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
“还能背吗？”
“能。”
“所以，”布朗先生接着说，“只要你这么背下去，咱们再弄明白它，不就行了？我在你这年岁，我父亲逼迫我背莎士比亚作品，勉强背了几句，‘次日一早起来，全忘了。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就逃到外祖父家，学习簿记，准备将来在银行、公司或其他部门找工作。我父亲气得要命，骂我没有读书的天赋，我却相信你有这个天赋，《失乐园》、莎士比亚戏剧，你不是背得很好吗？拿出信心来。”
就这样伊哩哇啦，不明不自地搞了半年多，终于把一部《浮士德》夹生饭似地装进了肚皮，输入脑袋。
在为辜鸿铭的语言教育安排的同时，布朗先生还对他的科学基础知识的充实毫不放松。一到苏格兰，就亲自教他数学，整整教了他半年时间。接着，请了位老友，住在家里，继续教辜鸿铭上午数学、下午物理、化学。而且布朗先生很注意让他掌握实际经验。正好布朗家有一个很好的科学实验室，既学理沦，又能做试验，为以后辜鸿铭学习土木工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辜鸿铭来到十九世纪中期的苏格兰，头上拖着一条辫子，每次出门，街上的小孩子总是跟着他叫喊：“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他成了自负的欧洲人嘲弄的对象。但因为有父训在先，不敢剪辫子，忍受着这种屈辱，闭门读书，带着一种不平气读书。也许正是这个伤口，使他对西方人的态度极端刻薄，而对中华帝国崇拜得五体投地。日后，常有一句话挂在他的嘴边：“他们看不起我们。”
几年后的一个冬天，他的义父布朗先生到伦敦去了。终日埋首读书、很少出门的辜鸿铭，瞧准机会，前去拜访一位邻居——他的女朋友，一位黑头发、蓝眼睛、白皮肤的英国姑娘。
辜鸿铭的这位女朋友调皮、活泼，非常可爱，辜鸿铭这天一到，她就非常高兴。突然，她拿起辜鸿铭的辫子，赏玩不已，赞叹道：“中国人的头发，长长的，编成一条黑色的辫子，真是太可爱了。我的头发也是黑色的，送给我吧！”
辜鸿铭顿时来了兴趣，拿起一把剪刀，一刀将辫子剪了下来，递给她，毫不吝惜地说：
“你肯赏收，是我的荣幸。”
在姑娘面前，辜鸿铭早已将父训忘得一干二净。后来，他客居北京时，对女人更是挥金如土，一举就曾在一位妓女身上花掉四百大洋，而一家五口当时维持生计一个月也不过六个大洋而已。
一年后，辜鸿铭对《浮士德》早已是溜熟了，布朗先生才开始着手逐句讲解这部深奥恢宏的诗篇，时而德语，时而英语，爷儿俩谈笑风生，意趣盎然，一讲就讲了三个多月。
最后，布朗先生问他：“对《浮士德》有什么感受？”
他回答说：“我的思想由简单转入复杂，由浮浅转入渊深了。”
布朗先生告诉他：“科学知识也是由简单入复杂，由浮浅入渊深的！”
辜鸿铭说：“科学知识是物质世界的变化规律，越研究，越细密，越细密，越清楚。文学的知识是精神世界的变化动态，越研究，越渺茫。越渺茫，越糊涂。我看浮士德算不上好人，上帝不该派天使来救他。至于文学词句的深奥、难慷，与科学词句的简明、易懂，差别就更大了。”
布朗先生陷入了沉思，过了一段时间，才继续说：“那么你觉得这部书与莎士比亚戏剧比如何？比《失乐园》如何？”
他说：“莎士比亚反映现实生活，是是非非，清清楚楚，一望而知；浮士德哲思深远，是是非非，恍恍惚惚，没法分辨；《失乐园》热情澎湃。沉郁稳健，刚刚强强，高歌长啸。莎士比亚好懂，浮士德不好懂，而《失乐园》感人。”
布朗先生不住点头，说：
“现在，你的英文、德文已经不错，将来的造诣如何，那得靠你自己了。
另外，我给你提的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一定要读，他是我知道的爱丁堡最有才华的学者。你的成绩足以考入令人神往的爱丁堡大学。”
辜鸿铭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为他开设的各种课程，现在是该到高等学府深造了。他以优异的成绩被爱丁堡大学文学院录取。
爱丁堡大学，造就了许多著名人物，在苏格兰的众多大学中，算是一所新的大学，创立于1582 年，然而却以它的传统而自豪。校址在旧市区的张伯斯街。
主要校舍，是爱丁堡的黄金时代所建的乔治王朝式建筑物。
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小说家司各特、历史学家卡莱尔、著名的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都毕业于爱丁堡大学。
在这座著名的学府中，保持着浓厚的思索之风，它以杰出的精神奉献杰出的思想。
辜鸿铭，充满着求知的渴望，思索的困惑和活跃的思想，来到了爱丁堡大学。布朗先生领着辜鸿铭拜见了此时的爱丁堡大学校长卡莱尔先生。
托马斯·卡莱尔（1795．2．4～1881．2．5），英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1795年2月4日出生于苏格兰南部一个信奉清教的普通农民家庭。1809
年。考入爱丁堡大学。因他的父亲希望儿子能成为一名牧师，他在大学期间所学的课程就是为此而准备的。然而，当时爱丁堡大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启蒙主义思想学说，使自小接受清教的他受到很大冲击。大学毕业后，卡莱尔痛苦彷徨，不知所从。1817年，毅然放弃做牧师的打算，开始阅读大量的德国文学和哲学著作，特别是歌德和费希特的作品，开始以德国文学的翻译家和评论家崭露头角。1826年，与珍妮·威尔逊结婚，不久即迁居伦敦。在那里转向社会和历史问题研究。1837 年，《法国革命史》一书使他名扬天下，成为著名的文学家、社会批评家和历史学家。
1865 年，卡莱尔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的校长。
卡莱尔一生著作等身，对资本主义世界作了大量的批评，以一个刻薄的批评现代化的学者知名于世。
刚步入社会的辜鸿铭，带着惊奇、崇敬的目光盯着面前这位老人。他在心里背诵着《法国革命史》中的句子，这部书一直是辜鸿铭最爱读的。
年迈的卡莱尔让女儿给客人端上热气腾腾的咖啡，然后侃侃而谈：“世界已经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人的行径，社会组织，典章文物，是根本错误的。
“你是一位中国人，来自于古老的东方，要知道，人类的一线光明，就是中国的民主思想，可叹！据我所知，民主思想，在中国，始终没能实现。传到欧洲后，掀起了法国大革命，但不过像划了一根火柴，一阵风吹来，灭了。徒有民主制度，没有民主精神。
“现在，是资本主义的时代，大腹便便的富豪控制着这个地球。看来，人们还是有药可救的，至少，世上的许多疾病已经被控制。美国人在林肯统治下，解放了黑奴，那里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向好的方面发展。
“人类进步的战役在不断胜利，偏见之墙上的缺口越来越大，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的无知必将分崩瓦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通过革命，一定会成功。
令人忧虑的倒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时代，一旦出现一个抛弃民主思想的领袖，再革命就难了！
“我知道，不能因噎废食，必须走革命的道路；但是，我没有坚持革命的勇气。”
白发苍苍、蓝色的眸子里充满着火一样激情的卡莱尔，越说越激动，在座的人插不上一句话。
“可能因为我是一个文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我嫉恶如仇，然而我不能杀敌致果。我认为，最后的一步是战争，但战争之后呢？这个问题缠了我十多年，我没能找出满意的答案。后来，我为了自我解嘲，写了部《论英雄和英雄崇拜》，我知道，那不是彻底的真理。又经过一番思想争斗，才做出答案——
革命，革命，再革命！革命越艰难，成功越伟大，社会越进步，这是世界发展的规律，谁也阻挡不了。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是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向前推进的。所以，我后来才写《法国革命史》，把法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内在的精神，原原本本写出来，供人们参考，使后来之革命者，少走弯路。”
讲到这里，卡莱尔突然停下来，呷了口咖啡，把目光从神思飞越的精神世界掉回来，盯着年轻气盛、充满敬畏的辜鸿铭，和蔼地说：“你要去领会美，领会崇高的世界，不要被粗糙的东西所迷惑，‘瞧那里的百合。它们顺应自然，不劳不织，可是所罗门就是穿上盛装也比不上一朵百合花。’真是一眼就看到了美的最高极致。田野里的百合，比那些世俗的帝王要好看得多，但却生长在粗糙的田野，像一双美妙的眼睛注视着你。它，出自内在美的汪洋大海！倘若大地的本质就像其外表一样，看上去粗糙不堪，而没有内在的美，那这片粗糙的土地又怎么能生出百合花呢？歌德有句话说得极精致，‘美高于善；美本身就包含了善。’不过我也曾说过，真的美有别于假的美，仿佛天堂与地狱之别！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辜鸿铭明亮的眸子里充满感激，不住点头称是。
很快，辜鸿铭开始他在爱丁堡大学文学院的学业。卡莱尔如今是爱丁堡大学的校长，年迈体衰，已不再为学生讲课。他的女儿接替他的位子，走上讲台。
辜鸿铭和布朗先生经常到卡莱尔先生家，昕卡莱尔的见解。可以说对辜鸿铭一生影响最大的就要数卡莱尔了，卡莱尔身上强烈的批判精神、刻薄的辞锋都注入了他的灵魂。
盘桓了三个多月后，布朗先生觉得他的义子已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看到他义子受到卡莱尔先生的赏识，很高兴，告诫他：“你们中国人有两句俗话：盛世难逢，名师难遇。说起盛世，自从有了人类，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但名师。你却遇上了。有了名师，造化如阿，就看你自己了。不要忘了我对你的期望，学通西方文化，拯救你的祖国，融汇中西精神，拯救多灾多难的人类。”
从此，辜鸿铭就像田野里的一株百合，深深扎根在知识的土壤，他要吸取丰富的营养，开出美丽的花朵。
后来，辜鸿铭自己有一段话说到这些时日的艰苦生活。
“学习希腊文、拉丁文，我不知哭了多少次。开始教多少，背多少，不觉得困难。后来，自己遍读希腊文、拉丁文文史哲名著，就不行了。我坚持背下去，说也奇怪，一通百通，象一条机器线，一拉开就拉到头。后来，不但希腊文、拉丁文，就是其他各国语言、文字，一学就会，会就能记得住。人人都以为我聪明，其实呢，主要还是坚持困而学之的办法。久而久之，不难掌握学习艺术，达到不亦悦乎的境地。旁人只看到我学得多，学得快，却不知道我是用眼泪换来的！有些人认为记忆好坏是天生的，不错，人的记忆力确有优劣之分，但认为记忆力不能增加足错误的，人心愈用愈灵，困而学之，民斯为下矣！”
潜心学业的辜鸿铭，常有异乡之感，生活的孤独压迫着他。在这里，他越发感到自己是个东方人。每逢传统的中国节日，他总是要设下供桌，摆上丰盛的酒菜，遥祭祖先，跪倒供桌前，三跪九叩，恭敬如仪。
有一次，房东太太看到辜鸿铭跪在供桌前，叩头如仪。大为奇怪，问他：“喂，小子，你这样认认真真地叩头，你的祖先就会到这里来享用这些酒菜么？”
辜鸿铭的心大受刺激，一股怒气冒将上来，自尊心使他的刻薄和幽默同时爆发，彬彬有礼地答道：
“想来，你们到处给你们祖先奉上鲜花，你们的祖先该嗅到了鲜花的芳香了吧！”
太妙了，这不过是一场小试牛刀的表演，他总是以一个局外人的冷眼注视着西方人的世界，而西洋人的傲慢总是让他受不了。他在精心地从西洋人的宝库中挖出一副西洋镜。他要用这镜子，照西洋人的灵魂。他要用嘴皮子，用精神去战胜西洋人，维持自己的骄傲和自尊。
另一次，辜鸿铭从爱丁堡大学前往市立图书馆，在等候公共车时，随便买了张报纸，车来了，他上了车。展开报纸，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恶意般地盯了周围的英国人一眼，把报纸倒过来，津津有味地看起来。
周围的英国佬见此情景，个个笑得不亦乐乎，得意地嘲笑这个乡巴佬：“喂，快看这个乡巴佬，根本不懂英文，却把报纸倒拿着，还看得津津有味，装出一副煞有其事的样子。”
辜鸿铭面无表情，听任这帮英国佬放肆地嘲弄着，等这些人高兴够了，才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淡淡地说：
“英文这玩艺儿太简单了，不倒过来，简直没有意思。”
这伙英国佬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中国人居然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窘得个个满脸发红，悄没声地溜了开去。
辜鸿铭的舌辩天赋，从此发端，一发不可收拾，只要嘲弄起人来，他总是最兴致勃勃的。而此时的欧洲已经给东方人狠狠一击，这一教训使东方人开始注意起西洋人来。日本人的上层人物开始前往西方。伊藤博文，早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就来到英国学习海军。不久，1877 年，严复也来到英国，学习海军。
两人曾在伦敦相遇，伊藤博文十分佩服严复的学问，才饱眼高的伊藤博文对严复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两人学成归国后，却际遇大不相同。伊藤博文数度出任首相，引导日本走上繁荣之路，特别是1895 年，甲午海战，打败犹自自视甚高的大清帝国，揭了大清帝国的最后一块面子。严复则辗转流离，不得展其大志，郁郁不平，唯以译述西欧名著为任。他没有能在中国的舞台上一展雄才。最终只以他的笔把“物竞天择”的思想传到中国大地，鲁迅、胡适、蔡元培等大受其影响，此是后话。
当时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时，有一个神乎其神的传说，称严复、伊藤博文与他同班，而且这三位东方学生在学校中占尽了前三名，辜鸿铭独占魁首。传说终归只是传说，在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求学的辜鸿铭于1877 年以优异的成绩。
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学得一手纯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文。孙中山先生曾说：“我国懂英文的，只有三个半，其一是辜鸿铭，其二伍朝枢，其三陈友仁。”还有半个大约是王宠惠。
就在此时，辜紫云却在槟榔屿去世，去逝时，正当辜鸿铭毕业前夕，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学业。家人致信布朗先生，让他千万要保密，不要告诉辜鸿铭，让他继续完成学业，免得他忽遇父丧，辍学回去。
公元1877年，辜鸿铭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现在，辜鸿铭已经在文史哲上颇有造诣，语言功夫也不同凡响。布朗先生准备实施他的下一步教育计划——去德国学习科学。
年方20 出头的辜鸿铭怀着兴奋激动来到了德国腹地城市——莱比锡，攻读莱比锡大学的土木工程。因为有深厚的语言功底，良好的教学、物理、化学基础，勤奋刻苦的辜鸿铭只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获得了土木工程师的文凭。课余，辜鸿铭深入考察德国的社会状况，精研德国文学、哲学典籍，为后来他在德国人中获得极高的崇敬奠定了基础。一战后，德国学界不知道辜鸿铭的人太少了。
三十年以后，1907 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来到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的声名已是如日中天，俨然东方文化的发言人。西方人谈起中国无不称引辜氏著作。
四十多年后，林语堂先生到达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经是德国哥廷根等大学哲学系学生的必读书。
当时留洋学人，如著名的王宠惠、唐绍仪，纷纷听到辜鸿铭的大名。民国十年，当一位中国留学生到德国留学时，纳尔逊教授告诉他，一定要好好读读辜鸿铭的著作，声称：
我读辜鸿铭的书，至今已有十几次了。多读一次。
即更有所得一次，大凡一本书，倘若它的价值只够得上读一次，则它的价值必够不上读一次，我希望你再读之后，你的见解或许与现在不同。
更有甚者，如他的学生不读辜鸿铭的著作，就不让他参加讨论。
莱比锡大学学业完成后，辜鸿铭即刻接到布朗先生的信件，让他马上赶到巴黎，学习优雅的法语和了解人情世故。信中还附有一个地址，称已经为他安排好了起居庄所，一定不得延误，在那里与布朗先生会合。
早就渴望一游巴黎的辜鸿铭，即刻起身，前往巴黎，找到了布朗先生。布朗先生对辜鸿铭的进展非常满意。带着他坐上马车，直奔巴黎大学附近一幢公寓而去。
这是一幢非常优雅的公寓，布朗为辜鸿铭租了三间很好的宿舍：一间做寝室，两间做书斋和客厅。
布朗先生带着辜鸿铭拜访房屋的主人。巴黎一位名人——大红大紫的妓女。
这位大名鼎鼎、仪态优雅、气质高贵、浓艳醉人的女人，高兴地说：“我十分愿意与这位可爱的中国男孩做邻居。”说完飘然而去，留下一股异香。局促不安的辜鸿铭悄声问他的义父：
“这位贵妇人看上去很高贵啊！”
不料布朗先生告诉他：“是的，她的仪态，就是她的本钱，你可能还不知道，这是巴黎的一位名人——妓女。”
惊讶的辜鸿铭不安地小声说：
“这不大妥当吧！”
不料，布朗先生突然一脸的严肃：
“这是我刻意安排的，你现在不是一般的留学生，而是一位学者、绅士、中国的贵族、救世者。”
布朗先生指指点点说：
“我送你到法国来，不仅是让你学习知识，学习优雅的法语，最重要的是要你在这里了解世故人情。要知道出入这类名妓府上的决不是什么普通人物，而是些政客、军人、富商以及那些用金钱或权势卖弄风雅的人。伏尔泰的母亲就是一位高级妓女。这些女人对那些风云人物的了解可能比任何人都多些。特别是伦敦、巴黎、华盛顿这些世界上最大的强盗大本营，什么皇帝、皇后、总统，都想着掠夺世界的资财，奴役世界的人民。我把你安排在这里居住，是因为在这里。你能看到世上最精彩的表演，看到那些衣冠楚楚的正人君子拜倒在石榴裙下的嘴脸。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彻底了解人生。这里的一切我都打点好了，今日午餐，我再介绍你与这位著名的女人相见。她的英、德、法文不错，还想学希腊文、拉丁文，你可以教她。”
辜鸿铭为义父的良苦用心感动不已，此时的他虽可说是学业精深，但对人世百相却了解太少了。
此后数天，布朗先生带着辜鸿铭到处游逛，见识这座都市中的女王——巴黎。
巴黎，世上最舒适的都市，无论对谁来说，巴黎一词就是繁华、时髦、文化与美的代名词。宽敞的林荫大道边热闹的露天咖啡座，陈列着各式各样宝石、香水。最新式衣饰的豪华商店，是爽朗的法国人最适合的舞台。装扮入时的妇人们，其万千仪态和爽朗的谈吐，总能让人心醉神往；套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愿腰缠百万骑鹤上巴黎。”
巴黎，早在罗马时代，建筑在塞纳河中的西特岛上，不久就发展到塞纳河左岸。其时，右岸尚是湖沼，但这样一个小城市，竟有二十多座教堂，每当有洪水和疫病。人们总是拿着圣女杰叶夫的遗物，在街上静静地游行。祈求神的怜悯、拯救。到了查理曼大帝时代，西特岛成了学问的中心区，学生们开始住进附近的梭尔邦地区，这里就是现在的巴黎大学区。这里又称作拉丁区，人们所说的全是拉丁语，成了用功学生的圣地。后来，出现许多沉溺于享乐的人，于是爱好自由、放浪不羁、浪荡生活的人。都聚居于此，使这里成了欢乐场所。不过，时过境迁，现在就读巴黎的学生，倒可利用巴黎在文化上的方便。
卢浮宫，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精品，是收藏绘画和雕刻最多的地方，美术馆应有尽有，全欧洲的艺术好象都在向这里汇流。印象派、野兽派、现代绘画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土壤。
图勒公园、卢森堡公园将整个巴黎装点得无比优美。
巴黎圣母院，在雨果的笔下展现了神圣的人性传说。
生性优雅的法国人，在通俗艺术方面同样最为知名，服饰、装潢、点心、烹饪。其优雅与高尚、不仅在法国，就是在全世界也颇负盛名。
整个法兰西民族都为他们的两种“嘴皮子”功夫——说活和吃饭感到自豪。
自从1539 年法国瓦卢瓦王朝的弗朗索瓦一世把法语定为官方语言以来，这种语言伴着法兰西文化的传播而在整个欧洲风行。十九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以讲法语为身份的标志，这是法语风光的时代。至于说到吃。法国菜更是声名远播，读过莫泊桑小说的人大概都记得这位作家笔下的鹅肝酱和牡蛎。波尔多的红葡萄酒，因产地得名的香槟更是世界上高级宴会的上等酒。法国人嘴上的这两样功夫可渭天下有名了。而巴黎的女人们，更是离不开肥皂、香水、脂粉、花卉、打扮得无比多姿的女人们充满了整个巴黎。
诗人艾青，无比感慨地把巴黎形容为一个“诱人的妓女”。
布朗先生带着辜鸿铭走马观花地看了看巴黎，作好安排后，自己便返回苏格兰去了。
入夜，住在梭尔邦区的辜鸿铭从窗户上望出去，整个巴黎包彩缤纷，恰似印象派画家笔下多姿的画卷，充满着诱惑和欲望，坐着高车驷马，身着晚礼服，腆胸凸肚，拿着手杖的名流们在华灯之下，纷纷四出。高级名妓们的门前宾客如云，仿佛整个世界都浸泡在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之中。
卡莱尔《法国革命史》笔下的巴黎已荡然无存，早已被脂粉和香水泡得发腻。辜鸿铭怅然若失，翻身躺在床上，他的眼前又浮现出父亲给他描绘的彬彬有礼、谦谦君子的祖国。此时的辜鸿铭多么落寞啊！最富于激情的大革命后代们不过如此，现在他们虽然被普鲁士人教圳了一下，羊脂球的血泪只不过是一滴最凄美的斑点。古老的巴黎虽然已牙齿剥落，但他们仍驾着战舰，赶到中国去分一杯羹。
到了第七天，辜鸿铭正要把自己关进书屋，房东女郎走了进来：“前两天来了好些人，都是些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他们听说你住在这里，想拜访你，我帮你回绝了，告诉他们，你是来法国求学的，不作政治活动。今天来的这位，是巴黎大学的教授，这位老人听说你是他老友卡莱尔的学生，特来见你。”
辜鸿铭立即把老人迎接入室，坐定。
老人询问了老友卡莱尔的健康状况后，说：
“我与你的老师卡莱尔先生，结成好友，如今已很久了，我们都老了。本来我准备等你入校后，再和你见面，但我却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见不到你，所以赶来看你。”
老人清了清嗓子。接着说：
“我心里有两件事情放不下，其一，我是学法律的，很想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典，但我还未见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敢无知妄作。其二，你们中国的《易经》，是最有价值的经典。可惜，我不通中文。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读的不过是些法文和拉丁文的翻译片断，虽不全面，但却已是光芒万丈，炳如日月星辰！你只通西学不成，归国后，要深入研究《易经》。你的老师卡莱尔当年常对我说，最大的罪恶是自欺。他也对你说过吧？”
辜鸿铭印象太深了，答道：
“不知说过多少次了。”
老人长叹一声：
“黑格尔是个自欺的学者。他的理论就是根据《易经》‘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写出来的。他竟据为己有，说是他自己的发明、创造。掉过头来批评《易经》理论不值一文，卖弄自己的著作。我希望你到我家去阅读那些译文，有的词句很明显，没有问题。有的词句很模糊，可能是翻译的人未能彻底了解原文，问题很多。我们可讨论讨论，等你归国深造时，也许会起到一些作用。别的话就不多说了，再见。”
过了几天，辜鸿铭开始教房东姑娘学希腊文。教她学希腊文字母那天，就开始让她背几句《伊利亚特》。她笑着说：“你的教法真新鲜，没听说过。”于是，辜鸿铭告诉她自己学习的经过，两人一会儿英文，一会儿法文，一会儿德文，天上地下，聊得十分高兴。
就这样辜鸿铭一边教她学希腊文，一边继续在巴黎大学学习，同时用他的眼睛从这位高级交际花的庭园观察那些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人们的千姿百态。
女房东不断告诉他这些部长、大臣、军官、政客们的异事丑态和他们赤裸裸的欲望。
还有那些不知所从的颓废诗人，他们总是和辜鸿铭纠缠不清，而他们最著名的代表，也许是法国人中最伟大的诗人波德莱尔，正在致力于描绘忧郁的巴黎。巴黎在他的笔下，犹如一座医院，每个病人都被想调换床位的欲望缠住。
他在独自炼一把奇异的剑，把巴黎的欲望、美貌、丑陋、忧郁、嫉妒、反抗和死亡渲泄得淋漓尽致。
而那些躲在深刻的波德莱尔背后的享乐的颓废诗人，却以他们的无奈、浅薄、迷茫和彷徨占据了巴黎的街头。
一天，厌烦了的辜鸿铭同二十多名颓废诗人到老教授家，老教授扔了两个故事给他们，一篇是英译《桃花源记》，一篇是法译《愚公移山》。
老人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对科学悲观失望，慨叹没有真理，要知道科学现在还年轻，将来必会得到。你们说科学越进步，战争越残酷，杀人越多。那是科学误用之过。”
转眼数月时间就过去了。一天，老教授留辜鸿铭晚餐时，对他说：“自从《南京条约》订立，你的祖国门户大开。英、法、美、俄等国纷纷侵蚀中国。日甚一日，日本这个新兴岛国也虎视眈眈，亡国之祸，迫在眉睫。
巴黎已对你没有什么帮助了，当今的欧美之学，不足效法，但又不能不知道，你确已知道了，回去吧。”
辜鸿铭谨遵师命，准备回国。巴黎，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染坊，在这里辜鸿铭终于装上了一副透视西洋人灵魂的西洋镜，锻就一身“金脸罩，铁嘴皮”
的硬功夫。
巴黎的这一段经历对日后的辜鸿铭影响极大，日后的辜鸿铭眼里，皇冠、龙袍、将军、总督、洋人、富翁、车夫、乞丐……都被他的“金脸罩，铁嘴皮”
功夫洗涮一番，恶狠狠专拣西洋货评点。
是年正值光绪六年，公元1880 年。
三、婚在东洋
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 年。
南洋，马来亚。
阔别家人十四年后，西装革履、留着中分头、一副洋博士派头的辜鸿铭回到了槟榔屿。
此时，尼蒙橡胶园家中，对辜鸿铭寄以期望，给他信心的父亲，早已埋骨黄土，再也不能分享他异国的奇遇和成就。只有墓上的荒草在风中摇曳，辜鸿铭只能以自己的成绩告慰九泉之下的辜紫云了。如今掌理着橡胶园、支撑门户的是他的哥哥辜鸿德。
在家里呆不多久，学得一身本领、精通西方文化的辜鸿铭。被英国殖民地政府委以公职，派往新加坡。
在新加坡，他的日子倒也过得轻松自在，对他来说这一差事显然是极易对付，整日里西装革履。口叼埃及香烟。风度翩翩，满口英文，时而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语、闽南话，彻彻底底的一个西洋绅士派头。
辜鸿铭的这种生活会一直过下去——如果不是碰巧遇到游学法国、返国途经新加坡的马建忠，那么，辜鸿铭也许不过是一个成功的殖民地政府官员或者别的什么，而不会是日后名震中外的宣扬中国文化的发言人了。
这天，辜鸿铭正心不在焉地坐在办公室，整理桌上的文件，一位同事兴冲冲地找来，告诉他：
“一位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中国人，到了这里。听说叫马建忠。”
辜鸿铭也没有经意，只是怀着好奇，想去看看这位不知面目的祖国的官员，即前去看个究竟，不想这一看改变了辜鸿铭日后的生活和命运。
马建忠（1845—1900 年），出生于江苏丹徒，年轻时即开始研究西学。马氏一门三兄弟，个个不同凡响；大哥马建勋，淮军粮台。中国第一位神学博士。
三胞兄马相伯，民国中兴人瑞，早年任徐汇公学校长，后创办复旦大学，曾任北大校长。马氏三兄弟，皆天主教徒，受西学影响极深。
马建忠幼年即就读徐汇公学，1876 年，清政府派他赴法国留学，并担任使馆译员。回国后，入李鸿章幕，主办洋务，曾去印度、朝鲜处理外交事务。
他精通西学，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著有《适可斋纪言纪行》。精通英语及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著有语言学专著《马氏文通》，选经、史、子、集中的句子，参照拉丁语法研究古代汉语的结构，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
辜鸿铭在法国时，正值马建忠亦在此留学，早闻其名，未曾相识。
辜鸿铭此时眼中的马建忠，长袍马褂，正宗清朝官服，大顶帽，气宇不凡，俨然正宗的中国学者派头，气象肃穆。后来辜鸿铭曾对这种天朝衣冠大发议论，忘却了“猪尾巴”之辱，与人谈英国人卜兰德对此等衣冠的感慨，这位上海工部局的书记官靠他的《江湖浪游》中称：
五十年来，我西洋各国，因与中国通商，耗费许多兵饷，损失无数将士，每战辄胜，及战胜以后，一与交涉，无不一败涂地，是岂中国官员之才智胜我欧人耶？其品行胜我欧人耶？是又不然。若论其才智，大概即使为我欧人看门家丁，恐亦不能胜任；论其品行，亦大半穿窬之不如，此等无才无品之人物，何我欧罗巴之钦使领遇之，便觳觫畏惧，若不能自主，步步退让，莫之奈何！
其故安在？余于此事，每以为怪。研究多年，始得其中奥妙，盖中国官之能使我西人一见而觳觫恐惧者，无他谬巧，乃其所服之黼黻为之厉也。鄙人之意以为今日我西洋各国，欲图救交涉之失败，急宜与中国订新约，以后凡外务部及各省与我交涉之大小官员，不准挂朝珠穿黼黻，逼令改用窄袖短衣耸领高帽，如我欧制。如此黼黻即不能为厉于我，则我西人之交涉庶不致失败矣。中国果能遵此新约，我西人即将庚子赔款，全数退还中国，犹觉尚操胜算也。
马建忠见来访者，一副西洋人的着装，分头、西装革履，一身当地政府职员的行头，遂抱拳拱手，和颜问道：
“在下马建忠，阁下尊姓大名？”
辜鸿铭听到询问，即客气应道：“鄙人辜鸿铭，生长南洋，求学西洋多年，满脑子西洋货，身为炎黄子孙，无缘得识中国文化，亦无机会研习中国文化。
今听说先生借道回国，途经此地，特来请教。”
入座后，马建忠命人奉上一杯清香的中国茶，尔后听辜鸿铭讲他的家世，求学欧洲的经历，学问心得。
言谈间，马建忠见这位满腹洋学问的青年，思维敏捷，辩才通达，态度恳切，遂老实不客气地给他指点学习中国文化的门径，其要旨在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数干年的文明，洋洋大观，铸就其精髓的，不外儒道两家。首先抓住这两大经络，弄通了之后，就能触类旁通。最切实的方法，还是直接生活在中国人当中，做一名中国百姓，只要化做中华文化中的一滴水，便是中国文化的一分子。
“中国文化之能傲立于世，垂数千年而不衰，端在于其真正的人文主义精神，只要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便是中国文化的一分子，超越了种族地域的差异。
在中国文化的世界。虽有地域的差异，却改变不了他们共同的文化信仰，正是这种共同的文化信仰把整个中国文化世界融成一体。汉字使他们在地域、方言、种族之上紧密交流，中国文化信奉的是‘四海之内皆见弟’。
“在那里，没有高高在上的世袭贵族，他们通过勤劳、智慧获得成功，吸引和发挥了人民的创造才能和智慧，正是这种优秀的制度使中国政府一直能够保持高度的效率，使他不致于步埃及、希腊、罗马的后尘而消亡。
“为防止官僚的腐化，侵蚀政府机构，中国文化特别强调道德的原则，每个官员必须是道德的典范，他们如果在道德上有失误，就会受到弹劾，这是儒家的精义——礼义廉耻，使中国人能彬彬有礼。
“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则非常强调闲适和谐。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无不在阐述一种思想——和谐，这是道家的精髓，在日常生活中，与自然相顺应，绝不逆天而行，他们劳作休息、娱乐、谈诗论道、书法、绘画、饮食服饰无不刻意追求，又要达到妙造自然，这一点与法国人特别相似。你是知道的，法国人也生活得相当闲适，他们的烹调和露天咖啡馆，可以和中国人饮食茶馆媲美。
中国人总是在日常的生活中体悟人生的乐趣，绝不狂妄地设想自己能主宰世界，这与西方人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西方人接受不了儒道思想。
“然而儒道两家又不是不能相通融的，一个人立身处世要有儒家的刚强忠义，所谓君子自强不息，生活中又要有道家的和谐闲适。
“但现在，中国已在显出老相了，它对进步总是冷眼旁观，嗤之以鼻，不过，那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消极行为而已……”
辜鸿铭听得入迷，马建忠更是说得激动。
“自鸦片战争后，西欧诸国对中国大肆侵略，仗着先进的兵器为所欲为。
我们留洋，就是要看看西洋人凭甚么可以到处横行，从一个新的角度，看看中国人到底甚么地方不行了。然后再设法疗治，使我们的民族老而弥壮，使我们的国家自立于世。
“似你这等深通西洋学术文物，典章制度的人才，正当国家用人之际，怎好屈居此不中不洋之地，久困于庸庸凡夫之中呢？”
辜鸿铭听马建忠之言，如当头棒喝，二人连续三日长谈，辜鸿铭突然觉得自己骨髓里的弦被拨动了，感到精深博大的中国文化才是自己的归宿。马建忠的这份精神菜，正对了辜鸿铭的胃口，他正要用西洋人不懂的东西考校西洋人。
西洋人知道的中国太肤浅了。他对西洋人了如指掌，现在他要把中国文化这块西洋人不肯啃、也啃不动的骨头拾起来，教训西洋人。
三天后，马建忠离开新加坡，辜鸿铭随即也递上一份辞职书，乘船返回槟榔屿。
关心儿子的母亲，听说他辞了职，大吃一惊，不知他想干什么。辜鸿铭却认真地说：
“妈妈，你说我是不是中国人？”
母亲以为儿子在开玩笑，笑着说：
“你看我满头金发，一双蓝眼睛，你呢？一头黑发，带着灰色、黑色的眼珠泛着蓝光。要说，你只能算半个中国人。”
“问题就在这里，”辜鸿铭大声说，“我这样不中不洋、穿戴是西洋人，骨子里却是中国人，令人十分别扭。我想，要么是西洋人，要么是中国人，不能这样不中不洋的了。现在，栽才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告诫我们一定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了，我要做个纯粹的中国人。”
母亲听到他如此论调，大不以为然，问他：
“你到底要怎么样？”
辜鸿铭宣布：“现在，我要穿中国衣，吃中国饭，看中国书，说中国话。”
说到做到，辜鸿铭很快就捧起了线装书，认认真真地研习起来。但是辜鸿铭的汉字知识是太少了，茫无头绪地在中文典籍中摸索，越是摸不着头脑，越着迷，越感兴趣。对于日后的他来说，这种心情，使他像位花花公子着意于妆扮自己一样，用这种对西洋人来说神秘的中国文化把自己妆扮起来，到处炫耀。
长袍马褂长辫子对他来说还不太紧迫，现在压到他头上的是婚姻问题，他的年龄已不小，早该婚配，说媒的媒婆，托人找上门来的热心人，络绎不绝，不料，他却只管闭门，摇头晃脑，一页页地诵他的线装书，慨不出见。
母亲很生气，责问儿子：
“这不娶，那不见，不知你到底想要讨个什么样的女人做老婆？”
哪料辜鸿铭开口说道：
“妈妈。这你就不知道了，我要娶一个百分之百、纯正标准的中国旧式女人做老婆。”
紧接着补充道：
“这样的女人、你准没有见过，和这里的女人，西洋女人都不一样，她不一定要受过甚么教育，嫁夫、生子是唯一的天职。她得有一双用布精心缠过的纤巧玲珑的小脚，不会到外面乱跑，整日不是煮莲子羹，就是呆在深闺里绣荷包、枕头、剪纸，要不就带孩子。她的身段儿要像垂柳的线条，眉毛得像新月，眼波如似秋水。要知道女为悦己者容，丈夫喜欢她怎样打扮就怎样打扮，绝对听丈夫的话，说起话来轻声曼语，面带笑容，尤其是丈夫如果要讨小老婆，她还会帮着打点聘金和嫁妆……”
看来辜鸿铭不仅要弄明白中国文化，而且照马建忠所说，首先要做个中国人，做中国人自然最重要的是立誓娶中国女人——最传统、最古典、最精致。
如书上描绘的。
中国文化还未弄明白，那就首先开始做中国人吧！
母亲听他此番言论，大不以为然，但却又无可奈何，最后只好不再理会他。
辜鸿铭却深信，哪家后院的深闺里正有个姑娘在绣荷包，对镜理云鬓，正等着他这位如意郎君。找上门去提亲呢！
要等到这样的机会确实不容易，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缠小足的姑娘，多半早已许人，哪里还有他的分？但他老兄是有耐心的。现在他在找机会，到中国去圆他的梦。
1882 年初，光绪七、八年之交，一支英国人组成的探险队，途经槟榔屿，准备到中国，前往缅甸曼德勒，准备在这里招一名中文翻译随行。辜鸿铭前往应聘，虽然明知有许多艰险，但他醉翁之意，正在能到中国。
辜鸿铭随队来到广州，经桂林。转赴云南昆明。一路领略山川之盛，了解民风民俗，倒轻松自在，有惊无险。
很快探险队就开始了最艰苦的路程，翻越滇缅边境。这里沿途高峰深谷，急流险滩，加之热带雨林茂密不见天日，瘴气重重，危机四伏。本就志不在探险的辜鸿铭，不免心生畏惧，思谋返回，遂向探险队辞行，折回香港，逗留下来。
辜鸿铭之所以选择在香港停留下来，自有他的用意。
香港，早在1842 年就被英国人占领，此时已经在英国人统治下四十余年，成为英国人经营东方的根据地。这里的居民仍主要是中国人，同槟榔屿的环境相似。而精通英文的辜鸿铭在这里更容易消息灵通。英国人在中国收集的资料，中国的事件和西方人的反映，都在这里汇集，既有利于他研究中国文化，也有利于他关注中国的局势，西方人的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