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梦中突然被喝令声惊醒
自此落入漆黑莫测的旋涡
我在美梦中被突如其来的喝令声惊醒，舱外传来嘈杂人声和震耳的马达声，看一眼腕上的夜光表：5月14日凌晨两点。上面有人喊：“停船检查!里面的人都站出来!”恍若身处港台警匪片中。
我们急忙爬起来探身舱外，强光晃着眼睛，海风寒气逼人，只见一条悬挂青天白日旗 的大船紧靠过来，上面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穿橘黄色制服、扎荧白色反光腰带的人。老魏仰头向他们解释：“我们是从厦门出发的帆船航海者......”但没人理会，也没人告诉我们触犯了什么，或是向我们发出驱离的警告。两名警员纵身跳到我们的小船上，一边喝斥着，一边很麻利地将舱内物品翻了个底儿朝天。
我们如实解释：我们是大陆航海者，船体和船帆上也有明显字样。我们只是要环绕台湾岛，还要去钓鱼岛，表达中国人的意愿。因为日本人在岛上建了神社，插了国旗，中国民众应当有所反应。
这些同胞根本听不进去。下面的警员与上面的人在对讲机中用台湾方言通话后，生硬地说：“要带你们上岸检查，履行一下手续，没问题就会放你们。”之后命令我们中间的三人上大船，另外两人留在帆船上。我们以为，都是同胞，还怕有什么说不清的?就没再争辩。当然，争辩也无用。
我们这条8米长的帆船被套上绳索，强拖着改变了航向，驶往台湾岛。途中，绳索竟两次拉断，苍天有知，准是我们这条神气的小船根本不情愿这样被别人在海上强行拖着。对方说我们被扣时距台湾海岸8.5海里，但无从对证，我们事先也未获得警告。即便如此，参照《国际海洋法公约》，我们这样的船在离岸12海里的海域也可以“无害通过?；《公约》明确规定：“通过只要不损害沿海国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就是无害。”并规定“通过应继续不停和迅速进行”。这些情况，我们都符合；何况，两岸还是一个中国。
谁会料到，我们几个爱国的航海者不惧风浪，却难逃人祸，自此落入了比大海更漆黑莫测的旋涡。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情况是，被抓前的夜里李涛替换我掌舵后，不久魏军也困乏不支，在后舱睡下了。由于夜黑，固定在舵柄上的简易罗盘在摇晃中很难看清，方位校正不准，必须不时用手电筒照着辨识；加之为安全起见，不宜离海岸太远，所以与原来标定的航向相比，有些偏向东南。李涛模模糊糊看到远处有个亮点，以为是航标之类的装置，没太在意，离近了才发现是条大船，而探照灯的强光已经照射过来!对面那些全副武装的台湾海岸巡防警先是如临大敌，之后如获至宝。
也许我们踏上台湾的这一小步
对两岸来说是了不起的一大步
那条航速约10节的大船足足跑了3个小时，天色渐渐泛白，依稀看到前方的海岸，那就是我们曾经心仪已久的祖国宝岛台湾。海滩上布满了钢筋混凝土的抗冲击装置。
已经看到了岸上的行人和车辆。船驶入一个小港湾，在另一条同样的大船旁泊靠，我们被押着沿一块踏板上岸，没想到就这样踏上了台湾!这对我们来说的“一小步”，对两岸中 人来说或许是了不起的“一大步”。我们当时更不可能想到，上来容易，下去难，此后将要承受8个多月的煎熬。
从牌子上看到，这处码头是台湾“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第四海巡队驻地。我们上岸后首先主动将所有胶卷和身份证件交由他们检查，希望他们能尽快明白我们此行的动机十分单纯。时辰尚早，他们让我们坐在楼房外原地等候。这时随着哨声，旁边停靠的几艘炮艇上下开始忙碌起来，一些穿黄绿色军装的人列队集合，之后又紧张地操练。
大约早上8点，上班的人陆续来了，我们被带进海巡队办公楼，并被限制了自由，连去厕所都有警员一对一地看着。很快，我们被分开讯问。一个愣头愣脑穿橘黄色制服、扎白腰带的警员将一张竖排格的纸拍在我面前，我看清右侧写着“大陆偷渡人员讯问笔录”，立即声明自己根本无意“偷渡”台湾。那小子瞟我一眼，起身出去了。很快气势汹汹闯进来三个人，为首穿花衬衫的黑脸胖子抬手劈头盖脸就打，我毫无防备，眼冒金花，听见他吼道：“他妈的!让你写你就写，哪来那么多屁话!”我霍地起身，旁边两个黑衫壮汉立即逼上来。那个胖子翘起大拇指，一副流氓相地说：“怎么着？不服？出去单挑！”
接着，他把一叠照片拍在桌上，又吼道：“这他妈就是你们拍的照片，都是军事机密!你们等着倒霉吧!”
我的心一沉，明白了，他们并不肯善罢甘休，存心要小题大做。即使如此，我仍然相信，这只是个误会，很快就可以澄清。
一整天都在审讯，问得很繁琐，态度蛮横，有关我们的基本权利一概没人告知，没收封存了我们的手机、照相机、证件、钞票等所有个人随身物品。我如实讲明自己的身份、此行目的、航线和实施经过。不管怎样，我们既没有抱任何不良动机，也没有任何不良行为，整个过程很简单，他们没有理由为难我们。
有人让我们依次去量身高、照相。我被迫站在一面白墙前，灯很晃眼，照了正面，又照两个侧面，我知道这模样照出来就像通缉犯。之后，要在模板上取指纹，从每个指肚到手指，再到手掌，不厌其烦地让我们按来按去，稍不清楚，又得重来；按完黑手印，又按红的。这一通折腾，我按的各式手印大约不下一百个!
这期间，有个看上去养尊处优的官员走过来冷冷地说：“你现在已经记录在案、存入电脑了，无论你日后什么时候再踏上台湾的土地，马上就会受到监控的。”我心想，到统一的时候我再来，恐怕不至于有那么麻烦吧。
见我没表态，他又轻蔑地数落起大陆这也不好、那也糟糕，我实在忍不住反问道：“你是不是觉得在中国大陆人面前很有优越感呀?”他脸色一变，无趣地走开了。
平生头一回感受手铐的冰冷
“我们一上岸还不被抓起来!”
当晚9点，我们几个被叫到一起，有人拿来一串哗哗作响、亮闪闪的手铐，也不解释就往我们手腕上扣。我说，我们根本不可能跑掉，没必要这样做。但没人听，有人抓住我的手，抡圆了铐子往手腕一磕，金属的铐子就张开口，那人熟练地一按便卡住了，他还特意转了两下，使铐子内侧紧卡住我的手腕。看来，让一个有尊严的人无辜失去自由真是太容易了。这是我平生头一回感受手铐的冰冷。
我们五人被四副手铐连成一串，我左侧是李涛，右手与邵勇言相连。我们被驱赶着跌跌撞撞走出房门，学生气十足的小邵一定也是首次戴手铐，他在微微发抖，左手下意识地抬起放下，拉得我右手腕生疼。我低声对他说：“没关系，很快就会完事。”同时，我自己也不能不咬紧牙关。在这异乡的暗夜里，感觉自身的处境就像是在噩梦中。
我们费力地登上一辆囚车。车子穿过台南市区，也许因为是地震多发区，街两旁大多是二层老旧铺面房，道路狭窄，车流有序，霓虹灯和招牌密布。坐在前排的警员问我们：“怎么样?台南漂亮吧?”我照直说：“比厦门差远了。”那人不信。
车子开进一座院子，可能是台南地方法院，将我们带到一间大屋里，一面墙上有两排监视器，从中可以看到看守所各个牢房的情形。我们被移交给这里的人，并被告之这是必要程序。
有人就像对待刚抓来的流氓、小偷一样，态度粗暴地把我们带进牢中，实际上是一间间的铁笼子，每个笼中只有一个小便池和一个冰凉的石头台子。我和小邵关在一间，铁锁哐地锁上时，心头不免一紧。我看到对面的笼子里躺着半死不活、衣衫褴褛的人，好像还有吸毒者。我联想起曾经采访过的看守所、监狱、少年管教所、戒毒所，这一次却不再置身事外，真的“体验生活”了。
我们穿得很单薄，都缩着身子，默默无语，不知将如何在这冰冷的笼子里熬过长夜。不久，有人开门了，叫我们出去，进到一间法庭里，对面墙上有孙中山像和青天白日旗。一个戴眼镜、皮肤白白的人穿着制服端坐在高背椅上，他旁边是一位瘦弱的女书记员。许多天以后，我们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叫黄朝贵，乃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就是这位像个泥塑的人，日后240多天里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我们五人的命运。
这位戴眼镜的黄先生像翻弄书摊儿上的旧书一样翻了翻桌上的材料，眼都不抬地问：“谁是魏军?”
“我是。”老魏在下面仰头高声回答。他身体的晃动，使我们连在一起的手铐哗哗作响。
“你是船长吗?”上面又问。“就算是吧。”魏军回答。确实没有人正式任命过这条民间帆船的船长。
“你们来台湾干什么?受什么人指使?拍了什么照片?”上面问。魏军连忙加以解释，我们几个也忍不住插嘴说，只想从海上绕过台湾去钓鱼岛，由于在单调的航行中忽然看到岛屿，出于好奇拍了一些风光照。
黄先生这才抬眼扫视我们一下，显得不大愉快，也无心听我们诉说，便草草地结束，挥手让人将我们带走。
我们几个互相递个眼色，还真以为过堂如同走过场，暗自庆幸没有什么大麻烦。
谁知，次日继续在海巡队接受讯问。不过他们说得没那么严重了，一位官员还关切地问我们：“回去时航行的燃料够不够?用不用补充什么给养?”我们深表感激，但说什么也不愿再麻烦他们了；他们还劝我们不要客气，以至双方口头上推让了一番。
魏军和李涛马上转忧为喜，站在墙边的一幅地图前比划着继续航行的路线。看守我们的警员也显得轻松起来，和我们一起闲聊。他们中的多数人父辈来自大陆，对大陆情况及海峡两岸的异同颇感兴趣。我们兴奋地向他们介绍祖国大陆的风光、民情、文化、饮食等等，热诚地邀请他们到大陆旅游、做客。不过，他们都异口同声很认真地说：“我们不敢去大陆，一上岸还不得把我们抓起来!”他们对大陆的认识比较片面、滞后，他们所想象的情况似乎还停留在十年以前。
李涛是个实在的汉子，把自己最宝贝的两瓶“红星”牌56度二锅头酒和整条“金桥”牌香烟硬塞给这些新结识的台湾朋友。这酒本来是准备留待凯旋时庆功的。我们还把路上带的饮料、八宝粥从船上抱来摆满一茶几，请他们品尝。他们刚好查扣了一条台湾渔民的走私船，也把没收的“长寿”牌香烟拿给我们中的吸烟者。不知怎么，这让我想起《西线无战事》中双方士兵在前线坑道里相聚的那一幕。
这时，小王尤其显得轻松从容，谈笑风生。小邵问他：“你不觉得紧张吗?”小王笑道：“我早就知道，不会有事的。”他还补充一句：“我是最有定力的。”
下午5点，经我们一再请求，他们同意我们在监视下用自己的手机给家人报个平安。我接通了弟弟的手机，简要告诉他，我们在航行中被台湾当局扣留了，目前在台南。没什么事，一问清楚，过两天就能回去。为避免不必要的惊动，不使事态复杂化，我嘱咐他先不要声张。然而，事实证明，这仅仅是我个人的善良愿望。待我们再次与大陆通话，则是四个多月以后的事了。
当天晚上，那几个态度最狠的穿便衣的海巡队官员们忽然对我们格外客气起来，让我们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娱乐频道，但强调不准看新闻；又拿来收缴的走私香烟，还将一把花花绿绿的糖块儿撒在桌上，就像有什么喜事。他们称兄道弟地与我们攀谈，笑着说：“明天就让你们回去了。以后我们去大陆玩儿，可别不认识啊!”感动得我们中的几个人争先恐后地给他们留电话、地址、电子信箱号，恨不得下星期就能在大陆迎接对岸朋友的光临，到时一定要请假陪客人好好转转。
这个晚上我们五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在沙发和地铺上都睡得特香，李涛的呼噜打得格外响。屋里的日光灯一直亮着，两个穿制服的海巡队员通宵坐在椅子上；而我们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所以没心思理会他们。
戴手铐坐囚车“游览”半个台湾
去往宜兰的路边陈列着“槟榔女”
5月16日一早，我们是被吼醒的。想着很快就能重新起航，我们还轻松地说笑。不料，坐在一旁的那个板着脸的警员突然将一把椅子砸过来，吼道：“他妈的!闭嘴!”
紧接着，有人态度生硬地押着我们一个接一个去上厕所，之后将我们带到楼门口，那里已停放着一辆绿色面包车。我们猜想将要踏上归程，万没料到，几个穿警服的人不由分说 给我们戴上手铐，押解上车。我们急问这是去哪里?一个穿便衣的人阴笑道：“让你们好好看看台湾的风景!”八座面包车除司机外，塞进我们五人和三名带枪的警员、两名便衣，我们中的两人只能在座椅后面的空间里蹲坐了7个多小时。
车驶离码头的时候，我们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小帆船，连我这个上船没几天的人都觉得它像一位老朋友；它孤零零地拴在角落里，帆已落下，被浊浪反复拍打着。
我们沿着台湾西海岸高速公路环线“上路”，当时尚不愿想这将是一条通往牢狱之路。两个穿便衣的人坐在司机旁边的前座，三名带手枪的海巡队员坐在我们对面，表情冷漠。我们几个心情压抑，又处于看押中，都沉默无语。由于坐得挤，李涛的大脚碰到了一个警员的皮鞋，那人跺跺脚，瞪了李涛一眼。
从带铁栏的车窗望出去，高速路两侧的景物相当单调。从闪过的路牌看，经过了台南、嘉义、彰化、台中、新竹、台北等地。从台北市区外高地上穿过时，感觉这座城市并不如北京或上海气派。中途在一处山谷间停车解小手，连手铐都不给摘。一名便衣指着面前的山岭说这是个著名风景区，台北市民都爱来此度假。旁边的游人一看见我们几个，就像遇到了瘟疫，都马上躲得远远的。不过，在这里并没有看到什么名胜古迹，这样的山景在大陆许多地方随处可见，更不用说与名山大川相比了。
我做梦也想不到，作为一名祖国大陆媒体的记者，竟有幸戴手铐、坐囚车“游览”了小半个台湾。
过台北后，转入一般公路。沿途有一种景观，倒的确是在大陆见不到的，那就是一个接一个售卖槟榔的玻璃小屋，尤其还有穿三点装或超短裙的“槟榔女”。后来知道，台湾槟榔成灾，台北人每天就要嚼掉数百吨的槟榔。而靓女辣妹们纷纷应聘作槟榔推销女，如同街头橱窗，不遗余力地帮店主赚上一把。据说，槟榔女的月收入一般在新台币3万元左右(约合七八千元人民币)。同时，不少槟榔女还会做做槟榔以外的生意。
那三名穿制服的海巡队员对沿途的槟榔女格外注意，一个不漏地行注目礼，有时还探出车窗做鬼脸、打Kiss或怪叫，然后几个人哈哈大笑，开心不已。
而我们挤在一起，闷热难耐，只觉得手铐越卡越紧。外面本来会令我们大陆人员感到新奇的一切，此刻毫无吸引力。只是出于记者的习惯，我才用余光瞥一瞥，为的是记下自己的见闻。在我们心情十分压抑的时候，几名警员却在聊着出这趟小差各自能得到多少补助，与坐在办公室比划算不划算，然后又心照不宣地说起返回时绝不能留宿在偏僻的宜兰，而要到夜台北去耍一耍。
5月16日下午5点，囚车驶进台湾岛东北端的宜兰县罗东镇。在这座小城镇的边缘，经过一段坑洼不平的路面，车子七转八拐来到一堵土灰色围墙外，驶入一扇大铁栅栏门的同时，我看到铜牌上写着“内政部警务署大陆地区人民宜兰处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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