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不挂站在明晃晃的墙边
“这些‘匪币’都要烧毁!”
我们被带进一座老旧的楼房，走廊里有两只无精打采的瘦狗在溜达。上到二楼，见两边房门上有“提讯室”之类的牌子，进了一间大屋，长条桌后面已经坐着一排人在“迎候” 了。有人让我们靠墙站直，然后带我们来的人就与他们交接，声音压得挺低，神情暧昧。我们眼巴巴地望着他们，连声说：“你们别不管我们，你们清楚我们的情况，请帮我们说说话!”可是那几个人阴险而得意地笑笑，说：“好好呆着吧，你们会习惯的!”之后扬长而去。大概他们早就急着去台北的夜总会耍了。
这时候，我还是没有在此久留的思想准备，仍然抱着暂时耽搁几天就会澄清的幻想，甚至以为会把我们安排在“招待所”之类的地方。而粗暴的喝令让我们猛然一惊：“喂!他妈的，看什么?!都给我手抱头站好!”我申辩我们并不是犯人，一个小白脸儿紧逼到我跟前，上下打量着冷笑道：“放心，很快就会让你知道你是什么人!”紧接着，有人挥着警棍恶狠狠地吼叫：“把衣服都脱掉!全脱!一件不剩”我感到血直往上顶，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
吼声继续在头顶上炸开：“快!快脱!”当着一屋子人，当着一张张令人憎恶的嘴脸，我们五个一丝不挂地站在墙边明晃晃的灯光下。这就是同胞，让我们几个从海上环绕台湾、去钓鱼岛表达民族意愿的人蒙受屈辱。而这才是刚刚开始。
他们又命令我们原地转几圈，以确证身上没有夹藏异物。然后让我们蹲下，把各自旅行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在面前的地上，一件件地由他们翻检。临行前母亲给我带上的那袋无糖巧克力被粗暴地撒在地上，任人践踏，话梅和饼干也被扔向垃圾筐。那个小白脸儿(旁边的人叫他“小帅哥”)说：“别心疼，等你出去时，早就喂耗子了!”他对我的东西检查得格外仔细，捏起菲力普剃须刀、瑞士小刀，甚至777牌指甲剪说：“嗬，你们还有这么高级的东西?”又捏起我出差携带的人民币说：“按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这些是‘匪币’，都要没收，烧毁!”
这个人物后来常和我们打交道，是所谓“清查组”的成员，据说有军方背景。他是典型的奶油小生类型，自我感觉良好，脸颊像是浸过牛奶，戴副白框眼镜，嘴唇鲜红，总湿漉漉的。后来发现，这张嘴时常发出刻薄或幸灾乐祸的言语，就是北京人说的“特不懂事”的那种。
我们的个人物品被全部没收，海水和汗水浸过的衣服都塞进袋子里。每人领到一个小纸盒，里面放着一截无柄的牙刷(以免被磨成利器)、一条黄毛巾、一块肥皂、一卷手纸、一小盒牙粉，这就是此后在这里的全部财产。我们穿上白背心和三角短裤，上面都用墨笔大大地写着各自的名字，连脚下的薄底塑料泡沫拖鞋也不例外。我的编号是6636，也就是说，在我之前已至少有6000多名大陆人在这里拘押过(后来得到证实，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之后，我们就这副模样，抱着小纸盒，排成一列，被押出房间。经过楼梯和过道，进了后院的一扇厚重的大铁门，值班警员用鄙夷的眼光打量我们一番并进行交接，身后的大门便哐地关上了，自此我们完全与外界隔绝。
我恍惚地抬眼看到一些穿着“号服”的人跑来跑去地忙碌，有的在抬饭，有的在刷洗，我想这些就是以前隐约听说过的大陆“私渡客”。几个持警棍穿制服的人背着手溜达，大陆客每当经过他们面前，都把右手举到光头下的眉梢处，行标准的“国军”军礼，同时高呼：“长官好!”然后赔着笑脸，显得很顺从的样子。
我想我们至少不该和形形色色的“私渡客”关在一起，而会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地方。
我们被带上狭窄的楼梯，来到一处铁栅栏门外，牌子上写着“乙区”，那里面是真正的狱区了。可以看到还有铁栅栏隔成一间间的，有不少光头在极力往外看，有的还在嘲笑我们这几个“新来的”。警员命令我们双手抱头蹲在墙根，一会儿，有人把几个铝饭盒扔在我们面前的地上，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坨米饭、几块豆腐和几片菜叶。我们又冷又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大个子李涛可能是蹲得腿酸了，把毛巾垫在水泥地上正要坐下，不料对面的警员一下子把警棍扔过来，幸好是砸在墙上。李涛毕竟也是条北京的汉子，本能地要起身讲理，我向他递了个眼色，李涛把头低下了。
这时候，有一队大陆客跑回来，立定，齐声喊：“长官好!”那个一脸横肉的警员余怒未消，喝道：“听口令!把裤子脱掉!”
大陆客们并不迟疑，又齐声喊：“是!长官!”齐刷刷把里外裤子都脱到膝盖下，然后赤裸着原地蹦跳；又转过身，重复蹦跳。那个警员挥挥手，大陆客边提裤子，边喊：“谢谢长官!”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属于幸运儿，是获准出监房在狱区内做杂务的“公差”，这是刚干完活回来，要检查身上是否夹带了东西。
我当时还对他们生出一丝怜悯，没想到不久就要对他们倍加羡慕了。
一样的光头，两样的情怀
绝不做有辱国格人格的事
我们被带到顶层的四楼，白牌子上血红的字：“丙区”。不久后我就明白，丙区关的都是最倒霉的人，条件最差，看管最严，被关者的人身权利剥夺得最彻底。凡是新来的都要 先到丙区，每个在押者都会希望从丙区一步步熬到相对好一点的乙区、甲区，相反，如果你犯了戒条，就会从甲区或乙区发配回丙区作为惩罚。遗憾的是，我直到离开的那天，也没能到向往已久的甲区或乙区呆呆。
进入铁栅栏门，我们再次被交接，然后被带进一间空屋，靠墙根站好。狱警吩咐一名公差给我们讲里面的规矩——诸如见了“长官”要喊：“长官好!”有事要喊：“报告长官!”做完事要喊：“谢谢长官!”点名要答：“有!”同时要右手握拳高举，否则一定会受罚。
屋中间放着一张折叠铁椅和一块黑布，狱警又叫另一名公差给我们剃头。第一个叫到魏军，他的一头长发已经留了一年多，原来发誓航海不成就不剃。所以他被按在椅子上时，一边躲着举过来的推子，一边申辩：“别推，我们只是临时关押。”公差露出诧异的神色，有些为难。那个狱警扭过脸来，凶狠地吼道：“什么?不行?”说着，抢过推子按在魏军头顶上叫着：“行不行?”魏军咬着嘴唇吐出几个字：“你看着办吧。”“行不行?!”狱警高八度地叫道。魏军咬着牙说：“长官看着办。”狱警狠狠地在老魏头发中央推出一道沟，让人不忍目睹，还戏弄地笑道：“这样行不行?”旁边的公差只好赔笑点头。
没多一会儿，我们五人就变成了清一色的光头。这是我自当年作为野战军的士兵参加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以来，又一次剃光头。那时是我们递交请战书，纷纷争先恐后剃头；这回却是万般无奈，被人不明不白剃了头。真是一样的爱国，两样的情怀。
我们在厕所里哆嗦着冲了冷水澡，老魏问“有热水吗？”狱警骂道：“热水？你还喝茶哪！见鬼！”直到后来最阴冷的冬季，我们都没能冲上一次热水澡。
我们被带往牢房。经过值班台时，见几名狱警歪戴帽子、叼着烟，脚踩在椅子上甩扑克，面前摆着花花绿绿的钞票。一名大个子公差拉了我一下悄声说：“小心!值班长官今天不爽。”
牢房里除了光板地铺和墙角的一个塑料尿桶外，别无它物。我们五个一溜坐在“床”边，相互看看：光头、背心、裤衩、拖鞋，不禁都“扑哧”笑了。经过这一连串刺激，哥儿几个能关在一起就很知足。我们定定神儿，相互鼓励并一致达成共识：“无论发生什么，绝不能做有辱国格、人格的事!”这时候我们已多少意识到处境的险恶。
没交流上几句，就有人“咣”地砸门吼道：“带上东西出来!”我们排在楼道里，狱警高声点名：“王光满，14寝；李涛，15寝；魏军，16寝；张力，17寝；邵勇言，18寝。赶快进去!”
公差哗啦哗啦地打开铁门，我进了17号囚房，见里面是上下通铺，在床边满满坐着一排十几个跟我一个模样的大陆客，看上去都是干体力活的。有人在中间腾出一小块地方，我挤坐上去，旁边一个四五十岁干瘦的人示意我要像他们那样盘腿打坐。我照着做了，抬眼看墙上整齐地挂了一排写着名字的黄毛巾，它们正散发着阵阵汗馊味儿；身后是一排棉被，叠得像豆腐块儿一样方正，但都又脏又旧。
旁边那个干瘦的人塞给我一个空矿泉水瓶，嘱咐我：“加水的时候用它，没水不成。”我这才感到口渴得不行，他把他那瓶水不知从哪里摸出来，拧开盖儿，自己先喝一口，然后递给我说：“喝口吧。”我深怀感激地抿了一小口。
这时，外面喊：“加水了!”大伙儿呼啦拥到门口，争着把塑料瓶举到铁窗棱上，外面的公差用大塑料桶在灌，而后面的人还是没能灌上。
我脑子里想着该怎样尽快适应这种另类的环境，尽管我本来的经历也不算单纯。突然铁门又开了，一个狱警叉腰在门口命令：“除了新来的，统统抱上东西出来!”一转眼的工夫，人就全跑出去了，空荡荡的牢房里只剩下呆呆的我。
门重重地撞上，我的心也“咯噔”沉下去。看来，我们五个享受的是重犯待遇，全都单独关押。从这点说，我们的到来确实给狱方添了不少麻烦。那个狱警在门外叫我的名字，我本能地答：“到。”狱警骂道：“妈的!你是国军?还是共军?在台湾要答‘有’!”然后，他指着门边墙上贴的两张发黄的纸说：“好好看看这个，要背牢，随时考你!”我走过去看，是“管理规则”，大约有20多条“不准”，以及若干条处罚措施，包括罚站、推迟遣送、关强制室等等。
共12个铺位的双层光板铺占居了这间囚室的大部分空间，“窗户”是一块大铁板上打了一些洞，我站到床板上看到窗外还有铁栏杆和铁丝网，远处有点点灯光。我颓然坐下，无奈地想抓一抓头发，但只摸到了光头。我发现对面墙上刻着一排排的“正”字，还有“平潭某某某79天”、“福清某某某103天”等字样，以及从1993年以来的年月日。我又低头看见床板上也刻了许多“正”字，可知有多少人曾经在这里一天天数着，度日如年，六个歪歪斜斜的“正”字就是整整一个月的生命时光呀!我也用指甲费力地刻下自己的第一道印记。看着前人留下的一片片“正”字，我抱着侥幸心理想，自己顶多刻上两三个“正”就够了。
细看起来，床板上还刻了一些“励志”的话，诸如“观棋不语真君子，起手无悔乃丈夫”，“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遇狗欺”等。
公差抱进来一条又脏又臭的被子，同时外面响起尖利的哨声，有人喊：“准备睡觉!”公差对我说：“动作要快，再吹一遍哨就必须躺下。”我毕竟当过兵，把被子连铺带盖，一卷手纸作枕头；对着塑料尿桶的小口撒了第一泡尿；去找灯的开关，发现屋里根本没有，房顶上那只惨白的灯还用铁丝网罩着。日后的八个多月里，这盏灯就像是照着孵蛋的鸡一样，不分昼夜从没关过。
我仰面躺在床上久久地发愣，沮丧地意识到自己已经由一个有尊严的大陆公民和记者变成了台湾牢中的囚犯，就我从小到大所受教育和以往经历而言，这个打击实在如同一下子跌入深渊。
我们五人自此沦为台湾宜兰“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丙区的在押者，作为“特敌对象”，与数百名“私渡客”关在一起，开始了暗无天日、遥遥无期的囚禁生活。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处理中心”这个名称起得很有学问，兼有管理和修理双重含义，尤以修理人为其特色。台湾共设立了三个专门收容大陆人员的“处理中心”,他们居然还给这些地方起了个很动听的名字，叫作“靖庐”，不知道的人会误以为是疗养胜地一类的地方。在人多的时候，宜兰大约关押600人，新竹关押600名男性和200多名女性，马祖关押着大约500男女。有一名因持假护照在台湾蹲了一年监狱的人后来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专门关刑事犯的监狱也要比这里强十倍!”可见，这里的确是台湾的一个黑暗死角。
后来我知道，对我们五个还算是“优待”，大陆客们刚进来的当天都要先在禁闭室外的铁栅栏上整整铐上一天；而如果是在新竹的收容中心，新来的就要在水泥地上先打坐三天再说。
与此同时，一个弥天大谎开始在台湾岛内外蔓延，海巡队早在将我们抓获上岸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召开记者会，对外宣称抓到一网大鱼，而且是稀有的很吊人胃口的品种——“共匪谍船”。并离奇地捏造说我们携带了“夜视器材”和大量美元、新台币，偷拍了许多“军事目标”等等，为台湾某些媒体提供了难得的报料，也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当作向祖国大陆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一切都是我们在牢中想像不到，或者说根本不愿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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