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离去后的第二年，1921 年春，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受新闻社派遣，到中国游历，采写新闻时事。辜鸿铭引起了他的兴趣。
芥川龙之介（1892—1927）别号柳川隆之介、澄江堂主人，日本著名作家，创作上有怀疑主义和唯美主义色彩，后因精神苦闷于1927 年自杀。
芥川龙之介首先到达上海，拜访了章炳麟先生。他发觉：章炳麟氏的书斋里，不知因了甚么趣味，有一个剥制的大鳄鱼爬着也似地悬在壁上。那填满了书籍的书斋，冷得真是所谓澈骨，四围都是砖壁，既无地毯，也无火炉。坐的不用说是那没有垫褥的四方的紫檀椅子。并且那时我所着的还是薄的哔叽洋服，坐在那样的书斋里面而不受感冒，至今想起，还以为是奇迹呢。
就在这样的清冷中，芥川龙之介听着章炳麟的雄辩，竟然忘了吸烟。自命为帝王师的章太炎（章炳麟号太炎）对时下中国时局大发议论。最后，芥川龙之介冷得羡慕起墙上的鳄鱼，希望这鳄鱼怜悯他，怜悯这样活着的他了。
从章炳麟先生冰冷的书房中跳出来后，芥川龙之介长长出了口气，却在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在一次宴会上，上海的一位英国人听说芥川龙之介下一步是到北京，握着他的手说：
“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到那里，保准你会有不同的感受。”
芥川龙之介一到北京，在日本驻北京报社一打听，原来都知道大名鼎鼎的辜鸿铭，而且此人特健谈好客，一些轶闻逸事从那些人口中冒出，更坚定了芥川龙之介拜访辜鸿铭之心。芥川龙之介就下榻在离辜鸿铭住宅不远的东单牌楼一方的旅馆，次日即步行前往，很容易就找到了椿树胡同辜鸿铭住宅。
刘二将他引入一间屋子，这间屋子在他眼里，却又与毛姆的观感完全不同，也许他是日本人，更容易理解中国人的情趣吧。在他看来，这间屋子，也不同于章炳麟那间高处不胜寒的书房，这是一间壁间悬挂着碑版、地上铺着地毯的厅堂。看上去虽然似乎是有臭虫的地方，乱七八糟的，却不失为潇洒可爱的屋子。
不到一分钟，辜鸿铭推门而入，用英语给他打招呼：“来得好，请坐。”
这时天气已经转暖，辜鸿铭穿着一件白色长褂子，一派轻松模样。可能是呆在家里吧，头上没戴瓜皮小帽，头上拖条灰白色的辫子。芥川龙之介觉得他的面孔很奇特，鼻子短短的，整个面孔看上去就像一只张开双翼的大蝙蝠。
辜鸿铭坐下后，递一支烟与芥川龙之介，自己点上一支，猛吸一口。见芥川龙之介穿着一身中国服，便说：
“你不着洋服，难得。只可惜没有辫子。”
芥川龙之介听他这一说，大为惊奇，心下里有了几分明白他的奇异，静听辜鸿铭继续谈着，手操着铅笔在桌上铺的纸上写着汉字，一边口若悬河地操着英语。高谈阔论，不太懂中文的介川龙之介这下可以不用翻译了，他的那些日本同胞也早告诉过他，他身边本也没有带翻译。
就这么谈了大约三十分钟，辜鸿铭的小女儿娜娃走了进来，辜鸿铭把手放到小姑娘的肩头，告诉她：
“这位客人，远从日本而来，你可以唱一首日本歌给他听。因为他不懂汉语。我看就唱伊吕波歌（日本四十七字母集成的歌）吧，这是你很熟的。”
于是娜娃羞羞地张开小口（这时她只有十余岁），唱了起来。辜鸿铭满意地微笑着，芥川龙之介却有几分感伤，他本就是位容易感伤的青年，像日后的川端康成，有一副敏锐而又易于感伤的心灵，不幸却自杀了。娜娃唱完后随即离去。
辜鸿铭转而给芥川龙之介讨论起时局来，一会儿段祺瑞，一会儿吴佩孚，一会儿托尔斯泰。骂，骂得体无完肤；赞，赞得绝无仅有，态度鲜明，言辞激烈。海阔天空，神思飞扬，意气昂昂，眼睛更是明亮，真正其目如炬，脸孔愈像蝙蝠了。到此时，芥川龙之介不由得不信上海那位英国人的话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更胜闻名，比见章炳麟，又是另一番滋味，热热闹闹，浓浓烈烈。他禁不住问辜鸿铭：
“先生对时事如此慨叹，为何又不愿过问时事？也许这对时局会有所帮助吧！”
辜鸿铭急急地回答说：
“现在中国，政治上不幸已堕落，廉耻全无，不正公行，或比清末还要更甚。至于学术，尤其沉滞。我老矣，时不可为，归去来。”
芥川龙之介没听明白他这么急急一阵回答，重复着说：“再出去试试，如何？”
辜鸿铭愤愤以手中铅笔在纸上大书着，口中大声念道“老，老，老，老，……”
芥川龙之介告辞出来，回东单牌楼旅馆的路上，微风轻拂，斜阳照到他那身中国服上，仿佛给镀上一层淡黄而短暂的光芒。辜鸿铭那张蝙蝠似的脸，又晃动在他的眼前，久久不去。当要转上东四大街时，回过头来，望着辜鸿铭的宅院，一个念头冒了出来：
“先生，幸勿见责！我在代先生叹老之前，还是先赞美年少有为的自己的幸福！”
1924 年，与辜鸿铭同时提名而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怀着对旅行使节般的着了魔的激情，到处周游，决定到中国旅游。
泰戈尔（1861 一1941）印度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生于地主家庭。曾留学英国。1921 年创办国际大学。用孟加拉文写作，一生创作丰富。对殖民地印度的下层人民悲惨生活和妇女处境深表同情，抨击封建种姓制度。风格清新，具有民族风格，带着浓郁的神秘色彩和感伤之情。创作的《人民的意志》，1950
年被定为印度国歌。191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最后一位佛徒带着释迦牟尼的慈爱与和平到中国一事，已过去了千年。千年人世阻隔，使两国陌生起来。泰戈尔梦想着恢复两国之间的古老文化传统的联系，这种联系已中断了如此之久。正巧接到了中国讲学社社长梁启超的邀请，1924 年四泰戈尔及其随行人员踏上了中国大地，受到了梁启超等的热烈欢迎。
泰戈尔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风度翩翩、幽默和富于想象力的青年诗人徐志摩一直陪着他，充当译员。这两人一起畅谈他们在英国所欣赏的那些诗人的作品以及世界文坛的状况……二人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一直到徐志摩不幸遇难。泰戈尔每到一地，总作大量的即兴演讲，诗人以他的激情，歌颂着亚洲，他说：
“多少世纪以来，贸易、军事和其他行业的客人，不断来到你们这儿。但在这之前，你们从来没有考虑过邀请任何人。你们不是赏识我个人的品格，而是把敬意奉献给新时代的春天……请允许我同你们一起，对你们这个国家的觉醒寄予希望，并能参加你们欢庆胜利的节日。……我想用自己那颗对你们和亚洲伟大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心，赢得你们的心。当你们的国家为着未来的前途站立起来，表达自己民族的精神，我们大家将分享那未来前途的欢快。”
这位为亚洲呼喊，为亚洲描绘希望的诗人却不易被中国人理解。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国人，把他看成一位颂古的人物，是西方文明＿的敌人，或者说科学思想和物质进步的反对者。此时正期望着能在物质进步赛程中超过日本的中国青年，对泰戈尔的中国之行表示愤怒。他们总想抵制他的演说，后来因为他力主用人民的口语作为文学表达的工具才得到谅解。
在这种情形下，泰戈尔决定拜访辜鸿铭。两位为亚洲呼喊的哲人坐到一起。
在西方人看来，这两位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一位背负着悠久的印度文明，一位背后站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两人都是一身地道的本土服饰，却都深通西学，向西方人宣传本民族文化，为亚洲呼喊。
泰戈尔满头银发，一部浓密的须髯覆盖了面孔的下半部分，深邃的眼中是诗人清澈多梦的眸子。他的梦仿佛来自大自然，来自森林。身上一袭长袍，一派哲人风范。睾鸿铭特意换上一身干净服饰，着一件枣红宁绸长外套天清大袖方马褂；头上一顶红结黑缎平顶小帽，缀一颗祖母绿；脚踏一双双梁平底布鞋。
一头灰白的头发，细细地杂着红丝线辫起来，唇上颏下几绺长须，目光炯炯。
手扶一支拐杖，他的智慧仿佛来自于中国千年的古卷，浩瀚的经籍。
谈话中，泰戈尔强调：
“如果真理从西方来，我们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明将是片面的、停滞的。科学给我们理智力量，它使我们具有能够获得自身思想价值的积极意识的能力。为了从垂死的传统习惯的黑暗中走出来，我们十分需要这种探索。我们应当怀着感激的心情转向西方活生生的心灵，而不应该煽起反对它的仇恨倾向。此外，西方人也需要我们的帮助，今天我们彼此的命运应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应该努力，不通过我们低劣的东西，而通过我们优秀的东西，战胜西方的心灵；不用仇恨和复仇态度对待他们，而用友善和相互尊敬的感情去对待他们。”
辜鸿铭完全赞同泰戈尔对西方人的态度，但他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觉得：“西方人的机关枪制服不了一个伟大的民族，最终，西方人必会被机关枪所制服。但西方科学给我们的理智力量不会有那么高，中国孔子的教义也许是拯救西方机械的唯一道路。”
泰戈尔强调说：
“是的，不仅是孔子的教义，最终是道德的价值充实着每一种文化，如果丧失了这一点．那么，那种文化将无以自主。”
两位为亚洲民族主义欢呼的哲人对日本都有着不容置疑的好感，他们一致认为：
“现今许多人因为日本的战争机器而恐惧，对日本充满了怨恨。”
辜鸿铭特别强调日本人对汉族文化的继承，坚持儒家的精义。而泰戈尔则以他诗人的眼光强调：
“如果看不到日本艺术家的创作，如果没有看过他们的戏剧和舞蹈，不参加他们的集会，不到神户去看看，那里成千上万的工人把用餐时间的三分之一消磨在著名公园的散步中，那么就不算看到真正的日本。日本是亚洲的榜样。”
两人对于日本都有着出于亚洲民族主义的偏爱，特别是在日俄战争时，两人都不约而同地从日本那里得到了安慰，抚慰了他们沉郁的民族主义心灵和对西方强横态度的切肤之痛。虽然两人有如此多的共同之点，辜鸿铭还是直率地说：
“你是诗人，不适合讲东方文化，更不懂《易经》高深的哲理，你还是去写诗吧！宣扬东方文化的精义还是让我来作吧！”
辜鸿铭猖狂之气又发，泰戈尔一笑置之。
会谈后，两人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合影留念，一张照片上是两位西方人最赏识的东方哲人；另一张照片上，除两人外，还站着徐志摩等五个西装革履的中国青年。形成鲜明的对照。也许两位哲人的一身传统服饰，正代表着日益受冲击的人类温情脉脉的数千年梦想，不管这梦想是多么屈辱地支撑起来的辉煌的贵族传统，毕竟这是人类做过的数千年的梦。那几位西装革履的青年，也许正诉说着一个青春的梦，虽然这梦有着血腥、残忍，但毕竟全世界全人类都已卷入其中，其前路如何？就系于人类的一念之间了。先贤圣哲毕竟也是人，他们的忧虑也许与我们今日的忧虑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衣冠变了而已！
在这座热闹的小院内，经常出入的中外人士中，总少不了两位人物的影子：一位是辜鸿铭结识多年、倾心交往的梁敦彦。一位是也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的伍连德。
梁敦彦因丁巳复辟受通缉，躲到外国使馆。1918 年民国政府下令免除通缉后，回到北京，常出入辜鸿铭府中，一起追忆在张之洞手下二十年的岁月，以及清末民族巨变，总是感叹不已，但老人也总在苦中作乐，寻开心。一次梁敦彦又来辜宅闲谈，辜鸿铭对他说，自己能一字不落，将弥尔顿的英文长诗《失乐园》背诵出来。梁敦彦心下不信，说：
“汤生兄，如现在你年轻二十余岁，岁月倒流，那么我信。可你已这把年纪了，咳，说说还行。不背也罢。”
辜鸿铭见他一副大不以为然的样子，当即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失乐园》，递到梁敦彦手上，说：
“我倒要看看背不背得出。”
说完，即流水般地背将起来，一口流利的英语，将弥尔顿这首六干五百余行的无韵诗一字不差地背了一大段，脸不红，心不跳，气闲神定，自得之情溢于言表。弄得在场诸君无话可说。辜鸿铭又抽下一本，还要背下去，众人只好服了，连说不用背了。弥尔顿的《失乐园》辜鸿铭是太熟悉不过了，他一生背了五十余遍，特别是晚年，想起弥尔顿这位不屈的潦倒老人，深自感伤，一遍遍地吟哦弥尔顿充满激情的诗句，常常是涕泪满襟，嘘嘘泣下。
而伍连德来访时，辜鸿铭总是真情流露，直率真诚，充满着对生养地的美好回忆。
伍连德，（1879—1960），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
1886 年进英国人办的学校学习。1896 年获英女皇奖学金，进剑桥大学纽曼学院学医，多次获奖。1899年获医学士学位。1903 年他以有关破伤风细菌的论文，出色地通过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考试。1904 年回到槟榔屿挂牌行医。
1907 年，接受直隶总督袁世凯聘请，举家回国。1910 年哈尔滨发生黑死病，奉命前往。以四个月时间扑灭了这场瘟疫。1911 年任外务部医官。1914 年发起组织中华医学会，任秘书。1916 年黎元洪任为总统特医。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举家回到马来亚，开设私人诊所。1960 年病故。著有《防疫斗士》。
伍连德这位常客一到，槟榔屿山光水色，民风民俗，便回到辜鸿铭眼前。
回忆起遥远的童年，辜鸿铭总是眷眷之情溢于言表。两人一同沉没在美好的回忆中。辜鸿铭情不自禁地唱起马来歌曲。苍老的声音中，饱含着时光的辛酸，人世的沧桑，随之涕泪满襟也不以为意。一片赤诚忠贞之心将二人相隔二十余年的年龄消融于无形，相对唏嘘，对中国的梦幻．流寓异地的伤痛，千头万绪，涌上心头。
对辜鸿铭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可思议了，太让人追念了。遥远的槟榔屿有他无穷无尽的童年梦，有他随年龄而增长的深切思念。故乡，对他来说太不好理解了。现在他住在皇城根下的独院里，在帝国的黄昏，忍受着茕茕独守的精神家园。而在这块故乡之地，他终究是被看作外来者。同时追逐着故乡精神的伍连德深有同感。
在清寂的深夜，辜鸿铭总会思绪万端。故乡，故乡啊！你到底在何方？也许对于人类来说，故乡是种遥远的梦，一种对母爱的追怀，一种仿效父辈的刚毅后的疲惫，一种欲说还休，骨鲠在喉的创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