位德国教授在一本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论述辜鸿铭的一部著作时，他明显地对这篇评论很感兴趣．欣赏起德国人的敏锐来。
他加重语气说：
“我写过些书，而这是欧洲刊物对我表示的唯一一次关注。”
毛姆心里明白，辜鸿铭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到头来只不过使他更加坚信：智慧，说到底永远无法逾越儒家的教义的界限。辜鸿铭信心十足地接受孔子的哲学，这种哲学正适合他精神上的需要，而外国的一切哲学不过是徒具形式而已。毛姆私下认为，此正证实了他自己的一个见解，即哲学不是逻辑问题，而是性格问题。哲学家只是依自己的性情来相信的，他们的思想不过是使他们认为真实的东西合理而已。而儒家教义牢固地控制了中国人，恰表明它表达了中国人的真实，其他思想体系都无此魅力。
毛姆静挣地听着，这时手指早已被香烟熏得蜡黄的辜鸿铭，又点上了一支香烟，开始还有些懒洋洋的。声音轻微而疲乏，但随着他对话题兴趣的增加，嗓门儿越来越放开了，一副慷慨陈辞模样。在他身上，毛姆找不到一丝圣贤的淡静闲适，他是雄辩家，是战士。对他来说，社会是唯一的单位，而家庭财是社会的基础，他拥护旧中国与旧学派，拥护君主制，提倡孔子的教义。
当辜鸿铭天马行空，信口开合，谈到那些刚从洋大学毕业的留学生们，他们用亵渎神明的手撕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时，他不禁怒火中烧。
“啊你，你可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你们自以为胜我们一筹，理由何在？
你们在艺术上还是在文学上比我们高明呢？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刻么？
我们的文明不及你们的精致？不及你们复杂？不及你们典雅么？吓，还在你们住山洞、裹兽皮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教养的民族了。
“你们可知道，我们做过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试验？我们以智慧而不是武力来统治这个伟大的国家。而一连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成功了。那么白种人何以轻视黄种人呢？要不要我告诉你？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关枪，那是你们的优点。我们是赤手空拳的群众，你们能完全毁灭我们。你们打破了我们的哲学家的梦，你们以为世界可以用法律和秩序来统治。现在你们正把这种秘诀传授给我们的青年。你们把可恶的发明强加到别人头上。你们不知道我们有机械方面的天才吗？你们不晓得在这个国家，有四万万世界上最务实最勤恳的百姓吗？
你们以为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学得会吗？当黄种人和白种人一样会造枪枝，而且像白人一样瞄准射击，你们的优势还算得了什么？你们喜欢机关枪，必将受到机关枪审判。”
辜鸿铭正兴致勃勃地说着，毛姆愣神听着，突然一个小姑娘悄悄走了进来，挨近辜鸿铭身旁，用好奇的眼睛盯着这位客人。辜鸿铭告诉毛姆，这是他最小的女儿娜娃。他拥过小女儿，怜爱地吻了一下，一边低声逗了她几句。姑娘身穿黑外衣，下穿齐脚踝的黑裤子，背后有根长辫，她出生于革命成功、皇帝逊位的那天。辜鸿铭说：
“我想，她是迎来新时代的使者，是这老大帝国覆亡的末了一朵花儿。”
他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几枚铜钱，给娜娃，让她到外面去玩。他手拿辫子，说：
“你瞧，我留辫子，这是个象征，我是老大中华最后一个代表。”
现在，他情绪平静下来，语气缓和了，慢慢谈着，整个人窝在椅子上，仿佛神思已飞上天际，半是明白半是恍惚地讲述着伟大的孔子，以及孔子所处的时代。那时哲学家们在悠长的岁月里，带着他们的门生如何到处周游列国，如何教诲那些贤明之士。有的封候拜相，荣宠无比。
辜鸿铭以他的博学、雄辩的口才和心向往之的态度，叙述着那哲人并出、雄杰征逐的时代。毛姆看着他这种深深沉迷的神色，感叹不已，他心中自言自语：
“看来，他多少是个可怜的角色。他深感自己有治国之才，但没有能捞个王朝的一官半职，生不逢时啊！他一心想把自己极为丰富的学识给他心灵所渴望的大批学生，但前来请教的仅寥寥几人。”
毛姆深深为这位生活在潮流之外的神话人物叹息，辜鸿铭却只顾滔滔不绝自说自话，甚至毛姆觉得该告辞了，小心地暗示了一两次，辜鸿铭也不肯放他走。他好不容易才得个能安安稳稳听他吹牛的人，岂能轻意放走？
最后，毛姆觉得实在该走了，站起身来，辜鸿铭握住他的手，说：“别忙，我想送件东西给你，作为你访问中国最后一位哲学家的纪念。可我是个穷人，送你什么好呢？”
“辜先生，这次访问的记忆。对我来说已是件无价厚礼了。”
辜鸿铭笑了。他决定了的事情，是改变不了的。他说：“在当今这个退化的时代，人人都很健忘，我想送你件实物。什么实物呢？”
看着他友好而又为难的神色，毛姆灵机一动：“送我一件墨宝吧！”
辜鸿铭当即坐到桌前，拿出宣纸，铺到桌上，倒些水在砚上，用墨磨了磨，然后提起笔来，写起他那一手拖三掉五、歪歪扭扭的书法大作来。
毛姆却突然一笑，忆起了他听说的关于辜鸿铭的轶事，这位老人总爱到那些群莺密集、莺歌燕舞的花街柳巷寻欢作乐，也许研究人生的人对此不过淡然置之。哲学家们往往在书斋里精心结构理论，对自己间接了解的人生得出结论。
如果他们能身历常人生活的种种，那他们的著作必将有一种较为确定的意义。
毛姆觉得该用宽厚的态度，看待辜鸿铭这样的人在幽僻之处狎妓调情的行为，也许他只是要解释人类最不可思议的幻觉而已。
毛姆思绪飘飘，浮想联翩之际，辜鸿铭已挥洒完毕，在纸上洒了些灰吸干墨水，站起身来。毛姆及时请教：
“你写的是什么内容？”
辜鸿铭眼中似乎闪过一丝恶意的目光。
“恕我冒昧，送你小诗两首。”
“没想到你还是位诗人。”
“中国远古时候，还不开化时，凡是有文化的人都能写出至少是雅致的诗。”
毛姆看着上面的中国字，仿佛是一整幅悦目的图案。
“你能翻译出来，让我知道写的是什么吗？”
“做个背叛者？啊，不，你总不至于指望我背叛自己吧。还是去找一个你的英国朋友。那些自命为对中国了解最多的人往往却一无所知，不过你至少能得知其间大意。”
毛姆向他告辞。他彬彬有礼地送毛姆出来。
后来毛姆找个机会，把诗交给一个汉学家，当他看到译文时，不免有些惊讶，诗的译文是这样的：
当初你不爱我，
你的声音甜蜜，
你的眼波含笑，
你的纤手柔荑。
后来我爱你了，
你的声音悲切，
双手令人痛惜，
爱情蚀了魅力。
好不令人悲戚。
企望岁月飞逝，
好让你快失去，
你眸子的光泽，
你肌肤的桃花，
连同你青春的
全部残酷娇艳。
那时只我爱你，
你也终会愿意。
当岁月已流逝，
而你也失去了
你眼眸的光泽，
你肌肤的桃色，
青春销魂娇艳。
唉唉，我不爱你
不在乎你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