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7 年，民国六年。
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辜鸿铭为教授，主讲英文诗。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1868 年出生，1890 年中进士。甲午战争后，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同情维新派，戊戌政变后，回乡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1901 年在南洋公学任教。次年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会长。
同年冬创设爱国学社，宣传排满革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1907 年，蔡元培深感对西方世界了解不够，前往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这座位于德国中部城市莱比锡的学府，正是二十年前辜鸿铭求学的所在。当年辜鸿铭在这里攻的是土木工程。现在，蔡元培到这里时，辜鸿铬以他的一支笔写出的大量为中国争地位争面子的文章，特别是1901 年至1905 年分五次发表的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以及《尊王篇》的结集出版，使他在西方早已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蔡元培开始听到辜鸿铭的声名。
1911 年蔡元培回国，次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袁世凯窃国后，拒绝与袁世凯合作，辞职而去。次年九月，蔡元培再度赴欧游学，继续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这期间，卫礼贤翻译的辜鸿铭著作《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已在德国出版，引起很大轰动，受到蔡元培的注意。1915 年，蔡元培在欧战中，移到法国巴黎，继续研究西方学术，又逢辜鸿铭最重要的著作《春秋大义》出版。在战火硝烟的欧洲，蔡元培体会到了西洋人对辜鸿铭的崇敬，辜鸿铭在那里的影响，加深了蔡元培对他的印象。
1917 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即有延聘辜鸿铭之心了。五四运动后，直到1923 年，蔡元培一直在北大任校长，辜鸿铭也在蔡元培于1923 年辞职后离去。1927 年后，蔡元培历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战，1932 年与宋庆龄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居香港，1940 年病逝。
1916 年12 月26 日，蔡元培于袁世凯死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
年1 月4 日蔡元培正式到任。
上任伊始，蔡元培即决定将这座学府办成研究学问的场所，改变过去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捷径的状况，在就职演说中，他阐明了三项原则：抱定宗旨。
砥砺德行。
敬爱师友。
同时指出：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整改，聘请有真学问、真本领的教授，参照德国的大学体系，合理调整院系设置，办理研究所，培养研究生，创办各种学会，讲演会，一时北大学术空气浓厚起来，真正成了研究学术，培养人才之地。
特别是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兼容并蓄，使这所学府成为一个心胸广大的学府，网罗百家人才，不以成见取人，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即任其自由发展。一时人才荟萃，各派人物毕至。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树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派人物皆在麾下，而各派名宿黄侃、刘师培、黄节、陈介石、刘文典、马叙伦、陈垣、马裕藻、朱希祖……都是名闻国内的专家学者。教员一律按聘约合同合作，水平低下的即使外籍学者也必予解雇。
而且特别强调教师的自由学术空气，强调：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言行，悉听自由。
辜鸿铭对蔡元培办理大学事务的大手笔，极为佩服。大约从1914 年后就开始在北大陆陆续续讲授西洋文学的辜鸿铭，在他看来，不过如充国学四门，不算变节，但也如牛刀割鸡，心情的冷漠自不待言。现在蔡元培出任校长，这么一番雷厉风行，有章有法，辜鸿铭对他的聘请也就照章接受，专讲英文诗。
第一天上课，辜鸿铭特意戴上一顶干净的红结黑瓜皮小帽，将一条灰黄灰黄的头发夹杂着红丝线仔细编好，套上长袍马褂，脚蹬一双双梁平底布鞋，出现在讲台上。
座中一班新生见台上站着这么一位人物，顿时全都将一双眼睛盯到讲台上这位仿佛古董般的人物身上，凝神静气，真有些目瞪口呆了。日后，辜鸿铭每一次与新生见面，无不是这般情形。
辜鸿铭却毫不在意，唇上颏下几绺胡须，面色红润，一副仙风道骨气派，伸手拣一根粉笔，辫子一抛，便在黑板上大大地写下自己的名字。那根辫子拖在后面，直指学生们。学生们一直以为是神话，调皮的学生窃窃私语，若谁能将此公的脑后那根辫子剪下，必定名扬天下，但毕竟无人敢动手。
辜鸿铭却抛下粉笔，对着学生宣布他的约法三章：“我有三条规矩，你们必须知道。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
座中学生只听他解释约法三章的理由，滔滔不绝，诙谐百出，听得学生们愣了神。许多学生心里直打鼓，疑惑此公居然是讲英文诗的。英文诗中能有这般古董，令人大感吃惊。对他的约法三章倒也没有异议，只想见识此公神异风采了。
最后辜鸿铭点题了，他告诫学生们：
“必须深通文以载道的道理。我们中国人最懂做人的道理，诗文特别发达。
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一堂课下来，学生们还不知道此公究竟有多大道行，纷纷揣测，不知道他有何妙方，只等着他来正式上课。正式上课这天，学生们见他站到讲台上，也不带讲义教材，赤手空拳，便滔滔陈述起来，他说：“我讲英文诗，要你们首先明白一个大旨，即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而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七国国风。”
就这么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地讲了起来，学生们虽然经过严格考试，毕竟有许多人跟不上这位老师的语言天赋，直愣愣盯着他，最后辜鸿铭只得告诉他们：“像你们这样学英诗，是不会有出息的。我要你们背的诗文，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不然学到头，也不过象时下一般学英文的，学了十年，仅目能读报，伸纸仅能写信，不过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终其一身，只会有小成而已。我们中国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开蒙不久，即读四书五经，直到倒背如流。现在你们各选一部最喜爱的英诗作品，先读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听我讲课，就不会有困难了。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很不错的，中国人用心记忆，外国人只是用脑记忆。我相信诸君是能做好的。”
学生们只有依着他的意思，日夜用功背诵洋诗，待到上课时，都小心翼翼的，学生们用中文问他，他用英文答复你。倘若用英文问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复，逼得学生们猛学。
辜鸿铭教学生英文诗，则从最基本的功夫做起，教学生们念英文本《千字文》，亲自从“天地玄黄”到“焉哉乎也”译成英文，朗朗念下去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Chaos before the Creations Earth……译得音调齐一，他站在讲台上，一身油光可鉴的长袍马褂，鼻涕唾液沾满双袖，一根光彩夺目的小辫子，手舞足蹈，心醉神迷地念着；下边一班着学生装、留学生头、穿皮鞋的学生们，跟着合唱，整个一幅百年前塾师教导和民国时学生的时间错位似的风俗画，色彩夺目。讲台上的人头上是红结黑缎瓜皮帽，一条色彩斑斓的辫子，身上是枣红宁绸的长袍，天青大袖方马褂，座中的学生们是素朴的一身玄色学生装，又恰是古稀老人正与一群少年嬉戏，只想想就会令人绝倒，何况还真有其事呢！
学生们看着老师，越看越觉有趣，越觉诙谐百出，滑稽异常，弄到师生融融，乐以忘倦。当时学生们喜爱拥护，据说当年风头最劲的胡适先生也比不上。
《千字文》下来《三字经》，辜鸿铭告诉学生们，《三字经》的宏大精深。
他说：
“《三字经》一书，里面有许多科学道理，开宗明义便说‘性本善’，有关人生哲学问题，与法国大儒卢梭的论调相同。什么‘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干、千而万’是数学，‘日水火，木金土……’是物理学。什么‘三纲五常’又是伦理学。什么‘天地人，日月星’又是宇宙论、天文学……而君臣父子的道理全都是很有教导学生价值的。”
时常教学生们翻译四书五经，认真指导，学生们的英文大有长进。然后，他让学生们译英文诗，这可有些难了，难在典雅。有一次，他让学生译了一首英文诗，结果译出的中文歧义百出，令人啼笑皆非，只好自己示范，译出来念给学生们听——
上马复上马，同我伙伴儿；
男儿重意气，从此赴戎机。
剑柄执在手，别泪不沾衣；
寄语越溪女，喁喁复何为！
请谢彼妹子，艳色非所希，
岂似同里儿，喁喁泣且悲。
名编壮士籍，视死忽如归。
又译德国从军辞日：
击鼓期铛，胡茄悲鸣。
爰整其旅，夫子从征。
英英旗旆．以先启行。
我心踊跃。踊跃我情。
赠我战衣，与马从征，
自出东门，我马骆骤。
遏云其远，与子同行，
爰居爰处，强敌是平。
乐莫乐兮，与子同征。
整个一篇古风韵味，真是难为了他如此要求学生们。
辜鸿铭上课，又是兴之所至，旁征博引，随口而出，洋洋渊深，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有次。他突然对学生们说：
“今天，我教你们洋离骚。”
只见他拿出一本英文诗，原来这洋离骚正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一首悼亡诗——Lgcidas，悼念诗人淹死的亡友而作的。这首长诗，学生们从第一页翻开起，直到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仍然翻的是第一页。辜鸿铭在课堂上，却是节节课都滔滔不绝，慷慨陈辞，不是骂洋人就是骂一班坏了君臣大节、礼仪廉耻的乱臣贼子。一会又回过头来骂那些自命有大学问的教授诸公，说：“今日世界所以扰扰不安，非由于军人，乃由于大学教授与衙门吏役。大学教授是半受教育，而衙门役吏是不受教育的，要治这两种人的病，只有给以真正教育。
一会儿又回过头来嘲笑所谓民主潮流，说：
“英文democracy（民主），乃是democrazy（民主疯狂）。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乃是Dosto—Whiskey（Dosto 威士忌）。”
信手拈来，随口说出，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听得座中的学生们神思荡漾。
倾慕不已，从中学到丰富的学识，机敏的才智，绝妙的联想，听得极为过瘾，不觉时间飞逝，只知妙趣横生，从未嫌其臭长。
军阀袁世凯复辟，辜鸿铭在北大上课时，就站在讲台上，从第一分钟开骂，直骂到最后一分钟，骂袁世凯骂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大约也是他上课的奇绝之处吧！
凡有演讲，他照例是要去的，别人讲外国事情用中文，他呢，讲中国事情却用英文，滔滔不绝，意兴飞扬。
听过辜鸿铭的课，亲聆教诲的学生都对这位老师印象特深，极为佩服。后来，他的一位学生著文回忆时，极为慨叹，称：“辜先生已矣！我们的同学当中，还没有一个能登堂入室，就是在中国再想找到第二个辜先生，恐怕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呢！待河之清，人寿几何！
“我不只为辜先生一生潦倒哭，也为中国的文学界悲哀。”
辜鸿铭在学校中，常常是独来独往，不太与别人交往。当时北京大学特设教员休息室，来早了或课讲得累了，他也会到教员休息室坐坐，然后坐上等在外面的刘二的车回家去也。
就在这休息室短短的时间里，也闹出了不少趣事。当时北京大学聘请来的外国学者，无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见面，执礼甚恭。但他却毫不客气，见到英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见到德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见到法国人，用法语骂法国人，挨骂的个个心服口服。有一次却来了位新聘的英国教授，此公第一次跨进教员休息室的门槛，即见到辜鸿铭整个窝在沙发里，头上瓜皮帽，身上长袍褂油光闪亮，两只衣袖秽迹斑斑，特别是一根五彩斑斓的小辫子，整个一副土老头模样，猥琐不堪。这位洋先生非常奇怪，怎么会有这样个人物坐在那里，不理不睬的，便去请教坐在一旁的一位洋教授：“此人是淮？”
“辜教授！”
那人悄声对他说。这英国教授不以为意，用一副不阴不阳的目光仔细汀量着这位辜教授，看着有趣，不意笑了笑。辜鸿铭也毫不介意，他见得多了。只是一看这位新来的陌生洋面孔，便侵吞吞地用一口纯正的英语请教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这位英国教授听他张口，便有些吃惊，以为听错了，难道这土老头儿竟能讲一口如此纯正的英语？不会，绝不会，定是哪一位西方同人在询问自己。但他举目四望，向自己发问的，除了这土老头儿还会是谁？这会儿正懒懒地看着他呢！他大吃一惊，急忙回答自己是教文学的。
辜鸿铭听他说是教文学的，马上用拉丁语同他交谈。这英国教授顿时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看来拉丁语太差，无法应付，一时手足无措。辜鸿铭定定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
“你教西洋文学？不懂拉丁文？”
这两句话一出口，英国教授大窘，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下去算了，赶紧逃离休息室。以后才弄清楚，原来这位辜教授不是别人，正是名满海外的KuHung-Ming。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是太熟悉了，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的课本中就有此公所著《春秋大义》一书。
教员休息室中的辜鸿铭虽总是那么样静静的坐上一小会儿，翩若惊鸿，但他那副派头、气度，这一小会儿已经够让人记忆深到了。
民国七年，华方二十五岁的梁漱溟在北大教授中国哲学时，对教员休息室里的辜鸿铭就有很深的印象。他回忆说：
偶然一天相遇于教员休息室内。此老身量高于我，着旧式衣帽，老气横秋。
彼时我本只二十五，而此老则大约七十上下了。因当时南北争战，祸国祸民，我写了《吾曹不出奈苍生何》，主张组织国民息兵会的小册子，各处散发，亦散放一些在教员休息室案上。老先生随手取来大略一看，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有心哉！”他既不对我说话，而我少年气傲，亦不向他请教。今日思之，不免歉然。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真可谓是卧龙深隐，杜门谢客一般，从不主动访友，偶露一鳞半爪，亦足以让人深思不已。特别是他的奇言奇行，也许可以算是奇人群集的北大之首了。在当时北京大学少有的文科教材讨论会上，就有过惊人言论。
据同在北京大学文科执教的周作人回忆，是这样的——
有一次是北大开文科教授讨论会，讨论功课，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校长也站起来准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
这是他原来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就充分的表现在里面了。
辜鸿铭当时面对文科教授，作如此惊人之语，其语气，声调，表情无一不表明他的传统和守旧心态。想必当时说完此话后，此公大为洋洋自得，精气神十足的模样，仿佛庖丁解牛，牛解完之后，善刀而藏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但也可以看出辜鸿铭对蔡元培的钦佩，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中，更是表露无遗。
1919 年1 月1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尽，战胜的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正式召开和会。解决善后问题。在和谈桌上，中国无疑是一道精美的大菜，只是商议如何动用刀和叉了。
早在1917年，西洋人正在战场上拼得你死我活，血肉横飞。西洋人大肆活动的中国也成了一个拼搏的大舞台，谁都想借这场战争从对手手中捞到在中国占有的好处，把中国当成一只待宰的肥羊。日本人盯住山东半岛；英国人呢？
要看守好兜里装着的长江流域的利益；法人国对西南早已是心痒难熬，直吞唾液。唾沫星子已溅到了西南地面；德国人当然还在盘算消化山东半岛，不容日本人窥视；俄国人已经疲了、困了，但何尝睡着，此时照说已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国家终究是国家。只有美国人迟了一步，席位已经占光，不过他倒想每个盘子里弄点，利益均沾嘛。
菜板上的中国却正自闹哄哄纷争不已，不管别人的屠刀从哪个部位割下，大小军阀都想先养肥自己再说。一会儿袁世凯，一会儿黎元洪，一会儿张勋，乱哄哄你方唱罢他登场，不知道还有国土、国民。这会儿该段祺瑞登场了，正式对德宣战。私下里日本美国互相妥协，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吃到的好菜，日本承认美国可以到处沾光，热热闹闹的中国就这样被投进一锅新鲜热辣的油中去了。
潜心向壁的辜鸿铭立即发表了篇《义利辩》，警告段祺瑞这种自投罗网的做法——
我与德邦交素睦，初无深仇夙怨，又无航行西方商船（按：当时参战借口是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足以受德艇之攻击。顾动于战役之利，受协约国之劝告遽加入战团与之为敌，使战祸益延长而不可遏，证以君子之道，得为武乎，今人动言国际法，不复知有君子之道……
西人动欲教我以国际法，不知我国自孔子以来自有真实切用之国际法在。
其言日：以礼让为国。又曰：师出必以名。今我出师抗德，其名安在？徒为协约所牵率投入漩涡，此后无魇之慎，应担之责任，无可逃免，稍或不慎，越俎代庖者立至，恐欧战未毕，而我已不国矣。
孔子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窃谓以小人之道谋国，虽强不久，以君子之道治国，虽弱不亡。我国此时欲决大计定大猷，先必审将为君子之国乎？
抑将为小人之国乎？诚欲为君子之国惟当勤修内政，加意人才，登用俊良，廓清积弊，使一切措施厘然当于人心。在朝在野人人知礼让而重道德，对于外交一衷于义至当而无所偏袒。不此之务，而溺惑于贪利小人之言，冒耻诡随，妄希此战后权操不我之利，斯益去亡不远矣。
辜鸿铭一番恳切言辞，不免有些书生气十足，但却也切中时弊，现在该是应验的时候了。战胜了的协约国，坐在谈判桌前，举起餐刀，他们要分食中国这只肥羊了。现在分食正好，刚从油锅中捞出，热气腾腾的，趁热的拿来，趁热的吃下，正好医治战争中积下的痨症，正好治日本人站在一旁的馋病。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充满着幻想，希望收回各国在华特权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中国代表提出要求列强废弃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归还租借地，租界等七项希望，还提出取消1915 年的中日协约。
然而，这次和会完全是美、日、英、法、意等国控制了的，他们已腾出战场，菜板已空，正好把中国这条刚出锅的羊扔到上面，拒绝讨论中国代表的要求。随之中国代表又提出把战前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特权归还中国，但日本在美、英、法等的默许、怂恿下，蛮横地硬要把德国盘子上的山东权益吃下去，和约竟规定日本全部接收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特权。中国失败已成定局，中国注定还要继续填饱帝国主义者的肚皮。
消息传到北京，热切希望祖国富强、满腔爱国的青年学生们愤怒了，五月四日，三千多爱国学生集合天安门，愤怒呼出了中华民族流血的声音——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爱国的学生们的一腔热血又有什么用呢？没有用的。如今是军事专家诸公的天下，他们有的是枪炮，政府诸公个个都能争官做，官做好了，洋楼起来了，小老婆有了，金银珠宝还会少吗？国家、民族早已是九霄云外的东西了。辜鸿铭不是说过吗，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但如今他已不爱说当权者诸公了，他已称自己为冬烘先生。
五月八日，蔡元培为当局诸公的无耻所激怒，深感事不可为，提出辞职，并留给北大师生一个启事——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讫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唯知我者谅之。
蔡元培的辞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成为军阀政府与学生运动斗争的又一个焦点。军阀政府愚鲁顽钝，不为所动。六月三日，派兵镇压学生运动，一时双方僵持难下。教授们纷纷提出辞职。六月五日，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内召开临时会议，主要为了应付事件，特别是挽留蔡元培校长，许多教授纷纷发言，一致希望挽留蔡元培校长。但对怎样挽留、一时说不出个结果。正在商议的时候，辜鸿铭也站了起来，走上讲台，表示应该挽留校长，他说：
“校长是我们学校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
当时坚决主张反封建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均在座，但因他是坚持挽留蔡元培校长的，也就没有人站出来和他抬杠了。
辜鸿铭对蔡元培极力推崇，常在课堂上告诉学生：“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就是我。我不跟他同进退，好人不是就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了吗？好人是有原则的。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他对自己的坚持保守主义感到自豪，但他也对蔡元培的坚持革命无比佩服，看来冬烘先生是很强调一个有始有终的信念，不随风乱转，口是心非，这也是辜鸿铭率直真诚感人的地方。可惜，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不喜欢，不容忍真诚的人了，他的寂寞可以为证。
而蔡元培的肚量胸怀，正使辜鸿铭这位自认赶不上潮流的冬烘先生能执教北大，他的傲慢、清高、自尊、怪癖也只有蔡元培先生能容纳得了。据说陈独秀很不服气，说：
“辜鸿铭上课，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慢吞吞地上课，一会吸烟，一会喝茶……，蔡元培能容忍他摆架子，玩臭格，居然一点也不生气。”
最后，军阀政府迫于压力，六月十日，终于满足了学生们的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定，挽留蔡元培。七月九日，蔡元培致电全国学联、北京学联和北京大学学生会，表示放弃辞职。九月十二日，蔡元培回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又恢复了正常。
辜鸿铭也出现在讲台上，继续讲英文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