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 年。
武汉。汉滨读易者辜鸿铭。
张之洞移督湖广，十一月，卸两广总督职务。十二月，辜鸿铭相随乘船经香港、上海，抵达武汉。此番张之洞移任湖广，与清末铁路争端直接相关。
作为现代文明标志之一的铁路，在大清帝国的神圣领土上，其命运才真是曲曲折折、九弯十拐。修，是不容易，修起了，也没有好结果。铁路这玩艺儿仿佛带有西洋人的魔咒，天朝的龙子龙孙们生怕见到这个如此先进的庞然大物，习惯了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人们怎么容忍得了？
早在同治年间，一帮洋务大员已深知铁路的妙用，李鸿章就多次上陈修筑铁路的好处，未能成功。开矿、修铁路，对于这个固步自封的帝国臣民来说，不是带来便利，而是性命交关的大事。
大规模修铁路、开矿，必然会开动一个庞大的工程，打通无数的自然条件的阻碍，这恰是中国人最忌讳的。中国人为了此生的幸福，来生的安宁，修房造屋，有涉动土的事，小到像砌个炉灶，都要花去许多银子，请来风水先生。
特别是安葬祖先的坟地，更是此生幸福与后代造化的关键，一定得兴师动众，千辛万苦，花去许多银子才请来正宗的风水先生看好地盘，买将下来。如今这一切，岂不是破坏了风水吗？
中国人互相争斗，直到兵戎相见，大打出手，都会在手战、舌战、赤膊上阵之外，辅之以风水之战，刨祖坟，挖地脉，都是用惯了的。早在伟大的始皇帝时代，就发现西南有王气，遂命人在西南山中埋下大量的珍宝，以魇王气。
而开国帝王们都不知干过多少刨祖坟、绝地脉的蠢事，且干得一本正经，干得认认真真。
从更大程度上说，风水更是一方人们命运和前途所系，岂是动得的？看来，洋人到中国来修铁路，开矿山，是没安好心的。他们一定是想凿穿中国的龙脉，破了中国的风水，绝了中国的前途。1876 年，英国人开办的怡和洋行，擅自修筑了从上海到吴淞的铁路，七月通车，引起举国惊恐，舆论大哗。十月，清政府只得以二十八万五千两白银高价买回该路，买回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它毁掉。1877 年，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条铁路消失了。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认识到现代交通和科技的重要，洋务大员力倡兴修铁路，却遇到一片齐声反对，障碍仍在。
张之洞身历战乱，加之身边一帮洋务人材的影响，特别是辜鸿铭定期呈送的关于世界各国的资料，对西方工业技术和现代工业有了较深切的认识。于此铁路之争汹汹不已之际，张之洞独自上疏，认为铁路之利，非同小可，利在通土货，厚民生，征兵转饷尚在其次。着眼于铁路经济效益的认识，比那些主张者、反对者都高明许多，并且提出实际方案，认为宜从泸沟桥起，经河南，以达湖北汉口，开通泸汉线，开通此线有七大利，其要者为富国、强兵、利民。
1889 年，清政府在听取沿江沿海各督抚意见后，认为张之洞条陈各节所奏颇为详尽，业据一再筹议规划，方案周详，即可定计兴办。著派直隶总督李鸿章监修北段，南段由湖广总督监修。
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提出多年的铁路修筑之所以得不到支持，既在于他树敌过多，也有清政府防范淮系之目的。张之洞便成了一个可以接受的势力提出建议，因而予以通过。也是清政府以之平衡淮系力量的手段。遂命张之洞移督湖广。
张之洞交卸两广总督职务后，经上奏朝廷得到皇帝上谕：“候选道蔡锡勇，山西候补道陈占鳌，候选知府沈嵩龄，广东候补知州凌兆熊，候补知县赵凤昌，江苏候补知县薛培榕，均著发往湖北，交张之洞差遣委用，钦此。”
除了这些已有候补头衔，已入大清官级的官员们，非得经过正式调用外，张之洞还带了一大帮子幕僚。从广东带走一大帮子幕僚，对张之洞来说，乃情非得已。大清王朝选举任用官员：全归中枢，地方官员不得自己选拔僚属。为了解决地方行政的千头万绪，必需方方面面的人才，所以，地方官员不得已，多养幕僚，以备专务。
张之洞在此世变日亟的势态下，也不得不储才幕府，以图洋务。辜鸿铭、梁敦彦就以幕僚身分，跟随张之洞到湖广总督府去了。
张之洞对他的几位手下期许甚高，一行人坐船北上时，抵达汉口的前夕，张之洞慨然叹道：
“吾辈鞅掌为常，转籍道路为休假，明日又将治官事，愿无忝六君子之称。”
张之洞所谓六君子者：蔡锡勇、凌兆熊、梁敦彦、赵凤昌、辜鸿铭，还有张之洞自己了。可见张之洞对他一班手下期许之一斑了。
张之洞一行到湖北后，从两广开始的洋务努力，在两湖之间，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和一班幕僚的精心策划，成绩也不容小觑，结出累累硕果。
一、湖北炼铁厂。
二、湖北枪炮厂。
三、湖北纺织官局。
四、采矿。
蔡锡勇、辜鸿铭等精深的西洋知识对张之洞帮助极大。这些设施多用德国技师和德国技术，因此主办德文译事的辜鸿铭下了不少力气，出谋划策，搜集资料，监督洋员。
在开采大冶铁厂时，就遇到德国技师首先将资料呈报德国政府，引来德国人的觊觎。最后在辜鸿铭的帮助下，严辞拒绝，但还是同意优先聘任德国技师。
几经周折，1894 年才告竣工，西方人大为震惊，视为中国觉醒的标记，惊呼“黄祸”来临：
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征诸领事之报告，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英美当道，幸勿以幺幺视之。……呜呼！中国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赢之军队尤可虑也。
——《东方杂志》第七年七期译西报《论汉阳铁厂装运钢铁出口将为欧美二洲实在之中国之黄祸》
甚至预言。不久，湖北将成中国的匹茨堡、米克里斯布鲁及威斯法里亚。
日本人更是惊叹不已：
登高下望，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是为二十世纪之雄厂耶！
然而不幸得很，洋人的预言不仅没有实现，炼铁厂一帮长袍马褂的官员，到处指手划脚，最后竟成了彻头彻尾的不中不洋的怪物，终于步履维艰，落入日、德等国洋行的囊中，同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同一命运。
整个工厂用的是全套西方人的技术，铁厂的总监工是英国人贺伯生和比利时人白乃富，总设计师是英国人约翰生。辜鸿铭一次同这几位闲聊，对铁厂的命运大肆感叹：
“香帅办铁厂，好是好，可惜是只有模样，没有精神，终有一日会办不下去。”
这几位洋大人不知他要发什么感叹，只是齐齐看着他，他却毫无顾忌，继续发挥下去：
“香帅的铁厂，主管人员都是刮地皮而来，裙带风、贪污贿赂、靡费侵蚀，排场应酬无所不在，只不过是给官僚添上了挂名职位而已。”
贺伯生点头答道：
“先生为何如此看不起这铁厂呢？我看这铁厂就气壮如牛呢！”
辜鸿铭当即发挥道：
“这件事情，说白了，不过是徒有其表，不得精髓，单知道效法，只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不过依样画葫芦而已。据说，嘉道间，海禁初开，有一西洋人衣服破弊，找不到做衣服的西洋人，没办法，只好找个中国裁缝，问他能不能做西服，回答说，只要有样式就行。那西洋人拿了一件旧衣服去，过不几天，新做的衣服就送来了，剪裁缝制都没有差错，只是有一样不好。”
三人一听齐问：
“有何不好？”
“那人拿起衣服，即看到背后剪去了一块，然后补上一个补丁。那洋人奇怪得很，问其缘故，答说我是照你的样式做的。”
听得众人齐声大笑，辜鸿铭笑着说：
“不仅香帅如此，当今中国锐意图新，事事效法西人，如制衣匠一般，只求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工厂之中，赫然一小衙门，衙门作风，不复知工厂与衙门有何区别。”
辜鸿铭此论甚确，洋务之病恰在于此。张之洞在湖北主办的洋务企业多是这等命运，这也是清王朝的痼疾所在。
张之洞在湖北主办新政，无非是传统的皇家作坊的新式工厂而已，主持这些工厂的，不过是张之洞手下的那些仕子，他们只知辞藻华美，不懂西方工业居然竟是资本家和具有专门知识的经理人才管理。何况我天朝自古耻为商人，有无奸不商之说。谁知这些主办洋务的人员不仅不懂洋务，而且随意指手划脚，仿佛衙门中的官僚，动辄以政令为务，主观臆断成风，奸诈不法，比商人犹有过之。头脑中尽是升官迁职，发财美梦。这些人只知道裙带之风，贪污贿赂，靡费侵蚀，只喜欢排场，大肆挥霍。每一出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互相观望，指望张之洞裁决。
最大的难题还是派了大批无用的人做监督，无所事事，为一点私利开除熟练工人，宦佣生手，只会拿着竹片，殴打工人，比之日本之理财之道有天渊之别。
张之洞手下主办洋务的人蔡锡勇、辜鸿铭等皆是思想旧、手段新，力图以新手段维护旧思想，如此一来，其命运可想而知，但辜鸿铭是清醒的，他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曾感慨地说：曾文正覆刘印渠制军书云：自王介甫以言利为人诟病，后之君子，倒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
余诮财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则数十年，其得财者，瞧洋场之买办为劝业会之阔绅。昔孔子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余谓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二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日中国大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易传日：损上益下谓之泰，损下益上谓之否。知此则可以言理财。
张之洞的新政如此，当时中国的时风更是如此，官吏经商，本来是受明令禁止的，无非防其假公济私，并非其身分高于商人。自古以来，一班官吏自以为是，夜郎自大，对于商人则趾高气扬，有不屑与之为伍之意。同治光绪以来则不然，人心好利，更是前无古人，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殆欲于直接取民以外，再借助于间接手段，与民争利，搜刮财富。而这一帮官吏为商，眼光直指利润，对开矿建厂茫无所知。
这些官吏们经营的无非是古董铺、酒搂、茶肆、旅馆、车行，都是些急功近利、捞取钱财的行当，于社会之好处可以说少之又少，只是走到金钱面前的终南捷径而已。辜鸿铭对此大为感叹，曾与梁敦彦说：“这些官吏所做所为，简直是现身说法，自为写照。设古董铺的，则皆陈旧之物，徒供陈列，若自言其无济实用也。设酒楼的，则一生饕餮，惟知食粟，若自言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也。设茶肆的，则呼朋引类，竟日坐谈，与朝鲜人烟茶消遣相似，若自言其将为亡国亡民也。设旅馆的，则来往无常，淹留不久，若自言其一官如寄，可以五日京兆视之。设车行的，则曳车奔走，惟恃足力，若自言其有终南捷径，易于钻营也。”
梁敦彦见他如此感叹，更进一层，说：
“汤生兄所言经商官吏，此时尚为主子，时俗所谓东家者也。今天下局势，变幻无常，此辈必有失官之一日，到那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虽曾跻道员知府之列，总办提调之差者，且恐欲做商人之一员都难了。还敢趾高气扬吗？
甚至于低首降心，患得患失，以谄事上官之术，谄媚商人了。”
辜鸿铭点头不已，接着说：
“此是后话。殊不知现在已官多如牛毛。咸丰、同治以来，卖官盛行，稍有财产或能举贷的，祖孙父子兄弟，无不以捐官为捷径，藉此求温饱，甚至致富。一省候补道多达数百人，整日无事，到处游逛，妄自尊大，堪称高等游民，盗（道员谐音）多如牛毛。恐怕不到此等诸君失官之时，天下已吃平矣。”
两人大为感叹。同治、光绪之间，晚清社会可以见其一斑了。
辜鸿铭对张之洞的措施，颇有看法，在他眼里，张之洞只知要急功近利。
不知如何急功近利。他在一篇文章中对晚清的自强之路作了一个回顾，得出一个结论——张之洞的新政，不过是一剂新政补元汤。性燥烈，服之恐中变而已。
虽然如此，张之洞的新政还是收到了一些实效，特别是开办枪炮厂，此枪炮、厂名噪一时，有“中国克虏伯”之称。而张之洞创立此厂，一切缜密之计划，皆出自之辜鸿铭筹划。
张之洞在中法战争后，筹建的枪炮厂，设备当时未运到。移督湖广后，接任两广总督的是李瀚章，此人乃李鸿章的弟弟，无意将枪炮厂留在广东。在天津的李鸿章也看上了这块肥肉，因此李瀚章准备将此厂迁往天津。后来在奕擐的帮助下，张之洞得到了这块肥肉，枪炮厂决定建在湖北，建在大别山下，派蔡锡勇兼领其事。
1890 年，枪炮厂部分设备启运来华，以后开始生产的就是德国的七九步枪，成为此后数十年湖北枪炮厂（后称汉阳兵工厂）的产品——汉阳造。
张之洞除了使用德国的技术和机器外，还聘请洋专家，希望将湖北枪炮厂创办成“中国的克虏伯”。
受聘于张之洞的德国人维礼，一再向张之洞鼓吹德国工业设备的优良，大肆兜售本国军火和机械设备。张之洞建湖北枪炮厂的全部设备就是维礼牵线向德国的卢德威·吕卫洋行订购的，这笔买卖使维礼本人得到每月二千一百马克的补助。同时盛宣怀介绍了英国兵工专家华德·伍尔兹前来。
盛宣怀，生于1844 年，卒于1916 年。字杏荪，又字幼勖，号愚斋、止叟。
江苏武进人，秀才出身。1870 年入李鸿章幕。1873 年任轮船招商局会办，后升督办。1879 年至1896 年间，先后领办天津、山东、山海关等地海关事务。1893
年受李鸿章委派，督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等等。
1900 年策划“东南互保”。1911 年任邮传部尚书。组织中国红十字会，为首任会长。二次革命后，支持袁世凯镇压革命。
伍尔兹一到，张之洞立即着人请来维礼、辜鸿铭会谈。张之洞为之引见：“这位华德·伍尔兹先生，是杏荪荐来的，这位是我的德文译员辜鸿铭。”
辜鸿铭以一口流利的英语翻译过去，伍尔兹听到他的英语，大吃一惊，维礼耸耸肩说：
“我刚来时，也被他吓了一跳，这位先生对我们西方了解得很。不仅英语不错，德语、法语也很高明。”
众人交谈一阵，即送伍尔兹前往住处，安顿下来。
谁知数日后，这位洋专家却不辞而别，回上海去了。张之洞接到差人来报，说是辜鸿铭拜访了伍尔兹后，此公即去。张之洞大怒，即刻让辜鸿铭前来，说个明白。
辜鸿铭实言相告一派轻松模样：
“伍尔兹是我撵走的。香帅息怒，这人是个骗子，留他何用？撵走得了。”
张之洞一惊：
“怎么有假，难道杏荪骗我不成？”
辜鸿铭解释道：
“这伍尔兹一住下来，我就前去拜访，想见识一下这位兵工专家的水准。
谁知见面一叙，原来这人还是在爱丁堡大学毕业的，不过学的却是商业专科，比我晚五六年毕业，跑到中国来，想发横财。这等无赖泼皮，我不帮你打发掉，有何用处？”
这下，张之洞犯难了，心急火燎之中，请来了个假洋专家，真洋专家的影还没有，假洋专家一打发走，真洋专家哪里去找，枪炮厂怎么办？
辜鸿铭却早已成竹在胸，从容说道：
“香帅别急，我这里有个最佳人员，此人是德国人，名叫威廉·福克斯，我在德国留学时的同学，这人才真正是兵工专家，现任克虏伯工厂的监督。”
说着摸出一封信来。
“我这里已替香帅修书一封，邀其前来相助香帅。香帅，并不是黄头发碧眼珠的都是专家。”
张之洞这才缓过气来，只得依他。
这威廉·福克斯原是德皇威廉的亲戚，当年与留德的辜鸿铭有深厚友谊，此时见辜鸿铭相邀，乐意前来，只是声言聘用不超过半年。辜鸿铭这边，一口答应，福克斯先生如约前来。
张之洞即着人为福克斯先生洗尘，酒酣耳热后，福克斯纵谈克虏伯厂的机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不几日，英国《泰晤士报》即登出此事，福克斯叫苦不迭，深为家人忧虑，找到辜鸿铭。辜鸿铭早有准备，随即从衣袖里取出一份电报底稿给他看。原来辜鸿铭见到报上的文章后，早禀报张之洞，将福克斯家人接来中国，福克斯深感其情，悉心筹建枪炮厂。
然而好景不长，风声一过，福克斯被召回德国，重新派了位德国专家前来。
这些洋专家垄断技术，指挥华工。铸造技术，华人无知之者。不过经此一事，明主对谋士不竟多了几分了解。在张之洞的心目中，谋士辜鸿铭的地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正当张之洞及一班幕僚忙于创办各类近代军用民用企业之时，1891 年，俄国皇储游历东方，来到湖北，带着一群贵族勋臣，当中还有一位是俄国皇储的亲戚——希腊世子，一行十人，威仪显赫，盛况空前，乘俄国军舰到达汉口。
张之洞以地主之礼，前往拜访，关道与中军两名相随，宾主一番客气之后，俄皇储询问两从员官职，辜鸿铭翻译。很快，张之洞告辞，俄随员十人立舱口，辜鸿铭以流畅的法语告诉俄皇储：
“你的随员应该自报姓名，以表示对总督的尊敬。”
俄皇储应之，随即张之洞邀请他们，在晴川阁设宴洗尘。这晴川阁，本得名于唐代诗人崔灏的两句描写汉口胜景的诗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鹅洲。
席间，辜鸿铭以法语通译。主客都十分尽兴。酒过三巡，俄皇储要与希腊世子谈话，不想让人知道，即改用俄语：
“今晚我们还有别的约会，应该注意少喝点。”
辜鸿铭随即以俄语告知：
“这次宴席颇讲究，没有卫生问题，诸君尽管享用，尽兴方休。”
俄皇储一行大为惊讶。
这时，张之洞拿出一鼻烟壶，凑到鼻子上，尽情享用，神情极为悠闲愉快，希腊世子觉得很惊奇，用希腊语问俄皇储：
“主人鼻吸何物，如此津津有味？”
辜鸿铭即告知张之洞，张之洞递鼻烟与世子。两位更加惊讶。临别前，俄皇储郑重其事地握着辜鸿铭的手，邀请他到俄国游历，届时必礼敬有加，同时拿出一镂有皇冠的金表，赠与辜鸿铭。
后来，两位皇子到上海，与各国领事称扬，在汉口谒见张之洞时，遇到一位翻译，博通西欧诸国语言，言辞敏捷，思虑有致，实是奇才。辜鸿铭的声名即从此开始在上海的欧美人士中传播开来。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 年。
中日甲午战争。
僻居海岛的日本，早同中国一样，受到西方列强的攻击，门户洞开，美、英、俄、法等帝国主义势力纷纷来到日本的滩头。但励精图治的日本人经1868
年的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富强之路，左右日本政坛的多是一些留学西洋、眼界开阔、思想激进的开明人士。富强以后的日本，一俟内政略定，即欲侵略中国、朝鲜，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野心勃勃、羽翼渐丰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在1876 年，就伙同美国入侵朝鲜和我台湾，直到1884 年后，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不断膨胀，对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大。
1887 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拟定了一份《征讨清国策》，准备以主力攻北京，并分兵占领长江流域备战略要地，阻止江南清兵北上，力图将辽东、山东、舟山群岛、台澎列岛划入日本版图，其余部分划为若干小国，依附于日本。决定以五年为期，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对中国发动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在慈禧太后的领导下，文恬武嬉，不思进取，紫禁城内，太监、后妃整日忙忙碌碌。慈禧太后一心寻欢作乐，舞台歌榭，笙歌不休。
精妆靓扮的慈禧尤其喜好京戏。紫禁城太严肃了。要为自己造个安乐窝。正国库空虚之时，决定挪用海防经费营造颐和园，安享晚年。1891 年以后，北洋海军——李鸿章经营多年的本钱——却因无银两，已停止购买枪炮弹药，北洋海军徒有其表。
李鸿章（1823—1901），清末淮军首领，字少荃。安徽合肥人，称李合肥。
1853 年在籍办团练，继而投奔曾国藩。1861年练淮军，次年至上海，任江苏巡抚。1865 年署两江总督。1870 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洋务首领，开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扩充淮军势力，组建北洋舰队。1876 年以后，多次受清廷委派，与诸列强订立条约。临死前，荐袁世凯继承自己的职务。
1894 年，朝鲜人民起义，日本以朝鲜请求清廷出兵，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朝鲜。7 月23 日，劫持朝鲜国王，组织傀儡政权。迫于压力，李鸿章于7 月24
日派北洋船队运兵前往朝鲜，7月25 日，返回途中，与日本军舰在黄海展开大战，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场海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身处大清帝国腹地的张之洞，积极注意长江防务，为筹集军火，费尽心力，多次致电使俄大臣，联系购买枪炮事宜，为筹集军饷，加强长沙防务，派辜鸿铭前往上海商借外债。
辜鸿铭一到上海，即前往德华银行，面见银行经理，说明奉张之洞派，前来借款，并声明决不收手续费（即今之回扣），并留下一纸凭条离去。
张之洞又让因涉案革职，永不叙用而流寓上海的赵凤昌前往询问，德华银行经理拿出辜鸿铭留下的纸条。上云：
我来议借款，成不索回扣，以此刺为证，后有不信，持此控我。
赵凤昌大为佩服辜鸿铭的廉洁正直，由此可见辜鸿铭人品之一斑。不久赵凤昌到武昌，有感于时事纷扰，国势难宁，向张之洞提议：“香帅，当今之际，应命汤生多译西方报纸，以广眼界，知己知彼。”
张之洞以为不错，即让在座的辜鸿铭考虑，辜鸿铭想也不想，脱口而出，说：
“香帅，洋人报纸上尽是些狗屁，信不得的，汤生不会译，就是皇上亲下谕旨，我也不干。”
张之洞拿着如此倔犟的辜鸿铭，也毫无办法，微微一笑，由他去罢。难怪辜鸿铭于张之洞感怀不已，称张之洞以国士相待呢。像他这样的人也只有张之洞容忍得了。辜鸿铭心里也许暗暗自比于严子陵，比张之洞为刘秀，所谓“无香帅之大，不足以成汤生之倔；无汤生之倔，不足以成香帅之大。”
为什么一到张之洞幕府就力主订洋文报刊。拓宽眼界的辜鸿铭，此时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辜鸿铭受沈曾植的刺激后，便开始发愤研习中国文化。特别是到武汉后，自号“汉滨读易者”，认真研习起《易经》等中国典籍。思想已然大变，特别是1896 年作《上湖广总督张书》，反对学习西方的各种活动，表达其彻底倾服儒家传统。
然而，此时的张之洞仍迷迹于募洋军攻打日本本土的梦想，昧于世界局势。
当真是夜郎自大，坐井观天，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国际局势，任我摆布，也算是自欺得可以了。也可见出一般中国人眼中的的世界图景吧！其种种设想不免荒诞、颇带清流遗风。谋士辜鸿铭是这样评价府主张之洞的：忠信笃敬，德也，此中国之所长也。大舰巨炮，力也，此西洋各国之所长也。当甲申一役（中法战争），清流党诸贤臣，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入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策，日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故有公利私利之说。
中法战后的张之洞，已力主吸收西洋技术。中日甲午一战，却倍受冲击，这也是当时中国人的普遍反映。
甲午一役，清军主力舰队——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这支海军，由李鸿章于1874 年创办，此时已有大小兵舰二十余艘，却与同时创造的福建水师同一命运，几全部沉没在敌军的炮火之下。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败在自命天朝帝国的学生手中，同时陆军，也在日军的进攻下纷纷溃逃。
在一东瀛小国的进攻面前，惨遭败北而订立《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台湾，赔款二亿两白银。大清帝国，终于接受到最沉痛的一次教训，举国震惊，这个东方的巨人似乎要清醒了。朝野诸公，纷纷发表高见，以为日本之胜，不过在“全用西法”，却不推究其何以全用西法，如何利用西法，只是一时群议纷纷，美俄德法意英等列强虎视眈眈。
于此之际，康有为发动参加京都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痛陈国是，以为当奋发图强，发愤变法，古老的大清帝国似乎苏醒了。
康有为（1852～1927），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光绪进士。青少年时期受正统教育，后感于民族危机日深，遂向西方求变法救国之计。
1895 年，中日甲午战后，联合上书。继而在北京、上海创立强学会，发行《中外纪闻》、《强学报》，鼓吹变法。1898年，受知于光绪，开始变法，百日即败，东走日本。辛亥后，鼓吹复辟。
同时，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看到传统军队已无用，决定顺应潮流，采用西法，编练新军。1894 年，命淮系官僚胡熵棻主练新军，选天津以南七十里小站为练兵地。募兵四千七百五十人，号“定武军”。次年由袁世凯接管。扩至七千余人，用洋编制，洋兵器。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人称袁项城。早年投奔淮军，1885 年受知于李鸿章，荐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请调回国，旋以道员衔驻天津小站练新建陆军。1897
年升任直隶按察使。1898 年出卖维新派，后参与东南互保活动。1907 年入调军机处，1909 年免职，1911 年统兵南下，镇压辛亥革命，后逼清帝退位，于1912
年3 月在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5 年，称帝。1916 年，在举国上下一片唾骂中死去。
1894 年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也积极筹建新军。1895 年11 月，在江宁成立自强军，士兵二干六百余人，时人称赞不已，谓：西士西官西妇观者百数，成拍手咋舌，点头称叹，百吻一语日：“不意支那人能如是，能如是！”
随即于1896 年交卸两江事务。返回湖广本任，以更大的规模编练新军，不用洋员作军官，只委洋员当教习，参用德国军制，颇接受了些辜鸿铭的建议。
不料这支新军却成为日后辛亥革命的首倡者，这也是张之洞所始料不及的。西用毕竟难以中体，纺织机、洋枪洋炮是带了西洋人的魔咒来的。
在编练新军的同时，张之洞也非常强调文教建设。张之洞对传统的书院建设一直是不遗余力。早年在四川的尊经书院，山西的会德书院，广东的广雅书院，就是他的得意之作。到湖北后，因在中法战争中弹劾李鸿章，受到降五级调用处分的梁鼎芬追随张之洞到湖北，张之洞委派他主办学堂事务，在湖北办起了一系列的书院、新式学堂。
在旧式书院制度中，引进时务，对书院制度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创办的书院主要有：
经心书院
两湖书院辜鸿铭极为佩服的沈曾植就在该院执教江汉书院
此外，兴建新式学堂多所，主要是实业学堂：矿业学堂和工业学堂
湖北自强学堂
湖北方言学堂
湖北方言商务学堂
湖北算术学堂
湖北农务学堂
湖北工艺学堂
湖北驻东铁路学堂
当此天下攘攘不安之际，中国的学人、士子、思想家、封疆大吏正苦思救国之方。
1895 年，第一次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多方联络，成立强学会，鼓吹维新变法，列名其间多一时显宦名流。颇负时望的张之洞也同强学会多方联系，一时奔走张之洞门下者，不计其数，时人称：
现今有为之士，不走北洋（李鸿章），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与张耳。
被舆论推为能够挽救天下大局的朝廷柱石。11 月，张之洞委梁鼎芬随康有为由江宁抵上海，组织上海强学会。一时维新人士竟相奔走于张之洞门下。同时张之洞亦希望入京，主持变法。北上不成，老于世故的张之洞看穿了大清王朝慈禧和光绪的矛盾，首尾两端，一方面支持维新人士，一方面又保持一定的距离。当章太炎作《排满论》一文，受张之洞指使的梁鼎芬大怒，口呼“反叛”、“杀头”达百数十次。
同时张之洞亲召辜鸿铭商讨时局，与辜鸿铭多方讨论，接受辜鸿铭的论调：“欧美主富强，务其外也，中国主礼教，修其内也。”于1898 年4 月撰成《劝学篇》，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辜鸿铭深悉此文旨趣，意在：
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东坡所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此张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耳。
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重掌大权，即以张之洞有《劝学篇》，而免予追究。
清政府把《劝学篇》看作张之洞的一大功绩，很快三易版本。据称，发行达二百万册，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很快被译成英文、法文出版。1900 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
此时，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归来的严复，报效无门，看到日本的强大，同到英国学习海军的伊藤博文大展身手，领导日本走上富强之路，心中无比苦闷，致用无路，索性著书立说，介绍西方社会思想，求西方所以富强之道，发愤著述，于1898 年出版斯宾塞的《天演论》。
严复（1854 一1921）字又陵，又字几遭，晚年号府玺老人。福建侯官（福州）
人。1866 年至1871年，在福州船政局学习，1877 年赴英国学习海军。1879 年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总办近二十年。留学英国期间，广泛阅读西方哲学、社会学著作。甲午战后，深受刺激，痛感必须维新变法，才能免亡国之祸，决心致力于译述以警世。1895 年至1898年间，翻译出版《天演论》。陆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阐述变法图强的文章，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并创办《国闻报》，宣传维新变法。但其主张日趋保守，认为中国变法不可期之以骤，认为君主立宪乃大乱之道。戊戌维新后，继续从事译述，十年间译出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名学浅说》、甄克斯《社会通诠》等书。特别是《天演论》影响巨大。1915 年列名筹安会。晚年倡尊孔，反对五四运动。
伊藤博文（1841—1909），日本长州（今山口县西北部）人。德川幕府时期长州藩士出身。1863 年赴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积极参加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明治初年，参与外国事务局判事，兵库县知事。1873 年任参议兼工部卿，1878 年任内务卿。1885年起四任首相，1885 年与李鸿章谈判朝鲜问题，订《天津条约》。1888 年起三任枢密院议长。中日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战后日方和谈全权代表，迫使清政府订立《马关条约》，曾任台湾事务总裁。1898 年9 月来中国，对康有为等维新派表示赞助，企图操纵中国政治。戊戌政变发生后回国。
1906 年任特派大使，与朝鲜订立《日韩协约》，首任朝鲜统监，并封以爵。1905
年10 月26 日，在中国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死。
严复、伊藤博文这两位同在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命运、成就却是天渊之别。令人感叹。潜心学习社会科学的辜鸿铭自西洋归来，沉郁下僚，也是感慨良多。
1898 年春天，严复翻译的斯宾塞《天演论》全部完成，一时毁誉毕至，纷纷扬扬，意在倡导学习西方，着眼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最直接了当地说出世界民族竞争大势，强权世界的公理，佑启后人。一代伟人鲁迅先生、毛泽东等无不受到《天演论》的影响。此书成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震聋发聩的炸药。二十世纪初，政治思想文化舞台上不受其影响的罕有其人。1840 年以来的中国恰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道的典范，现在是如何竞、如何适了。
严复的这篇名译，却引来辜鸿铭一席臭骂，著文驳斥说：今夫新学也，自由也，进步也，西人所欲输入吾国也，皆战争之原也。我国之文明与欧洲文明之异，欧洲之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利而后义；中国文明及其学说在使人先义而后利。孟子日：“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魇。”列强以竞利之敌，互相吞噬，穷极其残暴不仁之武力耳……孔子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小人之道谋国，虽强不久。以君子之道治国，虽弱不亡……
辜鸿铭以为《天演论》那一套“优胜劣汰”的道理，没有什么高明，其实，早在数千年前，《中庸》中就有“栽者培之，倾者复之”，这八字实早已说尽一部《天演论》，今反复词费，矜为创造，实没有必要。
此时恰逢辜鸿铭的英译本《论语》问世，向西方人输出中国文化，认为西方人根本不了解中国，此其毕生之志，从1883 年起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始，即奠定了其日后的写作模型，以不懈的努力向西方证明：
第一，他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权威。
第二，中国文化最起码和西方文化一样有价值。
在他英译的《论语》中也忘不了对其意理上的敌人抽上几鞭子，其矛头指向如斯宾塞等人。
现在人们谈论“进步”，进步也者，据歌德而言，其意味的是人类“进步成更加‘像人’”。由是观之，中国在两千年前，似乎在文明上已有了真的进展。
辜鸿铭很看不起译述西人著述者，特别是严复和林纾。曾讲了个辛辣的故事嘲笑这些翻译家，说：
当年陈立秋侍郎名阑彬，出使美国。有名随员徐某不懂英文。一天，徐某拿着英文报纸，看得颇为入神。使馆的译员看到他看英文报纸，觉得很惊讶，问：“你甚么时候学会了英文？”徐答说：“我本不懂。”译员说：“既然不懂英文，看它干什么？”回答说：“我认为英文固然我不懂，但看你们的翻译文字，同样不懂，还不如看英文。”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思庐，别号冷红生。福建闽人。举人出身。曾任教京师大学堂。思想倾向维新。后靠懂西文的人口述，用古文译欧美等国小说一百七十余种，其中以《巴黎茶花女遗事》最为有名。晚年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
日后，曾有一次，严复、林纾、辜鸿铭这三位译界先驱同参加一宴会，古文学家马其昶也在座，却互不相识。酒过数巡，辜鸿铭突发高论，大声言说：“如我操生杀之柄，必杀两人以谢天下。”
座中有人问他杀哪两人。他说：
“就是严又陵、林琴南。”
严复充耳不闻，林纾一副不解，面不改色地询问：“这两人不知有何开罪足下之处，竟不顾桑梓之情，开刀无情？”
辜鸿铭嘴劲大发，说：
“严又陵以《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竞而不言理，以致民祸连连，民不堪其苦。林琴南译《茶花女》，诲淫诲盗，使一班青年男女小复知礼教何物。不杀此两人，天下不得太平。”
马其昶在一旁听着，暗问旁人：
“此君是谁？”
偏偏辜鸿铭听到了，大声说：
“我就是辜鸿铭，足下大名？”
马其昶回应道：
“在下马其昶。”
辜鸿铭一听，拍桌大骂：
“马其昶，滚！袁世凯的参政也有脸到这里来丢人现眼！”
马其昶（1855—1930），安徽桐城人，字通伯，晚号抱润翁。近代散文家。
光绪间曾任学部主事，后任京师大学堂教习。1914 年赴北京，主法政学校教务，兼备员参政院。1915 年袁世凯称帝，遂离开北京。1916 年袁死后，再赴北京，应清史馆总纂之聘，从事撰述。病归桐城。
辜鸿铭直到执教北大后，与一位同事谈论。问道：“你看我和严又陵相比，谁高明？”问话的语气，颇有些不服输。“你二位各有所长，何必相比。”答的话是遁辞。
“又陵有什么可以和我比呢？”
“严先生翻译的许多东西，现在有许多人推崇。”
“啊，你是说他有几本书……”
语气是颇带着轻蔑的恍然而又怅然的味道。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 年。
正当中国寻求变法之际，甲午一战的胜者，日本国首相伊藤博文来华游历，考察中国现状，寻求进一步对中国行动的机会，同时也想控制中国的时局。逗留北京，看到了维新运动的失败。本想通过维新人士透视中国时局的伊藤博文，做了些帮助维新人士前往日本避难的活动后，失望之余，于十月初南游武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