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第四章孔子以后之中国学术文化精神 （一）九流与六艺及孔子的
精神孔子以后，诸子百家学术之分流，同依于士人人格尊严之自觉，六艺之教之
散于民间，诸子百家之派别虽多，然吾人以文化观点而论其所偏重，则皆不外承
孔子所承之传统文化精神之一偏，六艺之教之一偏，或天道观念之一偏而形成。
唯因其原出一本，故学术文化之分流，终向往于天下之一统。诸家学术亦终汇合
于汉，以建立第一个由平民为天子之坚实而博厚之大帝国。当诸子百家学术分流
之际，正战国诸雄竞长之时。然诸子中，除法家、纵横家之人物外，皆未尝特与
现实之政治势力结合。故文化学术思想之分派，与现实社会政治势力之分裂，未
尝互相结纳，以加深世界之分裂，如今日之欧洲然。此皆由诸子百家之原出一本，
而同向往天下之一统之故也。
以诸子百家精神相较，而言其所偏重，儒家偏重法周，其学兼综六艺而特重
礼乐。礼者道德之精神，乐者音乐之精神。儒家由孟子之言心性，言仁义，至荀
子之言礼制，言君臣之道，至乐记中庸易传，乃以礼乐精神之“中和”、“位序”、
“同异”、“内外”、“动静”、“刚柔”，说宇宙人生社会文化之全，乃儒家
思想之极致。墨家薄礼乐，而不废诗书。不废诗者，取其民间实际生活之记载。
不废书者，以其载古代帝王之勤劳务实之事业。最能表示中国古人之勤劳笃实之
精神之古代人物，无如平水土躬稼穑有天下之夏禹。故墨家倡法夏，墨子兼爱之
教所重者，在下察于百姓耳目之实，求所以使人人之得衣食，而裕其生之道。乃
不重少数士君子之盛德修饰，强歌鼓舞之礼乐生活。
故墨子精神所重者，在社会经济。墨子之言兼爱，本于天志。其谓天之意志，
即为兼爱万民而生养之。此传统宗教之精神，墨子之所承，亦有合于孔子天道为
仁之意。然墨家视天在外，其强调天之人格性，近乎西方基督教与回教。孔、孟
则以人体仁道，由天人之道之合一，以明性与天道非二。故不强调天外在之超越
的人格性。由孔子、孟子以降，教人法天之仁而行仁，即所以立人道而立天道，
古人无所希慕于天。然墨子则以天之兼爱为天之意志，亦即天之欲望，故如人不
为天之所欲，即遭天怒，人为天之所欲，乃为天所爱。人为天之所欲，则天亦为
人之所欲，而人受天赏，得福利；反之，人为天所不欲，天亦为人之所不欲，而
人受天罚，得祸害。其言乃使天与人间之关系，成交易之关系。如是以行兼爱之
道，遂非自尽其心性，或理当如此之谓，而若为获天之报偿之手段。此则使人之
逐实际利害之情，夹杂于宗教精神之中，而使墨子对天之宗教精神，反不如孔子
之高远者也。
至于法家之精神，则纯出自战国纷争之世。法家之理想，重福国强兵，而尚
耕战。其战非仁者之征伐，其耕唯所以福国而弱民。法家精神之重心，不在社会
经济而只在现实之国家政治。故诗书礼乐文化之本身价值，皆为所抹杀。法家不
法先王，而重备当今之所急。此为对传统文化之大背叛。然法家之轻民而尊君，
视君为神圣，而诡秘化之，实利用一种人民之宗教心理。而其重刑罚之理论，亦
未尝不以古代政治家之措施为例。韩非称殷之刑弃灰者之事，赞太公之杀狂裔华
士。夏之事业，当以劳动为主。殷之法制乃渐备，而先罚后赏。则法家之所承者，
近于殷之精神者也。诗书礼乐之中，唯书所载二帝三王之事，为法家所诵。谓法
家略有得于书教亦可也。
至于道家，则庄子宋人，老子楚人，其余道家多齐人。宋与齐楚之地，受周
代文化之感染较浅，而楚人尤多信巫史。老庄皆以六艺为已陈之刍狗，其所喜言
者，乃至德之世，尧舜以前，则夏商周之文化，固皆不在其眼中；而现实世界之
纷争，更其所欲逃避。
故弃社会而就自然，外游于人间世，内心则求侔于天，与造物者游。其根本
之文化精神，亦可谓近求解脱之宗教精神、超现实之形上学或哲学之精神。而老
庄之帝王之道，则为一种政治理想。然自老庄所言之天与道之涵义言，则固是一
遍在万物而无私者。此亦可说为中国古代宗教中天帝之信仰所转化，亦略同于孔
子以仁言天。其不同于孔子者，唯是老庄喜说天之大仁不仁、无为无不为之德。
无不为而一任万物之容与遨游于天地间，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老庄实不重视自
天道之使四时行、而百物生之生生不已、自强不息一面，以言天德。则老庄之天
道，虽可谓横被四表，而不能纵通上下与终始，此则不如孔子儒家者。而庄子之
言天机之动、天籁之行，咸其自己，不相为碍，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其所谓真
人至人之生活中，涵天乐在，则其人生之理想境，实亦一种游心宇宙之艺术生活，
而为遥契古代乐教之精神者。化人间之乐教为天地间之乐教，而倡之于世者，庄
子也。
先秦学术除儒道墨法以外，阴阳家盖原始自然哲学之所遗，与儒家仁义之教
之结合。
亦可谓古之卜筮与易之流。至于农家，则中国经济生活中，尚农精神之说明
者。农家人物，改皆吸道墨之余绪，而别无精义。纵横家者，列国纷争之世，以
权术说天下者。名家者，由诸家之辩论，以开启对逻辑、知识论之问题特加以发
挥之哲学家。诸家立义规模，要皆不足以与前四家比。而杂家之吕览、淮南，则
诸侯分流之后，左右采获，以求反于一本之思想潮流，秦汉之际之一转捩思想也。
秦之灭六国与周，实现诸子所向往之抽象的一统天下之理想。然秦以政摄教而摧
残学术，其精神全不是中国文化精神，故不数传而灭。唯汉兴而后，乃实现先秦
诸子所向往之文化凝合之理想。杂家所代表之文化精神渐去杂以成纯，而显为董
仲舒、司马迁之精神。彼等体孔子重全面人文精神而再现之。汉之文化即先秦诸
家之学术思想相汇合而实现于社会之所成，而使中国民族之统一，不止如秦之只
成一抽象的形式统一，而成为真有文化内容之具体的统一者也。
唐君毅（二）秦汉唐宋元明清之文化精神之综贯的说明以东西历史比论，秦
之实现一抽象形式之统一于东方之世界，实类于罗马之实现一抽象的统一于西方
之世界。秦以武力统一天下，罗马亦然。秦尚法，其所定制度，亦颇具规模，为
汉所承。罗马之法典，亦垂范西土。二者之精神皆黑格尔所谓“理解形式”的。
然罗马纯以武力法律为治，至于数百年，而后得基督教为其精神生命。而中国之
秦则不三世而绝。盖以罗马之世之学术，主要唯斯多噶学派。斯多噶派之崇尚抽
象之理性，正为罗马之法律精神之一部。而斯多噶派之人生理想，又不免趋于消
极之忍受。中国则自孔子而后，个人人格之自尊自觉之心已甚强。儒、道、墨之
学术文化精神之普遍于社会，其势不可尽泯。而皆无不与法家相反。依儒家意，
唯有德者乃可为天子，孟、寻皆言禅让与征诛。道家之薄天子而不为，即看不起
天子。故秦皇出游，刘邦见之曰：“大丈夫当如是也”，项羽见之曰“彼可取而
代也”，此乃彼等自觉其原可为天子之思想之流露，盖亦六国之后同有之思想。
夫然，故天下之豪杰，可并起而亡秦。秦亡而见有具体文化生活之人，不能只以
抽象之理解形式之法律统治，亦见只恃武力之不可以治天下。西方人有罗马之以
法律武力统治天下之例在前，故及今仍多以法律武力为政权之基础。斯太林犹欲
学第三罗马，于法律外，再济以无限度之警察精神以治国。而在中国，则自汉代
秦兴，历史二千年更无再自觉主张纯以武力法律为治之论。汉以后，中国即可谓
纯为一所谓文化国，历代皆赖儒家精神之普遍贯注于社会，提高人民之文化生活，
以为佐治太平之要道矣。
汉代文化之形成可谓由于凝合与广被。而此凝合与广被之所以可能，则由汉
初之治，即承秦之政制。汉初尚黄老，足以宽统治者之度量。继乃尊孔子，崇儒
学，以树学术文化之骨干。汉代奖励孝弟力田，使人各安其居而勤事生产，以裕
民生而富国家，即所以稳定社会。察举之政治制度，则所以使人民之秀者，自下
而升举于上，而用于政治，此皆为汉代文治之精髓。而武力则唯用于拓边。夫然
而汉代文化之形成，其初本于道家之宽大精神为政，可谓如天之覆盖社会；其以
儒家精神立学术之骨干，可谓立大地之支柱；行察举之制度，则如使地上之人民
上升；孝弟力田，所以使人各安土；而以武力拓疆域，则所以广天地。故汉之建
立一统世界似周，而又不同。周之建立一统，赖封建与宗法。其封建初乃赖武力
之支持。故周代继世之天子，虽能上承天命，及其武力弱，即不能覆盖四方诸侯。
周衰而在下位者，皆求升高位。昔为卿大夫者，今为诸侯；昔为诸侯，今欲霸天
下。游士驰说于四方，以致卿相之位。此正如地上之物皆升而上，又无以覆盖之
者，是无以遂人大一统之望也。秦乃以强力盖之，以求一统，而终亡于恣睢。故
汉兴尚黄老之宽容精神，又以察举助在下位之人民之升居上位，而使上下相孚；
武力横施于四方，则人民之精神亦随之而拓展；孝弟力田，又足以使人民之各安
于位。是故汉代文化精神之形成，实如上天下地这浑合而升降相涵。既能凝合而
又能广被，此盖亦即汉代思想，又为阴阳家之成分所贯之故。阴阳家喜言天覆地
载，与阴阳之升降，及五行四时之依四方而运，而中心之土不动之理，正所以象
征汉代文化之精神。而汉代文学中之奏议与对策，则政治上，上下求通情合道之
文章。而汉赋之铺陈扬厉，亦一向外横施以求精神之广被之表现也。
汉之一统之局分，而三国鼎立之势成。历魏晋六朝，而五胡乱华。然中国社
会政治之混乱，与民族之厄运，未尝使文化因而断绝。唯以政局在分裂中，及西
来文化之冲击，而传统之整一的文化系统，因以疏离。以魏晋六朝与汉相比，则
汉犹周初，而魏晋六朝如战国。汉之所成就，偏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土地之
开发。其学术以经学为主。汉人之德行，表现于使民族凝合之事功，故文学中有
奏议、对策，与宫殿、都城之赋。而魏晋六朝之所成就，偏在文学、艺术，其学
术以哲学、文学为主。魏晋人之人格，则见于其风度之美与性情之率真，故魏晋
之诗文恒善抒怀抱。汉代学术人物之精神，阔大、朴厚而浑成。魏晋六朝人则多
胸襟旷达、“形超神越”（此语见世说新语）。此超越精神，不如西方宗教、哲
学、文艺中超越精神之表现为离世异俗之瑰意奇行，唯主要表现于日常生活之间，
交游清谈之中，或寄情山水之际。魏晋六朝之精神，主要乃为道家庄子之精神之
更人间化。唯非人之与天游之逍遥游，乃人与人相忘之逍遥游也。魏晋人之重个
性，亦不如西人重个性之无尽伸展，而唯重人物间个性之欣赏。中国文化精神中，
汉人之阔大、朴厚、浑成，转为魏晋人之疏朗、清新、俊逸，可谓中国文化精神，
在地上建立帝国以后，再盘旋于空阔，优悠于虚灵，以脱去其重浊之气、沉滞之
质，而归于纯化之美者也。王羲之之书法，陶渊明之诗及顾恺之之画则纯化美之
代表也。
至于唐代文化之兴起，则又转魏晋之虚以入实。唐代政治规模之阔大如汉而
或过之。
唐代文化交通及于世界。唐承汉魏晋六朝所传佛学，更大开宗派。由魏晋六
朝之重空宗，而天台，而法相与华严而禅。中国固有学术，则由玄学更转入经学，
皆表现由虚入实精神。其诗由五言而至歌行，文由骈文而古文，皆表现一充实之
美。而盛唐诗之重兴会，重情真气盛，尤表示其生命之健旺。而艺术中唐代金碧
山水与壁画之华美，及雕刻中之佛像之丰盈，又皆表示唐代人精神上之富丽。整
个唐代文化，多方面并行不悖之发展，未尝不似近代西洋文化之万流竞注。然唐
代文化之多方面发展，有相互之照映，而不见有力量之冲突矛盾与紧张局面之存
在。唐代之文化之特殊者为宗教，当时计有回教、景教、波斯教、道教与佛教。
宗教势力之盛，又如西方之中世，而以佛教为最盛。佛教中又以华严为最盛。华
严宗所谓一摄一切，一切摄一，一切摄一切之事理无碍、事事无碍之华严世界，
正为唐代文化多方面并行发展、不相矛盾，而相涵摄之精神之最高表现。此则与
西洋中世之基督教主宰文化之势力下，不免轻艺术，充满基督教与回教等之斗争，
与虐待异端之事，表现截然不同之文化精神矣。
宋明为中国儒学再度复兴之时代。汉代儒学之用，表现于政治，而宋明儒学
之最大价值，则见于教化。中国民族之精神，由魏晋而超越纯化，由隋唐而才情
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则由汗漫之才情，归于收敛，充沛外凸之精神，归于平
顺而向内敛抑。心智日以清，而事理日以明。故学术则有理学与功利之学。功利
之学重明事，理学重明理。二者中唯理学能代表宋明人之心智之极。由唐诗之重
性情，至宋诗之重意境，由唐诗之血肉丰腴，至宋诗之峻气瘦骨，由唐代歌行之
舒畅，至宋词之婉曲，由唐人之笔记小说之一往情深，至宋元章回小说之曲叙事
情。由唐代之金碧山水，至宋元之文人画，由唐代之法相华严之盛，至宋明以后
禅宗净土之盛，皆表现中国民族心智之由反省而日以清明，如潦水尽而寒潭清，
烟光凝而暮山紫，行李萧然，山川如画矣。然其中唯宋明理学之精神，为能由清
明之智之极，觉内心之仁义礼智之理，以复见天地之心；而教人由智上觉悟，致
知涵养并进之工夫，以希贤希圣，而以讲学教天下人之皆有此觉悟，此实同于孔
子之使王官之学布于民间。然其所不同者，在孔子仍是先有意于政治，且孔子是
以一人为天下之木铎；而宋明理学家之精神，则几全用于教化，而以一群人，共
负起复兴学术、作育人才之大业也。
吾尝以易经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之序，言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之发展。则孔子承
中国民族古代文化精神而立仁教，所开启之先秦文化之生机为元。秦汉之建立大
帝国之政治，为礼制之实现为亨。魏晋隋唐之艺术、文学、政治、宗教等文化，
多端发展，旁皇四达，为文化中之义道，如元亨利贞中之利。则宋元之精神为智，
而欲由贞下起元者也。惜乎元清异族入主中夏，盗憎主人，而中国文化精神之发
展，乃不免受一顿挫。宋明理学之发展，由朱子之重理，至王阳明而重心，至晚
明而重气，由讲宇宙人生，而讲历史文化之精神之自觉。如顾炎武、黄梨州、王
船山等，皆欲由历史文化精神之自觉，以上追三代，而起民族文化之生机，以建
制立法，为万世开太平者也。清儒不能继其志，于是转而重考证、训诂、校勘、
文字、音韵之学，以求知中国古代文化之真面目。此仍可谓是由宋明重智之精神
来。然宋明所重之智，乃内心真觉悟之智，而清儒所重之智，则纯成理智上、知
识上之智。此理智上、智识上之智，乃以研究历史文化中之器物文字为目的，而
又非以直接研究自然社会为目的，故未能成就西洋之科学，而只成为帮助人了解
中国过去学术精神之工具之学。则清儒之精神，盖非中国昔所谓求智，而亦非西
洋之求智，只可谓为求知古人之真意或求信实之精神。而清代哲学、文学、艺术、
宗教、政治，皆难言特殊之创造。盖皆不外求能老实学古人而近真，堪自信与被
信为能传古人之衣钵、承过去之文化而已。然此求信实之精神，自为一时代之新
精神。清人盖善模仿，而于汉人经学，魏晋唐宋之诗文，与宋明程、朱、陆、王
之理学，元明之画，与明代以来之禅宗净土，颇皆能善学，求保存勿失。此求如
实保存中国文化，即清代文化之特殊精神。然海通以还，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相
遇，清代学术文化重保存文献之精神，终不足以应大变。欧风美雨，纷至沓来。
老师宿儒，遇新思潮之冲击，徒居退守之势，不免抱残守缺之讥。终至中国文化
精神之堤防，乃全然溃决。而人之学习西洋文化，固未必能得彼方文化之真，而
一民族之学习他方文化，又势难尽失故行。于是中西精神，互相牵挂，再加以西
洋文化本身之复杂，于是国人日以动荡摇摆于新旧间与诸新间，左顾右盼，荆棘
横生，矛盾百出，此乃中国文化从古至今未有之变局。而宋明以后应有之贞下起
元之事，若尚渺不可期。然以此今日文化之多矛盾冲突之眼光，看中国过去历史
文化之精神之发展而谓其亦如是，则蔽于今而不知古者之言。实则中国过去文化
精神，不特有一贯之历史线索可寻，而汉以后中国文化精神，皆可谓只是实现先
秦之文化理念之所涵。
汉唐宋元明清之文化精神之发展，虽自成段落，然皆可谓次第之升进，亦皆
表现中国文化之不重抽象之理性，不重一往之超越，不重绝对个体性之自由意志
之精神。故秦似罗马之以抽象理性所订之法治国，而汉承之，即改而重人民具体
之文化生活之安排。魏晋精神为艺术的，重人物之情性之发抒，似西洋之重个性。
然魏晋人复重人物之欣赏，故有清谈，有人物之品评。隋唐宗教之盛，似中世，
其文化之多方面发达似近代，而不似中世与近代之多文化冲突。宋明尚智尚理，
然为由觉悟以知道德人生之理，非纯粹理智性之理。清人重考证，似科学精神，
而研究对象为历史文物，其精神为求知古历史文物之实际。在整个中国文化之发
展中，除为保存扩大文化而攘夷拓边之战争外，战争皆无意义，亦少促进文化之
效。而中国之学术文化之人物，自春秋战国起，即未尝有藉现实之武力，以实现
理想者。中国以后文化之进展，皆罕假手于战争；而战争之事，多只是乱。此亦
与西方战争之或为宗教战争，或为主义战争之恒有一意义，战争中因两面各有文
化理想，而战争之结果，恒可促进文化理想之综合者，实不同。故整个中国文化
之发展，皆表现中国文化之特殊精神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