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第八章 中国先哲之人生道德理想论（下） （六）道德意识中之.2
实有一半为空虚。唯吾人疏于反省，或未能觉察耳。
至于人之以低下之活动，作达较高尚之目的之手段，虽为世所嘉许。然其所
以较堪嘉许，唯在由此而可提升增大低下活动之价值意义，而非谓此手段之活动
本身，决不可视为一目的，而无其本身之价值意义之谓。吾在一甚长之时间，皆
以为人之男女、饮食之活动，社会工农业、经济、法律等事业，皆无本身价值，
而唯是人过较高之精神文化生活之手段。然吾今乃知此意之偏颇。如实言之，人
诚必须志于精神文化之生活。人亦因有精神文化之生活，人乃配利用万物以养其
生。然吾人亦不能谓人之生存，一切生命之生存，及一切物之变化历程中，无其
本身价值之存在。谓价值有高下，为高者之实现而牺牲低者则可，然以低者毫无
其本身价值，则不可。饮食男女之生活，乃人与物，人与异性生命之感通，亦未
尝非显人之性情之德者也。故吾人虽不能以饮食男女之生活，为人生之最高目的，
然亦不能不谓之亦为一种可以独立存在之目的。夫然，而当下之见色闻声、一饮
一啄、一呼一吸之活动，亦莫不本身可为目的，皆未尝不可任天而动，不必随处
以思虑安排，而亦不须如自然主义者之以身体之保存、种族生命之延长，达自然
之目的为说。若如此说，则又是今日之生命为明日生命之手段，父母为子女之手
段，今人为未来人之手段，人为自然之手段之说，而使人之此种活动，成为空虚
无实者矣。
唐君毅（十一）人生一切活动与苦乐之遭遇皆充满价值意义吾人诚知人生之
一切活动本身，皆可为当下之目的，而不须视之为手段；则通常所谓一活动之可
以为另一活动之手段云者，实即一活动之价值意义可贯注于另一活动之谓。人生
之一切活动之价值，实只当有互相贯通、互相照映、互相促进增益其意义之关系，
而无所谓此只为彼之一手段，而其本身毫无价值之说。孝也者所以事长，慈也者
所以使众，齐家而能治国，治国而能平天下。此非齐家为治国之手段，治国为平
天下之手段之说也。通常所谓由一手段过渡至一目的之活动，或由一目的之活动
过渡至更高之目的的活动；亦只当视为吾人之活动之不断升进，以成一层层上达
之历程，而非一活动之价值之被否定而扬弃。吾人再由此人生活动之各具本身价
值，以旷观人类社会文化历史之历程，与宇宙之根本原理，便真见其亦即一价值
之继续不断实现，而日益充盈于事事物物之历程。此即为一“善”之周遍的流行
也。 儒家人生思想之肯定人生一切活动，皆具备本身价值，皆当视为一目的
之说；亦不同于西方快乐主义、功利主义者之以“人生之一切活动满足时之快乐，
皆为一善，人生应以快乐为目的”之说。儒家之人生思想，于苦乐之问题之主张，
乃既不主张人生唯应以苦行自励，亦非以人生之目的唯在快乐。西方人生思想，
则恒摇曳于此二端。希腊人之生活喜求乐，中世纪基督教则鄙弃一切世俗活动之
快乐，唯求神加被吾人以道福（Bless ）。希腊斯多噶派及后来一切理性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均轻快乐。快乐主义、功利主义者乃起而矫其弊，谓快乐为自明之善，
人生当以快乐为目的。夫快乐之自身，不足为人生之最高目的，西方人评之者已
多。今世摩耳（G.E.Moore ）于其伦理学原理中驳快乐论曰，吾人试思一种境界，
其中一切皆无有，唯有一无尽之快乐，再问其是否可为人生最高目的。又思一幸
灾乐祸者，于他人愈苦痛时愈感快乐，试想此心境是否有道德。人便皆知快乐本
身为唯一有价值说之妄。西方理想主义者如格林，更直就人生所求，乃一目的之
实现，而非目的实现后之快乐，快乐唯是一附带情感以为说。康德尤严责求快乐
之非道德。今西方快乐主义者，又以绝对不产生快乐之行为，不能为善，故乐为
善之必须条件以为说。西方伦理学对此问题之辩论，乃迄今未有定论者。然在中
国先哲除伪列子杨朱篇外，盖无以人生目的惟在快乐之论，道家教人为天人，儒
家教人求仁义礼智，明善诚身，皆未言人唯以求快乐为目的。然儒、道、墨又皆
未尝绝对鄙弃快乐。墨家自尚苦行，乃以求他人之乐。庄子言游心于万化者，则
乐不可胜计，而主以知养恬，以恬养知。恬愉亦乐也。孔子之人格，一方“发愤
忘食”，一方亦“乐以忘忧”。论语第一句即“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孟子
自道其三乐，言“礼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宋代理学始于周濂溪之教
二程寻孔颜乐处。张横渠谓“和乐，道之端乎，和则可大，乐则可久”。阳明又
有“乐为心之本体”之言。其弟子王心斋作乐学歌言“学是乐，乐是学，不学是
不乐，不乐是不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天下之乐何如此学”。是皆见儒、道二
家不鄙弃快乐。而吾人试考中国儒、道二家所言之乐之所自来，则又见其与西方
快乐主义、功利主义之言不同。西方快乐主义者言快乐之原，或谓在所欲物之获
得而感满足，如近世之快乐主义者。或谓在心灵不为外物所干扰，而无所贪求与
恐怖，如伊辟鸠鲁。前者之乐，由于得物，后者之乐，由于绝物，彼等盖皆由畏
苦痛而求乐。然道家、儒家言快乐，则既皆不由于得物，亦不由于绝物，亦非以
畏苦而求乐。庄子之乐在游心于万物，则非绝物。儒家更主与物感通，尤非绝物。
庄子言无待，而超越于一切死生、得失、贫贱、利害、祸福、贵贱之计较外，其
乐亦不由于外物而得。其乐唯生于心灵之解脱而无所执，遊于万化而未始有极，
以官天地而府万物。故此乐亦由心灵自身之积极活动来。儒家所言之乐与庄子异。
此乃生机不息，生趣盎然之乐。然其不由外物来而来自内心，与庄子同。故颜渊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原宪“捉襟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歌声
若出金石”。孟子谓“天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
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皆生于忧患之环境，死于内心之安乐者也。
大率凡人之情，皆畏苦而求乐。英人狄肯生（Dickenson ）希腊人之人生观
一书，论希腊人之乐生，亦原于其初极怕死，以死为灭尽无余，乃寻乐以自遣云。
故快乐主义、功利主义之哲学，实是顺俗情之哲学。然人生精神生活之进一步，
即当不求世俗之乐，而表现一不畏苦而愿受苦之精神。故西方中世宗教家之精神，
及西哲中理性主义、理想主义者贱视快乐，诚较一般快乐主义、功利主义者，与
希腊人之求欢乐者为高。西方近世文学家、艺术家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精神者，
亦恒表示鄙弃世俗快乐之趋向，而宁追求苦痛。如卡莱尔谓“能受苦即伟大”
（To be capable of suffering is to be great ）。歌德之一生经无数恋爱，
而当其将成功，即自行逃走。尝谓“我经验一切人生之享受，只所以为经其最后
之空虚”。晚年又尝谓“一生快乐之日，不过四礼拜”。托尔斯泰晚年逃出其安
乐之家庭，而死于风雪途中，亦正以不愿享乐之一念。罗曼罗兰著“米盖朗基罗
传”引米氏言：“愈使我苦痛的，我愈欢喜，我的欢乐是悲哀。千万的欢乐，不
及一单独的悲哀”。均可表示西方近代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精神之文学家、艺
术家，宁肯受苦之精神，而堪矜贵者。然人能知受苦之为伟大，惟在其不惧苦，
而能安于苦，而以苦为乐。西方尼采之“欢乐的智慧”一书，亦发此义。然西方
文学家、艺术家求苦痛者，恒不免出于精神之立意亢举，或谋以苦痛开拓人生经
验。中世基督教徒之不畏苦，则由鄙弃世俗之观念。故其心皆未必能放平，而真
安乐于困厄拂逆与死生之际。中国儒、道二家，则以于一切贫贱忧患之境，皆能
安乐，为德之符验。故慷慨就义者遂不如从容就义者。其中儒家之所以高于道家
及西方之宗教家，与斯多噶、伊辟鸠鲁学派与理性主义者，则在儒家之充量肯定
人生之一切活动，与一切遭遇之价值之精神。于是儒者不仅能安于贫贱与世俗之
忧患，亦能安乐于富贵与世俗之幸福。故洪范之五福中富、寿、康宁，亦为儒家
所认为人当求者。是乃肯定一切世俗之幸福，对己对人之本身价值。孔子所谓
“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
无入而不自得焉。”张横渠所谓“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容玉女
于成也。”此乃兼安于幸福与忧患，而肯定一切世俗之忧患与幸福之价值之精神
也。西方宗教家之自苦精神，恒出自畏世俗之乐引诱之动机。道家之徒，遁迹山
林，轻富贵，骄王公，弃天子而不为，亦恒由于其不能发现此世俗幸福之积极价
值。斯多噶派以名誉、金钱、健康、寿命等为可有可无之物。而亚里士多德伦理
学则谓此乃“无之不可，而有之不足”之物。然中国之儒者，则以此一切世俗之
幸福之有无，对己皆不碍吾人精神生活道德生活之成就，亦皆可为进德之资。一
切世俗之幸福，如肥马轻裘，宫室之美，妻子好合，如鼓琴瑟之乐，令闻广誉之
施身，儒者亦认为未尝不可得之于己，而与人同乐。尤未尝不望贵为天子，富有
四海，行其道于天下。然当富贵而“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处。贫贱虽所恶，
“不以其道”，亦在所不去。程伊川所谓“今日万钟，明日饿死，唯义所在。”
此孔孟所以今日栖栖皇皇，明日得为卿相，亦不动心也。孟子言“舜居深山之中，
与木石居，与鹿豕遊……饭嗅茹草，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披畛衣，鼓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善哉，此固有之之言也。夫然故瞽叟杀人，皋陶为士，舜
即当弃天子如敝屣，“竊父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后人
如文天祥未起兵勤王时，其生活之豪华，固无殊一般之富贵之家。而当其一朝决
心许国，则历艰难，万死而无悔：“鼎镬甘如飴，求之不可得。”夫人诚心安理
得，则可以当天下之至苦而无怨；悲愿宏深，则可以堪受世俗之洪福而不溺。能
贫贱忧患，亦能富贵安乐，能乐生亦能不畏死。故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下章：中国人间世界——日常生活社会政治与
教育及讲学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