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的阳光，五个月头一次放风
狱中羽毛球赛，光脚不怕穿鞋的
10月5日，我们被关押将近5个月的时候，才终于得到第一次放风的机会。以前以为，即便是监狱的重犯也会得到这种起码的待遇，可没想到在台湾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这天下午，老天有眼，在连续多日阴雨之后，居然露出了太阳。我们被带到楼下大厅，在一圈提着警棍的狱警监视下，与几十名大陆客一起做操、俯立挺身、跑步，每一项进行时都有人挨棍子。
之后分组打羽毛球或投篮球，我们实在太渴望外面的阳光，就冒昧请求去院子里投篮球，“副座”批准了。终于沐浴到久违的阳光，雨后的天空很纯净，阳光无遮拦地直射下来，那么眩目，充满暖意。我贪恋地迎着阳光，把衣袖和裤管尽量拉起来，大口呼吸室外阳光中的空气。
放风的半个小时很快就到了。“副座”这天的心情格外好，他又特批我们延长半个小时，可以打羽毛球。有人拿来两支铝柄的已经变形的球拍，拍弦是玻璃丝的，我在北京已很难见到。我们光着脚来到大厅内划着线的场地，网子已经拉好。
首先双打，我和小邵站在一边，对面是两名年轻力壮的狱警，穿运动衫和短裤，拿着他们自己的拍子。先向我们讲了几句规则，并说不行就换人，然后开始，旁边有人记分。
5个月没运动了，我和小邵初次配合。我暗自咬咬牙，未及多想，球已经发过来。对方每得一分就有“长官”在旁叫好助威，我们有一些因生疏而不该出现的失误，但最终我们竟以15比11获胜。
对方要求交换场地，我和小邵互使了个鼓励的眼色。真应了那句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一鼓作气，又以15比7拿下。对手中的一个扔了拍子说：“他妈的，老子今天不在状态，不打了!”
“副座”问他的手下：“咱们这里谁打得最好?”手下马上说了一个人，“副座”说：“快去把他叫来!”不一会儿，跑来一个精壮的年轻警员，穿一身酷毙的“耐克”牌短衣短裤和运动鞋，步履十分轻盈，拎着一只大球包，拉开包，取出一支碳素连杆球拍和一筒羽毛球。他活动了一番身子后不屑地问：“跟谁打?”我和小邵商量一下，小邵一定像我一样手心发痒，却低声谦虚地说：“哥，我先上，如果我不行，你再来灭了他。”
记分的人很正规，先猜发球权。小邵发高远球，对方扬拍同样回过来高远球，小邵孤注一掷奋力扣杀，球砸在对方场地的空档上。我站在小邵这边叫好说：“调动他，别手软!”全然忘了自己的身份。一度，小邵和对方反复争夺发球权，我的拳头也不由地攥紧，鼓动他：“挺住，别失误!”
小邵渐渐占了上风，他光着脚板跑来跑去，不可思议地救起一些险球，有的球刚好压在对方线内，在激烈的僵持中又幸运地等来对方的失误。到最后几分，比赛风扫残云般地结束，对手提起球包头也不回地走了。小邵过来告诉我：“哥，15比0!”
我简直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琢磨，我们可能很大程度上不是胜在球技或体力方面，而是胜在精神状态，每一拍下去都像是在拼命，都咬牙切齿，都是在发泄将近五个月的压抑。
不过，此后我们再没有得到类似的机会。
不知陈阿龙是装傻还是失常
阿山像是受辱的大力士参孙
来自福建平潭的大陆客陈阿龙，27岁，已婚。大家都知道，他那年高考只差两分落榜，结果就到了建筑工地打工。也许因为他智商高，反而在这里神志有些不正常了，他挨打的 次数最多。尤其是一名小个子胖狱警，叫吴为龙，总眯缝着眼，一值班就会对着8号牢房喊：“陈云龙，出来!”身高大约1米75的陈阿龙缩着脖子出来，站在楼道里，小个子狱警找出每次用的一根木棍，开始一边打一边取乐。
像不少大陆客一样，陈阿龙浑身上下长满了脓包、疮疤，而且数他最严重，他总痒得忍不住去抠，小个子就专打他的手；他一躲，又连续打他的脸，他就叫，小个子于是乐不可支。小个子总爱问他几个老问题：“陈阿龙，你的新媳妇漂亮不漂亮?”陈傻乎乎地答：“漂亮。”小个子：“就你这熊样能睡她吗?”陈：“能。”
小个子又问：“陈阿龙，你有几个妹妹?”“一个。”“被人睡了没有?”不答。棍子敲上去。“我不知道!”“让长官睡行不行?”又紧闭着嘴不答。棍子再狠敲。陈号叫。
小个子再问：“陈阿龙，你有几个表妹?”“两个。”“都几岁了?”“一个21，一个23。”“叫她们来台湾给长官玩玩儿怎么样?”“她们有男朋友了。”“他妈的!”陈被雨点般的棍子打倒在地。然后，小个子让他单腿支着，撑在地上不准动，而腿上还放着一瓶水，瓶一掉，人就要挨打。
同狱室的人猜测陈阿龙是在装傻以自我保护。不管怎样，他这副模样实在是对这个“良好”环境的讽刺。我蹲在厕所大号的时候，曾听见邻坑的陈阿龙含糊不清地喃喃自语，一边抠掐着自己的脸一边唠叨不休，便后也不擦。我想他多半不是装傻，而是得了一种“囚禁综合症”，那是灵魂长期被压抑扭曲的后果。
福建莆田的大陆客王阿山，三十六七岁，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挣一笔盖房钱，东借西凑了三万块给蛇头，私渡到台湾，在一个外岛上做建筑工，连台湾是什么样都没弄清。干了4个月还没挣出买路钱就被抓进来了，他现在只想早点回家。他是个地道的农民，性子极倔，有时要跟“长官”讲理，所以经常挨打。越打他越不服，耳光抽在脸上，他也不躲，还不住地问：“为什么打我?!”殴打一声比一声高，他的抗议也一声比一声高。但在这里是无理可讲的，打死你都不会有人过问。
阿山是块少有的硬骨头，身板很结实，狱警打他的时候，总要给他戴上手铐、脚镣，他就抗争，两三个狱警都扳不倒他。他们就像对待一匹不肯驯服的烈马，拼命用警棍照腿上和腰上打，终于强行给他戴上手铐、脚镣后，他没了招架之功，打得就更凶，让我不由地联想起《圣经》里那个被挖去双目的大力士参孙。
在一次毒打过程中，一名从警校分来不久的面善的警员走到我门外，欲言又止，我见他额上和唇边浸出细密的汗珠，脸胀得挺红，看来正在发生的暴行对他震动不小。我不知能对他说什么，就问：“你何时会去大陆看看?”他却说：“我绝不会打人。”看来他是想和那些打手划清界限，能对我说出这种话实属难得。
一次阿山路过我的房门，我嘱咐他：“阿山，别吃眼前亏!”他点点头，但下次还会跟混账“长官”讲理。狱警将他铐在楼道尽头的那个铁栅栏上，怕他自尽，大热天给他硬扣上一顶摩托车头盔，脖子以上完全包起来，一天一夜没人搭理。
半夜，我听见他的手铐、脚镣不时在响，我知道他想换个姿势都不可能。但始终没听见他吭一声。渐渐没动静了，我真担心他不行了，第二天一解下来，他居然还高声喊：“你们打死我吧!打死我吧!”结果，狱警竟将他的手和脚铐在一起，丢进了单人囚室，吃饭都要拿嘴去舔，一关就是三个月!有时他出来大号，我看到这个硬汉已没了人样，似乎神志不清了。
“这些人的心眼比屁眼还小!”
长官的老婆基本可以省着不用
在这里，股票赔了，赌钱输了，孩子病了，女人跑了，等等，都足以成为一些狱警施虐的诱因。心情爽或不爽，也都能成为他们拿大陆客发泄的理由。他们有时一边甩扑克，一 边扇耳光，这两种响声十分相似。
一些狱警好像得了一种叫作坏脾气的传染病，他们总爱拉着一张“臭脸”，像是当了好些年的债主。他们的刻薄轻狂，使人想到他们多半是丢失了根的一群。
他们常爱将教训人说成是“教育”人，如果心血来潮想教训谁，他可能说：“出来，长官教育教育你。”那你可就得明白这教育的含义，并非诲人不倦，实乃毁人不倦。
这几个月听到的骂声，比我前半生听到的全部还要多。不过他们的骂技并不高，大都是把生殖器挂在嘴边而已。而且他们骂时当真生气得要命，不免让人担心他们会因此折寿。有个高大白胖的家伙，永远是阴沉着脸，眼睛在眼镜片后面眯缝着，一进狱区，腮帮子就气得鼓鼓的，前凸的肚皮也因怒气一起一伏，说难听点，像个随时要气炸的蛤蟆。正如一位正直的警员所言：“这些人的心眼比屁眼还小!”
我此行没有机会去看一看台湾其它地方，如果那些地方大都阳光明媚的话，至少这里是个丢脸的阴暗死角，就像当年美洲偏僻地方最后的奴隶主庄园。这里的主人也俨然把自己当成奴隶主了，他们颐指气使、为所欲为，种种丑态实在令外界难以置信。
大陆公差们的一份最基本的职责，外人恐怕想像不到，这就是给“长官”们推拿按摩。这些公差，大都是农家或渔家小子，手掌粗糙得不行，但好处是很有力气。有不少“长官”一上班就把公差叫来，先泡好功夫茶，然后趴在桌上昏昏欲睡地享受推拿按摩。有时“长官”也喜欢一边聊天儿或打牌，一边让人按摩。公差们都不得不十分卖力，一般先从脖颈开始，两肩、背部、双臂、两手，乃至每根手指；如果“长官”没叫停，公差就要反复揉下去，直到狱警换班。有的“长官”会把腿架起来，让公差揉捏到各个脚趾。更有甚者，下班后还会特意换了便装过来，把自己中意的公差叫到跟前，舒舒服服地按上两三个钟头。
公差当中有做过发廊老板或大工的，于是人尽其才，专门给“长官”们美发。由于精耕细作，每理一个头至少要一个小时，把这些人都修整得有模有样，而且用“长官”的话说：“又省了100多块台币”。但一个手艺很高的公差私下里担心，他这样有用，会不会把他多扣留些日子。
为了尽可能让“长官”们顺心，每个公差都练就成了做保姆的好手。洗衣、熨烫、擦鞋、沏茶、清扫，除了抱孩子、喂奶之外，样样都要做得麻利、出色。我还真从没见过哪个街头擦鞋匠能将皮鞋擦得如此雪亮；从没见过哪位贤妻巧妇把衣服熨得这样服帖，总像刚拆开包装的一样。至于茶，不单一定泡得够味儿，而且及时添水，温度适宜，堪比茶道了。他们在台湾的劳务市场上无权打工，却被抓到这里成了无偿的仆役。
有时，我一大早去洗脸会看到公差正在水池里仔细地刷洗多件警服。我知道，就像洗衣店的主顾一样，“长官”催活会很紧的；而取活的时候还会挑剔：“为什么我的鞋子没有那个长官的擦得亮?”或是“这个油点为什么没有洗掉?”有的狱警在临下班的时候会吩咐公差：“快把我的衬衣和裤子熨好，晚上我要有活动的!”不少狱警都在公差干活的那间空房里存有自己专用的喝功夫茶的茶具、衣架和擦鞋用具。我相信，这些“长官”的老婆基本可以省着不用了。
在这狱中，也不能说没长见识。为了加深记忆，我把这里的基本“狱情”编成了一首“狱中吟”——
狱中吟·收容五字经
来台被收容，切莫想不通；头发先剃净，浑身要搜空。
铁门有多层，逃跑不可能；进牢如进笼，床板加尿桶。
起床哨惊醒，便当地上捧；静坐不准动，大号须申请。
冲凉三分钟，体弱怕放风；白天念佛经，夜晚蚊虫叮。
巡视笑脸迎，查房要撅腚；单间供反省，常闻镣铐声。
恶骂侧耳听，毒打别喊痛；千万莫伤病，冤死难善终。
提讯马拉松，检座实难请；绝食不管用，抗议罚更重。
大陆众弟兄，遣返耐心等；台湾一场梦，不枉此一生。
---------------
第十二至十四章 玩火者 平安夜 基隆港
白面检察官千呼万唤屎出来
“要是闹事就把你们丢到监狱去”
11月9日，清查组的黑胖子来狱区见我们，他把一只手拢在嘴上，表情神秘地低声透露：“检察官这两天就要来宜兰啦!”我们像盼到了救星似地欢呼一下，赶紧问他，对检察官 说什么最管用?
他又表情生动地说：“检察官最怕有人给他下跪。你们如果扑通给他跪下，再流上些眼泪，可能就对他有心理影响。”这真是个损招。我心想，我们这边一跪下，你那边把录像一放，岂不是要告知世人，我们是在请求开恩赎罪?这显然违背我们从一关进来就立下的原则：决不做有辱人格的事。
11月10日上午，我们被押下楼接受检察官的召见。候审的时候，我们分别双手抱头蹲在四个墙角，两名狱警坐在屋子中央。我是最后一个被叫到，足足蹲了两个钟头。其间，检察官先生被狱方体谅地安排去小憩了一会儿。
我被叫到的时候，早已过了午饭时间，饿得头昏眼花，蹲得腿脚酸麻。戴着手铐坐到被审问的铁椅子上，我又看到了半年前在台南地方法院见过的那张戴眼镜的白面孔，他名叫黄朝贵。就是这位人物，一直被他们拿来作挡箭牌，总是说他有多么忙，手头的案子一大摞，必须慢慢排队。这么些天了，我们一直翘首盼着他能够在万忙之中腾出一点时间，也许只须劳驾他半天，就可以免除我们五个大陆航海者数月无谓的牢狱之苦。此刻我心想，真是千呼万唤屎出来啊!
可怜这位白面书生长相的黄朝贵检察官，还是带了那个瘦小的女书记员，被摆在那张高台子后面，装模作样地哗哗翻弄卷宗，问上几句无聊的话。他似乎已对案情兴趣不大，却称“由于前段外界的‘间谍’说被你的同行炒得很热，现在需要有个合理的交待，以便低调处理”。并说遣返问题主要卡在与大陆海协会沟通不畅上，难以协商具体办法，你们就耐心等吧。似乎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还不够耐心。
后来听一位知情的狱警讲，我们不幸赶上的这位检察官在台湾是蛮个别、蛮杠头的，他是第一个不经“立法院院长”批准就敢从南部直接到“立法院”里去抓人的检察官。据说，虽然台湾名义上是司法独立，但意识形态方面仍会有相当影响，不论上面态度如何，如果检察官主观上倾向“台独”，那么他就难免要有预设立场。若是这样，我们几个就只有暗自叫苦了。
他又吓唬了几句，诸如“你们别闹事啊，要是闹事我就把你们丢到监狱里去，更别想回家了!”然后，他俩的这出戏就算演完了。有人推开门使眼色，大概是外面的宴请已经准备妥当。他俩急急忙忙收拾台面上的东西，并让人把我们押回去。
他临走还没忘记补上这么一句台词：“你要放心，我们台湾的司法是完全独立公正的。”殊不知，我早已一百个放心。
自杀的没死成，还得活受罪
听法师宣讲，望能有的放矢
自从中秋节前后送过人之后，又是三个月没有遣返的动静了。处理中心只进无出，再度呈现“超编”的拥挤现象，最多时仅丙区就塞进来200多人，加上寒冷、疾病和高压管理， 大家的心情越来越压抑。
仅12月6日这天就接连发生两起自杀未遂事件。先是7号房突然有人喊：“报告长官!报告长官!”
值班狱警问：“吵什么?”
“报告长官，他把肥皂都吃下去了!”
“他妈的，麻烦!”
莆田人陈某某因遣返无望，几天来又连遭毒打，怎么也想不开，又找不到别的自尽办法，趁人不注意，蹲在墙角把一块肥皂都吃下去了。
狱警在门外看了看，说：“大惊小怪，死不了!”
一会儿，里面好几个人喊：“不行了，长官，他吐白沫了!”
狱警这才叫人把门打开，将陈某某抬出来，像摔麻袋一样掼倒在地，然后叫公差拖走了。一个狱警说：“他妈的，一看就是假自杀，要是真想死，才不会显得那么痛苦!”另一个狱警讥笑道：“我看他不是真想死，要想死，早撞墙了!”
不幸，被他这张乌鸦嘴言中，不出一个小时，只听见“咚”的一声闷响，从8号房传出惊叫：“长官，有人自杀!”
狱警闻声过去，哗哗地开门，拖出一个头破血流的人，他挣扎着哭喊：“让我死!让我死!”又一个精神崩溃者。
狱警尖声叫道：“想死还不容易!”并用警棍猛敲着铁门喊，“都不许看!床上坐好!”那个自杀者被拖走时还在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凄厉地哭叫：“让我死——”令人毛骨悚然。
傍晚的时候，吃肥皂的陈某某被押回来，成了“全副武装”：手铐、脚镣、摩托车头盔；并且被“请”进单人牢房。他被洗了胃，狱警警告他：“用自杀的办法要挟，什么也得不到，只能推迟遣返!”他已极度虚弱，但先要铐在楼道尽头那排铁栅栏上，接受殴打。我从门上看到，他也是被吊在那里很久，后来就耷拉着脑袋，像是失去了知觉，裤子尿湿了一大片。而那个撞墙者也没有死成，不知还要受多大的罪，后来传说他的脑子可能要出问题。
接近年底的时候，我们五人听了一堂佛教法师的宣讲，这是允许我们参加的惟一一次集体活动。那天上午，全中心大约四五百名在押者集合在楼下的大厅里，不停地整队、看齐、报数，坐下又起立。等了好一阵子，终于全体鼓掌迎来一位四十多岁穿红袍的法师。他端坐在台前一口气流利地宣讲了许多劝人行善的哲理，还举出不少生动感人的例子。每到精彩处，前面就有一位凸肚的“大长官”高举双臂示意鼓掌。于是，所有的人都热烈而整齐地拍巴掌。
我们都穿得很单薄，盘腿打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腰板挺直，目视前方。周围密密地站了一大圈持警棍的狱警。那位看上去皮肤光润、气色极好的法师一直在娓娓地宣讲，我相信他讲的这些都很有教益，但只是不知道他能否了解一点这些倾听者的真实处境，那样他讲起来会更加有的放矢；我还希望他能给那些修养欠佳的狱警们多上几课。
一封未寄出的世纪家书
写于最后一次绝食之前
不久，我又是在不眠中迎来世纪元旦。从这特殊一天的早饭起，我们五人开始了第三次，也许是最后一次的绝食，我们不惜将自己置于绝地，祈望置之死地而后生。在这一天， 从午夜到白日，我用心灵给亲人们留下了一封无法寄出的“世纪家书”——
我的亲人：
这封家书是要从一个世纪写到下一个世纪的。在这个期待已久的时辰，外面一定充满了喜庆与喧闹，而我们这里，是极静的，死一般的寂静。像是从疾驰的列车上被甩下一样，就躺在一个漆黑的角落，为世界所遗忘。
这个地方叫宜兰，一个不大出名但相当动听的地名。这里被遗忘的是几百个活生生的生灵，确切地说，他们的躯体禁锢在此，而魂灵留在了大海彼岸。
当然，就像我们念念不忘着一样，也一定会有人不曾遗忘掉我们，这就是我们所愧对的家人。所以在这个新旧转替的时辰，我无缘参加隆重的庆典，甚至不能传递一声轻轻的问候，但却可以用全部的心情书写这一封无法寄出的家书。没有什么比这更神圣了。
这“千载难逢”的日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世人，它包涵了云海般无际的梦想。而对于我，宁愿将它视作一个同样是24小时的一天、日历上的一个数字。自从在这里悄无声息地经过了一个个节日之后，我已不再认为“节日”有什么特别；我倒发觉，其实每一天都同样弥足珍贵，因为它们都同样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等分。而过往的那些日子，特别是与亲人同处的那些无论寒暑的日子，不是每一天都尤胜于世俗意义上的“节日”吗?或者说那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独享的节日。
我的亲人们，我知道，在这个本可乐而忘忧的日子，却因为我的缺席而给你们的喜悦投下阴影。但是既然此等事自古难全，我们就当它是颇自然的罢。重要的在于，你们只要平安、健康，就是对我的最大关心；反之亦然，我也惟有以自身的平安、健康，作为呈送给你们的贺礼。除此之外，我们之间还需要用别的来作点缀吗?
你们可以想，我是去外地进修了，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事实。不管发不发文凭，这些日子我实在是发生了变化、有所长进的，悟到的东西是在优雅的学府里饱读三年亦未必能获得的。大自然的法则就是“平衡”二字，你在一些方面有所失，便会在另一些方面有所得。一点儿也不偏心。因此，人不论身处顺境或逆境，都应照样心存感激。这样一来，困扰就化解了。
大家都说，当今时代是大大地进步了(我也曾这样确信)。可是，这“进步之光”总是辉映那些本来明亮的地方，温暖那些本已舒适的人们，却光顾不到那些阴暗、湿冷的死角。蜷缩在那里无助的人丝毫感觉不到时代的进步，更遑论文明社会的人权；他们被剥光了自己的衣裳，尊严也随之而去，自由亦被剥夺。你瞧瞧，他们还能剩下什么?从这层意义上说，在这新世纪喜临之际，人性的进步比之中世纪似乎差别不大。对于那些无助的人，这就叫作“失”。
而正因为一变为一无所有、了无牵挂，以往时而浮躁、时而昏沉的身心反倒平稳地复苏了，如沐春之晨风，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独立与清醒。或许就像出家之人，豁然悟出了禅道。这便是“得”。
另一方面，如若大自然的“平衡”法则可以理解为，我在这一边遭遇挫折，亲人则会在别处增添顺遂与福报，那么我真要因这困苦而欢欣鼓舞了!
现在，我是在空着肚腹书写这封家书。从这新世纪的第一天起，我们开始了最后一次的禁食，这是一次没有退路的战役。我正在理解，“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的含义。我们拒食这世纪囚饭，便是对这世纪囚犯遭遇的无声抗议。我将静坐下去，以圣雄甘地为榜样，至诚地祈祷公理和正义之神早日降临。
我这样做并非自暴自弃，而正是因为深爱着你们，满怀着希望，我愿以高昂的代价，换取回家的权利。
此刻，狱区里那只用来发号施令的喇叭竟极难得地播放出民乐吹奏曲，这是思乡之音，如低声泣诉，将我的心带去遥远的北方……
母亲说：“妈妈记着你的话：‘我要回家’，我们等着你。”
放心吧，双亲，不管路途有多遥远，我都要向着家的方向一路进发。
姐姐说：“待归来时，你一定要还给我们那个快乐、健康、自信的你!”
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这完全取决于我自己。
的确，时光在无情地流逝，既然岁月反正要在脸上留下皱纹，那么我倒愿意用笑容而不是愁眉来作为印证。智者说：“人活得有价值，就在于他懂得笑，尤其在事情错得离谱时。”
我相信，只要我在何处保持着笑容，何处就仍旧是我的乐园。
让我们感激共同拥有这世纪之交。
让我们点燃心头的希望之灯，遥相祝福吧!
2000年尾日至2001年首日于台湾宜兰
宜兰处理中心最后一日
终于要逃离却倍感心酸
2001年1月17日早晨，一名狱方小队长隔着铁门对我说：“有好消息了。”我急问什么消息，他不明说，只说你往好处想就是了。我已经相当麻木，变故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过去 已经无数次听过“快了、快了”，却毫无结果。
上午11点，过道里又在喊我们五个的名字，我们被从牢房里提出来，没戴手铐，在催促下，一溜小跑下到二楼大厅。那里摆了一长列桌子，面对我们坐着几位陌生人，起身向我们打招呼，老魏认识他们，低声兴奋地告诉我们：“台湾帆船协会的!”隔着桌子，这些穿着体面的人一一与我们握手，连说：“辛苦了，辛苦了!”我一时很不适应，因为这么些天了，除了大陆客，很少有谁平等地对待过我们，也几乎没有谁与我们握手。这些先生又郑重地向我们递上名片，头衔都是“秘书长”、“董事长”之类的，我们下意识地摸摸兜，自然没有名片可以交换。
他们说，是在几个月前从媒体上知道我们情况的，同为帆船爱好者，非常关心，但又苦于无能为力。得知他们是从台北专程赶来，我们发自内心地连说“感谢”。他们讲话颇有分寸，都不涉及敏感话题，想必事先有所交代。聊了一些关于保重身体和帆船航海的事宜后，旁边陪同的警官就在看手表，于是他们表示要告辞了。我们再次互相握手，祝愿有机会在海峡的任何一侧再见。回囚室的途中，我们几个暗自用眼神相互致意，我们都明白，这些民间人士的到来是个相当不错的讯号。
到这天中午，一名小队长带着警员终于向我们出示了“不起诉书”，并让我们一一按手印签收；惟有这个手印是我最情愿按的，所以几乎把全身吃奶的力气都使在了大拇指上。此刻我意识到：这证明没有理由再关押我们，我们应该可以回家了!剩下的疑问将是，何时能够遣返?
对于我们这八个多月所受到的无理囚禁，没有任何人有任何说法，没有任何人表示一点点歉意，或哪怕是遗憾。虽然我们明白自己理应获得无罪释放，而不是“以不起诉为适当”，但在这种处境下，谁又能去讲理？只想赶快逃离这人间地狱。
我按耐住兴奋的心情，尽量静坐下来慢慢阅读《圣经》的段落，上面的话似乎应验了：承受苦难的人终归要有福的。我时而起来踱步，时而面对着刻满指印的墙壁默默祈祷，忐忑地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这天值班的是那个有日本血统的狱警，他的方脸仍会不时地在门上的铁窗外出现，但我已经不像平日那么厌恶了，反而觉得自己即将奔向辽阔而生机勃勃的祖国大陆，他们却还要继续在这个囚禁之地像井底之蛙般的狭隘可怜。
下午，我们再次被带到二楼大厅，认领一上岸就被海巡队没收的照相机、身份证件等物品。说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了当初那些台湾媒体散布的谣言之一：我们携带了3000美元和4万余元新台币云云；若果真如此，那么此刻为什么没有人返还给我们这笔款子呢？
富于戏剧性的是，八个月前把我们从台南押解到宜兰处理中心的那几个人又露面了；不过与昔日的趾高气扬不同，此刻他们显得无精打采，似乎在回避我们这几个落魄囚犯的目光。的确，他们当初急于邀功，置无辜者于绝地，此刻良心何安?那个穿花衬衫曾经翘着大拇指要与我“出去单挑”的胖子，对我们说：“对不起，你们受苦了。”他一定是感到我们的样子与被抓时已判若两人。他伸出了手，这等礼遇让我们很不习惯，要是当初不期而遇的时候就能这样握手那该多好。我去接东西，避免了去握那只手。
下午5点，有人带我们去领回各自被扣留的小包和物品，八个多月，衣物都发霉了。到晚饭的时间，一位同情我们的警员破例允许我们同在一间囚室里吃便当，他们四人跑进我的房间，我们低声欢呼着拥抱成一团，用力捶打着臂膀。有道是：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狱囚!我和这几位是上船前才认识的，到今天已经成为患难与共的狱友。尽管饭盒里有往常看来极诱人的肥肉，但谁都无心吃饭，大伙儿压低嗓音、两眼发亮地议论着将要发生的事情。公差也从铁门上伸进手臂羡慕地祝贺我们。
大约傍晚6点多，有人叫我们拿上所有的个人物品出来，我们腾地跳起来，个人物品除了身上穿的衣服、手纸、肥皂和半截牙刷并没有别的。当脚下这双海绵底拖鞋已经快要磨透，身上这件白圆领衫已经变得黑黄，毛巾已经用得如同砂纸，半截的牙刷早已呲毛……我们终于将要踏上归程。
在过道里，各囚室的大陆客们纷纷挤在小铁窗上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有的祝我们一路顺风，有的黯然落泪，有的喊着：“回去后帮我们想想办法!”有的喊着他家里的电话号码。这些难友们让我在终于要逃出去的时刻却倍感心酸。
唱起“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
那乌黑的长发遮住了半张熟睡的脸
我们跑下熟悉的窄楼梯，穿过正在滴雨的过道，登上一辆带铁栏的大客车。昏暗的暮色中，车一下子就拐出了院子，我都没来得及最后看清它一眼。
汽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外面基本上是漆黑的。尽管此时我们已经离自由不远了，但仍习惯于毕恭毕敬，我们都自觉地低头不语，绝不想在眼看将要获释的情况下出什么岔子。大概又走了一段八个多月前的来时路，到达台湾最北端的基隆，穿过灯光闪烁的市区，停在基隆港一处偏僻的码头。除了穿制服的警官，根本没有任何外人在场，原来设想的媒体记者的影子更没有见到，看来这里的新闻封锁相当有效。
基隆差不多是从台湾去钓鱼岛最近的地方，而我们几个要去钓鱼岛表达主权意愿的中国公民此刻却在这里被限制着自由，只能望洋兴叹了。
宜兰处理中心的郑明贤主任也从一辆警用小卧车里出来，胸前佩戴着他那闪亮的三杠一星警衔。他把我们五人叫到一起寒暄几句后说：“一切都算过去了，回去就不要再抱怨什么了。”我低头无语，回去后究竟该怎么说呢?我此刻不知道。
这时，又开来一辆大客车，下来几十名穿着“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号服的妙龄女子，看上去都是身材窈窕、面容娇好。后来才知道，她们是从新竹收容中心将要被遣送的，差不多都是被蛇头偷渡来的卖淫女。
据我所知，在遣返的女性中，有的是挺着怀孕的肚子或抱着婴儿回去的，甚至说不准孩子的父亲是谁。有个19岁的女孩儿，被蛇头以高薪找工作为名骗到台湾，随后就被囚禁在一个阁楼上，她不能出门，嫖客是由马仔带到阁楼来。她暗暗记下了头一个月就接客108个，而嫖客给的钱十分之九要被蛇头收走。
我们和她们被安置在一条“台马号”老旧的客货混装大船的底舱。我们五个在上铺，而下铺都有一名警员。
李涛拿出小包里出海时带的“二锅头”酒想庆祝一下，旁边的警员马上皱起了眉头，没想到带队的老队长说：“好，我做主，咱们干一杯!”说着，亲自打开酒瓶，把酒倒在瓶盖里分别递给我们喝，然后自己也一饮而尽。就这样，我们兴奋地把一瓶酒都干了。这位当过海军陆战队员的老队长忘情地说：“可惜我们这些军警人员现在还不方便回大陆去看看，不过我老家就在山东，我就是死了也要埋到大陆去!”
晚上10点半，船在动了，我忍不住试探着说：“我们在大陆就知道基隆港，要是能看一眼就好了。”老队长低头想想说：“好，再破例一次，我带你们上去。但是，你们可不能擅自走动啊。”一名警员马上伏在老队长耳边嘀咕几句，老队长一挥手说：“都要回家了，人家为什么要跑掉?”又转头对我们说：“我相信，你们不会跑掉。”
我们随老队长和几名警员沿着窄梯走上甲板，这条老旧的轮船正在缓缓驶出港湾，凉风习习，两岸的码头上灯火闪烁，在海面映出迷幻的倒影。我们几个情不自禁地一齐唱起了《鼓浪屿之波》。
没想到老队长和他手下的警员也跟着哼唱，这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情谊。在这似梦似幻的港湾夜色里，我们一遍接一遍地唱着，这是积郁在心头八个多月的情感释放，我们谁也不去看谁，眼眶也许都禁不住浸满热泪。我祈愿着：“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家乡。”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老队长意味深长地说：“台湾很美，大陆更美，可惜咱们中国人的心眼太小!”
半夜上厕所的时候，我经过那些女孩子的铺位，看到了锃亮的钢手铐把一只只白皙纤细的手臂紧紧铐在床头的铁栏上。最外侧的那个女孩儿，乌黑的长发遮住了半张熟睡的俊俏的脸……这一幕，令人难忘。
---------------
第十五、十六章 过海卒 莫回头
马祖岩石上赫然大字：“枕戈待旦”!
牢内的便坑，让我们兴奋了好一阵子
1月18日早6点，“台马号”客货混装轮停靠马祖岛，这里距祖国大陆已经近在咫尺。在空旷的底舱排队等候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大陆女孩子们都很整齐地双手抱头蹲着。在码头 上我们又一次被交接，匆匆与老队长握别，我们真诚地请他有机会一定要去大陆走走，他愁苦地笑道：“现在还不方便啊。”
我们再次被戴上手铐押上车。对面岩石上赫然写着：“枕戈待旦”几个大字，岛内的气氛显得很紧张，到处是军事禁区的标牌。警员命令我们趴下，不准向外看。七拐八绕，在一个小山坡后面的破败院子里停下，这里就是除宜兰和新竹之外的又一处“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我们看到旧平房里关着不少等待遣返的人，他们焦灼地站在铁栏杆里面。
像我们第一天进宜兰收容中心时一样，院内也是有两只正在溜达的瘦狗。一整天，我们五个关在一间房里无人过问，急得坐立不安。不过，这房里有便坑，让我们也兴奋了好一阵子，都轮流蹲在那儿美美地享受了大号的机会。我由此想到将来重新做个自由的人有多好，至少可以踏踏实实地大号了。
终于有个精干的公差送来一盆面条，我们问他在这里多久了，他笑着说一年多，并说在这里等上一年半载也不新鲜，还劝我们放宽心。这话真如闷雷击顶。大陆已经隔海相望，难道还要在这里无限期地等下去?就像你已经精疲力竭地跑了1万米，满以为即将扑向终点，忽然告诉你还要再跑上不知多远!
急也没用，幸好铁窗不高，能照进阳光，我们就贪婪地挤到窗下晒太阳。还能看见远处大海的一角，我们这几个航海者已经与海久违了，李涛说：“我真他妈的想跳下去痛痛快快游个泳!”王光满一再地嘟囔着：“真搞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邵愁着脸问我：“哥，你分析会是怎么了?咱们要在这儿呆多久?”我皱着眉说：“可能还在讨价还价。”后来得知，台湾方面在最后时刻又提出了附加条件。
夜晚，我们五个第一次挤在通铺上，第一次可以关灯睡觉。我们禁不住压低声音欢呼了一下。
这房子里有许多条脏被子，我们又铺又盖，感觉真是舒服极了。我们一方面做最坏的打算，抓紧商量下一步的对策；一方面不放过这个终于可以和人谈话的机会，各自讲述心里最向往的事情，自然还轮流谈起了和自己钟情的女人相识相恋的经历；但都不愿推测自己的女人是否已经变心，不愿想一旦自由后等来的会是什么结果。说实话，经过这番意想不到的挫折，我觉得人世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小邵拿出了他那位法学硕士未婚妻的玉照传给我们看，也许是为了显得粗犷些，他还带着脏话说：“他妈的，我女朋友真漂亮!也他妈对我真好!没办法。”
这一夜，我们都毫无睡意，由于憋了这么久，谈得很兴奋，以至让外面听到了，狱警吼道：“再讲话，把你们都单独关起来!”
1月19日，天一亮我们就坐起来等待消息，还是按习惯把脏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上午8点，外面开始叫名字，眼看着一批批的大陆客上车走了。9点钟，竟然叫到了我们!走到屋外，让我们脱掉“号服”，换上自己的衣服和鞋子，然后排队上车，许多大陆客最后一次高喊着：“谢谢长官!”表现出诚惶诚恐、感恩戴德的样子。这也难怪，谁都怕万一“长官”看你不顺眼，临时把你扣下。
汽车停在码头，我们又是抱头蹲在地上，一遍接一遍地点名、报数，终于戴着手铐登上插了青天白日旗的小艇。有人因为动作笨拙，最后又挨了棍子。马达响了，小艇向西驶去。挤在艇里的我们和大陆客都被手铐和链子串联在一起，警员和驾船的人对这些将要离去的同胞仍然既鄙视又严厉。
一步迈上祖国大陆的土地
朝着远离海岸的方向疾走
终于等来了我在本书开头所讲述的那一刻：2001年1月19日，临近上午11时，越来越接近那广阔的海岸，已经能看清岸上的村舍和聚集的人群。11点整，三条从马祖来的台湾小艇 依次靠岸。我随着同船的大陆客们钻出船舱，外面的光线挺刺眼，我一步迈上祖国大陆的土地，回头瞥一眼遣送我们的台湾小艇，深深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
噩梦醒来，心绪却出奇的平静。并没有如牢中无数次想像的那样亲吻热土、长跪不起，而是抓起简单的行囊，拖着虚弱的身躯，朝着远离海岸的方向疾走，再也没有回一下头。
我们五人习惯性地分别拉开三五米的距离，在武警战士的引领下来到一辆贴着深色窗膜的面包车旁。此刻，远道来接我们的亲友们早已焦急地等在码头外面。我们像其他被遣返者一样，先要进福州市第二治安拘留所，它位于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洪塘村。
在拘留所的一间办公室，几位省里相关部门的领导已经落座。我们低着头鱼贯进入，在得到“请坐”的允许后，我们很不适应地端坐在松软的长沙发上，身板挺直，其实只坐了沙发的外沿儿。一名武警战士在我们面前的雪白瓷杯里一一倒上热茶，我们同样感到很不适应，尽管口干舌燥，却没有谁去碰杯子。
对面的一位领导刚一开口：“唉，你们……”我们五人立即条件反射地齐刷刷站起来，有人还脱口而出：“是，长官!”五人都站得笔直，听候着教诲。那位领导惊讶地看着我们，连说：“坐下，坐下，不用站起来。”我们相互看看，确信听清后，才迟疑着坐下。
他接着说：“你们辛苦了，受委屈了。我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说，你们的行动是爱国的。虽然，你们事先没有必要的请示，但我在这里没有批评你们的意思，两岸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你们只要接受教训就可以了。据我们所知，你们在那边顶住了种种压力，很不容易。希望你们回去后好好休息，不必背任何思想包袱。我们会向你们各自的主管单位打招呼，请他们也不要再给你们施加压力。”他看了看旁边的其他领导，他们也都点点头。
我们在拘留所接受了例行讯问，履行一系列的手续，也包括照正面和侧面的标准像。交接手续终于办妥，我们被带到院子里的时候已经天黑了。在凉爽的晚风中我们急急地走到大门口。我知道，弟弟和我的同事及其他几个人的亲友已经在拘留所外久等了。
在门口依次交验身份证件。我是最后一个走出来的，相机的闪光灯一闪，同时一大捧鲜花塞到我怀里。我们兄弟俩再次拥抱在一起，我知道并不强壮的弟弟这八个多月来承担了营救我们的重任。
自由了。有谁了解这自由的滋味?
我本能地叫：“肉夹馍！快停车！”
贴在老爸耳边：“我比走时还好!”
我们登上面包车，一刻不停，直奔厦门。
这一整天，年迈的父母亲都守在家里的电话机旁，弟弟不断地向他们报告消息。电话再次接通，我迟疑着，怕听到他们焦虑的声音。我听到了他们的呼唤，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我说：“我平安无事，毫发无损，你们再不必为我担心了。你们从今往后的任务就是好好保重身体!”父母用很高的嗓门叫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